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前途，他烦躁、郁闷，杯中之物成了他打发时间的唯一好友。每每烂醉如泥的时候，她就又哭又闹，要跟他分手。他知道她怨恨什么，决定在租房附近的街道上摊起地摊。摆地摊看起来容易，编织袋装上一些劣质的小饰品或女人的内衣内裤，瞅准城管没出现的时候，就在地面上铺起一块布，把那些东西一股脑儿倒在布面上，等着过往的民工一族掏出皱巴巴的钞票买下那些东西。赚几个小钱不成问题，辛苦一天下来，混个饭钱、菜钱、房租钱什么的，倒也不费事。只是城管突然斜刺里冲出来的时候，那些花百十元购进的物品就会被收缴，损失可就惨了。他知道自己没什么特长，不摆地摊还能做什么？一个被开除军籍的人，到哪个单位去打工，人家也不一定敢接收。
也该丁后锋天无绝人之境。当他跟小摊小贩到街头上躲躲闪闪地吆喝着做小本买卖的时候，一个在《新时代商报》做记者的老乡改变了他的命运。
练摊的那一天晚上，有几个一同被开除的战友跟他到一个夜市摊里喝啤酒浇愁。凌晨时分，有一个战友说他认识商报一个记者，此人也是他们的老乡，壮实得跟某个练过气功的得道大师一样，“你在部队曾经搞过通讯报道，能写一点东西，可以找他帮忙。你去练摊，不是长久之计”。这个战友就给那个记者打了电话，请他过来喝酒。没过多久，那记者骑着一辆破烂的摩托车出现在夜市摊前。
那记者肥肥胖胖的，一看就知是个傻大个。此人的酒量却很牛，居然把那些啤酒促销小姐乐得几乎流下眼泪并晕眩过去。他的肚子就似一只桶子，什么酒一从嘴里喝进去，都咕咕作响，如无底洞般，永远也装不满。促销小姐那个乐呀，如遇到转世的潘安或钱包里经常塞满现金与无数张信用卡的帅哥，外出购物什么的，一叠钞票往收银员面前一抛，或信用卡一刷，眉头皱也不皱，那样子似乎比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还有钱的那种。
咋不是，促销小姐的工钱并不高，也是三四百元，天天晚上穿梭在夜市摊点之间，辛苦自不必说，还经常受到一些无聊的好色食客骚扰，入睡之前或之后总是泪眼蒙眬，伤怨万分。她们大部分的收入是靠提成。如果每个食客都像肥记者一样消费她们的啤酒，不用辛苦到半个月，就有几千元的提成了。再忍辱负重地坚持半年，奔向小康那肯定是小意思。
丁后锋一直以为自己的酒量无人能与之一比，一见肥记者那架势，他就知道遇上了一个为酒精而活的人了。让他不解的是，这个也曾经在部队服役的人，从未接触新闻报道，也未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过一篇豆腐块般大小的版面的作品的人，居然也混进了商报做起了记者。据说，肥记者曾在某个学校读了一个自考新闻专业，一肚子的理论。后来他才想明白，商报是四川某个企业出资办的，最初进入本地市场时，到处招兵买马，只要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写作能力，他们都招。写文章时，纵然不会谋篇布局也不要紧，反正还有编辑把关。只要把新闻素材从外面运回来，编辑都会下功夫调整段落，提炼标题，重新顺理一遍，再粗糙的文字、再毫无章法的新闻，也会在编辑的处理下熠熠生辉于版面。
那时候，商报刚刚进入本地市场，内部管理机制并不规范，一个拉一个的现象并不少。肥记者也是一个老乡拉进来的。
丁后锋和肥记者之间似乎此生就很投缘，“劈”了十多瓶啤酒后，他们就聊到了正题。肥记者还真的给丁后锋带来了福音：“商报正在招人，你弄一份简历给我。”当场，丁后锋就撕了夜市摊点一个点菜单，在上面写起了个人简历。
肥记者说，这不行，太不尊重人了。你得到打印店搞得干净些嘛。要不，你再找一张干净的纸写一写，反正你的钢笔字也挺漂亮的。
丁后锋问要不要作品复印件？明早我起床后弄一堆过来给你。
肥记者摆摆手说，弄也可以，不弄也可以。我当初进去时，啥作品也没有，至今还不是混得挺好的。你天天出去跑，把料抓回来，再写成稿交给编辑就可以了。
肥记者确实帮了丁后锋的大忙。商报一个领导看了丁后锋的简历后，就出几道题让丁后锋在他的办公室里“考试”。一个人的“考场”，是他此生所没有遇到过的。他当时想，日后若有儿孙什么的，他肯定把这一特殊的经历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他这个父亲他这个爷爷当年是如何的英雄、风光。
其实，一个人的“考场”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商报领导所考的内容太简单了，无非是一些新闻理论知识及把一篇长达2000字的通讯改写成一篇三五百字的消息。新闻理论知识难不倒丁后锋的，改写消息的事对他来说，更是如鱼得水——这在当晚他们喝得促销小姐都找不到冰冻的啤酒的时候，肥记者已经交代他熟背一些基本的新闻概念知识了，比如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党性原则，什么是新闻评论，再有就是：遇到突发事件时，你的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至于将通讯改消息的范文，肥记者也把自己先前考过的东西拿出来评点一番，告诉他要把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导语。
肥记者就算不把题型告诉丁后锋，丁后锋也能应对自如。在部队服役时，他就天天写报道。也正因为有此特长，他才考进军校，部队首长才对他重点培养。可惜的是，他一时意气用事，自毁前程，要不认真混到现在，多少也是一个团级干部什么的了。
商报那个领导见丁后锋仅用半个小时就交卷，惊异不小。他扫了一眼试卷，便对丁后锋说：“行呀你，没满分也有九十多分！好吧，你明天就过来上班吧。这样吧，你先跟老记者跑几天，过段时间就安排你单独采访。”
丁后锋惊喜若狂。初时他以为来报社考试，至少要有几个领导坐在周围虎视眈眈地监考，他抠个鼻屎或打个咳嗽他们都会怒目而视，并怀疑他准备作弊，然后取消他的考试资格。谁想到，笔试居然是“一对一”的局面。环境宽松，除了不能偷看书本之外，还可以抽烟。夹带或翻书是没有用的，这笔试又不是高考，试题制作是领导随机或者说是根据记者采访的实践来出的，考的是作者的实战能力。
不消说，这个领导在报社是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事后，他得知这领导在报社是二把手，业务精湛。据说此人只注重新闻业务，从来不看重人品。也就是说，每个人身上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人并不是完人，只要他有水平，那些缺点可以忽略不计。
丁后锋当时就想，进入报社咋这么容易？领导既不问他过去是做什么的，也不查看他的相关资料，想来肥记者已经把他的底细美化一番地告诉那个领导了。反正是熟人介绍来的，反正报社现时也很缺人，反正部队出来的人纪律性较强，作风扎实，以服从为天职，是没有值得可以怀疑的。只要服从工作安排，领导当然喜欢了。再看看丁后锋那机灵样，倒也能跑新闻、抓新闻，初创阶段的商报就需要这样勤于敬业的人……
丁后锋进入商报后，妻子颇感意外。有谁比她更了解他了，他确实能写点东西，在部队服役时，做了几年新闻报道员，期间也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豆腐块、简讯或不超过1000字的东西，所发表的这些东西，多在部队的刊物上，且有些是内刊。丁妻想，像他这样的有伤人纪录的“兵痞”，居然也能进入报社做个记者？天下能写文章的人都死绝了？那些大学中文系、新闻系的毕业生都到哪里去了？不可否认，只要他不犯错误，好好待下去，在部队混个一官半职不成问题，。
是人都会犯错误的，只怕犯了错误之后没有悔改过来。他从部队“出来”后，品性仍然如此——酗酒，仍然“乐于助人”，一点也不反省自己存在的问题，这让丁妻整天苦恼不已。得知他被招进商报，她乐不可支。他的心野惯了，到报社去混，兴许让他从此老实做人，老实做事了。岂料，他仍旧恶习难改，一天少了酒就失魂落魄；一天不跟那些猪朋狗友玩麻将，就觉得活着没什么意义。
不管怎么样，他的性格也还是有些变化了。敬业自不必说，只要有报料，他就骑着报社配发的一辆90C摩托车风风火火地冲到现场，三下五除二，就将一篇稿子交给编辑。他人不傻，仅仅跟班学习几天，便知道如何判断新闻价值，也知道编辑需要什么样的新闻，更加知道报社的新闻写作套路。他不像某些也是被“拉”进来的记者一样，不用说是否能判断新闻价值的大小了，就是编辑或领导派出去采写的新闻，在写作时也写得不怎么通顺。有了在部队做新闻报道员的经历，他的文字写得干净利索，倒也让编辑无法删改。抓到好的题材，编辑眼前一亮之余，便精心进行了包装，确实大抢眼球。
在商报做记者，让丁后锋觉得人生有了追求。似乎是为了洗掉过去所犯下的过错，他拼命地工作，决定以新闻为生。时间一长，他就发现有些记者太没职业操守了，编造假新闻，以新闻谋个人私利，发明了“广告新闻”写作文体，以致被省委宣传部黄牌警告，最终被撤销了刊号。
他很为某些同事感到悲哀。为了那点钱，他们居然违背了良心、违背了做人的原则，近乎疯狂地收“黑钱”。想想，他又觉得理解。有些记者就是被“拉”进来的，本来就不是做新闻的，见报社内部管理制度有漏洞，他们当然要以利用媒体的公信力去满足个人的私欲了。
有一个是学广告专业的同事，初时是在广告部做策划的，后来领导见他拉广告拉得厉害，就把他转为记者，有意让他既搞采编又搞广告。商家不愿意做广告，他就亮出记者证说你这经营有问题啊，群众都举报你的事儿了，有关部门也要联合我们一起执法了。现在，我们来负责核实这事，请你介绍具体情况。按我们的采访惯例，只要记者到了现场，不管怎么样，都得写个稿子供明天的版面……商家知道自己违法经营，不仅花钱摆平他，还投钱做起了广告。此人最黑的一招就是，利用商家之间在竞争中存在的矛盾，游说在他们之间，把他们一网打尽——个人收下“信息费”之后，还同时把他们的“广告新闻”刊登在版面上，一比高低。
报社广告收入是增长了，这个同事的个人利益也跟着水涨船高。不出两三个月，他买起了大房子，开起了高级小车，小车的档次比领导的还高级。
丁后锋不知此君是否把领导买通了，反正有人告上门来时说此人利用黑手段，随意报道他们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是受了竞争对手之托，心怀叵测地攻击他们。告上门来的人还列举确凿的证据。到了最后，此人一点事也没有，仍然写他的“广告新闻”、“敲诈新闻”……私下里曾有某个正直的同事说，领导被此君摆平了，不然早就被开除了。
更加搞笑的是，报社某领导还招了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做记者，让她去搞新闻与广告业务。
那时候的商报多是外地人来创办的，报名不变，刊号不变，就租用一家单位的楼房来办公。报社原本是有饭堂的，就在办公室楼下。初时，大家都还在饭堂解决因加班写稿、编版而不能回家吃饭的问题。饭堂是大家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写稿或编版之前，大家凑在一起吃个快餐，边吃边聊，交流业务，可后来大家发现饭堂的饭菜做得不怎样合口味的时候，便转移到报社附近的一个川菜馆就餐。三五个人在中午或傍晚时分搞个AA制，点几份川菜，再来几支啤酒，也相当于在饭堂吃个快餐。川菜便宜，开胃，大家吃得不亦乐乎。
而后，川菜馆便成了同事们的饭堂。开餐馆的老板是四川人，而老板所招收的服务员当然也就是其本地人。服务员就是漂亮、耐看，端盘子的，扫地板的，点菜的，结账的，包括老板娘，哪个不长得苗条、清丽。经常到川菜馆就餐，商报的同事不仅与老板、老板娘混得脸熟，还能叫出那些服务员的名字。
其中有一个服务员特别高挑、白皙，嘴巴也挺甜的，大哥大哥或大姐大姐的叫，同事们每次去就餐，总是少不了要她来点菜、埋单。她落落大方，倒也不回避大家那异样的目光。有一天，大家忽然见到她来到报社，跟广告部的同事拉起广告，再之后，她又转为记者跑起财经新闻。大家都不知道她的稿子写得如何，但老是见她的稿子发得最多，稿子的商业气味十分浓，一看就知道带有铜臭味的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商家写好稿子后交给她挂个名字发表而已。
类似的事情，那时候的商报多着咧，大家见怪不怪，反正都是拉广告的。广告部也有这种采编功能，不少的广告人就是记者。黄牛角，水牛角，各走各。你拉你的广告，我拉我的广告，井水不犯河水，所以谁也没问她怎么样从一个餐厅服务员一晃变成广告部记者的。只要能拉广告，能给自己创收，这就是一种本事。
后来，丁后锋才知道那个服务员怎样混进报社的。当时丁后锋为了方便工作，要在报社附近租一间房子。有一天，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他将报社周围的出租房问了个遍，都没有一个合适的。肥同事忽而打来电话告诉他说，石化大院有一套公房出租，一房一厅一卫，价钱公道，让他去看看。他乐癫癫跑去了。没找着那个房子，却走错了另外一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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