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顾祝同的军事会议开得太迟了

    在毛泽东最初设想的“小淮海战役”蓝图中，我华野向徐州刘峙集团打出的第一拳，就是直指敌军的第七兵团，即黄百韬兵团。当我军将淮海战役打响之后，也的确是先打黄百韬，在徐州的左右两翼中先斩其一翼。

    为什么要先斩黄百韬这一翼？这是因为：第一，在当时的徐州战场上，敌人的数量和装备较之我军仍然占着优势（敌人战前为70万人，战中增至80万人；我军的华野投入36万人，加上后来参战的中野15万人及地方武装，共约60万人），如果先能斩其一翼，我军即能转为优势。第二，黄百韬兵团驻地距徐州较远，东边又是大海，没有强敌掩护，在徐州地区的几个兵团中，相对来说比较孤立薄弱，对我军消灭其有生力量十分有利。第三，从战略全局上来看，我军只要包围了黄百韬兵团，就可以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东部，我中野东进的部队就可以乘势进逼津浦线，如果吃掉黄百韬兵团，就可以进一步从东西两方切断徐州和蚌埠的联系，将徐州的几十万敌人与南京大本营分割开来，使徐州之敌成为瓮中之鳖。特别是在我军打响之前，国民党的统帅部对于徐州之战是坚守还是后撤这一重大决策还在争论不断、举棋不定之时，集中力量进行分割是最有利的。如果敌人真的向南撤退到淮河以南，与南京方面的汤恩伯集团合在一起，就大大不利于我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第四，我军在陇海路以东地区展开作战，可以直接得到我鲁南和苏北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毛泽东的有关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是10月11日制定的。对于这一方针，我军的两大野战军一直在认真贯彻实施，同时，在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一直在实践中对这一方针进行补充和修订。而国民党方面，唯一拿出来的，即蒋介石授意制订并批准的《徐蚌会战计划》却成为一纸空文。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统帅部内部的各种分歧无法统一，也由于蒋介石本人优柔寡断，不断改变主意。

    蒋介石的《徐蚌会战计划》是10月30日完成的，如果从军事指挥的角度看，还是可以算得上一个在当时较为可行的计划，可是他并未下命令执行。当他决定让杜聿明来贯彻他的计划时，却又拖延了3天才在11月3日将计划交给杜聿明征求意见。当杜聿明表示赞同之后，他又没让杜聿明立即到徐州执行，而杜聿明一直拖到11月11日，即大战已经开打之后5天才到达徐州的指挥部。更重要的是，当他向杜聿明征求了意见，并在他们二人之间有了一致意见之时，他本人却又改变了主意。他当时有一种不便对部下明言的心态，就是怕从徐州后撤会影响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威信，会引起全国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人心动摇。所以当他看到我华东野战军并未急速南下，看到我中原野战军并未急速东进时，侥幸心理又出来了。之后，蒋介石突然又改变计划，决定要坚守徐州，并决定在11月4日亲自到徐州去做具体布置。这一决定已经通知了徐州，刘峙已经准备好了阅兵式。可是在临行前，蒋介石又不去了。

    原因是他为了解决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而在8月19日开始实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全国发行金圆券，收兑所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命令蒋经国到上海督阵。蒋介石不仅搞得天怒人怨，而且和自己的连襟孔祥熙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孔祥熙之子宣称要公布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美国的财产数字。11月2日，上海全市出现抢购风潮。同一天，行政院长翁文灏公开承认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全部失败，翁文灏和财政部长王云五都打算辞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实在无法抽身，只得让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代表他到徐州传达他的最新命令，要刘峙坚守徐州。

    据蒋介石派到徐州的战地视察官李以劻说，蒋介石之所以改变计划，延误战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解放军的两大野战军还未能迅速展开行动。事后才得知，这个判断是完全与真实情况不符的。出现这种误判的原因是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失灵。当时主管军事情报的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说过，为了搞到当时解放区内的部队调动情况，国民党方面预备了104部电台，派特务打进解放区。可是由于解放区内部组织严密，群众的警惕性很高，到处都有民兵和地方武装，所以这些电台到了解放区边缘却进不去，后来统计只有4部电台在教会的掩护下进了山东解放区，还是从北边进去的。这样，国民党统帅部所依据的情报只能靠国民党前线军队向上的报告，而这些报告的准确性不高。按国民党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刘斐在国防部军官训练团作报告时的原话，是“我们前线指挥官虚报敌情，谎报战果，对敌人行动毫无预见，造成上级综合分析与判断的困难，每每策定一个计划，随之落空。我方的调动比敌人迟两天甚至一周，始终跟着敌人走”。刘斐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对于蒋介石这种临战的处置方式，杜聿明是这样评价的：

    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按：国民党方面一直将淮海战役称为徐蚌会战）计划，并未作全盘考虑，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语）亦未加慎重考虑，而只有在人事上疑神疑鬼，钩心斗角，怕刘汝明、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不稳妥，急电召刘、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

    11月5日上午，顾祝同代表蒋介石在徐州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对于这一大战到底如何打，进行了具体部署。

    在顾祝同召开的军事会议上，4个兵团司令邱清泉、李弥、黄百韬、孙元良和可以离开部队的军长全部到会。到会者一致认为，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不知共军的主力和主攻方向何在。会议根据蒋介石关于坚守徐州地区的指示，认为目前几个兵团在陇海线上一字排开的布局要应付共军的进攻十分不利，决定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与蚌埠之间的津浦路两侧地区，做攻势防御，必要时，“剿总”可以移至蚌埠，但徐州仍应有一两个军进行坚守。这种部署实际上完全回到了10月29日南京国防部会议上的老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顾祝同作出了正式决定：徐州的守备应切实加强，认真固守；黄百韬兵团向西移动，向徐州靠近，与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和第一绥靖区周岩部密切联系，确保运河两岸；邱清泉兵团集结于永城、砀山地区机动，确保徐州西部；李弥兵团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机动，确保运河与津浦线沿线地区以及与蚌埠的联系；孙元良兵团集结于蒙城地区，确保徐州西南、津浦路以西地区。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移驻临淮关，保卫蚌埠并保证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驻海州的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因距徐州较远，极容易被消灭，原打算从海上撤走，但因无船，于是决定干脆向徐州方向开进，其所属第四十四军交给黄百韬指挥。原来属于黄百韬兵团的第一○○军本来是向东去加强海州方面的防务，现在也回归原兵团建制，一道向西撤。

    这样的一个部署，很明显是一个以徐州为中心的集团防御方案。顾祝同的打算是将几个兵团都放在徐州和蚌埠之间，可以利用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快速地调动部队，相互支援，便于寻找机会集中兵力与我决战，避免分散被歼的下场。对于这次在顾祝同主持下做出的重要部署，却被杜聿明评为一钱不值。杜聿明认为：

    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于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上还找不到这样一个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

    但是，就是这个被杜聿明所否定的还算是有了一定计划的部署也并未完成，就被我军的进攻所打乱。这是因为，这一次真正具有实质性的军事会议是11月5日才召开的，顾祝同当晚回到南京，在向蒋介石报告之后，11月6日才发出正式命令。这已经太晚了，因为我华野对黄百韬兵团的进攻正是在11月6日开始的。

    二、华野打出了第一拳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华野在粟裕和谭震林的领导下，于10月4日开始，在曲阜的孔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对不久即将开打的大仗进行了充分讨论、做了准备。11月初，我军的侦察人员发现驻连云港地区的敌第九绥靖区的部队有从海上撤退的迹象，粟裕立即命令部队准备发起攻击，并于11月6日向中央作了报告。华野的司令部也来到了距黄百韬兵团不远的郯城西北的马头镇。为了大部队行动的保密，粟裕命令各部，“为免过早暴露，各纵行动中，尽量利用长途电话线接线联络、汽车传骑联络，到集结地点后再行恢复电台联络”。所以，部队展开行动以后的3天之内，华野总部与各纵队之间的电波基本消失，让国民党军队一直未能搞清楚我军各部队的具体行动方向。

    11月6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唐亮等华野总部领导在马头镇召开了有各纵队首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在会上，粟裕告诉各纵队领导，我军南下的动作敌人已经知道了，敌人必然会收缩兵力于徐州附近，这对我军展开作战十分不利。所以我军必须快速南下，拖住、切断并包围黄百韬兵团。张震副参谋长又对各纵队的具体进军方向与任务作了进一步的布置。会后，在西起单县、东到赣榆的350来公里的推进面上，分兵四路，浩浩荡荡，向徐州地区的蒋军杀去。酝酿已久的淮海大战正式打响。

    第一路的左翼纵队是华野苏北兵团的3个纵队，即二纵、十二纵、十一纵（中野的十一纵，这时随华野行动），由韦国清司令员率领，由赣榆地区出发，目标是连云港、海州与新安镇之间的阿湖镇，其任务是切断黄百韬兵团向东边撤退后从海上逃走的退路。同时占领连云港和海州。

    第二路的中路大军是由粟裕亲自率领的华野总部和7个纵队的强大兵力，即一纵、六纵、九纵、鲁中南纵、四纵、八纵、十三纵，由临沂地区出发，直指黄百韬兵团总部驻地新安镇，将对黄百韬兵团进行包围，并切断其与李弥兵团之间的联系。

    第三路的右翼纵队是山东兵团的3个纵队，即七纵、十纵、十一纵，由政委谭震林和副司令员王建安率领，由滕县地区出发，目标是位于徐州以东、新安集以西陇海线上的曹八集和大许家车站，任务是切断黄百韬兵团向西边逃入徐州的去路，并阻击从徐州向东援助黄百韬的敌军。

    第四路的侧翼纵队是由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兵团的独立旅组成的，目标是徐州西北部地区，任务是配合中野在徐州西部的行动，阻止驻在商丘地区的邱清泉兵团向东援救黄百韬兵团，保证我军对黄百韬兵团实现全歼。

    毛泽东在战役打响之后十分兴奋，第二天他在给华东野战军粟裕等人的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攻击部署，并说：

    完全同意鱼戍（按：这里的“鱼戍”是当时中文电码中使用的“韵目代日”的表示方式，以地支代表月份，以韵目代表日期，“鱼戍”就是代表11月6日）电所述攻击计划，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殊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淮海战役开始之前，黄百韬的七兵团驻扎于徐州以东的新安镇和阿湖镇一带的陇海路沿线。根据11月5日徐州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他东边大海边上的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要全部向西撤，原来属于第九绥靖区的四十四军还要交由黄百韬指挥。按照军事会议的决定和顾祝同的命令，虽然黄百韬的七兵团也要向西撤，要渡过运河向徐州靠近，由于李延年部还在他的东边，暴露在华东野战军的打击之下，所以，按照顾祝同的命令，黄百韬必须得让李延年部先动，必须要掩护李延年，要待李延年部西撤完毕之后，七兵团的大部队才能行动。由于四十四军已归于黄百韬指挥，又由于原来开往海州的一○○军归还七兵团建制，黄百韬兵团一下子就成了5个军，要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迅速转移这些部队就相当困难。而这时黄百韬已经察觉到北边的我华东野战军正在向南边压过来，他必须按徐州军事会议的部署尽快向西移动，渡过运河。所以这时黄百韬对顾祝同的部署极为不满，大发牢骚，并对李延年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

    黄百韬所以有如此牢骚不足为怪，因为突然要让5个军迅速转移的确困难。还有一点是，黄百韬早就看到了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几十万人在陇海线上一字排开的不妥，他曾向刘峙提过两条建议：

    （一）陈毅部主力将会和苏北的3个纵队夹击职部（按：

    “职部”是旧时的谦称，就是我部）。而刘伯承则从西南方向牵制钧部（按：“钧部”是旧时的尊称，就是你部、贵部）主力各兵团，使不能应援职部。如此击破职部后，再循序各个击破各兵团之企图，已甚明显。（二）我军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唯有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结合各兵团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战机，趁陈、刘大军尚未会师之前而各个击破之。

    应当说，黄百韬的上述分析还是很不错的。可是，他的意见犹如石沉大海，刘峙没有任何回音，更不说有任何行动。直到现在才叫转移集中，已经为时太晚了。

    按照黄百韬原来的命令，七兵团应当在11月6日出动。由于要等李延年，又只好向后推迟一天，在7日出动。6日晚上，黄百韬在新安镇的兵团司令部中对他在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李以劻说了不少心里话。由于我华野派出的四个化装进入新安镇的侦察员被敌人发现，所以黄百韬已经知道华野30万大军南下的消息，他的七兵团是首当其冲，而此时顾祝同和刘峙给他的命令却是向西移动，因此，“西撤途中，侧面受敌，随时应战，立足未定，各个击破，最堪忧虑”。他要李以劻第二天一早尽快离开新安镇，去向刘峙说明情况，“如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他还要李以劻向蒋介石转告：“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他最后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应当说，黄百韬这时还是相当清醒的，他已经明白自己的下场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得承认，黄百韬的牢骚满腹和忧心如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可以说一件看来不大，但对于黄百韬不久的全军覆没却有着不小关系的事：按照顾祝同在徐州主持的军事会议决定，第九绥靖区立即撤销，所属的四十四军西撤，交给黄百韬指挥。这本来是重要的军事机密，可是，由于刘峙的贪得无厌，在这最紧张的时刻，竟然首先想到的是他在海州开设的几家盐店。他怕这几家盐店撤晚了要受损失，就让司令部的机要科长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在海州为他管理盐店的经纪人唐某。唐某一方面收拾东西准备逃跑，一方面又告诉了他商场中的朋友。朋友再传朋友，熟人再传熟人，于是海州和连云港立即大乱，纷纷出逃。而这时，身为第九绥靖区司令长官的李延年还未看到命令他撤退的电报。当第九绥靖区和第四十四军开始撤退时，无数的商人、财主、公务人员、乡绅等拖家带口的队伍乘着牛车马车，带着箱包担笼，早已挤满道路，大大延缓了四十四军西撤的速度，特别是在过桥时，更加拥挤不堪。这一情况，不仅使黄百韬为了等待第九绥靖区人员和四十四军而推迟了西撤的出发时间，更影响了整个黄百韬兵团西撤的速度。而这时，时间对黄百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黄百韬所以会被我军迅速包围以至全歼，他西撤过晚过缓，应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而他所以会如此缓慢，就是由于刘峙这个总司令为了几家盐店的利益竟然有意泄露军事机密所造成的。

    11月6日夜，我华东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黄百韬兵团的部队接火。7日晚，直插曹八集地区的山东兵团首先插入到徐州东北的运河一线。九纵首歼韩庄的守敌，七纵攻占了由韩庄到台儿庄之间运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梁万年闸。大部队遂通过万年闸向南猛扑过去。与此同时，苏北兵团从黄百韬兵团以东迂回向南，到了徐州东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徐州以北贾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三绥靖区的一个军部、三个半师举行起义，向我军敞开了南下的大门，让我东野大军得以更加顺利地向南开进。

    最早攻入黄百韬兵团在新安镇司令部的，是九纵副参谋长叶超率领的侦察营。当他们在11月8日进入新安镇之后，才知道黄百韬兵团已经完全西撤，而且并未走远。镇中的老百姓说：“老广（黄百韬兵团殿后的部队六十三军是广东部队，大多是广东人）走了不到两个小时。”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报告给粟裕设在马头镇的临时司令部。粟裕毫不犹豫地立即向各纵队下达命令：追！用最快速度追！各路大军的战马和汽车首先启动，迅速向敌人追去。

    根据这一突然发生的变化，粟裕一边上报中央和中野总部，一边向各部队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王建安指挥的山东兵团的任务不变，但必须排除一切困难，用最快速度插入徐州以东的曹八集、大许家地区，抢在敌人的前面，切断敌人向西逃走的去路；已经位于陇海路以南的皂河地区的苏北兵团十一纵和江淮军区的两个旅立即由南向北，经土山镇以最快速度向大许家车站前进，与山东兵团会合，切断敌人的西逃之路；一纵、六纵和九纵在粟裕亲自指挥下沿陇海路的南面迅速向西追击；四纵和八纵则沿陇海路的北面迅速向西追击。苏北兵团的其余部队则从宿迁经双沟向徐州东南前进，威胁徐州，并从敌之西南方阻击敌人。

    11月9日华野总部向全部队发出了《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军“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为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里，坚决追到哪里，全歼黄兵团！

    活捉黄百韬！”

    黄百韬兵团是在11月7日清晨从新安镇向西撤退的，我华野大军是在第二天上午向敌人发起追击的。为了追回这一天多时间，我各路追击大军以能够达到的最快速度急行军，一天行军60公里到70公里。不仅部队在追，紧随其后的大量支前民工也推着小车、抬着担架，一刻不停地跟着追。

    从新安镇地区向西行进，最大的麻烦是过运河。黄百韬预先考虑到了这一点，事先就与徐州“剿总”联系，要求派工兵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剿总”答复说将派出一个工兵团，结果是一个工兵的影子也没见到。原先预料中的浮桥没有了，除六十三军之外的四个军全部都只能从唯一的一座铁路桥上通过。加之四十四军从海州方向西撤时，夹带了大量的跟随西撤的家属、商人、职员、乡绅、学生等，总数竟有10万人之多，又是轿子，又是车子，大大影响了过桥速度。11月8日从早晨到中午，黄百韬的六十四军、兵团直属部队与兵团总部、四十四军陆续通过铁桥。下午两点，我华野的先头部队在九纵司令员聂凤智的率领下就已经追到运河边，各种火力一齐向桥面打去。敌第二十五军和一○○军一边抵抗，一边过桥，虽然在黄昏时分都过了桥，但是二十五军被我歼灭了一个团，一○○军四十四师也被我歼灭一部。8日下午，当黄百韬的大部队渡过运河之后，为了摆脱我军的追击，在敌二十五军一○八师还未过铁桥时，黄百韬就悍然下令炸毁了铁桥。当天晚上，黄百韬兵团到达了距徐州只有75公里的碾庄。由于这两天已经跑得相当疲惫，部队又相当混乱，黄百韬下令在11月8日晚上部队休整，整理队伍。之所以敢于停下来休整，是因为黄百韬认为华野还不能追上他的部队，认为他的部队已经接近徐州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黄百韬认为工兵已将运河铁桥炸毁了，河东的解放军主力过不来了；他还认为，河西是没有解放军主力的，有的只是一些地方部队。

    可以肯定，黄百韬在估计我军的行军速度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他没想到我军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追了上来，没想到我军能以他想不到的方式渡过运河，更没能想到我军会突然插在他的前面。我军为了追赶敌人，有桥过桥、有船乘船，没桥没船就涉水而过。九纵的“潍县团”官兵在渡河时竟站在水中，用自己的身体扛着攻城用的木梯搭成便桥让战友们跑了过去。这样，就在黄百韬在碾庄休整的这天，我山东兵团利用第三绥靖区贾汪起义所造成的有利条件，以超常的速度南下，在11月9日插到了碾庄与徐州之间，七纵到了大许家和黄集，十纵到了东贺村，十三纵到了曹八集。这样，黄百韬兵团退回徐州的路就被切断。

    到了11月10日，我华东野战军就展开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到11日就从四面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黄百韬兵团4个军大约12万人就被我军包围在以碾庄为中心的大约18平方公里范围之内。时间在这个关键时刻真是显得太重要了。战后，粟裕这样说：“只要我们在贾汪多待4小时，我们的机会就丢失了。”

    被我军包围在碾庄的敌军是４个军，即二十五军、六十四军、四十四军和一○○军，不过只有六十四军和四十四军还是完整的。被包围的范围是东西6公里，南北3公里，中心是碾庄。本来还有一个六十三军，这个军是在完成了掩护全兵团撤退的任务之后才出动的，由于沿陇海一线人马太多，所以没有沿着陇海路西撤，是从南边向西撤退的。11月7日上午11点出发，刚走了20公里就被我苏北兵团的先头部队追上。

    六十三军边打边撤，11月8日黄昏到达运河边上的窑湾镇时即被我军包围。窑湾没船没桥，由于六十三军是粤系余汉谋的旧部，本是广东部队，官兵中不少人都会游泳，于是，会游泳的就强行游泳渡河，其余就在窑湾镇拼死抵抗。我军的十一纵最先赶到窑湾，就在敌人渡河时加以痛击。很快我一纵也飞兵赶到，遂对敌人进行强攻。战斗到11日下午，无论是已渡河的还未渡河的，除了军参谋长宋健人、一八六师师长张泽深等极少数人化装逃跑之外，全军被我歼灭。军长陈章抱着一块木板泅水渡河，刚一上岸就被我军的密集扫射所击毙（粤系军阀余汉谋为了给自己的部下贴金，在对外宣传时说陈章是自杀“成仁”，在南京和广州开了追悼会，当时连六十三军的几名高级将领都称之为“最为可笑”）。这个军就成为我军在整个淮海战役中最早消灭的一个军。

    三、碾庄围歼战

    碾庄，当地人叫做碾庄圩，位于运河以西、陇海路以北，过去是一个没有一点知名度的村庄，现在却成了八方关注的焦点，而且在中国现代史上永远留下了它的名字。

    碾庄一带是黄河和淮河多年来的泛洪区，为了防止水潦之害，村民的房屋都是建在高出地面两三米的台地上，台地之间就是洼地或水塘。

    每个台地上修建的房屋多少不一，多则几十家，少则十几家，比较分散。这一带碾庄最大，有两百多户人家。以碾庄为中心，若干个小村子组成了一个村落群。这些小村子有的有名，如碾庄东边的大院上、小院上、三里庄、旺庄、杜庄、李庄、吴庄、大兴庄，南边的曹庄、新庄、后板桥、前板桥，西边的贺台子、彭庄、前黄滩、后黄滩、小曹庄，北边的太平庄、秦家楼、大芽庄、小芽庄、尤家湖等，有的还没有名字。

    为了防匪防盗，较大一点的村子外面都有圩墙，有利用低地建成的环形水濠，有如其他城市的城壕一般。在整个村落之外，则是平坦的田野。

    这种地形，在有经验的军人眼中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作战时是有利于防守的。

    碾庄原来是李弥兵团的驻地，李弥的十三兵团司令部驻在曹八集，第九军军部就设在碾庄。李弥认为这里打起仗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可利用的地方，就利用原来的有利地形修筑了不少工事。这些工事根据地形和村落构成主阵地和卫星阵地，密布明碉暗堡，在各阵地之间都有交通壕和盖沟连接，在各个村庄内外又有由几道交叉火网组成的自成体系的工事。李弥兵团奉命向徐州靠近，两天前刚走，大部队走后，留守部队一直等到黄百韬兵团到来后才完全撤走。李弥兵团所修筑的工事都被完整无缺地留了下来，在碾庄的工事为黄百韬兵团所利用，而在曹八集和大许家的工事则被我华野所利用。李弥兵团同时为淮海决战的国共双方准备好了水平相当不错的工事，而且马上就投入使用，这在淮海战场上也不能不说是一桩趣事。

    黄百韬到碾庄时，还不知道他已经被四面包围。11月9日上午，他还在指挥大部队从碾庄西撤，忽然听到距碾庄很近的曹八集枪声大作，派人前去查询，才知道曹八集已经被解放军占领，自作主张想跑得快一点的四十四师提前出发先到了曹八集，已被全歼。不久黄百韬又得到空军的情况通报：“共军有三万余人正从宿羊山（在碾庄西北10公里）跑步南下；另有万余人正从铁路由南向西疾进。”这时他才知大事不好，但已无法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11时许，他终于接到了刘峙转来的蒋介石的命令：

    着该兵团在碾庄圩地区准备决战。已命黄维兵团经宿县、宿迁渡过运河，挺进运河东岸进行外线反包围；又已令杜副总司令率邱、李两兵团东援。

    这个命令，是蒋介石这时对徐州战场所下的一道最重要的命令。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以后也在按这道命令去做，但想做并不等于就能做到。黄维的确接到了上述命令，可是他率领的十二兵团从蒙城出发后就受到我中原野战军的阻击，到了双堆集即被包围。至于杜副总司令，即杜聿明，是在黄百韬接到这份电令之后两天，亦即11月11日，才到徐州上任。而在这一天，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华东野战军完全包围。

    黄百韬这时才完全明白他的处境，只好在碾庄召集各军的军长会议，布置各军立即在各村庄原有工事的基础上继续构筑工事，架设电线，准备作战。他的部署是：兵团司令部设于碾庄不动；二十五军在北边的秦家楼、太平庄、尤家湖一线布防，向北防御；六十四军在东边的鲁家楼、前阎桥、火烧房子一线布防，向东防御；四十四军在陇海线上布防，向南防御；一○○军在西边的贺台子、彭庄一线布防，向西防御。黄百韬这时最害怕的是北边“跑步南下”的大量华东野战军，所以急切地要求徐州派空军轰炸运河上由华野架设的便桥（在碾庄北面的运河段大致呈东西流向，与陇海路平行），因为他从空军的通报中得知：

    “已架设十几座便桥”。徐州的确派出飞机多次轰炸，可是我华野部队在当地老乡的支援下随炸随修，在整个战役中运河上的交通始终畅通无阻。黄百韬又要求空军轰炸东边运河上的铁桥，空军也去炸过，扔下了不少炸弹，但一颗都没有命中。

    碾庄以西是曹八集，曹八集以西是大许家，大许家距碾庄只有15公里左右。陇海路在大许家有一个车站，就在大许家稍北有一座小土山，相传是当年关羽投降曹操之处。山上有一个火神庙，华东野战军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这个小庙里。将指挥部设在前沿，耳中要听到枪声，这是粟裕指挥作战的作风。作为统兵数十万的一方统帅，甚至曾经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敌人的机枪射程之内，以至毛泽东不得不在数千里之外给他发出电令：“华野指挥位置太靠前，应立即后撤！”

    从11月11日开始，华野的四纵、六纵、八纵、九纵、十三纵这5个纵队在特种兵纵队的配合下，向碾庄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八纵在东边，九纵在南边，六纵在西南边，十三纵在西边，四纵在北边。开始进攻时，进攻的重点放在敌军中战斗力较弱的南边的四十四军和西边的一○○军。13日，陇海线上的四十四军全军溃败，铁路以南的村庄和铁路线上的碾庄车站均被我军占领，四十四军退至铁路以北，以后再退至大芽庄。18日晚，四十四军的一五○师师长赵壁光率残部2000多人向我军投降。17日，防守碾庄西北方向的第一○○军被我击溃，由原来据守的彭庄、贺台子一线退至大芽庄，军长周志道负伤。

    我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把敌人的防线愈压愈小，可是在这不大的区域内所消灭的敌人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身陷重围的敌人困兽犹斗，抵抗极为顽强。黄百韬兵团的约10万大军被围困在一块不大的战场上，所以火力相当集中，100米左右的阵地就有20多挺机枪；由于敌人基本上都有可以利用的工事，防守起来比较方便，而我军的进攻地带基本上都是平旷的开阔地，在进攻时十分吃亏。八纵在东边向六十四军展开进攻时，用了六十五团和六十六团两个团攻打一个不大的村庄鲁家楼，而敌人只有一个四七五团，激战一昼夜，竟然只攻占了半个村庄。

    到第三天鲁家楼才被全部拿下，但六十六团政委李树桐却牺牲在第一线，有的连队打得只剩下两个人。所以，我军的进攻进展很慢，弹药消耗很大，兵员伤亡很大。我军对敌人的进攻打得相当坚决，相当勇猛，在发起进攻3天之后，单是陶勇率领的四纵，就已经伤亡了4200多人。

    当粟裕向陶勇了解伤亡情况时，陶勇开始还不愿说实话。可是陶勇不知道，粟裕不仅到了四纵的阵地，也去了九纵的阵地，不仅认真研究了我方的进攻，还几次在第一线研究了敌人的防守工事和防御打法。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到战地医院去掌握了我军伤亡情况的第一手材料。粟裕已经在考虑新的战术方案了。

    当陶勇向粟裕如实报告了战场上的具体情况之后，粟裕根据他这3天之中的仔细思考，在11月14日召开了围攻黄百韬兵团各个纵队负责人会议，决定改变打法。这是因为，在部队出发前，强调的是一个快字，要求各纵队要尽可能快地抓住敌人，要求部队抓住敌人之后就坚决进攻，以免把敌人放走。当时要求过大家在抓住敌人之后要大胆穿插，分割包围，可是由于在猛追敌人过程中，不少部队都打乱了建制，过了运河之后还未能来得及调整就进入了战斗，各级指挥员还在按原来的“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的要求在打。其实，目前所遇到的情况与出发前预想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现在敌人是紧缩于一团，利用李弥兵团留下的工事在层层设防，拼死固守。我军如果再用猛打猛冲的办法，只能带来更多的牺牲。多年来打惯了运动战，而现在却是打典型的阵地战，部分指战员还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尽快改变自己的战术。所以，粟裕要求各纵队立即改变打法，不能打得太猛，不能要求速决，眼下摆的是硬骨头，要磨出尖牙利齿，一口一口地啃。同时，对包围圈中的敌人也不能四面八方都打，粟裕的策略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

    粟裕在会上一点拨，各纵队负责人回去再一传达，广大指战员全都开了窍。第二天，即11月15日，战场上进攻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挖掘坑道的声音，运送木料的声音，打桩垒土的声音。粟裕要指挥他的大军打一场阵地战，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一口一口地将黄百韬兵团吃掉。

    粟裕在14日的会议上还作了一个决定，围攻黄百韬兵团的指挥任务交给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和副司令员王建安具体负责。这是因为，在这时的徐州战场上，更为重要的任务已经不是围攻黄百韬，黄百韬已经被团团包围，只要没有强大的援军，黄百韬是死定了。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阻击和消灭杜聿明对黄百韬兵团的援军。

    黄百韬的司令部设在碾庄一家烤酒的糟房里。他虽然对自己部队的拼死抵抗感到满意，但是，看着这狭小的包围圈中日益增多的伤兵和死尸、日益减少的粮食和弹药，嗅着处处可闻的血腥味，听着部下不断报告的共军阵地上正在夜以继日地挖掘纵深坑道和各种工事的消息，他一点也不乐观。虽然在每天空投下来的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和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喉舌《扫荡报》上印着他的半身像，印着蒋介石给他的嘉奖令，但是他对此毫无兴趣，因为这些安慰对于他的性命攸关的现实没有任何帮助。在黄百韬的心中现在有两把刀在不断地刺着、绞着：第一是北边在最关键的时刻和最关键的地方出现的贾汪起义，华东野战军南下的大门被一下子敞开了，使得粟裕的几十万大军毫无阻碍地成几路纵队向他压了过来，他周围的包围圈愈来愈紧、愈来愈厚，让他失去了突围求生的任何可能；第二是蒋介石所计划的、由新上任的杜聿明所指挥的援救大军能否将他救出去。他已是身经百战的人了，震惊全国的孟良崮战役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国民党军队的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被全歼时，他正是战区指挥官，骄横一世的张灵甫可以说就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困在华东野战军的包围圈中而被击毙的。黄百韬知道自己是冲不出去的，很可能就会在今天的包围圈中步张灵甫的后尘。现在，他只能盼望强大的援救兵团，而这些援救兵团会不会出兵不出力，来一个见死不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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