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维东进

    无论是在围歼黄百韬兵团，还是在阻击孙元良兵团时，从西柏坡的毛泽东，到淮海前线总前委的指挥员们，每天都在注视着战场西部的另一个军事集团，这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十二兵团，即黄维兵团。

    十二兵团其下有十八军、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其核心力量是国民党军队中赫赫有名的十八军。

    十八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尽人皆知的陈诚的基本队伍，“五大主力”

    中排名第一的王牌军队中的王牌，其前身是当年蒋介石所属的6个师中的第十一师，由十一师扩编为十八军是在1930年。十八军是五大主力中军史最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老牌劲旅。“十一”二字合为“土”字，“十八”二字合为“木”字，从原来的十一师和后来的十八军中先后产生了5个一级上将、4任参谋总长、两任海军司令、1个空军司令、1个联勤总司令、20多个军长。这个当时被称为“土木系”的军事集团，是国民党军队中，特别是黄埔系中最大的派系。在第一次国内战争中起家的十八军在经过抗日战争之后，已经发展为10个军。而十八军则以老兵多、配备好（装备有各种火炮440多门）、机动性强（装备有汽车近400辆）、作战经验丰富而为国民党军队内诸军之冠，故而被称为“五大主力”之首。蒋介石和陈诚之所以一定要黄维出任十二兵团的司令长官，除了认为他头脑清醒、稳重可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因为他是老资格的土木系，从1928年起就在十一师任团长，以后任过十八军军长。现在十二兵团中的4个军中，十八军是其核心和骨干；十军是由十八军的建制部队和官兵调拨而成，当然也是土木系的骨干队伍；十四军和土木系关系很深（十四军的前任军长罗广文属于陈诚派系人物，曾任过十八军的师长和军长，十四军现任军长熊绶春则是黄维的同乡和在黄埔的先后同学）；只有八十五军不是土木系，而接近何应钦。所以，在这样的部队中，如果不是土木系的前辈，是无法指挥这些蒋介石和陈诚的嫡系队伍的。

    十二兵团是1948年9月下旬在武汉组建的，属于武汉“剿总”白崇禧指挥。10月初，白崇禧要黄维向襄城、鲁山方向进犯我解放区，并往泌阳、唐河、南阳一带进行扫荡，其目的是为了把我中原野战军牵制在豫西地区，以免中原野战军向东发展，同华东野战军会合。但是当黄维率军向豫西平原开进时，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已经转移，沿陇海路一线向东进军了。就在淮海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即11月5日，黄维得到蒋介石电令，要黄维兵团立即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到达徐州后即由徐州“剿总”指挥。黄维认为蒋介石这一“打通徐蚌，会师徐州”的部署完全是处置失当，因为要让一支军队在敌方大军正在侧面监视之时千里迢迢去赴援徐州，乃是兵家之大忌，极易被敌方在精心准备之下侧击或阻击。

    但是，由于蒋介石对此事绝无任何争论的余地，不仅要黄维必须东进，而且要黄维尽快出发，火速前进，不得以任何借口延误。在这种情况下，黄维只得率军东进。但是，他不是命令部队开往徐州，而是命令部队开往蒙城，打算到了蒙城之后根据情况再做下一步安排。11月8日，黄维兵团的12万几乎全机械化的部队（八十五军作为第二梯队延后出发，当黄维已到蒙城时才赶上队伍）兵分两路，一路是兵团总部、十八军、快速纵队，由确山出发，经正阳、新蔡向阜阳前进；另一路是第十四军、第十军，由驻马店出发，经汝阳向阜阳前进。12日，两支部队在阜阳会合，再按照蒙城、宿县的路线东进。虽然从确山、驻马店到蒙城距离并不远，但是十二兵团有战车和大量的重型武器，道路又很差，沿途还要渡过南汝河、沙河、颍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等河流，所以进展并不快。为了对付可能遭到的阻击，加快行军速度，黄维安排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率领十八军作为开路先锋。

    黄维兵团要东进，当然就成为当时位于其北面的中原野战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对于黄维兵团，毛泽东早就密切地注意着它的一举一动。道理很简单，这12万人马在当时是蒋介石手中最精锐的一支劲旅，如果它投入徐州战场，将会给我军增加很大压力；我军如果要吃掉它，也得进行认真的准备。早在11月7日，毛泽东在给粟裕、陈士榘、张震的电报中，就已经设想过，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是解决黄百韬，第二阶段就是解决黄维，只不过并未最后决定。当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事打响之后，毛泽东事先没估计到战事会是如此难打，原来以为是几天就可解决，接着就是解决邱清泉的良机，所以毛泽东的打算是在解决了黄百韬，攻占了宿县之后，在黄维还未到徐州地区与杜聿明集团会合之前，立即就由华野全力歼灭北线的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兵团，解放徐州。而这时的中野则全力牵制住南线的黄维兵团以及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即原来的第四绥靖区，刚刚改组为第八兵团），保障北线的胜利。待北线取得全胜之后，再由两大野战军共同来解决南线的这三个兵团。后来，徐州方面攻黄百韬兵团与打援都未能速决，当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打响以后，黄维就已经出兵东援，能否就趁黄维东援之时，在运动中寻机加以歼灭，这又是一种可能。对于这种可能，当时在中野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在考虑，华野的粟裕、谭震林等人也在考虑。11月14日，刘、陈、邓在给军委的电报中就已经提出：

    如敌（按：指黄维兵团）出永城和宿县，我以集中一、二、三、四、六、九，及华野三、广共8个纵队，歼灭黄维为上策。因为黄维在远道疲惫、脱离后方之运动中，只先来３个军７个师，其中强者只有３个，我军也能适时……这个方案未被毛泽东所批准，因为毛泽东这时还把注意力放在徐州的邱清泉和李弥身上，想先歼灭邱、李。毛泽东在11月18日给刘、陈、邓的电报中是这样安排的：

    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今后数日内，歼灭黄（百韬）兵团全部，将是第二个胜利。如能精心组织战斗，再歼邱、李四五个师，打得邱、李不能动弹，则将是第三个大胜利。

    但是，战场上的情况促使前线指挥部必须尽快对黄维兵团下手，因为它已经在11月15日到达阜阳，18日强渡涡河，到达蒙城而距离宿县只有70公里了。黄维原来打算在蒙城停下来，仔细观察一下态势再考虑下一步行动，但是蒋介石坚决不准他有所稍停。19日，黄维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下令向宿县攻击前进，妄图攻占宿县，重新打通津浦线。

    11月19日，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三位常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正式向中央军委提出了相当具体的紧急建议：

    徐东作战，据我们观察，歼黄百韬使用了华野６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历时已12昼夜，尚未解决战斗。如再以其余部队，其中只有两三个较能攻坚纵队，加之部队必已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灭较黄为强的邱、李，诚非易事。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３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5个纵队或3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灭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妥。如果我们不这样……马上打邱、李，既无胜利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动。如何，请考虑。

    毛泽东在认真考虑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建议之后，回电报同意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建议，决定让中野全力打黄维，而由华野的六纵代替中野的九纵去对付李延年。华野的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也致电中央军委，表示完全拥护军委和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决定。

    由于碾庄的黄百韬在11月22日被歼，黄维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发动了全线猛攻，于23日冲过了北淝河，其先头部队已经突过了浍河，距津浦路已经不远。11月23日22时，刘、陈、邓再次电告中央军委：

    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而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

    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按：指由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委的中野十一纵，此时在徐州东南随华野的苏北兵团行动）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4个纵队加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执行。

    在此军机紧急时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仅在十几个小时之后，就复电总前委，决定采纳刘、陈、邓的建议，命令中野立即全力对黄维兵团展开行动，同时命令华野派出必要的兵力参加围歼黄维兵团。这封电报应当是全歼黄维兵团的作战命令：

    23日22时电悉。（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刻，一切由刘、陈、邓相机处置，不要请示。

    为什么毛泽东迟迟下不了围歼黄维的决心？为什么他这一次决策竟会在刘、陈、邓的两次请求和催促之后才定下来？不是毛泽东不知道这时黄维正在急速东进，也不是他看不出必须阻击黄维兵团的重要性。毛泽东所以一直在强调要先解决徐州之敌，最后才由两个野战军来共同对付黄维，他首先考虑的是黄维的几个军武器精良、建制完整，战斗力要比并非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黄百韬兵团强得多。而中原野战军此时尚未度过转战大别山之后的困难时期，这时由刘、陈、邓能够调动的野战纵队只有7个（其中的十一纵还在华野那边），总兵力只有十几万人。特别困难的是武器，重武器在进大别山时基本上全部丢了，现在整个中野只有山炮43门，而且总共只有200多发炮弹。连迫击炮都只有207门，炮弹只有3000多发。至于野炮，只有四纵有两门。轻武器中，轻重机枪不少，可是子弹不多，每挺机枪的子弹还不到一个基数（按：弹药基数是一个军事常用语，就是在一次补给中配发的弹药数量，在一般情况下，班用轻机枪是1000发；连用轻机枪是1600发，重机枪是4500发）。用这样的装备去和几乎是全部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打硬仗，敌人的一个军就有各种重型火炮400多门，我们明显是要吃亏的。这个时期，我军装备最好的是东北野战军，但它远离中原战场；其次就是华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人马较多，粟裕手下有17个纵队，近40万人马。所以，毛泽东为了减轻中野的负担，一直想让华野能抽出尽可能多的部队之时再来歼灭黄维兵团。

    但是，战场上的变化是不能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图来掌握的，黄维兵团已经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了，如果让它占领了宿县，打通了津浦路，与徐州的杜聿明集团合在一起，就很有可能向南撤走，淮海决战就会半途而废，我军用无数人的牺牲换来的成果就会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总前委和中原野战军的领导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向中央请战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也是在不得不打的情况下决定由中原野战军为主向黄维兵团发起全面进攻的。中原野战军当时和敌人作战时绝不是兵强马壮的部队，而是相当困难的部队，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方能知道他们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真是可歌、可泣、可敬。

    必须指出的是，中野对黄维兵团的阻击早在这之前就已开始。当黄维兵团离开了确山、驻马店向东开进之后，我中野的一纵、二纵和六纵也就在杨勇、陈再道和王近山的率领下从商丘地区出发向东南急速开进，迈开双脚走在了机械化的前面。当黄维兵团到达阜阳时，我中野就已攻克了宿县。当黄维兵团到达蒙城时，我中野已经在那里做好了准备在等着。不过，在中央军委还未下达围歼黄维兵团的命令之前，那时中野的任务只是以不断阻击的方式来延缓其向东增援徐州的速度。黄维兵团从确山、驻马店出发之后向东行进，必须要渡过好多条河流，我军就利用河流设防阻击它。没有主力部队的地方，就由地方部队在洪河、沙河进行阻击。这一系列的阻击战，延缓了黄维兵团的行军速度，为我军主力不久后对黄维兵团的包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仗是沙河阻击战，是由我鄂豫皖军区的地方部队打的。虽然面对的是敌人开路先锋、王牌部队十八军，但我军凭借有利地形隔河猛打。十八军其他器材都有，可就是没有渡河工具，所以，在鄂豫皖军区部队的阻击下，硬是打得十八军渡不了河。黄维上阵亲自指挥，还是冲不过去。结果是绕了一大圈，在沙河下游的回溜集抢了一些民船，从下游渡过了沙河之后，发现原来打阻击战的部队已经无影无踪，这才修造浮桥，让大部队过了沙河。

    当黄维兵团过了阜阳之后，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已经赶到，便开始对它进行了多次阻击。第一战是在黄维兵团过颍河时，中野一纵的十二旅就在颍河东岸与敌人初次交手，阻击了两天。第二战打得最激烈，是从11月18日开始在敌人强渡涡河时展开的激战。在这之前，一纵的领导就认真察看了地形，探了水深，认为涡河是几条河中最理想的阻击阵地，遂决定在涡河西岸修筑防御体系，与黄维兵团较量。在那里指挥作战的，是一纵司令员杨勇和政委苏振华。

    11月18日黄昏，中野一纵在涡河沿岸的黄家至板桥集一带的一些小村子里与敌军的王牌——第十八军正式交手，杨勇和苏振华亲自在第一线指挥。十八军为了抢时间，一到涡河边就向对岸的我军阵地进行炮轰，然后就向徐家、侯家阵地发起了4次冲锋（这一地区的小村庄很多都叫某家、某家），都无法突破我军阵地。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见强攻不行，就命令其一一八师从远离我军阵地的下游涉水过河，向我军发起侧翼进攻。这一招是我军原来未曾预料到的，在敌人侧击的方向只有一个排在担任警戒，所以很快就被敌人占领了黄家村和陈家村两处阵地。杨勇得知这一情况，命令二旅立即组织反击。二旅四团为了堵住敌人向前推进，和敌人反复争夺黄家村和陈家村，黄家村这个村庄在敌人的炮轰和火焰喷射器的焚烧之下，全部成了一片瓦砾，四团团长晋士林和政委郑鲁都牺牲在阵地上，作战参谋主动站出来指挥。四团的指战员们和敌人整整打了两天两夜，几乎全部伤亡，敌人才得以向前进了一步，但十八军的一一八师也受到了很大的伤亡，黄维只得把一一八师撤下去，换上十四军的八十五师继续向板桥集进行冲击。可是，无论使用多么强的火力，都未能突破我军的正面阵地。黄维无奈，还是用绕道渡河的办法，在蒙城以东和蒙城以西两处涉水过了涡河，再从三个方向凭着他的坦克、大炮，在飞机轰炸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可是，我军却在涡河一线阻滞了黄维兵团整整三天。

    过了涡河是北淝河，我军进行了一次并不很坚决的阻击之后就撤了。黄维判断是我军在涡河阻击之后已经受到了较重的损失，在短期之内难以再组织起有力的阻击战了。于是，他命令各部队尽快渡过北淝河，向宿县、徐州前进。

    11月23日，在浍河南岸的南坪集，黄维兵团又碰上了中野的主力，中野四纵在陈赓司令员的指挥下，中野九纵在秦基伟司令员的指挥下再次阻击十八军，又整整打了一天。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亲自督阵，一一八师师长尹钟岳带头冲锋，敌人不仅使用了各种重型武器，还使用了火焰喷射器，以至南坪集完全成了一片火海。这一天，从早上打到晚上。入夜之后，我军撤出了阵地。黄维兵团乘势抢渡浍河。

    一系列的阻击战，为我军在下一步完全歼灭黄维兵团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黄维当然不可能知道，北淝河不强的阻击，浍河先是坚决地打，以后又是主动地撤，都是按事先的布置安排好的。黄维当然更不可能知道，就在他进攻南坪集、强渡浍河的前一天，毛泽东已经下达了全歼他所率领的12万精兵的命令。

    二、刘伯承布下“口袋阵”

    当中央军委关于消灭黄维兵团的命令下达的当天，即11月24日，在一个名叫小李家的小村庄里，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了中野各部队首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当杨勇等人赶到时，身上还散发着从阵地上带来的硝烟味。

    任务不用多交代，这些在战场上征战几十年的战将们都明白，要和黄维动真格的了。而刘伯承和邓小平心中想的是，在这真正可谓强敌当前的关键时刻，最重要的是要让大家有一股不畏强敌、一往无前、敢打敢拼的高昂士气。刘伯承首先讲话：

    同志们，现在要看我们的了。个别同志信心不足，担心咬不烂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简直是乱弹琴！是啊，我们从大别山出来，真是马瘦毛长啊！可是，瘦马拉硬屎，就看有没有勇气！勇敢的“勇”字大家认得吗？勇字就是男子头上戴着一顶光荣的花冠。没有勇气算不上男子汉！这回，同志们要向广大指战员讲清楚，我们决不放过十二兵团这个老冤家，狭路相逢勇者胜！我还是用一句四川的俗话，大家都摸摸裤裆，看看自己是不是男子汉，有没有卵子……刘伯承的四川俗话引起了大家一阵笑声，但给这一群钢打铁铸的男子汉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刘伯承今天重复了他过去在挺进大别山时说过的“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话，在大家的心中扎下了根，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让部下增添了无限的勇气。

    邓小平在会议上一般总是让刘伯承先讲。今天，他在刘伯承讲话之后接着说：

    同志们，刚才师长（按：这是邓小平多年来对刘伯承的习惯称呼，因为他们俩开始合作时，刘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邓任师政委）说了，我们这次围歼黄维兵团是非常艰苦的，也是非常光荣的。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拼老命干掉黄维兵团，即使这一仗把中野拼光了也值得。

    其他野战军照样渡江，中国革命照样胜利！

    各纵队首长又一次听到了邓小平这种万分激动又万分坚决的声音，一个一个都激动地站了起来。四纵司令员陈赓以钢铁般的誓言说道：

    邓政委，我们四纵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不惜一切牺牲，承担最艰苦的任务。即使打到只剩下一个班，我陈赓甘心当班长，一定坚持到最后胜利！

    作为中野的第一员大将，陈赓的话代表了全体指战员的决心。

    小李家村重要会议召开的同时，战场上的枪炮声并未停止，陈赓指挥的四纵和秦基伟指挥的九纵在南坪集阻击了一天之后，后撤了。黄维指挥着他的机械化部队在满目硝烟和满地血迹中陆续渡过了北淝河，又渡过了浍河。这时，黄维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北淝河，就是古代的淝水，1565年以前，就是在这里，东晋的谢安、谢玄仅以8万北府兵以逸待劳，略施小计，便击败前来进犯的前秦苻坚号称90万人马的大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对于熟读史书的黄维来说，对这个著名的古代战例是再熟悉不过了。今天，他黄维又来到了发生淝水之战的故地，他黄维也是在长途奔袭……这会不会重蹈覆辙？黄维停下来想了好久，愈来愈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为什么刘伯承的部队在沙河进行了不强的阻击之后撤退了？为什么在颍河进行了不强的阻击之后又撤退了？

    为什么在涡河进行了强有力的阻击之后还是撤退了？而在北淝河为什么没有像样的阻击？特别是最近这一次在浍河南岸进行的南坪集之战，陈赓为什么打了一天之后还是撤退了？他对他的老同学陈赓是相当了解的，他自认在作战指挥上远非陈赓的对手，难道真的是陈赓打不过自己的美式装备？他产生了一种不仅已经上当，而且是已经被刘伯承引进了圈套的感觉。于是，他立即下令，暂停前进，让兵团的高级军官前来临时搭成的军用帐篷中开会，研究形势，商议对策。

    黄维兵团本来任命了一个比较能干的副司令胡琏，可是胡琏因为没有能当上司令而称病不到职。另一个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是何应钦硬塞进来的，与黄维不是一条心，对万事都基本上不表态。老谋深算的兵团参谋长肖锐已经发现部队在蒋介石的瞎指挥下进入了危局，立即请了病假，溜到上海去了。这时，在兵团中最有发言权的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杨伯涛认为，从最近的事态发展看，解放军的两支野战军已经会合在一起，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很明显解放军是要在此组织大规模的决战。解放军前一阶段在涡河、浍河的作战应当是有意识地诱我深入，现在两翼都发现了解放军的部队，十二兵团事实上已经落入了口袋阵之中，冒险东进本来就很危险，到了蒙城之后继续前进更是自投罗网。这时必须立即停止向宿县的进攻，否则将愈陷愈深，因为解放军的口袋很可能就在这个方向。现在要向后退往蒙城也已经不可能，因为解放军已经在后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蒙城，而且构筑大量工事，截断了退路。目前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向东南方向位于津浦路上的固镇转移，争取能与李延年兵团会合，争取得到蚌埠方面的后勤支持，再说如何打通津浦线。

    杨伯涛的话颇有道理，故而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支持。黄维到这时候也顾不得会违反蒋介石的旨意了，因为救部队要紧。于是，他下令凡是已经渡过浍河的部队全部迅速撤回南岸，部队全部撤到双堆集地区集结。这一次，黄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力求稳妥，他命令第十军掩护十八军，八十五军掩护第十军，十四军掩护兵团部，依次撤退。由于十八军和第十军都正在和解放军激战，黄维又命令还未曾与解放军接战的第十四军和八十五军来掩护十八军和第十军，这样四个军都得打，都与解放军胶着在一起。我中原野战军在浍河北岸的四纵和九纵回过头来对黄维兵团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攻，并渡过浍河，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回来。从浍河两岸又突然出现了大量的解放军主力部队，将黄维兵团打得七零八落，在一片混乱中，十八军的四十九师被全歼，十四军的少将参谋长梁岱也被解放军俘虏。黄维花了一天一夜才想法让各部队恢复了联系，逐渐撤退到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忠义集、王朱庄、马家楼地区，稳住了阵脚。11月23日深夜，黄维兵团开始向固镇方向转进，撤到双堆集地区集结的这一天，是1948年11月25日。

    应当说，黄维和杨伯涛等人的观察还是正确的，刘伯承的确是给十二兵团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刘伯承和总前委认为，黄维的十二兵团刚刚组建，心高气傲，自恃兵强马壮，而且又还未与我军交过手。这次奉蒋介石之命长途奔袭救援，开始时必然锋芒毕露，我军最好是在一旁观察和从侧面骚扰，避其锐气，同时采取步步阻击，步步后撤的办法，把黄维兵团引进我们的口袋之中，待其锐锋已挫，而我军的口袋已经扎好之时，再行包围。这个口袋就摆在距津浦线不远的北淝河和浍河之间，之所以选择这个地区，是因为那里距华野主力部队不远，既方便两支野战军配合作战，又便于下一步全歼徐州地区的杜聿明集团。至于黄维兵团是否可能与李延年兵团或与蚌埠方向的国民党军队会合，总前委早就安排好了，华野已经做好了截断李延年兵团与黄维兵团联系的充分准备。

    根据上面的安排，刘伯承让中野的一纵、四纵、九纵和豫皖苏独立旅等部队在黄维兵团进军途中不断地进行阻击，既能挫其锐气，摸清敌人的火力与作战特点（刘伯承过去和黄维、和敌十八军都没有交过手），又能赢得我军准备的时间。当中野各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之后，担任正面阻击的四纵和九纵就有意放弃浍河的阵地，将黄维诱至浍河以北，而当整个黄维兵团在大量渡河、全部人马被浍河隔为两半时，我中野部署在浍河两岸的一纵、二纵、六纵、十一纵就一齐出动，从东西两面进行夹击，与四纵和九纵一道，将黄维兵团强行包围。考虑到中野完成这一个大任务时力量的不足，总前委决定华野的七纵和特种兵纵队火速南下，交由中野统一指挥，实施对黄维兵团的包围。为了保证包围和全歼黄维兵团，总前委命令华野的二纵、六纵、十纵、十一纵、十三纵布防于宿县东南一线，阻击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可能对黄维兵团的支援；命令华野的一纵、三纵、四纵、八纵、九纵、十二纵、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以及冀鲁豫军区的一旅和三旅布防于徐州以南地区，阻击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可能对黄维的支援。这样，我中野和华野的两支大军就完成了对黄维兵团进行全歼的可靠准备，黄维兵团被全歼的命运就成为可能了。

    既然黄维兵团乖乖地按刘伯承的指挥钻进了淮北寒冬的这个口袋，他就再也别想钻出去了。在总前委的调遣下，中原野战军的全部主力7个纵队，即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九纵、十一纵，按照刘伯承的精心布置，成功地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包围。

    双堆集将是第二个碾庄。

    三、廖运周火线起义

    在对黄百韬兵团形成包围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何基沣和张克侠发动了贾汪起义，对华野的山东兵团顺利南下，包围黄百韬兵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贾汪起义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长期工作的结果，是大战之前国民党军队中必然发生分化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我军对黄维兵团进行包围的关键时刻，黄维兵团八十五军的一一○师在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的领导下也发动了起义。

    廖运周是安徽凤台人，黄埔军校五期学员，毕业之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3月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先到皖北组织武装起义，以后到北平参加了西北军，在方振武部任参谋。西北军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部队几经整编，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廖运周和组织失掉了联系。1937年，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我军炮兵组建者、后来牺牲在义县的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才重新和廖运周恢复了组织联系，此时廖运周已是国民党军队独立四十六旅七三八团的团长。组织上给廖运周的任务是“长期隐蔽，掌握部队，团结军内进步人士，坚持抗日”。派给他的联络员是刘浩。从此，廖运周就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工作。独立四十六旅后来与其他部队整编为一一○师，成为国民党军队中一个重要派系汤恩伯集团的队伍。经过抗日战争中的多次作战，特别是在著名的台儿庄大战中屡立战功，这支由几支杂牌部队整编而成的部队逐步被蒋介石所重视，不断派黄埔学生来担任各级要职，不断改善其装备，成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942年，廖运周担任了该师的师长。由于种种原因，他和党的联系再一次中断。

    1945年，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城市工作部和国军工作部，由薄一波同志负责。国军工作部第一工作室的主任靖任秋是当年廖运周入党时的介绍人。靖任秋与薄一波研究之后，决定加强我党在廖运周师的工作。

    1946年，靖任秋派徐仁到新乡，与担任新乡警备司令的廖运周取得了联系，在廖家住了3个月，了解了廖运周的有关情况，并认识了廖的本家弟弟廖宜民。廖宜民是一位有多年党龄而也失去了组织关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在师部当副官处长。当徐仁和廖宜民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汇报工作时，带去了由廖运周提供的国民党军队《1946年作战总结和1947年重点进攻计划》等极为重要的密件，给党中央的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帮助。中共中央中原局（即原来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在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之后，将有关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恢复廖运周的组织关系，党龄从1927年算起。由于廖宜民的入党联系人已无法确定，由徐仁介绍其重新入党。中原局组织部部长宋任穷特地将原来与廖运周联系的刘浩调回城工部，并将刘浩和一批党员派到一一○师工作，廖运周把这些共产党员都安排在师部副官处。由于该师已有了一批地下党员，1946年底在该师成立了党的工作组，由刘浩任组长，成员有廖运周、廖宜民、徐仁和刘扬。工作组的任务是准备在条件成熟时起义，在起义之前的主要任务是为我军搜集各种军事情报。1947年2月，一一○1师被调到山东，党的关系也转到了华东局。刘浩在向陈毅汇报工作时，陈毅要他们暂不举行起义，因为这时搞情报比起义的作用要大得多。为了统一领导的方便，1947年夏天，华东局决定成立一一○师的中共地下师党委，由廖运周任书记，刘浩任副书记。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以廖运周为书记的师党委为了完成华东局交给的搞情报的任务，做了很多工作，师部谍报队和电台都被我地下党员所掌握，从而向华东局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如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进攻解放区的具体安排等，多次受到陈毅和粟裕等领导同志的表扬。与此同时，廖运周使用各种方法，对该师的一些军官做了调整，反动者向上级“推荐”而促其调离，进步者进行培养提拔，为以后的起义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1947年秋，一一○师党委的组织关系又转到了中原军区。邓小平政委对他们的工作做了多次重要指示，要他们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发挥最大作用，还特地要求他们不要以管理解放军的办法去管理国民党队伍。1948年7月，师党委在汉口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传达了中原军区的重要指示，要做好一切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中原大战中有所行动。不久，该师就随八十五军编入了第十二兵团序列，开赴徐州方向。廖运周等人心中都明白，要他们发挥“最大作用”的“最有利时机”就要到了。

    11月23日，八十五军越过蒙城到达双堆集西南的赵集附近。这时，在浍河南岸南平集阻击黄维兵团的中野四纵已经后撤，黄维误认为四纵已被击败，遂命令十八军进入浍河北岸，十四军在南平集东南集结，十二兵团的兵团部也设在南平集。但是也就在这一天，黄维发现了后边的蒙城已被解放军占领，后路已被切断，而西北边有解放军的大部队在向南移动，自己很可能已被包围。所以这天夜里在与几位军长紧急商议之后，黄维决定立即从浍河北岸南撤，全兵团向东南方向的固镇转移前进。黄维给八十五军的任务是在南平集一线占领阵地，掩护正在与解放军作战的十八军和十军从战场上撤出来。廖运周从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处得知黄维的整个撤退转移计划之后，立即派与中原军区联络的张士瑞将这一重要情报送给中野，同时请示中野对自己的行动要求。

    当廖运周掌握着自己的部队跟随八十五军转移时，中野突然又向浍河南岸发起攻击。整个黄维兵团在转移中已经乱了套，直到25日夜间才基本集中到双堆集附近，挤在一些小村子里。一一○师的师部刚好和兵团司令部同在一个叫小马庄的村子里，而且得到吴绍周的命令，该师由兵团司令部直接指挥。

    26日下午，黄维告诉廖运周说：“刚才空军侦察报告说，今天午后3时敌人对我兵团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他们正在构筑工事。我想乘敌立足未稳，打它个措手不及。决定挑选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廖运周感到这正是发挥自己作用的好机会，就对黄维说：“好！

    司令官的决策真英明。我们师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我们既然能攻占敌人堡垒式工事和河川阵地，现在突破他们临时构筑的掩体当然不在话下。我请求立即回去准备行动。”黄维不但同意了廖运周的意见，还特地加以鼓励。

    廖运周早已经把自己师中不可靠的三二八团交给吴绍周做军部的预备队，现在自己手中的两个团都是完全可靠的。他的打算是利用这个机会在最关键的时刻举行起义，坚决打乱黄维的突围计划，让其突围不了。因为按他的分析，解放军的包围刚刚形成，工事尚未修好，结合部也不很紧密。如果黄维用四个主力师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拼死突围，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他在与师党委的同志们研究之后，立即派由中野派过来的杨振海前往解放军阵地进行具体安排。同时又去找黄维，主动对突围计划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建议把向外突围的四个师改为三个，而把兵力最强的十八军的主力师作为突围的预备队，以便策应最佳突破口。同时坚决要求自己的师作为整个兵团突围的先锋。这些，都得到了黄维的认可。黄维还特地给他准备了坦克、榴弹炮，还说可以请求飞机支援。

    11月26日夜，身负重任的杨振海进入解放军阵地，顺利地见到了过去的老战友，并很快见到了中野南线总指挥、中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和政委杜义德。他在把黄维兵团的突围计划交给了部队首长之后，详细汇报了廖运周的起义计划。王近山立即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刘、邓首长。刘、邓当即作了重要指示：立即组织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粉碎黄维的突围计划。要进行严密组织，保证起义成功。邓小平还专门嘱咐说，廖师长在汉口的家属，我们将立即安排转移，请他放心。六纵首长根据刘、邓的指示，不仅对起义工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绘制了行军路线图，约定了联络方式和发动时间，还派纵队司令部作战参谋武英前往廖运周处指导起义，并担任向导。

    27日凌晨3时，身负联络重任的杨振海回来了。不久，武英也来了，起义工作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廖运周一方面同党委成员一起安排部署各种具体的组织工作和出发前的准备，一方面又去黄维处了解情况。他对黄维说，他派出的便衣侦探已经回来，发现共军的结合部有空子可钻，在拂晓前行动最为有利，一定可以成功，希望黄司令官下命令。黄维到此时仍未有任何察觉，还认为自己的决策正确，先锋队的选择也正确，十分高兴。黄维拿出了一瓶酒对廖运周说：“老同学，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一直没舍得喝，现在我特敬你一杯，预祝你取得胜利。”黄维当然不会想到，他这杯白兰地是在给他的一一○师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委书记敬的前线起义的送行酒。

    为了保密，起义计划只在少数人中间传达，并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事先做好了不是党员的副师长杨柳营、参谋长洪炉青的工作。一直到预定的起义时间早上6时到来之前，廖运周才召开了军官会议，宣布了起义计划。所有军官都赞成起义（廖运周心中清楚，到了这种时候，就是有个别人不自愿，也不敢反对，只能随大部队行动）。于是，早上6时正，廖运周率领全师官兵（缺三二八团）5000余人排着四路行军纵队，在黄维等人的眼皮底下，按照中野六纵指定的路线，从中野六纵的十六师和十七师的阵地之间（六纵事先在起义部队要经过的道路旁摆上了指示方向的高粱秆）向前开进。

    廖运周率领的队伍从双堆集附近的周庄出发，在其他国民党军队的眼中，他们是在执行突围任务，廖运周掌握的报话机也在不断地向黄维报告突围的进展情况。可是，当两个小时过后，部队全部通过了解放军的阵地之时，解放军阵地上的口子重新封了起来，并对跟在后面的十八军予以迎头痛击。这时，报话机中传来了黄维的声音：“长江，长江，你们到了哪里？”廖运周回答说：“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沿途畅行无阻。”黄维说：“跟在你师后面走的第十八军那个师，遭到了密集火力袭击，伤亡很大。”廖运周明白，这时黄维已经有了疑心，已经心慌意乱了，因为在报话机通话中是不允许出现这类直白用语的。很快，有4架飞机飞到行军队伍的头上盘旋，廖运周知道这是黄维派来了解情况的。由于部队还未到达指定地点，还需要迷惑敌人，廖运周立即命令部队按预先规定的联络信号，告诉空中的敌机：一切正常。一直到下午1时半，部队全部到达指定地点大吴庄，廖运周才下令从此时起关闭所有电台与报话机，切断与十二兵团的一切联系。

    廖运周率部在最关键的时刻起义，打乱了黄维兵团突围的企图，为我军全歼黄维兵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天下午，中野六纵的王近山司令员、杜义德政委会见了廖运周。当天晚上，总前委特派中野二纵政委王维纲代表刘、邓首长在全师连以上军官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由于在一一○师中原来党的工作基础较好，所以就在第二天，该师的全部炮兵就掉转了炮口，参加了对黄维兵团的炮击。

    11月29日，廖运周拟就了《廖运周将军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和《廖运周将军告十二兵团全体官兵书》。待地下党组织将该师起义军官在汉口的家属妥善安排之后，由新华社向全国播放，在当时，对于瓦解国民党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例如同是八十五军的二十三师于12月9日在阵地上向我军投诚，就受到了廖运周师起义的很大影响。敌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后来曾经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第八十五军过去作战，士气高涨，战斗相当顽强，这次作战意志非常消沉，主要是受廖运周师起义的影响。廖师起义的影响还远远不止此，按当时的态势，如果廖不起义，整个第八十五军集结到双堆集东南，则又是一种情况，战役会更残酷。廖师的起义也影响了十二兵团的军心，一般军师长无不泄气。接着第二十三师黄子华在阵地上向解放军投诚，虽有种种原因，但主要是廖运周起义的连锁反应。

    一一○师起义之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仍由廖运周任师长，参加了解放战争的渡江战役和进军江西、广东、云南的战斗。与此同时，根据上级的指示，廖运周利用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各种关系，与若干老朋友联络，规劝其弃暗投明，使不少人离开了国民党军队。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第二次一一○师起义。

    廖运周率一一○师起义之后，这个师在国民党军队的序列上就算没有了。1949年3月，国民党国防部决定将当时驻在芜湖的暂编第一师改编为八十五军一一○师，用以填补该师的番号。这个师的3个团都是由阜阳、太和的保安团改编的，师长廖运升不是别人，正是廖运周的堂兄。在廖运升的率领下，该师于1949年5月4日在义乌举行了武装起义，是为第二次的一一○师起义。同一个番号的部队先后两次起义，这不仅在解放战争史上是一则佳话，在全世界的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安徽凤台廖家湾出了3个堂兄弟：廖运泽、廖运升、廖运周，分别在黄埔军校一期、四期和五期毕业，都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都对蒋介石的卖国内战行径不满。廖运泽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后脱党，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国民党骑二军军长。内战开始后，他辞去了军长职务在家闲居。廖运升参加过北伐，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参加过反蒋活动，被迫离开了军队。抗战开始后又回到军队，曾经任过国民党整编师的副师长。内战开始后，也辞去军职在家闲居。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断被消灭，长江以北的战略防御全面崩溃，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在江南搜罗炮灰，妄图借助长江天堑，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素来被兵家所重视的“淮上健儿”就成为蒋介石政府所倚重的力量，于是，廖运泽和廖运升兄弟都被礼聘出山。廖家兄弟则想利用这个机会掌握武装力量，为在适当时机向人民力量靠拢做准备。于是，廖运泽出任了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兼颍上指挥所主任，还兼任暂编第一纵队司令；廖运升则出任暂编第一纵队副司令。

    当廖运周在淮海战场上起义之后，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立即密令驻阜阳的特务组长刘惠生查廖家三兄弟有无联系，并随军监视廖运泽和廖运升的行动。刘惠生和廖氏兄弟私交很好，为了公私两全，遂向廖氏兄弟说明了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廖氏兄弟认为只能下定弃暗投明的决心、尽快投入人民的队伍，否则必然被蒋介石所害。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过努力，他们找到了华野联络部搞策反的朱怀明，不久又和在河南的廖运周取得了联系。当他们积极准备起义时，部队被心存疑心的蒋介石从江北调往江南的芜湖，并将廖运泽调离部队去做第十五绥靖区的副司令，将暂编第一纵队改编为暂编第一师，由廖运升任师长。改编之后就被派往皖南地区“防剿共匪”。在与地下党组织研究之后，认为在当时当地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遂暂时停止了起义工作。

    1949年3月，蒋介石又把暂编第一师改编为一一○师归还八十五军建制，部队随八十五军开往义乌。这时，廖运周根据陈赓的指示，派人将陈赓的亲笔密函交给了廖运升，要其加速起义的准备。5月2日，八十五军军长吴求剑要廖运升将全师军官家属全部运至福建，第九兵团司令官李延年又命令廖运升将部队开往金华，由李延年直接指挥。在这种情况下，廖运升与廖运周派来的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四十二师敌工科长杨振海研究之后，认为必须起义。当即进行了若干准备，并与我浙西游击支队取得了联系。虽然在一一○师周围全是国民党军队，但是在浙西游击支队的帮助下，他们顺利地进入了义乌西北的黄宅山区。5月4日，廖运升在黄宅召开全师大会，宣布了起义的决定。这之后，廖运升和杨振海战胜了死硬反动分子的种种破坏，打击了部分人员的反水，除了三二九团反水去了福建之外，全师其余部队起义成功。当蒋介石调遣部队和空军力量打算对起义部队进行攻击时，我第二野战军十二军（原中野十二纵）已经到达义乌地区。廖运升派人与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取得了联系，重新将部队开回了义乌。以后，一一○师接受了整编，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廖运升在义乌起义时，廖运泽正在广州，他立即避走香港，以后在我党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

    出身于黄埔的廖家三兄弟在解放战争的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都举行了成功的武装起义，都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在我国革命斗争史上，是仅有的一例。

    四、胡琏来到双堆集

    双堆集，这个位于宿县以西属于安徽濉溪县的一个小镇，过去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就如同江苏邳县西边那个叫碾庄的小镇一样，现在一下出名了，各种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它的名字。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军队中的嫡系主力兵团黄维兵团在那里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围住了。

    黄维兵团被包围之后，对下一步行动曾经有过争论。虽然廖运周的起义让突围的计划失败，但是，有鉴于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在几天前已经在碾庄的包围圈中被全歼的事实，杨伯涛等人主张无论如何也要拼死突围，否则十二兵团即将成为第二个七兵团。为此，杨伯涛愿意率领十八军剩下的两个师打前锋，冲向蚌埠。黄维也认为还可以一拼，不能敞开走，就用滚动前进的办法“滚着走”。黄维要做这种不再前往徐州或宿县的安排，必须与徐州的杜聿明取得联系，可是虽然近在咫尺，竟连无线电也联系不上（按：黄维当时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这个美式装备的兵团在东进的过程中，一直与徐州联系不上，与南京的联络也是时断时续，只能从与空中飞机上有关人员的通话中得到若干消息，所以黄维竟然连黄百韬兵团已经全军覆没的情况都未能从徐州得到应该得到的通报。直到20年之后他原来兵团司令部的电台台长来找他做外调，才知道这位电台台长原来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不过他的突围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11月26日，他要求突围的请求得到了蒋介石的回电：“应不惜一切即以主力向东攻击，击破当面之匪，与李延年兵团会师。”27日，他安排了三个师突围。可是，担任突围先锋的廖运周师不仅在阵前起义，将整个突围计划全部破坏，而且使跟在廖运周师后面的部队受到中野六纵的坚决阻击。

    当廖运周的起义队伍开过去之后，中野六纵立即就封锁了缺口，然后按事先准备好的战术对后面跟进的两个师以猛烈阻击。黄维为了保证突围的成功，亲自上阵督促指挥，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冲锋，可是都被王近山指挥的六纵打得一步也过不去。黄维无奈，只得叫部队退下来。

    正在进退不能之时，蒋介石的命令来了，命令黄维不准转移，就地固守。

    11月28日，由杜聿明指挥、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从徐州向南进攻，意欲夺回宿县，打通徐蚌交通线的战事毫无成效，已被我华野坚决击退，接着又出现了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而又突不出去的严重局面。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顾祝同、何应钦、杜聿明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一方面放弃徐州，徐州的部队全部南撤。为了能保存点实力，不能让黄维冒险突围，而要让其固守，以便能牵制住解放军的兵力，而让杜聿明指挥徐州的所有部队撤出徐州，待杜聿明率军向南进攻，进至蒙城、涡阳地区之后，再设法解救黄维兵团之围。另一方面，命令蚌埠方面的刘汝明兵团和李延年兵团向北进攻，力争进取宿县，与杜聿明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解除解放军对黄维兵团的包围，救出黄维兵团。根据这一决定，杜聿明在飞回徐州时，就在飞机上与黄维通了话，要黄维顶住，说他正在努力援救。顾祝同也飞到双堆集上空和黄维通话。他要求黄维一定站稳脚跟，就地固守，并设法把所占地区扩大。

    黄维说这里的老百姓都已跑光，所占领的村子都是一些土墙茅屋，既无粮食，又无饲料，连饮水和燃料都难以解决。顾祝同向黄许诺，立即安排空投补充给养。就这样，黄维兵团就在寒风呼号的淮北大平原上挖掘工事战壕暂时栖身，行固守待援之计。

    黄维兵团困守之地，是位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忠义庄、王朱庄、马家楼等20多个村庄。虽然双堆集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但也只有100多户人家。这里由于有两个相距二三里、高约十几米的大土堆，一个名叫平古堆，一个名叫尖古堆，故而村子就名叫双堆集。两个土堆虽然不高，但在那平坦的淮北平原上，就显得相当突出了。不知在何年何月，人们在平古堆上修了一座玉皇庙，每逢庙会，香火还相当茂盛。1984年，文物部门在平古堆和尖古堆中挖出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物，最早的竟然是距今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和骨器，才知道这两个土堆原来是十分宝贵的古代文化遗存。不过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不可能有发掘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心思，就是有那么几位有文化的人，也只可能把它与当时最为现实的头等大事联系起来。

    当黄维兵团处于围困之中的危局时，兵团中有一个高参就一心想发挥他的文化知识作用。这个高参特地去见眉头紧锁的黄维，并一反当时人人脸上的愁苦之状说：“司令，双堆集可是大吉呀！”黄维一声不吭，他也算戎马半生的统兵大将，也还真不知何吉之有。这个高参说：

    “我会拆字。司令不必焦虑，历来大将出师多讲究地理征兆。就凭‘双堆集’三个字，我们就会逢凶化吉！”这句话黄维当然愿听，就叫他讲下去。于是，这个高参就大胆地拆起字来：“从拆字格来看，‘双堆集’三字，‘堆’者，是‘十’、‘一’、‘佳’三字也；‘集"

    者，是’十‘、’八‘、’佳‘三字也；而’双‘呢？则是’佳‘、’又‘、’佳‘三字也（按：这是以当时使用的繁体字而论的，繁体字’双‘字写作’雙‘）。这三字合起来，正是十一师佳，十八军佳，而且是佳之又佳。这岂不是上上大吉么！”初期的十一师和后期的十八军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和国民党的王牌部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军队中通称由这两支部队出身或起家的人为“土木系”。十八军是土木系的代表和中坚力量，以十八军为主干而组建起来的十二兵团也就被时人认为是土木系的代表。至于黄维，当然更是国民党军界中众所周知的土木系的主要骨干。如果按这个高参的拆字法来看，“双堆集是黄维兵团的福地”的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无可挑剔。遗憾的是，这个高参没有为自己的拆字行动事先拆个字或者卜个卦，看这次拆字是吉还是凶，看自己是否找对了对象。他的这次十分得意的拆字并未能受到黄维的称赞，甚至未能使黄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原因是这位高参还不太了解自己的司令官，从德国深造归国的黄维从来是以标准的新式军人自诩，从来不信占卜拆字这一套迷信玩意儿，而且对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很多相信各种各样迷信活动的军官嗤之以鼻。不过黄维认为这个高参其心可嘉，他的拆字结果传到部队中去也会起到一点鼓舞军心的作用，所以并未对这个高参有所申斥。

    黄维站在平古堆上的玉皇庙前仔细察看周围的情况，对下一步行动做了不少考虑。由于廖运周的起义，11月27日的突围计划已经破产。现在蒋介石又下令死守待援，谁能来援助呢？他已经从顾祝同那里知道了徐州方面的近况，他难以相信一贯能打硬仗的黄百韬竟会败得如此彻底，难以相信在他的同期同学中最有头脑的杜聿明竟会统率着几十万大军而在徐州无所作为。但既然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事实，就只能说明目前解放军方面的战斗力要比以往估计的强得多，杜聿明能否按蒋介石的意图从徐州打出来援救自己，也就会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他的确不能相信那些拆字卜卦的玩意儿，他现在只能有一种合理的期望，就是期望杜聿明方面能够出现奇迹，能够尽快地打过来，把他救出去。在他盼望援救的各种期望中，有一件事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就是蒋介石从空中给他送下一个人来。此人不是别人，乃是他的兵团副司令胡琏。

    在土木系的将领中，胡琏算是能打仗的一个，他一生中打过不少恶仗、硬仗，作风凶狠，军纪极严。在抗日战争著名的淞沪会战中，他曾亲临第一线组织敢死队和日寇进行肉搏战；在武汉会战中，他曾以“炮兵游击队”打击日寇的长江舰船，用布雷和炮击的办法击沉击伤敌舰船近200艘，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在保卫宜昌的石牌守卫战中，他率十一师的1万多人，与日寇的6万多人血战一周，击退了敌人水陆空的三面进攻，创造了抗日战争中一个大胜利，当时曾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正由于他有这些战绩，故而当时被称为“虎将”。可也正因为有这些战绩，也使胡琏养成了趾高气扬、专横跋扈的作风。胡琏还有一个特点，是特别顽固和反动，在打内战中特别卖命，而且在部队中反复散布“宁可自杀，也不能当共军俘虏”之类的言论。在解放战争初期，他与华东野战军有过几次交手，打过平手，也吃过败仗，特别是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差点步国民党军队中另一个王牌整编七十四师的后尘。从此以后，他的狂劲被打掉了一大半。

    当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围的消息传到胡琏耳中的时候，胡琏正在武汉省亲。得此消息，胡琏再也无心躺在家中“养病”了，因为他是在土木系中成长起来的，十二兵团和十八军是他的安身立命所在，十二兵团被消灭了，他这个副总司令也就无依无势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主动到南京去面见蒋介石，要求他的校长无论如何不能坐视不救，要想法派兵支援，并表示愿意赶赴前线，挽救危局。蒋介石见他有如此勇气，当然是勉励有加，要他立刻进入前线，“查明共军的意图，采取攻势防御，制止共军的扩张”。同时立即叫人通知黄维在双堆集的平地上赶修一个简易的飞机场，令空军司令周至柔派飞机送胡琏去双堆集。

    12月1日，胡琏乘一架小飞机在双堆集降落。

    五、第二个碾庄

    在解决了黄百韬兵团之后，为了方便指挥，淮海前线总前委指挥部从临涣集向前线移动，迁到了宿县小李庄。小李庄位于徐州至宿县的铁路和徐州至阜阳的公路之间，是敌人三路兵马，即杜聿明集团南下、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北上、黄维兵团东进的预定会合地，天天都有几批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在头上盘旋侦察。他们万万不会想到，指挥几十万大军的指挥部就在这个小村子里。

    按照淮海前线总前委的命令，包围黄维兵团的部队在11月29日向敌人发动了强攻。中野和华野的主力加上部分地方部队共20多万人投入了围歼黄维兵团10多万人的战斗。

    但是，如何才能既不拉长时间又能把损失减少到最小来吃掉这个“硬核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硬核桃”一称不是我们的形容，是黄维自喻。当他的整个兵团集聚在一块之后，他在如何固守待援这一问题上是这样考虑的：双堆集地区是一片平原，除了尖古堆和平古堆这两个较高的土堆之外，没有地形的优势，要想守住，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自己较解放军强得多的火力配备。所以，他决定以双堆集为核心，利用二十几个村庄组织环形防御，在平地上挖掘战壕，埋设地雷，拉上铁丝网，修筑各种地堡，用各种火力网来控制每一寸土地，特别是发挥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在平原地形上所具有的火力杀伤的优势，黄维就把这种阵地防御体系比喻为一个“硬核桃”。他说：“要让共军啃掉牙、胀破肚皮，败北于阵前。”他还就此一再向蒋介石表示：“刘、邓一下子吞不了我们！”

    黄维虽然口出狂言，但他的话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是因为，中原野战军的火力的确远比不上黄维兵团，中原野战军过去大多数时候都是打运动战，要打现在这种平原大坝之上的阵地战，可真是经验不足。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中野是在啃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而不是在吃一块软豆腐，这种比喻也是未尝不可。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之中很重要的一环。当围攻黄维兵团的战斗进行了几天之后，总前委在小李庄召集各纵队负责人会议，交流和总结了几天来在进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如何砸碎这个“硬核桃”，作了认真的研究。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是，我们的武器的确不如人，全部美式装备的敌人仅一个十八军就有各种火炮400多门，而整个中野的火炮也不到100门，何况还缺少弹药。

    至于坦克、飞机和火焰喷射器，我们完全没有。至于兵力，中野在这时除了一纵和四纵各有9个团之外，其余纵队都只有6个团，最少的九纵只有5个团，平均每个纵队有1.5～1.6万人，最少的纵队还不到1.2万人。

    整个中野的总兵力约为12万，大约和敌人相当。只是加上华野和地方部队的力量，我们才能在总兵力上超过敌人。在几天的进攻中，敌人凭借强大的火力，多次把我军不顾牺牲而英勇攻入敌人阵地的战士们打回来，在敌人多点交叉的机枪扫射、坦克碾压、火焰喷射的阻击面前，我们的进展很缓慢，伤亡却很大。在这种客观现实面前，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对黄维兵团围得住、歼得了？我们的广大指战员是不怕牺牲的，必要的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无价值地牺牲，我们必须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得尽可能大的胜利。从刘、陈、邓到每一个指挥员都很清楚，我们不能以血肉之躯去和敌人的坦克、大炮硬拼。

    并不在前线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对淮海前线的情况十分关心。

    曾就围攻的问题专门发电指示。电报说：“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电报还特别提醒说：“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消灭的。必须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枪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

    在总前委会议上，各纵队领导结合中央军委的指示，对眼前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对如何从过去熟悉的运动战转变为大规模的阵地战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在会议上，还讨论了前不久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立即在这大平原上挖掘坑道，修建工事，要把工事构筑成有纵深、有主次的防御阵地，要有耐心，一步一步推进，一块一块阵地争夺，真正和敌人打阵地战。

    会议之后，20来万大军立即展开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在原已挖有工事的基础上，用当地一切可用的材料努力构筑工事，迅速建成了纵深达几千米的以各种壕堑为主的网状体系。在一望无涯的大平原上，有如奇迹般地出现了千万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壕堑和掩体。从地面看，几乎看不到什么战场的样子，连人影也没有几个，包围黄维兵团的大军一下子都转入到了“地下”。可是如果跳下交通壕，就会见到各种忙碌的身影，战士们在不断向前边移动，在向前边运送各种物资。一到黑夜，这里就成了我军的天下，已经集中起来的一个个进攻小分队就在距敌人前沿阵地不远处利用夜色的掩护，向敌人发起无数次的猛烈进攻。我军不多的火炮则从壕沟中一直推到敌人的眼皮底下，采用直接瞄准和平射的办法，就如打靶一样，一发炮弹就可以摧毁敌人的一个地堡。这种打法，可以说是弹无虚发，让每一发炮弹都发挥了最大作用。我军就这样采取“蚕食”的战术，一个点一个点地与敌人争夺，把敌人的一个一个工事、一个一个村庄拿了过来，把敌人的有生力量一个排、一个连一口一口地吃掉，每天都有进展，每天都有斩获。敌人的阵地愈来愈小，我军的包围圈愈来愈小，淮北大地上的一条条战壕和交通沟，就好比一条条绞索，愈来愈紧地勒在黄维兵团的脖子上。

    面对我军的这种“蚕食”般的步步紧逼，黄维当然不会束手待毙。

    他的活动范围与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只有一条路，就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和生存空间，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以攻为守。在我军的“地下活动”面前，他的很多武器无法施展，所以他也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让徐州的空军在地面的指挥下每天不停地向我军阵地进行扫射和轰炸；二是让他的坦克在火炮轰击之后对我军的战壕进行碾压，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则用炸药包将坦克未能压垮的战壕和工事进行爆破。对于我军占领的村子，则用炮火完全夷为平地，烧成灰烬，使之无法为我军服务。黄维把这种战术叫做“蹂躏战术”。不过，这种“蹂躏战术”

    的功效甚微，因为在我军熟练的土工作业之下，很快就可以把被敌人所破坏的工事壕沟完全恢复。

    由于黄维的“蹂躏战术”非但不能把包围圈突破，反而把包围圈之内的十二兵团官兵的士气蹂躏得来愈来愈低。所以，当心高气傲的胡琏来到双堆集之后，他的老部下们一下子兴奋起来，盼望老军长能给他们带来一条生路。黄维则是不声不吭，看这个自己多年的部下是否真能挽救危局。

    胡琏先是把杨伯涛等臭骂一通，骂他们轻易冒进，将自己陷于罗网之中。然后就一改他所认为黄维之前的被动战术，想要力争主动。他把自认为是十分成熟的办法形象地称之为“刺猬胀蛇”。所谓“刺猬胀蛇”，用胡琏的话说是“眼下共军就像蛇一样缠绕我军，我军必须像刺猬一样，先缩成一团，把刺收进体内，等蛇缠紧了，再猛力鼓劲竖刺，把蛇扎成几段，然后一口口吞掉”。其实胡琏的部署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仍然是把主力十八军放在平古堆和尖古堆这个核心地区，让八十五军、十四军、十军分别防御周围地区。他要求各部队将兵力尽可能收缩在工事中，以求减少损失，晚上坚持抵抗解放军的夜袭，白天则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突袭反攻。胡琏所采取的唯一一个新措施，是把在包围圈中毫无机动作用可言的几百辆美式大卡车在兵团司令部外边摆成一圈，全部装满泥土，布置成了一道名副其实的“钢铁防线”。

    由于胡琏的到来给部下们打了气，也由于蒋介石为了支持胡琏而命令空军增加了对十二兵团的空中支援，敌人的主动进攻的确比前几天要多，士气也略有上升。

    在几天的时间中，双堆集地区的战场基本上成为这样的定势：夜晚是我军的天下，不断地占领敌人的阵地；白天则是敌人的各种武器在一些阵地上耀武扬威。但是，如果把二者相抵，敌人的阵地仍然是在日益减少，而伤亡也在日益增多。

    这时摆在黄维和胡琏面前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部队的给养。双堆集地区的老百姓早就基本上跑光了，可以说是毫无补给之可能。包围圈中的人要吃饭，马要吃料，枪炮要弹药，坦克要燃料。黄维兵团在从确山、驻马店出发时，所带的各种物资本来是相当充裕的，当时估计按平时的消耗量大致可以使用半年。可是由于出来之后就不断作战，仗打得多，弹药消耗也就多。当被包围之后，粮食和弹药逐渐紧张，必须由空投来补充。由于空投的数量有限，无法满足部队的需要，而且是越来越少。这其中还有一个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的原因，就是国民党空军缺乏降落伞。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还没有到连这点粮食和弹药都拿不出来的地步。可是，空投的每一包东西都必须要有降落伞。当时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所准备的降落伞本来不少，由于前不久支援黄百韬兵团，天天都在空投，降落伞已用去了很多。黄百韬兵团不用空投了，马上又要支援黄维兵团，联勤总部的库存愈来愈少，制造降落伞的工厂生产规模有限，加班加点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黄维兵团所能得到的空投物资就只能是越来越少。在被包围之初，还能设置空投场，由兵团的兵站管理人员统一收集空投物资，再行分配到各部队。到后来就形成了各部队派人到空投场去各自抬回，再后来就发展到各部队派出较多的兵力在那里争抢，天天都有相互开枪甚至用冲锋枪相互扫射的情况发生。

    这样一来，空投场就成了全兵团自相残杀的场所。黄维当然也派出部队去镇压，但是越是镇压，开枪的事件越多。

    包围圈中的双堆集，已经成了第二个碾庄。

    六、黄子华率军投诚

    我军对双堆集地区黄维兵团的围攻，既有军事上的围歼战，也有政治上的攻心战，而这种政治上的攻心战，正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武器之一。

    就在廖运周起义、敌人的军心越来越动摇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两篇重要的广播稿，不断地通过阵地广播和散发传单等各种形式向黄维兵团的官兵们传送。其中的一篇是在11月27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写的：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冯治安的4个师已经起义了，黄百韬的10个师已经消灭了，此外还有4个师被消灭了。

    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已被我军阻隔，不能援助你们。蒋介石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你们可知道，前些天，在碾庄圩被围的黄百韬兵团不是等着徐州的援助吗？蒋介石一天数令催迫邱清泉增援，结果走了11天，只进了30多里路，眼看着黄百韬被消灭。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到宿县附近的南坪集走得太辛苦了，你们还能再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少死些人，留着活命，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是知道的，无论是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只要放下武器，就给以宽大待遇，不论官兵，一律不杀不辱。你们的王耀武、范汉杰、郑洞国及其他一切被俘将领，都在我们这里住得好好的，其中许多人已经放回去了，还有许多人我们准备放他们回家。你们都是中国人，何必替美国人打仗呢？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等少数反动派卖命呢？时机紧迫，牺牲无益，你们应当立即放下武器。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坠，黄维兵团11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掉转枪口，和我们一道打到南京去吧！

    也在同一天，毛泽东还以刘伯承和陈毅两位司令员的名义写了另一篇广播稿，向黄维兵团的广大官兵广播：

    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所属全兵团官长士兵们：

    你们和我们都是中国人。你我两军现在在打仗，我们包围了你们。你们如此大军，仅仅占住纵横10多华里内六七个小村庄，没有粮食，没有宿营地，怎么能够持久呢？不错，你们有许多飞机、坦克，我们这里连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也没有，南坪集的天空是你们的，你们想借这些东西作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出去。但是你们突了两天，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没有呢？不行的，突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打仗的胜败，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心。我们的士兵都想打，你们的士兵都不想打，你们将军们知道吗？还是放下武器吧。放下武器的都是生路，一个不杀。愿留下的当解放军，不愿留的回家去。不但对士兵，对下级军官、对中级军官是这样，对高级军官也是这样，对黄维也是这样。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块豆腐干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我们希望黄维将军依照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为了爱惜兵士和干部的生命起见，下令投降。如果黄维将军愿意这样做，着早派代表出来和我们的代表谈判投降办法，你们保证有秩序的缴枪，不破坏武器和装备，我们保证你们一切人的生命安全和随身财物不受侵犯。何去何从，立即抉择。切切此布。

    在这两篇广播稿和其他政治攻势的作用之下，包围圈中的国民党官兵纷纷向我军投诚。就在双堆集地区的包围与反包围的战事进行得相当激烈之时，战场上又发生了敌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领全师官兵向我中原野战军投诚的事件。

    八十五军本来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在编入十二兵团之后，由于它原来不是属于土木系，在十二兵团中有了十八军的高高在上，相形之下，八十五军也就成了嫡系中的二流部队。当廖运周率领一一○师起义之后，八十五军就只剩下了两个师。包围圈中的日子是难过的，黄百韬兵团被全歼的消息，杜聿明率军南下被阻的消息，更加深了官兵们心中的危机感。特别是包围黄维兵团的中野和华野的前线部队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八十五军官兵的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时，我军在阵地上不断喊话，散发传单，还将俘虏的国民党官兵陆续放回，这些俘虏大讲解放军的宽大政策，对八十五军更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二十三师进入包围圈之后，原来还集中驻在一个叫小王庄的村子里。可是黄维鉴于廖运周的起义，对整个八十五军都感到不放心，不仅在安排阵地时将他们放在最外面的一道防线，让十八军在他们的背后，既让他们打头阵，又让十八军监视他们。二十三师要往后边走必须事先征得十八军的同意。如果要进入十八军的阵地，还要受到十八军的盘查。更严重的是将二十三师分割使用，使得上下联系不通，对空的联络电台也被禁用。由于二十三师处于双堆集东南方最前沿的阵地上，白天靠飞机掩护才敢有所活动，晚上则必须组织若干小分队不断巡逻，以防解放军夜袭。据黄子华师长后来说：

    解放军窥破了我们的企图和弱点，起初则设伏阻击，使我们不敢深入。以后摸清了我们的规律，则把路敞开，不仅对我游巡部队不加阻拦，反而在必经道路的要点上，放置食物和信件。信件内容大意是：朋友们，你们肚饿吗？面饼、白馍尝一点吧。这封信请带交你们上级……这种情况在官兵中互相转告后，战斗情绪更加低落。伤病官兵逐渐增多，无处收容，起初尚利用掩蔽部，到后来，就只好将伤病官兵放置在阵地附近的寒冬露天下，情景很惨。同时，从解放军方面释放回来的士兵，讲述解放军如何优待俘虏，治伤医病。两相对比，官兵普遍发生动摇，人人产生我们究竟在为谁拼命的疑问。

    就在这种局面下，十八军还仗恃自己的王牌地位处处给二十三师小鞋穿，当二十三师出现困难时非但不给以任何帮助，反而在扫除射界、构筑工事时明目张胆地损害二十三师的利益。按照黄维的“蹂躏战术”，当时要破坏解放军的战壕，最有效的手段是利用坦克去碾压。可是，兵团部在安排坦克时，总是优先照顾十八军，而二十三师阵地对面的解放军战壕已经快挖到二十三师的前沿阵地了，黄子华一再要求兵团部派坦克前来掩护自己的部队出击，破坏解放军的战壕，都未得允许。

    黄子华最后说出了“这种威胁如不能解除，逼得我只有缴械了”的话，才派来三辆坦克，绕了几圈就开走了。由于解放军的战壕距二十三师的阵地太近，攻击力量不断加强，二十三师的新兵团团长何企竟被解放军抓了俘虏。

    在这种情况之下，黄子华的思想逐渐对继续打下去产生了强烈的动摇。促使他下定决心弃暗投明的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与他很熟悉的廖运周率一一○师起义，二是在十二兵团中受歧视的处境，三是在包围圈中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二十三师在粮食紧缺的时候，只能靠空投接济和杀马充饥。但是，燃料是一个大问题。当把一切可以燃烧做饭的燃料都烧完之后，就只能到处寻找坟墓，挖掘棺材作燃料。驻地就只有那样宽，挖坟掘墓也只能对付几天。棺材也烧完了，就只能依靠空中投下来的熟食。可是，空投的东西太少，二十三师又抢不过十八军和另两支土木系的十军、十四军。而就在这时，距他们前沿阵地很近的解放军官兵竟然将热气腾腾的米饭给他们端到阵地前面。当初，有的士兵吃完饭后就把碗钵摔掉，解放军官兵也只是一笑走开，以后仍然不时给他们送来热气腾腾的米饭。在那严寒而饥饿的时刻，口中吃着热气腾腾的米饭，眼中看着阵地前面竖立着贴在门板上的大标语：“欢迎起义投诚”，“优待俘虏，不杀不辱”，二十三师官兵的思想怎能不动摇！

    就在这关键时刻，廖运周托释放回来的俘虏给黄子华捎来了亲笔信，明白劝诫他：“起义是光荣的，解放军不咎既往。”很快，他又看到了几天前被俘的新兵团团长何企所写的劝他尽快选择光明前途的信。

    何企的信是阵地上送来的，副师长周卓铭已经先拆开看了。周卓铭在给黄子华看信时，就很明确地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一一○师能起义，为什么我们不能！”既然副师长都是如此态度，黄子华就不能不慎重考虑了。于是他召集了全师团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将何企的来信给大家传看，然后让大家表态。出乎黄子华意料的是，全体军官竟是一致同意弃暗投明，为全师弟兄求一条生路。于是，黄子华立即派副官杨耀华到解放军阵地与解放军联系。杨耀华很快回来，说解放军热情诚恳，并派来了联络人员。于是，二十三师在第二天，派出六十七团团长杨正堂为正式代表去与解放军方面进行了正式谈判。解放军方面也派代表过来与黄子华进行了正式谈判。双方对阵前投诚的若干具体事项达成了一致协议。

    12月9日夜9时半，二十三师按照与解放军方面达成的投诚协议和有关规定，在将自己的阵地进行破坏并拆去一切通信设施之后，全部脱离阵地，开赴解放军所指定的地点。这次参加投诚的除了二十三师的三个团之外，还有愿意与二十三师共同行动的八十五军二一六师六四八团的残部、八十五军直属辎重团和卫生大队各一部分，共约1万人。

    二十三师的阵前投诚，不仅再一次动摇了黄维兵团的军心，还将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缺口，为我军对黄维兵团发动总攻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七、蒋介石请学生看电影

    双堆集已经被包围十多天了，处于天寒地冻之中的黄维兵团境况越来越糟。胡琏这只“刺猬”非但未能把他的刺竖起来，反而因为二十三师的投诚而把黄维兵团的外层防御线敞开，内层阵地完全暴露。解放军在二十三师阵前投诚后，更有效地加强了阵地上的政治攻势，各种各样的攻心活动一天比一天活跃。加之我军的战壕作业一天天接近敌人阵地，双方大声喊话都可能听见。不说别的，单是我军广大指战员每天三餐时故意敲响的叮叮当当的碗筷声，喊出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三天不吃见阎王”的快板，和放在阵地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米饭、馒头，都使得一批批黄维兵团的士兵拖枪投诚。

    在这种情况下，黄维和胡琏频繁向蒋介石告急：“形势危急，如不再派援军，十二兵团将不复存在。”

    蒋介石并没有放弃黄维，他一直都在想法将他的这支嫡系主力救出来。除了命令徐州、蚌埠地区由刘峙、杜聿明指挥的所有部队全力以赴向双堆集前进外，还说服了汉口的白崇禧，从属于华中“剿总”的宋希濂兵团即十四兵团中调出三个军向蚌埠开进，增援解救黄维兵团的力量。蒋介石甚至准备了不少船只，打算从华北地区海运若干部队来支援华东战场。可是，虽然蒋介石把宋希濂叫到南京当面做了交代，当宋希濂回到鄂西把部队集合好，调到了汉口，备好了船只，三个军陆续上了船后，白崇禧突然翻脸，命令船只不准起航，三个军全部下船，返回驻地。蒋介石得知此事，在电话中先是劝说白崇禧顾全大局，继而指责白崇禧不顾大局，最后变成相互对骂。结果，是以蒋介石将电话机摔得粉碎而告终。当然，宋希濂的三个军未能出动一兵一卒。

    面对被包围的黄维兵团，我淮海前线总前委并未急于发动总攻，而是决定用稳扎稳打的办法逐步推进，一方面把战壕作业不断前伸、不断完善，一方面一块一块地吃掉敌人的一些阵地和有生力量，同时也是还要困敌人一段时间，让黄维兵团的困境继续恶化，战斗力不断降低。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一是要用很大力量阻击徐州方面前来援救黄维兵团的杜聿明集团和从蚌埠方面前来援救黄维兵团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二是要严防包围圈中的黄维和胡琏狗急跳墙，做拼死突围。用刘伯承的话说，“这好比一个胃口很大的人上了酒席，嘴里吃一块，筷子上夹一块，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现在我们是要吃一个（指黄维兵团），夹一个（指杜聿明集团），又要看一个（指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

    就在我军对黄维兵团包围、蚕食了整整10天，在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12月5日，总前委才向各纵队下达了对敌人发动总攻的命令：

    甲：从明午后四时半起，开始全线对敌总攻击，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事推迟。

    乙：陈谢集团务歼沈庄、张围子、张庄地区之敌；锡联集团务歼三官庙、马围子、玉皇庙、许庄地区之敌；王杜集团务歼双堆集以南玉皇庙、赵庄及以西前周庄、周庄、宋庄之敌，并各控制上述地区，然后总攻双堆集，全歼敌人。

    丙：总攻战斗发起后，应进行连续攻击，直到达成上述任务为止，不得停止或请求推迟。

    丁：各部不惜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地协助友部争取胜利。

    戊：对于临阵动摇、贻误战机的分子，各兵团各纵队首长有执行严格纪律之权，不得姑息。

    以这样严厉的口气发布作战命令，在刘、邓多年作战中是不多见的。据有关同志回忆，这道命令乃是出自于邓小平之手。邓小平所以会以这样严厉的口气发布命令，是由于这场大战实在太重要了，也太困难了，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也不能有一尺一寸的退缩。

    根据总前委的命令，在长达17公里的包围圈上，全线进攻在12月6日下午4时30分准时开始。

    命令中的陈谢集团，就是由中野四纵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谢富治统一指挥的东集团，包括中野四纵、秦基伟的中野九纵、王秉璋的中野十一纵，和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特纵炮兵一部，他们所负责的攻击方向是包围圈的东部和东北部。

    命令中的锡联集团，就是由中野三纵司令员陈锡联统一指挥的西集团，包括中野三纵、杨勇的中野一纵、周志坚的华野十三纵、华野特纵炮兵一部，他们所负责的攻击方向是包围圈的西部和西北部。

    命令中的王杜集团，就是由中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和政委杜义德统一指挥的南集团，包括中野六纵、成钧的华野七纵、陕南十二旅，他们的攻击方向是包围圈的南部。12月13日，孙继先的华野三纵也奉命赶到，加入了东南一线的攻击。

    就这样，我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的九个主力纵队向黄维兵团的三个军发动了全面攻击。黄维兵团本来是四个军，第八十五军由于廖运周师起义、黄子华师投诚，已经只剩下一个无兵的空壳司令部，不起任何作用了。

    虽然我军向敌人发起了全面进攻，但根据战场上具体情况，我军并未采取猛打猛冲的战术，为了尽可能地避开敌人的强大火力，减少牺牲，仍然是在原来战壕作业的基础上实行逼近猛打，一块一块地消灭敌人。我军的指战员把这种战术叫做“剥皮战”，就是一层一层地把敌人的皮剥掉，最后来割心挖肺。为了能最有效地“剥皮”，广大指战员还创造了不少新方法，例如“飞雷”就是其中的一例。

    对于我中原野战军来说，最缺是重武器，这就显得对付黄维兵团这样的密集型兵力防守阵地缺乏杀伤力。在战斗实践中，中野四纵十一旅工兵连的副排长高文魁试探着搞出一种炸药发射筒，就是在汽油桶外边箍上几道钢圈，里边装上炸药包发射出去，一次可以发射好几十公斤，虽然距离不可能远，但对于战时的对敌距离已经完全够用。几十公斤炸药飞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强烈爆炸，连地面上都会炸出寸把宽的口子。当时敌人修筑的所有工事、地堡都是土木结构而不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所以只要这种炸药包飞过去一炸，立即开花，几十米以内的敌人也都会全部杀死，很难有一个幸免的。在攻打张围子的时候，高文魁和他的战友们曾经制造了这种炸药发射筒80多个，一共发射了1700多公斤炸药，把敌十四军都炸懵了，以为是解放军从苏联得到了什么先进的新式武器，连胡琏到前线阵地上视察时，听到一声声巨响，也以为是天上在打雷。这种自制武器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各部队纷纷仿制，并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飞雷。当时我们后方制造炸药的能力很强，几年来攻城破堡都是以炸药包为主要手段，而汽油桶在当时的战场上敌人又大量遗弃。这样，飞雷这玩意儿很快就在战场上普遍使用了起来。

    就这样，我军战士们喊着“打下黄维，直捣南京，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利用不断向前延伸的战壕，解决了敌人盘踞的一个一个村庄：李围子、李土楼、小李庄、小周庄、宋庄、东马围子、西马围子……敌人所盘踞的地盘一天天缩小。当地的老百姓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黄维刚来时所占有的地盘，相当于双堆集的区长，不久就变成了乡长，再后来则成了村长。

    当然，敌人困兽犹斗，战斗仍然打得很艰苦，每一次战斗，我军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为了攻占小李庄，我陕南十二旅和敌人第十军反复争夺了十多次，消灭了敌人1000多人，但是陕南十二旅三十五团一营的200多名官兵最后仅剩下了40多人。

    在一个名叫张围子的小村庄，中野九纵在秦基伟的指挥下和敌人的王牌十八军更是打了一场罕见的恶仗。

    守卫张围子的是十八军一一八师的三五三团，这是一个号称“青年团”的国民党军王牌军中的王牌团，无论是装备还是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中都算是一流的。九纵连续攻了三次都未能得手，胡琏听到消息之后十分得意，夸奖三五三团“不愧为我十八军的英雄好汉，不愧你们’青年团‘的光荣称号”。于是，三五三团的团长陆秀山更为得意了。

    但是，他不知道，这时秦基伟已经亲自来到了前沿阵地，而且秦基伟在前沿阵地上接到了邓小平的电话：“无论如何要把张围子打下来，有什么困难可以跟陈赓提出来，千万别窝在心里。”

    秦基伟仔细观察了阵地上的情况之后，重新调整了兵力：他调上来七十六和七十八两个团，亲自指挥部队从两个方向同时进攻，在敌人顾此失彼之际，命令部队打近战，逼拢敌人拼刺刀，让敌人的火力优势发挥不出来。这一招果然见效，陆秀山抵不住了，只好向胡琏叫苦求援。

    胡琏在电话中得知他的王牌团队实在无法招架，即将被全部消灭之时，竟然丧心病狂地下令炮兵集中火力向张围子猛轰，将他的三五三团和我九纵攻进去的部队全部淹没在了一片火海之中，双方部队在张围子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就在我军发起全面强攻的第二天，黄维和胡琏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两军相持的10天已经过去了，解放军对他们的情况已经熟悉了，总攻已经开始了。蒋介石给他们的“坚守待援”任务他们已经完成了一半，可是援军却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了解，杜聿明集团不仅不能前来援救，连自己也又成了包围圈中人。李延年和刘汝明的援军同样遭到了被阻击、被包围的命运。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三个集团都难以保存下去。黄维心中是一片追悔和失望，胡琏毕竟要年轻一些，还想做最后一搏，他不愿就此在包围圈中束手待毙，而想要拼死突围，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但是，蒋介石给他们的命令是坚守待援。这几天中，凡是身处危机、面临消灭的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往往都会得到从空中丢下来的蒋介石的亲笔信，他们这两位重要的天子门生当然也是少不了的，信中对他们的要求仍然是坚守待援。胡琏决定亲自去面见蒋介石，要求批准突围。当他把这一打算告诉黄维时，他未能想到，黄维不仅劝他立即动身，还要他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因为黄维要比胡琏想得远一点，万一自己完蛋了，总还得有一个十二兵团的负责人来为十二兵团料理善后。黄维对他的这位老部下说出了肺腑之言：“伯玉（胡琏字伯玉），你去了之后就不要再来了。我们已陷危局，前途难卜，生死也难预料。为了与共匪长期作战，人才要紧。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便我们有一天全部罹难，你还可以重振队伍，恢复旧观。”十分感动的胡琏立即离去，从那个专为他修筑的小机场上起飞了。这一天是12月7日。

    蒋介石未想到胡琏竟然会在这时冒险飞回南京，他决定亲自宴请胡琏，并让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陪同。陪同的还有这两年几乎与蒋介石形影不离的蒋经国。在这几人之中，王叔铭、宋希濂和被包围在徐州附近的黄维、杜聿明，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在这时来谈论徐州战场，他们心中的确别有一番滋味。

    胡琏向他的校长报告了战场上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突围的意见。当然，为了保证突围能有一线希望，他要求能从空中尽可能增加援助。蒋介石对战场上的情况是了解的，因为王叔铭曾多次飞往战场上空，向他做过多次报告。现在他的确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确保能够挽救徐州战场上这几十万部队的能力，如果有的话，他早就用了。但是，他又必须做出最后的努力。在几经考虑之后，进餐的人终于听到了一句他们每个人都未能想到的话：“伯玉，为了你们突围成功，为了此战决胜，我将命令空军对’共匪‘阵地投放糜烂性毒气弹！不如此不足以消灭’共匪‘，不如此不足以改变形势，不如此我们就要亡党亡国！”听了蒋介石说出这样的话来，在座的高级将领们都默不作声。他们明白，使用糜烂性毒气弹是违反国际公约的，他们的校长竟然要出此下策，这不仅是孤注一掷，更是即将要“亡党亡国”的先兆。

    同时进餐的人还有一点未能想到，进餐之后，蒋介石还在百忙之中特地安排了一场电影与他们同看。电影不是美国好莱坞的新片，而是在中国几乎是人人熟悉的描写那位在山河破碎时为国尽忠、被俘不屈、舍身成仁的著名英雄的故事《文天祥》。从电影开始到结束离去，蒋介石一直与学生们同看，但是，一直一言不发。因为，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12月9日，胡琏仍然乘着那架小飞机，飞回了双堆集。在飞机上，他有意让飞机多绕了几个圈子。他从空中清楚地看到，杜聿明集团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距他的十二兵团都不远。在相互之间所阻隔着的地带上，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解放军的几十万大军，而是密如蛛网般的战壕和交通沟。在杜聿明集团周围，在十二兵团周围，这种壕沟是一圈一圈而又前后相通，有如蛛网状，这是难以突破的包围圈；在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前面，这种壕沟则是一道一道而又前后相通，有如皱纹状，这是难以逾越的阻击线。在这些壕沟之中，无数的解放军官兵在穿梭般地忙碌着，运动着。当他的小飞机降低高度时，双堆集外面一层层壕沟中来往忙碌的情景就看得更清楚了，来往穿梭的人们把一层层包围圈似乎拉动了起来，在双堆集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旋涡，旋涡在不停地旋转，而旋涡的中心就是双堆集。

    八、灭绝人性的毒气弹

    胡琏回到双堆集之后，立即向黄维传达了蒋介石给他的密令：“你们可以突围，不要管杜聿明，也不要指望李延年。”但是，胡琏与黄维做了研究之后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突围只能是向固镇方向突围，这必须要有空军的大力支持配合，更要有固镇方面李延年和刘汝明的策应。

    在这种条件未成熟之前，只能做准备而不能采取行动。所以在召集几位军长前来开会时，并未向他们提及突围计划，而是在会上由胡琏给大家打气，说是老头子正在调兵来援（蒋介石是做过这种打算，但只能调动杨干才的二十军和李勃的二十八军两个军，由于黄维兵团不久就被消灭，所以这个计划事实上并未兑现），而且决定增大空投量，大量补充弹药和粮食。为了保证空投的成功，就必须要在目前控制的范围内扩大阵地，为此就要求各军发起一场反攻。

    根据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本人的回忆，胡琏回到双堆集的第二天，即12月10日，特地把他叫到兵团总部密谈，告诉了蒋介石决定在双堆集使用糜烂性毒气弹和窒息性毒气弹（当时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对这两种毒气弹以代称称之“甲弹”和“乙弹”），要杨伯涛秘密进行准备，主要是把陆空联络的信号准备齐全，将阵地标示出来，以便空军进行空投。同时，研究好自己部队在施放毒气弹时的防护措施。具体施放时间，由空军方面决定，因为这种毒气弹是要由空军空投下来的。杨伯涛很怕在施放毒气时双方同归于尽，但因胡琏明确告诉他这是老头子的决定，他又不敢反对。两天之后，兵站参谋长陈志轩告诉杨伯涛，空军已经空投下来几百颗由步兵使用的毒气弹，根据黄维的命令，大部分交由十八军使用，小部分交由第十军使用，要杨伯涛派可靠人员领取。杨伯涛派人去领回200多颗瓦斯弹，每一颗都装有发射器，外形颇像日式掷弹筒。从用法说明上得知，这是一种催泪型和喷嚏型的混合剂型，有效持续时间为5分钟，最大射程为300米。杨伯涛让军械官实地演练了之后，将这批毒气弹发给了十八军一一八师和十一师，命令这两个师在必要时秘密使用。

    当我中野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一营和华野三纵二十三团一营这两个被命名为“襄阳突击营”和“洛阳营”的特等功部队相互配合，共同攻下了黄维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小马庄的东南屏障马庄，歼灭了在国民党军队中赫赫有名的“老虎团”，即第十军一一四师五十四团之后，六纵又与敌人进行了一天一夜的拉锯战，方才扫平了尖古堆外围的大量工事。

    12月12日的黄昏，我华野七纵终于逼近了敌兵团司令部的后门尖古堆。

    尖古堆是当地最重要的制高点，上边的敌军有很强的武器配备，还有炮兵的观测所，是敌军必须死守的重要据点，这时驻守在上面的是十八军一一八师三五四团，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在附近的掩蔽部中坐镇指挥。为了拿下这个重要的制高点，七纵司令员成钧用了六十一团和六十二团两个团。由于我军对尖古堆的集中火力攻击，高地上的工事已经严重毁坏，敌人竟用自己部队中被打死的士兵尸体垒成了半人多高长达150多米的弧形“工事”，进行最后的抵抗。在我军的强攻之下，三五四团支持不住，已经被杨伯涛换了两个团长。为了击退解放军的进攻，根据杨伯涛的命令，就在这里使用了毒气弹。我七纵官兵不仅对此毫无准备，而且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只得停止了进攻，退了回去，给了敌人一个喘息的机会。另一次使用毒气弹是在双堆集西边的一座小庙争夺战中，仍然是由一一八师使用的。那一次使用的效果不大，因为一一八师对于这种毒气弹的使用也没有经验。

    毒气弹并未能挽救十八军。杨伯涛下令使用毒气弹后，我七纵的确暂时停止了进攻。但是，我军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指战员们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用人尿把毛巾打湿，作为简单的防毒面具，掩盖着口鼻，更加勇猛地冲了上去。敌三五四团见他们的毒气弹也不起作用了，原来的顽固劲也就随着缕缕毒气的散发而消失，其结果是三五四团被我七纵全歼，团长廖汉庭也当了俘虏。

    按原来的计划，蒋介石是要让空军在黄维兵团突围时大规模使用毒气弹的，300多份有关的使用说明已经空投给了黄维兵团，黄维和胡琏已经做好了必要的准备（这一点在黄维的回忆录中有明确记载），已经由步兵使用了两次的200多颗只是试验性的，下一步更大规模的使用则准备由空军进行。但是，计划中的由空军进行的大规模使用毒气弹在此后却并未能实现，估计是与双方阵地相距太近有关。据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回忆，第十军所分得的那一部分步兵用的毒气弹所以一直未能使用，是由于十军的阵地在双堆集的北面，他们面向西北方向和东北方向作战，当时正值寒冬，阵地上空的风都是西北风和东北风，如果施放毒气弹，风会把毒气往自己阵地上吹，很可能主要受害者是自己的部队。所以这一部分毒气弹就一直未能使用，在后来突围逃命时全部都给扔掉了。

    在解放战争中，使用毒气弹的次数很少。由于国民党军队过去还未用过，我军也还不了解这种武器的特点与杀伤力，所以在当时被毒气弹所害也还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蒋介石集团这一违犯国际公约的罪行，当时也就未被揭露。但是正如毒气弹的使用者杨伯涛本人所说：

    “毒瓦斯弹并没有挽救国民党军的覆亡，而蒋介石以及使用毒瓦斯弹的人，则犯下了滔天罪行。”

    九、活捉黄维

    毒气弹未能挽救黄维兵团失败的命运，后来龟缩在方圆不到五公里包围圈之中的黄维兵团却正在加速走向灭亡。所谓“坚守待援”，实际上是在苦守待毙。

    说是苦守，这也是名副其实的。因为从11月25日被包围以来，已过去了半个月了，包围圈中一切可以吃、可以烧的都已消耗殆尽，援兵无望、空投不足、伤员无法治，又值地冻天寒，连军官们也是在临时挖成的掩蔽部中挨饿受冻，更何况广大的士兵。在这处处可见无人掩埋的尸体，处处可以闻到伤员血味和听到伤员呻吟的包围圈中，只能是一片哀叹与绝望。

    包围圈中第一个被我军消灭的是八十五军，第二个是第十四军。

    十四军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又是和土木系关系很深的部队。军长熊绶春和副军长谷炳奎都是黄埔出身，熊绶春也是江西人，和黄维是同乡，所以在其他人看来，十四军在国民党军队中算是较有地位的，装备也是全部美式装备。可是在所谓“嫡系中的嫡系”十二兵团中，十四军的地位却只能排在第三位。即十八军为老大，十军为老二，十四军排老三，仅高于八十五军。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十二兵团中被消灭的次序刚好相反。第一个被全部解决的是八十五军（廖运周师起义和黄子华师投诚之后，八十五军就完蛋了），第二个就是十四军。

    本来，在11月23日攻打浍河时，十四军的参谋长梁岱就曾被我军生俘。由于梁岱到十四军不久，大多部下还不认识他，当天抓的俘虏也不多，所以梁岱在俘虏队中自称是一个书记官，我军管理俘虏队的人没有把他认出来，而是在经过一番教育之后，决定释放他，并让他给黄维和熊绶春带回劝降信。梁岱回到十四军之后，把信都交给了熊绶春。可是，顽固的熊绶春拒绝了这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黄维兵团被包围之后，十四军的防区在东北边。由于熊绶春和黄维的关系较好，刚开始时还受到了一些照顾，其防守阵地是在八十五军的后面。八十五军完蛋之后，十四军就完全处于最前线，反而要作为十八军的屏障。这样，十四军也就难免成为被首先消灭的对象。我军的战壕作业不断向前推进，每晚前进几十米，壕沟挖到一个小村子，就消灭一个小村子中的敌人。十四军的地盘必然是越来越小，军部所在的杨围子也就成了最前线，前面不远就是解放军的战壕，夜间连咳嗽声都可以听见。

    就在这时，我军再次争取熊绶春。12月10日，由一个释放回去的排长再次带去了劝其弃暗投明的信件，并限其在24小时之内给予答复。熊绶春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中还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我军对其军部的攻击就已经开始了。

    12月11日，我军向十四军发起强攻，十四军军部所在地杨围子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制之下，被打得无力招架。当天黄昏，我军冲进了杨围子，熊绶春从掩蔽部中向外冲，一出门就被炮弹炸中，当场毙命。参谋长梁岱第二次当了俘虏。在梁岱的带动下，十四军军部人员全体投降，部队被我军打垮之后，很快就被全部解决。

    十四军被消灭之后，就只剩下已经被打残的十八军和十军。从整个阵地看，在我军的“剥皮战”的层层剥皮之后，黄维所称的“硬核桃”

    的硬壳已经被砸碎、被剥掉，现在只剩下双堆集这块核桃仁了。附着在这块核桃仁上的，就是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牌十八军，和土木系另一支精锐部队第十军。

    第十军曾经进行过相当顽固的抵抗，对作战不力、怕死后退的团长、营长当场枪毙了好几个。但是在我军连续十几天的打击下，进入12月中旬，已经被基本打残，人数最多的一个团只剩下400人，一般的只有100人左右，有的团则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实事求是地说，在整个黄维兵团中，战斗力最强、打得最顽固的的确还是要算十八军。再加之十八军的主要任务是守卫核心阵地，外边有其他部队顶着，所以一直打到最后时，较之其他三个军，十八军的伤亡最小，建制最完整。也正因为这样，我军在向黄维兵团发起最后总攻时，主要对手就只剩下了十八军。

    总前委下令从12月6日对黄维兵团发动全面进攻以来，由于我军前期的围困已经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再加之我军一直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术，所以进展较为顺利，“剥皮”已经成功。在向敌人发起最后的攻击之前，为了给敌人最后一个放下武器、减少双方伤亡的机会，我淮海前线总前委以刘伯承司令员和陈毅司令员的名义，于12月12日向被围的黄维兵团发出了《促黄维立即投降书》：

    黄维将军：

    现在你所属的4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八十五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十四军所属不过2000人，十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依靠的王牌十八军，亦被歼过半。

    你的整个兵团全部被歼，只是几天的事。而你所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被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80里以外，寸步难移，且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的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你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的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的这一最后警告，请即派代表到本部谈判投降条件，时机紧迫，望即决策。

    这封《促黄维立即投降书》由我军安置在阵地上的大喇叭向整个黄维兵团进行了反复播放。遗憾的是，顽固不化的黄维在最后关头仍然拒绝投降，自动选择了一条死路。

    按古语“先礼而后兵”的说法，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流血，我军也算是做到仁至义尽了。既然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军只有发起最后的进攻，将黄维兵团彻底消灭。

    为了对敌人发起最后的总攻，当时相对兵力较足的华野粟裕决定支援即将全歼黄维兵团的中野，他派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领三纵、十三纵和鲁中南纵队，以及一个炮兵师，组成华野兵团，赶赴双堆集。12月13日，孙继先司令员率华野三纵到达双堆集东南的指定位置，加入了围攻黄维兵团的南集团力量。由于南集团中已经有了华野的七纵，现在三纵和十三纵又加入了进来，为了指挥方便，前委决定南集团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统一指挥。由傅秋涛司令员带过来的鲁中南纵队，则作为前委直接掌握的总预备队。

    当我军向黄维发出了《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之后，黄维和胡琏心中很明白，我军发起最后总攻击的时间就要到了，他们彻底灭亡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再加之他们所控制的地方越来越小，连接收空投补给都难以继续了。在这种情况下，黄维决定执行蒋介石所同意的在必要时可以拼死突围的计划。不过蒋介石原来所答应的在突围时要给他们若干帮助的承诺，却无法兑现。

    12月15日，黄维和胡琏召开了还在的军、师长会议，宣布了立即突围的命令。其具体要求是：“四面开弓，全线出击，觅缝钻隙，冲出重围。”行动时间定在当天黄昏。至于突向何方，黄维和胡琏心中无底，根本就不可能给下属说清楚，只是告诫大家不要去安徽合肥，因为那里现在驻的是李品仙的部队，而李品仙是属于桂系的，桂系和土木系矛盾本来就深，说不定逃到那里就会被桂系缴械。按理说，突围出去的最近安全地带是蚌埠，但解放军肯定会估计到这一点，会在通往蚌埠的方向设置重兵，所以通往蚌埠的南方和东南方最好别去硬碰。这样就只有东、北、西这三个方向可能突得出去。而西边和北边是解放军的后方，除了直接参与围攻的部队之外，第二线部队可能不多，只要能突破包围圈，安全系数会更大一些。

    按照上述分析，黄维和胡琏对突围的具体部署是：第十军还有三个师的残余力量，七十五师和一一四师向东突围，如果能突出包围圈，就再折向南方，向蚌埠逃跑；第十八师则向东北方向突围，如果能突出包围圈，也是向南逃往蚌埠。十八军现在只有两个师（其中的四十九师在南坪集打败后就已逃往蚌埠，未在包围圈之内），由其主力十一师保护黄维和胡琏向西边突围，将坦克集中在这里打头阵，黄维、胡琏，还有兵团副总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八十五军已经不存在，他现在已经是光杆司令）三人各乘一辆坦克向外冲（当到了突围时间时，吴绍周已完全绝望，故而没有乘坐分给他的那辆坦克，而是在兵团司令部附近坐以待俘）。一一八师则由军长杨伯涛率领残余部队向西北方向突围。

    十八军如果能突出包围圈，则先去蒙城方向，再往蚌埠。所有十二兵团各部，只要能突得出去，如果实在不能去蚌埠，就去安徽的凤台，把凤台作为十二兵团的最后集中地。

    黄维和胡琏的上述突围方案当然得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得知后，认为这样的突围方案过于冒险，在晚上又无法得到空军支持，成功的可能太小。蒋介石立即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乘飞机去双堆集同黄维联络，制止这种冒险。但是，黄维和胡琏不可能接受蒋介石对他们的这种“关怀”。道理很简单：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下，部队的战斗力已经很差，只有在夜晚还有一点浑水摸鱼、侥幸出逃的可能。如果在白天，肯定逃不出去。据黄维说，他一生领兵作战都是从不违反上级命令的，他也从不允许他的下级违反他的命令。这一次，是他平生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违反军令。

    虽然作了尽可能细致的部署，但是，黄维和胡琏心中很明白，此次行动是凶多吉少，所以他们各自都在口袋里装上了一大包安眠药，做好了在必要时自杀的准备。他们还相互承诺，谁出去了谁就负责照顾对方的家属。为了在逃命时能多一线成功的希望，他们两人并未按照在会议上所宣布的全兵团行动时间行动，而是把行动时间提前到下午4时，想在全军突围之前趁解放军还未发觉时就先行一步。下午4时，黄维和胡琏竟然连吴绍周都没有管，就命令十八军的十一师开始向西突破。不过，由于在20多天时间中作战的损失，这时能够为他们开路打冲锋的坦克只有6辆了。

    为了逃命，黄维和胡琏命令把所有不能携带的重武器一律破坏，或炸炮膛，或毁炮闩。通信用的各种电台大多砸烂。至于那躺在风雪中不能行动的一万多伤员，当然更是完全放弃不顾了。

    由于黄维和胡琏提前行动，整个黄维兵团的突围行动乱成了一锅粥。当我军发现了敌人的突围企图后，立即报告了总前委。总前委立即下令，要全体包围黄维兵团的部队尽快将准备进攻的行动转为坚决死守，粉碎敌人突围的阴谋。

    保护黄维和胡琏突围的坦克刚冲出阵地，就被我军利用纵横交错的堑壕将为首的一辆逼进了小河之中。其余的坦克只好掉转方向，但是不久又有一辆陷入了战壕。在这种情况下，坦克的主要功能就成了不是向外逃跑，而是四处寻找可以走的道路。天一黑，就更无法找到既无战壕又无河流的道路。就这样一直在夜色中打转，到天明也未能走出包围圈，还有两辆坦克被我军用成捆的手榴弹将其炸瘫。不过天明之后，蒋介石派来了20多架飞机，飞机的轰炸给黄维和胡琏的坦克创造了一些方便，趁我军战士躲避轰炸的机会，这两辆坦克终于冲出了包围圈，可是后边一个步兵也没有了。黄维和胡琏下坦克做了一番研究，觉得就是这孤零零的两辆坦克，还得一边找路一边前进，危险太大。为了能有一个跑出去，还是分成两个方向跑为好，一个完了，也还能有一个活着。于是，两辆坦克在一个岔道口分了手，一个向南，一个向西南夺路而逃。

    胡琏乘坐的坦克走了不多久，就在路上碰到一队民兵。这些民兵根本未想到大路上会有国民党军队的坦克，还以为是自己军队的坦克，纷纷给坦克让道，让坦克顺利地开了过去。以后又碰上了我军的部队，曾用步枪手榴弹打过，只因没有反坦克的武器，只好让它跑掉了。到中午时，坦克没油了，胡琏下了坦克，在两个坦克兵的陪同下，终于逃出了包围圈。但是，胡琏在从坦克炮塔中伸出身子指挥坦克在田野中找路时，挨了我军的手榴弹，后来医生从他的背上取出了32块弹片，不过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黄维则没有胡琏那样交好运，他乘坐的坦克没开出多远就出了故障，开不动了，只好下来步行。还没走上几步，就被我军战士发现，黄维连忙逃进一块麦地里隐藏起来。我华野三纵特务营战士傻小六和范介明两人在搜索时发现了趴在地里的黄维，当然就和抓其他俘虏一样将他迅速抓获，连他想掏出身上所带的安眠药也未来得及。这以后，他当然也就被送进了俘虏收容所。在收容所里，黄维说自己是十四军部的上尉司书，并在俘虏登记簿上写着：“方正馨，江西弋阳人，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但是，这位兵团司令的尊容毕竟还是有很多国民党官兵认识的，不一会，就有一位叫李永志的解放战士把他认了出来。黄维在李永志面前无法再撒谎，因为李永志过去当过黄维的马夫。

    就这样，国民党军队的中坚部队、土木系的大本营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当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时间是1948年12月16日。

    在黄维和胡琏率先出逃的同时，十八军和十军的残余部队在突围过程中则与我围歼部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我军发现了敌人的突围企图之后，就从四面八方向包围圈中的敌人猛扑过去，把反突围的阻击战变成最后消灭敌人的围歼战。由于敌人的建制本来已经打烂，主官又只顾逃命，所以敌人虽有一些负隅顽抗的点片，但已经完全不成章法，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在这一夜也打得有些乱，基本上是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哪里有物资就在哪里接收。但是，结局却是十分简明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十二兵团被我全歼。在十二兵团所有的高级军官中，侥幸逃脱的只有胡琏和十四军副军长谷炳奎。被我军俘虏的除了黄维之外，还有兵团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十军军长覃道善。四个军长中只有十四军军长熊绶春未当俘虏，而是被击毙。作为国民党军队五大王牌之首的十八军除了军长杨伯涛被俘之外，副军长王岳和两个师长王元直、尹钟岳也都当了俘虏。

    值得一提的是，当陈赓司令员在俘虏的队伍中见到十四军参谋长梁岱时，向梁岱问过熊绶春的下落。当陈赓得知熊绶春已被击毙时，特地关照说，一定要把熊绶春的尸体找到，并且埋葬，然后在坟前立一个牌子，以便他的家人今后前来查找。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陈赓认为熊绶春虽然是在为蒋家王朝殉葬，但是他在抗日战争中也打过几次硬仗，特别是在打通滇缅路时，他率一○三师血战松山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算是一条汉子。

    在我军打扫战场时，还有一则佳话必须交代。参加围攻黄维兵团的除了中原野战军的全部主力之外，华东野战军还相继派出了七纵、三纵、十三纵、鲁中南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的两个炮团参战。身兼华野司令员和中野副司令员两职的陈毅是华野的创建人、老首长，他处处表现了想大处、顾大局的崇高风格。在进攻开始之前，他特地告诫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中野为了跃进大别山，把重武器丢了。这次打黄维，一定要把华野主要的炮兵全部拉上去，保证战斗胜利。”陈锐霆认真执行了陈毅的命令。当战斗快要结束之时，陈毅又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华野参谋长陈士榘两次打招呼：消灭黄维之后，黄维兵团的全部装备都给中野，华野的部队一律不准拿，各纵队即时归建。华野各部队这一次仍然忠实地执行了陈毅的命令。

    黄维兵团共4个军11个师12万余人被我全歼，标志着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结束。为了消灭黄维兵团，我军也付出了伤亡3万余人的代价。

    黄维兵团被全歼之后两天，12月28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两大野战军发来了《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大捷电》，电报中说：

    庆贺你们继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后，又取得了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自11月23日至12月17日止，你们解放了战略要地徐州，全部歼灭了国民党最精锐兵团之一的黄维匪部第十二兵团四个军十个师及一个快速纵队；生俘该兵团正副司令黄维、吴绍周，争取了黄维兵团之一一○师廖运周部起义；包围了由徐州向永城方向逃窜的杜聿明匪部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并歼灭该敌三分之一以上；给予从蚌埠向西北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诸兵团以沉重打击，迫使其向淮河以南回窜，从而使杜聿明匪部完全孤立于永城东北地区，粮尽援绝，坐以待毙；同时，又解放了淮阴、淮安，攻克灵壁，使淮河以北全境除杜聿明匪部所据永城东北地区这小块据点以外，均获解放，对于今后作战极为有利。凡此伟大成绩，皆我英勇战士努力奋战，前后方党政军民一致协作的结果。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庆贺与慰问之忱。尚望团结全体军民，继续努力，为全部歼灭当面匪军而战！

    在重大的胜利面前，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几位领导却十分清醒，因为他们时刻关注着部队在作战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例如，在15日晚上和16日夜间围歼敌人的战斗中，就出现了若干问题，特别是不少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反映出来的不良现象特别值得注意。为此，在由中野政委邓小平和副政委张际春所做的《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初步总结报告》

    中，就十分严肃地这样写道：

    歼灭敌人后，15日夜间及16日整日，战场极为混乱，抢缴武器、汽车、大车，乱放枪炮的现象，极端严重，为中野以往历次作战所未有。我们高级指挥机关，未做预防处置，实为主要原因。但也暴露了中野各部存在着极为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应引起最大警惕，予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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