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来了杨西光

    在“张成”的文章发表后的第8天，即1978年4月4日，《光明日报》对胡福明的文章又作了一些修改之后，决定在4月11日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推出。

    《光明日报》已经拼好《哲学》专刊第77期的大样：

    这时，胡福明的文章约5000字左右，题目由原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位于上半版，大约占整个版面的2/3篇幅。

    下半版则是一篇题为《斥张春桥污蔑工人阶级的谬论》的文章。

    就在胡福明的文章将发而未发这个关键的时刻，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光明日报》总编辑易人！

    新总编辑是在3月被任命的。不早不晚，恰恰在4月上旬，他正式前来上班，坐进《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

    说巧真巧，这位新总编辑居然算是胡耀邦的“学生”——虽说他跟胡耀邦同庚，但他是“文革”后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班的学员，而胡耀邦是副校长，当然可以算是他的“师长”。

    此人名唤杨西光。

    杨西光是安徽芜湖人氏。1933年，18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在重庆新闻记者学会工作。1940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杨西光有着多年新闻工作经验。1949年后他曾历任《福建日报》总编辑，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

    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当时，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宣传。当年杨西光在上海的地位，只是略低于张春桥。

    当“文革”之火在上海滩熊熊燃起，张春桥乘“火箭”上升，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而杨西光则遭到批斗。上海的街头到处刷着这样的大字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毛泽东曾十分赞赏这口号，居然能够一口气背出来。毛泽东说，红卫兵们也懂得“区别对待”了——“火烧”、“揪出”、“打倒”、

    “砸烂”，意味着“区别”。杨西光被列为第三档，在“打倒”之列，可见够呛。

    杨西光的夫人庐凌，在“文革”中患肺癌去世。1975年，杨西光与季宝卿结婚。季宝卿曾担任过杨西光秘书。

    在粉碎“四人帮”时，杨西光正在一家制药厂工作。不久，杨西光得以重新起用，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时仍沿用“文革”中的名称）副主任，亦即相当于上海市副市长。

    在中共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之际，杨西光被派往那里学习。杨西光在那里跟胡耀邦有了许多接触。杨西光听了胡耀邦多次报告，很佩服胡耀邦拨乱反正的勇气和见解。

    1978年，杨西光没有回上海过春节，他去胡耀邦家拜年，两人作了长谈。

    不久，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得知《光明日报》总编辑缺人，便建议调杨西光担此重任。

    胡耀邦调杨西光主笔《光明日报》，是为了改变北京中央报刊“二比二”的局面。

    据胡福明回忆，杨西光曾这样跟他谈及：

    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光明日报》工作。耀邦同志说，北京四大报刊，二比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据季宝卿回忆，在杨西光正式调动工作前，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冯文彬，曾征求过杨西光的意见。当时许多人劝杨西光别去《光明日报》，还是回上海为好。因为《光明日报》人地生疏，情况错综复杂，而总编辑工作又处于风口浪尖，缺乏“安全感”。不如回上海，人熟地熟。杨西光却是一位敢说敢为的人，他认为《光明日报》是很重要的宣传工作岗位，便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也就同意组织上的安排，前往《光明日报》。

    季宝卿说，杨西光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决不人云亦云，一旦他看准了，就坚决去做，毫不犹豫。他是一个对工作燃烧着高度热情的人。他喜欢工作，只是忙于工作。在他看来，只有在工作中度过，生命才有意义。他唯一的爱好是看书看报。杨西光读书面很广，政治、党史类的书要看，文艺书也爱看，常读《收获》杂志，自然科学的书也读了不少，每天必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由于工作太累，杨西光不断抽烟，每日两包，以致最后因气管炎转肺心病而去世。

    在1978年3月，杨西光已经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但是，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班是在1978年4月初结业，所以杨西光在4月上旬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就在杨西光刚刚坐进《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不久，马沛文把准备在1978年4月11日刊出的第77期《哲学》专刊大样送给了杨西光，请这位新总编审阅。

    据胡福明回忆，王强华后来告诉他：“因为有不同意见，有争议，所以送给新任总编杨西光审阅。 ”

    杨西光一口气读完胡福明的文章，作出令人吃惊的决定：把这篇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

    作为总编，对文章握有生杀大权。杨西光难道要“杀”掉反复修改好多次的这篇文章？

    不，不。杨西光作为经验丰富的总编辑，确实具备“慧眼”。尽管他并不知道这篇文章在他进《光明日报》之前已经改了多少遍，他却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力作！

    他觉得此文在“哲学”专刊上发表，不够醒目，不够突出。他要把此文放在《光明日报》头版位置醒目地推出。

    杨西光的这一决定，充分显示了他的工作魄力和敏锐目光。

    杨西光的这一决定，也表明了《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脱离“两个凡是”的轨道。

    正因为他准备把此文放在头版头条位置，所以他又觉得这篇文章分量还不够，还应作一些重大修改，以加强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给“两个凡是”以有力的一击！

    所以，杨西光看了胡福明文章后的意见可以归结为八个字，即：“主题重要，分量不够。 ”

    为此，杨西光又决定：

    第一，胡福明的文章不能局限于理论问题，而是应该从现实的思想斗争的需要出发，加强战斗性。文章要贯穿反对“两个凡是”，要作大修改。

    第二，必须扩大这篇文章的影响。除了《光明日报》在头版推出之外，还要联合其他报纸加以转载。

    也真巧，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作者胡福明与南京大学哲学系两位教师一起，从南京到北京出席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会议，住在北京左家庄朝阳区党校；

    也真巧，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有人告诉杨西光，中共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一篇同一命题的文章。

    这个“有人”，便是江春泽。江春泽毕业于复旦大学，而当时杨西光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有着师生之谊。这时，江春泽被抽调到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工作。消息灵通的江春泽，向杨西光通报了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重要信息。

    这“三巧”凑在一起，即杨西光走马上任《光明日报》老总、胡福明来到北京、

    杨西光获知孙长江在写类似文章，促使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

    4月11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没有发表胡福明的文章。

    4月13日傍晚，王强华坐着杨西光那辆黑色的小轿车，先是到东直门外把刚刚抵京的胡福明接到光明日报社，接着又去把孙长江接来。

    这样，五位核心人物，聚集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

    这五位核心人物是：《光明日报》新老总杨西光，来自南京的胡福明，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责任编辑王强华。

    胡福明见到了孙长江，客气了一番，称他为“孙老师”。这是因为胡福明1959年9月至1962年11月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时，孙长江是哲学系教师，曾给胡福明教过先秦哲学的一部分，即《周易》。尽管孙长江的年龄跟胡福明相差不多，孙长江从22岁起就做教师，所以教过胡福明。

    有杨西光挂帅，有胡福明和孙长江两位作者联手，加上马沛文和王强华参谋，汇成一支强大的力量。

    杨西光作为总编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看重胡福明的文章，就是因为可以用这篇文章狠狠地批判“两个凡是”——他的立意是非常明确的。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杨西光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期间，写信给她，便提及，他正在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杨西光特别提及，他在细读毛泽东的《实践论》。他说，这次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收益颇大，很难得有这样好的静心读书的机会。

    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学员们要写论文。当时，杨西光所选定的论文题目，便是《学习〈实践论〉》。他曾写出很详细的论文提纲。因为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听了胡耀邦的关于要用实践来检验中共党史的报告，注意到实践是检验党的一切决策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所以，杨西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也正因为杨西光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曾深入研究过这一论题，加上他作为高级干部，深知当时中共高层围绕“两个凡是”所展开的尖锐斗争，所以他能站得高，看得远。

    诚如马沛文接受笔者采访时所说，当时他虽然也知道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并不知道“两个凡是”背后的那些深刻的高层斗争。杨西光则不同。杨西光站得比他高，比作者高。正因为这样，杨西光对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在决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命运的那次会议上，

    杨西光先是征询胡福明和孙长江的意见：“你们认为该怎么改？”

    胡福明说了自己的意见：“要从理论上讲透！”

    孙长江也说了自己的意见：“要侧重于路线上讲透！”

    听了胡福明和孙长江的意见后，杨西光谈了对文章的重要修改意见。

    王强华在一侧，记下了杨西光的讲话要点。以下是王强华笔记本上所记杨西光讲话的要点原文：

    完全、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有。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

    提高一些。

    毛——想继承符合马列原理。

    同时也是发展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理论本身的作用也要讲。

    指出寻找真理的明灯、途径。

    本身不是检验标准。

    理论本身。理论实践关系。

    本文讲了三部分：

    1、理论；2、本身；3、现实。

    可以讲得更明确些。结构。

    最后一部分放什么地方。

    高潮。

    在揭批“四人帮”中间出现的问题。

    流毒的尾巴仍在最后。

    例子本身少一些，论述多一些。

    例子太长，就有些沉闷。

    如何对待经典著作。

    联共党史的话。真理、路线与实践。

    明朗：真正高举毛主席旗帜。

    注意：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二条符合基本原理。

    实践检验。

    怎样研究探讨毛泽东思想。

    两个凡是。

    理论作用。

    科学与民主。

    文化与民主。

    虽说王强华的记录过于简略，但是从杨西光的思路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要强调“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强调“实践检验”，以求批判“两个凡是”。

    王强华说，最后两行“科学与民主”、“文化与民主”，是杨西光给胡福明和孙长江出的两个题目，希望胡福明和孙长江继续为《光明日报》写作这方面的文章。

    据胡福明回忆，这次会议的意见是这样的：

    当时，大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归纳起来说，有几点：第一，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批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打碎“精神枷锁”，宣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加强针对性、战斗力，对准“两个凡是”。第二，文章的论述要更充分一些，再深一些，同时理论上更严谨、更完整一些，不能授人以柄。讨论结束时，杨西光同志要我按照大家提的意见，继续修改。这次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同志的发言。马沛文同志主张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

    《光明日报》评论部后来把那次讨论的意见，归结为以下五点：

    （1）宗旨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冲破禁区；

    （2）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切正确的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阐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辩证关系；

    （3）要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导师都曾经用实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

    （4）更加有力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动理论，鲜明地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宗教信条的愚昧思想，批判“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倾向；

    （5）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且马克思主义要永葆青春，使理论更具有活力和指导作用。

    胡耀邦一锤定音

    胡福明这样回忆当时在北京对文章进行修改的情形：

    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则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陈筠泉、李今山等同志，都知道我在修改文章，同宿舍的周抗（上海社科院）、黎克明（华南师范学院）、张明（曲阜师范学院）同志，也知道我在修改文章。南大哲学系的李华钰、马淑鸾同志，更知道我在修改文章，还读过我的修改稿。那时，我晚上修改好文章，第二天早上《光明日报》通讯员就把稿子拿走，傍晚又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这样往返了三四次。

    胡福明修改稿的清样，到了杨西光的手中。

    在杨西光看来，这篇文章应是摧毁“两个凡是”的一发重磅炮弹，所以，杨西光对于这篇文章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要求也很高。

    在胡福明结束了哲学讨论会之后，杨西光把胡福明接到了《光明日报》招待所，杨西光多次去看望胡福明，跟他交换意见。

    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他在中共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发表在《理论动态》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批准。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就公开发表。 ”

    杨西光向胡福明“透底”，使胡福明意识到这篇文章已经成了非同寻常的文章。

    也正因为杨西光把胡福明的文章作为非同寻常的文章看待，所以反复看了胡福明修改稿小样，又请马沛文和王强华对胡福明的稿子进行了一次修改。

    《光明日报》于4月20日又一次排出小样。

    在这次修改中，马沛文在文章的第三节，加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话，用“影射”的手法批评了“两个凡是”。

    马沛文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进行重要修改一事，加以发挥道：

    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绝没有把它看作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马沛文借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来隐晦地点名批评了“两个凡是”。

    杨西光把4月20日的小样派人送中共中央党校吴江那里，并嘱胡福明前往吴江那里听取吴江的意见。

    据胡福明回忆：

    按照杨西光同志的嘱咐，我去中央党校看望吴江同志，听取吴江同志的意见。吴江同志充分肯定了文章，向我谈了修改意见。他的基本观点是：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论证充分一些，文章写得周密一些，以增强战斗力。他的意见很好。在他桌上，放着杨西光同志给他送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一份小样，吴江同志在上面写了几句话，我随即在《光明日报》的稿纸上记了下来：

    “杨西光同志：

    写得不错，是一篇有力的说理文章。

    吴江4月22日”

    这张稿纸，我还保留着，用科学方法当可鉴定《光明日报》当年的稿纸与我当年的字迹。

    吴江看了4月20日的修改稿，还曾指出：“稿子写得有勇气，理论逻辑上差些，要理好，并加以提高。 ”

    杨西光则提出，“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永葆其青春的观点”。

    4月23日、24日，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再次讨论4月20日的小样，并对文章进行了许多修改。

    杨西光作为总编辑，反复斟酌着马沛文加的那段话。经过再三考虑，杨西光还是决定“忍痛割爱”！因为“两个凡是”毕竟是“英明领袖”的话，毕竟是中央两报一 刊社论中的话，不便于如此直言不讳地点穿——尽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而写的，但是在写作中又不能不讲究斗争的策略。

    这样，经过再次修改，又排出新的小样。新的小样的改动和补充处颇多。对于马沛文原先所加的那段话，改掉了两个“凡是”的字样：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宣言》的态度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即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会陷入蒙昧主义。

    据马沛文提供给本书作者的《光明日报》评论部1985年1月20日所写《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中指出，这几天的修改共分五个方面：

    第一，文章的结构由三大段改为四大段。全文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怎样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是否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否正确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都由实践来检验等四个问题。修改后篇幅增加了1/3。

    第二，文章的思想性和针对性前进了一步。改样的题目和内容都明确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与此同时孙长江在送出的20日的改稿上，也把文章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主题一步一步地深化了。

    第三，文章突出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要完整地、全面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20日修改稿的第三部分，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的时候，增加了这样的话：“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后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在23日24日的改稿中，改得比较含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

    第四，文章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了理论的巨大作用，又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

    第五，文章的结尾部分分量加重了。这一次修改，明确指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强调现在存在的“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把它冲破。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光明日报》有人反对发表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者以为，发表这篇文章，将使《光明日报》“与中央处于对立的地位”。

    杨西光置之不理，他非常坚决地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杨西光指示把新的修改稿小样——4月23日、24日修改稿——再送中共中央党校，请吴江、孙长江提出意见。

    这时，吴江向孙长江提出一项重要建议，即把孙长江写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因为两篇文章都是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有优点，不如把各自优点合在一起，以加强文章的分量。

    据孙长江告诉笔者，当时他写的文章，已经写了一个多月了。

    杨西光也以为吴江的意见很好。

    孙长江也同意了。

    由于胡福明离开北京回南京去了，于是，杨西光请孙长江动手，以胡福明的文章为基础，进行一次大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孙长江对笔者说，加上“唯一”两字是极为重要的。强调了“唯一”，那就是说，除了实践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这“唯一”两字，把概念说得非常明确。孙长江强调说，“唯一”两字是文章的灵魂，加上“唯一”两字，使文章提高了一个层次。

    据王强华回忆，当时《光明日报》张义德也建议加上“唯一”两字，可以说是与孙长江不谋而合。

    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汪东兴果然对“唯一”两字兴师问罪，认为是“砍旗”。

    但是，孙长江找出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内中有一句：“实践是唯一的标准。 ”

    这下子，“两个凡是”派们无话可说！

    孙长江说，本来，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是不是讲过“唯一”，都不影响这一基本原理的客观存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却不能不用毛泽东的话，来堵“两个凡是” 派的嘴。关于这次大修改，《光明日报》评论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是这么谈及的：

    孙长江同志修改的稿子，与4月23日24日的改稿比较，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文章对原来的稿子作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文章又加了毛主席在1958年修改三年前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的论据增加了分量。

    文章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

    文章还加了小标题，使主题和表述更加鲜明。文章在公开发表时，对超越实践设置“禁区”的现象又加重了批判，说这不仅造成蒙昧主义，还会变为“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胡福明也认为：

    孙长江老师下了很大力气，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里谈谈他作的修改：第一，把文章梳理了一下。我修改后的文章是四部分，孙长江老师对四部分作了调整……

    第二，对文章的观点作了分析发挥。如孙长江老师对“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观点作了发挥，指出“只有”、“才是”就表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以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三，孙老师的修改，使文章精练了，去掉了一些重复的词句……

    4月27日，吴江在孙长江修改后的文稿上方，写了这么一段话：

    孟凡同志：请即排印15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各一份5月10日那期用。吴江4月27日

    吴江所说的“5月10日那期用”，是因为《理论动态》逢五或者逢十出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已经箭在弦、剑出鞘，马上要向“两个凡是”发动攻击。

    这时，华国锋正忙于准备出访。

    对于华国锋来说，领导农业是他的特长，而外交则是他的“特短”。然而，作为国家元首，总不能一年到头坐在国内。华国锋要改善自己的领袖形象，要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出访。

    华国锋要访问的，当然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

    就中国相邻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当时苏联、蒙古和中国关系紧张，毛泽东称他们为“修正主义”，所以华国锋也就对他们很冷淡。越南在胡志明时代原本与中国关系很好，这时却与中国交恶，在国内掀起反华排华浪潮，以至中国政府不得不照会越南政府。跟中国关系最好的邻国，当然首推朝鲜。

    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一直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华国锋决定访问朝鲜。他在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1978年5月4日上午乘专车离开北京，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三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前往北京车站为他送行。华国锋所率的代表团成员中，有耿飚、陈慕华、黄华等，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

    代表团在5日上午11点50分到达平壤，金日成到车站迎接。华国锋沉浸于5月的鲜花和欢迎的歌声之中。

    5月10日，华国锋结束对朝鲜的访问。

    5月11日，华国锋回到北京，叶剑英、邓小平等到车站迎接。正是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地位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了“两个凡是”以沉重的一击！

    其实，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前一天——5月10日——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先行发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光明日报》组织写作的文章，为什么要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呢？这除了因为吴江和孙长江是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之外，更重要的是，杨西光深知此文非同小可，应该主动争取胡耀邦的指导和支持。

    当时，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跟《光明日报》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杨西光无法以《光明日报》的名义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送胡耀邦审阅。但是，杨西光知道，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的文章，事先都要经过胡耀邦审阅。因为胡耀邦当时虽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但是仍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样，杨西光决定先将此文交《理论动态》发表，便可以借助于《理论动态》的途径，使此文在正式发表前，听取胡耀邦的意见……

    如此巧妙“设计”的送审途径，足见杨西光用心之良苦。

    《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明明中共中央党校的孙长江是作者之一，却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供稿”。据孙长江告诉笔者，这样加注，有着在当时不便明说的原因：这篇文章是批判“两个凡是”的，而华国锋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理论动态》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刊物有所不便，胡耀邦也有所不便。所以，文末特地注明“《光明日报》供稿”，表示《理论动态》是转载外稿。孙长江说，这一条在当时不便说明的原因，谁都不明说，但是谁心中都明白。

    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先交《理论动态》发表，内中还有一位人物在幕后牵线。此人便是《理论动态》编辑组长孟凡。

    据孟凡告诉笔者，他与杨西光有着很深的战友之情。

    孟凡是山东黄县人，生于1919年。

    1946年，孟凡在华东野战军联络部调研科担任副科长时，科长便是杨西光。

    1947年，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教导总团，负责教育起义、投诚以及被俘的国民党团以上的高级军官。杨西光担任总团的教育长，而孟凡则担任总团的训练处副处长。

    这样，孟凡和杨西光有着难忘的共事之谊。

    杨西光原先的夫人庐凌，曾是孟凡领导下的科员，孟凡还是庐凌的入党介绍人。

    后来，在1958年，孟凡下放到上海，担任上钢五厂副厂长，而杨西光当时担任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他俩又在上海重逢。

    正因为杨西光和孟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杨西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便与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孟凡过从甚密。再说，不论是杨西光还是孟凡，又都非常崇敬胡耀邦，跟胡耀邦有着许多交往。

    所以，有了孟凡这位老战友的帮助，杨西光跟《理论动态》有了许多联系。

    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决定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而《理论动态》的文章在发表前照例要送胡耀邦审阅。这样，杨西光就争取到了胡耀邦的支持。

    头一回，胡耀邦在清样上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胡耀邦画的那个圈，是“圈阅”之意。这表示胡耀邦同意发表此文。

    此文修改后，又送胡耀邦审阅。

    胡耀邦第二次审阅，是在1978年5月6日下午。胡耀邦看了之后说：“我认为这个稿子可以了。”胡耀邦还提出两点修改意见。

    也就是说，胡耀邦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后拍板了。

    胡耀邦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肯定，使杨西光心中有了主心骨。

    《光明日报》终于推出“特约评论员”文章

    不过，杨西光又为如何署名费思量。

    本来，胡福明文章一直署胡福明的名字，孙长江的文章则署孙长江的名字。合并之后，4月27日，由吴江签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前没有署名，文末括号内加了这么一行字： “《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修改。 ”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前也没有署名，文末括号内注明这么一行字： “《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

    显然，《理论动态》删去了原尾注中的“作者胡福明同志” 7个字。

    《理论动态》为什么要删去“作者胡福明同志”这7个字呢？

    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党校有人提出了意见。

    马沛文提供给本书作者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中，是这么谈及的：

    此时中央党校有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很多段落已重写，后来改的过程中胡福明同志没有参加，又来不及听取他的意见，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领导和其他同志的，因此再署原作者的名字已不恰当。经再三斟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将原注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这里所说的“中央党校有同志”，并非孙长江。孙长江对于如何署名，在当时丝毫不计较。但是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有同志”提出了意见，于是决定仅注“《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孙长江还透露，这“本刊作了修改”一句，原本是“本刊作了较多修改”。后来删去了“较多”两字，以减轻中共中央党校的“参与”的分量。内中的原因如前所述，因为华国锋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本刊”——《理论动态》——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刊物，发表反对校长的文章，不能不格外小心。“较多修改”无疑表明《理论动态》深深地卷入了此文的写作。所以，不能不把“较多”两字删去。

    尽管《理论动态》已经对文末的只有一句话的注释反复推敲，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发表后，还是使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华国锋和第一副校长的汪东兴深深的不快。后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胡耀邦请华国锋来讲话，华国锋不去；胡耀邦请汪东兴来讲话，汪东兴也不来。于是，给胡耀邦造成很大的压力……这是后话。

    眼下，此文要由“供稿”的《光明日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又该如何署名呢？

    照理，此文应署：“胡福明、孙长江。”然而，杨西光却决定改署“本报特约评论员”！

    为什么杨西光要改署“本报特约评论员”呢？

    这“特约评论员”名义倒并非杨西光的创造，并非《光明日报》的创造，却是最早见于《人民日报》。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写过一篇《“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十分 详细地记述了这一特殊的名义在那特殊的年月所起的特殊的作用：

    《人民日报》不署作者姓名的评论，从社论、编辑部文章、观察家到短评、编者的话等等，十多种名称，读者比较熟悉。只有“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从1978年2月开始，到1981年5月，用了3年多时间，以后很少再用。但这个名字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国新闻史上应该记上一笔。当时不少兄弟报刊也用这个名字，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人民日报》大多摘要转载，以《解放军报》的为多。

    李庄这样谈及“特约评论员”的来历：

    在读者心目中，《人民日报》的评论员以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分量最重。远的如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中的历史文献。近的如1977年11月1日刊登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对当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阶级斗争作了精辟的分析，当天《人民日报》6个版，全部登载这一篇文章，为创刊以来所仅见。这类文章质量高，数量少，都为有关机关精心准备，中央慎重审改，《人民日报》实际没有做多少工作。社论也受读者重视，它们代表党报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传达党中央和有关领导的声音。《人民日报》社论都由受中央委托的领导同志过目，最重要的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批准。

    这本来是《人民日报》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造成一些困难。1977年2月7日宣扬“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是党中央分管宣传的汪东兴同志决定、华国锋同志批准的，当时就非登不可。我们曾经考虑组织一些文章，用社论形式发表，展开讨论，进行反驳，但这种社论绝难在宣扬“凡是”的同志手中通过。为了绕过这一关，曾考虑作评论员文章发表，又担心在读者心目中分量不够。想来想去，想到“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它不必送审，又能引起读者较大的关注，好主意！

    杨西光决定也采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出于以下两点：第一是富有权威性；第二是可以不必送审。

    内中第二条特别重要。本来，重要的文章送审，也是应该的，只是考虑到当时送 审要送到汪东兴手里，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能胎死腹中！

    据云，杨西光的主意，来自胡耀邦：本来，不署“社论”，署“评论员”文章，为的是避免报审。但是，由于当时《人民日报》已经多次使用“评论员”名义，汪东兴又规定，重要的“评论员”文章也要送审。为此，胡耀邦建议杨西光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这“本报特约”，意味着不是“本报评论员”，而是约写的外稿。既然是外稿，当然也就不必送审了。

    当时，胡耀邦是这么说的：“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表明不是报社写的，而是社外同志个人写的，可以不代表党报，不送审也就更有理由。 ”杨西光的头脑是很清醒的：遵照胡耀邦的意见，这篇文章特意署“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避免了送汪东兴审阅。

    然而，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与《光明日报》没有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杨西光却把此文事先交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借此“争”得胡耀邦的审阅！

    所以，杨西光的“送审”，以及“送”哪里“审”，有着妙不可言的“天机”。

    胡福明也曾这样回忆杨西光对他所谈改署“特约评论员”一事：

    他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行不行？”我爽快地表示：“行。”我说：“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为了拨乱反正。文章发表后，能起更大作用就好。”当时，我只考虑如何批判“两个凡是”，推进拨乱反正。到4月底，在文章的小样上，都署我的名字，文章发表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让人觉得这篇文章来头很大，特别引人注目。这正是运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以上情况《光明日报》的同志大概是知道的。我想，聘请《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应该是总编辑杨西光同志职权范围内的事。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见报前，杨西光还在自己可靠的朋友圈内征求对这篇文章的意见。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前，杨西光还曾把清样送金冲及，请他提意见。金冲及曾与杨西光共事于上海复旦大学，后来，金冲及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当时看了清样，对杨西光说：“我赞成！”

    杨西光还给季宝卿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清样。季宝卿看后则说：“我担心会出问题。 ”

    杨西光很坚决地说：“我不怕！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文革’都过来了，还怕什么？”

    杨西光还很严肃地说：“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如果出什么事，我将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我相信，我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错。 ”

    季宝卿又说：“文章中批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会不会惹麻烦？”

    杨西光说：“那是毛主席说的话，他们不敢说三道四的。 ”

    杨西光在主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

    在杨西光去世后，《光明日报》所载杨西光生平中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和评价杨西光：“主持修订和果断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这样，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头版位置推出了酝酿了9个月之久、反复修改多次、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一场批判“两个凡是”的理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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