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8年的中原形势

    当解放战争发展到1948年时，中原战场上的形势发展已经对我中原解放区的军民相当有利。

    这年年初，在兵力上蒋军还占有较大的优势，也还有能力进行战役的进攻。在防御体系方面，蒋介石在去年年底将中原、华北、西北战场共分为20个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绥靖区司令掌握区内的军政大权，加强所谓“轮训民众，扩大地方武装”的工作。每个绥靖区辖有几个旅的兵力，作为区内的骨干力量。这种绥靖区在中原地区共有8个，即：

    第四绥靖区，驻菏泽；第五绥靖区，驻信阳；第六绥靖区，驻商丘；第八绥靖区，驻合肥；第十三绥靖区，驻南阳；第十四绥靖区，驻阜阳（后移新乡）；第十五绥靖区，驻襄阳；第二十一绥靖区，驻宜昌。

    在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方面，在中原地区共部署了6个兵团：邱清泉兵团，有4个整编师；胡琏兵团，有2个整编师；孙元良兵团，有3个整编师；张轸兵团，有4个整编师；裴昌会兵团，有5个整编师；张淦兵团，有4个整编师（国民党军队的整编师，在淮海战役之前，又恢复为过去的编制，统称为军）。以上兵力，根据需要，分别属于几个指挥中心指挥，即陆军总司令兼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主任顾祝同、国防部长兼国防部九江指挥所主任白崇禧、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总兵力共有66万人。

    根据当时的战局情况，蒋介石对中原地区战略上的主要安排是：保持津浦路，以平汉路和陇海路作为分割中原战场的十字架和伺机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依托，巩固长江防线，确保国民党政权在江南老巢的安全。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原战局总的考虑，是继续用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当时还有不少新区的中原解放区获得巩固。为此，在1948年的春天，中央军委给中原地区各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由华东野战军的一纵、四纵、六纵组成一个兵团，在进行两个月的休整之后，在粟裕的指挥下，执行一个大胆的战略行动，南渡长江，挺进到浙江、福建、江西等省，进行机动作战，使敌人后方不得安宁，见机建立新的解放区，从而把敌人在中原的机动兵力吸引20～30个旅回防江南。与此同时，已经挺进大别山区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刘邓大军，除留部分兵力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之外，主力进至淮河、沙河之间休整，然后由刘邓统一指挥所部主力并加上陈赓兵团和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路和津浦路之间的广大区域内机动作战。

    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我军在洛阳战役中歼敌2.5万余人，两克洛阳及附近各县，而且让洛阳一直在我军控制之中；在宛西战役中两克许昌，收复9县，歼敌2.1万余人，在宛东战役中歼敌1.2万余人，在豫东战役（又称睢杞开封战役）中歼敌9万余人，攻克开封，在襄樊战役中攻克襄阳、樊城等地，歼敌2.1万余人。从1948年2月到7月，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中原地区共歼灭敌人的正规军17万、地方团队10万，使已经连为一片的中原解放区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在战争进行之中的1948年5月9日，为了加强对中原战局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分别担任第一、第二和第三书记。同时决定，将原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兵团合组为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原任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仍由陈毅兼任，华东野战军的工作由粟裕代行），李先念任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张际春任副政委。中原野战军下辖7个纵队和1个军（即第三十八军，由1945年7月起义的原国民党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和1946年5月起义的原国民党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在1946年9月合并改编而成，当时称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负责人名单如下：

    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陈毅，第二副司令员李先念，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张际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兼），参谋长李达，副参谋长曾希圣。

    一纵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副司令员尹先炳，参谋长潘焱，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政委王维纲，副司令员范朝利，副政委钟汉华，参谋长王蕴初，政治部主任许梦侠。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副司令员郑国仲、刘昌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阎红彦。四纵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参谋长王启民，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参谋长姚继鸣，政治部主任李震。九纵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十一纵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之，参谋长刘星，政治部主任裴志耕。

    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周、政委汪锋，副军长刘威诚，参谋长王汝照。

    在组建中原野战军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中原军区的领导人与中原野战军相同，其下又辖7个军区。这些军区的兵力相当强，如原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十纵和十二纵就分别编入了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这些军区的领导人是：

    皖西军区司令员曾绍山、政委彭涛（兼），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柱成，副参谋长徐立行。

    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吴芝圃，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王幼平。

    豫西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政委张玺，副司令员文建武、孔从周（兼），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荣天，参谋长李懋之。

    陕南军区司令员刘金轩、政委汪锋（兼），副司令员陈先瑞，副政委李耀。

    江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千、政委刘建勋，副司令员韩东山，副政委郑绍文，参谋长辛元林，政治部主任张树才。

    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赵紫阳，参谋长靖任秋，政治部主任张力之。

    鄂豫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段君毅，副司令员郭天民、昌炳桂。

    在中原战场上作战的，除了中原野战军之外，还有人民解放军的另一支大军华东野战军，特别是在淮海决战中，是两支大军并肩作战。现将华东野战军的负责人介绍如下：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1948年5月以后，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第一副司令员粟裕（1948年5月以后，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政委谭震林，第二副政委粟裕（兼），第三副政委宋任穷，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刘先胜、刘瑞龙，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

    第一兵团（粟裕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叶飞，第二副政委金明，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一纵司令员兼政委叶飞（兼），副司令员何克希、张翼翔，副政委谭启龙，参谋长张翼翔（兼），政治部主任汤光辉。四纵司令员陶勇、政委王集成，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主任刘文学。六纵司令员王必成、政委陈时夫、江渭清（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皮定均，政治部主任谢胜坤。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张藩，副政委刘述周，参谋长钟国楚。先遣纵队司令员孙仲德、政委谭启龙，副司令员饶守坤，副政委李步新，参谋长田贤成，政治部主任宋日昌。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两广纵队是抗日战争中在广东、广西坚持游击战争的部队，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安排北撤山东，故名为两广纵队）。

    第二兵团（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刘少卿、李迎希（后），政治部主任谢有法。

    七纵司令员成均、政委赵启民，副司令员林维先、詹化雨，副政委黄火星，参谋长冯文华，政治部主任张崇文。九纵司令员许世友（兼）、聂凤智（后），政委林浩、刘浩天（后），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政委廖海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华堂，参谋长黎有章。渤海纵队司令员袁也烈、政委周冠五，政治部主任欧阳平。

    第三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唐亮。

    三纵司令员孙继先、政委丁秋生，副司令员覃士冕，参谋长来祖光，政治部主任刘春。八纵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参谋长张仁初，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景晓村，副政委刘培善，参谋长赵俊，政治部主任肖望东。

    第四兵团（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政治委员陈丕显，副政委吉洛（即姬鹏飞），参谋长覃健，政治部主任张凯。

    二纵司令员滕海清、政委康志强，副司令员朱绍清、高志荣，参谋长詹化雨，政治部主任邓逸凡。十一纵司令员胡炳云、政委张藩，副司令员段竞焕，政治部主任惠浴宇。十二纵司令员陈庆先、政委曹荻秋，副司令员常玉清、覃健，副政委谢振华。

    二、粟裕向毛泽东唱了一次“反调”

    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全国战局的考虑，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粟裕，为了迫使蒋介石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20～30个旅回防江南，决定由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一纵、四纵和六纵在这年的春夏渡过长江，挺进江南，插向江南腹地，把蒋介石的后方搅个人仰马翻。这一个大胆的方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的考虑是：蒋介石在从豫西到东海的陇海线部署了近百万人的密集型防御态势，特别是在徐州地区就放了4个兵团，进可以进攻我山东与中原解放区，退可以守江淮、拱卫京沪。如何才能更好地打破敌人的这种密集防守？如何才能让蒋介石的防守体系变得手忙脚乱？如果我军要进攻蒋介石的老巢京沪地区，在江南如何立足？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考虑之后，毛泽东认为，这几年都是蒋介石的军队到我解放区来打仗，我们也应当到蒋介石的地盘上去打一仗了。蒋介石可以来打我们的陕北根据地，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打他的江南老巢？如果我们能派部队进入蒋介石目前兵力最薄弱的江南农村建立根据地，既能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搅乱他的大后方，又能迫使蒋介石抽调中原的兵力回防江南，为我军在中原歼敌创造有利条件。当我军渡江南下时，还能有接应、有落脚点。这一计划的实现，将成为我军解放全中国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大胆计划，当时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米脂杨家沟的几位成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与陈毅在一起做了研究。

    大家一致同意这一方案，而且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由在江南有多年作战经验的粟裕组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去完成，兵团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的3个纵队组成，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这3个纵队确定为叶飞的一纵、陶勇的四纵和王必成的六纵。

    这种大胆的打法，过去毛泽东曾经用过，而且取得过很大的成功，比如1944年11月王震的南征，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将战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打乱了敌人的全面部署。虽然部队的损失和消耗很大，丢掉了全部重武器，但也是一次很成功的插入敌后的重大军事行动。

    这一次，粟裕兵团将进行又一次南征，而且规模更大。因为这一次不是几千人，而是近10万人；不是去山区牵制敌人，而要在敌人的腹心地区的几个省与敌人作战；不是去打一仗就回来，而是要建立根据地，等待下一步解放全中国的大军南下（按当时的估计，不是在一两年之内）。

    可是，粟裕却并未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他没有南下，粟裕兵团也没有去江南。这是因为，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向毛泽东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希望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改变南下江南的部署，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设想，且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像粟裕这样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不同意见，而且最后又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所采纳的事，在遵义会议之后还是第一次。

    粟裕是我党我军最杰出的指挥员之一，毛泽东曾称他“最会打仗”，朱德曾称他为“青年战术家”，陈毅曾称他为“常胜将军”。从青年入伍一直到晚年，他把一生心血都投入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研究与实践之中，指挥了无数次成功的大战。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他仍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巡视边防，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未来战争问题的重要报告。1979年，他发表《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讲话，成为全党全军一致颂扬的一段佳话。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华东战场上屡战屡胜，特别是在苏中的七战七捷和孟良崮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的战绩更使他名震全国。

    就在著名的七战七捷之后，中央军委接受陈毅的建议，将当时的华东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两支队伍合并为统一的华东野战军。1946年9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特地指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在著名的孟良崮大捷之后，新华社记者采访了陈毅司令员，陈毅说：“你们不用向我祝贺，我这个人呀，在政治工作上依靠的是谭震林同志，在军事组织指挥上依靠的是粟裕同志。”

    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给粟裕发来一封电报。军委的电报说，为了迫使蒋介石改变其集中兵力在江北与我周旋、固守长江的基本战略，将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吸引20～30个旅到江南，以便于我军在中原歼敌，军委决定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的一纵、四纵、六纵组成外线兵团，在集中整训之后渡江南下。先在湘、赣机动作战，与敌人周旋半年至一年，然后在闽、浙、赣边区我党原来的老根据地见机建立根据地，开创南方的解放区。渡江时间可以在2月、5月或秋天。军委要求粟裕认真考虑具体的行动方案，“熟筹见复”。

    粟裕得到中央军委指示后，立即结集部队，北渡黄河，将部队安排在濮阳地区进行整训，进行以水网稻田地区作战和攻坚、巷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并积极进行渡江的各种准备，包括派出小分队南下侦察。为了选择渡江地点及确定如何渡江，粟裕还特派曾希圣、孙仲德分别带领一批干部到皖江和巢湖地区工作。与此同时，根据中央的决定，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的干部配备、地方工作、物资后勤等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央决定，由粟裕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由叶飞担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由金明协助粟裕做地方党的工作，由骆耕漠负责南下之后的财经工作。当时，连南下之后对部队的老弱病残的安置、家属小孩的安置都已经做出了具体的计划，在新区使用的银元和由自己发行的“东南流通券”纸币都已经在印制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渡江”。而用周恩来和陈毅对粟裕的评价，则叫“心细如发”。

    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粟裕得到中央命令之后就开始积极准备，以待中央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可是，作为一个领兵作战20年的指挥员，特别是曾经在江南长期作战，如今又将重返江南独立作战，担负党中央赋予的重新开辟江南根据地重担的粟裕，对于中央的一个重要决策，对于即将到来的南下江南作战并开创新的解放区的重要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他必须认真领会毛泽东这一决定的战略意图，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与分布，考虑好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的办法并在出发前有所准备，为大部队的南下制定出最佳的行动方案。在这些工作还未做好，心中还没有充分把握之前，他是不会轻易向中央提出自己意见的。

    在反复考虑之后，粟裕认为中央军委的决定的确有大胆与出奇之处，如果他带3个主力纵队南下，打乱敌人的后方，肯定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这既是一着妙棋，可又是一着险棋。在仔细权衡华东野战军南下与不南下、我江北主力部队分兵与不分兵的利弊之后，他认为中央军委的决策并非上策，认为不南下会取得更佳的战果。粟裕的基本考虑是：中央作出这样决定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中原战局，在中原打歼灭战，大量地歼灭敌人。事实上，这时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逐渐成熟。一是敌人在中原的三条铁路干线和各大中城市的防守上分散了很多兵力，有利于我军在运动之中捕捉战机；二是中原地区的平坦地形虽然有利于敌人相互支援，但如果我军破路之后，敌人的重装机械化部队就无法机动，有利于发挥我军徒步行军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实现战役的速战速决；三是中原地区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便于得到支援和安排伤员；四是我军挺进外线以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时期，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的特点，新的解放区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相反，如果3个纵队过江，虽然可以调动部分敌人回防江南，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江北的4支主力部队，即整编第五军、第七军、整编第十一师、第四十八师要支撑国民党军队的中原防线，拱卫南京和武汉，是不可能将其调动南下的。特别是第七军和四十八师属于桂系的部队，驻在武汉的白崇禧更是不会让其脱离自己的指挥。另外，中原地区国民党所有机械化部队的主官也是不愿到江南水网地区去作战的。所以，国民党军队可能调到南方的部队不会是其主力，只能是一些二三流部队，这使中原兵力对比的改变不可能很大。在此背景下，如果我军3个主力纵队南下却削弱了我军在中原与敌人决战的能力。从以上因素考虑，部队南下的方案与中央要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初衷是矛盾的。如果再从另一方面来考虑，我军南下之后，是在新区转战，行程数省，部队的重武器必须全部放弃或丢失，这是不可避免的损失。同时，部队在转战中处处有敌人的围追堵截，伤员的救护与安置有很多困难，这就使得部队减员的数量不会少，很可能达到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3个纵队加上部分地方干部约为10万人，减员可能会达到5万人），这也是不可避免且更为严重的损失。

    单是这些减员的代价，在江北就可以歼灭敌人好几个师。而如果3个纵队不南下，和其他部队配合作战的话，在中原进行大的歼灭战，其效果会更好。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只有粟裕等原来新四军的领导才会有体会，就是要南下的这几个纵队原来都是新四军的部队，是从苏中苏北撤到山东的，在当时的北撤中和不久前从内线到外线的转移中，都是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才使广大官兵转过弯来，现在又要过江南下进行长期的新区转战，思想转弯又得有一个过程。

    粟裕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中央的这一决策产生了新的想法。粟裕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虽然我有以上考虑，但要不要向中央提出建议，开始我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但又想，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做出决策有参考价值。想到这些，我终于消除了顾虑，于4月18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

    应当指出的是，当粟裕正在反复考虑这一问题时，陈毅从陕北回到了当时设在河南濮阳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粟裕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想法详细告诉了老战友和老上级陈毅。陈毅听后，对于这一改变中央决策而且将牵涉全局的意见十分重视。起初，陈毅是不同意粟裕意见的，因为他自己参与了中央这一决策的讨论与形成的全过程，他很清楚中央对这一决策的重视和慎重。而且，先遣渡江的主帅人物，也是他和毛泽东的一致意见——派粟裕。但是，在经过两人多次认真而严肃的讨论之后，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陈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深深领会了粟裕的意见，逐渐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最后是赞赏和支持了粟裕的意见，并鼓励粟裕大胆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陈毅又拉着粟裕去拜访了路经濮阳的李先念，仔细谈了粟裕的想法，征求李先念的意见。李先念在与陈毅、粟裕进行了多方的分析之后，也表示完全支持粟裕的意见。

    在陈毅、李先念的支持下，4月18日，粟裕以个人署名的一封长达3000余字的报告《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用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

    毛泽东是在前往西柏坡途中的五台山文殊院收到粟裕这封电报的。毛泽东刚一看到这封电报时，十分震惊，甚至有些生气地说：

    “粟裕要干什么？陈毅在哪里？发个电报，把他们都请来，让他们把不渡江的理由说清楚。”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和中央军委几位负责人研究之后，大家都对粟裕的报告十分重视，认为必须认真听取粟裕的意见，于是电令粟裕到中央进行当面报告，同时电令陈毅也前往中央。

    4月28日，当粟裕和陈毅到达当时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城南庄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毛笔，走出房门，穿过庭院，亲自迎接（这是极为罕见的举动，毛泽东自从担任党的领袖以来，他的习惯是不出门迎送战友和下级的）。毛泽东握着粟裕的手，望着这位已经不再年轻的前方大将，深情地说：“粟裕同志，你还记得吗？我们分别已经整整17年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等也奉命来到了城南庄。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了书记处会议，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全部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一个：听取并研究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与会者在认真听取了粟裕的报告之后，对他的建议和全国的战局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与会者的讨论乃至辩论是相当充分的，毛泽东为了考查粟裕，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当然，如你感到确有困难或不愿意率一兵团南下，我们可以考虑另换统帅……”但是，会议最后是一致同意了粟裕的意见，并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了如下决定：“华野一兵团在4至8个月内暂时不南下，先加入中原作战，力争实现歼灭敌人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新战略（在这里，党中央还有一个重要考虑，是要尽可能减少今后解放江南时对江南主要经济区的破坏，以便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果将来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的确无法粉碎国民党在中原的防御体系，一兵团立即执行南下方案。”

    也就在这次中央军委的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还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中原地区的决战歼敌从华东野战军发起，华野先打济南，紧接着打徐淮，在徐州淮海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场决战；二是为了中原野战军更好地配合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行动，也为了加强中原野战军的工作（中野转战大别山时期消耗很大，仅剩十来万人，重武器几乎全部丢失，又要马上对付华中和徐州西部几个兵团的敌人，压力很大，中央曾在一个文件中形容说“中原局的困难是中国革命最后最大困难”），中央决定将陈毅和邓子恢从华东调到中原局工作，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第一书记是邓小平），陈毅同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为刘伯承，第二副司令员为李先念），邓子恢任第一副政委（第二副政委为张际春）。粟裕也参加中原局的领导工作，是中原局的12名委员之一，只是不到中原局去，工作仍然在华野。这样，华东野战军就由粟裕全权负责，中央决定由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于中央这一决定，粟裕表示坚决不能接受，认为华野不能没有陈毅。这一次，毛泽东向粟裕让了步，同意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仍然由陈毅担任，但只是名义，陈毅本人必须立即到中原局工作（陈毅和邓子恢后来带了4000多名干部赴中原局工作），粟裕则以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名义全权负责华东野战军工作。

    城南庄会议的结果，实际上形成了在江北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决策，这也就是后来的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正是在这种战略决策之下，中原战场上才陆续出现了打开封、战睢杞、克济南，活捉区寿年、生擒王耀武等一系列胜仗，才会有由两大野战军共同进行的淮海战役。

    三、蒋介石派来了“一头猪”

    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在中原作战如此审慎？这是从当时中原战局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

    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中原若失，长江天险也就难保。长江天险若失，蒋介石也就败局已定，无可挽回。所以当时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长何应钦高叫的口号就是“保江必保淮”。

    为了逐鹿中原这一场重头戏，蒋介石把他的机动兵团集中了6个放在这里，总数有60多万人，而且有强大的空军支持。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对国民党军队有利的条件。（一）中原战场当时的四周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政府已经统治多年，调动人力物力都比较方便，后勤供应不成问题。这和东北战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二）如果中原战场打开了大仗，北边的傅作义集团和西边的胡宗南集团都可能予以援助，这就可能使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到达100万人以上。而如果傅作义集团南下江淮，我军要消灭傅作义集团的难度将大为增加。

    蒋介石把中原战场的指挥中枢放在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古战场徐州。

    如果从较为可信的殷代历史算起，徐州（古称彭城）就是我国各方力量争夺天下的四战之地。在3200多年前，殷代著名帝王武丁伐大彭的战场就是在这里摆开。这以后，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楚文王、徐偃王、晋悼公、越王勾践、刘邦、项羽、韩信、曹操、吕布、关羽、石勒、谢玄、宇文化及、隋炀帝、李世民、黄巢、韩世忠、张士诚、朱元璋、李自成、史可法、林凤祥、李开芳、僧格林沁、曾国藩、赖文光、李鸿章、张勋，直到蒋介石，都曾在这里打过大仗。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台儿庄会战也发生在这里。这里在近代又成了国内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交汇点，成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北面门户。正所谓是“俯视东海，仰视关中，屏障沪宁，遥扼冀鲁，窥苏皖而撼中原”。辛亥革命元老、曾经担任过武昌革命军总司令的著名军事家黄兴曾就徐州的重要性说过这样的话：“南不得此，无以图山东；北不得此，无以窥江东，是胜负转战之地。”

    在徐州这个八方瞩目的头等军事要地，派谁去做领兵统帅？这时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桂系领袖、刚从国防部长位子上下来的白崇禧，其职务是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蒋介石这时为了拉拢并利用桂系，不能不重用白崇禧，而早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能打仗，这在国民党各派系中也是公认的。桂系另一个主要领袖、当时的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的意见是由白崇禧统一指挥调动整个中原地区的全部军队。但蒋介石不放心把中原地区的130万大军都交给白崇禧，因为白崇禧有可能不听他的主张，不接受他对下级的越级指挥，所以蒋介石决定把中原的部队一分为二，即在华中“剿总”之外，单独设立徐州“剿总”，而华中“剿总”则驻武汉。这样他就得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选出一个人到徐州。蒋介石选定的徐州地区军事统帅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地位颇高的“五虎上将”之一的刘峙。

    严格来说，刘峙在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所谓“五虎上将”中是最不能打仗的一个。由于他的资历老，历任重职，部下一般都称他为“福将”，是把“福将”一称作为一种讥讽，用淮海战役时期担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的郭汝瑰的话说，“这是国民党军队中讥讽刘昏庸糊涂的代名词”。刘峙在过去的重大战事中曾经打过好几次大败仗。抗日战争初期，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峙由豫皖绥靖公署主任调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奉命率军从开封北进，驻防保定，阻击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在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情绪万分高涨之时，他这个总司令竟是开仗即败，而且一败再败。他指挥部队在固安和日军打了第一仗，就丢了固安。然后，徐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一个一个城市相继落入敌手。战至11月5日，他只得将部队交给副总司令商震指挥，自动卸职。由于他的这次大溃退，引起全国上下的一片骂声，给了他一个“长腿将军”的称号。蒋介石无奈，只得让他回到后方，当一个重庆卫戍司令。1946年8月，蒋介石一心想打内战，刘峙坚决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政策，和陈诚一起高唱“三个月消灭共军”。他当时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统一指挥河南和陕西两省的军事行动。为了扫平我冀鲁豫解放区，刘峙从华东和中原战场调集了14个整编师30多万人的兵力，发动了气势汹汹的进攻。9月1日，他指挥的整编第三师在大黄集被我华东野战军全歼，师长赵锡田被俘。而这位师长不是别人，乃是顾祝同的亲外甥。由于刘峙这一仗打得实在太臭，引得当时的参谋总长陈诚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都来到商丘前线，召开会议，并当场宣布撤去刘峙和其参谋长赵子立的职务。蒋介石也骂他太不争气，只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闲职，让他回上海赋闲。

    但是，就是这么个刘峙，竟在中原战场即将爆发大战的1948年5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徐州“剿总”的总司令。为什么？这其中有以下几个原因：（一）由于国民党军队中讲资历、讲关系，派系严重，等级分明，要找一个能指挥得动几百个将军、几十万人马的人，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并不容易。在当时的中原战场上，蒋介石既然设了两个“剿总”，其中华中“剿总”的总司令是桂系首领白崇禧，则徐州“剿总”

    的总司令必须是资格老、级别高，属于蒋家直系、能与白崇禧相抗衡的人。（二）这个时期，国民党直系部队的兵团司令和军长的这一级，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学生，他们的长官，最好是当年黄埔的教官这一个级别的元老，方能有些威信。（三）这个人必须要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要对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毫不怀疑，坚决支持。在当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人选的确不多，在号称国民党军队的“五虎上将”中，只有蒋鼎文、刘峙二人可派。蒋介石也曾经考虑过当年曾经当过孙中山副官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队长、抗日战争中当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可是考虑到蒋鼎文生活糜烂，日嫖夜赌，不大理公事，当年在西安担任陕西省主席时为强行娶京剧名角粉牡丹而闹得满城风雨，在部下面前大失威信。再加之这时国民党的高层领导整个出现变动，陈诚在内战中接连失利，被迫下台，何应钦上台就任了国防部长。由于刘峙和何应钦的特殊关系，于是就选定了刘峙来担任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当刘峙的任命宣布之后，国民党军界内部议论纷纷，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头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这话当然也传到了刘峙的耳朵里。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他竟然这样说：“有人说我刘某不是虎，不是狗，而是一头猪。是的，我就算是一头猪。要知道，猪平时是不动的，可是如果有谁把猪逼急了，猪真的发起威来，猪的牙齿是会把什么都咬碎的。”

    这里谈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对于刘峙这一头蠢猪式的“福将”，我华东野战军的政工干部也十分了解。为了鼓舞广大官兵进攻徐州、奋勇杀“猪”，当时在鲁东南地区曾经广为张贴的传单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

    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员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

    今年来的叫刘峙，他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开徐州去杀“猪”。

    对于刘峙这样的“福将”，蒋介石和何应钦心中当然是很清楚的，让他出任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其主要目的是要刘峙利用他的资历和人缘把队伍组合起来，门面撑起来，秩序建立起来，而不可能指望刘峙能为蒋介石和何应钦打胜仗，因为刘峙上任时只是准备打仗而还没有打起来。对于刘峙自己来说，他也并非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在他的学生一辈的中年将领中有一些比他更能指挥作战的人，他也需要利用这样的人。所以他上任之后，就接受了由杜聿明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任命，并让杜聿明兼任第二兵团司令，让他的这位学生来助他一臂之力。

    杜聿明从东北战场上灰溜溜地下来之后，一直在上海养病，1948年7月到徐州上任，就碰上了解救济南之围的难题。济南失陷之后，他正在为如何保卫徐州而犯难时，10月15日，突然又是被蒋介石派去解救东北蒋军即将全军覆没的危机。这时，徐州局势已经相当紧张了，真正打起仗来怎么办？蒋介石和何应钦心中有数，真正打起来了，作为大局上的指挥员并不是徐州的总司令，而是南京的蒋介石自己，只需要到时候任命一位能打仗的黄埔学生来做副总司令，忠实地贯彻蒋介石的意图，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行了。这种人事安排是蒋介石多年来的一贯做法，作战时越级指挥下级是蒋介石的一贯作风。在东北战场上，任命卫立煌做总司令其实也是如此，其主要目的是要让卫立煌以他曾经是东北主力部队几位军长过去的老上级的这一优势来服众，真正打起来之后，蒋介石一直是在越过卫立煌直接指挥。现在的中原战场上，蒋介石的打算仍然是任命一个黄埔学生来做副总司令，以便全面地贯彻和执行他这位校长（在国民党军队中，凡是出身黄埔的高级将领，当着蒋介石的面，都是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自己是天子门生，真正嫡系，蒋介石也乐意这种称呼）的意图与命令。在当时的黄埔系军人中，在何应钦心中已经选定到徐州指挥作战的合适人选有两个，一个是杜聿明，另一个是宋希濂。只要中原大战打响，就把这二人之中的一个调来做刘峙的副手，担负指挥作战的实际责任。这两位中将级兵团司令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黄埔学生出身将领中的佼佼者，能打仗，其身份地位比他其他同学要高出一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两人都对陈诚十分不满，都是国民党军队中何应钦派的骨干。

    蒋介石在密切注视着中原战场。杜聿明或宋希濂到徐州上任之时，也就是中原决战打响之时。

    四、从“小淮海战役”到“大淮海战役”

    1948年9月24日，我华东野战军攻克华东重镇济南，活捉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王耀武，山东省基本上全部解放。到这时，任何人都会明白，华野兵锋所指，必然就是紧接着山东边界的徐州。但是，这时的徐州是国民党中原战场上屯兵最多的军事枢纽，不是随便就可以打的。所以，这一战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打和如何打的问题。

    就在9月24日这一天的早上，当我华野已经突入济南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向济南城中做纵深发展进行巷战的时候，华野代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同时也报华东局和中原局，“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因为，如果“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的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为此他向中央提出了三个方案：（一）举行淮海战役，就是乘徐州南边地区的淮安、淮阴一带敌人力量空虚，由华野的苏北兵团（即第四兵团）攻占淮安、淮阴、高邮、宝应等运河沿线城市。华野其他部队此时须在宿迁一线布防，严防徐州之敌向南援助。等到运河沿线城市解放之后，再向东进攻，解放海边的海州和连云港。此战结束之后，徐州的南边和东边地区就基本上被我控制，而北边和西边早已是我军控制地区，徐州就处于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这时我军再作休整，准备下阶段更大的战斗。（二）只打海州、连云港地区，解决徐州东面的敌人之后，部队即进行休整。这样打可以使部队较早得到休整，但对今后攻打两淮不利，因为敌人可能向两淮增兵。（三）只歼灭敌人从徐州向济南方向增援之敌，但如果敌人不来增援，就无法消灭敌人。在上述三个方案中，粟裕自己认为以第一方案为最佳。

    这时，粟裕虽然只是在计划华野在济南战役之后如何打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如何对付徐州刘峙集团的问题，提出了打“淮海战役”，即如何解决淮河流域到海边这一片军事要地上的国民党军队的问题。

    粟裕把他的这份电报同时也发给了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和陈毅。9月25日，也就是粟裕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刘伯承和陈毅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引打援敌为最好”，支持粟裕的第一方案。

    就这样，日后名震全国的“淮海战役”这四个大字放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毛泽东在西柏坡认真考虑了粟裕的方案。在毛泽东的心中，当然想到了华野拿下山东全省之后下一步如何打的问题，他当然也认为淮海战役是必然要打的，是顺理成章之事。所以，毛泽东在9月25日这天立即回电粟裕和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亦应移至鲁西南（按：这是指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10月10日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从上述电报可以明显地看出，对于这一仗应当怎么打，当毛泽东刚刚接到粟裕的电报时，他的决定是先打黄百韬兵团。这是因为，在徐州地区的敌军之中，3个绥靖区的部队不是机动兵团，也不是蒋军主力，可以先放在一边，以后顺便来解决。在4个机动兵团中，黄百韬兵团距徐州最远，其东边就是大海，对我军的攻击行动很有利。另外，黄百韬兵团在蒋军中不算嫡系，如果被我围攻，其他几个兵团不大可能进行拼死相救。根据这种考虑，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先打黄百韬的决定，所以他在上述电报中明确告诉粟裕“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的几个估计都完全正确，就在3天之后，黄百韬兵团的确就到了新安镇地区，邱清泉兵团也的确就到了商丘地区。这就是说，无论是粟裕，还是毛泽东，这个时期在心中所考虑的“淮海战役”，并不是后来实际进行的淮海战役，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小淮海战役”，其目标是夺取两淮（淮安、淮阴）和海州（这也就是当时称之为“淮海战役”的原因），占领徐州的东边和南边的部分地区，打通山东和苏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威胁长江北岸，为下一步在徐州、浦口一线作战创造有利条件。所以，9月28日，毛泽东在给粟裕的电报中指出：

    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

    从这封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这里所考虑的淮海战役，其规模是“比睢杞战役也可能要大”，“最主要的作战”只是“歼灭黄兵团”，这不是后来决战淮海的那一场淮海战役。不过，首先要消灭黄百韬兵团，这一点却一直是没有过任何变化的。

    这个时候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为了准备对付我华东野战军的进攻，已经组成了一个以徐州为中心的纵深防御体系，其部队的编制与年初已经有所不同。徐州“剿总”所指挥的有4个机动兵团、3个绥靖区的部队，这些部队在1948年9月的分布是：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有4个军，分布在徐州以东陇海线上的新安镇地区。李弥第十三兵团有两个军，在徐州以东陇海线的曹八集地区，距徐州较第七兵团更近。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有三个半军（第十二军只有两个师），在徐州以西陇海线上的黄口、砀山地区。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有3个军，距徐州稍远一点，在徐州西南的蒙城地区。作为徐州“剿总”直属的还有第七十二、第一○七、第一一五3个军。李延年的第九绥靖区有第四十四军，驻在东海边上的海州。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有第五十九和七十七两个军，驻在徐州东北的韩庄、台儿庄地区。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有第五十五、第六十八两个军，驻在徐州西边陇海线上的商丘地区。除了上述部队之外，原来属于武汉“剿总”的黄维第十二兵团的4个军已经向平汉线移动，用于牵制我中原野战军，支援徐州。以上共有24个军约70万人，加上部分其他军事力量，总兵力超过80万人。在济南失守之后，蒋介石知道徐州即将成为我华东野战军的主攻目标，他必须“坚固两淮、徐蚌”，遂命令刘峙将太靠北的菏泽、定陶一带的军队全部南撤，用于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攻势防御”。

    这时，我军能用于徐州战场的部队是华野的16个纵队、中野的7个纵队，有兵力51万人。华东军区和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有21万人，共约72万人。虽然华野的兵力要少于刘峙集团，但是如果把华野和中野这两支大军联合起来使用，就将是另一个局面。正如当时担任中野参谋长的李达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毛泽东已开始制定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蓝图。这场大战，双方将投入150万以上的兵力在中原逐鹿。下面是毛泽东将“小淮海战役”逐步发展为淮海决战的“大淮海战役”的简明时间表：

    10月11日，毛泽东给华东局和华野、中原局和中野的电报（也是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中指出：

    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

    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把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强调要以绝对多数去有把握地将敌人各部分别予以全歼，不打破袭战，不打击溃战，更不把争城夺地放在心上。在这里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强调打援的重要性。除了上述指示以外，在关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作战的指示中，也再次强调要以“主力担任打援和钳制”。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叶剑英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中是这样讲的：

    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

    以后战事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料，淮海战役中的主要战斗并不是围歼，而是截击与阻援。

    毛泽东还考虑到一个重要问题。在上述的电报中，他考虑到徐州以西的“孙元良三个师（按：在当时的一些电稿和包括《毛泽东选集》在内的若干文献中所提到的‘师’，是一种习惯的称谓，是指国民党军队原来在整编时把军改称为师、师改称为旅之后的‘师’，也就是一般称的整编师。其实在淮海战役开始之前，国民党军队已将整编师恢复为军的番号，称之为军，同时也把旅恢复称师。所以我们在叙述中对这时的国民党军队都称为军和师，而不称为师和旅。这一称谓的变化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否则就会在若干地方产生误会。例如这时孙元良兵团东进的不是三个师，而是所属的全部三个军。郑州的防务交给了国民党十二绥靖区的四十军负责）现将东进”，故而命令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很明显，这已把中原野战军列入了淮海战役的作战序列，是要两大野战军共同作战。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原来给粟裕布置的开打时间很清楚，是“10月10号左右开始行动”。可是，毛泽东现在不再按这个时间去要求了，他这时完全没有命令粟裕展开进攻。他的计划变了，他给前线指挥员重新安排了时间表：“你们以11、12两个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1月休整。”毛泽东将整个战役的开始时间向后推移了一个多月，因为他要两个野战军联合起来打更大的淮海战役。于是，在这种新的部署之下，中野分兵两部，刘伯承坐镇豫西，指挥中野二纵、六纵在江汉、桐柏地区分散歼敌，有意向敌人表明刘伯承还在豫西，将原来属于武汉“剿总”

    白崇禧指挥的黄维、张淦兵团尽可能吸引住，不让其将兵力东向，以减轻东线我军的压力。而陈毅和邓小平则率中野的一纵、三纵、四纵、九纵4个纵队东进郑州，在黄河北岸的华北野战军的十四纵的配合下（由于有华北野战军的配合，所以极为重要的郑州黄河大铁桥得以完整无损地保护下来），10月22日攻克了郑州。两大野战军（严格说来，还有华北野战军的部队）开始并肩作战。

    10月22日，毛泽东见到刘伯承在豫西吸引黄维、张淦等部的目的已经达到，短期内不会对我徐州地区的战事带来麻烦，因此中野可以在攻下郑州之后继续向东线展开行动。于是，他又给中野下达了新的任务：

    “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按：指向东增援徐州方面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很明显，这已经将原来的“小淮海战役”范围大大扩大，将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全歼刘峙全军，淮海决战的蓝图已经画出了大的范围。

    而这种打法，又出现了在辽沈决战中关门打狗的味道。10月24日，陈毅和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方案，率领中野4个纵队攻下开封后向东攻击前进，陆续进至商丘、永城、亳州、涡阳。我军对徐州刘峙集团的包围攻势已经大致形成。

    10月31日，华东野战军已做好了大战的准备。粟裕心中已经完全清楚新的淮海战役的规模与目标，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所以粟裕在这天向中央军委、华东局和中原局同时发出电报，称“此次战役规模甚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也作出决定，这次战役由陈毅和邓小平统一指挥。陈毅和邓小平在给中央军委的复电中说：“本次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信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向多直接指挥。”这样，两大野战军合作的新格局形成，这是我军敢于在总兵力小于敌方的情况下同蒋介石军队的最大战略集团进行决战的重要保证。

    11月2日，东北战场上捷报传来，辽沈决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共两方兵力的对比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化。毛泽东的信心更足了，原来计划让粟裕打了黄百韬之后去打两淮的方案被毛泽东自己所推翻。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华野（同时也电告中野）领导人的电报中估计，消灭黄百韬兵团只需10天左右时间，而“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

    不过，这时毛泽东还认为蒋介石是有可能撤，也有可能不撤。如果不撤，我军就抓紧机会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和孙元良兵团。

    11月8日，粟裕在已经指挥大军向黄百韬兵团展开包围，在即将渡过运河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之时，就他对全局的考虑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很长的电报，他在分析了蒋介石可能采取的集中主力于江北作战与江南作战的两种可能，也就是毛泽东所考虑的可能不撤与可能撤的两种可能和两种可能的后果对我军的利与弊之后，向中央提出了他的具体建议：

    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何种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实现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原注：新海（按：新指新埔，即今连云港；海指海州）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按：指从徐州经宿县到固镇的津浦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原注：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切断浦蚌铁路，挫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

    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

    很明显，粟裕此时的考虑又进了一步，不是按蒋介石可不可能来决定我们的计划，而是从有利与不利出发，要迫使蒋介石跟着我们的安排走，就是要在江北吃掉蒋介石的80多万军队。

    毛泽东此时的打算与粟裕完全一致。第二天，也就是11月9日，他在给粟裕并同时告华东局、陈毅、邓小平、中原局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供给。”这样，要全歼敌人几个主力兵团的计划就已经完全形成。这时，粟裕进攻黄百韬兵团的大战已经打响。也就是说，淮海战役事实上已经打响。

    也是在11月9日，我军向黄百韬兵团发起进攻之后，发现刘峙有可能往南撤退的迹象。毛泽东得到这一情报之后，他毫不犹豫地下定决心，不能放走刘峙集团，要将其就地全歼。他立即给陈毅、邓小平、粟裕等人去电：

    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切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如敌向南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

    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就这样，在毛泽东和粟裕、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心中，原来的“小淮海战役”，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大淮海战役”。由原来打算的打两淮，消灭黄百韬兵团的十几个师，发展为要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滨，西至豫东，北至陇海沿线，南至淮河的大战场上消灭敌人的几个兵团，几十万人的大型歼灭战。这一个不断发展变化，不断成熟的过程，是毛泽东和前线指挥员共同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面前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过程。是我按照我军一贯主张的“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方针，及时调整部署，做出的最佳决策。正因为这种决策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所以就能在今后的具体实施中胸有成竹地从容对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保证将原来所预定的决战方案变为胜利的现实。

    当时担任华野副参谋长的张震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高瞻远瞩，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又博采众长，使这个方针得到补充和进一步完善。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方向选定在徐州以东，歼灭对象是黄百韬兵团。中野主力直击徐蚌线，协同华野作战。在总的战略意图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经过酝酿磋商，使战役的具体部署更加缜密。

    很明显，淮海决战的蓝图描绘过程本身，就已经预示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大战必然胜利。

    五、杜聿明重回徐州

    徐州地区的大战一触即发，蒋介石并没有睡觉。

    当济南战役结束之后，对于我华东野战军下一步的动向，国民党军队内部当然是极为注意的，也曾进行过认真讨论。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华东野战军会北上华北，会同我华北野战军攻打平津，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一种意见认为华东野战军会南下徐州，解决徐州的刘峙集团。蒋介石这时还有点清醒，他在认真分析权衡之后，不仅同意了后一种意见，还看到了我中原野战军有挥师东向参加徐州会战的可能性。1948年9月25日，他在南京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徐州的防守方案，而且是以我两大野战军有可能在徐州地区联合作战为前提。所以，研究的结果是要尽可能地进行攻击性防御，要尽可能地防止我两大野战军会合。蒋介石决定由杜聿明在徐州方面向鲁西南和苏北进行有限制目标的攻击，确保对平汉、陇海、津浦三大铁路线的控制；由白崇禧在豫西攻击，将刘伯承牵制在豫西地区。可是，杜聿明虽然制订了进攻鲁西南的计划，却因为要去东北战场“救火”，计划遂胎死腹中。杜聿明一走，刘峙虽然急得六神无主，也不敢展开攻击行动，他对向他请示行动计划的副参谋长文强说：“光亭（按：杜聿明字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经让前线的部队停止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把注意力放到更为危险的东北去了，无暇顾及徐州，所以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竟然有整整21天无所作为，基本上没有任何行动。一直到10月24日，蒋介石才在何应钦等人的催促下，在北平下达了要刘峙对我华东野战军“取攻势防御，逐次消耗共军并巩固徐州附近地区而确保之”命令。同时，为了应付当时的紧急局面，蒋介石还有意让白崇禧出来对整个中原战场进行统一指挥。

    由于这时蒋介石的精力全被东北局势所困扰，眼见中原战场战局日益严重，郑州、开封都已丢失，所以何应钦和顾祝同于10月28和29日在南京连续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徐州问题。由于何应钦一直高唱“守江必守淮”，所以与会者就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贯彻蒋介石的决策，坚守徐州。守徐州的方式是只以一两个军留在徐州守城，徐州之外的所有城市完全放弃，将徐州“剿总”所属的大量部队都集中在津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无论华东野战军从哪个方向南下，都寻找其主力与之决战。为了配合徐州方面的决战，华中“剿总”让黄维兵团向周家口进攻，牵制我中原野战军。另一种意见不同，认为徐州地处平原，易攻难守，当时四面八方都是共军，对外只剩下通向南京的津浦路这一条补给线，补充给养很困难（据徐州的第一补给区司令刘永昆说，城中粮食储备只够全城人吃21天），所以主张放弃徐州，退守淮河南岸，以淮河的自然屏障来与华东野战军对抗。参加会议者多数人同意前一种方案，其主要原因是考虑到退守淮河之后就不便于向平汉路和苏北方面机动。何应钦和顾祝同遂按会议上的第一种意见电告刘峙，让其坚守徐州。为了集中兵力，还说在必要时可以让已从菏泽、开封撤退到商丘的第四绥靖区的刘汝明放弃商丘。

    就在南京方面好不容易统一了意见之后，国民党内部在徐州战事上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原来已经同意统一指挥中原战事的白崇禧突然变卦。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看到了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有联合作战的可能，他就得准备将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合并，方能统一指挥整个中原的国民党军队，对付我方的两个野战军。这样，他就只能让白崇禧来指挥。一来是因为只有白崇禧才能真正调得动桂系的军队，二来是白崇禧不久前才从国防部长的职位上下来，绝不可能屈居刘峙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将两个“剿总”合并，取一个新名字叫国防部指挥所，既不设在徐州，也不设在武汉，而是设在蚌埠。10月27日，白崇禧表示同意，而且还在10月30日到南京出席了国防部的有关会议。

    在会上，他已经开始对战局进行部署，还宣布要让属于桂系的第三兵团和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一道向东开进，牵制刘伯承。可是第二天就变了卦，坚决不肯出任国防部指挥所主任，不肯统一指挥徐州和武汉两个“剿总”的军队，第三兵团也不能出动。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

    “陈、刘两军（按：这是指陈毅和刘伯承指挥的我华野与中野两支大军）未会合，华东由经扶（按：刘峙字经扶）对付有余，无统筹兼顾必要。届时按情况兵力调动，均以大局为主，请释念。”按一般人看来，白崇禧主动放弃对4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共达六七十万人的指挥权，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夺兵权习以为常的情况下是很难理解的。可事后才知道，白崇禧事先表示同意，突然又临时变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与其他桂系头目研究过的，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种更高级的表现。

    桂系所以要如此动作，是因为：第一，桂系认为蒋介石如此慷慨地让白崇禧来指挥中原地区的徐州和武汉两个“剿总”属下的130万军队的决定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肯定是一个圈套。中原战役，很明显是决定国民党命运的一场决战，受到国民党中所有人的重视，如果打胜了，功劳归于总统蒋介石指挥有方，如果打败了，罪过归于总司令白崇禧指挥无方。更何况按蒋介石多年来越级指挥的老做派，白崇禧能不能指挥得动那样多的天子门生，没有把握。第二，美国政府已经有了抛弃蒋介石而转为支持桂系领袖李宗仁的打算。白崇禧这样做，就是为了要拆蒋介石的台，为进而逼蒋下台做准备。白崇禧来这一手，不仅再一次延误了国民党内部准备徐州战局的进程，也大大影响了刘峙的情绪。刘峙的徐州“剿总”虽然由于白崇禧的不到蚌埠而得以保持不变，但刘峙无论是对白崇禧还是对蒋介石的做法都大为不满，发牢骚说：“白健生是寡妇改嫁（按：白崇禧字健生，改嫁一说指白崇禧过去反蒋而后来与蒋合作并同意到蒋氏政权任职），对老头子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第二，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已经察觉，蒋介石又改变了对徐州会战的主意，不再要“确保徐州”了。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南京国防部会议上主张退守淮河以南的这一派意见有道理，徐州易攻难守，怕守不住；另一个原因，是蒋介石派到徐州的战地视察官、蒋介石很信任的李以劻透露出来的，就是蒋介石内心深处的迷信观念在起作用。蒋介石认为，当年西楚霸王项羽与刘邦决战，结果兵败彭城，落花流水，得个四面楚歌、别姬自刎的下场。项羽自刎的垓下，就是在徐州附近的沱河集。徐州这个地方不是进行决战的吉利之地，他想避忌。蒋介石的这种想法未在公开场合讲过，但不时会说出一句“徐州不是决战之地”，其中的深意就是指此。

    这样一来，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准备的《徐州防守计划》全部泡汤，国民党军队对徐州地区的作战计划只得重来。

    根据杜聿明后来的回忆，蒋介石是在东北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之时，慌忙之间命令国防部按他的以“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为指导思想而拟定《徐蚌会战计划》的。11月3日，杜聿明还在葫芦岛负责东北的残兵败将的撤退与收容，蒋介石曾命令国防部第三厅（主管作战）副厅长许朗轩持上述计划乘专机去征求杜聿明的意见。杜聿明记得很清楚，蒋介石的主张就是“将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占领阵地，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相机转为攻势，予以歼灭”。杜聿明当时给蒋介石回了一封信，表示同意将主力集结于蚌埠决战的计划。他提醒说：“请刘总司令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共军牵制而无法撤退的可能。”

    由于蒋介石在退与不退这两种选择之中有所摇摆，严格说来是处于两难之境，蒋介石与其主要助手何应钦、顾祝同等人之间一直未能就徐州战场的作战方针取得一致意见（何应钦是主张不退坚守的，顾祝同是主张退过淮河的），所以徐州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方案，是守是退，从统帅部到各级将领都众说纷纭。“福将”刘峙更是没有主见，认为两种方案都可又都不可，不敢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重蹈了辽沈战场上的覆辙：在争论中浪费了十分宝贵的备战时间。

    这时，对徐州战场来说，还有一个既重要又具体的大问题，就是由谁迅速来徐州帮刘峙指挥部队，由谁来当这个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

    当杜聿明在10月15日被蒋介石突然从徐州战场上抽到东北去之后，刘峙立即就向何应钦发难，要他派一个得力又合适的人选来。蒋介石和何应钦按原来的准备，于10月24日给宋希濂发出“限一小时到达”的急电，要宋赶赴徐州，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接着刘峙也马上来电，表示欢迎。宋希濂对这一任命十分为难。刘峙下面的四个兵团司令他都非常熟悉，李弥曾是他的旧部，黄百韬性格较好，他估计还能够指挥；孙元良虚伪狡猾，邱清泉骄横跋扈，不说指挥，连共事都很难。徐州一战关系国民党政权的命运，干系太大，打败了责任太重。在反复考虑之后，他决定违命，不去徐州，于是26日以对徐州情况不明而在鄂西正在积极实现其军事部署为借口，回绝了任命。谁知第二天蒋介石又来了一封急电：“吾弟到鄂西后种种规划，颇为妥善，深洽余意。惟今后战争重点在徐蚌，徐蚌为首都门户，党国安危所系，希吾弟毅然负此艰任，迅即赴徐与刘总司令及各将领妥善部署，勿再延迟为要！”宋希濂不敢再推，只好立即交代工作，安排必须带走的各种人员和物资，在10月31日到达沙市，准备乘船东下。可是就在这天晚上，他又得到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又变了，说是“已决定派杜聿明前往徐州方面负责，吾弟可留原职，希按原拟计划实施为盼”。这真是把宋希濂弄得哭笑不得。蒋介石这种对几十万军队的统帅任命已经到了朝令夕改的地步，表明了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六神不定和矛盾重重，已经为即将发生的大战结局作了预示。

    蒋介石为什么已经决定了任命宋希濂而突然又改为杜聿明呢？在具体的资料中未见到相关记载，但是很可能和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东北战场已成定局，杜聿明无力回天，在东北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他过去已经在徐州搞了几个月，情况熟悉，当然以回徐州指挥为好；二是蒋介石对武汉的白崇禧不放心，宋希濂作为白崇禧的副总司令，继续放在武汉“剿总”，可以起到几重作用，当然还是留在那边为好。

    11月3日，蒋介石派许朗轩到葫芦岛征求杜聿明对徐州战役的意见时，就给杜聿明带了一封亲笔信去，信中说“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方案，希即到蚌埠指挥”。杜聿明对于蒋介石的命令是无法推辞的，一则东北已经完全失败，他只能离开；二则他是突然被蒋介石从徐州拉到东北的，离开快20天了，国防部还没有宣布撤销他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职务；三则他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学生之一，他只能服从。不过，这时的杜聿明心中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明白这时的徐州会战准备较之葫芦岛的撤退要重要得多，但是，按蒋介石的方案执行的话，徐州的部队应当立即撤退，他如果现在立即前往徐州指挥，就只能是指挥撤退，一上任就去当撤退司令，今后很有可能代蒋介石背上“放弃徐州”的罪名，受到国民党舆论的指责。所以，他一方面表示愿意服从命令，一方面又说葫芦岛事务离不开，要待葫芦岛撤退完毕才能去徐州。实际上他是想待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到淮河一线之后，他直接去蚌埠，在蚌埠接手指挥。这样，今后的战局无论是胜是败，他都不会负放弃徐州之责。

    不管怎么样，淮海决战中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实际统帅杜聿明还是决定要上场了。不过，他是一个迟到的统帅，他本来应当在这一幕有声有色的大戏开幕以前就走上舞台，扮演他应当扮演的角色，可是他有意迟到。11月8日，杜聿明将葫芦岛的国民党东北战场的残兵败将撤退完毕，回到北平。9日中午，傅作义请他吃饭，杜聿明才在席间搞清楚徐州方面的具体情况：徐州的军队并未撤向蚌埠，大战已经在3天前打响，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围，何基沣、张克侠已经“叛变”。这就是说，蒋介石的《徐蚌会战计划》根本就未执行，如此重大的决策竟成儿戏，徐州战场已经成了没有布局安排的一盘乱棋。杜聿明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时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是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因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11月3日复信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同时又料定：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我的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于是决心还是“从一而终”，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先到南京再说。

    当杜聿明到了南京时，看到和听到的都是不祥之兆：看到的是大街小巷处处在抢米抢面，从顾祝同口中和从刘峙的电话中听到的是徐州竟无任何全面的军事部署，“未战而先溃乱丧师”。于是在十分矛盾中采取了一个只有他自己明白的措施，他向何应钦要一辆最好的新吉普车。

    何应钦怕他不上前线，立即应允，把自己的包车给了他。杜聿明表面上是说为了方便在战场上指挥，其实他的打算是“想在逃跑时用，免得抛锚被俘”。

    1948年11月11日凌晨，杜聿明乘飞机到了徐州。用他自己的原话，是“以赴刑场之心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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