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能够很正确地预测出星星接近太阳时会有什么反应,但他在1919年宣称他的名声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地就可以坐在安静的书房里、不受打扰的预测却错了。
各大日报继续刊登有关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消息,不仅刊登了关于相对论的评论,还登出一些他的生平轶事,其中有些是胡乱捏造的。杂志上也出现有关他本人及研究成果的长篇文章。由于爱因斯坦照片登出的次数太多了,他无论走到哪儿,大家都能立即认出他来。
在这个世界开始侵犯到他的私人生活之前,他一向是个友善的人。但是,在每天访客逐日增加的情况下,他再也不能继续维持那种温和的脾气了。过去,他对每一位客人都深表欢迎,不论是德国最著名的剧作家豪普曼,或是刚从波兰来的穷苦学生(多半是要求爱因斯坦博士协助他进入大学就读),他都一视同仁。
但现在,似乎每个经过柏林的人都想来拜访这位害羞的教授了。有一天,一位活泼的年轻人前来拜访,提出一笔优厚的酬劳,请爱因斯坦写篇介绍自己的文章给他工作的杂志,爱因斯坦冒火了。
他咆哮说:"你们那份流行杂志的读者,不可能对我的研究工作发生兴趣,我的生平故事与大众毫无关系。我不是一个职业拳击手,人们不会对我个人的琐碎生活发生兴趣的。"他毫不客气地把这位不速之客轰跑了。
接着有个胆小的小男孩偷偷地溜了进来,他希望爱因斯坦博士在他的签名簿上签名。爱因斯坦和他闲谈了几句,然后把他打发走,那个小男孩高兴万分。"这样做真是有点蠢!"爱因斯坦喃喃说道。但是,他怎忍心让一个孩子扫兴呢?
随后来访的是位眼神焕散、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他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他向爱因斯坦夫人请求,要见教授几分钟,他说:"我要把我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他,我知道他一定会感激我的。"
艾莎尽了最大的力量,从每天来访的众多客人中选出几位她丈夫愿意接见的客人。当某个客人真的获得接见时,她又要设法使访问的时间不要拖太久。因为爱因斯坦为人和善,一旦有客人进入他的书房,就不好意思赶他走。
有一天,一位学生获得接见。最后该离开的时候,他站起来但看来并不愿意走,爱因斯坦友善地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不妨告诉我。"
那位年轻人有点踌躇:"您太好了,抽出宝贵的半个小时来接见我。我不敢有什么奢求,只希望您能送我一张您的签名照片,我会把它放在书桌上。在工作时,也许能给我一点灵感。"
"好的,"爱因斯坦博士回答说,"但有一个条件,你也一定要给我一张你的签名照片。"
几年以后,这位年轻人讲述这个故事时,眼中不禁充满泪水。"我当时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我的照片。但当爱因斯坦博士说那句话时,使我觉得无比地骄傲。"
有一天,爱因斯坦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耐心地倾听一位不出名的物理学家向他说明某些新的惊人的理论。最后,爱因斯坦婉转、礼貌但很肯定地告诉这位客人,研究这项永远无法证明的理论,是白费时间。这位访客的妻子,在她丈夫说话期间,一直坐在一旁,本来渴望听到这位大科学家夸奖自己的丈夫一番,现在不禁对爱因斯坦感到十分生气。
她质问说:"我知道我丈夫的理论是正确的,你怎能说这种话?"
"夫人,"爱因斯坦说,"我之所以听你的丈夫发表谈话,主要是因为虽然他有几项错误的观念,但可以看得出,他对物理学还有几分了解,因此他有权表述他的意见。但我相信我对物理学的认识和你差不多,所以我拒绝听你的。"
每天都有许多来信,爱因斯坦夫人只挑选其中的几封送给她丈夫,因此爱因斯坦用不着被迫去看某些写信者的荒谬意见。例如,有个人写信来说,他相信,只要获得爱因斯坦的协助,他必能减少购炭的价格;或是告诉一位想要当探险家的小男孩,如何加入非洲探险队;对于相对论,许多人永远有问不完的问题,像是"请你简短地把相对论介绍一下,以使我可以向我的朋友们解释一番"……但最多的是索取签名。
爱因斯坦博士认为,至少他可以满足这些令人厌烦的索取签名的仰慕者。他公开宣布说,任何人只要在信里附上他所规定数目的钱,他就会将亲笔签名寄过去。他把所收到的钱全部转交给一个基金会,资助维也纳的战争孤儿。虽然为这个基金会筹得的钱并不如他所希望的那么多,但至少使他暂时摆脱了人们索取他亲笔签名的困扰。
许多信件来自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并不是所有来信的人都同意爱因斯坦的理论,有些人自称为他们所谓的"常识物理学"辩护,他们坦白宣称无法重视相对论。许多谴责爱因斯坦的人是根本不肯承认他的学说是正确的;其他的人则因为成就不及他,而对他所获得的荣誉表现出妒嫉及不满。爱因斯坦永远不能了解,为什么科学家竟然会有嫉妒之心!在学术界教授之间往往产生很大的敌对,但爱因斯坦从未有过竞争地位或荣耀的欲望。一位跟他相当熟识的人曾经说过,爱因斯坦最杰出的特点就是他拥有伟大的人格,而这和他在科学上的任何成就都没有什么关联。他的人格自然而伟大,其中没有一丝一毫嫉妒他人的成分。
爱因斯坦对于那些无法接受新思想的科学家所发表的批评,并不觉得耐烦。他知道,创立新理论的人,多少都会遭到批评。他的新宇宙观,对许多物理学家来说,是无法苟同的,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才会接受。学者及教会人士以前就曾谴责过哥白尼和伽利略。爱因斯坦认为,他本人也可以等待,直到被所有的人接受为止。有人告诉他,物理学家马赫--爱因斯坦曾以他的学说为基础,进行多项研究工作--曾激烈批评他最近的学说。爱因斯坦唯一的回答是:"那是因为他已经老了。"
他对于那些对他进行非科学性攻击的人,没有太大的耐心。许多科学家憎恨爱因斯坦既是一个犹太人,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有一次爱因斯坦博士在他担任主讲人之一的柏林会议上,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竟然需要动用武装警察予以保护,这真是令人难过的事。爱因斯坦在答复对他个人所做的一次最严厉的个人攻击时,仅只是宣称说,这种攻击不值得回答,因为从科学上来说,这样的争论并不具有任何意义。
这类攻击,深深伤害了爱因斯坦。他一直希望德国人好战的思想能完全消失,因为德国皇帝已经流亡国外,德国现在已是一个共和国。爱因斯坦认为现在可以恢复以前所放弃的德国公民权了,他所出生的这块土地受到战争的摧残,变得残破而穷苦。爱因斯坦身为德国公民,利用他与日俱增的声望,多少可以恢复祖国一些已消失的荣耀。跟其他自由派人士一样,他把希望寄托在新的领袖身上。但他知道,在贫苦的人民当中,正激荡着一股憎恨而绝望的暗流。"我的情况,"他说,"就像是躺在一张漂亮的床铺上,但却受到臭虫的折磨。"
他的名气迅速传播到德国以外的地区。当相对论的新闻成为柏林报纸的头条新闻时,柏林市的一位美国记者收到了纽约编辑的一封电报:"请以一千字说明这项理论,速复电。"
一位数学教授答应写这篇文字,结果长达一万八千字。这位教授坚持无法予以浓缩,于是只好把整篇文章以电报发到纽约。纽约十几位一流的美国学者企图把它改写成合理的长度。不过当他们承认实在无法浓缩时,这位纽约的编辑也认为,这个题目拥有浓厚的趣味,值得把它的全文刊登出来。
黎波·英菲曾经说出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故事。他当时认为,在他生活的那个波兰小镇上,大概只有少数几个人对爱因斯坦本人或他的研究工作有兴趣。但由于他对物理学极感兴趣,于是他宣布,他将就相对论公开发表一次演说。结果,站在冬天寒风中等待演讲厅开门的人极为踊跃,镇上有关当局只好开放镇上最大的体育馆,以便容纳这么多的听众。
似乎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希望看看这位相对论的创立者,即使只有极少数的人真能明白这项理论的真正意义。爱因斯坦被邀请前往荷兰演讲,并获得莱登大学的教职。当他在莱登大学向一千四百名学生讲课时,回想起在苏黎世时代只有两位老朋友前往捧场的教学情形,他不禁哑然失笑。
他很高兴重访布拉格。一度轻视捷克人的德国人和奥国人,现在却由于战败而显得沮丧及不安。这些泄气的德国人热烈欢迎爱因斯坦的来访,以拾回他们的尊严。当地的一家报纸骄傲地说:"全世界将会发现,一个能够产生像爱因斯坦这类人物的德国民族,将永远不会受到压迫。"
跟平常一样,众多观众当中,有许多人只是来看看这位著名人物。其中一位安排演讲会的人低声对一位教授说:"请你用一个字迅速回答我,爱因斯坦所讲的,是真的,或是只是骗人的?"虽然爱因斯坦尽可能使演说的内容简单易懂,但这位先生仍然对相对论一无所知。毕竟,相对论是无法以一个字或是一次演说,能完全解释清楚的。
在那天晚上所举行的一次社交聚会中,爱因斯坦被邀请上台讲话。他说:"如果我不发表演说,而为各位演奏小提琴曲的话,也许会更令人感到愉快、容易了解。"当他拿起小提琴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时,他的疲倦似乎全部消失了。
就在爱因斯坦准备离开布拉格时,一名兴奋的年轻人请求爱因斯坦抽空看一看他的一篇原稿,内容是:如果使用爱因斯坦的公式E=mc2做基础,是不是可以利用原子中所包含的能量,来产生引力的爆炸?
"请你冷静下来,"爱因斯坦告诉他,"我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如果我不讨论你的研究作品,你并没有任何损失。我知道这是相当愚蠢的,因为我已经读过将近一百篇像你这样的发明报告。"
爱因斯坦预测错了!即使是他自己也想不到,在他的公式内,竟然隐藏着原子弹的种子。
爱因斯坦向这位失望的发明者微笑地道别,然后搭乘火车前往维也纳。他发现,一度极其伟大的奥匈帝国,现在成为一个挣扎中的年轻共和国,古老美丽的首都现在已成一个垂死的城市。他在维也纳向三千名听众发表演说,虽然他的这些听众们遭遇失败与绝望,但在聆听他的演讲时,却忘掉了悲哀。他们曾熟知的那个古老而愉快的世界已在他们的头上崩溃,爱因斯坦似乎就像是一位魔术师,可能为他们带来一个新世界。
就在从维也纳回来之后不久,爱因斯坦要妻子收拾行李,因为他准备进行一次较长的旅行,到美国去,为希伯莱大学筹募基金。他对希伯莱大学的兴趣,在这几年内已大为增加。爱因斯坦教授根据自身的观察与体验,知道一个来自东欧的犹太学生要想进入一所大学,是相当困难的。许多这类年轻人,不管他们是多么用功和多么有才能,当他们竭尽所能来到柏林之后,竟然发现柏林的著名大学对他们关起大门。希伯莱大学将可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根据爱因斯坦的说法,这所大学可以作为连接东方与西方世界的桥梁。
英国化学家、多年来担任犹太主义党领袖的魏兹曼,亲自来到柏林,要求爱因斯坦陪他一起前往美国去筹募基金。魏兹曼的募款活动有两个目的:他希望募得金钱,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使更多的犹太人可在当地的农场及社区中工作;同时,他也打算请求资助希伯莱大学。爱因斯坦愿意协助他从事这项活动。
爱因斯坦知道,由于他与日俱增的声望,美国人将会乐于参加有他演讲的任何犹太人会议,甚至只要有他坐在讲台上就可以了。他认为,这种热诚的活动很愚蠢,但对于替希伯莱大学募款却有很大帮助,他同时也急于看看美国。在1921年启程之前的一次访问谈话中,他告诉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蔓延欧洲各地的国家主义风潮是一种病态。他说,国与国之间应该有一种合理的关系。科学家,尤其是自由美国的科学家们,一定要成为超越国家主义的先驱。"
纽约市的市民们以迎接总统、探险家或电影明星的盛大场面来欢迎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教授和他的夫人一离开越洋邮轮登上码头之后,立即被摄影记者及新闻记者们包围,每个人都急于知道有关这位杰出人物的消息。爱因斯坦笑着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首席女高音。"他知道,只有少数几个学者对于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真正发生兴趣,大部分人则把他当成是一个使宇宙变得乱七八糟的人物。
爱因斯坦带着他心爱的烟斗及小提琴,配上他蓬松的满头乱发,一副音乐家的模样。他耐心地聆听人们提出的有关相对论的一般问题,例如,这项理论是否能用几句话加以解释?世界上真的只有十二个人了解这项理论吗?这时有位记者转身对爱因斯坦夫人说:"也许你了解相对论。"
艾莎已学会如何应付新闻记者。
"不,我不了解。"她玩笑似的回答,"不过,他曾经对我解释过许多次,但我很高兴我并不了解这项理论。"
虽然,爱因斯坦拒绝向记者们讲解,但他却很高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相对论。由于他不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仍以德语演讲。之后他又被邀赴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并接受一项荣誉学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发表一篇德语演说欢迎他,并把他形容为"科学界的哥伦布,独自航行过奇异的思想大海"。
每一位德裔美国人都对来自祖国的这位访客所获得的荣耀充满骄傲;美国的犹太人更是感激他为同胞争得的荣誉。当魏兹曼和爱因斯坦到达克里夫兰时,城里全部的犹太商人把店铺关掉,排成一长列,紧跟着他们所乘的火车从车站一直走到市政厅,这两位访客在市政厅受到正式欢迎。跟平常一样,爱因斯坦宁愿躲在后面。在一次筹募基金的会议上,爱因斯坦在魏兹曼之后上台讲演,他说:"你们的领袖,魏兹曼博士已经讲过了,他说出了我们心中的话。追随他,你们将获得成功,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
这位伟人不管走到哪一个地方,他的谦虚和单纯,总可以使他结交到许多新的朋友。当他访问哈佛大学时,停留在物理实验室里和学生们谈话,讨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并提出宝贵的建议。当他听到一位纽约市议员曾反对纽约市对他做正式的欢迎时,他并不认为受到了冒犯,反而觉得很有趣。这位市议员宣称,纽约市以前曾给予库克博士许多热烈的欢迎及荣耀,结果为纽约市闹了大笑话。这位市议员责问说:"库克是个骗子,夸口说他发现了北极。或许这个德国人也是一个骗子,他并未真正发现相对论。"
爱因斯坦在回程中,接受邀请,决定在英国停留,发表几场演说。当时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而且许多英国物理学家并不能接受爱因斯坦的理论。哈达尼爵士长久以来一直是爱因斯坦的支持者,他告诉一群英国科学家,他的这位德国朋友在西敏寺大教堂牛顿的墓前献上鲜花。哈达尼爵士说:"牛顿是18世纪的奇才,爱因斯坦则是20世纪的奇才。"
英国教会领袖,坎特布里大主教,曾读过几本有关相对论的书籍,但他承认无法了解里面的意思。于是,他急于要见见这位来访的科学家。他很高兴地发现,在一次欢迎爱因斯坦的晚宴上,他就坐在爱因斯坦的身旁。这位大主教向爱因斯坦提出一个不但令他自己感到困惑,也使哥白尼及伽利略时代的教会人士所想象不出的问题:"你的理论对宗教有什么影响?"
"没有影响。"爱因斯坦回答说--后来,他的回答受到广泛地引用:"相对论是纯科学事物,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
法国也跟英国一样,仍然因为战争而对德国怀有敌意。1922年,当爱因斯坦被邀请前往巴黎演讲时,有许多人提出反对。几位前往比利时边界迎接爱因斯坦的法国科学家,听到谣言,说某些团体的成员正计划在巴黎火车站对付他们"最近的敌人",使得这些科学家颇为恐慌。为了安全,他们只好先行下车,把爱因斯坦送往旅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很高兴可以避开新闻记者及摄影人员的围访;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原来聚集在火车站的人群并不是充满敌意的示威群众,实际上是仰慕他的学生们,正等着欢迎他呢!
但邀请爱因斯坦前往访问的那个委员会仍然相当小心,任何人除非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是想听演讲而不会制造动乱,否则休想获得入场券。在拥挤的大厅里的听众中,有一位最受尊敬的巴黎市民,一位衣着朴素的小妇人--居里夫人(镭的发现者)。
尽管有些法国科学家因为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而痛恨他,甚至对他故意冷淡,但爱因斯坦却觉得多数人都很和善。许多人见过他的照片,并十分容易地就从他那蓬乱的灰白头发及深陷的眼睛中认出他来。他十分感动地发现,当他在巴黎乘坐公共巴士时,车上的工人彼此以肘互相轻触,面带微笑,友好地朝他看着。他评论说:"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子。在那儿,每个人都会用力和你握手,同时把他的名字告诉你。我很快就忘掉了他们的名字,但"握手"累积下来的效果却存留在你的手指头上。"
当然,在巴黎也跟在纽约、伦敦及维也纳一样,仰慕者坚持问些愚蠢的问题,使他无法作答。一位漂亮的少妇问道:"教授,我在报上看到,你的头脑是世界上最好的,对不对呢?"
爱因斯坦十分严肃地回答说:"我想,这种说法缺乏科学根据。"
由于爱因斯坦的请求,他去参观了曾经遭受德军侵略的偏远地区。就在距巴黎不远的郊外,几年前用来对抗侵略者的战壕,现在已长满了小麦,在春季的天空下,充满希望地摇摆着。但在几千米之外,却可见到被毁坏的房舍尚未重建,受德国毒气影响的树木已经枯萎。
他们一群人在一处军人公墓前停下来,爱因斯坦摘下他那顶没有形状的软帽,伤感地凝望着那些似乎没有止境的木十字架--黑色代表德国军人,白色代表法国军人。
爱因斯坦轻声说:"我们应该把德国所有的学生及全世界所有的学生都带到这里来看看,使他们看清楚战争的丑恶。"
他对整个遭到毁灭的村庄以及雷姆斯大教堂的被破坏情景,感触至深。当他站在返程的火车上时,他的声音由于情绪激动而略带颤抖。
爱因斯坦告诉他的朋友说:"我很高兴我来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平常并不容易见到。回到家里后,我将把我见到的所有情景告诉每一个人。"
二、两次来中国
爱因斯坦成名后,他应邀到许多国家作巡回演讲,受到各地民众的狂热崇拜。
当时,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中国,许多报刊也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进行了及时的报道和初步的介绍。早在1917年9月,许崇清在《学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方今自然科学界,关于时空(即宇宙)之研究,则有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之相对性原理,此原理以二假定为前提。据戴念祖先生的不完全统计,从1917年9月至1923年的上半年,在我国报刊上先后刊载的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译文论著通讯报告和文献等多达百余篇,相关书籍十多种。
1921年初,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北京大学作哲学专题系列讲演其间,多次赞扬列宁和爱因斯坦是近代最出色的伟人。罗素的话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热情。当时有人感慨地评论道:就是学术最幼稚的我国,从罗素来讲演后,也无人不知道这相对论的名词。
在中国知识界日渐兴起的推崇爱因斯坦、谈论相对论的热潮中,《少年中国杂志》于1922年1月出版了相对论专号。这期专号中,除发表几篇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外,还刊载了爱因斯坦从德国柏林寄给中国读者的回信和自己的照片。1922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特载了校长蔡元培关于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报告。随后,北大发出举办爱斯坦学说公开演讲的通知:兹为爱因斯坦博士演讲之先导,特选择关系于相对论各题,分别定期公开演讲。兹因讲堂座位有限,特备印听讲券,本校同仁愿意听讲者,请至第一院注册部领券可也。对此,著名的《东方杂志》在1922年12月出版的爱因斯坦号上发表文章称:有了这一个准备,然后再来听爱因斯坦的讲演,才能得着真正地了解,也才能判断他的真正价值,并且也不至于辜负他远道来给我们讲演的这一番盛意啊!
爱因斯坦终于来到中国,但只是先后两次途经上海,总共逗留约三天的时间。
第一次是1922年11月13日。
1922年初,爱因斯坦接受日本改造社的邀请,于11月至12月前往日本访问,约四周时间。10月初,爱因斯坦携夫人艾莎从柏林启程,于11月9日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爱因斯坦受到一个小型犹太人团体的盛情款待。随后,爱因斯坦夫妇在香港改乘日本的北野丸号轮船驶往上海。
11月13日上午,爱因斯坦夫妇刚一登上汇山码头,便被四面拥上来的人潮围住。日本改造社的代表稻垣守克夫妇、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普菲斯特夫妇和瑞典驻上海领事,纷纷与爱因斯坦握手致意。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也热情地上前问候他。此时,欢迎爱因斯坦的喜庆场面达到了高潮。
最令人振奋与难忘的是,在码头上,瑞典驻沪领事当面向爱因斯坦宣读了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物理奖的授奖词:鉴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现了光电效应的定律,以及他在物理学方面的其他工作,特授予他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爱因斯坦荣获诺贝尔奖早已是众望所归的事。他本人大约是在乘轮船到香港之后,从无线电广播中得知了获奖的消息。
汇山码头的欢迎仪式结束后,爱因斯坦夫妇由普菲斯特夫妇陪同,前往德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做短暂的休息。随后,爱因斯坦夫妇应邀前往一品香大旅社,改造社代表稻垣守克为他们接风洗尘。一品香大旅社位于今西藏中路与汉口路口,是上海一家历史悠久的著名高级旅社。该旅社番菜馆宴席上的大菜,是中国式的大菜,即中菜西吃,菜与肉搭配得当,色香味美。爱因斯坦品尝了可口的饭菜后,由衷地夸奖说:"具有古老文明的地方,其烹调也必然发达,中国就是这样,而像美国那些国家则只是像往炉子里添煤似的,只考虑给胃里增加多少卡路里。"午餐后,爱因斯坦夫妇兴致勃勃地来到位于今福佑路豫园商场北侧的小世界游乐场,舞台上演的是一出昆剧。尽管他对剧情并不十分了解,但演员身穿的漂亮服装、高亢和委婉的唱腔、精湛的舞蹈技巧,令他大开眼界。
离开小世界游乐场大楼,爱因斯坦夫妇又游览了老城隍庙。城隍庙是代表上海历史文化的景观之一,是西方人士心目中东方文化的象征。他们漫步走过九曲桥,驻足湖心亭,心旷神怡。随后,德国总领事陪同爱因斯坦夫妇乘车来到南京路游览。据当日的有关报道称,爱因斯坦刚下车,便引起周围中国市民的注意,一群大学生很快就认出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他们欢呼着快步走到他的身旁,祝贺他荣获诺贝尔奖。几名学生还喊着"一二三"将爱因斯坦高高地抬了起来,甚至于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地伸手去摸一摸爱因斯坦,以此为荣。
傍晚6时许,上海著名居士、书画家王震在家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应邀赴宴作陪的有同济大学校长德国人威斯特夫妇、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守克夫妇、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等。出席宴会的中国知识界的代表有《大公报》经理曹谷冰和张季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前任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博士、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及其女儿。宴会前,王震向爱因斯坦夫妇展示了自己多年收藏的中国金石书画文物。爱因斯坦夫妇仔细地欣赏了每一件作品,惊叹不已。
大家入席坐定后,于右任首先起立向爱因斯坦致欢迎词,他热情而恭敬地说:"鄙人今日得与日本改造社欢宴博士,谨敢代表中国青年,略述钦仰之意。博士宴为现代人类之夸耀,不仅在科学界有伟大之贡献与发明。中国青年崇仰学术,故极崇仰博士。今所抱歉者,时间匆促,不能多尽东道之谊,尤不能多闻博士伟论。惟愿博士在日本讲学既毕,重为我国青年赐诲。"爱因斯坦随即起身答词,并由应时博士做翻译。他深有感触地说:"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尤佩服者是王一亭君个人作品。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
接着,张君劢博士又用德语致辞,表示了对爱因斯坦的敬仰和希望。
宴会上,中外人士曾几次请爱因斯坦谈谈相对论的问题。他总是以长途旅行,身体劳累为由,婉言谢绝。王震的家宴于晚9时结束。
在上海仅仅停留一天,却让爱因斯坦感触万端。据《民国日报》的新闻称,爱因斯坦曾向友人表示:"我第一次至东方,极为欢喜,有许多惊异之闻。见此间理想的气候,澄清之空气及南方天空灿烂之星斗,皆使我之头脑得一难以消灭之印象。此种印象,我将永不忘之。我在船上虽只曾为少许粗浅之试验,然我对于相对论之信心,已益加固。"
11月14日凌晨,爱因斯坦夫妇仍乘日本北野丸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日本的神户。
爱因斯坦第二次来到中国是1922年12月31日至1923年1月2日。
1922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完成赴日旅程,在返回欧洲的途中,于12月31日上午11时再次到达上海。这一次,爱因斯坦夫妇在中国东道主的陪同下,逛了上海南市区的旧城。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排排低矮破旧肮脏的小木头房子,里面居住着许多贫苦市民。这与外国租界内的高楼大厦、花园别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判若两个世界。不时有人力车从爱因斯坦一行的身边掠过,他几次见到身高体胖的洋人得意地坐在车上。而瘦骨嶙峋的中国车夫却像牲畜一样,拼命拉车,沿街奔跑。
"太悲惨!太不公正了!"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写道:"……在上海,令人讨厌的欧洲人以及中国的那些招待多数是懒惰,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之辈。中国人肮脏,备受挫折,迟钝、善良、坚强、稳重,然而健全。"
爱因斯坦的女婿根据他的旅行日记,记述了爱因斯坦对上海社会生活方面的印象。他感到:中国人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特别可以理解了。
1923年1月1目下午3时,爱因斯坦应上海犹太人青年会和学术研究会的邀请,在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作了关于相对论的演讲。礼堂挤得满满的,其中有一些中国学者和青年学生。
当时,爱因斯坦用德语演讲,再由工部局的一名工程师现场翻译成英语。其实,在场的中外人士中,没有人真正懂得相对论的高深原理,但他们却被爱因斯坦非凡的人格魅力所感染,被他取得的划时代的科学成就所震撼。爱因斯坦的演讲并不枯燥,他那平易近人的和蔼态度与诙谐幽默的语言,赢得了在场听众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演讲结束时,张君劢博士向爱因斯坦提问,他怎样看待心灵学。心灵学由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洛奇和克鲁克斯创立,当时被少数文人引入中国,大肆宣扬人鬼交往,并形成一定声势。"CenestpasSerieux"(这是不足道的)。爱因斯坦当即用法语回答。
1923年1月2日上午11时,爱因斯坦夫妇离开上海码头,告别中国。
此后,爱因斯坦虽然再也没有来过中国,但他依然关注并声援中国的民族解放和进步事业。直到1953年,七十四岁高龄的爱因斯坦还在给J·E·斯威策的复信中称,中国的贤哲在探索科学发展方面的成就,是令人惊奇的。
三、东方之旅
爱因斯坦喜爱温暖的家庭生活,也爱好旅行,因为他喜欢看看新的地方以及研究他以前未见过的人们。以前的几次旅行都使他感到十分愉快,现在(1922年)他又急于出发前往东方旅行了。
爱儿丝和玛嘉特因未能获准与父亲同行,感到非常失望,但她们的母亲立场十分坚定。
"你们这两个小女孩在柏林有很多的朋友,不会感到寂寞的。"她说,"我平常照顾这个家,以及阻止客人们进入你父亲的书房,已经够忙了,需要出去放松一下。何况,现在我还要费很多心神去照顾一个大孩子呢。"说到这儿,她对她那位老是惹她头痛的丈夫点点头,他不好意思地笑笑。爱因斯坦一向喜欢有夫人作伴,但又忍不住惋惜地叹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在这次旅行中,她将监督他的饮食及服装。
他有一次抱怨说:"女人在家里是跟家具黏在一起,整天绕着家具打转,擦擦抹抹;当我跟一位女人出外旅行时,我成了她唯一的一件家具,她整天忍不住要在我身边打转,尽量找理由来改进我身上的缺点。"
艾莎对这种揶揄并不放在心上,她可以举出几百个例子,说明每当她不注意时,他就会举止失措。
她历数道:"每次当你出外演讲时,我总是为你整理箱子。有一次你回来后,我真是想不透为什么箱子里的每件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后来,我好不容易才逼你说了实话,原来你根本没有打开过皮箱,事实上就穿着那套皱得不成样子的旅行装,上台演讲去了。
"又有一次,你在一项非常特别的会议上演说,当时参加会议的每个来宾都穿着晚礼服,有人问你是不是打算换上晚礼服……"
爱因斯坦打断了她的话,两眼发光地说:"我告诉那位先生,我从来没有打算买晚礼服,因此我要穿着身上这套晚宴服上台演讲。如果他认为我应使人们更尊敬我,我可以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套衣服刚刚刷过。"
不过,爱因斯坦教授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妻子总是替他省掉许多麻烦。她可以在一分钟内决定给侍者多少小费;她虽然不懂《相对论》,但对于简单的加减,却相当熟练。她可以很快算出总账,并且核对一番。他很高兴在旅行期间有妻子的陪伴,在日记上他写了这么一段:"在边界与我的太太走失了,但她立刻找到我。"人们说他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但在这样漫长的旅行中,如果没有夫人照顾琐碎的细节,他就要觉得茫然不知所措了。
爱因斯坦博士不管到什么地方,印度、中国、日本或巴勒斯坦,总是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他不仅被赞扬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也被视为一个最杰出的德国人。当他上次抵达中国上海港口时,当地德国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一齐出来欢迎他。他当时的笑容一定显得很不自然,因为在柏林,那些嫉妒他的声名或是痛恨他的和平主义的人,把他当作是外国人;而在外国,他的同胞却唱着德国国歌来欢迎他。这些远离家乡的德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将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爱戴与拥护。他们认为,爱因斯坦是国际主义者,他一定也有此想法。
在日本,天皇与皇后以招待来访皇族的礼节来招待这位德国科学家。皇后领他到皇宫花园内观看她那些得奖的菊花,一路上用法语和他交谈。爱因斯坦很高兴当时有他的太太在场,因为他对花卉知道得很少,而且很快就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对他来说,每一朵菊花都和另一朵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但艾莎喜爱园艺,当她经过花团锦簇的花海时,不断说出合适的仰慕词句。
这样的访问比许多酒宴有趣多了。在为这位德国科学家所举行的宴会中,每上一道菜都要举行一项特别的仪式。
"想想看,"有一天晚上,教授对艾莎说,"我们今天晚宴的主人对我说,他已经写了四大册的书,用以描述喝茶时所要举行的仪式。"
艾莎笑了,"这种繁文缛节对你来说,大概相当难过吧?我想,你永远无法使这些人明白,为什么你在洗澡和刮脸时都使用相同的肥皂,尤其是那些送了一些最昂贵的肥皂给你的仰慕者。"
"使用两块肥皂,会使生活变得太过复杂,"爱因斯坦坚持说,"如果我必须浪费我的精力来决定使用哪一块肥皂,或是怎样倒茶,我又怎能专心从事我的研究工作呢?"
令他觉得有趣的是,尽管日本人的许多习俗在西方人眼中显得十分怪异,但日本人仍然从其他国家那儿学来了签名的狂热。日本人请他拿着长长的毛笔在丝巾上签名,他觉得,这是很愚蠢的风尚。
这时候的爱因斯坦几乎已习惯于摆姿势供摄影师拍照了。若在柏林,他不是把刊登他照片的报纸不耐烦地丢在一旁,就是出于愉快的幽默心理,假装不认得那张已为众人所熟知的脸孔。他会质问说:"这个又丑又胖的家伙,究竟是谁?"但是,不管他到哪儿去旅行,总有许多人会坚持送给他礼物,使他不知该如何表示感激之情。
一群态度可爱的日本儿童送给他一本彩色图画册,还有人赠送丝巾、刺绣、木刻品等。甚至连一向喜爱漂亮家具及摆饰品的艾莎,在又收到同一件礼物时,也忍不住在心里感到烦恼。柏林公寓里面已经够拥挤了,怎能容得下这些东西呢?
在日本,爱因斯坦接受邀请,发表了一连串的演说。当然,他并不会说日语,必须由另外一个人把他的演讲内容翻译给那些耐心的听众。爱因斯坦后来获悉,他的第一次演说及完整的翻译,竟然使这些极有耐心的听众在大厅里坐了四个小时。他觉得,以日语再重复一次,对于大多数日本听众而言,他的科学想法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他决心行行好事,第二次演说时就把时间缩短到只有两个半小时。
但当他到第二个城市旅行时,他注意到,陪他同行的日本人不断聚在一起,并且谴责似的望着他。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有礼貌的仰慕者竟然表现出如此无礼的态度,深感诧异,决定找出原因。
于是他问一位懂得法文的日本青年说:"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使得你们不断地瞪着我,并且彼此窃窃私语?"
这位日本青年有点踌躇,他不想解释,但他知道,这位贵宾所提出的问题必须予以回答。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告诉你,才不会冒犯你。"他说道,"既然你问了,我必须要告诉你。我们正在讨论,你在刚刚离开的城市里,怎么侮辱了那么多我们的同胞?"
爱因斯坦愈来愈觉得困惑不解,他是不是忽略了什么仪式?他不是一直遵照他细心的妻子的指示行事吗?并未要求那些杰出的日本音乐家再奏一曲,这样做是不是太无礼了?他不喜欢日本音乐,在一次冗长的酒宴结束时,他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任何日本音乐了。
"我怎会侮辱人了?"他问道。
"那位安排你做第二次演说的先生,受到了深深地侮辱,"这位先生说,"第二次演说并没像第一次那样地讲上四个小时。那位先生认为,你没有尊重那些听众,并企图轻视那些听你演讲的各位先生。"
爱因斯坦哈哈大笑,他的日本朋友亦礼貌性地陪着他笑笑。不过他们却一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使他觉得如此好笑。
爱因斯坦在回程途中访问了巴勒斯坦,对他而言,这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但爱因斯坦博士却比许多现代游客更了解它,游客只知道它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教)的圣地。
古耶路撒冷的每一块石头,都充满着丰富的历史与传奇。在"岩顶"处,一位阿拉伯导游虔诚地指着一块大石头说,就是这块石头把先知--穆罕默德,带上天堂。在"岩顶"附近就是"哭墙",耶稣当时曾从彼拉多的审判所沿着这条街道,走向各各他(髑髅地)。现在,来自各国的观光客已把这条街道踏平了。同时,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站在寺庙残余的墙壁前,一面哭泣一面祈祷,祈求使分散各地的犹太人能再团聚。
爱因斯坦也见到了巴勒斯坦的新生活。他访问了医院及幼儿园、农业学校、现代化的报纸与银行。他看到了新社区,那儿的年轻男女以农机及最新的农业技术,征服了当地贫瘠的土地。他不仅在希伯莱大学度过了愉快的时刻,在特拉维夫市也同样高兴。特拉维夫是当时世界唯一全部由犹太人组成的城市,城内的每种工作都由犹太人担任。在这儿,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像在欧洲时那样受到压迫。但爱因斯坦博士并未被兴奋冲昏了头脑,他对当地的几种情况感到困扰,并认为那是巴勒斯坦理想生活中的缺点。他的批评为教友们所憎恨,但他们仍然赞扬他是巴勒斯坦的一位工作者,也是当代最伟大的一位犹太人。
爱因斯坦夫妇是萨木耳子爵(英国指派的巴勒斯坦总督)的贵宾。萨木耳子爵身为英国皇家代表,因此也就生活在皇家荣耀中。每当他离开官邸,都要发射礼炮致敬,不管他在耶路撒冷的什么地方旅行,骑兵们都要在沿途护送。到这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学会不去理睬他认为是毫无意义的那些繁文缛节。但艾莎,由于长久以来公开露面,突然产生了反抗的心理。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德国家庭主妇,"她愤愤地说,"我喜欢自然而舒适的生活,在这种死板板的正式气氛中,我感到很不耐烦。我丈夫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他可以不顾某些礼节,人们会说,因为他是一位天才;但是,如果我不遵守某项礼仪,人们却说我缺乏教养。"
她愈说愈激动,"报纸记者在厌烦了为我丈夫编些愚蠢的报道之后,就开始对我乱加报道。因为我有近视的毛病,某位记者就说,在一次公开宴会上,我错把盘子旁的树叶看作是青菜,而且把它当作沙拉,拿起来大吃特吃。"
爱因斯坦夫妇回国时,是搭船沿着美丽的地中海海岸悠闲地航行,他们很高兴暂时摆脱了受人注目的社交生活,彻底地享受着航海之乐。他们抵达马赛港时,艾莎急着要赶回家。但爱因斯坦喜欢当地浪漫的景色以及西班牙的艺术宝藏,忍不住接受邀请,前去访问那个国家。
在马德里大学,他又接受了一项荣誉学位。到目前为止,他已接受了许多荣誉学位,这是不是国际间已获得更佳谅解的良好象征?他心里想。在战争期间,西班牙一直和德国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位犹太人,他的同胞在1492年曾被西班牙驱逐出境,开始过着流亡生活。即使是现在,也只有少数的犹太人住在西班牙。但西班牙的一些著名学者却推选他担任西班牙学院的委员,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曾在皇宫召见他。奇怪的是,这位不负责任只知享乐的国王却真的十分仰慕这位不拘小节的教授。爱因斯坦对待阿方索国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像在旅途中对待每个人的方式一样。他在漫长的旅程中,曾见过日本皇后,也碰见一位印度脚夫要求他多赏些小费。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他的温情和真诚,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和信任,他从未想过要取悦任何人,始终保持自己纯真的本色。
四、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知道,在德国仍有许多敌人歧视及嫉妒他。但当他回到德国以后,却发现,他在祖国的名声已比以往更为稳固而增强。因为当他还在东方旅行期间,已经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1922年秋天颁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诺贝尔物理奖,是任何科学家、作家或人道主义者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但爱因斯坦并不是以相对论的发现者获得这项大奖,因为诺贝尔委员会认为,目前要正确评定那项引起广泛争论的理论的价值,仍然为时太早。诺贝尔委员会对他得奖的原因只提及他早期在瑞士发表的一篇论文,以及赞扬他在光电法则及理论物理学方面的杰出表现。他们强烈攻击相对论,但他们仍然宣称:"……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业已为他在科学史上获得永恒的地位。"
爱因斯坦除了获得这项殊荣之外,还获得大约四万美元的奖金。他的收入本来就够多,现在又多了这笔额外收入,但他并未改变简朴的生活习惯,他不知要如何生活才会像是一个富人。"上帝并不喜欢奢华的生活,"他有一次说,"我相信他甚至痛恨奢侈。"爱因斯坦只在捐献或从事私人慈善事业时,才会显得特别大方。
爱因斯坦获得这项荣誉之后,大部分德国人把他当作偶像崇拜。德国这个战败的国家,正处于饥饿、不安与羞辱的境况中,而他们的一位教授却获得了这项世界性的荣誉。爱因斯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人,每个德国人都陶醉在这项新荣耀中。
爱因斯坦回到柏林,仍然热心支持那些和平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另一场恐怖的战争,可惜没有效果。一度骄傲的德国人对于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区,深感羞辱。经济萧条的气氛弥漫全国,以前的商人及职工都在街上乞讨,人民在绝望中站起来反对新日耳曼共和国的领袖。这种日渐严重的混乱情势所造成的第一位重要的受害者,就是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他被政敌所杀害。
爱因斯坦对于这位既是好友,又是一位真诚的自由派政治家,遭此横祸,深感震惊。他同意许多人的说法,拉特瑙之所以遇害,不仅因为他是自由派,更因为他是位犹太人。爱因斯坦知道,反犹太主义是一种危险的病态。他觉得连拉特瑙这样,只不过是具有犹太血统的好人都不肯放过,那么,这种疾病将会继续扩展,最后,德国境内每一个宗教及政治的少数民族都将遭到迫害。
"知识促进委员会"成立之初,爱因斯坦接受了邀请,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著名科学家及作家共聚一堂。这个委员会是隶属于"国际联盟"的组织,希望他们能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但一年后,爱因斯坦辞职了。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本以为能以此种方式谋得和平,结果发现,联盟利用其影响力照顾其强大会员国的利益,对于弱小国家却没有任何贡献,甚至未曾对他们提供任何保障。
爱因斯坦觉得,只有国际和平才能实现国际正义。如果有足够的青年拒绝参加,战争就不会发生。当他参加"国际反战组织"时,写下这么一段话:"我请求所有的人……宣称他们拒绝对战争或备战提供任何更进一步的资助。我请求他们写信把这项决定告诉他们的政府,并请通知我,他们已这样做了……我已获得授权成立:爱因斯坦反战基金会。"一连许多年,他都以大笔金钱及他的声誉,继续支持反战基金会。
爱因斯坦的许多朋友认为,这样做是一种不爱国行为,他们宣称:"如果我们的国家再度陷于危险,我们应该准备保护它。"爱因斯坦却认为,知识分子应该领导一项建立和平的活动,使将来不再发生战争。
但柏林许多科学家急于发泄他们的旧仇恨,谴责爱因斯坦访问英国及法国,并和祖国的敌人维持友好的关系。爱因斯坦博士的支持者亦遭到同胞们的谴责,因为他们对"杀害我们儿子的外国人"表示尊敬。爱因斯坦对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心理愈来愈感到困扰,他的本意是企图通过科学研究使这些国家更为接近。
他知道,在某些政治团体里已经出现了敌人,但一般民众仍然爱戴他,令他大感欣慰。他们仍然前来向他请教及要求协助--一位女演员希望借着他的影响力,在剧院获得一席之地;一名男子由于得不到签证,无法移民美国,也来请他帮忙。不过,爱因斯坦接到的信件中,并不全是请求协助的。也有一些是说"我生了一个儿子,如果准我以你的名字替他命名,将感无限荣幸",或"我刚把我最近推出上市的雪茄取名为"相对论",相信你一定感到很高兴"。
通常,访客上门时,正是他忙完一天的工作,准备拉拉小提琴,或是阅读他所喜欢的某本书的时候。他也许会浏览莎士比亚的一出戏剧,或是希腊剧作家的某一剧本,现在他已能欣赏他们那种平静的智慧了。或者,他也会再读读《堂·吉诃德》,因为他对这位狂热的西班牙武士的冒险永远也不会感到厌倦。许多人嘲笑堂·吉诃德,有人说他疯狂,爱因斯坦则把他当作英雄,因为他和堂·吉诃德同样是充满孩子气的理想主义者。他同情这位企图向风车挑战,但却失败的高贵武士。
爱因斯坦教授穿着舒服而宽松的外衣(只要能逃过夫人那双锐利的眼睛,他经常都会不穿袜子)仰靠在客厅中他惯坐的椅子上,耐心地聆听某一位访客畅谈他最近的一次实验;或是听一位经济学家叙述如何使德国免于遭受经济崩溃的一项新计划;某位政治家也许会激动地大谈如何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社会;某些新成立团体的领袖们会要求爱因斯坦支持他们,并要求资助。有时候,来访的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就打开钢琴,拿出小提琴,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找到安详与力量。这时乐声会从窗户流出,飘向宁静的街道。
有时候,他的声誉也为他带来困扰。当玛戈尔出嫁时,她坚持爱因斯坦博士应代表她已死去的父亲,在婚姻注册局的仪式中,把新娘交给新郎。教授虽然抱怨这将占去他部分研究时间,但他仍然答应了。
"但是,你可别想要我戴上高高的大礼帽,或是穿上大礼服,"他向玛戈尔警告说,"我还是穿平常所穿的那套舒适的便装。你放心,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在婚礼上,大家只会注意新娘,谁也不会注意我的。"不料报社的记者却都涌进注册局,成为一群不请自来的吵闹客人。爱因斯坦说没有人会注意新娘的父亲,他的预测错了。穿着漂亮结婚礼服的玛戈尔被人忽略,报社记者们围在穿着舒适、宽松便服的爱因斯坦教授身旁,并坚持要访问他。他被迫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真是觉得厌烦无比,最后好不容易设法溜了回家。
"为什么大家对我的私生活如此有兴趣?"他喃喃说道。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大众永远不厌倦于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爱因斯坦的照片,或是阅读有关他日常生活的琐碎报道,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每个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有惊人的成就,"罗素评论说,"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究竟有些什么成就。"也许这位英国哲学家兼科学家已经解答了爱因斯坦如此广受欢迎的谜底:街上的人们对他的成就知道得少,甚至一无所知。但他却像魔术师那般引人注意,他神秘的成就更使人对他本人发生兴趣。
爱尔莎继续站在她丈夫和大众之间担任保护墙般的工作。"要当这个人的妻子,"她在一次访问谈话中说,"还真不容易。他很固执,却又像个小孩子,必须要好好管住他,但又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在管着他。"
因此,爱因斯坦夫人不得不继续从许多访客中挑选出他可能愿意接见的客人。当他的胃病又发作时,她亲手替他调制他可以吃的食物。她督促教授获得充足的睡眠并适当运动。她跟海伦·杜卡斯(她担任教授的秘书许多年)处理他的许多来信,把应该由他自己拆阅的信件放在一边,来自其他国家需要翻译的,则另放一处。这项工作要占去整天的时间,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她被迫放弃自己的嗜好--阅读、音乐及社会工作。
"他比较重要,"她在一次访问谈话中下结论说,"跟一个像他这样的科学家住在一起,虽有许多困扰,但也有很多趣事。"
也许,爱因斯坦夫人对她丈夫最大的服务,就是她能够以很巧妙的方法,使他不要在书房内专心研究太长的时间。每当他坐上那张最心爱且已磨损不堪的椅子后,他也许忘记究竟坐了多久的时间。有位天文学家告诉爱因斯坦,他有时候每天工作八到十小时,爱因斯坦说:"我无法工作那么久。"他相信自己每天工作的时间并不超过五个小时。但他有个习惯,在离开书房后,脑海里往往仍继续思索一个问题。
他经常专注于计算工作,以至无法回答一项最普通的问题。当他正在思索与他的研究工作有关的事情时,如果有人打扰他,他往往会大吃一惊。
他经常在妻子的催促下出去散步,而走得忘了回家。天气如何变化,对他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乐于一面散步,一面让雨点打在脸上。很多次,当他回到家之后,立即冲进书房,因为他在刚才散步时解决了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正急于把它写在纸上。
玛戈尔现在是一位职业雕刻家,她的作品曾在柏林、巴黎及伦敦展出,受到普遍赞扬。爱因斯坦本人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因此也陪着继女参观许多柏林艺廊。参观展览及观赏戏剧,是他的主要消遣。
在平时,音乐是他最大的乐趣。在旅行途中,他最怀念的是钢琴。当他从东方旅行归来之后,身上穿着外衣,戴着帽子,就立即在客厅里坐下来,演奏起莫扎特的音乐,而由爱尔莎去处理行李。
有一次,他应邀在一处德国小镇举行的慈善会中独奏小提琴,当地报纸的一名记者问,这位来访的音乐家究竟是谁?被问的这人感到十分惊讶,德国竟然还有人认不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他说:"你不认识他吗?他就是伟大的爱因斯坦。"
这位新闻记者自认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资料,于是在其第二天刊出的报道中写到:这位伟大的音乐家爱因斯坦所表现的演奏技巧"是举世无双的"。又发表狂言说,"另外一些所谓的小提琴天才,如果昨晚也在场聆听这位最杰出的大师演奏的话,他们也将被吓得脸色苍白。"
爱因斯坦读到这篇特殊的音乐评论之后,不禁哈哈大笑。虽然他从来不曾炫耀他所获得的荣誉与学位,但这次他却拿了剪报给每个人看。他说:"目前流行的一则笑话,也许是有点儿道理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家--海菲兹,打算放弃音乐改习"相对论",因为爱因斯坦似乎已打算放弃物理学改学音乐了。"
爱因斯坦在慕尼黑求学时,就不喜欢游戏或其他方式的运动。但当他年岁渐大后,却对航海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在驾驶他的仰慕者在他五十岁生日时送给他的游艇出海航行时,获得了最大的乐趣。这艘游艇是根据爱因斯坦精心的设计所制造的。他穿着皮质运动夹克(这副打扮经常出现在照片上),在海上度过了许多愉快的航行时刻。有时候与少数几位最要好的客人在一起,有时候则是单独一人出海。
在他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爱因斯坦博士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贺电。他很高兴,爱尔莎已经同意,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所以不打算举行公开的庆祝会。在过去几年内,爱因斯坦从事太多的工作,不免体力透支。他到过瑞士,向一所疗养院中的年轻人发表一连串的演说。院内的这些年轻病人因患病与外界隔绝,现在他为他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乐趣。
但是,瑞士疗养院的行程为他带来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爱因斯坦因此在床上躺了四个月之久。要他放弃全部的讲学,以及他为国际和平所作的努力,是相当困难的。不过,这段时间过得并不慢,因为他仍然可以靠在垫高的枕头上,研究他的磁能场问题。他以典型的科学性好奇心,向他的医生提出许多有关医疗的问题,逼得那位好心的医生只好随便说些好玩的事来哄他,而不必费神去思索合理的答案。
到了1929年3月14日,爱因斯坦一家人决定享受一些小小的家庭乐趣。"我们简直没有一点私人生活!"爱尔莎抱怨说,"我们不能上餐馆、旅社或剧院。走到哪里,别人都会朝着我们看,令人不自在。"她向一位朋友请求协助,因为这位朋友在柏林附近的哈维尔河拥有一片很大的产业。这位朋友欣然答应把园丁的小屋让他用,因为那座小屋相当隐蔽。附近还有一个小湖泊。爱因斯坦计划的庆祝节目是:驾驶游艇,在安详宁静的气氛中休息,弹奏风琴。
连续好几天,卡片和电报不断地涌到柏林公寓,向这位"国家英雄"致敬。送来生日卡的包括:德国总理本人、政府官员、各国的学者与科学家以及受他援助的各个团体的领袖,当然,还有爱因斯坦各界的朋友。然而,最令他感到高兴的祝福,却是来自那些谦卑的无名仰慕者--学生、缝衣女工样的普通劳工。有一张便条还附上一小包烟丝,便条主人写道,他现在失业,但存了几分钱,买了这个礼物。他写道,他的礼物"相对"较小,但这些烟丝却来自很好的"场"(field,也可作田地讲)。
"好极了!至少他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爱因斯坦博士欣慰而感叹地说。他还没有向皇室及世界各地科学界领袖们的祝贺信表示谢意之前,就首先提笔向他众多礼物中最简单的一个表示感谢。
还有一封信也令他十分高兴,那是美国寄来的。当地的一群犹太复国主义者募集了一些钱,但不是为了购买礼物送给爱因斯坦,而是要在巴勒斯坦种植一些小树丛,并以爱因斯坦的姓名为这些树丛命名。玛戈尔为他做了一个蜡像,也很令他喜爱。另外一项珍贵的礼物是一架显微镜,爱因斯坦像小孩子般兴奋而性急,他刺破手指,好奇地透过显微镜,凝视着神奇的血滴。看完血滴,他又转过头去欢迎唯一的一位访客--一个住在附近的小男孩,他高兴地把一束摘自花园的鲜花呈献给爱因斯坦。
爱尔莎把这束鲜花插在餐桌上的一个花瓶里,她为丈夫准备了他最喜爱的汤、鱼和馅饼,她觉得很抱歉,但又不得不禁止他在愉快的生日里喝咖啡和酒。她甚至想到那几瓶送到他们柏林公寓的珍贵的葡萄酒。但由于爱因斯坦最近刚刚生病,他无法享受这些美酒。
玛戈尔和伊尔丝跟她们的丈夫一起前来参加这个生日聚会。大家欢笑、说故事,并愉快地举杯祝贺这位"过生日的小孩子"。
爱因斯坦喃喃地说:"德国的每个人都对我实在太好了!"
不仅只是个别的德国人,甚至连整个德意志共和国都在庆祝爱因斯坦五十岁生日,并向他致以最高的敬意。在柏林郊区波茨坦的一处小山上,耸立着一座现代化的高塔建筑,是用来观测星星的,这座天文台即以爱因斯坦的姓名为名。为了对他表示尊敬,现在他们又在那儿举行一项盛大的仪式,在仪式中安置了爱因斯坦的一尊半身铜像。
但是,柏林市所赠送的一项正式礼物,为这位教授所带来的苦恼却多于快乐。由于大家都知道他喜欢驾驶游艇,因此柏林市送给他一处靠近哈维尔河的小产业,距柏林不远。这处产业包括一栋漂亮的房子,在此度暑假似乎最理想不过了。爱因斯坦一家人都很高兴,柏林市民羡慕地看着刊登在报上的那栋房子的照片,也觉得这是送给这位为他们大家带来如此荣耀的科学家的最佳礼物。
但是,原来居住在河边这栋舒适房子的居民却并不如此热心。当爱因斯坦夫人去看这栋房子时,并未受到房子主人的欢迎。他们告诉她说,当柏林市政府买下他们居所四周的小公园时,市政府曾向他们保证,他们可以继续住他们的老房子,要住多久就住多久。他们表示可能要住很久,因为他们根本无意搬出去。即使是为了取悦伟大的爱因斯坦博士,他们也无意这样做。
市政府对于他们所赠送的产业竟然不包括房子在内,感到十分难为情,于是提议说,市政府所拥有的这一处公园面积很大,可以建造好几栋房子。那地方位于哈维尔河流过的湖泊旁边,风景最为宜人,最适合于喜爱驾驶游艇的人。市议员们又说,由于他们并未打算兴建一栋新房子,目前只能把土地送给他,爱因斯坦必须自己盖栋房子。
爱因斯坦一家表示同意,但原来那栋房子的主人(他的房子现在被称之为"爱因斯坦之屋")却宣称,市政府曾答应过他,不在他的房子附近搭建任何新房子。他似乎担心,其他房子可能破坏了他观赏湖边的景色。
市政府准备另外选定一个地点。当市民们获悉市政府竟然没有合法权力处理他们所赠送的财产时,都对市政府发出嘲笑。
这一次,市政府的一名代表告诉爱因斯坦:"为了要确定我们所将赠送给你的土地真正属于我们,你是否可以自己选择一块适合你自己而又确实决定出售的土地?然后,我们可以买下来送给你。"
爱因斯坦从不曾做过生意,他忍不住开始怀疑,为什么一向以高效处理市政闻名的市政府,现在却如此拖泥带水?他无奈地告诉他的妻子,要她选一块她所喜欢的土地,"但一定要靠近水边!"然后又回书房研究去了。爱尔莎选定了距柏林不远的卡普斯村内的一处地点,市政府立即同意,并认为她的选择合乎各方面的要求。
但这件事并未就此结束。市议会中的一名代表(是民族主义党的代表,而爱因斯坦一向反对他们的党派)公开发表一篇声明,他大胆地说,爱因斯坦教授并不值得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但市议会中爱因斯坦仰慕者并不同意这种说法。结果竟然引发了政治争论,并在所有的报纸上争执不休。市政府不敢匆忙作决定,准备在市议会下一次会议时再提出讨论。
这时候,即使是爱因斯坦本人也忍不住发起脾气来。他终于明白,虽然柏林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士都站在他这一边,但他在议会中的敌人一定从一开始就反对赠送他这份礼物。他把桌上的文件推开,开始写下这封信:"亲爱的市长先生,人的生命极为短暂,而政府办事却相当缓慢。我觉得如果遵照你们的方法,由于我的生命可能太过短暂,可能无法享受。我谨谢谢你们的盛情,现在我的生日已经过去,我心领你们的美意,请不必再提礼物的事了!"
为了不使自己成为任何政治争论的中心,而且也为了结束这件不愉快的事,爱因斯坦自己买下了他妻子所选择的那块土地,自己花钱建了一幢简单的房子。跟大多数柏林人一样,他认为报纸上有关这次事件的漫画觉得相当有趣,画的是他自己、"礼物房子",以及"痛苦的市政府"--由于它做事拖泥带水,而赢得这项不雅的称呼。
卡普斯村的房子是一处纯家庭式的建筑,爱尔莎将它布置得简单而舒适,正好与优雅的柏林公寓相反。教授选了楼下的一个房间作卧室、书房和工作间,四周墙壁摆满了书。他的书桌就放在一扇大窗子前,只要抬起头来,就可看到窗外美丽的景色。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走到码头,而他那艘"礼物游艇"就停在港内。当他航海时,只有一件事令他感到不愉快--其他船上的陌生人经常驶近拍摄他的照片。但村民们并没有索取他的照片或签名,这令他感到十分高兴。村民们很快就习惯了这位神情愉快、衣着随便的城里人。每当他走进村民当中时,他的银发随风飘动,会很愉快地说声:"你好!"并经常停下来和小孩子说话,拍拍他们的头。
爱因斯坦博士和他的夫人深爱着这四周宁静的自然美景。爱尔莎告诉一位朋友说:"我们把大部分积蓄都花掉了,现在我们没有钱,但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这使我们有更大的安全感。"
她比自己的丈夫更有信心,爱因斯坦很少谈到他对德国共和国或整个世界的恐惧。世界各国虽然已经签署了《凡尔赛条约》,但一直未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当他从东方旅行回来之后才知道在马赛街头说德语非常危险,这件事使他很难过。如今法国人与德国人已经开始互相攻击,同时德国城市中的不安情绪也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能企求安全?
在那次漫长而愉快的旅程中,他一直惦念着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但现在他转过头对爱尔莎说:"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梦!在我们清醒之前,且先享受目前的一切吧。"
五、再次访问美国
1930年,爱因斯坦博士接受邀请,前往美国加州巴萨迪纳的技术学院住几个月。美国和欧洲科学家每年要在这所学院的古典式建筑内集会一次,彼此交换自己研究范围内的一些观念及对将来发展的看法。爱因斯坦很高兴将会晤爱伯特·米契尔森博士,他时年已七十八岁,但对科学仍有极深的爱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他有关光波的实验已被证明在许多年前对爱因斯坦产生极大地启示作用,因此,中年的爱因斯坦仍然把这位美国物理学家尊奉为自己的老师。
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登上"贝尔京兰号"准备前往北美大陆时,忍不住大吃一惊,因为船东已把船上最豪华的套房分配给他们使用。他看着那些豪华的家具、闪亮的酒杯、巨大的水果盘以及高高的花瓶,忍不住转过头,愤怒地对他的妻子说:"爱尔莎,这是不对的!让我跟那些工人们坐在一起旅行,会比较愉快一点。而跟这些昂贵而无用的家具在一起,会觉得难过。我们去告诉服务生,替我们换一间比较小而简单的房间。"
爱尔莎像往常一样,希望他不要冲动。她劝说:"船东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向你表示敬意。你是他们的贵宾,如果你坚持要换间较小的套房,一定会使他们的伤心。你一向和气而体贴,当然是不愿这样做的,是不是?"
确实是的,他一向不愿伤害任何人的情感,不管冒犯他的是轮船公司的船东,或者是餐厅那位坚持把保留给皇室使用的特级房间开放给这位贵宾参观的侍者。爱因斯坦有点怀疑地告诉妻子,希望他不曾冒犯了这些可爱的美国人。因为在他搭船之前,曾发表了一篇声明,声明中说,在他停留在纽约的短暂的时间内,将拒绝接受一切邀宴。他说,他到美国是去休养与研究的,而不是去参加酒宴和接待会的,并且他以罕见的坚定口气说,他绝不接受访问。
在这艘大邮轮向西航行途中,爱因斯坦接受劝导,向美国民众发表了一篇广播声明,他说:"十年后,我今天早晨再度踏上美国的土地,脑海中所想的是:贵国经过辛苦努力,已在世界获得极为重要的地位……贵国今天的政治与经济情况,已使你们可以消除军事暴力的恐怖传统……这也是贵国眼前的重大任务。"
爱因斯坦认为,这篇声明应该可以满足大家,报纸也将因此不会再要求他从事恼人的访问了。没想到,他还未下船,立即被一群兴奋的记者团团围住。他形容他们是一群野狼,每个人都企图咬他一口。这位赴美访问的贵宾本人也十分可观……满头银发四处飞扬,两眼炯炯有神,时而愉快地眨眨眼睛,时而陷于专注的沉思,高高的额头布满智慧的皱纹,脸上的神情相当怪异,混合了聪明睿智与天真。
爱尔莎花了一番心思把她的丈夫打扮得颇为体面,他穿一件黑西装,白衬衫,老式的褶纹,类似于艺术家形式的外套,头戴黑色宽边帽。这群"野狼"望着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则皱着眉头回望着这群"野狼"。即使是一向思维敏捷的爱尔莎也无法把这些人赶走。教授终于承认失败,他面带微笑,愿意接受十五分钟的访问。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既快又激烈。
"能否请你以一句话为你的相对论下定义?"一位记者问道,他停下钢笔等待爱因斯坦的回答。
爱因斯坦笑着回答:"即使花上三天的时间,恐怕也无法下一个简短的定义。"
"你为什么没带着你的小提琴来?"
"我们要经过巴拿马运河前往加州,我担心那儿潮湿的热带气候可能会伤害到它。"
"你在美国会快乐吗?"一位新闻记者问道。
"如果你们各位能让我看看美国,我将会很高兴。"爱因斯坦笑着告诉他们,"由于你们诸位先生一直挤在我身旁,我只能从你们的头上望出去,捕捉一点儿天空的景色。"
"十五分钟已经到了。"爱因斯坦夫人看看手表,提出警告说。
"再问一个问题,"一位记者抢着问,"你是否认为,美国妇女--?"
"不再回答问题了,"爱因斯坦宣布说,"即便是一头乳牛,也只能提供这么多的牛奶,你们已把我榨干了!"他试着从这些热烈的人群中挤出去。记者们开始把笔记本收起来,但摄影师却提起他们的照相机,挤到爱因斯坦和他的译员身旁,说:"请露出愉快的神情。"尽管爱因斯坦已感到不耐烦,他仍然耐着性子显露出微笑,照相机咔嚓作响。一位摄影记者把爱因斯坦上次访问美国期间所拍摄的一张照片拿给他看。"你们冲洗照片可真快!"爱因斯坦开玩笑说。然后,他突然以橄榄球选手的速度突出重围,冲入他的房间。
一位记者紧跟在他后面,并轻轻敲着房门。爱因斯坦把门打开,他轻声说道:"走开吧!"仿佛是对一个顽皮捣蛋的小孩子说话一般,"拜托,请马上走开吧!"
"很抱歉打扰你!"这位年轻人喃喃说道,"但我来晚了一步,刚才没有能够采访到。如果明天纽约每家报纸都登出了访问谈话,而只有我没有--呀,我可能会被炒鱿鱼。"
"你可真烦人!但我不希望你为我而惹上麻烦。"爱因斯坦博士回答说,"进来吧,我将回答你那些愚蠢的问题。"
他尚未把房门关上,又有另外一位年青人溜进舱房来。在爱因斯坦发表谈话时,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匆匆为他画素描,画完之后,这位画家把画像拿给他看,并请求他在画上签名。爱因斯坦犹疑了一会儿。他相当生气,因为他特别痛恨这种素描。但却喜欢写写打油诗,这时忍不住手痒。
这位相对论的作者向记者借了一支笔,然后在画纸上迅速写下一小段艺术评论。大意是说:
你所看到的这头肥胖的猪大概就是爱因斯坦教授本人。
这两个年轻人欢天喜地离去了。爱因斯坦转过身子对他的妻子,扮了一个鬼脸。
"我还说不愿接受访问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恐怕无法在纽约过个宁静的假期了!"
果然,这个"假期"是最为累人的一次。最先开始的是在市政厅举行的一次正式欢迎会。参加这项为爱因斯坦举行聚会的人,有市长华克、德国领事、洛克菲勒、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博士等。
巴特勒在致欢迎词时,描述这位来访的科学家为世界树立了一座"智慧的灯塔"。爱因斯坦很高兴巴特勒在演说中强调国际主义,巴特勒说:"他(爱因斯坦)所统治的领域并不受高山大海的限制……他的声名远播之处以及他的权威所行之处,既没有飘扬任何一面国旗,也没有通行哪一种特定语言。这是一项至高的理想,每个民族的男男女女,不管尊贵或卑贱,在他的国度,都被一视同仁。"
"人类一向急于寻求光明及领导人,以便能够更为妥善地处理人类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及情况。在目前这一时刻,我们举手向这位影响力超乎一切的人士致敬。这位来访的思想君王和这些神秘的思想、关系及方式有直接关系,也唯有天才人物,才能清楚了解及完全遵循。"
巴特勒校长向大批听众说,爱因斯坦已经拒绝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邀请,因为他思乡情切,那位德国领事听到这段谈话,禁不住露出骄傲的笑容。当乐队演奏起德国国歌时,爱因斯坦突然怀念起故乡来。他十分反对德国日益明显的军国主义,但在那一刻,他觉得德国将永远是他的祖国。
爱因斯坦本以为,在纽约这个大城市里,他可能不会受到注意。但是,照相机却不断跟着他咔嚓作响,不管走到那儿,都会有人认出他来。他前去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大批群众紧跟在他后面,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他根本无法欣赏博物馆内的艺术品。他被安排前去参观唐人街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他前往欣赏歌剧,引起观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而不是剧中的女主角。在表演过程中,全体观众站起来鼓掌欢呼,逼得爱因斯坦也只好从他的包厢中站起来,挥手向观众致意。
爱因斯坦博士和他的妻子,很高兴他们在巴萨迪纳可以获得宁静与休息。他们对加州的每样东西都很喜欢,这儿天气良好,跟柏林阴冷的冬天正好形成强烈的对比,美丽的太平洋景色更是令人心旷神怡。爱因斯坦愉快地发现,在加州,他可以安静工作,不必离开书房去参加烦人的酒会和观光旅行。
附近某些富裕产业的主人却无法了解教授渴望独居的心情。幸而爱因斯坦博士懂得如何以英文及其他多种语言说"不"。
有位社交界名媛决定在晚宴上款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增加她个人的荣耀。
"星期一,可以吗?"她问道。
"星期一,我另外有约。"他老老窦实地回答,因为他痛恨说谎。
"也许,周二,或周三?"她急着问道。
"星期二和星期三,要到学校去开会。"
"多可惜呀!你不能改个日期吗?"
爱因斯坦无力地摇摇头。
"不过,"她仍然充满希望地说,"也许你礼拜五晚上有空。"
"礼拜五晚上,"爱因斯坦耐心地告诉她,"我已答应陪我的朋友米契尔森博士去威尔逊天文台,从望远镜中观察星星。"
这位女士屡挫屡败地继续说:"但是,你要知道,加州这儿现在正是雨季。"她提醒爱因斯坦博士说,"星期五晚上可能会下雨,到时候,如果不去研究星星,应该可以答应我的邀请吧。"
爱因斯坦笑得十分高兴,即使是那位女主人也知道他一定是在说笑。"不会下雨的,"他肯定地说,"米契尔森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但他不会拒绝放下工作和几个知心朋友在晚上享受音乐。他不常看电影,但对于《城市之光》这部影片却极其欣赏,他曾以该片的制片人及演员卓别林的贵宾身份参加首映典礼。他也抽出时间和其他的教授作非正式的会谈,尤其是米利康博士,他以前是米契尔森博士的学生。
米利康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并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师。他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并继续从事电子学研究。1922年因为在X光方面的重大发现,而获得诺贝尔奖。现在他是加州研究所所长,因此他有办法替来自异国的科学家们解决任何困难。在他的热情接待之下,这位德国科学家立即觉得宾至如归。
在另一方面,爱尔莎发现她在巴萨迪纳的生活也同样愉快。她很喜欢鲜花,而加州南部四季常青的花园永远令她感到惊叹及高兴。她在社交方面的应酬,比在柏林时少,于是有更多时间陪朋友出外观光。她在投给一份美国家庭杂志的文章中,很感激地提到她的新邻居。
她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由于家庭里有家务劳动都可以靠机器操作,因此美国的家庭主妇有很多的空闲,她对于这一点感到很惊奇。她提及她在巴萨迪纳购物的乐趣--"一家商店内,各种货品应有尽有,而且每样东西都清清楚楚地标上价格。"她赞扬美国妇女在社会工作方面的努力,赞扬她们能够大方地鼓励年轻的学生及作家对艺术方面真诚的兴趣。
爱尔莎跟她的丈夫一样,等到他们必须收拾行李离开美国时,不禁觉得万分惆怅。送别的礼物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成篓的橘子和柚子(这是加州最骄傲的特产)、印第安服饰及篮子、亚利桑那州化石林的漂亮化石、罕见的仙人掌(赠送者坚持说,他们回到德国之后,仍然可以把它加以移植)。甚至还有人赠送几把小提琴,其中一把,据估计价值3.3万美元。爱因斯坦认为必须予以婉拒。他说,像这种高级的小提琴,只能由大师来使用。他对自己会收到如此贵重的礼物而深感困惑。他又想起了一位好心的英国地主,这位地主听说爱因斯坦非常喜爱烤羊肉,竟然远从英国千里迢迢地送了半头羊肉到巴萨迪纳来。"为什么陌生人也会对我如此好?"爱因斯坦真是想不透,他忍不住这样问自己。
爱因斯坦在他的离别声明中提到,美国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堡垒。这句话立即提醒了一位记者,在他临上船前,向他询问有关德国的政治情况。这位记者问道,听说希特勒的影响力已逐渐增加,这是不是真的?德国共和国是否也将像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成为另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国家?
爱因斯坦思索了一阵子,然后作出了谨慎的回答。他从未参与德国政治,但还不至于自禁于研究室中,以致忽视了祖国的动乱不安正在逐渐扩大。他担心他所说的话被人误解,因此拒绝讨论希特勒。
"我并不认识希特勒先生,"爱因斯坦说,"希特勒是因为德国人吃不饱才存在的,等到德国经济情况改善之后,他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
六、遭纳粹迫害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德国过完了1931年的夏天,秋天他又再度访问美国加州技术学院,于1932年春天回到德国。获悉最新的选举消息,他不禁大吃一惊。德意志共和国的新总统是年老的兴登堡元帅。一般群众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胜利而崇拜他,但崇尚民主政治的德国人却为此感到不安。他们知道,兴登堡总统和他的同党痛恨共和制,担心这位老总统是否将加强军备,夺走人民的自由。
此时已是秋天,爱因斯坦准备遵守诺言,第三度前往巴萨迪纳过冬。在卡普斯,一向是模范家庭主妇的爱尔莎,把那间漂亮的小屋子打扫干净,并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然后才把屋子关好。她忙着来往于每一个房间,重新排列她的碗盘,然后把高大的碗橱锁上,把不想带到美国去的衣服收拾起来。同时,她的丈夫或是到湖上去驾游艇,或是在书房里坐上几个小时,双眼凝视着窗外的大树。最后,爱尔莎关闭最后一扇窗子,拔出大门的钥匙。他们夫妇相偕走下小山,走向村子。
突然,爱因斯坦转过身子,他脸色沉重,站在那儿望着那栋他曾经度过许多愉快岁月的屋子。
"怎么了,爱因斯坦?"爱尔莎有点儿焦急,"如果不快一点,就要赶不上到城里去的火车了。"
"现在应该是我们向这幢房子道别的时候了!"爱因斯坦博士回答说,"我希望好好看它一眼。"
"为什么?"她有点困惑,忍不住问道。
"我有种感觉,仿佛再也看不到它了!"爱因斯坦回答。
在他们走向车站的途中,爱尔莎在心里嘀咕:"我除了不了解相对论之外,有时候,还真有点不了解我的先生呢!"
但到了当年的年底,她终于明白了,丈夫的忧虑并非毫无根据。1933年,消息传到美国,兴登堡总统已任命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这时候,深爱祖国的爱尔莎也不得不同意她丈夫的决定:最好不要回德国了。
对于这个曾为祖国带来无比荣耀的大科学家来说,德国已经不能让他安全容身了。在希特勒眼中,爱因斯坦犯了几项不可原谅的罪行:他是位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更是一位犹太人。
希特勒总理曾对那些鼓掌叫好的群众大声咆哮,说是其他各国曾在凡尔赛缔结联盟,企图使德国永远不能抬头,任何一位企图和这些国家和平相处的德国人都是叛徒!
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已成为纳粹党的圣经,他在书中对德国的犹太人一再作出最严厉的指责。他宣称,在和平主义者及共产党的协助下,犹太人使德国在战争中失败。虽然,犹太人在德国总人口中不到十分之一,但希特勒却指责他们控制所有的工商企业,造成德国人的失业与痛苦。他宣称,不管这些犹太人或他们的祖先在德国已经居住多久,他们仍然不能被视为德国公民。
希特勒利用一种共同的仇恨心理促使纳粹党更为强大、团结。他还不准备对法国、英国和俄国这些强大的敌国宣战。但德国境内的少数犹太人近在眼前,又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他们所受到的迫害,是德国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一页。
虽然,爱因斯坦晚年曾协助他的同胞建立以色列,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民或是哪一种宗教的信徒。他曾发表一篇声明,对此做过简单而明确的说明:"这世界上没有比服务人类更高超的宗教。我们同在地球上的这些人,肩负着相同的生命任务。人类的一般福祉在于对全人类的一视同仁,不管是白人或黑人、穷人或富人、基督徒或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或印度教徒……真正的宗教就是真实的生活,生活在善良与正直之中。"
但对希特勒及其党徒而言,爱因斯坦却是一名犹太人。由于他曾获诺贝尔奖,声名显赫,因此成为在德国遭遇攻击的第一位犹太裔的科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嫉妒爱因斯坦的地位及其世界性名声的多位科学家,在纳粹党的鼓励下,开始大力谴责他的理论是"犹太物理学"。1935年,爱因斯坦多年来在科学界中最主要的反对者--雷纳德博士,在一所新的物理学研究所揭幕式中宣称:"我们必须承认,虽然目前德国人在知识方面不如某些犹太人,但我们不愿追随犹太人的脚步。德国人今天必须自行摸索着走出黑暗。"他在演说完毕之后,照例做了一个标准式的纳粹敬礼并高呼:"希特勒万岁!"
所有的德国大学分别做了一次"种族整肃"。最初,那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国或其盟国作战的犹太籍教授,都被允许保持他们的职位,后来连这些例外都被取消。曾经加入任何和平团体或任何非法团体的教师们全都被免职,甚至连娶了犹太女子的教师们也要被撤职。虽然有少数德国知识分子领袖,大胆地为他们的朋友辩护,但大多数人却沉默不语,有的甚至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
在美国,爱因斯坦听说希特勒已开始逐步实现他老早以前在书中所提出的种种疯狂计划,于是前往会晤德国领事。德国领事尽责地把现政府打算公平对待每一位公民的纳粹谎言又重复了一遍。他说:"如果你没有犯错,你在柏林将如你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一样。"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爱因斯坦礼貌地回答,"我只愿留在一个政治自由,而且在法律上对所有人民一视同仁的国家内。但是,目前德国并没有这种情况存在。"
领事馆的一名官员紧跟着爱因斯坦博士走出领事的办公室,他紧张地回头望了一眼,然后低声说:"他--领事先生,这样说只是为了尽他的责任。但我愿意冒险地向你坦白说一声,你不回去是很聪明的决定。"
爱因斯坦教授对他的警告深表感激。难道他祖国的情况真的如此严重,任何崇尚自由的人都无法安全待在国内吗?但他觉得必须等到更为确定这些事实之后,才能公开谴责德国新政府。当记者们要求他对德国政府迫害行动的报道予以评论时,爱因斯坦只是回答说,他和德国的距离如此遥远,他所知道的德国情况并不比任何一位美国记者多。但他接着表示,他无法住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且有种族及宗教歧视的国家内。
七、流亡比利时
1933年春天,爱因斯坦博士和他的夫人离开美国前往比利时。他们在海边避暑胜地里科克奎找到一栋舒适的住宅。玛嘉特也前往那儿与她的父母同住。她结婚以后继续从事雕塑,并在布里吉斯上课。
比利时国王颇具学者气质,而且一直是爱因斯坦的崇拜者,他经常邀请教授前往王宫做客。两人在宫中无所不谈,从爬山一直到世界和平。伊莉莎白王后则是一位极有成就的音乐家,曾跟从音乐大师伊莎叶学过小提琴。爱因斯坦很高兴地陪着另外两个小提琴手和她组成四重奏。伊莉莎白王后也是一位女雕刻家,有一次她把一件刚完成的作品拿给爱因斯坦看。爱因斯坦认真地告诉她:"你实在不愧是一位王后。"她听了十分高兴。
友好的比利时人很快就知道他的私人生活,比利时仍然是一个民主而和平的国家。如果不是几乎每天都有恐怖的消息从纳粹德国传来,爱因斯坦可说是生活得相当快乐。
他不知道是否应该辞去柏林学院的教职,或是等待被逐出该学院。邀请爱因斯坦前往柏林的普朗克博士仍然身居高位,并拥有相当大的权势。普朗克既不是犹太人,而且从未发表过任何一句令纳粹党反感的自由言论,因此他能保住地位及名声。爱因斯坦相信如果普朗克被要求出面为他的老朋友辩护,一定会感到十分为难。因此,爱因斯坦教授写信到柏林,要求辞去他在学院内的院士职务。因为他觉得,在目前政府的统治下,他无法为德国提供任何服务。
学院的院士们希望爱因斯坦不要迫使他们做这项决定。他们以身为无党无派的科学家而感到骄傲。一位思想比较自由的教授问道:"为什么要求一位本身是伟大数学家的院士非得是一位民族思想强烈的德国人不可?我们岂不是将被视为向武力屈服的懦夫?"
但在1933年,德国知识分子中却出现了许多懦夫。纳粹报纸继续谴责爱因斯坦,宣称他在国外期间背叛了祖国。学院为了表示对希特勒政府的忠诚,特别发表了一篇声明,断绝与这位二十多年来为学院带来无数荣耀的科学家的一切关系。
"对于爱因斯坦的辞职,我们用不着感到遗憾。"这份正式声明说,"学院对于他在国外的活动感到耻辱,学院的会员一向忠于国家。"
爱因斯坦认为他必须就这项不忠的罪名为自己提出辩护。"我并不知道我在海外曾散布有关德国的不忠报道。"他写道,"我已经注意到德国新政府成员所发表的一些声明并予以评论,尤其是有关企图毁灭德国犹太人一事……报纸对我作了许多不利的报道,而学院对报纸所发表的声明,则助长了这种情势。"
学院的一名代表回答说,就算爱因斯坦不曾侮蔑德国,但他身为学院的一名成员,应该就不公平的报道,替祖国辩护,这显然是他的责任。这封信说:"像阁下如此著名的人物,只要能替德国说句好话,将会在国外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流亡海外的爱因斯坦知道,这样争论下去毫无用处。他的某些伟大的研究工作是在学院内完成的,要想打破漫长的二十年来所建立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爱因斯坦突然觉得自己十分衰老而且泄气,于是他提笔向以前的同事们写了一封告别信。
他说:"要我说出这种"好话",无异是要我否认我终生所奋斗追求的公正与自由。这样的证词对德国人民来说,不会是"好话";相反,这样的声明只会破坏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建立荣誉地位所必备的思想与原则。阁下的来信使我再次觉得,我辞去学院职位的决定是正确的。"
虽然爱因斯坦曾公开批评苏联,但现在却被视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被指控在卡普斯的避暑小屋中贮存了许多武器供共产党叛军使用。纳粹警察闯入那栋漂亮的小屋去搜索弹药及武器,经过彻底的搜查,只找出家具及科学书籍。但爱因斯坦花费不少积蓄所建造的这间小屋以及他在柏林银行的存款,全部被没收。德国政府通知他说,他的财产已被没收,因为这些财产很显然将被用来资助共产党发动革命。
就在这段恐怖气氛日益浓厚的时间内,有人在柏林国家歌剧院门前焚烧了一大堆的书籍,放火的并不是无知的暴民,而是身穿制服、纪律严明的纳粹党人。海涅的歌曲很久以来一直受到德国人的喜爱及咏唱,但现在他的歌曲却被焚烧,因为作者是犹太人。像杰克·伦敦及海伦·凯勒这些美国作家的作品也被付之一炬,因为杰克·伦敦除了撰写冒险小说之外,还撰文为社会主义辩护;海伦·凯勒则被指为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有关"相对论"的论文也被投入烈火中,使火势更为猛烈。
但是即使是在纳粹德国,要想消除爱因斯坦的影响力也是不可能的。新帝国的一些胆怯的教授,在上物理学时,不敢提到爱因斯坦的名字,这样才会比较安全。但在讨论时要想不提及"相对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学者经常弄得左右为难。他们不知道要如何将他们纳粹主子的政治思想和他们自己的科学思想明确地分开!
犹太科学家统统被赶出德国大学,即使没有人能够指出他们曾发表不忠的言论,仍然要被逐出校门。不同意粹纳做法的非犹太人,也很快受到了迫害。普朗克曾利用他的影响力庇护许多不受纳粹喜爱的科学家。他一直希望,纳粹的怒潮将会平息下来,而使这些曾以他们的科学成就为德国带来许多荣耀的科学家不再受到伤害。但是,迫害的情况却一天比一天严重。
普朗克曾晋见希特勒,但那位疯子拒绝聆听他为同事们所提出的请求。显然,德国的任何人都必须同意纳粹迫害犹太人。
起初,爱因斯坦的某些朋友认为,这场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教授将可安全回到祖国。但很快,即使是这些乐观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德国已变成一座疯人院,在这所疯人院里,除了管理员之外,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当年爱因斯坦由于对德意志共和国的忠诚,而恢复取得德国公民权,这是他的一项错误。如果他继续保持瑞士公民权,以外国人的身分,或许可以保住那些被纳粹政府所没收的财产。
"我们不会为了被抢去的那栋可爱的屋子及存款而忧虑,"艾莎勇敢地说,"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女儿和她们的丈夫已经安全逃出德国,比利时政府将会尽力保护我们的。"
但是,不断地有谣言困扰着他们安宁的流亡生活,并使她越来越感到焦虑。据传抵科克奎的一项报道说,一个纳粹组织已经提供五千美元的奖金,征求刺杀这位最杰出科学家的人。
"我还不知道这颗脑袋竟值那么多钱!"爱因斯坦摸着自己的头,不禁哈哈大笑。
但艾莎可笑不出来。她知道,纳粹德国的秘密特工人员在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很活跃。幸好,比利时政府及王室答应保护他们,才使她放松心情。
由于这种保护措施,曾有一次,使得替爱因斯坦撰写传记的物理学家菲力普·佛兰克在1933年夏天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局面。当他前往比利时旅行时,他决定去访问爱因斯坦,但他不知道爱因斯坦的地址,当他到达科克奎之后,曾向路人打听爱因斯坦的住处。
路人毫不犹疑地向他指示详细的路线,他很快就来到耸立于沙丘之间的一处小别墅。佛兰克博士知道已经来到了目的地,因为当他走近之后,就认出爱因斯坦夫人正坐在屋前的走廊上。两个高大、魁梧的汉子站在台阶前,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话。
那两人看到佛兰克走上小径,立即冲上前去。他们一把抓住他,粗鲁地把他拖到爱因斯坦夫人面前。爱因斯坦夫人吓得脸色苍白,她仔细看了很久,方才认出是佛兰克博士。
"呀,是佛兰克博士!"她叫道,"很抱歉!"并转身对那两名大汉说:"请放开他,他是我丈夫的一位老朋友。"
那两名男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转身走开。爱因斯坦夫人赶忙向佛兰克解释说:"他们是负责保护我们的警卫。他们刚跑来告诉我,村子里出现了一名陌生人,因此匆忙中误认你是一名刺客。"
"你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她问道,"比利时政府为了保护我丈夫的安全,已经下令任何人不许说出他的住处。"
佛兰克博士对她说,他到达科克奎后,向路上遇见的第一个路人问路,立即得到满意的回答。爱因斯坦夫人听人如此一说,立即心生警惕。但爱因斯坦反而觉得好笑,他倒不认为比利时警方的保护已失去作用。
"德国人怎会认为我的丈夫是个危险的敌人?"艾莎惊叫道,"不久以前,我们接到一封以德文写来的信,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可是,他坚持说,必须和教授见面谈谈。我写信请他来这儿。当然了,由于最近常有人提到暗杀,我不想让一个陌生人见我丈夫。"
"那人告诉我说,他以前是纳粹冲锋队的人员,如今已背叛纳粹党,现在想要出售纳粹党的秘密情报。他甚至希望爱因斯坦博士能付出相当的代价来购买这份有价值的情报。"
"我问他,"爱因斯坦夫人继续说,"你怎会认为爱因斯坦教授有兴趣知道纳粹党的秘密呢?"
他回答说:"每个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教授是世界各地反纳粹分子的领袖,因此我才打算把如此重要的情报卖给他。"
爱因斯坦对他妻子的惊恐哈哈大笑。当他在准备前往伦敦演说时,曾接到一封威胁信。信中表示,如果他在伦敦演说,将会遭到谋杀。爱因斯坦把那封信丢到一边,继续撰写他的演讲稿。结果,他在伦敦发表演说时,挤满了许多听众,奉命前去保护他安全的伦敦警察,也跟着群众们热烈鼓掌。本身也是流亡人士的爱因斯坦博士,为那些被希特勒政府驱逐出境的犹太难民们大声呼吁,希望全世界善心人士予以援助。他的演说揭开了一项世界性的支援活动,最后共募得五百万美元的基金,以协助这些不幸的犹太难民在国外开始新生活。
爱因斯坦比起那些被迫流亡国外的同胞们幸运得多,当他已经不能再在德国立足的消息传开以后,许多著名的大学都聘请他前去任教。西班牙古老的马德里大学特别派了一名代表亲自来邀请,巴黎大学也聘他担任教授。不过,爱因斯坦并不希望留在欧洲,他认为纳粹的恐怖行动将会蔓延到邻近各国,欧洲也将不得安宁。朋友们对他的决定感到很欣慰。他们一致认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爱因斯坦的安全,如果纳粹已决心置他于死地。
虽然,爱因斯坦几年前曾访问巴勒斯坦,并对那儿的情况留下极佳的印象,但是他却拒绝接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邀他前往任教的请求。他知道,一些被逐出纳粹所控制的大学的较年轻而且知名度不高的科学家们,很难找到新的教职。他说,希伯莱大学应该优先考虑这批人。
爱因斯坦决定下半辈子在美国度过,因为他在美国已结交了许多热情的朋友。
在纳粹上台的几年前,美国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亚伯拉罕·福列斯勒博士,曾前往卡普斯的爱因斯坦那栋舒适的小屋与他会晤。当时,福列斯勒博士要求爱因斯坦加入刚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成立的高级学术研究院的教学阵容,爱因斯坦对此十分有兴趣。但他说,他已经答应在第二年的冬天前往巴萨迪纳,并且坚持每年必须在柏林服务几个月,因为他无法背弃他对德国老朋友们的忠诚。
现在,他再度考虑起福列斯勒博士以前的邀请。
当讨论到未来的工作酬劳,爱因斯坦提出的数字竟然出奇少,令福列斯勒博士感到很吃惊。福列斯勒博士建议说,这件事应该由他和爱因斯坦夫人来决定。福列斯勒博士认为,爱因斯坦夫人才是家里的财政主管,爱因斯坦很高兴地把合约这一部分移交给他太太。
此后,在1933年10月,爱因斯坦夫妇在英国的某一港口搭船前往美国。
八、到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任教
爱因斯坦于1933年冬天在美国开始了新生活,他受聘于普林斯顿高级学术研究院,这是美国最进步的一所学校。福列斯勒博士创设这所学校主要是为那些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创造在自己的学术专长范围内继续进行研究的机会。这位美国教育家是仿照自由时代的德国大学而创设他的学校,开始时只设立一个数学系,但很快又增加了一些相关科系。
按照福列斯勒博士计划,他所聘请来的那些伟大的学者们不仅要在课堂上与学生见面,更应该亲自指导他们从事研究工作。对于学生与老师的挑选,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努力,绝对不会因为他的政治或宗教信仰而遭到不公平待遇。最初,该研究院设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大楼,1940年,迁到普林斯顿这个历史性小镇郊外几千米的大楼内。
在高级学术研究院内,爱因斯坦教授享受到最大的自由。他不必定期上课,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他对美国大学校园内的随和气氛感到十分高兴。爱因斯坦以前所认识的那些德国教授,随时都要装出政府官员似的严肃面孔,但在研究院及普林斯顿大学内,教授们都很随和。某位教授可以在闲暇时从事园艺或打高尔夫球,也可能出现在橄榄球比赛场地上,热心地为普林斯顿球员加油。往往在同一天晚上,这名热情的加油者,又可能担任一次重要的政治会议的主席。
在普林斯顿,一位教授可能拥有十几项兴趣,或是像爱因斯坦一样,沉迷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爱因斯坦第一天被带去看自己的办公室时,学校人员问他需要什么设备。
"呀,"他回答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纸和粉笔。哦,对了,还要一个大的字纸篓,至于为什么要大的,因为这样子我才能把我所有的错误都丢进去。"
在研究院里,爱因斯坦博士继续进行他多年以前在柏林所作的"引力场"的研究工作。这个"统一场"的理论,包括引力、电力磁力以及原子核中的力量,这可以提供原子能。爱因斯坦以前的目标是用一项理论来解释这三种不同的力量。
就像他在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的二十年后,对一位摄影人员所说的:"你拍好照片,就等于完成了工作。但在理论上就不同了,工作永远没有完。"他又说:"目前有两个年轻人跟我一起工作,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的日常问题。"
爱因斯坦很幸运地拥有一些聪明的年轻数学家及物理学家充当他的助手,他们为他解决了许多费力的计算工作。其中一位是黎格波·英斐德博士。英裴德永远记得,当他以前在柏林举目无亲时,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爱因斯坦的真情。现在英斐德的祖国波兰已被希特勒的军队占领,通过爱因斯坦的影响力,他才得以安全逃到美国。
英斐德希望能被获准与他最敬爱的人一起工作,他等待任命,却久无下文,因而显得不耐烦。爱因斯坦温和地安慰他说:"不要急,有许多问题等待了好几个世纪才得到解决,你再多等两个礼拜也无妨。"
与所有真正的科学家一样,爱因斯坦知道如何保持耐心。英斐德也拥有一种发现者的永恒兴奋情绪,他在自传《寻觅--一名科学家的诞生》里,有如下的一段描述--我属于科学家的大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兴奋的好奇时期。在那段期间内,除了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些问题之外,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几乎都并不重要……我们也许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找出正确的实验方法。我们必须尝试不同的方法,在黑暗中摸索。而我们一直知道,一定有一条宽阔而舒适的大路,通往我们的目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种情绪,不管是爱因斯坦或是一位学生,从事第一项研究时,都曾体会过这种痛苦、失望与喜悦的滋味。他们两人在一起作了许多次长谈,并从谈话中整理出他们两人合作的一本著作《物理学的演化》。这本书出版之初,英斐德将一本先行赠阅的版本送给爱因斯坦,但爱因斯坦似乎一点也不感到兴趣。出版商问了英斐德许多次"爱因斯坦喜欢这本书吗?"这叫英斐德博士怎么回答呢?因为爱因斯坦教授根本未曾打开过这本书。
"某项工作一旦完成,他对这项工作的兴趣也就随之消失了,"英斐德说,"这同样可适用于他的科学论文上。后来,很多人拿了这本书请他签名,以致使他养成一种习惯,每当看到那本书的蓝色封面时,他就会自动去拿起钢笔。"
在这本书推出的前一天,纽约一家大报的记者在晚上11点打电话给爱因斯坦博士,请他对这本著作说几句话。
"我所能说的,都已经写在书上了。"爱因斯坦回答得很干脆,随即挂上电话。
这位记者是否曾费神去阅读《物理学的演化》,从而了解爱因斯坦的思想,不得而知,但确实有很多人争相购买,使得这本书真的成为一本畅销书。英斐德同时很惊讶地发现,在一个星期之后,这本书的销量更大,甚至超越了畅销一时的卡耐基著作《如何结交朋友及影响他人》。
爱因斯坦仍然不发表评论。他对这本书已没有兴趣,就像他以前曾经出版过十本书,但立刻就将它们忘掉了。
他的一位助理,班尼斯·霍夫曼描述爱因斯坦和他的工作人员讨论某项问题的情形说:
"爱因斯坦教授总是靠在椅子上说:"我们一定要想一想。"他把自己的头发卷在手指上,沉思一会儿。然后,就会想出答案来。不过,有时候要花上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就像在柏林一样,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家也很快成为音乐和闲谈的中心。这位白发、满面笑容的博士,成为附近小孩子们最欢迎的人物。他们都很喜欢述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欢度第一个圣诞夜的情景。
在圣诞夜里,一群小孩子前去按门铃,当爱因斯坦出现在前廊时,他们就开始唱起圣歌来。他很专心地听着,但在演唱完毕后,有位小男孩要求给他们一样礼物,他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样的礼物?"爱因斯坦问道。
"哦,人们通常赏我们几毛钱。"
"等一下。"爱因斯坦博士说。
这些小孩子认为他是要到屋内去拿钱。但几分钟后他再度出现,穿着皮上衣,戴着一顶小帽,一手拿着他的小提琴。
"我跟你们一起走,你们唱歌,我拉小提琴。"爱因斯坦说,"但你们一定要答应分给我一点钱。"
在他们到达美国后的最初几个暑假里,爱因斯坦一家人找到了一处宁静的避暑胜地,使爱因斯坦可以再度享受驾驶游艇的乐趣。有一次他把游艇开上了沙岸,被一位划船的小男孩发现了。
"怎么了,先生?"他叫道。
"这儿的水太浅,必须等到涨潮后才能离开。"爱因斯坦回答。
"要不要我去找艘大一点的船来把你拉出来?要等四小时之后才会涨潮呢。"
"不必了,谢谢你。"
"但是,你在这四小时之内怎么办呢?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对这位好奇的小男孩摇摇头。"我会很愉快的,我可以坐在这儿想问题。"他回答说。
爱因斯坦教授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的同时,艾莎则试着使他们现居的房子像他们的柏林老公寓那般舒适。熟悉的家具和照片使她不致觉得太寂寞,她知道他们不是短暂访问这个友善而陌生的国家了。已届中年的她,发现很难适应新的环境。她经常想家,怀念她从小熟悉的景色及人物。她想不通,为什么丈夫那么快就能适应美国的生活!
这时又传来她的女儿爱儿丝在欧洲死亡的不幸消息,使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她非常悲痛。幸好她的另一个女儿玛嘉特也搬到普林斯顿,才使她稍感慰藉。
随着他们一家搬到美国的,还有爱因斯坦博士的秘书--海伦·杜卡斯小姐。她现在必须回复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信件,像是:"能否请您运用您的影响力来影响柏林的美国领事?我的家人和我都得不到签证,而等待签证的人又那么多。如果我们不赶快离开德国,可能就太迟了。"有位学生要求帮助他进入美国大学;一位逃出德国但留在西班牙的犹太科学家,请求爱因斯坦推荐他在美国担任一项研究职位,多么卑贱的研究工作都可以。
爱因斯坦一向乐于协助不幸的人们,现在他比以往更热心地向这些陷于绝境的难民们伸出援手。曾经有一次,有人问道,为什么他同时推荐四个人去担任某一家美国医院的X光医师?
"我推荐四个人去担任同一个职位,"爱因斯坦承认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理由,而且我也叙述了这些理由。相信医院方面会视才而录用的。事实上,他们是这么做了。"他对于不能拒绝这四个求助者的这件事,似乎觉得很不好意思。
在到达美国后不久,爱因斯坦博士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为犹太难民们筹募生活基金,结果募得六千美元。多年来他一直深居简出,不愿抛头露面。他认为自己所能办得到的只是自由捐款,以及利用他的名气支持他所感兴趣的团体。但现在,由于情势需要,爱因斯坦开始撰写文章,并在电台发表演说,攻击日渐严重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他以绝对的权威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他不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也是逃往美国最有成就的犹太难民。
在纽约世界博览会期间,巴勒斯坦也在会场设立自己的展览馆。每当某一个国家的展览馆揭幕时,那个国家的大使就要向美国大众发表欢迎的演说辞。但是,由于巴勒斯坦仍在英国控制下,并没有自己的大使,那么应该由什么人来代表巴勒斯坦致欢迎词呢?负责的委员会考虑了许多位杰出的犹太人。最后一致认为,再没有谁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更能代表犹太人。
不久,他甚至接受劝告,穿上僵硬的衬衫和礼服,出席纽约的一项午餐会,庆祝巴勒斯坦的希伯莱技术学院在美国成立高级研究所。尽管他为人谦逊,但这一次似乎很高兴特拉维夫的物理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此时希伯莱大学也拥有了自己的校区,可以俯视整个耶路撒冷,该校接受了爱因斯坦捐赠的相对论原稿,并把它视为一项最宝贵的礼物。
巴特莱·克拉姆在他的《丝幕之后》一文中,谈到爱因斯坦给他的印象:……他走进房内,使我们的听证活动受到打扰。虽然当时有另一位证人在作证,但当房门打开,听众们一见到他们在报纸杂志上经常见到的那个熟悉的人影时,立刻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满头白发几乎垂到肩上,步伐缓慢,看来好像是从圣经故事中查出来的先知。哈奇森法官大声呼叫遵守秩序。后来轮到爱因斯坦发表证词时,哈奇森法官说:"那些认为我刚才阻止他们向爱因斯坦博士表示欢迎的人,现在可以向他表示欢迎之意了。"房内立刻响起了如雷的掌声。爱因斯坦博士低声向身旁的一位朋友说:"我想,他们应该先听听我要说什么,然后再鼓掌。"……曾在柏林出现的那种对爱因斯坦的英雄式崇拜,在美国又再度出现。有一次爱因斯坦在匹兹堡对一群科学家发表演说,演说完毕后,他退到礼堂的贵宾室,布幕开始降下。有位狂热的听众竟然跳上讲台,抢下爱因斯坦刚才用来在黑板上讲解理论时所使用的粉笔。他虽然拿到了粉笔,却被急速降下的布幕打中头部,当场昏倒。
当以相对论为题材的影片在纽约的美国历史博物馆放映时,许多无法挤进去的观众曾企图把大门推倒。第二天早上一家日报的头条标题是:"博物馆的警卫被科学迷制服,警方驰往增援。"另一家报纸的标题是:"四千五百人为了观看爱因斯坦影片,在博物馆大打出手。"
在爱因斯坦一家人搬到普林斯顿三年后,麻色街舒适的老家生活方式因为艾莎的生病而受到影响。以前她经常在屋内跑进跑出,一会儿在厨房里为她的丈夫准备他喜爱的茶点,一会儿又跑到客厅,对一位访客说,不可以打扰她的先生。
在妻子弥留的最后几个星期中,爱因斯坦并未到研究院为他准备的办公室去,他都是留在家中二楼的书房里研究。从大窗子望出去,他可以看到艾莎十分喜欢的那个花园。他经常将桌上的一些文件推开,试着翻阅书架上的几本书。不久,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坐在他妻子的床边,很少说话,只是静静聆听她诉说在德国的那些愉快的日子。
有时候,她会提到她的女儿爱儿丝:"她是那么漂亮,那么年轻,竟然去世了。"一旦勾起慕尼黑儿童时代的回忆时,她就会谈到爱因斯坦屋后的花园以及爱因斯坦最喜欢躲藏的那个树丛。"你那时候真是一个很不友善的小男孩,你总是躲着玛加和我。当她嫁给你在瑞士最敬爱的一位教师的儿子时,我们都太高兴了。我希望她能早点来看看我们。但我想我不会在这儿见到她了。"
在艾莎去世几天之后,英斐德前往麻色街拜访,家里的人告诉他,教授已回到研究所的办公室工作了。
英斐德感叹地说:"只要爱因斯坦还活着,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的工作。"
九、为原子弹提出理论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焰像草原上的大火,迅速燃烧了整个欧洲,但梅塞街家中的生活却很平静。杜卡斯小姐把爱因斯坦夫人的责任加到她自己的身上,她照顾爱因斯坦的生活同样周到而严厉,对于一些不速之客,也同样予以阻挡。玛戈尔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她经常前来探望,并且给这里带来年轻人的欢乐。她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教授很快就喜欢上它的娇态。不久,奇哥--一头完全不守秩序的小狗,又加入了这个家。
1939年,玛佳来看她的哥哥。许多初次见到她的人,都对他们兄妹的如此酷似感到惊讶不已。玛佳的声音竟然与她的哥哥十分相似,而且说话时的语调也差不多,她爽直的个性也像她的哥哥。
另一些受到欢迎的访客是他的儿子汉斯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伯纳德,严肃而好学;小艾芙琳,梳着小辫子,活泼可爱。汉斯在南方待了一阵子之后,带了家人搬往伯克莱,后在加州大学工程系担任教授。他的弟弟爱德华研究医药,和他的生母一起留在瑞士。
爱因斯坦1933年到美国去,是以观光客的身份签证入境的,他急于要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但根据移民法的规定,必须先在某处外国土地上向美国领事提出申请。因此,爱因斯坦前往英国的属地百慕大,在这里他受到热烈的欢迎,美国领事设宴款待他。现在,爱因斯坦已获准以一位永久居民的身份进入美国了。
要想成为美国公民没有捷径可循,他从百慕大到达美国之后,还要再等上五年,才能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他和玛戈尔及杜卡斯小姐花了许多时间研究宪法及美国历史。1940年在爱因斯坦的生命中是决定性的一年,对他的秘书及继女而言也是如此。他们顺利通过考试,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来说,他绝不会盲目信仰他的国家--不管他的国家是对还是错。身为欧洲人,他比许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能清楚地看出侵略国的阴影正缓慢、但肯定地笼罩在他们所选定的猎物上。他的恐惧感与日俱增,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为;意大利占领了无助的埃塞俄比亚;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党干预西班牙;德国占领了捷克。他对美国及欧洲民主国家的盲目及犹疑不决深感纳闷,这些国家为什么对这些动乱袖手旁观?
有一次,他问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为什么美国不以商业抵制的方式来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对我们的商业利益太重要了。"这是他所获得的答案,"我们的许多位大商人坚持出售石油及废铁给日本。"爱因斯坦想不到一个爱好自由的国家竟然把战略物资出售给侵略者,这使他十分惊讶。
同时还有人提醒他,抵制某一个国家以及拒绝购买它的货品,实际上就等于是不宣而战。爱因斯坦已不再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他仍然深信,战争是人类的最大祸害。他也知道,现在再不抵抗,就太迟了。当他读到从挪威到苏联的一些非战斗人员遭到屠杀的新闻时;当他想到欧洲最优秀最勇敢的领袖们,正在集中营内受苦受难时,他深信,暴力一定要用暴力来对付,否则,一些善良的人类就耍从地球上消失了。一群比利时年轻人问他,如果比利时参加战争,他们是否应该拒绝参战。这位以前是"反战"领袖的科学家断然宣称,他们应该为祖国的自由而战。
有一次,爱因斯坦的一位同事在讨论"相对论"时,问他:"在科学发展方面,你下一步将向哪一方向发展?"爱因斯坦的回答,更像是一位诗人,而不像是一位科学家。他说:"谁敢说一棵正在成长中的树木,它的树枝下一次将伸向何处?"爱因斯坦本人也没有想到,他那个著名的公式E=mc2将获得运用并且震惊全世界!巴萨迪纳的米利坎博士在提到这个公式时,一点儿也没夸张。他说这个公式"是有史以来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一个公式"。
爱因斯坦远在1905年就已表示,能量可转变成为质量,而质量也可转变成能量。在他发表这项声明三十三年之后,这项理论成为铀制造的基础,并导致原子弹的发明。
1938年在凯色威姆研究所,奥托·哈恩和利丝·迈特纳一起研究这个公式。爱因斯坦一向十分欣赏后者,他称她为"我们的居里夫人",他说这位奥地利女科学家甚至比居里夫人更伟大。哈恩和迈特纳小姐发现了铀原子可以予以击破,而放出能量来。
幸好德国人尚没有能力制造原子弹,这也是人类的幸运。利丝·迈特纳由于具有犹太血统,她的生命很快受到威胁,幸好她躲到瑞典去了。后来,由于德国在苏联前线战败,希特勒和他的将领觉得他们再也不能把庞大的财力和人力应用在哈恩和迈特纳所创立的研究工作上,他们认为应把全部人力和物力用于制造急需使用的弹药之上。由于他们急于制造战争所需的武器,所以也就无法充分协助德国科学家们研究这项新的而可怕的力量。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里,显示了科学家彼此间的惊人合作。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及工程师,从爱因斯坦一直到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在原子弹的戏剧性制造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利丝·迈特纳带着她的实验结果流亡国外,并会晤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尼尔斯·波尔博士。波尔虽然不像爱因斯坦那般举世皆知,但在物理学方面也同样赫赫有名,而且他在英国和卢瑟福研究之时,曾对原子的构造做过漫长而深入的研究。利丝·迈特纳的发现使波尔更感兴奋,因为恩里克·费米--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暴虐统治下逃到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已经预测到这种可能性:分裂一个铀核子之后,经由一项连锁反应,可以使其他核子重复分裂。
从计算中获知,一磅铀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燃烧几千吨煤的能量,所以许多科学家们深信,可以制造出铀弹,其毁灭力将是一般炸药的几百万倍。
费米在获知利丝·迈特纳和波尔会晤的结果之后,立即和西拉德(从柏林大学逃出的一位犹太难民科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科学研究)会晤,讨论需要多久就可制造出原子弹。他们知道,美国政府必须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建立起实验室以及提供科学工作人员。他们认为,如果把这件事向陆军或政府官员提出,是很不聪明的做法,这些官员可能会斥责他们是不切实际的大学教授。不过,罗斯福总统倒是经常召见科学家,并给予多方协助。因此,他们认为,如果直接去见这位三军最高统帅的话,也许这件事可以很快获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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