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终于给了“两个凡是”以沉重的一击。
人们惊呼“黑线”又重来
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充满思想、理论和逻辑的混乱。正因为这样，也就导致全国思想、理论的混乱。
于是，导致了“大批判”中的一片混乱……
前已述及，在中共十一大结束不久，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所载教育部大批判组文章《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非要以迟群笔记本上所记毛泽东的话为“依据”，才敢对“两个估计”进行批判。
这马上就引起文艺界的连锁反应。
众所周知，对于教育界“文革”前17年的否定，其实是照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文艺界前17年的否定。所谓“文革”前“教育黑线专了政”，是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搬过来的。
此外，“文革”中批判的所谓“新闻黑线”、“出版黑线”、“公检法黑线”、“科技黑线”、“体育黑线”、“卫生黑线”、“工交黑线”，等等，也都照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既然批判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当然也应“挖老根”——批判《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有这么一段著名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一切所谓“黑线专政”，皆源于此：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引者注：所谓“离经叛道”论加上前面提及的“写真实”论等七论，后来被称为“黑八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基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全国文艺界的“左”的估计，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才兴起。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说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但最初便出自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谓“文革”，就是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的“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开始的。历史已经表明，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也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这“文艺黑线专政论”，后来从文艺扩大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以至公安部门，造成打击面越来越广。
批判教育界的“两个估计”，还算好办：第一，毛泽东对“两个估计”只是画了一个圈，即所谓“圈阅”——虽说在“两个凡是”者们看来，即便是毛泽东“圈阅”也不能碰；第二，最重要的是，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了毛泽东谈话的记录，足以否定
“两个估计”。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却大不相同。在“两个凡是”派看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可是连碰都碰不得的！
这是因为江青曾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作了11处改动。
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亲笔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这段话是用黑体字印在报刊上，是广为人知的“最高指示”。也就是说，“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毛泽东定的“铁案”，万万翻不得！
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时，中共中央对《纪要》还写了这样的评语：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
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林彪倒台了，江青倒台了，可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还是不能批判。“两个凡是”派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划为“禁区”！
内中的原因是很清楚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的，是万万批不得的。何况，要否定《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再也找不到“迟群”或者什么“早群”的笔记本，找不到毛泽东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被压制”了的“指示”！
可是，既然教育领域在“文革”前17年的成绩是主要的，难道文艺领域不是这样？广大文艺界人士理所当然要求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据《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回忆，在《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之后，就有人来《人民日报》，要求对“文艺黑线专政论”也“烧一烧”。
《人民日报》决定“烧一烧”那“文艺黑线专政论”，约请十几位作家来报社开座谈会。
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刚见报，《人民日报》就受到来自“上面”的严厉批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怎么可以批判？你们发表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送中央审查？”
就在这时，《光明日报》也以《打好文艺战线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为题，报道了文艺界人士的意见。《光明日报》不得不加了这样令人苦笑的“编者按”：
十七年的文艺战线，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黑线，对我国文艺事业确实有过相当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总的来说占主导地位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光明日报》这一“编者按”，可以说是精心构思的。
乍一看，编者似乎也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因为编者以为“文革”前17年“总的来说占主导地位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是“文艺黑线专政”，也就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可是，编者却以为“文艺黑线”是确确实实有的，“这就是刘少奇
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光明日报》这一“编者按”，为的是在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时，也能“顺其潮流”，然而却又能够为毛泽东开脱辩解，表明毛泽东没有错！《光明日报》这一编者按一发表，在文艺界引起强烈不满。人们惊呼，“黑线”又重来！
其实，《光明日报》这一“编者按”，跟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一样，充满思想、理论和逻辑的混乱，内中的根子是“两个凡是”。《光明日报》的编者既要批判“黑线专政论”，却又承认“黑线是有的”，如此遮遮掩掩，无非因为“黑线”那是毛泽东说过的，亲笔加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中……
“上面”居然对《人民日报》作了这样的指示：“正在批教育黑线，又批文艺黑线，不能全面开花！”于是，《人民日报》只得“遵命”：批“教育黑线”的文章可以天天登，而批“文艺黑线”的文章只能两天登一次！
此后不久，1978年第1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文化部批判组”的文章，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这篇文章名为批判“黑线专政论”，却把“黑线”的“问题”写了一大堆：
十七年中，文艺战线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地对文艺战线进行干扰和破坏。但是，十七年的文艺历史，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文艺战胜资产阶级文艺的历史……建国以来，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次都严重打击了资产阶级，大大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毛主席在1963年和1964年对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严厉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工作的干扰破坏……
因此，戴着“两个凡是”的沉重镣铐批判“四人帮”，只能陷入自相矛盾、不能自拔的境地，无法分清是非，辨不明曲直。
从批判关于教育界的“两个估计”，到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只是打了批判“两个凡是”的外围战。
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批判“两个凡是”也逐渐从外围向核心推进……
聂荣臻和陈云强调实事求是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变得异常尖锐。
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五常委之中，明显地分为两派，即华国锋、汪东兴为一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为一派。
华国锋、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当时的海外报刊称之为“凡是派”；邓小平等批判“两个凡是”，当时海外报刊称之为“务实派”。
中共中央的领导之所以明显分为两派，这分歧产生于如何看待毛泽东，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76年去世长达41年的领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毛泽东思想，则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从中共七大起便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
两派的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毛泽东本身的错综复杂，在于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这一问题上的错综复杂。
说毛泽东本身的错综复杂，是因为：一方面，如同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 ·法拉奇时所言：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另一方面，又如邓小平所言：
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邓小平还曾具体地指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左”的错误，是从 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也就是从发动“反右派运动”开始的。邓小平非常精辟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邓小平又给毛泽东思想下了这么一个非同一般的定义：
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照邓小平这样说，毛泽东一生分为正确和错误两部分。正确的部分，是毛泽东思想；而错误的部分，则不能算入毛泽东思想范畴。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左”的严重错误，
不是毛泽东思想。所以，邓小平和“两个凡是”派的根本分歧，就在于：“两个凡是”派把毛泽东所有的话，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论是完整的还是片言只语，全都算是毛泽东思想，全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邓小平则把毛泽东的话分为正确和错误两部分，正确的归入毛泽东思想，而错误的不算是毛泽东思想。
当然，说穿了“两个凡是”派们也不是完完全全执行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项指示。前已述及，华国锋下令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保存毛泽东遗体，就是明显违背了毛泽东生前所写下的关于火葬的话。华国锋是出于树立自己“毛泽东忠实继承人”这一形象的目的，下令兴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所以，“两个凡是”派实际上是拿毛泽东作为旗帜，推行自己的一整套“左”的路线。诚如邓小平后来一针见血地所指出的那样：
“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也就是说，“两个凡是”派并不是什么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去办。“两个凡是”派的本质，“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邓小平跟“两个凡是”派们的斗争，经历了三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是邓小平最初所正面强调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言外之意就是说，那些不“完整”、不“准确”的毛泽东的话，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所以，不是所有毛泽东的话，都要执行。所以，不能搞“两个凡是”。
紧接着，作为第二个回合，邓小平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而“两个凡是”则正好相反，一切从本本出发。
第三个回合，则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话，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凡是符合实践的，则是正确的，属于毛泽东思想；凡是不符合实践的，即便是毛泽东亲笔写下来的，那也是错误的，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在中共十一大之后，邓小平等跟“两个凡是”派的斗争，进入第二回合。
“实事求是”，一时间成了中国报刊上的“高频词”。
1977年9月5日，聂荣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强调了实事求是精神：
《实践论》《矛盾论》所阐明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也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
《实践论》的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是第一性的，实际生活、现实事物，是第一性的，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到底，只能从实际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经验的检验。《矛盾论》讲的是客观世界的矛盾及其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我们的思想要符合客观世界，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存在的矛盾，反映客观存在的矛盾。客观世界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变化，我们的思想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矛盾的变化；一切正确思想，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否则就变成形而上学。
在聂荣臻的文章发表不久，多年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陈云，也写了文章，
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陈云明确地支持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
在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没有陈云。
陈云给人们的印象是“长期生病”。其实，从1962年8月的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因主张“包产到户”受到毛泽东不点名的批判之后，便长期称病不出。
说有病，陈云是有那么点病。在“左 ”星高照的那些日子里，陈云无法出来工作，也就称病不出了。
其实，陈云的头脑是很清醒的。正因为这样，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提出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中共十一大刚刚结束，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一文。
陈云指出：
在这里，我想特别讲讲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陈云在文章中说：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说假话，做假案，耍反革命两面派，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疯狂的歪曲、割裂、篡改和伪造，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当做法宝来到处压人、害人、害党、害国。他们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长期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们不但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而且公然为他们搞的一套主观唯心主义制造“理论”根据，他们大搞什么“经验主义为纲”，实际上就是否认作为认识基础的实践经验，否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原则，否定毛主席的《实践论》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姚文元竟说什么“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他们的御用工具宣扬，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都是决定性的……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是在宣扬一种意志决定一切，权力决定一切的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
陈云的这篇文章，是邓力群负责起草，郑惠执笔的。在起草过程中，多次与陈云交换意见，最后由陈云审定，交《人民日报》发表。据邓力群回忆，文章发表前，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交中央宣传口审查。负责审查的是王揖。王揖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发现，陈云这篇文章的许多提法，与华国锋的说法不同。王揖说，文章必须与华国锋的说法一致，在当时叫做“对表”。陈云说道，如果都要与华国锋讲过的一样才能发表，那就不要写文章了，也不要发消息了，天天登华国锋的文章不就行了吗？看到陈云的态度如此强硬，王揖也就被“顶”回去了。陈云的文章，也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后来，胡乔木在全国宣传部部长会议上这么说：
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以前就提出反对“两个凡是”，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的开端。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比把“四人帮”几个头头抓起来要困难得多。
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政治空气。陈云同志要发表一篇文章，大概是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周年，那时宣传部一位同志，也是好同志，他把陈云同志文章中凡是跟华国锋同志的提法或当时中央文件的提法有一点不同的地方统统改成一样，表示要跟那时的文件、讲话的提法完全一致，哪怕两个词是同义词，只是字面上不同也不行。后来陈云同志说，他们要这样搞，我的文章就不发表了（邓力群：陈云同志当时说，用不着他写文章了，你们把那些文件天天照登就行了）。我们想一想，当时党内的情况是这么一种空气。这还是中央，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小平同志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时候，他指出“两个凡是”是讲不通的，毛泽东同志从来没这样讲过，马恩列斯也从来没这样讲过，如果这样讲，那么我就不能出来工作，因为毛泽东同志已经宣布我犯了什么什么滔天大罪了，我怎么能出来工作呢？而且对“天安门事件”，在当时一个文件里讲，这样的悼念活动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话也不能讲，因为事件发生后党中央作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圈阅了的，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所以，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的思想上的开端。
当时小平同志还处在一种半合法的地位，等着别人来解放，他并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在那样一种情况下面提出这样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尽管当时还没有条件讲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话。
除了聂荣臻、陈云之外，也就在那些日子里，1977年9月19日，徐向前元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
文章指出，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首要的是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我们决不能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必须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分清路线是非的能力。
此后不久，197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彭、罗、陆、杨”的那个“罗”——罗瑞卿——的文章《长征路上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
罗瑞卿自“文革”以来多年未曾露面。罗瑞卿的文章，虽然回忆的是长征，针对的却是当前。罗瑞卿以长征往事告诫人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能用片言只语骗人、吓人，不能把它当做僵死的教条。不言而喻，罗瑞卿的文章是以史鉴今。
所以，从1977年9月5日起，9月19日、9月28日、10月9日，短短一个来月，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罗瑞卿四位元老级的人物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纷纷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批评了“两个凡是”。
胡耀邦成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
就在陈云文章发表后的第10天——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注意的重要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这篇文章指出，就党的干部队伍来说是好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要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而不能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
这篇文章选择了“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作为突破口，是因为在“文革”中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实在太多了，数以万计的干部受到“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人们强烈地要求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
正因为这样，这篇文章一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震惊了中共高层：在短短一个多月中，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飞向人民日报社，表示对文章的坚决支持和拥护。
可是，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激烈地反对此文，宣称：“这是一株大毒草！”
这篇重要文章，前前后后修改了17次，才公开发表。
主持这篇文章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的，是在4年后——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取代华国锋而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重要人物。
他，便是胡耀邦。
胡耀邦，中国共青团著名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之一。胡耀邦年长华国锋6岁。湖南有一首由唐壁光作曲、歌颂毛泽东的著名民歌叫做《浏阳河》，唱的是“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的水路到湘江”。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便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胡耀邦跟王震同乡。胡耀邦家在浏阳北乡，王震家在浏阳南乡。
14岁时，胡耀邦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18岁的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与华国锋很相似，华国锋是在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19岁时，胡耀邦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贵州省遵义城北的娄山关，是居高临下的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曾写下《忆秦娥 ·娄山关》一词，内中“雄关漫道真如铁”的“雄关”，指的就是娄山关。在娄山关战斗中，“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胡耀邦曾在这惨烈的战场上负伤，那弹片后来一直留在他的身上。
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胡耀邦先后担任少共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
从此，胡耀邦跟“少共”——也就是后来的共青团——工作结缘。
此后，他历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和第3纵队政治委员、第18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49年底，胡耀邦进军大西南，担任四川省的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邓小平的家乡广安县便在川北。
从1952年起，胡耀邦长期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在1962年，胡耀邦作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曾“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到湖南来，因为他是湖南人。
值得提到的是，这时华国锋也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自1961年起，华国锋兼任中共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以便能够直接过问湘潭方方面面的工作。1961年5月，华国锋甚至把家从长沙搬到湘潭，足见他对毛泽东家乡的重视。
然而，到了1962年11月，原本华国锋兼任中共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变成了兼任中共湘潭地委第二书记。谁兼任中共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呢？胡耀邦！当时胡耀邦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工作重点放在湘潭。
华国锋与胡耀邦在湘潭共事近两年。所以，胡耀邦和华国锋很熟悉。
自1964年底起，胡耀邦调离湖南，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在“文革”中，胡耀邦成了“走资派”，成了打倒对象。1972年4月，胡耀邦甚至被共青团中央的“军宣队”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据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告诉笔者，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跟父亲胡耀邦生活在一起，当时，胡耀邦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胡德平的朋友们常来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依然保持当年共青团书记的本色，很喜欢跟年轻人交往。年轻的朋友们给寂寞中的胡耀邦带来了欢笑。
胡德平记得，胡耀邦那时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有一回，胡德平的一位朋友来了，见到胡耀邦在看书，便问：“胡伯伯，您看什么书？”胡耀邦答道：“马恩选集。”小伙子对胡耀邦说：“我现在什么书都不看！”胡耀邦很吃惊：“你为什么不看书？”
小伙子说起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学习三部曲”：在“文革”之初，拼命看“毛选”，想从“毛选”中寻找答案。可是，随着“文革”的进行，他很快就发现，学“毛选”无济于事。因为“造反”、“打倒‘走资派’”之类，是“毛选”中所没有的。
于是，他改学两报一刊社论。不过，很快又发现，跟着社论跑，也会惹麻烦。比如，两报一刊1967年的“八一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跟着社论跑就会犯大错误。所以，最后他改为“看照片”。
胡耀邦一听，很奇怪：“你看什么照片？”
小伙子说：“你只要看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少了谁，你就明白谁倒了！比如，照片上少了王力，就说明王力倒了；照片上少了陈伯达，就说明陈伯达倒了；照片上少了林彪，就说明林彪倒了……看照片最省力，最管用！”
胡耀邦听罢，哈哈大笑，这才悟出小伙子在那里用辛辣的笑话来挖苦“文革”。
又有一回，报上在宣传“人人成为理论家”。那位小伙子指着报纸对胡耀邦说：“胡伯伯，如果真的‘人人成为理论家’，‘反修防修’就有指望了！”
胡耀邦不明白这位小伙子为什么称赞起当时的报纸来。
小伙子补充说明道： “‘人人成为理论家’6亿中国人成为6亿个马克思，写出6亿本《资本论》，那‘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胡耀邦一听，又哈哈大笑起来。胡德平记得，有一天晚上9点多，下着大雨，他从外面回家。推开家门，见到父
亲的屋里亮着台灯，发出一阵阵大笑声。胡德平细细一看，见到父亲躺在床上，床前站着胡克实。胡克实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胡耀邦在复述从那位小伙子那里听来的“文革”笑话，两人不时爆发大笑……正是那些忘年之交的年轻朋友，给正处于孤寂和苦闷中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带 来了慰藉。
1973年，邓小平复出，随即起用胡耀邦。1975年7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负责人。
胡耀邦成了邓小平的得力助手。
胡耀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1975年9月写出了著名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
胡耀邦跟邓小平有着颇深的历史渊源：1937年，胡耀邦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邓小平到那里讲过课，所以人们称邓小平和胡耀邦是“师生关系”。
1949年底，胡耀邦所在的第18兵团进入四川后，归入刘伯承、邓小平所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邓小平成了胡耀邦的顶头上司。
1950年，胡耀邦和邓小平一起被调往北京。在胡耀邦出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后不久，1956年邓小平出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工作上的联系，也有过许多通信。
胡耀邦和邓小平关系最为密切是在1975年。胡耀邦成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共同与“四人帮”作斗争。
1975年7月，胡耀邦到了中国科学院。在短短的七八十天里马不停蹄地去几十个研究所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关心着处于困难时刻的科学家们，提出要为科学家解决房子、车子、妻子（两地分居）、炉子、票子（提高工资）问题，做到“五子登科”。
胡耀邦是一位宣传鼓动家，每到一处，他都要发表讲话。那时，人们讲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讲错了被抓住“辫子”，所以大都事先写好讲稿，照本宣科，讲稿“戴帽穿靴”——开头和结尾要讲一大堆套话、空话。胡耀邦反其道而行之，他到处讲话，从不拿讲稿。据吴明瑜告诉笔者，其实胡耀邦在讲话前，花了很多精力作准备。他常常在自己房间里独步，一边走着，一边讲着，还不住地打手势。
吴明瑜记得，1975年，在纪念长征40周年的时候，作为长征的老战士，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向 2500名共青团员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会场上鸦雀无声，年轻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胡耀邦的讲话。不少青年听到感动之处，热泪盈眶。正是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新长征”。胡耀邦说，当年红军为了打败蒋介石，不畏艰难险阻，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今天，我们依然要进行长征，那就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不畏艰难险阻，进行“新长征”。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胡耀邦主持起草了跟“四人帮”对着干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胡耀邦满怀激情写作这一重要文献。他曾对吴明瑜说，写作时“下笔如有神”！
在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受批判。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四人帮”指责为邓小平的“三棵大毒草”之一。
胡耀邦在受批判时患病。他患急性胃炎，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曾被怀疑为胃癌。然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旋风在北京猛烈刮起。胡耀邦被说成是“装病”，逐出医院。
1976年春节，北京召开万人批胡大会。姚文元嘱令《人民日报》在头版预留版面，以刊登批胡大会消息。
大会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大会开始时，有人递条子，说不认识胡耀邦，要求胡耀邦站起来，让大家看一看。大会主持者不知是计，要胡耀邦站起来。当胡耀邦站了起来，整个会场顿时爆发极为热烈的掌声！批胡大会开不下去了！
姚文元得知后，大骂会议的主持者连会议都不会主持。自然，批胡大会的新闻稿，也就没有上《人民日报》。
“四人帮”不甘休，仍要斗胡耀邦。胡耀邦不得不从北京到大连休养。
到了大连也不得安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在大连开展。“四人帮”在大连的爪牙得知胡耀邦来到，要开大会批判他。
医生说，胡耀邦确实有病，不能到会场接受批斗，我们要为他的生命负责。但是，医生的劝告无效，胡耀邦还是被拉去批斗。
胡耀邦无法在大连休养，在受到批斗的当天下午，便坐火车离开大连，仍回北京。
当胡耀邦从大连回北京途中，到达沈阳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如果火车早点开，就可能在唐山出轨，中国就可能少了一位未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当胡耀邦回到北京不久，北京便爆发了“十月革命”。如前所述，在1976年10月12日，当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时，胡耀邦就明确表示：“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
中共中央党校成了胡耀邦的阵地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复出，比邓小平早一个多月。
胡耀邦是经华国锋“三请”，才终于复出的。
华国锋深知胡耀邦是一位具有高度理论修养和很强工作能力的领导人，恳请赋闲在家的胡耀邦出来工作。照理这是一件很容易做通的工作，没有想到华国锋“三请”胡耀邦，这才终于把胡耀邦“请”出来。
华国锋当时想请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中共中央党校是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也是重要的理论阵地。“文革”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停办十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着手恢复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华国锋希望胡耀邦能够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华国锋“一请”胡耀邦，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和汪东兴前往胡耀邦家看望。据胡耀邦女儿满妹回忆，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胡耀邦婉拒了，华国锋登门无果。
华国锋“二请”胡耀邦，是在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邀请胡耀邦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仍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话。华国锋告诉胡耀邦，中共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耀邦去党校主持工作。胡耀邦再度谢绝了华国锋。
华国锋“三请”胡耀邦，是请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出面。1977年2月底，叶剑英约胡耀邦来北京西山自己的家中畅谈，终于说动了胡耀邦。胡耀邦又征求了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的意见，决定出任这一职务。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一星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调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胡耀邦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1977年3月25日，刚刚结束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胡耀邦来到位于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中共中央党校，开始主持工作。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集培养干部和理论研究于一身。这里既藏龙卧虎，又是风口浪尖。
不过，当胡耀邦来到中共中央党校，却因为十年浩劫而满目疮痍，不仅没有学员，教师大都在“五七干校”，连大部分校舍都被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占用。中共中央党校成了一座空校。
中共中央党校在1949年至1955年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自1955年至1966年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自1966年之后称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在“文革”中经历了大劫大难。所谓的揪“杨家将”和“林家铺子”，几乎闹翻了中共中央党校。
“杨家将”指的是杨献珍的部属。杨献珍在1955年4月至1961年2月，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后来，杨献珍因“合二而一”论遭到批判，而在“文革”中杨献珍又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成员被打成“叛徒”。所以，凡是在工作上跟杨献珍有过较多接触的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列为“杨家将”，受到株连。
《林家铺子》原本是茅盾的小说，被夏衍改编成电影而广有影响。在中共中央党校，“林家铺子”却有着特殊的含义：林枫在1963年1月至1966年8月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因与彭真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随着彭真在“文革”中被打倒，他也被打倒。于是，凡是在工作上跟林枫有较多接触的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归入“林家铺子”，受到株连。
自从1966年8月林枫被免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之职以后，在十年“文革”中共中央党校没有任命过新的校长。康生左右着中共中央党校的运动，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太上皇”。康生去世后，则由纪登奎主管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在“文革”中，中共中央党校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由于康生拉一派、打一派，支持“红旗派”掌权，使中共中央党校成了“红旗派”的天下。
在“文革”中，中共中央党校不再招收正式的新学员，只办短期的读书班，教师们被送到河南省周口地区黄泛区农场“五七干校”。这样，北京西北郊的中共中央党校成了一座空校，只留一个小小的“留守组”。
后来，中共中央党校大部分校舍拨给了解放军总参谋部使用，只有图书馆和几座教师宿舍尚属中共中央党校。
胡耀邦对于中共中央党校不算陌生。在1975年，胡耀邦曾被指派前往中共中央党校的读书班学习。当时，学的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胡耀邦居然在课堂上打起瞌睡来，公然表示蔑视。尽管胡
耀邦对张春桥、姚文元不屑一顾，却在中共中央党校期间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这一回，胡耀邦重回故地。他来到长满荒草的中共中央党校，正是百废待兴之际。可是，他却定下半年之后——1977年9月1日——无论如何要开学校的目标。
胡耀邦只带着秘书梁金泉一人前来中共中央党校，住进了 53号楼底层。他每星期一到校，星期三晚回城，星期四早上再到校，星期六下班回城。也就是说，除了星期天之外，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工作上。
胡耀邦一到中共中央党校，就深知工作量巨大。他要求从中共中央党校的干部中，选择一位熟知情况的人担任秘书。
胡耀邦选中了陈维仁。
笔者在中共中央党校幽静的校园里，采访了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陈维仁。戴着一副深咖啡色镜框近视眼镜的他，娓娓道来，深情地回忆着与胡耀邦共事的难忘岁月……
陈维仁被胡耀邦选中，大抵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有着多年秘书工作经验；第二，在“文革”中受迫害，与造反派无涉；第三，有写作能力。
陈维仁原本是《人民日报》编辑、理论教育组副组长。在1954年至1955年，他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秘书。 1959年，他被送往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63年9月学习期满，本来要回《人民日报》工作，却被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不久的林枫选为秘书。
在“文革”中，邓拓成了“三家村”的“黑掌柜”，林枫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维仁也就被作为“黑秘书”受到批斗。从1969年到1974年，陈维仁在河南周口地区的“五七干校”度过了 5年的“再教育”生活……
陈维仁记得，他是在1977年5月初去见胡耀邦的。在此之前，他正在保定参加“观察团”——因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保定两派的斗争仍很激烈，“观察团”受命在那里听取两派意见，向中央汇报。这样，也就延误了他去胡耀邦那里报到的时间。
他来到胡耀邦所住的53号楼，一推开门，正在看文件的胡耀邦马上站了起来，跟他热情握手，说道：“我等你好久了！我现在正在做你做的工作。”原来，胡耀邦正在校看中共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简报。本来，这是秘书的工作。
胡耀邦比陈维仁年长9岁，陈维仁为称呼犯难：叫“胡校长”吧，他知道胡耀邦从来不喜欢“带衔”的称谓；叫“老胡”吧，又叫不出口。胡耀邦一眼就看出陈维仁的心思，说：“以后叫我耀邦同志吧——全校上上下下都这么叫我，你也不例外。 ”
从此，陈维仁一直叫他“耀邦同志”。胡耀邦则叫他“老陈”，在别人面前，称他“陈秘书”。陈维仁对于秘书工作轻车熟路，很快就和胡耀邦相处非常融洽。后来，在1988年秋，已经离休的陈维仁在山东烟台与胡耀邦重逢，胡耀邦曾赋诗一首赠陈维仁：
碧海秋昊又相逢，
忽闻退作长寿翁。
十载辛耘莫嗟少，
栽得桃李到瀛蓬。
陈维仁说，胡耀邦工作非常尽心，每天工作到深夜。胡耀邦看书看报甚多，而且看得很快。他习惯于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则放在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不过，沙发离门口很近，秘书的办公桌倒是在里面。这样，客人一进门，首先见到的是胡耀邦，而不是秘书。胡耀邦却从来不在乎这些。
胡耀邦擅长写作，擅长演讲，才思敏捷。他从来不要秘书为他起草讲话稿，只是在讲话后，要请秘书根据讲话稿整理成文。
胡耀邦写文章，总是要写上几句“提神的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警句”吧。
他很注意语言的生动性，注意有新的见解。
有时，要提出新的观点，胡耀邦总是在小范围内先讲一次，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在大会上讲。所以，胡耀邦讲话实际上是很谨慎的。
胡耀邦没有架子。本来，作为首长，他应该到北京饭店去理发，可是他却常常到中共中央党校附近小街上去理发。他跟普通顾客一样坐在那里排队。不过，陈维仁和梁金泉考虑到他的安全，总是跟着他一起去。日子久了，理发师见到这人理发总是跟着两个不理发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胡耀邦！
胡耀邦对“走后门”极为反感。他曾说，中共中央党校不是做官的地方，而是一所学校。你要学习，请从前门进来。你要做官，这里没有“后门”！
胡耀邦还主张“走冷门”，别“走热门”。谁犯了错误，门庭冷落，倒是应该去看望；别到那些“门庭若市”的地方去凑热闹。
胡耀邦的最大嗜好是看书。一边看，一边喜欢用红笔画道道。他看《列宁选集》，连注解都很仔细地看了，画上许多道道。
胡耀邦很少出席晚会，偶尔有空，他去看历史性的电影。有一回，中共中央党校放映《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胡耀邦倒是去看了。胡耀邦喜欢京剧，正巧，陈维仁也爱京剧。听说陈维仁有《杨门女将》的唱谱，胡耀邦向他借来，空闲时看着谱子哼几句。
胡耀邦不喝酒，但是抽烟很多，一天两包。后来，为了他的健康，改由秘书为他保管香烟，一天“定量” 10支。胡耀邦常常“超额”，向梁金泉说：“超额了，那就‘超额’完成任务吧！”
陈维仁说，胡耀邦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人，他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工作做得富有起色。陈维仁又说，胡耀邦是老红军，一直保持着老红军艰苦朴素的本色。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则回忆说，胡耀邦待人宽厚。
胡耀邦曾再三说过：“我从来不整人，但是我要批评人。 ”
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之后，深感行政工作要有能人挑担。胡耀邦向中共中央要求，调冯文彬前来中共中央党校担任副教育长。冯文彬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干部，和胡耀邦一样经历了长征的考验。冯文彬还曾是胡耀邦的上级。
自从冯文彬来到中共中央党校之后，果真把行政工作抓得颇有起色。当时最为棘手的是向总参索回被占校舍。冯文彬四处奔走，他与叶剑英元帅颇熟，请求叶帅给予支持，终于使总参同意让房，校舍问题得以迅速解决。教师们也陆续调来，开始编教材。这样，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工作渐渐有了眉目。
胡耀邦把繁重的行政工作交给了冯文彬，便腾出手来抓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建设 ……
《理论动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文革”中，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唐晓文”（“唐晓”为“党校”的谐音）曾与“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写作组）齐名，是“四人帮”手下的笔杆子。
胡耀邦领导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开展对“唐晓文”的批判。
1977年 5月 7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指出，应该把被“四人帮”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具体地说，就是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
胡耀邦深感应该组织一套新的写作班子，开展对于理论的研究，于是找中共中央党校的“笔杆子”们商议组织新的写作班子。
胡耀邦约见了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后来，吴江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副教育长）。
吴江，小胡耀邦3岁，出生于1918年，浙江诸暨人氏。吴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红旗》杂志编委。
此外，胡耀邦还物色了吴江手下的笔杆子孙长江。这时，孙长江已经从国务院科教组调入中共中央党校。
由吴江、孙长江等组成了写作班子，还必须有发表的阵地。胡耀邦以为，应该在中共中央党校创办一个刊物。
据吴江回忆，有一回胡耀邦找他“聊天”。由于胡耀邦知道他曾在《红旗》杂志工作过，首先问起“党内笔杆子”陈伯达、胡乔木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言归正题”：
胡耀邦在仔细听了这方面的情况后，突然说：“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没有一个阵地不行。你看党校出个刊物如何？”“是校刊？”我问。他摇摇头：“是议论性的刊物，针对时弊，短小精悍，供党政干部阅读。”看来，胡耀邦这次聊天的落脚点是在这里，他头脑中原来正酝酿着办一个刊物。这次谈话使我察觉胡耀邦对于文字宣传和理论工作的重视。
据陈维仁告诉笔者，商议创办这个刊物时，颇为有趣：
最初有人提议办成月刊。胡耀邦当即摇头，以为月刊周期太长，不能迅速“针对时弊”；于是，有人提议改为半月刊。胡耀邦仍摇头；有人提议办旬刊，胡耀邦还是摇头。人们问胡耀邦：“你想几天出一期？”胡耀邦说：“3天！”
3天？！这在中共中央党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出版速度，大家明显地流露出畏难情绪。
最后，胡耀邦“妥协”了，同意“ 5天出一期”。
胡耀邦说：“逢五、逢十出版，刊名就叫《理论动态》。”
这时，大家仍觉得难以办到。胡耀邦说：“每一期可以只发一篇文章嘛，但是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分量。 ”
胡耀邦拍板，《理论动态》就这样决定办了起来。
陈维仁回忆说：
胡耀邦之所以要办《理论动态》，宗旨非常明确，刊物首先办给领导干部看，内容是集中把十年动乱中被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搞颠倒了的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说，这个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要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当个“排头兵”。当排头兵，就要敢于“冒尖”，带头冲破禁区，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在当时多么不容易！
陈维仁回忆，胡耀邦说，中共中央党校不光要有讲坛，而且要有论坛。这论坛就是《理论动态》。《理论动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共中央党校的范围。
陈维仁回忆，办《理论动态》，提倡思想解放，并非那么容易，在当时要担很大风险。
陈维仁说，胡耀邦思想活跃，敢讲话，但胡耀邦又是真正求真务实的人。他从不冒险，只是觉得该讲的话才讲。他对人宽厚，处事稳健，平时读的书很多，实际情况也了解得多，无论办党校，办刊物，都是从党的利益考虑，所以他能无私无畏。他心中装着党，为此，他当时感到不知有多少问题需要发言。常有这样的情况：有时编辑部同志感到没有题目做文章了，告诉他，他总是讲，你们怎么会觉得没有题目，题目多的是嘛！把大家找到一起，他就侃侃而谈，个把钟头下来，无形中就给动态组的同志出了一大堆题目。大家分头去写，个把两个月都不愁“无米下锅”了。开始一两年，可以说大多数文章的题目是他出的，有的连内容都点得很明白。稿子排出大样都要送给他看，看了还亲自改……
陈维仁还回忆说，《理论动态》创刊时，“四人帮”刚垮台几个月，许多人还受着
“文革”宣传的那一套假大空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束缚，特别是受着“两个凡是”的禁锢。而《理论动态》的文章与“两个凡是”相对立，“离经叛道”，常常违反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不少文章一出来，在校内外都会引起震动，引发强烈反响。大体是三种情况：一是拥护文章的观点，感到读来很过瘾，认为是讲出了多年想讲而不敢讲的话；二是虽然赞成，但担心犯错误，给领导同志帮倒忙；再一种就是公然指责——“你们这是想干什么？”——认为是要“砍旗”了。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孟凡告诉笔者，《理论动态》编辑部人手很精悍，最初由他为组长，编辑有王聚五和沈宝祥。1982年改由王聚五任组长。1985年由沈宝祥任编辑部主任。
笔者在中共中央党校采访，熟知《理论动态》内情的人几乎都说，《理论动态》真正的“总编辑”，当推胡耀邦：
《理论动态》的文章题目，最初差不多都是胡耀邦出的；
《理论动态》很多文章的观点，是胡耀邦提出的；
《理论动态》的文章，是由胡耀邦最后审定的。
胡耀邦说：“办了《理论动态》，等于在中共中央党校大院之外，又办了一个党校！”
《理论动态》创刊于1977年7月15日。这个刊物，后来竟出了1000多期！《理论动态》创刊号上，发表了《“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继续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须知，这是在“文革”中载入中共党章、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毛泽东思想的“精华”，这是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理论，这是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政治报告的主题，岂容“探讨”？！
《理论动态》一创刊，就对“继续革命”问题进行探讨，表明了对这一理论的怀疑，也就表明了编者的无限勇气。
这篇文章是吴江写的。据吴江回忆：
1977年4月间，由毛著编辑委员会编选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终于出版了。
这本“毛选”收入了毛泽东1949年9月至1957年的著作、讲话等，以讲话居多。50年代的文章、讲话有许多表现毛泽东已进入了他的晚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为“毛选”第五卷出版而作的长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显然是为下半年召开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文章可以说亮明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方针和意向。这篇长文贯彻“两个凡是”的原则，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抓党内走资派”，“继续革命”就是“继续反右”，等等。
全党组织学习这篇文章，党校自然不例外。7月12日，胡耀邦邀集各教 研室部分同志座谈。我即席发言，讲到应当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命题。我说，对“继续革命”有个总的理解问题，不宜只限于“文革”的范围，何况现在“文革”已经结束。谈到“继续革命”的对象，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不能讲“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派”，这样“完全有可能被某些野心家利用来不停顿地‘打倒一切’ ”。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即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在此特别引证了毛泽东 1957年所写《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我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第三，我说，有人认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这天晚上，胡耀邦没有回城内，他把我找去，说：“我们的刊物可以办了。你将今天的发言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5000，明天交稿，我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刊物的名称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理论动态》吧！每5天出一期，一期只登一篇文章。”
我的发言并没有提纲，属即兴讲话，所以要草成一篇文章颇费斟酌。尤其当时全国正在学习华国锋的文章，我的意见明明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命题另作解释，和“英明领袖”华国锋是同题异调，谈谈还可以，写成文字发表行吗？但我还是漏夜将它写了出来，冠上一个题目《“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第二天拿去交卷。
《理论动态》的创刊号就这样出版了，出版日期为1977年7月15日。这个刊物作为内部刊物发给中央和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委负责人，党校的学员则人手一册。不出我之所料，《理论动态》创刊号就在有些地方遭到被封锁的命运，一些领导人下令“不得扩散”。这种情况后来也屡有发生。
《理论动态》这份小小的内部刊物，最初只印300份，后来由于所刊登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不胫而走，印数迅速增加到几千份。
《理论动态》虽小，发出的声音不小。《理论动态》的文章，曾不断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所转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因为这样，《理论动态》被誉为“新时期的《新青年》杂志”。正因为这样，《理论动态》成了当时中国理论界的“风向标”。
据胡耀邦秘书陈维仁告诉笔者，在中共中央党校，胡耀邦很喜欢找笔杆子们谈话。
胡耀邦有句名言：“我的思想，常常是在谈话中‘磨’出来的！”胡耀邦在谈话中，谈出了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然后组织笔杆子们写成文章。《理论动态》上的许多鞭辟入里的文章，就是这样在谈话中“磨”出来的。
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共中央党校，是培养干部的学校，理所当然关心干部问题。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的胡耀邦，深感要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颠倒过来。
正因为这样，胡耀邦刚到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便找杨逢春、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几位编辑一起谈话，谈了两个半天。胡耀邦谈话的核心意思就是那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后来，在胡耀邦的领导下，杨逢春、叶杨、陈中起草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胡耀邦又与《人民日报》联系，《人民日报》同意给一个整版发表此文。
胡耀邦在主持起草这篇文章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中共十一大上，胡耀邦只是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没有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赵紫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开始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着手平反冤假错案。据陈维仁告诉笔者，中共中央党校在1957年错划了99名“右派分子”，内中学员“右派分子”66人，教师“右派分子”33人。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不久，就给这99名“右派分子”平反，恢复名誉。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很快就接触了“大案”——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案”。因为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便是这六十一人之一。只是“六十一人叛徒案”乃“通天大案”，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一时还无权把这一大案翻过来。
就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发表的前两天——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决定》指出，办好各级党校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事业。不但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而且要把学校办成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
胡耀邦决心以中共中央党校为“坚强阵地”，向“两个凡是”发起攻击。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的第三天——197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华国锋以及叶剑英、邓小平，还有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汪东兴，都前往位于北京西北郊的中共中央党校，出席开学典礼。中共中央主席和三位副主席一起光临中共中央党校，使曾经一度十分冷落的中共中央党校变成令人瞩目的热点。
在开学典礼上，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发表了讲话。
华国锋说了一通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
叶剑英在讲话中，谈到了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关系。叶剑英说，第一，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第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绝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叶剑英还说，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和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
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当时的提法，即与刘少奇、林彪、江青的三次路线斗争。叶剑英的意思，也就是要大家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从中吸取教训。
胡耀邦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文革”的小组，他要求小组拿出一份研究提纲。
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充分肯定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华国锋又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研究小组当然依照华国锋定下的调子，写出关于“文革”的研究提纲。
1977年11月，胡耀邦在讨论这份提纲时，摇头说：“这份提纲的观点是错误的，方法也是错误的。不敢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文件出发。对文件也不是作具体分析，而是照搬。正因为是抄的，对你们这些参加者可以原谅。但是研究历史，应该有自己的脑袋。 ”
在谈到“二月逆流”时，胡耀邦说：“什么‘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在“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的年月，胡耀邦敢于说出这样否定“文革”的话，使举座皆惊。
1977年12月初，当中共中央党校在编写一份关于中共党史材料时，胡耀邦提出了两条非常鲜明的编写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胡耀邦所提出的这两条要求，第一条是邓小平的话，第二条是毛泽东的话。然而，胡耀邦把这两句话归结在一起，却体现一种新的含义，那就是不能搞“两个凡是”！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
所以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许多干部还未落实政策，“挂”在那里。光是在北京的中央机关里，在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了，还有6000多名干部“挂”着。内中包括夏衍、楚图南这样重要的老干部。胡耀邦清楚地意识到，“解放后，我们对地下党，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对起义人员，对侨属人员，都有不少失误”，都“必须坚决纠正过去的错误”。
这篇文章发表后，众多“挂”着的干部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尽早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一时间，位于北京西单商场北侧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变得门庭若市，上访者比比皆是。
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对上访者却冷若冰霜。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前往中共中央组织部上访，要求落实政策，竟被郭玉峰叫人挡在门外！
郭玉峰，曾被康生称赞为解放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在“文革”中，郭玉峰被派往中共中央组织部“支左”，掌管了大权。1975年6月，郭玉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粉碎“四人帮”之后，郭玉峰仍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共十一大上，郭玉峰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郭玉峰看来，许多干部的案子是毛泽东定的，或者是毛泽东所领导的政治运动定的，不能平反。所以，只能“挂”着。这样，他对广大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的要求，漠然置之。
郭玉峰的冷淡态度，激怒了大批老干部。老干部们干脆写大字报，贴满中共中央组织部大楼。
郭玉峰说，那文章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叫人撕下大字报送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南端的人民日报社。由于文章是胡耀邦主持写作的，也有的大字报被送到胡耀邦那里。
胡耀邦看了大字报，激动地连声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那一时期，吴明瑜常在晚上去胡耀邦家。吴明瑜记得，有一回胡耀邦跟他谈起郭玉峰，说郭玉峰完全变了！因为在解放战争中，胡耀邦担任兵团政委时，郭玉峰是他手下一个团的政委。郭玉峰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对老干部毫无感情？
确实，平反冤假错案是一个危险的“油锅”。“文革”的序幕——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的就是“翻案风”。平反冤假错案，很容易会被扣 上替“阶级敌人翻案”的大帽子。在冤假错案如山的当时，要进行平反，必须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如同下油锅。平反这些冤假错案，很多要涉及“文化大革命”，涉及毛泽东。在那时，“文革”不能碰，毛泽东定的案子更不能碰。
例如，这时，薄一波等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平反“六十一人案”。“六十一人案”，即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是“文革”中的重大错案。中共中央在1967年3月16日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这是由毛泽东批示同意发出的。所以，要平反“六十一人案”，必须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在“两个凡是”很盛行的1977年，没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和胆识，是不敢踏进这片雷区的。
平反冤假错案，成了一场否定“两个凡是”的重要的外围攻坚战。
胡耀邦决心“下油锅”。
胡耀邦面对一大堆郭玉峰转来的大字报，决定进行反击，做两件事：第一，组织人马，再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题曰《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第二，建议《人民日报》把这些大字报加以整理，在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发表，报送中央。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这篇文章便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文章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
配合这篇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5封读者来信。
这篇评论员文章，又一次在广大读者中激起强烈反响，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这时，《人民日报》把有关大字报，整理汇编成《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一文，在《情况汇编》发表，以报社党委的名义送给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
这一期《情况汇编》，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重视，决定撤销郭玉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派谁挑起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一重担呢？
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力荐胡耀邦。这不仅因为胡耀邦早在延安时就担任过少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有着组织工作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敢“下油锅”，已经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的舆论工作。所以，新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非胡耀邦莫属！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虽然有了新的任命，胡耀邦仍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尽管胡耀邦“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但是毕竟他要“坐”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一位子上去。胡耀邦对于中共中央党校的种种工作，最为挂念的是《理论动态》。
胡耀邦在前往中共中央组织部之前，在中共中央党校建立了“理论研究室”，任命吴江为主任，孟凡和耿立为副主任（三年之后，又增加三位副主任，内中有孙长江和阮铭）。《理论动态》编辑组属理论研究室分管，继续出版。《理论动态》的每期稿子，仍送胡耀邦终审。
5天之后——197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大楼前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放鞭炮的，有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干部，有上访的干部，内中居然还包括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他们用热烈的鞭炮声，欢迎新任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到来。这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历届部长到任时所从未有过的盛况。
胡耀邦来了。胡耀邦只带着他原先的秘书梁金泉一人，到中共中央组织部走马上任。陈维仁则仍留中共中央党校，因为胡耀邦仍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负责联系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有关事务。后来，陈维仁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大楼二楼，召开处以上干部会议。
胡耀邦的“就职演说”简明扼要：
第一，应该把中共中央组织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要改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这“四难”的官衙作风；
第二，今后凡是受整挨压的老干部找我，一律不得阻拦。凡是写着“胡耀邦收”的来信，一律直交我本人，不许扣压，也不要代劳处理。
这天，胡耀邦还只是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当时，他在中共中央党校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安排。
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上班，当即决定成立专门的“老干部接谈组”……
胡耀邦走马上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消息传开后，每天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上访的人竟达数百人之多！全国各地寄往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件，每个月多达 6麻袋！
就这样，胡耀邦在复出后，先是在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岗位上抓了理论上拨乱反正，紧接着又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一岗位上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抓了这两件大事，显示了他的政治胆识和工作才干，他的威信也就日益上升。
“两个凡是”使平反工作无法深入开展
在延安，胡耀邦当过少共中央的组织部部长，也当过宣传部部长，所以他既有组织工作的经验，也有宣传工作的经验。
胡耀邦很重视宣传工作。他到中共中央党校，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他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马上又创办了内部刊物《组工通讯》。
《组工通讯》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篇文章指出了在当时迫在眉睫需要去做的五项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一、过去受审查需要作结论而没有作结论的，要尽快作出正确结论；
二、已作结论但不正确的，要改正过来，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三、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已分配工作但不适当的，要进行调整，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关怀和照顾；
四、对受审查期间死去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并把善后工作做好；
五、无辜受牵连的家属、子女、亲友、身边工作人员中应予解决的问题，要妥善解决。
其实，冤假错案是个“马蜂窝”，是个最棘手的难题，集中着最尖锐的矛盾和最错综复杂的关系，凝聚着历次政治运动的“精华”，交错着最敏感的“政治神经”。
平反冤假错案，实际上就是对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给予最无情的曝光。平反冤假错案，几乎处处要触及“两个凡是”：
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领导的，把50多万人错划为“右派分子”；
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又是毛泽东领导的，使一大批领导干部蒙受冤屈；
至于“文革”，更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文革”中，打了多少“走资派”，打了多少“五一六分子”……从“彭、罗、陆、杨”到刘少奇，从“六十一人案”到“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
据统计，在当时的国家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占干部总数的17.5%！据统计，在当时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竟占75%！也就是说，4个高级干部中，有3个被立案审查！又据后来统计，当时全国的冤假错案多达300多万件，受冤假错案影响的人多达800多万！
光是内蒙古一地，在“文革”中受“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牵连的人，就达34.6万多！
面对积案如山的艰难局面，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很坚决地说：“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必须旗帜鲜明，坚决冲破阻力，一件一件地办到底。 ”
有人问胡耀邦：“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耀邦毫不含糊地回答：“照样平反！”
话虽这么说，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就拿彭真来说，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一案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在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小组，审查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问题。彭真于 1966年12月3日被监禁。1975年5月19日，彭真被从北京送往陕西商县，进行“监护改造”。
彭真这时从陕西商县写信，要求回到北京治病，并且要求查清自己的所谓问题。
同样，在安徽“监护改造”的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也写来类似的信。这样的“大干部”的平反问题，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所能做主的。汪东兴也宣称：“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 ”
胡耀邦把彭真和安子文的信，转呈主管中央专案组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汪东兴以“两个凡是”为挡箭牌，答道：“中央专案组的这些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汪东兴所说的“大案”、“要案”，其实是冤假错案中的“牵头案”、“标志案”。胡耀邦则以为，平反一个“大冤案”，可以带动平反成千上万的同类案。
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说了这么一段话：“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
可是，在印发胡耀邦的讲话稿时，他的这一段要的话，却被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删去！这位副主任的理由是因为汪东兴这么说过：“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有什么权修改毛主席的决定？”
直到 1978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一文时，才特地引用了胡耀邦上面这段重要的话，将之公之于众，以促进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但是，这时距离胡耀邦讲那一段话，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
胡耀邦深深地体会到，不推倒“两个凡是”，无法真正深入、全面地平反冤假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本身，就是纠正毛泽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错误后遗症。然而，要想推倒“两个凡是”又谈何容易？！因为“两个凡是”不只是一种理论，不只是一种见解，而是代表着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华国锋继承着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所以，推倒“两个凡是”，不仅要批判华国锋“左”的错误，而且要批判毛泽晚年“左”的错误。
胡耀邦很坚定地说，实践是第一位的。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即便是马克思主义，也只是流，不是源。只有人民的实践，才是源。“两个凡是”不符合认识论，必须批判。
南京出了个胡福明
从批判“两个估计”到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从落实干部政策到平反冤假错案；
从“四人帮”是“左”是右到“文革”是“完全必要”还是“彻底否定”；
……
面对一道又一道难题，“两个凡是”派处处设障置碍，使得人们迷雾丛生，分不清是非，走不出旧框框。
不把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两个凡是”——踢倒，已经无法前进。
终于到了向“两个凡是”发动攻击的时候了。
尽管邓小平早在1977年5月24日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就批判了“两个凡是”，但是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却还不行。因为“两个凡是”毕竟是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名义提出的，是“英明领袖”华国锋的主张。这样，对于“两个凡是”，只能采取“旁敲侧击”，迂回包抄。
大夫开刀，讲究选择最佳“切口”；石油钻井，讲究选择最佳“井位”；攻城夺关，讲究选择最佳“突破口”。
批判“两个凡是”，是一场大战、硬战，这最佳“突破口”的选择，颇费思量。这
“突破口”，必须是“两个凡是”的要害。
在北京，胡耀邦在思索着；在南京，也有一个人在思索着。后来，南京的这个人是这样叙述自己选择“两个凡是”突破口的思路的：当时我想，正面冲突是难以奏效的，于是我就想找一个突破口，找一个下笔的地方。写正面文章，论实事求是，很难直接接触“两个凡是”；批林彪“句句是真理”，老题目了，没有多少文章好做。既要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又不能公开提“两个凡是”，这是一个难题。我和陆锡书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主要是说明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 主义，不能把它当教条、当神学。但总觉得还不够味，不能解决问题。我就进一步考虑，“两个凡是”的要害是：一、毛泽东的话天经地义地是真理，无须实践检验；二、毛泽东的指示、讲话、批示、圈阅、同意的，都是绝对正确的。不仅他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无须实践的证明，而且是证明的工具，真理的标准，这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违反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因此，要从真理标准问题下手来做文章。
抓住了这个题目，我很兴奋，我认为我捉住了“两个凡是”的要害问题。
确实，“两个凡是”把毛泽东的每一句话，不仅作为真理，而且作为真理的标准。
所以，抓住了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个题目，也就捉住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南京的这位沉思者，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身中山装，一副教师模样。他姓胡，名福明，生于1935年7月，江苏无锡人氏。1959年，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此后，任教于南京大学哲学系、政治系，担任教师、系副主任、系党总支副书记。
在“文革”中，胡福明蒙受了灾难。当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被打成“黑帮”，胡福明从1966年6月起就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分子”。于是，他被批斗、游街、扫厕所……
不过，由于胡福明出身贫下中农家庭，而且本人历史清白，所以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后来被定为“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南京大学恢复招生之后，胡福明仍担任教师，而且负责全系的教学工作。
胡福明是一位理论工作者。他喜欢引用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名言：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是常青的。
然后，他又加以补充道：
理论要回答现实问题才有生命力。
胡福明关注着中国的现实，思想敏锐而活跃。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现实斗争。
在粉碎“四人帮”还不到两个月——1976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南京电讯，题为《剥掉“四人帮”画皮大长革命人民志气——南京大学师生员工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滔天罪行的高潮，全校形势一派大好》。内中，用上千字的篇幅写及胡福明：
政治系教师胡福明在批判大会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系“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一层层剥开了“四人帮”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画皮。他列举事实说明，长期以来，“四人帮”采取斩头去尾、断章取义、偷梁换柱、肆意歪曲、拼命封锁、无耻伪造、顽固对抗等种种恶劣手段，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例如，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政治与业务、革命与生产、红与专、精神与物质、认识与实践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四人帮”任意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强调一面，去反对和否定另一面……
在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第一个站出来的是胡福明；在江苏省召开的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第一个站出来发言的也是胡福明。
他还在1976年《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了《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一文。他指出，张春桥的文章，在理论上是上层建筑决定论，是历史唯心论；在政治上是鼓吹法西斯专政，否定人民民主。
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凡是”之后，胡福明在南京听了传达。他当时是这样想的：
“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维护“文革”那一套，维护个人崇拜、个人专断。这样，就什么民主也没有了，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认为，批“两个凡是”还不是核心问题，批“两个凡是”是为了否定“文革”，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了平反冤假错案，要全面拨乱反正，实际上是批评毛主席老人家晚年的错误。批“两个凡是”不过是为这些扫清障碍。所以批“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批评两个主席，这个风险当时是看到的。
胡福明所说的批“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批评“两个主席”，一语道破了天机。他所说的“两个主席”，就是毛泽东和华国锋。批评“两个主席”，也就是批评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批评华国锋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催生婆”，促使胡福明产下那篇正在思索中的文章。这位“催生婆”的到来，颇为偶然。那是在1977年5月，南京召开拨乱反正理论讨论会。胡福明出席了会议。北京《光
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也应邀出席了会议。笔者访问了王强华。据王强华说，他是以《光明日报》记者身份去南京出席会议的。
他去南京，除了由于工作关系之外，还因为他是南京人，他的母亲当时在南京。
王强华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于1953年进入光明日报社工作。王强华回忆说，那时他并不认识胡福明，跟江苏省的理论界也不熟悉。他来到南京中山门外的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出席在那里举行的江苏省理论讨论会。胡福明在会上作了发言。胡福明说，在“文革”中，批判“唯生产力论”是错误的，生产力是应当重视的。胡福明以为，“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在胡福明发言之后，有两三个人发言，表示不能同意胡福明的意见，认为“唯生产力论”是应该批判的。有人甚至说，“唯生产力论”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观点。
这样，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也就引起了王强华的注意。
在会议中间休息时，王强华主动去找胡福明。王强华告诉胡福明，他刚从北京来。在北京的讨论会上，他曾听到于光远的发言。于光远也认为“唯生产力论”不应该批判。这么一来，王强华也就跟胡福明结识了。
中间休息之后，胡福明作了一次发言，重申了不应该批判“唯生产力论”。王强华是个责任心颇强的编辑，时时不忘为“本报”效力。他发现胡福明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也就约他为《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写文章。王强华的约稿，虽然只是“一般性号召”，并没有给胡福明出具体的题目，却促使胡福明把躁动于腹中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赶紧写出来。
1977年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进江苏省人民医院，他每天晚上要去照顾她。天气正热，蚊子又多，他无法入睡，就在医院的走廊上看书。他思索着如何批判“两个凡是”，终于从哲学理论上找到了突破口，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他就从家里拿来一些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把有关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内容一一摘录下来，开始着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胡福明回忆说：“经过了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这时已是暑假，我坐下来整理提纲，大约用了一周时间，写成初稿，已是7月底了。我的习惯是，稿子写好后，放几天，然后再修改。经三次修改，于9月初寄给《光明日报》哲学组王强华同志。 ”
可是，胡福明的文章寄出后，竟然4个月没有消息！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消息呢？据王强华告诉笔者，当胡福明的稿子寄到《光明日报》哲学组时，他又出差了。胡福明终于收到了王强华的回信。那封信是王强华在1978年1月19日写的。至今胡福明仍保留着这封信。王强华的信中，附了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胡福明的稿子被排出清样，表明编辑部要采用这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在1978年1月14日发排的。清样上印着：
哲（四五一）七八、一、十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送审稿）
胡福明
王强华在信中说：
我去年9月离京，到上海、南京出差，12月刚回来。
王强华出差南京时，曾去南京大学找过胡福明。很不巧，那天胡福明没有在学校，所以没有跟王强华碰面。由于王强华出差，《光明日报》另一位编辑代王强华拆收了胡福明寄来的稿子。胡福明当时寄去两篇文章，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另一篇是批判江青的文章《女人也是生产力吗？》。
那位编辑首先觉得胡福明所写的批判江青的文章，在当时已经很多，显得一般，决定不用。至于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倒是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题，只是文章中引述马克思的话以及对于引文的解释显得太冗长，也决定不用。
不久，王强华出差归来，那位编辑把胡福明的两篇文章交给了王强华，并告知他自己的处理意见。
王强华看了胡福明的两篇文章，也觉得批判江青的那篇太一般，不能用。但是，当王强华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虽然觉得引文太多，显得冗长，而且理论讲得太多，但却认为这一文章的观点却是切中时弊的。
这样，王强华认为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在作修改之后，可用。王强华又请《光明日报》党委委员、分工主管理论部的马沛文仔细地研读了胡福明的来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沛文是一位老资格的报人。1921年出生于陕西的他，被陕北的红都延安所吸引，于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校文学系。此后，他多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以及后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作。
马沛文告诉笔者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光明日报》仍党政不分。当时《光明日报》没有设编委会，只有党委会。他是党委委员，实际上也就兼任编委。理论部当时是归他主管。
多年的新闻工作，使马沛文的目光变得十分锐利。他称“两个凡是”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人们头上。他读了胡福明的文稿，敏锐地看出：“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学术方面，而在政治方面。 ”
马沛文以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理论上早已论定，胡福明的文章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多的创见，而胡福明的贡献在于精心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角度批判“两个凡是”，因而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所以，这篇文章是一篇政 治文章，对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于是，编辑部对胡福明的文章进行了修改，删去了冗长的引文及有关解释，排出清样。
王强华在1978年1月19日给胡福明的信中，这样写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处理意见：
已粗粗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似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您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练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
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王强华的这封信，表明《光明日报》编辑部肯定了胡福明所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已决定“刊用”。不过，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触及了“两个凡是”的痛处，所以“比较尖锐”，王强华叮嘱胡福明“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胡福明同意王强华的意见，对文章作了改动，又寄回《光明日报》。
北京的孙长江与胡福明不谋而合
在科学史上，“同时”现象屡见不鲜：
1974年11月10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所领导的小组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也就在这一天，美国科学家里奇特所领导的小组也发现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后来经过查对，两个小组所发现的竟是同一种基本粒子。为此，丁肇中和里奇特在 1976年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同样，1845年9月，英国青年亚当斯算出了当时尚未发现的海王星的位置，只是由于受到英国皇家天文台台长的怀疑未能发表论文，而一年之后德国天文台根据法国青年勒维烈的计算，发现了海王星。勒维烈是在不知道亚当斯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计算的。如今，人们把勒维烈和亚当斯并列为海王星的发现者。
同样，在1900年，荷兰植物学家德佛里斯、德国植物学家柯灵斯、奥地利植物学家哲尔马克差不多同时创立现代遗传学。还有，化学元素周期律是俄罗斯化学家门捷列夫创立的，但与此同时，法国的尚古都、英国的纽兰兹、德国的迈耶尔也接近于发现这一定律。非欧几何，是匈牙利的亚 ·鲍耶、德国的高斯和俄国的罗巴切夫斯基几乎同时创立的。生物进化论，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和华莱士差不多同时创立的……
这种“同时”现象表明，科学上的发现、发明需要具备一定客观条件。当这种条件一旦成熟，就会有许多人通过不同的途径作出同样的发现或者发明。
同样，在1977年，当“两个凡是”成为束缚中国人民前进的脚镣时，这种客观需要促使许多人寻找突破口。
就在南京的胡福明找到批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的时候，几乎同时，北京也有人找到了这一突破口。
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古话曰：“英雄所见略同。 ”
北京的那个人，也以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命题，是从理论上批判“两个凡是”的最佳切入点。
北京的这个人，便是孙长江——福建人氏，生于1933年。孙长江当时在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孙长江深感当时充满“噤若寒蝉，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他曾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
对偶像的崇拜，凡事必须是“毛主席讲过的”，“红宝书中有的”才敢想、敢说、敢做。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几乎被扼杀殆尽。中国如若按照那个样子再走下去，其结局肯定是要被开除球籍，不可能有更加光明的前途了。1978年邓小平同志讲得多么好！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前面已经提及，1977年12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指出，编写中共党史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耀邦用毛泽东的《实践论》来反对“两个凡是”！
孙长江注意到胡耀邦所强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孙长江也在思索着寻找批判“两个凡是”的最佳突破口。他跟胡福明不谋而合，不约而同，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突破口。这样，在南京的南京大学和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胡福明和孙长江各自在撰写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最初，胡福明和孙长江“水牛角，黄牛角，各归各”，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所进行的工作，各自埋头于研究和写作。
孙长江在1978年3月，向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马文瑞汇报过自己正在写作的这篇论文。那时，胡耀邦调往中共中央组织部之后，虽然仍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但是中共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由马文瑞主持。
相比之下，胡福明比孙长江着手早一些，进展也快一些。胡福明的文章1978年1月14日在《光明日报》打出清样之后，又作了4次修改。关于这4次修改，可以从1978年3月20日胡福明文章的第四次改样一开头所标明的一行字，查到每一次改样的日期：
哲（四五一）七八、一、十四，一、二十六改，一、三十，二改，二、二，三改，三、二十，四改
这也就是说，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在1978年1月26日、1月30日、2月2日、3月20日，分别作了修改，前后共4次……胡福明也这样回忆：
在2月、3月、4月，强华同志都给寄文章的小样，让我修改，然后寄去，我都照办了。这几次修改，改动不大。《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同志对修改文章没有提出进一步明确要求。修改的目的，似乎在使文章全面正确，无懈可击，不给人以把柄。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一篇理论文章反复修改，而迟迟不予发表？
确实，《光明日报》要胡福明一次次进行修改，却又“迟迟不予发表”。这既表明《光明日报》对胡福明文章的看重，又表明《光明日报》对发表胡福明文章的慎重，因为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征讨“两个凡是”的文章。
胡福明曾写信告诉王强华，自己可能要去北京开会。
王强华在1978年3月13日给胡福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您说要来北京开会，不知何时可到京？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原 想等您来京时面商，可老等也不见您来，只好再把小样寄给您，请抓紧补充，以便早日刊出！
您的文章立意是很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式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的话加上。
胡福明按照《光明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在3月20日又作了修改。就在《光明日报》准备郑重推出胡福明的文章时刻，《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并不醒目但是很重要的文章……
《人民日报》打响第一炮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的右下角“报刊论文摘要”栏目里，摘要发表了胡福明的文章，即《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文末注明：“摘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也真巧，就在这个版面上，紧挨着胡福明的文章，发表了用花边围起来的另一篇文章，署名“张成”。这是一篇思想评论，题为《标准只有一个》。
这篇理论性的文章不长，只有1000多字，却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战放响了第一炮。
张成的文章表明，除了胡福明、孙长江之外，又有人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批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这清楚表明，此后在中国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论战，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关于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编辑部汪子嵩在1978年7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曾这么谈及《标准只有一个》一文的来龙去脉：“可以这样说，只要我们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我们总要收到许多信，表示反对。他们的根据大多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一句话，许多实际上是被‘四人帮’篡改的话。
“今年初，我们初步感觉到这是个问题，写了一篇1000多字的思想评论，发表在3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题目叫《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说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是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不同，不能把理论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讲得很简单……”在当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很明白的道理，很多人并不明白。浙江大学在当时的政治课考试中，出了这么一道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的标准？”
很多学生交了白卷！
学生们为什么交白卷呢？
其实，学生心里想说“不是”，却又担心：“老师是不是想引导我们犯错误呢？”所以，干脆还是交白卷为好！
张成的文章，虽然简单，但是毕竟把这个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公开提了出来。
这位“张成”，是何等人物，鲜为人知。
为了了解“张成”文章的来历，笔者采访了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汪子嵩。
一头银灰色头发的汪子嵩，一派学者风度。他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后来调往《人民日报》理论部，而当时的主任则是何匡。
汪子嵩说，“张成”，实际上也就是张德成。张德成当时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不过，张德成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时间很短，连他都不知道张德成现在在何处。
好在弄明白了“张成”即张德成，几经曲折，笔者还是在北京找到了年已七十的张德成。
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花白的张德成向笔者回忆起往事……
张德成，四川自贡市富顺县人氏，出生于1926年，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属下的 《学习》杂志编辑。1958年任《红旗》杂志编辑。1969年到石家庄《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调到河南省南阳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77年9月，调入《人民日报》理论部任编辑，工作了两年，于1979年10月调往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正式办理调离手续为1980年9月）。
笔者问张德成，那篇《标准只有一个》是怎么写出来的。
他说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
那时，《人民日报》理论部在主任何匡和副主任汪子嵩领导下，针对粉碎“四人帮”之后思想战线上诸多拨乱反正话题，提倡写“千字文”。即一题一文，短小精悍，说清道理，生动活泼。
何匡和汪子嵩出了一批题目，让理论部的编辑们“自由选择”，写成文章。
那时，张德成到《人民日报》工作不久，也就让老编辑们先选。轮到张德成时，那一批题目差不多都有“主”了，只剩下一个《标准只有一个》。张德成别无选择，只好奉命写《标准只有一个》。
张德成一着手，就发觉《标准只有一个》这题目很难做文章——怪不得这个题目没有人认领。
尽管难写，张德成花了几天时间，还是把文章写出来了，交到汪子嵩手里。
汪子嵩对张德成的文章，作了许多修改。接着，何匡也作了些修改。这样，文章决定发表。
发表时要署名。汪子嵩在文章上署了“张德成”三个字。张德成认为，汪子嵩和何匡对文章作了许多修改，出了很多力，怎么可以署他一个人的名字呢？于是，他随手把“德”字圈去，变成“张成”。
汪子嵩见了，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怎么可以缺‘德’呢？！”张德成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张德成也一直以为：“这篇只有1000余字的短文，事实上是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几位同志的集体作品，主要由我执笔。 ”
这样，《标准只有一个》署名“张成”，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张成”的文章一开头，就毫不含糊地说道：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
“张成”的文章论述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总是从认识、意志、思想、理论中去寻找真理的标准，因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认识历史上这个老大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科学，它把社会实践引进了认识论，认为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社会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对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再三强调：人应该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
“张成”着重谈到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中的见解：
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毛主席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请注意！毛主席说的是“只能”，就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本来，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毛泽东早已在《实践论》中已经谈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为什么这时又要拿出来重新谈论一番呢？
作者“张成”在文章的最后一段，点明了原因：
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当他们要判断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时，不管社会实践结果如何，而是看书本上是怎样讲的。这些同志不了解，即使书本上讲的是真理，但是，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不能怀疑的。但是，我们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之所以是真理，也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检验来证明的。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
“张成”的文章，表面上似乎一直在谈论理论问题，但是如果把他的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换成“毛泽东思想”，那就清清楚楚是针对当时的现实的。
由于理论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所以，毛泽东的某一句话、某一段指示、某一项政策是否正确，同样“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
这篇思想评论，虽然通篇没有一句提到“两个凡是”，而实际上却在批判“两个凡是”。
这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角度批判“两个凡是”的第一篇文章。只是这篇文章不长，是“千字文”，而且没有以显要地位发表，所以发表之后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不过，“张成”文章的发表，却加速了胡福明文章的发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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