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蚌埠组建了两个新兵团

    当黄维兵团被围之后，蒋介石除了命令黄维东北方向的杜聿明集团南下援救之外，还安排了位于黄维东南方向的两个兵团北上援救。所以，华东野战军当时是在南北两条战线上打援，最后形成南北两处的围歼。东南方的这两个兵团，就是蚌埠地区的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

    位于徐州地区的杜聿明集团和黄维兵团都是蒋介石的主力兵团，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是舍不得把这几十万人丢掉的。可是，当黄维被围、杜聿明被阻之时，蒋介石要想派出部队前去援救，实在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他当年曾经处处夸口有几百万大军，现在却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他的部队已经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一百来万，目前的状况是：他的嫡系胡宗南部队在西北脱不了身；既有杂牌又有嫡系的傅作义部队在平津地区已经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不敢轻易移动；汉口的白崇禧还有一些部队，可那是属于桂系的力量，他蒋介石调不动。白崇禧属下的宋希濂当然应当算是他的学生，可是当他要调宋希濂兵团到徐州战场时，白崇禧就是不放，蒋介石也拿白崇禧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还能调动的，就只有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两个兵团。这两个兵团所以放在蚌埠，是为了守卫淮河，拱卫南京。按照“守江必守淮”的道理，淮河流域不保，长江门户就成为大开之局，到那时再谈巩固长江防线，保卫京沪，就只能是用来欺骗小孩。但是，这时已实在是无兵可调，无路可走，无计可施，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黄维和杜聿明的几十万大军被消灭。俗话说，死马当作活马医，也得去医，更何况蚌埠又是距黄维兵团最近的地区，所以蒋介石就只能用这两个兵团去解救黄维了。

    李延年六兵团和刘汝明八兵团这两个兵团都是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后才组建的新兵团。

    国民党军队的第六兵团原来就有，但是在辽沈战役中被我东北野战军在锦州全歼，兵团司令卢浚泉、副司令杨宏光，兵团主力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全部当了俘虏，第六兵团的番号就此撤销。1948年11月中旬，蒋介石命令李延年重组第六兵团，其下有4个军。三十九军是在辽沈战役之后从葫芦岛撤到南方的，五十四军是在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被打败之后撤到南方的，九十九军是陈诚的老部队，解放战争初期在宿迁附近被歼，以后在广东重建，淮海战役开始时是属于孙元良的十六兵团，但一直放在蚌埠，这时归属了李延年。九十六军是在一个月前才重新编成的。这4个军都属于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部队，除九十六军外，战斗力都不弱。

    国民党军队的第八兵团也是原来就有的，但在辽沈战役中我军攻克沈阳时被我东北野战军全歼，兵团司令兼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被俘，五十三军（当时八兵团之下完整的军就只有这一个军）副军长赵国屏阵前起义，从那时起八兵团的序列也就不再存在。现在，蒋介石让刘汝明将第四绥靖区改编为第八兵团，实际上只是顶了八兵团原来的番号，其下仍然是第四绥靖区原来的两个军。六十八军是刘汝明的老部队，刘汝明已经带了十多年，现在仍然由他的胞弟刘汝珍任军长。五十五军也是第二集团军中西北军系统的老部队，早就在刘汝明的指挥之下。当年曾经叱咤风云的西北军，在经过若干起落分化之后，目前还能完整保留下来的队伍，也就只剩下刘汝明这个第八兵团。不过这支队伍中包括了当年西北军中的刘汝明、石友三、韩复榘三大派系，内部并不团结。另外，由于军统分子李诚一的牵线，加上刘汝明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时与蒋介石的亲信俞济时同班，二人关系不错，所以刘汝明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与蒋介石的关系逐渐亲密，这支西北军的部队已经不再是过去主张反蒋的西北军了。

    蒋介石所以要组建六兵团和八兵团，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用李延年和刘汝明这两个颇能打仗的战将在蚌埠地区坐镇，北可援徐州，南可守淮河。虽然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刘峙也在11月29日撤到了蚌埠，但是真要到第一线带兵作战，刘峙是不行的，蒋介石还是得依赖李延年和刘汝明。

    淮海战役初期，当黄百韬兵团被围时，我中原野战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由陈锡联指挥四纵在11月15日一举攻占了宿县，切断了徐州和蚌埠之间的津浦线。李、刘两兵团也就在这天奉命北上，意欲打通津浦线，从南线支援黄百韬。但是李、刘两兵团无法突破我华野的阻击，只好退了回去。当黄百韬兵团被全歼之后，蒋介石命令杜聿明尽快打通徐蚌线，从南北两方面向宿县进攻。顾祝同还亲自到蚌埠督战，于是李、刘两兵团第二次向北进攻，部队于黄百韬被歼之后的第二天，即11月23日开始行动，企图收复固镇、任桥集和宿县。在进至固镇以北的任桥集、花庄集地区受到我华东野战军的强力阻击，无法北上。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打算由粟裕调集华野部队在徐州东部地区将李、刘两兵团诱而歼之。粟裕调了华野的二纵、六纵、十纵、十一纵、十三纵和江淮军区的独立旅，一齐向李、刘兵团围了过来。李、刘二人看到了自己的处境不利，便迅速退了回去，还将浍河上的铁桥炸毁，故而暂时保全了自己部队的实力。

    二、蒋纬国想再打一个淝水之战

    当黄维兵团还未被包围时，李、刘两兵团就奉蒋介石之命再度北上，想与从西边开来的黄维兵团一道支援徐州，接应北线部队，实现其“南北对进，三军会师，打通徐蚌”的目的。但是，这个目的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李、刘两兵团还没有什么进展之时，黄维就已陷入包围，北线的南下部队也受阻而无法前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救被包围的黄维兵团，李、刘两个兵团还是得北上，其目的仍然是与从北边的徐州南撤的杜聿明集团共同由南北两路援救黄维。由于李、刘两兵团距黄维兵团最近，在近期又未有过大的战斗，没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还是建制完整、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所以蒋介石对这两个兵团寄予了较大的期望。为此，他特地给他的黄埔弟子李延年和当时西北军系统最后的一名领兵统帅刘汝明各写了一封大同小异的亲笔信：

    吉甫（按：李延年字吉甫）弟：徐海会战是国家存亡的大战。前期作战，我方虽歼匪数万，但整个战略形势对我还是不利。现“共匪”刘伯承、邓小平部集中主力围攻黄维兵团于双堆集。从昨天，杜聿明已率邱、李、孙三个兵团撤离徐州向西南转进，由北向南打刘、邓部侧背，届时匪方必分兵阻击我南进兵团。弟部是有生力量，在12月3日应集中力量北进，摧毁匪方封锁线，以救出黄维兵团。战机不可失，务望本诸胜则举杯同庆，败则出兵死力的名训，激励将士，以挽战局。中正手启。

    在多年来蒋介石给他的部下的书信中，这封信的语气与心情都算是相当低沉的。因为在蒋介石面前，这时的局势实在是太令他沮丧了。

    为了加强南线的攻势，蒋介石又派出他的二公子、时任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的蒋纬国率领战车第二团前往参战。在参战的同时，还有一个谁也看得出来的目的，就是让蒋纬国到前线督阵。当然，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蒋纬国也想在战场上打出点模样来在他父亲面前露一手。他在前线时曾对人说过，他离开南京前向蒋介石辞行时，蒋介石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徐淮之战就和晋朝的淝水之战一样，谢安以八万之众可破秦苻坚百万雄师，自古以来，以少击众乃是常事，问题在于将帅。”很明显，年轻气盛的蒋纬国，颇想在淝水两岸再创一个淝水之战的奇迹，使国人面前出现一个再世谢安。

    这一次作战由于有蒋纬国督阵，蚌埠的三个头目刘峙、李延年、刘汝明当然都不敢怠慢。刘峙立刻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署，李延年表示一定要奋勇当先，唯独刘汝明一反常态，十分谦逊地表示请李延年派部队担任蒋纬国战车团的步兵掩护，这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刘和李之间既不同派系，又相互瞧不起。李延年和刘汝明当时的职务都是徐州“剿总”的副司令，但因为李延年多兼了一个蚌埠指挥所主任，所以就可以在战场上给刘汝明下达作战命令，使得刘汝明心中极为不服。

    这时，就以谦让为由，把李延年推上第一线，想看李延年笑话。道理很简单，这种陪太子冲锋的事，胜了是太子的英明和战功，败了是随从的无能和责任，实在不好玩。二是刘汝明的两个军在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多次作战，伤亡不小，并未得到多少补充。而刘汝明为了保全番号，一直未敢把部队的损失情况认真上报，他现在的两个军虽然有6个师，但是真正人数实际上只够4个师。这种内幕，他是不能够让蒋纬国得以知其详的。

    向北的进攻是从12月3日开始的。第二天清晨，战车二团的100多辆坦克驶过淮河大桥，后面跟着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共8个师的兵力，向我华野阵地发起了猖狂进攻。在向前进攻时，战车二团又兵分两路，一路和五十四军一起进攻新桥，一路和九十九军一起进攻曹老集。

    在进攻的军队后面，还有特地前来进行溜须拍马宣传的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亲率的记者团。

    担任蒋纬国的战车团和8个师敌人阻击任务的，是王必成的华野六纵。在王必成面前，确实是一场恶仗。

    王必成这时的担子很重，而且不可能指望粟裕能给他派来多少援兵，因为这时华野的主力已经投入了包围杜聿明集团的战斗，而中野则正全力以赴地在消灭黄维兵团。所以，他必须以自己的纵队筑起一道血肉长城，将敌人拦阻在我军所形成的对黄维的包围圈之外，绝不能让敌人靠近黄维兵团。为此，他和六纵政委江渭清在地图上画了一条条弧线，命令各个师、团，必须守住的地方哪怕全部打光也不能退后一步，可以后退的限度一天只许在一公里之内。就这样，在淝河和浍河之间、津浦路西侧的大约35公里的战线上，王必成指挥六纵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

    对于华野的指战员们来说，与敌人无论怎样打都不怕，可就是对敌人的坦克感到难以对付。我军当时没有任何反坦克武器，最好的武器就是炸药包、集束手榴弹和很少的爆破筒。蒋纬国的坦克一开出来就是好几十辆的坦克群，我们用步兵武器一次只能消灭它几辆，阵地就被它冲开了。敌人的五十四军攻下了新桥，九十九军攻下了曹老集，都是全凭坦克的功劳。有一次，在西姚庄阻击战中，六纵的一位连长看见敌人的坦克在穿过火堆时，被它自己排出的废气点燃了，才知道坦克排出的废气是易燃物。便动脑子，将田野中处处可寻的高粱、玉米秸秆打成捆，放在敌人前进的道路上，只待敌人的坦克一来，就把秸秆点燃，条条火龙立即把敌人的坦克缠住，敌坦克或者是被点燃，或者是害怕点燃而立即往回逃。有一次，粟裕亲到六纵的阵地上视察，亲眼看到六纵的战士们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用秸秆加炸药的办法，一边烧一边炸，将敌人的40辆坦克报销了10辆，其余的只好逃了回去。就这样，蒋纬国的战车营威力被抑制住了，敌人的疯狂劲也被遏制住了。

    从12月4日到9日，六纵打退敌人上百次的进攻，只让敌人突破了我军的第一道防线，到达了火星庙一线。在这紧急关头，淮海前线总前委将张国华司令员指挥的豫皖苏军区的5个团、豫西军区张显阳指挥的两个团，和华野渤海纵队的十一师调了过来，加入了六纵的阻击队伍，我军的阻击力量就更强了。敌人一直到14日才进到包家集，这以后，在我军部署的第二条防线面前再也难前进一步，而已经前进的路程还不到距黄维兵团最近点的一半。两天之后，黄维兵团就已被全歼，援救之事，当然就失去了意义。打了这样久的结果，单是李延年兵团就伤亡达1.5万多人。这样，蒋纬国想再打一个淝水之战当谢安的梦做不成了，李延年和刘汝明的第三次北上计划又破产了。

    实事求是的说，蒋纬国所带的一百多辆坦克被我军毁掉的是少数，是还可以再打几天的，可是他却得到了南京的电令，要他把战车团全部带回南京，他只好把剩下的坦克全部开了回去。为什么？命令上是说另有差遣。其实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原因，原来是战场上的军官们不欢迎这种威力巨大的坦克车，纷纷走各种门路向南京反映：本部所在地区系湖沼水网地区，坦克群无从发挥其威力，请调往其他更能发挥威力的地方去。当然，这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原因是这些部队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坦克与步兵协同作战的训练，以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为首的军官们认为蒋家二公子和战车团难以侍候，蒋纬国只知道心痛他的坦克，不仅不会掩护跟随坦克的步兵，还要步兵为了保护坦克而做出无谓的牺牲。这样，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冲锋的牺牲往往比没有坦克时还要大。

    蒋纬国在撤退之前，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是尽人力以听天命。这样的大战，关系国家存亡，绝非少数人牺牲可以挽回战局的。”应当说，他这几句话说得还是有道理的。

    三、刘汝明卖了孙良诚

    李延年和刘汝明的部队又退回到了蚌埠，在一片不祥的气氛中等待着下一步的命运。

    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面临绝境时，往往会出现一些濒临绝境的分化。现在，在蚌埠城中，就出了一桩大事。

    在淮海决战开始之时，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部队不少，有嫡系，有杂牌，这其中，蒋介石最不放心的是原来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部队。这些部队虽然已被蒋介石收编多年，但原西北军相互之间仍然有较多的联系，和蒋介石或多或少总有一些距离，甚至有的还和蒋介石有较多的矛盾。过去，蒋介石总是把这些部队分开，而且周围总有嫡系部队监视着。现在为了要和共产党作战，不得不把这些部队投向徐州战场，于是西北军系统的5个军就都走到了一起。这就是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的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也就是后来的第八兵团）的五十五军和六十八军，以及长期驻在安徽地区的孙良诚的一○七军。

    一○七军军长孙良诚是天津静海人，自入伍当兵就在冯玉祥部下，从士兵一直当到军长、方面军总指挥、山东省主席，是冯玉祥手下大将中的“五虎”之一，多次在最难打的战役中取胜，很得冯玉祥器重，曾有“北伐中，孙良诚功勋实居第一”等嘉诩。冯玉祥的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失败之后，孙良诚几经反复，抗日战争中，他参加过抗日同盟军，担任过冀察战区游击指挥官。由于受到蒋介石亲信汤恩伯的排挤和暗算，他又投身日军，当了伪军，就任伪职，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和开封绥靖公署主任、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很快被蒋介石收编，他的部队先后被编为国民党第二路军、第一保安纵队、暂编二十五师，淮海战役前编为一○七军，受徐州“剿总”节制。孙良诚是汪伪汉奸军官被蒋介石收编之后担任军职最高的一个。

    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从美国归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不幸因轮船失火而逝世，举国震惊。冯玉祥逝世后不久，在西北军中有很高威望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向所有的西北军旧部发表广播演说，号召他们弃暗投明，加入到人民革命大军中，为实现冯先生的生前遗志、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十分担心西北军将领会响应李德全的号召，特地把这时都在淮海战场上的冯治安、刘汝明、孙良诚三位西北军系统的代表性人物召到南京，要他们公开表明“忠党报国”的决心。三人都向蒋介石表了忠心，还联名发表了拥戴蒋介石的通电。但是，当原西北军重要将领何基沣和张克侠在贾汪起义之后，冯治安的两个军已经完了，蒋介石遂对刘汝明和孙良诚进行了多方面的防范。

    刘汝明长期驻防蚌埠，蒋介石就在这里设一个徐州“剿总”蚌埠指挥所，让李延年来当主任。李延年的司令部并不驻在蚌埠城内，却偏要让李延年手下的九十六军担任蚌埠市的警备。刘汝明向刘峙要求把蚌埠的警备任务交给他负责，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公开说“中央军绝不愿受杂牌军指挥”。此外，还给刘汝明兵团派来了若干军统特务担任“政工人员”，包括副参谋长李诚一在内。国民党中著名的老牌特务、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更是长期在刘汝明兵团进行“慰问”。蒋介石的这些措施对刘汝明的监视和控制作用是相当强的，连李德全女士的亲兄弟、过去担任过第二集团军高参的李连海来到蚌埠，刘汝明都不敢见，而是让人将李连海送出了蚌埠城。

    淮海战役打响之后，孙良诚的两个师分别驻于睢宁和双沟，归于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指挥，但又未列入第七兵团序列，处于很难堪的地位。淮海战役打响之后，孙良诚深知自己地位不妙，又想逃跑，又想起义。正在犹豫不决之时，11月12日在从睢宁撤向徐州的途中，孙良诚所带的一个师在双沟附近的邢围子被华野二纵所包围。二纵派出联络专员兼宿迁县县长周镐前去做工作，要孙良诚认清形势，率部起义。孙良诚此时虽无起义的诚意，但在华野大军面前，只得宣布放下武器。当他进入了二纵的防地之后，受到了我军很好的接待，经过我军做工作，表示愿意去做另一个西北军将领刘汝明的策反工作，劝其起义，并写了一封信派他的亲信传令兵尹俊燕给刘汝明送去。刘汝明回信说有意起义，但需要孙良诚亲自前去面谈。二纵首长为了争取刘汝明起义，就派了过去曾在西北军工作过的周镐和对起义持积极态度的一○七军师长王清瀚与孙良诚一道前往刘汝明处。

    华野二纵要尽力争取刘汝明，是早有准备的，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的。对于西北军系统的部队，中共中央一直没有放弃对他们的争取工作。11月11日，毛泽东在给华野总部的电报中就曾经说过：

    此间日内即发动劝刘汝明、刘汝珍（按：刘汝明的兄弟，时任六十八军军长）、曹福林（按：五十五军军长）率部起义之广播，不但使徐州方面增加对曹福林之顾虑，而且使南京方面增加对蚌埠刘汝明兄弟之顾虑，有可能迫使南京将黄维兵团调至蚌埠一带。

    如果这时毛泽东还在施用兵家所用的离间韬略的话，这以后他就要求实际争取刘汝明弃暗投明了。在11月中下旬的电报中，毛泽东曾经三次要求淮海前线总前委“加紧对刘汝明的工作，迫其反正，是为至要”。

    当孙良诚、周镐、王清瀚一行按事先联络好的路线，在田家庵由刘汝明的儿子刘铁均接应潜入蚌埠，来到刘汝明设在宝兴面粉公司的司令部时，没有想到刘汝明此时仍然死心为蒋家王朝效忠，竟然在假意热情接待的同时，向国民党的国防部保密局（即原来的军统特务组织）告了密。孙良诚、周镐、王清瀚三人都被逮捕，押送南京。孙良诚因为得到原西北军系统的老同事、时任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的力保，得免一死，但周镐和王清瀚则被蒋介石下令杀害。新中国成立之后，孙良诚在上海被捕，1952年死于狱中。

    由于黄维兵团已被全歼，杜聿明集团又被包围，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几次北上的援救行动均没有取得任何有效的结果，这两个兵团只得在蚌埠地区持续观望。12月18日，蒋介石命令刘峙带着这两个兵团撤过淮河，逃到南京地区去了。

    李延年到南京之后担任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副总司令，但在我渡江大军的打击下一触即溃。他带着部队从浙江跑到福建，但在参加福州战役时，所指挥的7万多人又是全军覆没。李延年逃到东海上的平潭岛，当我军进攻平潭岛时，他和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又乘船逃到马祖再转台湾。由于他在平潭岛的逃跑惹怒了蒋介石，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的罪名判处徒刑10年。坐了1年监牢之后，因蒋鼎文、刘峙等人说情而被释放，但衣食无着，于极度潦倒之中勉强度日，甚至每日三餐仅能以辣椒盐水蘸馒头，1974年郁郁而死。

    刘汝明逃到南京之后，也担任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在这时，我军仍然未放弃他，曾多次派人继续做他的工作，他仍然不愿弃暗投明。我军胜利渡江之后，刘汝明带着八兵团的残余部队一路撤退，直到福建的漳州和厦门。在那里，他的部队被全部消灭。刘汝明逃到台湾之后，离开了军界，写下了不少回忆录，1975年病故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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