1.如何让对方敞开心扉，消除对方的心理戒备
面对可能面临的法律制裁，每一个犯罪分子都会产生强烈的畏罪心理，这也是他们采取心理戒备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出自动物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是每个人都有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在日常的人际交往，还是FBI的审讯过程中，如何打开对方的心扉、消除对方的心理戒备就成了彼此交流是否成功的第一步。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说，大多数人都认为祸从口出，往往不主动开口说话，即使是开了口，也都是经过严密思考的，也会尽可能避免矛盾和漏洞，不让他人抓到把柄和突破口，以此来营造一个自我保护的体系。
然而，对FBI来说，那些不肯开口说话的嫌疑人普遍缺乏安全感，他们对外界的不信任感是非常严重的。为了解释清楚这一现象，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安全感的含义。对于安全感的释义，人们是这样说的：它是对可能出现的身体或心理危险的一种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事情时的有力或者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感。联邦警察强调，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如果将这两个词好好地运用起来，那么和当事人的交流就一帆风顺了。这两个关键词就是“确定感”和“可控感”。
为此，FBI总结出以下几点来应对其与嫌疑人展开的心理战：
（1）选取适当的时间单独和当事人交流，以此保证对方的“确定感”
这种方式被更多地运用在部分案件知情人身上，因为害怕遭到报复、袭击等，相当一部分目击者、知情人都对向警方提供情报心存芥蒂，这就必然会影响案件的进度。历史上主犯杀害知情人、目击证人的案例比比皆是。所以，很多时候，保护知情人就成了FBI的头号任务，而在此过程中，一个安全、私密的交流空间也就必不可少了。
FBI在调查知情人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对方比较熟悉的地方碰面，以此来减轻他们对环境的陌生感和不适应程度。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当然，FBI会尽量避免在知情者住所中展开调查的情况，因为只要这些知情者在潜意识里认为向警方提供证据是危险的，那么他们就更不乐意将这一危险的行动安排在自己家中。所以，FBI往往在和知情人交流的时候，会选取一个“第三方地点”，比如知情者熟悉的某家咖啡厅的一角。
而FBI在审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时，如果协同审讯的警察太多，也会使得嫌疑人产生心理上的不确定感，他们会怀疑自己到底可以相信哪一个人？同时，人多势众的“敌方”也令他们反感，于是跟警察对着干、不配合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在审讯嫌疑人的时候，联邦警察往往会在安静的小屋子中进行，且只留下嫌疑人和一到两名警察。
一次偶然的车祸，使苏菲成为一起恶性连环车祸的目击证人，但是她却不愿意为警方提供证词，这一点引起警方的怀疑，最开始他们认为苏菲和肇事司机有关系，但是后来经过调查，这名司机并不认识苏菲，警方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强行审问苏菲。这个时候，经验丰富的FBI在经过对苏菲的观察了解之后发现，苏菲是一个非常善良懦弱的人，胆子很小，为人很谦让，结过婚，但是后来和丈夫分开了，一直承担着单身妈妈的职责。
为此，FBI就认为，苏菲不愿意指证肇事司机，更多的是为自己和孩子的安全着想，于是，FBI总部特别委派了一名女特工专门负责打开苏菲的心结。这名女特工接到任务后，带苏菲参加了一次化装舞会，就在这个嘈杂热闹的舞会上，苏菲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心扉，原来早在车祸发生前，她就偶尔听到有人秘密筹划这起车祸，她疑心这是一起和黑势力有关的谋杀案，由于担心自己和孩子的安全，所以她选择沉默。
最后，案件被顺利告破，然而这只是一起普通的酒后交通事故，并不是苏菲以前偶然听到的那个密谋。苏菲在这起案件中就扮演了一名知情人的角色，由于她缺乏确定感，对自身的安全有很大担忧所以不愿意同警方合作，但是聪明的女特工成功地帮她解除了恐惧，让她说出了她所看到的事。
（2）通过示弱来带给对手安全感
很多时候，FBI在面对嫌疑人的时候，通过一时的示弱也是其取得情报的手段之一。这一点和自然界中对立万物的道理是一致的，一方表现得强势了，另一方必然就表现得孱弱，反之亦然。
通常情况下，人与人的交流应该是在同等的心理水平线上的，但是这条水平线会因为两人的身体条件上下浮动，处于正常水平线以下的人就会觉得压抑，缺乏安全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很难将自己心中的意念全部托出，就会阻碍彼此的交流。对FBI来说，这点在和知情人的交流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FBI就处在知情人的对立面，所以在很多时候，如果需要增强知情人的自信心和安全感，那么FBI就需要通过向对手示弱来达到这个目的，进而抬高知情人的心理水平线，让他们毫无顾忌地将实情全部说出来。
有一次，在地方警局审理一名顽固的盗贼过程中，他们用了很多招数都不能使这名大盗开口供出自己的同伙，尤其是一些过激的言行十分令犯人反感，导致他再也不肯开口说一句话。
FBI后来介入了调查，对这名罪犯进行分析后得知，由于这名嫌疑人在平时生活中很缺乏安全感，也很反感暴力。为此FBI从队伍中挑选了一名身材瘦小的特工，由他单独审讯对手。
当这名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FBI走到强壮的犯人面前时，这名犯人立刻坐直了身子，而他很久以来都是半弯着腰，但仍然一言不发。FBI知道，他们目标的第一步已经达到了。之后，我们的特工尝试着问了几个问题，犯人依旧不开口。特工甚至告诉嫌疑人，他们没有使用任何录音、摄像设备，但是犯人只是抬起头看了我们这位特工一眼。很快，特工起身离开了审讯间。不过，在此期间，特工的态度一直很温和。
过了二十分钟，FBI又换了几名身材高大、面貌凶恶的特工进去审讯，很显然，疑犯根本不愿意看他们一眼。当然，这也是在FBI的预料之中的。当这批人走后，他们又指派了一名高大的警察对疑犯进行单独审讯，这一次，犯人终于开口了，他要请开始的那位“小个子”进来，也就是那个在身体上对他不造成任何威胁的特工。最后，在这名小个子特工的引导下，窃贼说出了同伙，案件也顺利告破。
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FBI有意压低自己的势头，无形中减轻了嫌疑人的心理压力，同时在心理上对其进行循循善诱，最终攻破了对方的心理防线，成功完成了任务。
此外，示弱通常还包括一些语言交流技巧。在名震一时的加州连环杀人案发生不久后，凶手理查德·蔡斯被捕入狱，虽然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是他却对“如何选择被害人”的问题闭口不谈。
从FBI对其的个性分析来看，理查德为人孤僻，除了父母之外，他很少相信别人，甚至在案发之前他和母亲也闹僵了。这使得他更难接触。
因此，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训练有素的FBI特工雷斯勒。在提到自己为什么要喝人血时，理查德说道：“有人给我下毒，我只有通过补充新鲜血液，才能避免自己身体里的血液变成粉末。”这很明显是一句胡话，只是这个病态的精神分裂者自己的凭空臆想。如果是普通人，会当即指出其中的荒唐，但是作为专业的联邦特工，雷斯勒需要顺应理查德的观点，哪怕是一点儿吃惊的神情都不能流露出来。这样理查德就感觉到自己得到了别人的信任，才愿意继续说下去。
接着他还对雷斯勒说：“我的头上有一颗大卫星，你看到了吗？”
对于这种嫌疑人装神弄鬼的情况，雷斯勒明白他绝不能直接驳斥，这样会让对方产生抵触心理，但是也不能曲意奉承，因为不排除嫌疑人故意用谎言来试探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雷斯勒竟回答理查德道：“哦，对不起，我这里灯光很暗，看不清你头上的东西。”
就这样，聪慧的FBI在语言上一直忍让着嫌疑人，将嫌疑人摆到一个占据主动权的位置上，最终使这个疯狂的连环杀手敞开了心扉，对警察供认了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事实。
（3）通过研究对方童年、成长历史来寻找突破口
第三种方法主要是从一个人的童年、过往来研究其心理。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的童年会对他的成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说童年经历是研究嫌疑人犯罪心理的必选题，这一点也更多地被运用到一些带有精神分裂倾向的罪犯身上。
FBI研究发现，很多犯罪分子都或多或少存在精神上的问题，往往是由于精神上的压抑、变态，使得他们脱离了理智的约束，回到原始生物的纯野性状态，在这一状态的驱使下，他们的行为往往是无法用正常人的逻辑来推理的。这就如同历来无数的艺术大师，在追求自己毕生的梦想过程中，不单单展示着自己的艺术感悟力，同时很多人也流露出其精神世界的与众不同，如梵高、如达·芬奇、萨特等艺术奇才，他们很多都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如果问海明威最后为什么要开枪自杀，仅仅从“病痛”两个字来解释恐怕远远不够。同样，对于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FBI势必会领先一步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进而把握他们的心理。
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头号杀人王亨利·李·卢卡斯的事迹就是一个典型。
1998年，这个大名鼎鼎的杀人犯被判处死刑，而此时，世人在他的身上缀满了无数令人不寒而栗的头衔：“史上第一杀人魔”、“严重精神分裂者”、“食人魔”、“奸尸癖”、“臆想症”，也难怪这个独眼的魔鬼甚至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残忍杀害，是人类史上最凶残的怪物。
自从1983年被捕之后，警方就展开了对卢卡斯的调查，这个杀人犯自称作下了600起命案，而当警方寻求细节的时候，他却往往推辞说自己记不清了。此外，他的供词真假难辨，有些事情听起来像是真的，但是有些事情却并无逻辑可言，这给警方办案带来了麻烦，甚至该不该为卢卡斯减刑，都成了警方的困惑。
FBI在研究卢卡斯的童年和成长经历之后发现，这个人确实有极明确的作案动机。
卢卡斯的童年是悲惨不幸的，他的爸爸因为工伤残疾了，而母亲又是一个酗酒的妓女，小时候母亲就是他和爸爸的噩梦，她常常殴打、责骂他们，他的头部由于被母亲重重击打而伤到了大脑，一只眼睛也是被母亲打伤的。这使得童年的卢卡斯变得残忍冷血。他常常会抓来小动物，折磨它们，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火。而他被捕之后，他的精神分裂更是不可调和，他甚至用吹嘘、捏造犯罪事实来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因此，他时常幻想着自己又杀了谁、又有谁落入了他的魔爪，等等。
在了解了卢卡斯的“非人化”童年经历之后，FBI也就恍然大悟，找到了眼前这个毫无人性的恶魔作案的真正理由。到后来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警察：“嗨，我又想起来了，在那一天我杀死过一个人……”警察也有了心理准备，或许这个老头子并没有杀害他口中的那个人，只是在报纸上看过相关的案件信息，或许他只是想在臆想中再过一把杀人瘾，借此来引起警察的注意。
总的来说，FBI在和疑犯、知情人打交道的时候，不论是为对方精心布置一个安全的交流环境，或是人为地抬高对手的心理水平线，抑或是根据嫌疑人童年经历来寻找其心理薄弱点，只有一个目的——操控对手的心理。
2.设法将对方的“主观”变成“客观”
对如何取得嫌疑人的信任，FBI还告诉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自我意识也日益突出，尤其是一些孩子从小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久而久之，他们对外界的认知也变得个体化、主观化。因此，在很多重大刑事案件中，最开始警方都很难找到罪犯作案的目的，更不可能操控这些人的心理。对此，FBI认识到，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将他们眼中的“主观世界”客观化。
也就是说，当凶手在讲述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时候，你不能反驳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附和罪犯的个人观点，并且将其观点客观化，得到罪犯的认可。
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很难想象，在面对这些手段凶残暴虐的杀人犯时，警察要刻意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将他那些充满邪恶、暴力的思想“合理化”。对此，最为专业的FBI也失过手。
在一次审讯一名杀害儿童的凶犯过程中，审讯凶犯的特工对其表现出明显反感。这让罪犯很恼火，于是两人的对峙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犯人要求打开窗户，并抽支烟。但是这名特工却大声斥责他道：“坐下！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对此，犯人微微一笑，并没有和他争执，顺从地坐了下来。一般情况下，当一些内心凶残的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会有意地压制自己的愤怒，这也是很多人走极端的前兆。经验丰富的FBI认识到了这一点，又换了其他话题，慢慢和他交谈起来。一时的剑拔弩张又渐渐平息。但是随后的一句话，使得这个犯人勃然大怒，特工也被迫结束了审讯。
FBI：“如果没有犯罪，那么你有可能去做什么呢？”
罪犯：“我很希望能做一名宇航员。”
FBI：“最好在你的宇航舱里放上几个孩子是吧！”
正是这一句充满挑衅、敌意，还有歧视的话激怒了嫌疑人，他大叫起来，这一次审讯也就因此而结束。
在这方面，长期审讯凶犯的雷斯勒就老练得多。当他访问被关押在伊利诺伊州圣路易市的杀人凶手海伦斯时，他对这个被关押了近30年的凶手说：“其实你只比我大8岁，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你了。那几个案件在当时很受关注，我们一群小伙伴，常常因此扮成侦探的样子，玩侦破游戏。”
海伦斯听后不禁微微一笑。雷斯勒又接着说：“你是芝加哥人，我也在那里长大。当我们还小时，也许8岁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是我们长大后，这个差距就消失了。”
就这样，雷斯勒没有用公众的视角来判断海伦斯的所作所为，而是用最贴近对方的角度来讲述海伦斯当年的暴力行径，这样做立刻缓解了彼此间紧张的矛盾对立关系，得到了罪犯的认可。
同样是一次采访杀人犯的经历，这一次雷斯勒面对的是一名叫曼森的罪犯，这个人是一个高智商的犯人，一直固执地说自己是被冤枉的。他说：“如果你把底片弄反了，那么洗出来的相片就是反的。”他声称这个社会就像底片，而自己只不过是底片上的倒影而已。在他的蛊惑下，一些加入暴力犯罪案件的人都把他看做是耶稣再世，死心塌地地追随这个魔头。
当采访结束后，曼森还向雷斯勒讨要东西当做纪念，雷斯勒明白对方的想法，这个人只不过是想借助这些所谓的纪念品向其他囚徒炫耀罢了。一开始，曼森想要雷斯勒的调查局徽章，并且他一把将它抢了过去，但雷斯勒马上制止了他，于是他马上又盯上了雷斯勒的一个老式飞行员护目镜，结果雷斯勒就把护目镜送给了他。
雷斯勒很清楚，他知道曼森只不过是想拿着自己的信物回去向室友们吹嘘，证实他“又戏耍了一个联邦警察”，以此来获得成就感。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当曼森得到那副护目镜、回到狱所之后，狱警当时就怀疑这副眼镜的来源，还带着曼森回来当面询问了雷斯勒。雷斯勒回忆说，当时狱警看自己的眼光很生气，根本不能理解他的这种行为。也正是雷斯勒将犯人眼中的主观世界成功客观化，意识到同犯人之间心理上的巨大差异，雷斯勒才能完成多数人都无法办到的事，成功采访了诸多“不可理喻”的囚徒，其中更不乏类似曼森这样的高智商杀人犯。
然而，将对方的主观概念全部认可、合理化也是需要谨慎的，尤其是面对那些心理扭曲的杀人犯时，一定要注意把握尺度。根据联邦警察多年来的观察经验证实，一些犯人抱有很强烈的明星意识，他们试图通过制造恐慌、混乱来名扬天下，享受那种人尽皆知的快感，这样的变态心理是需要积极打压的。
3.刺激对方的参与意识，变“被动”为“主动”
同样，由于嫌疑人都会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们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往往显得消极被动，因此这个时候刺激对方的参与意识就成了FBI的首要任务。虽然前面介绍的一些方法都可以用来刺激不配合者的参与意识，但是联邦警察用得更多的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方式，刺激对方的参与意识。以下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几种途径：
（1）倾听后提出相应的问题
用心听嫌疑人的证词，并将之记录下来，是每一名FBI必备的素质。更何况，FBI面对的是一帮敏感、疯狂的暴徒，因此更要用心听。FBI还认为，要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一些巧妙的提问，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从个人心理感受上讲，在别人愿意倾听的时候，诉说主体的心情就会变得愉悦起来，而在这个时候加入几句提问，就会让他感觉到，你是在认真地听他说话，对他说的内容很感兴趣，他也就更乐意往下说了。你也达到了刺激对方参与意识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将变“被动”为“主动”。
在FBI的实战经验中，此观点也多次得到了有效验证。
对有经验的FBI特工来说，认真倾听嫌疑人的证词，并在此之后提出相应的问题，才是了解这些犯罪分子的最佳途径。
在一次审讯过程中，嫌疑人一坐到凳子上就开始说个没完没了，而被派去的特工华莱士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厌倦，反而表现出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倾听，当听到对方说起自己曾经玩过篮球，并在全国高中联赛上威风八面时，华莱士问了一句：“我以前也在校队打过球，不幸的是我只是个替补。你当时打什么位置，中锋？”身材高大的嫌疑犯咧开嘴笑了笑说：“对，我把他们玩得团团转，那些矮个子！”
华莱士：“篮球就是巨人的运动，矮个子的人并不适合，除非他们有很好的技术。”
嫌疑人：“说得对，而且我还很灵活，对付他们就像是一场游戏，根本不激烈。”
华莱士：“你总喜欢对付那些看上去比较厉害的家伙，对吗？”
嫌疑人：“是的，我选择的目标（受害者）大多都不怎么好对付，在其他人眼里他们很强壮，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人和那些球场上的小个子没有区别。”
就这样，华莱士通过几个简单的问题成功将对手引到了自己需要的话题上，在没有使罪犯感到厌恶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2）在审讯狡猾的罪犯时，要把自己当做一个“知情人”
在通常情况下，一些老奸巨猾的罪犯为了避免多次被提审，或者是为了表现得积极主动以减免罪责，他们会在接受审讯时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在表面上看来，他们也许很配合警方的工作，参与意识也很强烈，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参与到调查中来。
当雷斯勒去采访曼森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做的。当他见到曼森之后，曼森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当时鲍比带我去见几个毒枭……”
还没听完这句话，雷斯勒就故意插了一句说：“就是那个鲍比·比奥索来吗？”
曼森愣了一下。雷斯勒对此解释说：“他大概还没有料到我会知道鲍比·比奥索来这个人，但他明白，我是有备而来的，对他很了解，也就是说，他如果想要说谎的话，对我是没有用的。”
就这样，雷斯勒将自己当做一个“知情者”来和曼森交流，直接抑制了对方胡编乱造的可能，也使得对方对之后的交谈更小心谨慎，这样使得自己率先占据“主动”地位。换个角度，假如当时雷斯勒没有把自己当做“知情者”，不去暗示自己掌握了海量信息的话，那么曼森还是会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对待他，说很多毫无根据的话来混淆事实。由此可见，我们在与对手打心理战时，刺激对手的参与意识，将自己原本的“被动”位置变为“主动”，是能扭转乾坤的有效方式。
4.FBI与非嫌疑人之间的交流
在FBI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经常要和各种各样的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不只如此，作为敏感、身份特殊的国家特工，FBI们还需要处理好和自己的上级、同事，甚至政府之间的协调关系，这些交流说小了可以看做是内部交流，其实放开来看，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这里更像是一个大社会的小缩影。大致分来，FBI和外界的交流主要集中在FBI与政府、FBI与线人、FBI与局长、FBI与社会几个方面。
（1）FBI与政府——公事公办，相安无事
FBI作为一个专业的特务机构，由于常常被指派去暗查政府官员的隐私、个人财产，所以他们和政府之间的交流显得比较尴尬、敏感，一方面政府将他们看做是得力助手，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提防这群无所不能的人，生怕自己有什么把柄落入对方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履薄冰的美国政府人员在对待FBI的态度上显得很矛盾，既要拉拢，又要排斥；既要使用，又要防范。所以，面对FBI，作为受关注的政府人员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在普通人生活里一点儿很常见的事物，落到他们身上就成了奇耻大辱，绝对不能为公众所接受。
2007年7月30日联邦警察奉命搜查了阿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史蒂文斯的住所，当时已经83岁高龄的史蒂文斯是美国共和党元老级的人物，是当时在任时间最长的共和党议员。FBI入室搜查的理由是怀疑这名州议员和一名因为贿赂入狱的女石油承包商有染，同时受到指控的还有泰德的儿子本·史蒂文斯。
6.满足对方虚荣心的心理策略
美国政坛上一直是共和党、民主党竞争上位，因此纷争不断，泰德·史蒂文斯已经在共和党一派打下了深厚的根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并且，只要是有关于党派、民族之间的纠纷，都会带来巨大的震荡。很多人相信，类似泰德这样的案子，是不会得到公正的处理的。可以说，这一次闯进泰德的家中，FBI特工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当时为了搜集资料查证，FBI向泰德出示了证件及搜查令。泰德没有说什么话，他示意对方可以行动了。
出乎警察们的预料，这一次调查取证进行得非常顺利，史蒂文斯家族的人想要上前来说点儿什么，但是当他们看到一脸正经的FBI时，都开始退缩了。可见，在办理公事的时候，FBI们保持冷静，并且最好做到一丝不苟，这是他们的工作态度，也正好为自己穿上了“绝缘外衣”。
确实，在公开调查某一个政府官员的时候，联邦警察是必须持有相关命令的，这样对他们的工作很有帮助，而且，在工作中尽量保持镇定，严肃，也是拒绝被拉下水的好办法。
同时，由于很多特工都是被选定执行机密行动的，他们与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就更加少了，早在胡佛时代，这个独裁者就将FBI设计成了自己一个人的工具，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联邦特工们只对自己的局长负责，而联邦调查局隶属司法部，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巨头之一。可见，更多时候，FBI和政府是没有什么交集的，并不需要服从于总统的指令。总的来说，由于FBI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可以说是不算太好，也不是很紧张。也正是FBI特工们长久以来公事公办的严谨作风在政府官员中间积累下了人气，2009年，北约高层也在阿富汗建立了一个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机构，帮助阿富汗打击腐败和犯罪，虽然不是正式的FBI机构，但是这个“调查局”成立以后也办成了几桩大案子，FBI在政府机构的威信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2）FBI与线人的交流——用谨慎说话
为了让真相水落石出，很多时候联邦特工是无所不用其极，五花八门的针孔摄像机，形形色色的窃听器，然而工具的武装还是不够的，因为说到底这只是一种高科技手段，不具备自我识别能力，于是间谍这个具有思维识辨能力的工作被推上了前台。
可以说，为了求得资料，FBI在各个领域都安插好了自己的眼线，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行动，毫不含糊。有资料显示，如今25%左右的黑客都已经归顺了FBI，成为了他们的卧底，专门协助联邦警察将那些网络犯罪分子抓捕归案。美国黑客杂志《2600》就表示，由于很多黑客不懂得相关法律条文，都在警方的重裁下转而为政府服务，这使得黑客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当然，就如同我们在电影中所看到的一样，线人和卧底都是身处危险的工作环境中的，如果一不留心泄露身份，很可能就会命归黄泉，所以保密性在这些特工的身上就显得无比重要，而如何保密、如何和另一个线人接头，也就成了需要他们精心设计的问题。当初“水门事件”爆发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经典一幕。
当时因为“水门事件”把在《华盛顿邮报》任职的伍德沃德与FBI二把手马克·费尔特联系了起来，因为这件事涉及到了很多白宫高层，所以在找到足够多的铁证之前必须保密。在费尔特看来，这件事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才好，也就是说，此后的每一次碰面，都是伍德沃德和费尔特两人亲自接触，不能通过第三个人。
伍德沃德回忆说：“马克说我们之间得有一个联络信号，我就告诉他说，我有一面小红旗，是我女朋友逛街时捡到的，如果有需要，我就会摇动这面红旗，告诉他，我们该碰头了。”
但是凭借着FBI与生俱来的特质，费尔特觉得这远远不够，于是他告诉伍德沃德说，他们的会面必须是在凌晨一点到两点，并且在会面地点上也作了安排——一间地下车库。
“费尔特是非常警惕和敏感的，他告诉我说，如果需要碰头，那么我就得在午夜时分打车出旅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我不能一直坐到终点，我得在另外几条街下车，然后步行走过去。一旦发现有人跟踪，就赶紧闪人，会议取消；如果到了时间有人还没有来，会议取消……”
伍德沃德的话正反映了这些天性多疑的FBI们的心理特性，他们处事小心翼翼，绝对禁止错误，这一点也正是后来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能够公之于众的基本条件。
到了后来，伍德沃德将那面小红旗插在花盆上，如果有新的情报，那么他就会把这个花盆搬到阳台上，而费尔特也就明白，对方想要见他了。如果是费尔特有什么事情想要通知伍德沃德，那么也很好办，费尔特会在需要的时候在伍德沃德每天订阅的《纽约时报》的第20页画上标记，这也就是说：“老地方见”。
时间过去了30年，费尔特和伍德沃德这两个人之间的暗语却无一次失手，令人称奇。
（3）FBI和民众之间的交流——用能力说话
FBI和普通美国民众之间的关系也是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的，在最初的那些时光里，由于局长胡佛的强硬态度，很多百姓对这帮动不动就翻墙入室的调查人员十分头疼，甚至有人编造了一些关于FBI的笑话，借此嘲笑他们的固执、愚蠢。20世纪60年代，胡佛甚至吩咐特工们使用电子监视手段，这一点违背了美国的民主思想，于情于法都不合理。在这一时期，普通民众对FBI的做法还是很不理解的，并且这种敌对的态度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对FBI的态度也渐渐转变过来，一方面是联邦调查局的领导们认识到了自我形象的重要性，加强了自身的亲和力；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屡屡破获大案，给民众带来了安全感。
尤其是经过1966年的“米兰达事件”之后，美国上上下下的警察都认识到了规则的重要性。
1966年，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发生了一起强奸案，罪犯的名字叫做欧内斯托·米兰达，在被抓获后，警察没有告知米兰达他可以选择“保持沉默”，后者也痛快地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但是随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法院认定警方没有在取证前告知嫌疑人“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因此犯人的供词只能被算做“诱供”，不能算数，米兰达被无罪释放，人们怨声载道。此后，FBI更是在公众场合严格按照步骤例行公事，绝不逾越。
再往后，由于联邦警察陆续将一些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缉拿归案，比如高迪家族、曼森家族等等，名动一时的三K党也在FBI的打击下销声匿迹，民众对联邦调查局的认可度渐渐提升了，这种好感在九·一一事件爆发之后达到了一个高峰，此后，美国特工的能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普通民众对FBI的认可度已经超过了75%，要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他们还被当做无所不用其极的狗仔队，不受人欢迎。
1983年秋天，在奥哈马发生了一起儿童被杀的案件，受害者叫做丹尼，只有13岁，活泼可爱，很受邻居和朋友的喜爱。丹尼的惨死激起了很大的民愤。但是在找到尸体后，警察们发现，丹尼的肢体已经被严重毁坏了，也就是说，一部分证据也被凶手毁掉了，因此，很难找到破案线索。
一位精明的FBI雷斯勒马上作了一份犯罪分子的心理侧写，用来协助破案。
他写道：“这是一个20岁左右的单身白人男子，最高学历是高中毕业，身材瘦弱。他是开车去的，有驾照，第一次作案，并且有可能和死者认识。”
雷斯勒的侧写后来被证明是高明的，几个月后，连环凶手裘伯特被抓捕归案，他的特征几乎和这名FBI特工的推断完全一致：单身白人，21岁，高中毕业，很瘦弱，喜欢看侦探小说，家中凌乱不堪。
“我的推理不是没有依据的凭空瞎想，这些都是基于一些经验、理论得来的。”雷斯勒说：“因为受害者失踪的地方就在白人区，如果是一个其他肤色的人闯入这个区域的话，他一定会被发现；并且丹尼的尸体上没有穿衣服，那么这就很可能是一起性犯罪，以往的经验告诉我，性犯罪大多都是白人对白人，黑人对黑人；凶手身材瘦弱，智商一般，也就很难找到女朋友，所以他一直离群索居，也不会照顾自己；从现场的一些作案手法上来看，他喜欢读侦探小说。”
在普通百姓眼里，这个案件的破获很了不起，因为凶手裘伯特的作案手法一次比一次残忍，并且是跨州杀人作案，由于凶手有分尸的行为，现场找到的证据也非常少，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条件下，联邦警察用了极短的时间顺利破案，大大地鼓舞了人心，也进一步提升了FBI在美国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不光是裘伯特这样的以残杀儿童为乐的凶手，FBI还成功抓捕了带有邪教意味的杀人组织“曼森家族”、以及杀害目标人，饮用人血的连环杀手蔡斯、流窜杀人，穷凶极恶的泰德·邦迪……这些曾让美国人噤若寒蝉的人，都是在FBI的打击下逐一绳之以法的。可以说，FBI是用高超的能力为自己扬名立万，改变了自身形象的。如今我们再来看这个外表光鲜，被贴满了无数荣誉标签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走到这一步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