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心应聆听来自周边的声音

    前面说围绕在中心的周边因素是无穷无尽的。这就意味着周边具有与外界直接接触的特点，它不断地与外界接触，因而也就不断地向外开放，无尽地向外延伸，这就是周边的灵通性与活力之所在。反之，距离中心越近的东西则由于与外界接触较少、较间接，其灵通性与活力也越小，而中心本身则是最封闭、最呆滞、最迟钝的。如果说周边具有“耳聪”的本性，那么，中心本身就可以借用德里达的语言来说是“聋子的耳朵”。中心要想“耳聪”，永葆青春活力，就要与周边紧密结合成一个整体，最终能“聆听无底深渊的声音”——一种来自无穷的周边的声音。

    周边相对于中心来说总是具有隐蔽的特性，而中心则是显现的。隐蔽的周边因其距离中心的远近程度而有明暗层次之分，距离中心越近的越显现，越远越隐晦不明。这就使我们容易忽视边远的东西，而只盯住中心的东西，或者用我在前面说过的，只是死抓住在场的东西，而不注意不在场的东西。这种观点属于西方哲学的旧传统，我们今天应当超越这种旧传统。

    三、民族性与时代性

    1.时代性的灵敏性与民族性的惰性

    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或民族性，是由无穷多的周边因素如经济、政治、社会等构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心。时代的变迁，特别是该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和冲突，首先和直接地改变着该民族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周边因素，而该民族的精神、思想或民族性虽亦不无适当调整，但往往不会做等速的改变，于是我们便认为该民族在时代变迁中仍然保持住了民族性。而当时代发生剧烈震荡，构成一个民族的诸周边因素相应地发生巨大的变化之时，人们就往往担心该民族的精神、思想或民族性会随之而丧失，于是发出维护民族性的呼声。时代性和民族性经常处于斗争之中，这一斗争实质上是周边与中心的斗争，其原因在于居周边地位的时代性变化较快、较敏感，而居于中心地位的民族性则总是有一定的惰性。但从长远来看，民族性会由于巨大的时代性变迁而与别的民族性逐渐融合。融合不是两个中心原封不动地相加在一起，不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性的简单混合。融合的双方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并不是说，原有的民族性在新的融合体中完全丧失了，它可以作为一种民族特色而保存在新的融合体中，但它不再作为原来的中心而被保存，它只是新的融合体中的一个构成因素，甚至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或居优势的因素。

    2.民族性的生命力需经时代性的冲击和检验

    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一种民族性越具有生命力，便越能保持其相对长期的稳定性，甚至可以在新的融合体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反之，生命力较弱者，则往往在新的融合体中无足轻重，甚至从根本上丧失了自己的位置。

    对于某些看来似乎要垮台的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可以由于预见到它们尚有一定的生命力或优点，而努力排除其暂时的不合理的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而加以扶持，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某种民族文化传统能否维持和发展，最终依据于它们是否有生命力，——是否经得起时代性的冲击和检验。违反时代潮流，硬性地维护某种民族文化传统，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即使是对于某些值得维护和扶持的东西，其本身也必须做相应的、适当的调整。周边变了，中心还自岿然不动，是不可能的。

    四、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

    1997年夏天从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首先波及东南亚各国以及韩国和日本，以致震荡着全球。人们由此而更深切地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大家越来越多地谈论着经济全球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人们在谈论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却又大谈文化的多元化。这就不能不引起文化思想界人士的一些反思。经济与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是一致的还是矛盾的？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现实的形势下，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走向应该如何？

    1.经济的敏感性与文化的滞后性

    文化与经济的变迁关系类似中心与周边的变化关系。从广义上来讲，经济亦可属于文化。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全球化，其主要内容包括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和科技的全球化，其中以生产的全球化为主要推动因素。文化也是多方面的，有观念形态的方面，有制度的方面，还有器物的方面，其中以观念形态为核心。从经济与文化所包含的这些具体内容来看，就可以见到，经济与文化既有区分，又不是可以严格划界的，它们实可以概括为一个由中心和不同层次的周边构成的圆圈：粗略地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中心，经济是周边；具体地讲，观念形态居于最中心的地位，生产是边缘，制度、器物、金融、科技等则是这个圆圈所包含的不同层次的周边（这里且不谈制度、器物、金融、科技这些层次的具体的远近程度和次序）。经济的变化推动文化的变化，但经济是一个民族、国家与外界（即其他民族、国家）最直接地接触的方面，其变化的速度也最快，而居于中心的文化则虽有变化，但变速甚慢。换言之，经济是比较敏感、比较灵通的领域，而文化则是比较迟钝、比较固执的。经济所包含的生产、金融、科技三者之中，生产又是与外界最直接接触的方面，它的变化也是最快的，生产的发展与变化推动着金融与科技的发展与变化。也就因为这个缘故，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特征是生产的全球化，其在当前的具体表现就是世界上几万个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跨国公司成了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这也说明，在经济全球化中，生产全球化的速度是最快的。

    与此不同的是，一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接触特别是观念形态方面的接触则是间接的、无形的、深层的，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别是观念形态，其因与外界接触而引起的改变则是很缓慢的。文化、观念的变易性往往滞后于经济、生产的变易。至于谈到各民族、国家的文化、观念形态之间的融合，则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现实的今天，文化的多元化却与之并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在谈论跨国公司的同时，也在谈论跨文化，但是关于跨文化的谈论往往是与文化的多元化联系在一起的。跨文化是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还不是文化的全球化。

    当前人们之所以谈论文化的多元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担心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丧失。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观念形态是其民族性的本质之所在。经济越全球化，人们越担心丧失本民族的民族性，于是越加强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多元化的呼声由此而日益高涨。

    2.文化多元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精神产物

    当然，也应当看到，文化多元化乃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精神产物。在欧洲中心论统治的时代，经济尚未全球化，文化也谈不上多元化。只有在经济全球化日渐成为事实的时代，随着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各种壁垒的拆除，许多过去被认为是落后的民族、国家的文化才在国际上为人们所发现、认识和承认，这才有了文化多元化的前提，有了谈论跨文化的可能。试想，在中国尚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睡狮”的时代，哪有什么中西文化对话之可言？

    3.文化融合是大趋势

    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文化将逐步地、包括经过严酷的斗争而走向融合的大趋势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已经在为文化的融合铺垫道路。这里且不说跨文化的讨论是不同文化走向融合的必由之路，即使是人们所谈论的文化冲突也应看作是文化融合的前奏。没有冲突就没有融合。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儒道相结合，就是经过了冲突才取得的。例如儒家讲的“孝”字与原本的佛经就是有冲突的。根据经济全球化的事实，很多人认为人类共同体不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而且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地球村”不仅是经济意义的，而且是文化意义的。显然，全球化不仅是国际间经济交往的过程，而且是文化交往的过程。前者已经是现实，后者也将随之而逐步成为现实。

    就我国的基本国情来说，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既给我们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给我们留下了长期封建统治的历史背负。为了顺应国际上各种交往过程全球化的潮流，我们一方面在经济上要积极参加全球性生产与市场网络，特别是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一方面在文化上特别是在观念形态上要更大幅度地实行“门户开放”，要适应时代要求，批判继承，着力于使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道接轨。文化是民族的，但不应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否则，就会造成文化上的故步自封，从而也会造成中国经济上的孤立和现代化的延误。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