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斗智与斗勇的较量

    徐州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真正统帅杜聿明是在11月11日才到达徐州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赴刑场之心情上战场”。这时候，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围，何基沣和张克侠已经起义，他认为徐州战局大势已去，已经在被动挨打。但是，在当时他又只能为蒋介石“效忠到底”。所以当他在离开南京时，顾祝同曾经征求他的意见：“你们两人（指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和他这位副总司令）都在徐州指挥，有些不大方便。

    叫刘经扶到蚌埠去指挥，好吗？”杜聿明说：“指挥大兵团作战，情报补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事务，总部一离徐州，我的机构不健全，势必形成瘫痪，影响作战。请总长放心，我同刘老师不会发生摩擦的。”但是，杜聿明又说：“请总长允许我一个要求，就是解黄百韬之围的战略战术、兵力部署，我不一定照今天会议（按：指当天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通过了由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提出的以不向南撤、固守徐州、全力解黄百韬之围为中心的军事计划）决定的去做。”顾祝同当即表示同意，说“可以，可以，你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好了”。很明显，顾祝同很清楚杜聿明是看不起刘峙的，而顾祝同（当然也代表蒋介石）是把徐州战局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杜聿明的。因为顾祝同很清楚，在徐州战场上真正能起指挥作用的统帅只能是副总司令杜聿明，而不是总司令刘峙。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蒋介石在杜聿明原有的徐州“剿总”

    副总司令的头衔（这个职务自1948年6月任命以来一直就未正式宣布免职，包括杜聿明去东北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大约一个月的这段时期）之外又给他加上了一个兼职，叫徐州“剿总”

    前进指挥部主任。也就是说，杜聿明现在在徐州的正式职务应当叫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虽然杜聿明一直也未能专门有过什么前进指挥部。刘峙对这一安排也非常高兴，因为他早就想由杜聿明来替他指挥，为他承担一切责任。而既有了前进指挥部这个名义，刘峙任何时候都有理由把他的总部后撤到后方安全地区，而让杜聿明一直在前方以前进指挥部的名义指挥作战。

    杜聿明是在11月10日乘坐蒋介石为他准备的专机离开南京前往徐州的，这架飞机曾经多次飞过从南京到徐州这条航线，可是今天却在空中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徐州了。飞机一直飞到了黄河边上，才发觉飞过了头，又回头来找徐州。驾驶员不得不事先发出警告：“再过一小时找不到的话，飞机就没油了。”幸好找到了徐州，不过，当飞机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这事对杜聿明内心影响很大，心中想是不是“天要灭蒋”？

    在杜聿明来到徐州之前，刘峙对战局的判断认为解放军的目的是要攻取徐州，特别当11月8日何基沣和张克侠在贾汪起义之后，他更认为从山东南下的华东野战军是攻打徐州的。所以，他在11月9日所下达的作战命令都是为了保卫徐州。他命令黄百韬兵团到徐州东南的潘塘、徐山村、六铺圩一带集结，命令李弥兵团向徐州东北的大湖、荆山铺、茅村一带集结，命令邱清泉兵团在徐州西北黄口地区集结，命令孙元良兵团从蒙城赶往徐州以南的宿县、符离地区集结。总之，是要从四面八方守卫徐州。很明显，这是一个完全未能对我华东野战军作战意图作出正确估计的错误部署，既脱离实际情况，又十分被动。正是刘峙所犯的这个错误，把李弥兵团向西调，使李弥兵团和黄百韬兵团之间出现了空隙，我华野山东兵团才得以飞速插入其间，隔断了李弥和黄百韬，完成了对黄百韬的包围。

    在对徐州战场上双方的情况有了具体的了解之后，杜聿明对战局有了基本的判断，认为解放军目前的作战目的并不是要进攻徐州，而是要集中主力先消灭黄百韬兵团，同时以一部分兵力来打援。徐州以北的解放军人数不多，而且可能并非主力，是用来起牵制作用的。基于以上认识，可以抽出较多原来用于防守徐州的力量去解救黄百韬。应当认为，杜聿明的判断大致不误，要比刘峙高明得多。但也有失误之处，这就是他以为我军主力全在包围黄百韬，而是以次要力量来打援。其实我军包围黄百韬的兵力是5个纵队，不到华野16个纵队的一半。而我军用于打援的兵力则要比包围黄百韬的兵力多得多，更何况还有中原野战军的力量。杜聿明低估了我打援兵力的失误，对今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失利是有明显影响的。

    根据上述判断，杜聿明制订了两套作战方案。第一是要黄百韬坚守7～10天，在这段时间中，集中力量先击破徐州西边的中原野战军，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救黄百韬兵团。这一方案的好处是可以集中10个军的兵力，先打中野，后打华野，有把握，风险不大。关键是黄百韬能不能守住7～10天。第二是以部分兵力守徐州，而以主力先救黄百韬，同时急令黄维兵团向徐州前进，用以增加徐州的兵力。这一方案的好处是比较稳妥，但黄维能否尽快赶到徐州，没有把握。在经过讨论之后，第二个方案被刘峙等人所接受。11日午后，由刘峙下达了作战命令：以十六兵团（即孙元良兵团）和第二兵团（即邱清泉兵团）的七十四军负责徐州的守备，并注意对徐州以西的警戒；以第二兵团余部和第十三兵团（即李弥兵团）援救黄百韬，迅速向碾庄攻击前进；以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命令一下达，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在11月13日即开始出动，向东实行正面攻坚，企图解黄百韬之围。

    但是，虽然命令下达了，行动也展开了，可杜聿明仍然感到心中很不踏实，对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更是感到难以把握。之所以出现这种心情，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当时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实在太坏了，且不说在解放区，就是在国统区，也很难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不容易搞到准确的情报。用杜聿明自己的话说，“在淮海战役之始，徐州附近人民对于国民党军实行了严密封锁，国民党军的特务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周围密布的特务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甚至有许多地区的老百姓以虚报实，或以实报虚，迷惑国民党军。如丰县黄口之间仅有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之一部，而国民党军队从老百姓方面得来的情报是二野主力；又如二野主力已先到涡、蒙（按：即安徽的涡阳与蒙城）地区阻击黄维兵团，而国民党军得来的情报则是这一地区没有解放军的野战军”。因此，杜聿明拟定作战计划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苦于情况不明，无法决定”。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时的杜聿明虽然得到了徐州地区几十万大军的指挥权，可是他却并不清楚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具体动向，不知道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统帅将对他所指挥的几十万军队进行怎样的打击。

    作为一场军事史上罕见的大战，国共双方有一件大事颇为相似：双方的统帅都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最后确定的，都是在已经打响之后才最后确定下来的。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于淮海决战的计划有一个经过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有一个从当初的“小淮海战役”到“大淮海战役”的发展变化过程。在初期的“小淮海战役”阶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是把指挥任务交给华野的粟裕负责的。但是，从一开始中野就在进行配合，中野陈再道指挥的二纵和王近山指挥的六纵奉中央军委之命在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武汉的白崇禧集团牵制住，不让其向东增加华野的压力。当处于最前线指挥作战的粟裕看到这一战役的规模愈来愈大，已经成为华野和中野两大集团军联合行动的大决战时，就于10月31日夜致电中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当时刘伯承率领中野的二纵与六纵还在豫西钳制白崇禧集团，而陈毅和邓小平在攻克郑州、开封之后正率领中野的一纵、三纵、四纵、九纵向徐州、蚌埠方向开进）。第二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即电示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与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11月16日，正当围歼黄百韬兵团和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的战斗打得紧张之时，毛泽东起草了由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这个电报发给了在华东、中原和华北地区的所有党政军部门和所有高级干部，即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姬鹏飞，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电报中说：

    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晋冀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邓、陈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从整个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来看，成立如此强大的一个前线委员会来指挥作战，这是第一次（这以后，在平津战役中，也成立了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成立，是淮海战役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总前委的成员一个个都是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在广大指战员心目中有着很高威望的一方大将，更何况又是结合在一起发挥他们的集体智慧。可以这样说，把其他重要因素统统排开，单是从双方在战场上的统帅部阵容来看，以中国共产党这五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去对付一个杜聿明，淮海决战谁胜谁负已经是确定无疑了。

    不过，早在总前委成立之前半个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已经接受粟裕的建议，决定当时淮海战役的战事由陈毅和邓小平统一指挥，也就是说，早在总前委正式成立以前，中国革命最杰出的一批统帅就已经在集体领导这一场大战了。

    1948年10月22日，根据中央的部署，为了牵制孙元良兵团东撤到徐州地区，陈毅和邓小平正在率领中原野战军攻打郑州，毛泽东就在给他们的电报中做出指示：

    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

    当陈毅和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当天就回电表示，完全按照中央部署，将“直出徐、蚌，钳制孙、刘（按：指徐州以西的孙元良和刘汝明），协同华野作战”。第二天，即10月23日，毛泽东在给陈、邓等人的电报中，对中原野战军的行动做了更进一步的明确指示：

    “陈、邓东进与三纵、广纵（按：指华东野战军的三纵和两广纵队）诸部会合后，第一目标是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目标是攻占宿、蚌（按：

    指宿县和蚌埠）。”对于中央的这一部署，在山东的粟裕等人十分高兴，所以，在由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向华野全军下达的淮海战役预备命令中，就已经将两大野战军连在一起，命令中说：“我陈军长、邓政委率部已于22日攻占郑州，并将转兵东进夺取开封，尔后继续向徐、蚌段前进。”

    10月22日，中原野战军以自己仅伤亡345人而歼灭敌人第四十军1.1万余人的战绩，轻取郑州。由于敌人闻风丧胆，不战而逃，所以我军又在10月24日攻克开封。陈毅和邓小平随即于10月底率中野大军的一纵、三纵、四纵、九纵四个纵队离开商丘附近的朱口、柘城东进，于11月6日到达徐州西南的临涣集，并在这里设立了指挥部，两大野战军联手歼灭徐州杜聿明集团的大战正式开始。

    二、黑虎掏心下宿县

    中原野战军东进之后如何打，这早在东进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认真的准备。

    这时在徐州正西边的国民党军队是位于陇海线上的二兵团，即邱清泉兵团，以砀山为中心。在徐州西南边的是十六兵团，即孙元良兵团，以蒙城为中心。但是，根据以大规模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方针，中原野战军并没有把这两个兵团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毛泽东早在10月23日的电报中就已指出，中野东进之后的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元良，第二个目标是攻取宿县。由于孙元良在宿县之西，所以打孙元良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为了攻取宿县。为什么要把宿县作为首要目标？因为宿县在津浦路上，位于徐州的正南方，宿县的南边是蚌埠，蚌埠的南边就是南京。宿县的东西南北都有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如果我军以突击的方式打下宿县，一则就切断了徐州和蚌埠、南京的联系，也就是切断了徐州和国民党老巢的联系，使徐州地区的敌人既不可能再得到南京方面通过津浦路运送的任何补给，也不可能由津浦路南逃，完全处于我军的包围和打击之下，这就为我军对徐州的几十万敌人予以全歼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则宿县位于徐州地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中部，我军攻占了宿县，就有如中心开花，可以打乱敌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配合。这一着，在古代拳师的术语中叫做“黑虎掏心”。打宿县，是毛泽东曾经称之为淮海战役总方针的“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中的重要一环。

    中原野战军的几位领导人都同意先从中间突破，打乱敌人的全局部署这种打法。11月2日，还在豫西的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在给军委并同时也给陈毅、邓小平的电报中说：“应力求首先切断徐、宿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势。”

    11月5日，陈毅、邓小平发现敌第四绥靖区的一八一师在商丘东南的张公店，立即将其解决，歼敌5000余人，活捉敌中将副司令米文和。

    11月8日，攻克砀山（此时原来驻在砀山的邱清泉兵团刚开始向东开进去援救黄百韬，就在砀山以东的黄口），威逼徐州。其实，逼徐州是做给刘峙看的假象。因为毛泽东在11月9日给陈、邓的电报中就明确指示：“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切断宿蚌路，四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而应迅速攻宿县，一纵在解决一八一师后，应立即去宿县。”两天以后，毛泽东再次在电报中指示陈、邓：“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但应同时注意对黄百韬溃兵的堵击。”毛泽东特别指示：“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

    为了完成中央军委确定的“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任务，陈毅和邓小平从商丘的朱口经柘城到达徐州西南永城的临涣集，将指挥部设在临涣集的文昌宫。刘伯承也星夜从豫西赶到永城与陈毅和邓小平会合。11月11日，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在临涣集召集中原野战军一纵司令员杨勇、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四纵司令员陈赓、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开会，布置任务。邓小平说：

    切断徐蚌线，占领宿县，可以北拒徐州，堵住徐州之敌南逃的后路；可以南阻蚌埠，斩断南线敌人北援的交通；制止孙元良兵团东援，夹住黄维兵团北上，黄百韬兵团只有束手待歼，蒋介石称为生命线的津浦路就要切断了。为了这个目的，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了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宿县素有“南徐州”之称，高而厚的城墙上可以并行两辆汽车，城外又有宽而深的城壕，再加上近年来修筑的防御工事，攻城并不容易。

    守军的主力是敌二十五军一四八师，外加两个交警总队、一个装甲营、一个军官补训队，部队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装备相当好，战斗力并不弱。陈毅和邓小平派出攻打宿县的主要部队是陈锡联的三纵和秦基伟的九纵。中野四纵和已在商丘地区的华野三纵与两广纵队由北直插徐州和宿县之间，从南面逼近徐州。中野一纵则进入宿县以西地区，作为战略总预备队，同时监视向东来的黄维兵团。中野总部还决定，攻城之战由陈锡联统一指挥。

    陈锡联带领中野三纵通过长途奔袭，在离开指挥部的第二天就到达宿县，两天时间就清扫了外围，占领了车站，将宿县包围起来。陈赓率领的四纵也在这天赶到了徐州以南的曹村，而且消灭了正由宿县向徐州靠近的孙元良兵团后卫部队第四十一军军部和一二二师的3400余人，切断了徐州和宿县之间的联系，并对徐州形成了威逼之势。徐州城中的刘峙以为我军要进攻徐州，急忙命令邱清泉派出了两个师的兵力，企图把我军赶走。可是连续发动了十余次进攻，我四纵仍然牢牢地守卫在徐州以南的阵地上，对于攻打宿县的部队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要说打宿县，对于中野的两个主力纵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麻烦的是缺少重炮。中野主力都是春天才从大别山中出来的，当年为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需要，把手中的重型武器都丢了。出大别山之后，打的大仗还不多，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送过来的重炮也还没有能够收到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攻打宿县这样有坚固工事的古城，就主要靠派出爆破组用炸药爆破，这样打，牺牲较大，进展则较慢。陈锡联只能一方面调集自己手中的山炮、野炮和榴弹炮，一方面布置组织爆破。这时陈毅特地从华东野战军调来了8门榴弹炮，大大增强了攻城力量。

    11月15日，在陈锡联的指挥下，攻城部队发起了总攻。三纵的七旅打东门、八旅打北门、九旅打西门，三纵副司令员刘昌毅负责第一线的指挥。当30门重型火炮一阵猛轰之后，攻城部队冲了上去。先是在城壕上强行架桥越壕，然后进行城下的连续爆破，突入城后与敌人进行逐街争夺。仅用了10个小时，中野就拿下了重要的战略据点“南徐州”宿县，歼敌一四八师和交警第十六总队一万余人，生擒敌津浦路护路总司令部副司令兼宿县城防司令张绩武。

    在中野三纵攻下宿县的同时，中野九纵和豫皖苏军区的独立旅攻占了蚌埠以北的固镇。这样，从曹村到固镇之间近150公里的津浦路完全被我控制，徐蚌线被我完全切断，徐州之敌被完全孤立。

    对于攻宿县这一战，从豫西赶到临涣集的刘伯承十分满意，他高度称赞这种“黑虎掏心”式的打法，他说：

    这样一来，淮海战场上敌人的七个兵团被分割成四坨，徐州“剿总”完全陷入战略围剿之中。徐、蚌首尾不能相顾，这对歼灭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徐州“剿总”撤离徐州

    黄百韬兵团被全歼，黄百韬在兵败无救之时自杀。这一消息使南京当局大为震动。不过，对于徐州战场上的两个总司令，却不怎么意外，因为早在几天之前，他们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必然的结果。

    刘峙本来对这一盘难下的棋就心中无数，到了这时就更加没有主张，总觉得黄百韬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所以打算干脆撤离徐州这个凶多吉少之地算了。杜聿明毕竟气盛一些，他认为刘峙未免过于悲观。

    就给刘峙打气，认为目前还未到放弃徐州的时候。何况在撤退中如果处置不当，反而会在运动中被解放军所消灭。今后怎么着，只得听蒋介石来安排。

    蒋介石在南京听到这一噩耗，所作出的反应是命令刘峙和杜聿明立即到南京见他。

    就在黄百韬自杀之后的第二天，即11月23日，刘峙和杜聿明到了南京。蒋介石这时所考虑的是如何把徐州地区的剩余部队保存下来，所以他未再提黄百韬兵团覆灭的责任，而是要杜聿明立即采取措施，打通徐州和蚌埠之间的交通线。蒋介石指挥作战多年，他很清楚，我中原野战军夺取宿县，切断徐、蚌之间的交通线这一招太厉害了。如果不能马上打通徐州和蚌埠之间的交通线，无论是增援徐州还是撤出徐州都无从谈起。只要能打通徐州和蚌埠之间的交通线，哪怕难以增援徐州，但也可以把徐州地区的大量军队南撤到蚌埠，用来拱卫南京，保住蒋家王朝的中央政府。具体方案是由郭汝瑰提出来的，就是要用南北夹击的办法将宿县夺回来。北边的部队就是目前在徐州周围已打残了的部队，南边的部队则指望正从西边向东开进的黄维十二兵团，和新组建的第六兵团。

    在蒋介石面前讨论作战方案时，杜聿明认为这个方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兵力。他在过去十来天中已经充分领教了华东野战军的厉害，他明白陈毅和邓小平既然敢于中间开花，攻下宿县，就肯定对在攻下之后如何守住这处于中心位置的宿县有所部署，有所准备。现在徐州地区的军队只有孙元良十六兵团基本完整，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都已打残，而且又是恶战刚停，未得休整。南边的第六兵团是刚刚组建的，原来连一点基础都没有。兵团司令官是淮海战役打响之前的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原来其下只有一个四十四军。四十四军当时拨给了黄百韬指挥，第九绥靖区就宣布撤销。李延年撤到蚌埠之后，蒋介石决定由他组建第六兵团，其下的部队是从河北昌黎南撤的三十九军、由徐州“剿总”直辖的在蚌埠地区的九十六军、九十九军，还有就是在辽沈决战塔山阻击战中被东北野战军打得一败涂地的五十四军。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当时差点被蒋介石枪毙，逃回南京后又重新组织起五十四军。这几个军战斗力都不强，又是刚凑到一起的新兵团，在配合协作上肯定不行。至于黄维兵团，正在向徐州开进途中，假若配合不好，非但打不通徐、蚌交通线，反而有把黄维兵团陷进去被包围的可能。所以杜聿明要求增加5个军兵力，而且指明了要现驻清江浦附近的第四军、现驻南京附近的八十八军和五十二军。蒋介石说要5个军不行，但可以想法抽出两三个军。他要杜聿明先回徐州部署，增加兵力的事以后再解决。

    杜聿明和刘峙带着蒋介石的旨意回到徐州之后，立即着手部署从北线进攻宿县的安排。杜聿明决定由兵力较弱的李弥兵团留守徐州，由还没有打过硬仗的孙元良兵团（即十六兵团），和虽然已被打烂但相比之下战斗力还算是较强的邱清泉兵团向南出动，进攻宿县。

    11月25日，从徐州地区出发的北路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宿县方向攻击前进，邱清泉兵团沿津浦路东侧，孙元良兵团沿津浦路西侧，第一步目标是符离集。尽管这时国民党军队大多数官兵认为这是突出包围、避免黄百韬兵团被围歼的下场的最后的一次机会，打起来还是相当卖命的。

    可是打了三天，别说到不了宿县，连符离集也到不了。在我解放军的坚决阻击下，孙元良兵团只到了灵寨村、后官桥、潘家庄一线，邱清泉兵团也只到了牌坊、平楼、韩大庄、褚兰一线。在南线，李延年指挥六兵团也出动了，也是落得与北线一样的下场，根本无法接近宿县，更不说要想攻克了。至于这时兵力最强的黄维兵团，则已被我中原野战军团团围住了。

    在孙元良兵团向南进攻的激战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在当时国民党报纸上被称为“打了一次大胜仗”的战斗，发生在纱帽山。这场“大胜仗”的来历是这样的：由于刘峙向南京谎报了所谓“徐东大捷”，不仅蒋介石派来了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为团长的慰问团，还来了一些新闻记者，甚至还来了由国防部新闻局陪同的美国记者。杜聿明已经从朋友处知道，这几个美国记者中，有一个是美国当时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派来实地考察战况的。这些美国佬的观感很可能影响美国今后的对华援助，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了就无法向蒋介石交差。

    由于这些人来到徐州时，正好就是黄百韬兵团覆灭之时，这使刘峙和杜聿明无法下台。虽然在一些政工人员的连夜努力下，徐州“剿总”仅凭在战场上捡来的解放军的两百多条枪，被俘的20多个解放军战士，炮制了一个“展览”，糊弄了慰问团中那些穿西服、旗袍，系领带、穿高跟鞋的记者和名流，可是，糊弄不了那几个美国佬。而这时孙元良兵团正在向南发动进攻，杜聿明要孙元良无论如何也要在此时打一个胜仗，让慰问团参观，特别是要做给那几个美国佬看。孙元良把这一“有关国军形象和国际视听”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要胡临聪打一个可供参观的胜仗，胡临聪就选择了孤山集东南的一座小山头纱帽山。为什么选在那里，因为那座小山头的山顶不到50平方米，估计在上面守卫的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指战员不会超过一个排。11月26日下午，当参观的人群来到阵地观察所时，胡临聪让副军长陈远湘陪同，他自己则指挥着军属野炮营和孙元良临时调给他的七十七军野炮营向纱帽山一气打了1000多发炮弹，然后指挥着一二二师的一个团发起冲锋，并不断把受伤的伤员用担架抬着从观察所前面经过。当攻下了纱帽山之后，就当众宣布“消灭共军一个营”的重大胜利。其实，在纱帽山的我军战士只有17个人。这就是孙元良兵团所取得的一次向中外记者展示的“大胜利”。

    11月28日，刘峙和杜聿明又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杜聿明在会前问顾祝同，原来蒋介石答应增加几个军，为什么一个军也未派出？顾祝同给杜聿明说了真话：“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杜聿明认为这样变来变去，以后的仗很难再打下去。因为，按他的思路，既然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不要想出来再打，如果出来再打，既不能取胜，又救不了黄维。他认为应当是将徐州的军队尽快撤出，避免作战，先想法将军队拉到淮河边，以淮河为依托，有了一点安全感，再去救黄维才是上策。万一救不出，还可能保存一些部队。否则，徐州丢了，部队完了，黄维也就完了。当时，顾祝同对杜聿明的意见表示同意。所以当蒋介石在会上征求各位高级将领的意见时，顾祝同就按杜聿明的意见做了决定，让黄维兵团死守待援，让刘峙和杜聿明安排徐州的部队停止进攻，立即撤退。

    如果说国民党军队这时在进攻上已到了毫无办法的地步，那么在撤退上还是可行的。蒋介石关于徐州地区军队撤离的决定是11月28日晚上才由回到徐州的刘峙和杜聿明带回徐州的，可是就在刘峙和杜聿明还未回到徐州时，南京就有人将此绝密消息通知了徐州的熟人。当天晚上，徐州对外的唯一通道徐州机场就已挤满了各种党政军头目，连跑得最快的刘峙想立即在当天晚上就跑的美梦都未能实现，而是到第二天才飞往蚌埠。也就在第二天，杜聿明召集孙元良、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司令定好了撤退方案。方案决定以“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则，尽快全部撤离徐州。为了迷惑解放军，在11月30日发起了一次全面进攻，晚上就全军撤出徐州，以“滚筒战术”逐次掩护行进。所谓“滚筒战术”，就是让各兵团在行进中形成一个圆球或圆筒状态势，以避免被解放军在途中包围打击。撤出之后，第一步先到永城地区，第二步到蒙城、涡阳、阜阳地区。

    11月30日，驻在徐州地区的全部国民党军队在一片混乱中慌忙撤离。第二天，亦即12月1日，徐州解放。徐州的解放，事实上标志着国民党军队在淮海决战中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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