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下令围而不打

    黄维兵团被消灭后，杜聿明向南突围的疯狂进攻也被击退了。按理说，粟裕应该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了。可是，粟裕不但没有发起总攻，反而连较大规模的进攻都停了下来。在淮北大地上，竟然出现了相对的平静。

    原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了命令，让粟裕暂行停止大规模的进攻，“围而不歼”。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从全国的总体战略做出的决定。

    东北大地上的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中央军委就开始筹划消灭华北敌人的平津战役。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开始入关。12月7日，林彪和罗荣桓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到达蓟县的孟家楼，就如何消灭华北傅作义集团的60万敌人，与聂荣臻统率的华北野战军一道进行具体的安排。

    在这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最担心的不是能否消灭傅作义集团，而是怕在我军全面部署完成以前，在我军还没有把握完全将华北敌人堵住以前，傅作义集团有可能从天津或青岛的海路上逃跑，这样，我们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这是因为：（一）敌人具有这种出海的机动能力，而只要敌人出了海，我军当时还没有在海上截击敌人的能力；（二）傅作义集团当时已经处于南北受敌的境地，如果要逃，只有海上这一条路；（三）这时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处于包围之中，如果傅作义集团南逃，就可以立即给被包围在淮海战场上的敌人增加很大的支援，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

    正是出于对这种全局的考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为了给几十万东北野战军入关和进入阵地争取必要的时间，为了稳住蒋介石和傅作义，不让蒋介石下定让傅作义集团南逃并支援中原的决心，在我军尚没有把握完全将傅作义集团出逃的可能堵死以前，在华北战场上暂时采取“围而不攻”、“隔而不围”。与此同时，淮海战场上也暂时停止大规模的进攻，让蒋介石产生一种杜聿明集团还可以坚持的假象。这样南北呼应，麻痹敌人，以待战机最成熟时，在淮海战场上和华北战场上都能保证对敌人的全部歼灭。为此，毛泽东在12月14日和16日两次给粟裕发来电令，要华野暂时进行休整，对杜聿明集团“只作防御，不作攻击”，但是要“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12月22日，毛泽东更具体地对淮海前线总前委作出电示，华野可以“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然后一举歼灭杜聿明。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你们应休息至下月初，约于一月五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很明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这种安排，其中也包括让已经连续作战多日、十分疲惫的华野和中野官兵得到一段时间休息的考虑在内。华野和中野的大多数部队都已经连续作战40多个昼夜了，他们太累了。与此相反，在我军可以得到充分后勤支援的情况下进行很好休整的同时，敌人在包围圈中的啼饥号寒的日子再拖半个月，只会把敌人拖得伤病员大大增加，战斗力大大削弱。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淮海前线总前委和华野总部对部队的休整作了以下的安排：华野的16个主力纵队，以8个纵队采取纵深配置，对敌人边围困自己边休整；另外7个纵队则部署在包围圈第二线的永城、夏邑、濉溪口一带进行战略休整。中野部队除了让原来已经在淝河沿岸准备对付蚌埠方面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豫皖苏军区的5个团仍然在那里对蚌埠方面进行警戒之外，则全部部署在宿县、蒙城、涡阳地区进行战略休整，作为歼灭杜聿明集团的总预备队。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华野的指示是“围而不歼”，不是“围而不攻”。“攻”则主要是采取政治攻势，让敌人在极度困难之中，逐渐分化瓦解、丧失斗志。在当时对杜聿明集团所采取的强大政治攻势中，最著名、威力最大的，是在华野停止对杜聿明集团进攻的第二天，也即是1948年12月17日由毛泽东亲自执笔写成、以中野和华野司令部的名义，日夜向杜聿明集团广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全文如下：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从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

    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百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二十七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毛泽东写《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用了心的，因为他很希望杜聿明集团能够选择一条生路，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就是对于杜聿明本人，毛泽东也是希望他能在最后关头幡然醒悟，不至为蒋介石送死的，因为杜聿明毕竟在抗日战争中打过不少漂亮仗。当时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不想困死杜聿明，还是要留他一条活路哟！”

    还有，毛泽东的这封《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在他的众多文章中可以说是相当有特点的，因为他使用了当时最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连国民党军队中的那些文盲也能听懂。华野在阵地前沿的广播中将这封《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不断向敌人反复播放，对敌人起到了极大的攻心作用。

    在广播这封《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同时，我军还采取了一系列攻心战术去动摇敌人的军心，瓦解敌人的斗志。例如：用六○炮、弓箭、弹弓等将各种宣传品发射到敌人那边去，宣传品中有传单、小报，供投诚用的通行证、招待证等；在阵地上直接面对面喊话，在喊话中可以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向敌人士兵介绍当前形势、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演唱可以瓦解敌人斗志的歌曲和戏曲、请已经投诚的国民党官兵现身说法；还有就是在我军开饭时叫已经饿得不行的国民党士兵过来吃饭，往往是过来吃了一顿饱饭之后就再也不回去了；在阵地上竖立巨型的宣传牌，上面写上各种标语，如“放下武器一律优待”、“过来是生路”之类；将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在经过教育之后，从阵地上释放回去，担任我军的义务宣传员；将敌人士兵在无供应情况下最需要的食品、香烟之类东西加上宣传品一道，装在“礼品袋”中，在夜间放到敌人阵地前，待天明之后让敌人士兵自行取用，当时在前线上送过去的最大型的“礼品”是杀了的、肚子里装满宣传品的大肥猪。七十四师师长邱维达在回忆录中就谈到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晚上，正下着大雪，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奎昌在电话中对我说：“在刘集阵地前方，哨兵发现一头大肥猪，而且是宰好的。战士们好久未曾吃到猪肉，于是急忙抬回，发现猪肚内装满了宣传品，其中有致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和各军师团长的信。”这些信传开以后，一时各个阵地上的国民党军战士和下级军官，只要离开了指挥官的掌握，就纷纷携械投到解放军那里去了。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在这里完全证实了。

    我军的这一系列攻心措施，对被围困的敌军官兵起了很明显的作用。杜聿明自己回忆说：

    在这期间，解放军停止攻击二十天，国民党军有了喘息的机会。解放军同时展开政治攻势，广播、喊话、送信、架电话、送饭吃等，也起了瓦解国民党军士气的作用。这些天，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解放军，弄得国民党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

    其实，如果要说惶恐不安，恐怕也包括杜聿明本人在内。

    早在杜聿明被包围之初，为了教育杜聿明等人明识时务，争取自己的自新之路，陈毅就与粟裕、谭震林联名给杜聿明等人写了一封信：

    杜聿明将军并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司令：

    贵军现已弹粮两缺，内部混乱，四面受围，身临绝境。希望增兵乎？则黄维兵团已被歼大半，即将全军覆没，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已被我追奔逐北于蚌埠以南，南京方面正忙于搬家，朝不保夕。希望突围乎？则我军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连日事实证明无望。继续抵抗乎？则不过徒作无益牺牲，必然与黄百韬兵团遭受同一命运。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本军特提出如下忠告，希望你们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切实保护武器弹药资财，实行有组织的缴械投降。只要能如此做，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及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贵军覆灭命运亦已注定，汝等又何必为蒋介石一人效忠，与人民为敌到底。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三思之。时机危迫，幸早作抉择。

    这封信，被首先在阵地前线的邱清泉得到。顽固不化的邱清泉看了信之后就把信烧了，但把这事告诉了杜聿明。不久陈毅又写了一封信，让一个李弥兵团的被俘军官转交。这个军官交给了李弥，李弥让这个被俘军官直接见到了杜聿明，把陈毅的信交到了杜聿明手中。根据杜聿明的回忆：“陈毅元帅的信中，起头说得很客气。中间有些话，我当时认为是威胁，思想上有些抵触。其中说到’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我这时虽然不了解什么是四大家族，但是’为人民服务‘倒对我有些启发。我想如能保全两兵团部队的话，也可以同意。”

    于是，杜聿明首先是去试探当时部队最多的邱清泉的态度，谁知邱清泉才把信看了一半，就将信撕毁烧掉了。用杜聿明本人的话说，他当时只能是“心乱如麻”，进退维谷。在无奈之中，只得照旧维持下去。

    不过，无论是杜聿明本人，还是在包围圈中的几十万军民，已经实在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不断有官兵向我华野各部队缴械投诚。在整个被包围期间，杜聿明集团的官兵向华野投诚的官兵总数高达1.4万多人，可以编成一个军。

    正是在这种官兵纷纷缴械投诚，而高级军官根本无力制止的情况下，李弥曾经无可奈何地向他部下的部分军官讲过这样一番话：

    各位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们，你们忍饥受寒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这叫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做得到。现在补给虽然很少，但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把这厄运挨过，你们的事业将来一定可以成功。“天生人，必养人”，总有一天命运就会好转的。大家求老天爷不下雨、不下雪，多晴几天，空投就多些，吃饱了肚子就好办。有人如果实在受不了，要投共军，我绝不阻拦。但希望不要带武器走，将来还要见面的。以后你们回来，我们欢迎。

    12月25日，李弥在第九军军长黄淑的陪同下视察阵地时，甚至还向官兵们说了更为无奈的话：

    你们太辛苦了，天下大雪，又冷又饿，我是知道的。我和你们军长都来了，你们真挨不下去，就把我和你们军长杀了吃了好了。

    李弥的这种态度比之成天骂娘的邱清泉似乎要好一些。不过，他部下的军官们按他的话前去“投共军”的人的确不少，但是“回来”的却没有一个。

    二、总前委五人聚会

    在对杜聿明集团实行“围而不歼”的决策之后，淮海前线出现了一段时期相对的平静。12月15日夜，黄维兵团被我军全歼。就在两天之后12月17日，在淮海大地上一个叫蔡凹的小村子里，我淮海前线总前委的五位成员举行了在整个淮海决战过程中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

    总前委五位成员在前线相距并不远，但是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在中原野战军指挥战斗，住在小李家村；粟裕和谭震林在华东野战军指挥战斗，粟裕住在蔡凹，而谭震林多数时间都在前线，大家都在日夜辛劳，相互间一直是用电报联系，一直没有聚在一起的机会。对于这一点，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十分关心，他在12月12日给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中说：“黄维歼灭后，请刘、邓、陈、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李消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的计划。”这次难得的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蔡凹是一个很小的村庄，位于萧县和永城之间的公路南侧，距萧县县城十多公里，在一般的地图上是找不到它的。这时，华东野战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个极不显眼的村子里。12月16日清晨，粟裕亲自到村头迎接前来蔡凹的几位老上级、老战友。今天是在他的指挥部开会，他2应当算是主人。

    粟裕迎到的第一个客人是他十几年未见过面的老上级刘伯承。在南昌起义时，刘伯承是起义指挥部的参谋长，粟裕是警卫班长。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刘伯承曾经出任红军大学的校长兼政委，粟裕是刘伯承点名要来的教官兼学员连长。

    粟裕迎到的第二个客人是不应当算作客人的陈毅，因为陈毅虽然去中野工作，但他还是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而粟裕是在代行他的工作。

    他俩是多年的老战友，陈毅一见粟裕就说粟裕瘦了，叫随行的保健医生立即为粟裕检查身体。

    这一天，邓小平未到，谭震林还在第二兵团前线，也未能赶到。他们两人是17日才赶到的，所以总前委的会议是在17日召开的。

    这次会议，关于全歼杜聿明集团的问题未作多少讨论，因为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何况粟裕对于最后歼灭杜聿明集团这一战已经有了很完整而成熟的计划。会上主要讨论的，是淮海决战之后的渡江作战问题和部队大发展之后的整编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他们的讨论结果将由刘伯承和陈毅在会后直接带到西柏坡去向中央汇报。

    这天下午，总前委五位领导在屋前的石榴树旁拍了一张合影，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镜头。

    当天晚上，刘伯承和陈毅就连夜出发，乘吉普车前往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去了。

    三、活地狱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野对杜聿明集团实行“围而不歼”，猛烈的进攻停止了。虽然杜聿明集团暂时避免了我人民解放军的打击，可天寒地冻，凄惶的杜聿明集团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这个横直不过几公里的包围圈中，过着外人难以想象的日子。这里已经到了看不到树木庄稼、看不到飞禽走兽、听不到鸡鸣狗吠，只是伤残遍地，一片哀号，用被围官兵自己的话说，叫作“活地狱”。

    包围圈中的人数无法统计出确切的数字，因为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原来包围圈中国民党军队人数是30万左右，经过各种各样的不断减员，如战死、投诚、病饿死等。另一部分是随同军队从徐州出来的“难民”，这里面情况十分复杂，有自愿逃出来的国民党各种机构的党政人员、地主商人，有被欺骗而跟随跑出来的市民学生，也有被抓来的勤杂民夫，总数在10万左右。这大约40万人的庞杂队伍，在没有任何后勤供应且天寒地冻的淮北平原上，不说作战，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除了极少的高级军官可以在小村庄的茅屋中栖身之外，近40万人都是在临时挖掘的地道或地洞中生活。40万人就有40万张嘴，每天要吃。从徐州出发时所携带的军粮只够吃几天，吃完了粮食就杀骡马（为了增加分量，还规定“一律不准剥皮”），吃了骡马之后就只有抢老百姓的。包围圈中为数很少的贫苦农民自己都是缺粮少米，哪怕家中仅有的一点存粮、种子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抢光，也不够这40万人吃几天的。所以，当地老百姓家中的牛、马、驴、骡、狗、猫都被抢光。最后就剥树皮、掘草根、啃初期丢弃的牛马骨头。关于这一点，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国民党军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就是在被包围的四十天中，粮弹两缺。蒋介石最初幻想在两三日内可以同黄维兵团会师，拒绝投送粮弹。继而发现这一战役不是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才于十二月六日开始投送，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最初几天，每日尚有进展，各部只有到一村抢一村，靠抢劫民间粮食、宰牛马、杀鸡犬以充饥。到十九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酒糟，继而宰杀军马，最后把野草、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天气尚无转晴希望。美蒋为了挽救这一厄运，特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使用，二十三日投到陈官庄，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粮弹，作绝望的挣扎。哪知一着陆机器就发生了故障，无法使用。一切办法想尽之后，只有祈求老天爷了，官兵日日夜夜盼望天晴。蒋介石二十五日来电也说：“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总算盼至二十九日，天居然晴了，开始投粮。飞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得很高，投的粮食到处飘落，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跑到解放军阵地前，不顾死伤地抢着吃大饼、生米；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空投场收集起来的粮食为数甚少，分到各部队，每日不得一饱。特别是十三兵团方面，无散粮可抢，怨声沸腾，骂我对邱兵团有私心。同时，我同邱清泉的对空电台坏了，由七十四军电台指挥，大家认为电台指挥不公，尽将粮食投到该军驻地内，纷纷指责。当晚我令两兵团整饬纪律，电请以后两兵团分别投送，并令第七十四军电台移至空投场指挥，邱维达（按：即七十四军军长）对此坚决不肯，矛盾无法解决。三十日投粮，邱兵团方面较好转，第十三兵团方面全被官兵抢光，到晚上李弥无粮给第一线部队分配，由邱兵团拨了数百包接济。李弥坚决要求仍由指挥部统一接收分配，并派一个副司令官在空投场监督分配。由于投散过多，收起的粮食仍不能使官兵充饥。元旦前后，蒋介石还在南京，各主管机关慌乱失措，仅有少数飞机投粮，官兵不得一饱，更增加了愤恨之心。元旦曾投下蒋介石一封亲笔信，一个士兵拿到即将它撕毁，边骂边跑了。

    其实，杜聿明当时所能亲见的情况还仅是表面上的，包围圈中的实际情况比他所记载的要严重得多。单是以杜聿明了解较多的空投来说，如果要能让近40万人基本够吃的话，每天至少需要空投食物240吨，加上弹药160吨，共为400吨左右。按当时的飞机载重量，每天需要120架次。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王牌部队，应当说的确是用尽了全力。除了空军的两个空运大队，还租用了中国、中央和陈纳德三个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动员了各方人力数万人来保证空运。无论是在空投规模上还是在参加人数上，都超过了对碾庄黄百韬兵团和对双堆集黄维兵团的空投。在我国的整个空投史上，其规模之大至今仍然未曾超过。但是，当时空投要受两个条件的制约，一是天气的好坏，二是物资的充足。天气不好，飞机不能飞，空投数量当然就只能等于零。蒋介石曾专门派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和自己的二公子蒋纬国在机场监督每日空投的进展，但一遇天气不好谁都只能望天兴叹。

    在物资方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要每天筹措一些粮食还是能办到的。最大的问题与不久前给黄维兵团空投一样，是没有降落伞。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后勤部门过去做梦也不可能想到蒋介石指挥作战会打出如此窝囊的情况，会有连续的超大型空投，先是长春和沈阳，接着就是碾庄，跟着是双堆集，双堆集还未完就是陈官庄。用当时主管空投事务的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运输署空运勤务司副司长程藩斌的话说：

    “莫说一个投伞制造厂，就是十个也赶不上供应。”在物资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是杜聿明根据包围圈内的具体困难，要求空投熟食，因为包围圈中烧完了所有的树木之后，就烧电线杆、汽车轮胎、枪托、手榴弹木柄、降落伞、旧衣服，最后连棺材都挖出来烧了，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还可以燃烧的东西，投下大米、白面只有生吃。熟食中最好的是罐头和饼干，但当时的食品厂不多，远远无法满足，没有办法，只有动员南京地区的老百姓赶制大饼。大饼在冬天时间稍微一长就会变得既硬而脆，如果不用空投伞从空中投下去，就完全摔成了碎末。当时那些抢到了空投食物的国民党官兵，主要的就是得到一包包大饼碎末，抢不到的，连这种大饼碎末都吃不上。在连续10天的风雪天中，由于空投的数量大大减少，曾经出现了吃死尸的惨状。

    缺乏食品的部队是不可能持久的，尤其是在生死未卜的包围圈之中，只要有办法搞到吃的，军纪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作用。饥饿的士兵们，首先是抢老百姓，然后是抢跟着跑出来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市民和学生，最后是抢下级军官的家属，对于每个人都有武器的场合来说，在这些抢劫活动中动用各种武器当然是十分自然的事。还有一个就是争抢从天上掉下来的空投物资，最大的一次为争抢空投物资的火并发生在李弥兵团的八军和九军两支部队之间，双方都用机枪扫射，死了好几百人。

    于是，空投场被称为“第二战场”。

    除了食品，最缺乏的要数医药。在寒冷的冬天长期住在露天的战壕里或是简陋的掩体里，生病的士兵很多。在多次战斗中，受伤的士兵也很多。但是，包围圈中不仅缺医少药，连起码的取暖柴火都没有，想喝一口热水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伤病员日夜哀号，时时可见死尸，处处可闻臭味，呈现出一片难以描绘的惨酷景象。

    在这种绝境中，出现了一种病态的疯狂，就是部分军官自知来日无多，在一片咒骂与愤怨声中，就以奸淫妇女作为一种临死之前的发泄。

    包围圈里的近10万难民中，有几百个从徐州强抓来的军妓，当然是军官们发泄的对象。军妓不够就蹂躏老百姓和难民中的妇女，高级军官就蹂躏低级军官的妻子和女儿。在难民中，还有若干女学生和不多的女教师，更成为军官们争夺蹂躏的“羔羊”。当然，在这种为着一点食物就可以动刀动枪的绝境之中，也出现了少数为着生存而卖身的临时妓女。

    于是，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出现了另一种世上奇观，就是在地上挖一个洞，洞上面盖一顶空投下来的降落伞，成为一个个临时的“洞房”。这种“洞房”有的是临时妓院用的公用“洞房”，有的是军官用各种办法找来的临时太太的私用“洞房”。当时在头顶上进行空投的国民党空军人员说，他们从空中往下看，这一个个“洞房”有如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一朵朵蘑菇。

    当然，包围圈里的几十个国民党军队的将级军官的生活供应是从空投中得到了充分保证的。他们在临死前也还有洋酒、洋烟、洋罐头，有温暖的鸭绒被，有不停转动的留声机，还有随军剧社的女伶为他们演唱《贵妃醉酒》。他们之中的人，也有的是以美酒与女人为伍，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灭亡。例如一贯骄横跋扈、狂妄自大的邱清泉，在包围圈中的后期日子中，除了发疯一般地骂娘，包括与李弥之间的对骂之外，就是成天由一个姓陈的女护士陪着饮酒、跳舞、睡觉，度过他生命的末日。

    四、准备毒气战

    作为淮海战场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的杜聿明，不能如邱清泉那样打发日子，他毕竟还要为他的几十万人马想点出路。

    当他所统率的三个兵团在包围之后所做的分散突围的计划破产、孙元良兵团糊里糊涂完蛋之后，就由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向南进攻。进攻几天，不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反而在部队中打出了更多的矛盾，例如步兵部队和战车部队的矛盾，攻击部队与掩护部队的矛盾（在以往的战斗中，为了减少伤亡，都不愿意做攻击部队，现在是都不愿意做掩护部队，因为攻击部队如果能攻下一个村庄，就可能从地下挖到一点老百姓逃走之前埋下的粮食），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的矛盾。所以，除了战场上的失败，令杜聿明头痛的事是层出不穷。

    12月7日前后，杜聿明曾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提出：“现各兵团重重被围，攻击进展迟缓，以现有兵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绝对无望，而各兵团的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钧座既定与共军决战之决策，应即从西安、武汉等地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共军决战。”过了一天，蒋介石的回电来了：“现无兵可调，望弟不要再幻想增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在这种情况下，杜聿明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可想，只有尽力向南进攻。一直打到12月16日晚，进攻无进展，却得了刘峙的电报：“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杜聿明见这份电报，心中完全凉了，而且认为蒋介石和黄维的打法简直是糟糕透了。如果黄维真要冒险突围，就应当和他杜聿明一道行动，同时与解放军拼死一搏，由于两个集团相距不远，如果同时奋力拼搏，总还有一个集团有点希望。现在黄维单独行动，肯定没戏。黄维完蛋了，解放军的兵力就完全压在他杜聿明身上，自己肯定也没戏，只有完蛋。果然，第二天就得到刘峙的电报：“黄兵团突围，除胡琏个人到蚌外，其余全无下落。”

    黄维兵团被歼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给杜聿明发来电报：“望吾弟万勿单独行动，明日派员飞京面授机宜。”杜聿明派了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的参谋长舒适存乘飞机去了南京。舒适存没有带去任何具体的方案，因为杜聿明和他的部属们讨论不出任何大家意见一致的方案。杜聿明和他的部属们的确也讨论过，在讨论中，号称王牌军第五军的二○○师师长周朗甚至提出了效法古人，来一个全军假投降的方案。杜聿明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弄假也会成真”。

    12月19日，到南京去接受蒋介石“面授机宜”的舒适存回到了陈官庄，同机到达的有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第三署（即作战署）副署长董明德。后面还跟着降落了一架运输机。

    舒适存和董明德给杜聿明带来的是两封信，一封是蒋介石的亲笔长信，另一封是空军副总司令、杜聿明在黄埔的同学王叔铭的短信。蒋介石在信中说，黄维突围失败乃是黄维性情固执、一意孤行，坚持要在夜间行动所造成的。对于援救杜聿明集团，现在确实是无法抽调任何部队给以支援。目前所能采取的方法，唯有在空军掩护下投掷毒气弹强行突围，能突出多少是多少。王叔铭的信中说，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决定由空军全力支援杜聿明突围，现派好友董明德前来协商一切。这时杜聿明才知道，降落在简易机场上的运输机上，装的全是防毒面具。

    在进一步的具体商议中，董明德告诉杜聿明，黄维在突围时使用了由步兵发射的毒气弹，解放军已经在广播中提出了抗议。为怕引起国际关注，所以这次决定由空军投掷毒气弹，而且是只使用催泪弹，不使用窒息性的毒气弹。空军计划的突围方案是：突围开始时，空军以B－24式轰炸机和B－25式轰炸机为主，配合P－51式驱逐机，以每日100架次的规模支援突围部队作战，并沿部队前进的路线进行两侧掩护。当突围部队的步兵进入准备位置以后，地上发出红色信号弹3枚，空军立即投下毒气弹，投完之时，以机翼上下摇摆为信号。地面的先头部队立即戴上防毒面具猛冲，趁解放军中毒而双目暂时失明之际，突破并扩大解放军阵地的缺口，后续部队随即跟进。空军将用战斗机对后续部队进行掩护，一直到突围成功为止。

    当天晚上，杜聿明在第二兵团司令部召集了军长以上人员开会，作为主力部队，第五军的一些师长也到了会。杜聿明在与部下认真研究之后，一方面同意在空军掩护下突围求生的计划，准备突围；另一方面，杜聿明又考虑了今后行动可能采取的上中下三种对策向蒋介石报告，写了一封长信，决定请董明德带回南京，交蒋介石审定。这三种对策是：

    上策：由西安、武汉（必要时可以放弃武汉）调集胡宗南与白崇禧的主力部队，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在淮海地区与共军进行决战。

    中策：各兵团仍然坚持固守，争取时间，也就是希望在军事上无法挽救危局之时，采用与共产党进行和谈的手法来解决问题。

    下策：按照蒋介石的方案冒险突围，但这只能是无可奈何之举，绝对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杜聿明把信写好之后，打算第二天就交董明德带回南京。但未想到从当天晚上开始就一直是连续的风雪天，简易机场上的飞机根本不敢起飞。风雪天一直延续到12月29日，所以这封信未能在当时交给蒋介石。

    这场风雪也使得刚刚研究过的突围计划无法进行。按照和董明德一起研究的计划，12月20日董明德就回南京复命，空军立即进行大规模空投，这其中包括足够全军三天突围时间所需的粮食与弹药，还有突围时需要的防毒面具（当时在电讯联络中为了保密，称之为“草帽”）。只待蒋介石一批准，就进行突围。由于连续10天的风雪，董明德一直不能起飞，空军也无法展开大规模行动，这个突围计划就未能实施，这个中国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毒气战的罪恶计划也就未能成为现实。但是，为了让包围圈内的士兵能够进行防毒训练，空军的确曾经空投下来2000多套“草帽”。

    五、新年礼物

    1949年的新年到了，我军经过了半个月的休整，恢复和整顿了部队的战斗组织，补充了兵员和弹药，加修了工事，进行了政治教育，总结了作战经验，开展了敌前练兵，为总攻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什么时候发起对杜聿明集团的总攻？用什么方式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这是以粟裕为首的华野总部指挥员在一直认真观察和研究决定的。根据阵地上了解到的情况，12月下旬虽然是连续的风雪天气，可是敌人在包围圈中仍然在进行部队调动，空投也十分繁忙，估计敌人在不可能有任何援兵到来的情况下只能走拼死突围这一条路，而且很可能已经做了不少的准备。而这时在平津前线，我东北野战军大部队已经入关，并已和华北野战军形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敌人要想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性已经消除，南线淮海战场配合北线平津战场的任务已胜利完成。所以，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将其歼灭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如何全歼杜聿明集团的方案选择上，华野总部准备了两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利用敌人一心想突围的意图，在永城东面和东北面事先准备好第二道防线，然后有意将敌人引出，在敌人已经脱离阵地而我军又早有准备的情况下，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第二套方案是不让敌人突围，就在他们准备突围、调整部队之时，突然向敌人全面发起猛攻，趁敌人混乱时在包围圈中将敌人全歼。这两个方案交给各纵队负责人讨论之后，认为目前的包围圈相当严密，敌人是无法突围出去的，我军完全可以按第二套方案向敌人发起总攻，全部歼灭敌人。

    在经过了充分的研究之后，华野总部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按第二套方案向中央军委发出了请求进行总攻的报告，这是华野给全军和全国人民奉献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1949年元旦这一天，蒋介石也有所表示，他在发动并进行了两年多的全面内战之后，在各条战线全面崩溃的时候，在这天向全国发出了求和的声明。他说：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听。

    对于蒋介石这种为了保存反革命实力而叫喊的假和平，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的爱国民主力量，陆续给予了彻头彻尾的批判，中国共产党还特地提出了实现国内和平的八项条件。

    也就在1949年元旦这天，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这篇新年献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在谈到战局时，毛泽东正式向全世界宣布：

    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1948年7月至12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

    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大增加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在元旦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我军在前线欢庆元旦之时，当我军正在积极准备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之时，国民党集团的特务头目和情报头目、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在1949年1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据称是经过证实了的惊人消息：“共匪军事首脑刘伯承已于去年12月13日在安徽宿县西南桃关集，被国军的飞机炸毙。”对于这一惊人的消息，我们当然用不着花费笔墨去辟谣。只是想指出两点：

    1949年1月6日这天，刘伯承并未在淮海前线，他正在西柏坡村出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会议，并准备第二天的发言，他发言的内容，是阐述他对未来的渡江战役和夺取全国军事胜利的总体设想。

    也就是1949年1月6日这天下午，我华野指战员向包围圈中的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这也是结束淮海战役的最后总攻。

    这不是有意的安排，但却十分巧合：我军打响淮海战役、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攻击的时间是1948年11月6日，我军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的时间是1948年12月6日，我军将杜聿明集团完全包围起来的时间也是1948年12月6日，我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最后总攻的时间是1949年1月6日，刚好是连续3个月的6日。在我国民间，一直有“六六大顺”

    的说法。如果是放在淮海决战中，似乎还有点意思。不过，这只能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身上，如果用在当时还在掌握着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集团身上，那就不仅是大大的不顺，反而是大大的灭顶之灾。

    六、淮海最后一战1949年1月2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华野总部关于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的报告，并将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6日。华野总部之所以会要求早点发起总攻，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淮海决战打完之后，下一步必然就是渡江，我人民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而渡江之战不能晚于4月底，因为过了4月，长江就要涨水，江面就会加宽，就会增加渡江的难度，增加部队的伤亡。现在，只要有了把握，只要不影响全国的大局，就应当尽快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迅速结束淮海战役，让部队早日休整，然后进入渡江作战的准备。中央批准华野的计划，也是从这一点考虑的。

    当中央军委批准了华野的计划之后，华野总部对总攻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对杜聿明集团的全歼，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计划用3至7天，目标是先将相对较弱的李弥兵团加以歼灭；第二阶段再行消灭相对较强的邱清泉兵团。华野将投入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八纵、九纵、十纵、十一纵、十二纵和渤海纵队10个纵队用于向包围圈中的敌人进行攻击。

    包围圈中的国民党官兵这时在一心盼望着好天气。高级军官知道有了好天气就可能在空军的掩护下突围以求生，普通官兵只想有了好天气就可以多抢到一点空投下来的食品以救命。

    1948年12月29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来的董明德和杜聿明派出的舒适存乘飞机飞南京，去向蒋介石报告突围计划，空军也开始进行空投。这天的空投除了投下若干食品之外，还投下来两样东西，一样是黄百韬兵团的《烈士纪念册》，一样是南京《救国日报》刊载的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内战战犯名单，杜聿明的名字赫然列于其中。底层官兵们看到这些东西后破口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

    杜聿明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心中明白，蒋介石是在告诉他：你已经成为共产党列出的头等战犯，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物，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必须向黄百韬学习，为蒋介石效忠送死。所以当蒋介石从舒适存处听说杜聿明近来身体一直不好，在第二天发来电报说“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疗”时，杜聿明立即电复蒋介石：“生虽有痼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按：指他向蒋介石建议的上中下三策中的上策），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但是，他在1月3日得到了蒋介石的来电：“照第三案执行，自5日起投足三日粮食。”就是说，蒋介石仍然坚持要他进行完全无把握的冒险突围。蒋介石所采取的，是杜聿明提出的上、中、下三策中的下策。

    杜聿明很明显地感觉到了灭亡时刻的到来。因为他明白：在国民党军队中，由于统帅部、前方指挥官、部队长这三者之间矛盾重重，由于部队与部队之间矛盾重重，如果下令突围之后，必然的结果肯定是各自顾各自，无法按照事先下达的命令统一行动，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击之下，必然迅速土崩瓦解。黄维的突围就是眼前的例子，他即将成为第二个黄维。

    1月5日，蒋介石派空军开始大规模投粮，计划是空投3天之后，让部队吃饱了肚子，带上一部分粮食，就进行突围。杜聿明认为投3天不够，电告蒋介石请求继续空投。蒋介石回电说：“准再投3日，务必遵照实施。”

    杜聿明未曾想到，空投才进行了一天，他的二十几万大军灭亡的时刻就已经到了。

    1月6日下午3时30分，淮海前线总前委发出了总攻命令。命令中说：

    为贯彻战役决心，趁敌人还未能得到充足粮食、弹药补给，且疲惫动摇恐慌之际，争取迅速解决该敌，全歼杜、邱、李匪部，以获淮海战役全胜。

    一声令下，我军各种重炮一齐向敌人阵地发起猛烈的轰击，已经养精蓄锐近20天的华野大军向包围圈中的敌人发起了全面进攻。

    根据淮海前线总前委的要求，粟裕对华野的总攻是这样安排的：

    第一线的进攻部队分为三个集团向敌人进行纵深攻击：东集团由三纵、四纵、十纵、渤海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的两个独立旅组成，共投入11个师，由十纵司令员宋时轮和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其任务是在北集团的配合下歼灭李弥兵团，然后由东北向西南突击，与其他部队共同歼灭邱清泉兵团；北集团由一纵、九纵、十二纵组成，共投入8个师的兵力，由华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兼二兵团政委和二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其任务是从北面向西南攻击邱清泉兵团，其中的一纵要参加歼灭李弥兵团；南集团由二纵、八纵、十一纵组成，共投入8个师，由四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和副政委吉洛（即姬鹏飞）统一指挥，其任务是由南向北进攻，目标是敌人的指挥中心陈官庄。

    第二线的部队还有5个纵队共15个师，再加3个独立团，作为战役预备队，同时组成外围的第二道封锁线。这些部队是：

    六纵位于濉溪口、百善集地区，七纵位于萧县地区，十三纵位于马村桥地区，两广纵队和一部分地方部队在夏邑、会亭集地区，鲁中南纵队和部分地方部队在永城地区，另有在济南战役起义后编入华野的三十五军在山城寨地区。这样，我军是既有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部队，也有预防敌人突出包围圈而进行阻击的部队。

    粟裕为保证对敌人的全歼，为这一仗上了双保险。

    除了华野大军之外，刚刚结束了围歼黄维兵团的中野大军则根据总前委的指示，位于第三线，在休整中随时准备听从总前委的调遣。

    1月6日晚，我军就攻破了敌人的外围防线，占领了敌人布置有坚固防御工事的据点13个，歼敌1万余人。敌人主力部队七十军军长高吉人受重伤，由邓军林升任军长。

    1月7日，我军攻占了包括李弥十三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在内的20多个村庄或据点，李弥兵团的整个防线被击溃，其主力从原来的王引河以东的防区逃向王引河以西的邱清泉兵团防区。这一战果，按粟裕原来的计划，是打算在3天之内完成的，现在，只用了一天半就完成了。

    李弥兵团溃败了，邱清泉兵团的防线被突破了，杜聿明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他只得急电蒋介石，要求加大空投规模，并要求蒋介石组织力量在1月9日进行预备性轰炸，在10日空投毒气弹，掩护全军突围，否则，包围圈中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全军覆没。蒋介石要手下立即进行部署，国防部给杜聿明的电报说将按杜聿明的要求出动100架飞机进行掩护突围。1月9日上午，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自飞到陈官庄上空，观察情况，为下面的军队打气，进行掩护突围的准备。

    为了准备突围，敌人开始向西边移动。由于两军的距离很近，所以敌人的企图立即为我军所发觉，粟裕立即将渤海纵队调到包围圈的西边，加强八纵与九纵的力量，准备对企图突围的敌人进行堵击。9日这天，国民党空军出动了20多架飞机在包围圈的西部阵地上狂轰滥炸，并投下了一些毒气弹。敌人的第五军全力向西攻击，企图突破包围圈。但是在我八纵、九纵和渤海纵队的坚决阻击下，敌人的进攻被粉碎，包围圈仍然十分稳固。

    在粉碎敌人向西攻击的同时，我各路纵队继续向敌人进行分割穿插，逐渐夺取敌人原来的阵地。一纵在北边全歼第五军的一个团，占领了朱小庄。九纵不仅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而且还由西向东进攻，全歼第五军在张家庙的守敌。十纵在攻占青龙集之后，会合四纵继续向李弥兵团残部展开攻势，攻克了李弥兵团指挥部的新驻地黄庄户。十纵和四纵的另一部分部队则在击溃敌七十军之后，将进攻矛头指向杜聿明和邱清泉的指挥部陈官庄。三纵先是攻占了陈楼，然后也向陈官庄逼了过去。

    1月9日晚上，杜聿明来到包围圈中当时兵力最强的第五军设在陈庄的军部，研究第二天的突围行动。他一到陈庄，我军的炮火就像在跟踪他似的，也打到陈庄来，他只好躲藏到掩蔽部中，和闻讯赶来的邱清泉、李弥、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等进行商议。杜聿明主张仍然按照蒋介石原来的计划，第二天上午在飞机的掩护和毒气弹的支持下突围。可是熊笑三却认为白天突围肯定没戏，对空军的支持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搞不好会让空军给卖了。为了抓紧时间，邱清泉和熊笑三临时决定当天晚上立即突围。杜聿明认为不行，熊笑三甚至命令第五军故意在外边把各种枪炮尽力地打，向杜聿明谎报军情，说解放军已经打到司令部来了，再不跑就没有机会了。当这一招被杜聿明识破之后，熊笑三竟对杜聿明进行威胁，说当天晚上必须突围。在这种情况下，杜聿明只好同意了当晚突围，而且说为了不被解放军一网打尽，大家分散突围，各寻生路。

    这时，杜聿明给蒋介石发出了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大半生的最后一封电报：“各部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

    很明显，所谓“分头突围”就是不论建制，不要统一指挥，各自逃生。命令一出，包围圈中的国民党军队立即四散奔逃。

    杜聿明没有跟着第五军的大部队向外冲，而是带着自己的副官、卫士等十来个人在夜色中从陈庄向西走，因见到向西的部队太多，他就转而向东北方走。到了夏寨，见到解放军的大部队也在向西开进，就在一处战壕里隐藏起来，由他的副官尹东生给他化了装，剃了胡子，穿上士兵服装，打算伪装成普通士兵逃出去。可是，等到天亮时，四处都是解放军，当杜聿明听到“放下武器，缴枪不杀”的喊声时，他知道一切都完了。正在这时，他碰上了华野四纵十一师的两个卫生兵。在“举起手来”的喊声中，杜聿明的副官、卫士都乖乖地放下了武器。杜聿明一想到自己就要成为俘虏，真正产生了不想活的念头，他举枪指向头部，决心自杀，但被身边眼明手快的尹东生把手枪夺了下来。就这样，风云一时的国民党军队中最著名的将领、和我军在东北战场上较量了之后又在中原战场上较量的杜聿明终于在1949年1月10日早晨当了我军的俘虏。

    应当说，这时的尹东生是他的救命恩人，尹东生阻止了他步黄百韬的后尘，让他从此开始了后半生的新生活。

    杜聿明被俘后，在一个村子里饱餐了一顿我军提供的丰盛饭菜，但还未被我军认出其真实身份。这位著名的将领步入人民的队伍的最初几步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按照杜聿明自己的叙述和当时审问和发现杜聿明的陈茂辉同志的回忆，情况是这样的：

    当杜聿明和其他俘虏在我四纵十一师的临时俘虏收容地饱餐了一顿之后，俘虏群被分成若干个部分。杜聿明和身边的副官尹东生以及司机等3人的身份已经被抓到他们的两个卫生兵所怀疑，所以仍然把他们3人分到一块，一齐送到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处进行审问。

    陈茂辉见到杜聿明时，杜穿着一身士兵的棉服和破大衣，脸上和手上都弄得乌黑，可是在吸烟时却吸的是高级的美国骆驼牌香烟，而且身边的人恭恭敬敬地用打火机为他点烟。陈茂辉断定此人绝不是一般俘虏。尹东生为人机灵，抢先介绍情况说：“我是尹东生，《徐州日报》

    随军记者，”并指着杜聿明说，“这位是第十三军团的高军需。”司机也跟着说谎：“我是张印国，在徐州开商车，他们给拉来的。”三人都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假证件。陈茂辉早就看出这位“高军需”绝非军需，至少是一个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所以就有意问“高军需”叫什么名字。杜聿明也就跟着尹东生说叫高文明。陈茂辉问他十三兵团兵团部有几个处？这难不倒杜聿明，他的回答正确，说有六个处。但是再问他六个处的处长姓名时，杜聿明就说不上来了。他要用纸写，掏出来的却是美国的高级派克金笔，写了好久，也写不出几个处长的名字。他对答不上，很快就会暴露身份，这时他既想表明自己身份，又存在顾虑。因为这时前来看被俘军官的人多，杜聿明只好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陈茂辉以为他是怕飞机轰炸，就说：“不要紧，对于你们的空军，我们有经验，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这一下，杜聿明不敢再说话了。陈茂辉接着问他：“杜聿明是不是坐飞机跑了？”杜聿明只好说：“听说是跑了。”

    陈茂辉见他说话吞吞吐吐，肯定还有若干顾虑，打算先让他松弛一下，就没再问他什么，将他们每人身边各自的东西经过检查之后，都还给了他们，然后就将杜聿明和司机张印国带到十三兵团俘虏集中的一个广场去。

    十三兵团的军官们一见到他们的杜长官，很多人都在议论纷纷。陈茂辉这时对这位“高军需”的真实身份当然也就更加重视。在未能查明身份之前，就先将杜聿明和张印国关在一间磨房中休息，外面布置了严密的看管，而先单独审问“记者”尹东生。

    这时，杜聿明所考虑的，当然是自己这个战犯的末路。张印国劝他在夜间想法逃跑，他知道肯定逃不出去，而他的真实身份很快就会暴露。这时他感到死神即将来临，这间磨房就是他的末日。他想到与其被处死，还不如自己死。于是他抓起地上的一块石头，向自己的头上猛砸，直砸得头破血流，人事不省。他的这种行动很快就被我军的看守制止，他的身份也由他的行为所暴露。而陈茂辉也已经从尹东生口中查明了“高军需”的真实身份。

    1948年12月25日，我新华社发布了由毛泽东批示宣布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头等战犯43人名单（按：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又批示宣布了第二批战犯名单，两次相加一共是57名），杜聿明位列第34位。他也是43个战犯中唯一一个被我军俘虏的战犯。

    第二天，杜聿明被用担架抬到了华野四纵司令部，华野张震副参谋长和四纵陶勇司令员与他进行了态度十分平和的谈话。很快，陈毅司令员也到四纵司令部来了，也是用十分平和的态度与他谈话。但是，这时的杜聿明对我党的政策还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理解，所以态度仍然相当恶劣，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直凶顽无理，不愿谈任何问题”。由于杜聿明当时的态度实在太恶劣，连我军医生为他治伤都不愿配合，自己砸破的头部伤口上包扎的纱布他都要不断地往下扯。我军为了对他的生命负责，在将他从淮北押往山东根据地的途中，不得不给他戴上手铐。

    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并未放弃这个和人民解放军打了多年硬仗的战争罪犯的争取。从杜聿明被俘之日起，就花了很大力气对他进行教育改造，花了很大力气为他治疗疾病（杜聿明身体很差，长期患有腰椎结核、肾结核、风湿、神经痛、胃溃疡等多种疾病，1946年就已割去左肾）。由于他的脊椎既有结核，又有炎症，几乎成为僵直状态，所以战犯管理所特地为他制作了一副合身的石膏板，让他能够入睡。至于对他的学习与反省，更是做了大量而又非常耐心的工作。

    在介绍了杜聿明被俘的情况后，我们再来看看淮海战场上其他几个国民党军队重要将领的情况。

    当包围圈中的国民党军队四散奔逃之后，各级指挥部当然也就立即瘫痪。1月10日凌晨，我华野四纵、十纵和三纵的部队攻克了杜聿明和邱清泉的指挥部所在地陈官庄。与此同时，四纵和一纵又攻下了第五军的指挥部所在地陈庄。至于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在9日就已全部击溃，已经没有什么人员了。

    李弥十三兵团在包围圈中的实力比不上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所以李弥一直避免让自己的部队单独突进，尽可能保存实力。他的指挥部最早在李石林，1948年12月15日李石林就被我军攻克，指挥部迁到青龙集。

    1949年1月7日，青龙集又被我军攻克，十三兵团在溃散中向西转移。

    1月9日，李弥冒着弹雨亲自指挥突围，仍无任何进展。部下的第八军四十二师在师长伍子敬的率领下在崔庄向我军投降，第八军军长周开成和在包围圈中临时编成的一一五军军长司元恺被俘。第九军军长黄淑在10日清晨被俘。

    李弥这个兵团司令拉着他的副司令赵季平在9日夜间趁夜色中向外逃命时迷失了方向，用他的话说，是“看着有队伍就跟着走，走着走着被打回来。又走，走一会又被打回来。老跟着混乱的队伍挨冷枪打”。

    在半夜1点，他走到了所属的九军第三师所在地周楼，暂时藏在一个掩蔽部里。天明时，为人狡猾的李弥要第三师师长周藩去向解放军接洽投降，以便让他找一个机会脱身逃跑。他专门为周藩确定了“投降条件”，其中一条是“投降后不论官兵，凡是不愿意干的不强留，放回家”。于是，周藩等人前去与我军接洽投降，我军也就停止了射击。李弥让人为他找来了有血污的士兵服装和胶鞋换上，化装为一个伤兵，在混乱中溜出了包围圈，逃脱了当俘虏的命运。

    邱清泉是包围圈中最狂妄、最骄横的国民党将领，打仗颇为亡命，他的第五军是国民党军队的五大王牌之一。但严格说来，此人并无多少职业军人应有的素质。例如，作为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的司令官，他却十分迷信。淮海决战之前，国防部要他驻守商丘，他死活不干，原因只有一个：“商丘”二字谐音“伤邱”，不吉利。撤离徐州后，他让十六兵团一个会算命拆字的监察官尹天晶为他拆字，他为了吉利，写了一个“笑”字。尹天晶想了一阵，说是“笑者，二人升天也”。邱清泉从此就认为他已进入了不吉利的境地，一到陈官庄驻地，又叫尹天晶来看吉凶。尹天晶说驻地院子不大吉利，因为院子中间有棵老槐树，院中加木，形如“困”字，所以才会被围困。邱清泉立即叫人把树砍掉，认为这下子就转凶为吉了，必将冲出包围了，顿时又趾高气扬起来。当时，他下边就有人议论说，砍了树，人还在院中，岂不是一个“囚”字！

    当黄维兵团被消灭、杜聿明集团被完全困在包围圈中，多次向外突围都毫无结果之时，邱清泉一下子又变得消沉颓废，喜怒无常，不是骂娘，就是饮酒，成天抱着女演员、女护士纵情淫乐。1月9日杜聿明到第五军军部商议最后的逃命方案时，邱清泉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骄狂，只是不断地说“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当杜聿明在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的逼迫之下同意各自突围逃命之后，邱清泉当即通知各军，他已放弃对部队的指挥，让各部队自寻生路。他想由他一手栽培起来的熊笑三保他突围，熊笑三却比他还跑得快，早已没了踪影。邱清泉本来是调来了一个特务营和他一起向外冲，但是一冲上战场，邱清泉又显出极为失态，张皇失措、神色异常（这也是杜聿明未与邱清泉一道行动的重要原因），他开枪打死了跟随他多年的两条狼狗，并打倒了这些天来日夜供他淫乐的那个女护士。在战场上乱跑了一阵之后，他的精神就已完全崩溃，出现明显的精神失常，他一边在阵地上乱跑，一边高声号叫“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了！”连他的部下都说他真的疯了。过去，由于他打仗时有股疯狂劲，所以他得了一个“邱疯子”的绰号，现在，他却成了真正的邱疯子。当他在战场上疯狂地乱跑时，在陈庄外围阵地上被我军发现，一梭子机枪扫过去，邱清泉身中6弹，当即毙命。

    第五军的主要将领，只有军长熊笑三和兵团司令李弥化装成伤兵逃了出去。副军长郭吉谦被我十纵俘获，当了俘虏。四十五师和四十六师都向我军缴械投降，只有二○○师进行了抵抗，结果被我全歼。第五军过去多次和我军交手，可是一直未能消灭它。在华野官兵中早已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打五军，打五军，钓大鱼，玩龙灯，先剥皮，后抽筋……”今天，国民党军队的王牌部队、第一支全部美式机械化的第五军终于被我军全部消灭。这也是国民党军队五大王牌中最后一支王牌军被消灭。从此，所谓的五大王牌，就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了。

    早在1948年5月14日，朱德在河南濮阳华东野战军视察时，就曾经说过：“把国民党这几张王牌搞掉了，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大半。”淮海战役中解决了第五军，从全局来看，此时的国民党军队也正好被我们解决了一大半，完全印证了朱总司令原来的估计。

    杜聿明被俘和邱清泉被击毙，标志着淮海决战的胜利结束（在9日夜间和10日上午，失去指挥的敌人基本上是成团成师地投降，少数负隅顽抗的敌人如第七十四师残部在10日下午4时被最后解决）。从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历时两个月又5天的淮海决战，我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密切配合，在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共歼灭了国民党军队5个兵团22个军55个师，共55万人。与此同时，缴获坦克215辆、火炮4000多门、飞机6架、汽车1700多辆，其他枪支弹药无数。从此，中原地区的国民党主力已经被全部歼灭，蒋介石的“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总体部署被彻底粉碎。我军已经直逼江南，蒋家王朝在我人民革命力量面前，已经没有什么招架之功了。当然，“杀敌三千，自损八百”，我人民解放军在这次大战中，也付出了伤亡13万人的代价。

    几天之后，即1月17日，中共中央发来了祝捷的电报：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

    淮海战役自去年11月7日开始，至今年1月10日已完全结束。在这65天作战中，你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线的主力黄百韬兵团全部4个军11个师（内有一个师起义），黄维兵团全部4个军11个师（内有一个师起义），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全部10个军25个师（内有一个骑兵旅），冯治安部两个军4个师，宿县和灵璧守军各一个师，以上共计正规军22个军55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消灭敌兵力约60余万人。至此，南线敌军的主要力量与精锐师团业已就歼。

    你们生俘了战争罪犯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及国民党军其他高级将领多名，击毙了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你们击退了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增援，迫使他们向沿江一线逃窜，从而使淮河以北地区完全解放，使淮河一带地区大部被我掌握。凡此巨大战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得的结果，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与慰问。

    淮海决战的伟大战果完全扭转了中国战场上双方力量的对比，不仅在全国的政治舞台和军事舞台上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坚持要打倒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政策并不完全理解和支持的斯大林在军事上是相当自负的，因为在淮海决战不久前他才取得了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历史性胜利。但是，当他知道了淮海决战的情况之后，也不得不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60万战胜80万，奇迹，奇迹！”一年之后，新中国成立，中苏两国正式建交。斯大林根据毛泽东的意愿，派出的第一任驻华大使是哲学家尤金。当尤金向斯大林告别时，斯大林对尤金说了这样的话：

    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这个战役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你到中国帮我办一件事，就是收集和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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