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一个完整的人

    爱因斯坦曾经表示："我自己就体会到，既要从事呕心沥血的脑力劳动，又要保持着做一个完整的人，那是多么困难啊。"

    爱因斯坦所说的做一个"完整的人"不是指无缺陷、无疤痕的人，不是与"赤金"类比那种意义上的"完人"。他常提到的作为"完整的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指那样一些人：他们沉溺在抽象的问题之中，对人类最迫切的需要视而不见，一碰到政治问题就采取最小阻力政策，完全躲避到自己的专业知识里去。在爱因斯坦看来，这绝不是"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人就是做一个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

    爱因斯坦充分了解到，科学家不是生活在抽象思维和实验操作的真空里，科学家是一个人，他必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的气氛中，而这种气氛是受到他在的那个国家所制约的。科学家辛勤地劳作是为了全人类的事业，是为了人对宇宙世界的认识，而这种事业和认识一方面推动着社会力量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力量一定程度上的控制。科学家创造的成就在付诸应用时同样由这些社会力量来定向，同时科学家本身也不应该脱离这个社会力量而置身事外，科学家就是社会的一员。爱因斯坦在感到做一个完整的人显得困难重重时，心中所焦虑的是社会力量如何对待他心目中的世界图像和他所追求的真理的。他始终抱有一个信念：世界是统一的、和谐的、完美的，其规律是那样的美妙，让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人所置身的这个社会世界也应该是统一的、和谐的、完美的。对他来说，单纯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态度上对正义的维护。正像对待知识他永远是一片赤诚之心一样，对待社会问题他也总是光明磊落，不因强权而屈服，不因邪恶而退缩，不因凶残而躲避。是生活、事实、政治警告了爱因斯坦不能做一个书斋中的学者。他和他的理论都经受过风雨严寒的袭击，这种袭击相当一部分并非来自学术界，因而使他的大脑愈来愈清醒。他所遭到的围攻、歧视、误解、人身攻击，直至被抄家，被凌辱，著作被烧毁，财产被没收，被剥夺公民权，被悬赏，这一切都曾横亘在他的面前，他未曾低过头。如果说爱因斯坦对社会正义，对残杀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直觉反对的话，那么当他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面临着恐吓与辱骂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奋起抗争的战士了。

    二、淡泊名利

    全世界都在谈相对论。各式各样的哲学家、科学批评家、打油诗人、漫画家、无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前所未有的爱因斯坦热、相对论热中推波助澜。有人是正儿八经地谈，有人是在瞎扯淡，更多的人是在赶时髦。一个美国富翁出5000美元巨额赏金，征求一篇3000字的介绍相对论的文章。市场上的烟贩子在叫卖"相对论牌"的香烟和"爱因斯坦式"雪茄。英国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幅漫画，把相对论和英国人特别爱好的侦探故事结合起来了：夜晚，一个大侦探手拿电筒，照出一束强光，光线绕过两个大弯，落到正在撬保险柜的窃贼身上。漫画的标题是：爱因斯坦，这是小意思！

    一位打油诗人描写相对论的尺缩效应：杰克小子剑术精，出剑迅捷如流星，不料空间一收缩，长剑变成小铁钉。到了这个时候，所谓相对论热已经变成了一场闹剧，严肃的物理学理论竟被新闻媒体煽起的热浪冲得面目全非。爱因斯坦深知人们在崇敬自己的同时，又在填补自身的无知与无聊。和人家的赞誉对着干，板起面孔作高深状，天性善良的爱因斯坦做不出来。顺水推舟，在人们浅薄的赞誉中欣欣然，乐融融？爱因斯坦的境界自然不会这样。怎么办呢？爱因斯坦的幽默与诙谐又一次派上了用场。他写道：我走到那里，我站在这里，总看到眼前有一张我的画像--在写字台上，在墙壁上，在围着脖子的黑丝带上。

    男男女女怀着仰慕的神情，来索取签名留念。

    人人都从那可敬的好小子那里，讨到一个带钩的签名，有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时刻我却想：

    是我自己已经发疯，还是我误入了牛羊群中？爱开玩笑的爱因斯坦，写下了如此打油诗后，心里有些诚惶诚恐。人们即使受到他的讽刺，仍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荣兴，还喜不自禁地说："看，这才是真正的名人！平常人谁有这份幽默？"

    在举世瞩目的荣誉面前，爱因斯坦更多的是苦恼。

    记者们一拨又一拨地按响了哈贝兰大街5号的门铃。谈话、采访、拍照、没完没了的追问、故作深刻的对话、添油加醋的渲染，还有廉价的吹捧，把爱因斯坦全弄糊涂了，也弄得万分紧张。

    爱因斯坦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凶恶的敌人是邮递员，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

    每天早班邮件一到，围攻就开始了。他会收到成百上千封讨照片、讨亲笔签名的信。许多信封上连地址也没有，只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几个大字。也有一些讨论科学问题的信。有人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有人请他证明宇宙怎么能有限，有人请他说明时间怎么能像橡皮筋似的拉长缩短……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小问题，只要教授花费一分钟时间回答。也有请求帮助的信：一个青年学生没有考上大学，请教授在教育部说说情；一个青年发明家的新发明被埋没了，请教授在科学院里讲几句话；一个年轻妇女作为"天文观察者"自荐效力；一家雪茄烟厂厂主告诉他已把自己生产的一种新型雪茄取名为"相对性"……

    艾莎成了爱因斯坦的收发秘书。她每天得把信件分类，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复信，余下的交给爱因斯坦过目。这项工作占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时甚至是整个晚上。

    尽管艾莎已筛选过，但信件仍使爱因斯坦伤透了脑筋。爱因斯坦说："我从不擅长说"不"。但现在，报界文章和信件不断地向我询问、邀请和要求，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火焚烧。邮递员变成了魔鬼，对我大声呵斥，并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头上掷来，就因为我未对过去的信件做出答复。"

    后来，为了对付众多的信件，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一举多得的办法：请慈善机关代办讨照片和签名的信。谁捐了钱，就拿到爱因斯坦教授的签名和照片。这样，既满足了名人崇拜者的虚荣心，又帮助了穷人，同时还节省了自己的时间。至于讨论问题和请求帮忙的信，爱因斯坦就自己复信，实在忙不过来，就请艾莎和女儿帮忙。

    但是，另一种面对面的麻烦则更使爱因斯坦不得安宁：摄影家、画家、雕刻家，各式各样的艺术家都来找他。他们或者是想借爱因斯坦的名气去闯天下，或者想丰富自己的创作目录，或者想在历史上留下艺术家与科学家交往的动人佳话。对于这些人，除了被艾莎客气而优雅地挡走了部分外，余下的就只有爱因斯坦教授自己到客厅里来周旋应付了。

    爱因斯坦去日本途经中国上海的时候，瑞典驻上海领事给他带来了他获得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

    爱因斯坦一点也不觉得突然，相反，他倒觉得十分有趣。

    在这以前几年，早有传闻要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直到1922年11月才正式决定授予他1921年度的物理学奖，同时，还决定把1922年度的物理学奖授予波尔。

    1905年的三篇论文，每一篇都应该得一份诺贝尔奖，还有E=mc2，也应该得诺贝尔奖，更不用说广义相对论了。可是，他的科学思想太革命了，受到保守的物理学家的反对。像勒纳德、斯塔克这样的人，甚至口出恶语：如果给相对论的创立者颁发诺贝尔奖，他们就要退回诺贝尔奖。现在，评委会找到了一种聪明无比的措词：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奖，是因为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和物理学方面的其他研究。

    这样，对于支持爱因斯坦的人来说，由于一项较小的贡献而得奖，这更说明爱因斯坦的伟大。对于反对爱因斯坦的人来说，也可以自我安慰一番，说相对论是不配得诺贝尔奖的。真是聪明无比！

    "哈！哈！哈！"爱因斯坦笑出了声。

    直到1923年7月11日，爱因斯坦才去领取1921年度的诺贝尔奖。

    1952年，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去世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电话铃骤然响起，又是一位记者打来的。

    "听说要请你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你会接受吗？"

    爱因斯坦说："不会。我当不了总统。"

    "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职位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你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由你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

    爱因斯坦说："不，我干不了。"

    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秘书杜卡斯去接的。

    "天哪，是华盛顿打来的。以色列大使要和你讲话。"她把话筒递给爱因斯坦。

    "教授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你当总统候选人，你愿意接受吗？"大使说。

    "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你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现在，梅塞街已经很不安宁了。"

    "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你能胜任的。"

    "不，魏茨曼和我是不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你呢！"大使的话是很真挚的。

    "那……"爱因斯坦被自己同胞的这一番好意感动了，"我怎么办呢？我会使他们失望的。"

    当然，提名当总统，拒绝当总统，这样重大的事情，哪能随便在电话上决定呢？11月8日，大使先生走进梅塞街112号的绿色大门。他带来了以色列总理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爱因斯坦也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

    三、音乐魅力

    爱因斯坦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那么他是怎样开始学习音乐的呢？

    爱因斯坦的母亲波琳是一位具有文化修养的贤慧母亲。她爱好音乐，是爱因斯坦的音乐启蒙老师。有一次，母亲坐在钢琴前轻轻地弹着琴键，弹出的旋律就如潺潺的溪水。一曲结束，她回过头一看，小爱因斯坦正歪着脑袋听琴呢！他听得是那样的入迷。年轻的妈妈感到孩子有很强的音乐感。她很高兴地对小爱因斯坦说："瞧你一本正经的样子，像个大学教授模样！喂！亲爱的小家伙。怎么不说话呀？"小爱因斯坦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不答一句话。那时他只有3岁。

    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从6岁开始正式学习小提琴。他那幼小的心灵就已经进入到优美的旋律之中，传统的小提琴教授法并不是什么艺术的享受，而是艰苦的劳动和体罚，甚至一连几个小时进行反复的、机械的弓法练习和指法练习。有时小阿尔伯特感到麻烦。

    7年之后，他懂得了和声学和曲式学的教学结构。他体会到演奏莫扎特作品的技巧和奥妙。琴弦和心弦一起共鸣了，他一生中的科学和艺术生涯也开始了。

    爱因斯坦学习小提琴的技巧并不是通过正规的小提琴霍曼教程，而是通过莫扎特的奏鸣曲来学习的。他认为热爱就是最好的导师，从此他爱上了莫扎特。小提琴也成了爱因斯坦科学生涯中的终身伴侣和欢乐女神。她为这位科学家驱散了忧郁和喧嚣，驱走了混乱和邪恶，她为科学家增添了美丽与和谐。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作小职员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喜欢和人吵架的同事在和人吵架后，来找爱因斯坦评理。爱因斯坦听他说话的火药味儿还很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便笑呵呵地拿起心爱的小提琴，说：

    "来，来，我们还是来拉拉韩德尔吧！"

    这位同事忍不住笑了。因为作为德国古典作曲家的韩德尔的名字，在德语中也有"吵架"的意思。

    在爱因斯坦与音乐的众多故事中，人们都不会忘记一幅著名的漫画：爱因斯坦的脸被画成一把小提琴，琴弦上既有音符，还有那个著名的物理学公式：E=MC2。

    音乐以它温柔而深邃的怀抱接纳了爱因斯坦，让他吮吸着人类文化最甜的乳汁，给他一个安宁的精神家园，也给了他日后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的超凡的想象力。

    1913年之后，爱因斯坦被普朗克和能斯特这两位物理学界的台柱人物请到柏林后，成了柏林科学研究院的院士，但他爱好音乐的天性，使得他生活的世界，依然是由音乐的音符和数据公式共同构成的一个和谐的世界。他到柏林当科学教授不久，就常在普朗克家里举行音乐晚会。普朗克的助手莉泽·迈特纳对此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弹奏了贝多芬的B长音阶三重奏，普朗克弹钢琴，爱因斯坦拉小提琴，演奏大提琴的是……一个荷兰职业音乐师。听这音乐是奇妙的享受，爱因斯坦偶然有几个走调的地方，也算不了什么……爱因斯坦显然由于玩了音乐的缘故，而满意喜悦，无拘无束地大声笑着说，他因为自己的技巧有缺点而感到歉疚。普朗克站在那里，神态安详，面上真正闪射着幸福，用手摩着自己的心窝："这个美妙的第二乐章。"

    在柏林的头几年，爱因斯坦常常去看望自己的堂叔鲁道夫·爱因斯坦。那时，鲁道夫和女儿艾莎住在柏林。艾莎与爱因斯坦自幼熟悉，她在和丈夫离婚后，就带着两个女儿一直住在柏林的父亲的家中。爱因斯坦得病后，一直受着艾莎的照顾，也由于这场大病，两人在情感上都孤独的人有了结合的愿望。

    1917年夏天，爱因斯坦从威特尔贝彻大街搬到哈伯兰大街，住到艾莎一家的隔壁。12月写信给朋友说：

    "多亏艾莎的精心护理，我一夏天重了4磅，她亲自给我烧饭，看来也需要这样做。"

    病中的爱因斯坦，确实从艾莎那儿得到了从米列娃那儿得不到的温情。病中的人，都需要一个笑容满面、体贴入微的亲人来照顾，他躺在病榻上，这位幼时的伴侣坐在身边替他织大衣。艾莎操一口他们共同的方言，讲起话来带"儿"音，就像小河汩汩地流。她轻轻地站起来，快步走到厨房，又轻手轻脚把茶点端到爱因斯坦身边，说：

    "来，阿尔伯特，把这个奶油炸面圈吃了。"

    爱因斯坦心不在焉地嚼着香甜可口的食品，艾莎又用带"儿"音的动听的故乡方言，给他讲起柏林大街上有趣的新闻：面粉多少钱一磅，又涨价了；哪一家商店里来了一批进口的罐头食品，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样把那些罐头打开……

    在艾莎的精心护理下，爱因斯坦的身体明显康复。但在1917年底，气候变玲后，爱因斯坦的病又突然变重。他又患上胃溃疡，因此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他的情绪十分低落，"精神颓废，气力不支"。1918年4月，医生允许他下床活动，但仍需小心行事，不得作任何受累的事情。谁知久病在床的爱因斯坦拿起心爱的小提琴。拉了一会儿后，竞又不得不重新回到病床上。他当时告诉朋友们说：

    "近来，我遭到了令人极不愉快的打击，很明显，原因是我拉了一小时的提琴。"

    1918年5月，重新卧床的爱因斯坦是患了黄疸病。显然，长期劳累后的爱因斯坦体质完全被毁坏了。爱因斯坦说他在1918年8月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用刮须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这也许是他健康状况不良的反应，也许是他陷入了米列娃与艾莎间的抉择难题。所以12月他写信告诉埃伦费斯特，说自己可能再也不会恢复健康了。

    不久，爱因斯坦在身体基本康复后，就决定与米列娃离婚，和艾莎结婚。离婚判决书于1918年2月14日取得，并且约定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金归属米列娃。

    艾莎是位持家的能手，这一点是米列娃无法相比的。她在厨下煎鱼炙肉，动作像艺术家那样优美：这儿放两块红的西红柿，那里添两片绿色的黄瓜，在战争年代，她仍旧有本事做出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来，让爱因斯坦得到不少温暖的感受。

    艾莎知道爱因斯坦的脾气，他们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艾莎比爱因斯坦大3岁，1876年出生在德国巴登一符滕堡州的海亨根。艾莎一家常到苏黎世走亲戚，爱因斯坦也常到海亨根去玩。也许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和艾莎问的感情就很亲密，所以在柏林重逢时，两个人走到一起是某种情感的延续。艾莎后来曾对访问者说：

    "当我还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爱上了阿尔伯特，因为他用小提琴演奏莫扎特十分美妙……他还会弹钢琴。"

    1919年6月2日，爱因斯坦与艾莎结婚。此时，爱因斯坦40岁，艾莎43岁。他们的新家安置在艾莎居住的哈伯兰大街5号。

    每当受到荷兰莱顿大学的邀请，爱因斯坦总爱住在他的朋友、大物理学家埃伦菲斯特家里。爱因斯坦从柏林来到荷兰，从吵闹的都会来到古老而幽静的小镇，实在感到清静和愉快。当他听到四周大大小小的风车在悠然自得地随风转动并唱出"伊伊呀呀"的歌声时，他心里充满了诗情画意。

    在埃伦菲斯特的家里，小提琴也常常参加科学家们激烈的科学论战。埃伦菲斯特和爱因斯坦由于某个问题在激烈地争论着，埃伦菲斯特思路是那样的敏捷，那样的善于抓问题的本质。如果他发现爱因斯坦的话语中哪怕有一点漏洞，也会一下子抓住不放。当然，爱因斯坦也不是一个次手。在唇枪舌战中争得面红耳赤时，他们就想休息一会。

    埃伦菲斯特和普朗克都是出色的钢琴家。爱因斯坦是一个小提琴家。爱因斯坦在这两位物理学家的伴奏下，拉出的小提琴旋律会增加许多特殊的光彩。

    当他们的演奏正在进行的时候，爱因斯坦突然停下了，他不拉了。然后他把小提琴的弓子用力地打击小提琴的琴弦，他的意思是让埃伦菲斯特停止钢琴伴奏。爱因斯坦又开始了他科学的独白，埃伦菲斯特手搁在钢琴上细心地听着他的独白。他犹如森林中的猎人，正在端着猎枪等待着爱因斯坦的漏洞。一旦让他抓住漏洞，埃伦菲斯特将像猎人那样射出一排子弹。有时爱因斯坦的思想遇到障碍时，他就会着急地也走到钢琴前，用几个手指弹出一个清澈的大和弦。坚强而有力，反复地弹这三个和弦。

    "当！当！当！"爱因斯坦在敲"上帝"的大门，又好像在向大自然发问：

    "怎--么--办？！"

    有时，弹着弹着，"上帝"的大门给他们俩打开了，这两个朋友从论战中又温和地相对而笑了。

    爱因斯坦与埃伦菲斯特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埃伦菲斯特一家人都忘不了爱因斯坦每次进门的欢快声，也总记得爱因斯坦的话：

    "一个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之外，还需要什么呢！"

    1919年11月7日后，世界各地的请帖潮水般地向爱因斯坦涌来。出访荷兰后，爱因斯坦风尘仆仆，从一个首都赶到另一个首都。他到处作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也到处呼吁和平、宽容与理解。他像一位巡回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为了恢复战败国德意志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带回德国。德国统治者也想通过爱因斯坦的巨大名声使德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所以，对爱因斯坦的频繁出访，他们给予默认，并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地的反响。

    莱顿之行后，布拉格"乌兰尼亚"科学协会邀请爱因斯坦演讲。爱因斯坦来到布拉格，这也是旧地重游。他成了菲力普·弗朗克的客人。

    到达布拉格的当天晚上，在挤满了人的"乌兰尼亚"协会大厅里举行了爱因斯坦的演讲会，而后是该协会的会员们同爱因斯坦见面。在一连串的欢迎辞后，总算轮到爱因斯坦讲话了。爱因斯坦出人意料地在台上拿起小提琴，不无幽默地说：

    "女士们，先生们，这儿气氛太严肃了。让我先为大家演奏小提琴吧，那将更愉快，更容易理解。"

    莫扎特的奏鸣曲响起来了。音乐为人们进入物理学奥秘的天地奏响了前奏曲。

    1921年3月底，爱因斯坦踏上了访美的旅途。

    在纽约港口，迎候爱因斯坦的人群人山人海。当"鹿特丹号"邮轮靠岸时，采访记者争先恐后蜂拥而上，把爱因斯坦围在甲板上。从船码头到下榻的地方，街上涌动着目睹爱因斯坦风采的纽约人。美国人把爱因斯坦拥到一辆敞篷汽车上，让他接受纽约人的欢迎。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在车上一会儿拿烟斗，一会儿拿小提琴，弄得艾莎不断提醒他："你该向大家致意。"

    爱因斯坦这才明白了自己坐敞篷车的意义是什么，真诚的孩子般的笑容浮上了脸庞。这富有诗意的笑容，一下就抓住了美国人民的心。

    爱因斯坦访美期间，美国正处于"相对论热"之中。在欧洲，尽管他极力回避种种公开场合，但对他的个人崇拜已使他无法再呆下去。然而，到了美国，热浪更高。而且，美国人对爱因斯坦的兴趣更浓厚，他们似乎更关心相对论之外的东西。美国报刊上津津乐道的是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如：

    "这位教授胳膊下挟着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欧洲著名琴师；比起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来说，就是他的头发太少了。"

    "爱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离，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对爱因斯坦来说，音乐是另一种逃避方式，而且是一种永不会犯错误的方式。他对社会习俗不屑一顾，他对自己留给别人的印象漠不关心，从而使他能够尽情地尝试他的逃避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爱因斯坦应邀参加了知识合作委员会。这是一个专门技术性团体，隶属国际劳工局，活动范围适度，目的在于为恢复战争中所中断的相互联系做准备，促进学术活动。当爱因斯坦担任知识合作委员会委员时，德国仍然被划在文明国家之外，甚至科学会议也把敌对国家的代表从他们的组织中排斥出去。因而知识合作委员会作为一面镜子，在一定范围内它反映出了国际联盟的各种缺陷。

    有一天晚上，委员会在活水街的一个餐馆中聚餐。谈话围绕着当天的一些事情，大家都想使自己避免卷入争吵。在杂乱的谈话声和碗碟碰撞的铿锵声中，乐队演奏着轻音乐。爱因斯坦默默地听着，他完全忘却了别人在谈论什么，音乐是他的最高级的庇护所。突然，他站起来，与小提琴独奏者说了几句话，从那人手里拿过小提琴并开始演奏。笑容又浮现在他脸上，他表情放松，就像沉入梦中一样。他一点都没有想到他站在一个时髦餐馆的演奏台上时所产生的景象，这时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他。他孤独地演奏着，像是要把所有积压的痛苦一扫而光。

    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到来了，匆忙地抢占座位，他们是来跳舞的；他们不耐烦地盯着那位独自在台上徘徊、充满老派音乐家气质的小提琴演奏者。他们开始表示这个人比那些讨厌鬼强不了多少，而爱因斯坦仍在继续着他的演奏，对于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当有人壮着胆子去告诉他时间太晚了，他们该回去了时，他才把小提琴归还给主人，微笑着向人家道歉，就在离去时，他还像在梦游一样。

    四、幽默逸事

    1908年10月后不久，爱因斯坦的学术生涯就开始了。

    在此之前两年，已经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爱因斯坦仍生活在平凡的圈子里。每天早晨九点钟准时到达专利局上班，下班后，生炉子，带孩子，做些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琐事。

    在大学里的那些人，手里拿着那一卷《物理学纪事》，打听这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何许人物。他们听说他在伯尔尼，就断定他是伯尔尼大学的教授。

    劳厄，这个后来也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刚到柏林大学，普朗克就讲了相对论，他没有听懂，却知道相对论的重要意义。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尔尼大学向"爱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尔尼大学没有爱因斯坦教授，伯尔尼专利局里倒有一位爱因斯坦公务员，劳厄愣了。

    赶到专利局，劳厄一头撞上一位年轻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件格子衬衫，领子半竖半躺，头发乱得像团草，一撇不加修饰的小黑胡子随意地卧在上唇边。

    专利局的走廊上空荡荡的。劳厄只好拉住眼前这位梦游般的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办公室？"劳厄问。

    梦游人半天才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大眼睛里泛出柔和的歉意。

    "对不起，在下正是。"

    劳厄惊讶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对论的创建者应该是这样的人。

    几分钟后，一对同龄人在一家小餐馆的桌旁坐下，开始了他们终生的友谊。

    维恩教授的学生劳布也来到了伯尔尼。他的学位论文里用到相对论。教授不同意他的观点，叫他去找相对论的著者请教。碰巧爱因斯坦一个人在家，正跪在地上生炉子。见到来客，爱因斯坦扔下捅火棒，伸出了两只乌黑的手。客人稍稍迟疑了一下，爱因斯坦也没有察觉，两只乌黑的手和两只雪白的手握在了一起。

    爱因斯坦用手背擦了一下被煤炭染黑了的额头，笑着说："你看，我和别人谈辐射，可这倒霉的炉子，就怎么也辐射不出热来。"

    1907年，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克莱纳教授写信给爱因斯坦，建议他向伯尔尼大学申请"编外讲师"的职位。因为按当时的规定，要成为大学的教授，先要当一段没有薪水的讲师。爱因斯坦听从克莱纳的建议，向大学当局提出申请，并且把《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单行本送到物理系。不久，就来了答复："论文无法理解"，"系里不要人。"

    第二年，克莱纳再次写信给爱因斯坦，教不通世故的爱因斯坦如何行事。同时，也有更多的权威人物为他鸣不平了。普朗克，权威的《物理学纪事》的编辑委员，给他写了推荐信。暑期，拉登堡来到伯尔尼和爱因斯坦讨论问题。他是"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理事。在访问伯尔尼大学时，他向校方直言不讳地说：

    "瑞士教授联合会中竟然没有爱因斯坦，这使我惊奇。"

    终于，1908年10月23日，一份印有伯尔尼州徽的公文送到了专利局，通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从本学期起，聘请他担任兼职"编外讲师"。也就是说，他有权在州立伯尔尼大学里选讲自己的课程。至于报酬，则由听课的学生直接付给讲师。

    可惜，爱因斯坦所讲的课程"辐射的基本理论"，讨论的是物理学上阴云未散的问题，引不起首都大学生的兴趣，很少有人愿意把钱装到这位新来的讲师先生的口袋里。

    这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正好来伯尔尼写学位论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样上课的。她鼓起勇气去问看门人：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教室上课？"

    看门人把这位衣着整洁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问她是博士的什么人。她说是妹妹。看门人"哟"了一声，说：

    "原来那个俄国人就是你哥哥呀！他们一共只有5个人，在三楼。"

    那位看门人之所以把爱因斯坦叫做俄国人，是因为犹太人穷的多，东方来的犹太人尤其穷，俄国是最东方了，所以他看到爱因斯坦永远是一套臃肿的，说不清什么颜色的旧格子衣服，就断定他是俄国人。

    上课的人数，看门的人还说多了，其实只有4个人：讲师先生，2个20岁上下的大学生，加上满脸大胡子的贝索。他们都骑在课桌上，嘴里叼着烟斗、雪茄，指手画脚，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热火朝天。这是玛雅从三楼那间小教室的门缝亲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莱纳教授也到伯尔尼来看看自己推荐的人是怎样上课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教室里，讲师先生当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写下一行公式。爱因斯坦对仅有的几个听众说，中间的几步运算不写了，因为很抱歉，这两天正在想一个有趣的问题，所以把这几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导一下，结论肯定是不会错的。

    克莱纳惊呆了，虽然他早就知道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个性，但这毕竟与学府风范相去太远了，他不得不告诫爱因斯坦：第一，要注意高等学府的礼仪；第二，要注意讲课的条理性和系统性；第三，……爱因斯坦那双棕色眼睛里全是困惑，他不懂。克莱纳摆摆手，说："算了，回家吧！"

    克莱纳深知难以常规来衡量爱因斯坦，因为天才的个性总是难以理解的。

    明可夫斯基的报告"空间和时间"像一面巨大的透镜，把学术界的视线聚到了爱因斯坦身上。

    1909年7月的一天，身在伯尔尼专利局的爱因斯坦收到了一个特别的大信封，拆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张精美华丽的纸片，纸片上用花体字印了一些在爱因斯坦看来是毫无趣味，且与他无关的东西，那花体法文甚至被他误作拉丁文，因而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办公室的废纸篓里。

    其实，那纸片正是一张请帖。日内瓦大学邀请爱因斯坦去参加纪念加尔文创建该校350周年的庆典，同时，那上面还宣布爱因斯坦已被日内瓦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校方等了很久，没有爱因斯坦的回音，只得请爱因斯坦的朋友和学生卢西恩·查文从中游说。当时，卢西恩也住在伯尔尼，他便劝说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大学，说这是怎么也推辞不掉的，但他并没有说一定得去的理由。

    这样，爱因斯坦在指定的日期来到了日内瓦。同时，在他下榻的那家旅馆的餐厅里遇见了几位苏黎世的教授。他们各自说了自己是以什么资格来参加庆典的。

    爱因斯坦站在一边，一言不发。

    见此情景，教授们就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不得不窘迫地承认自己完全不知道是以什么资格来的。可是，教授们是清楚的，并告诉了爱因斯坦的内情。

    第二天，人们把爱因斯坦和一批学者拉在一起，坐在引人注目的中心位子。但爱因斯坦随身只带了一顶草帽，穿着一身便服，他觉得自己的这身打扮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绣花燕尾服、英国绅士的长袍以及世界各地200多名代表的各式各样的名贵装束混在一起，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一定要坐在一边，可是主持庆典的人是不会听从爱因斯坦的主张的，否则隆重的庆典就要黯然失色了。

    庆典活动结束后，爱因斯坦参加了毕生中所经历的最豪华的宴会。他问坐在身边的一位日内瓦显贵："你知道如果加尔文至今健在，他来这里会干些什么？"

    他说他不知道，并反问爱因斯坦意下如何。

    爱因斯坦说："他肯定会点燃一堆熊熊烈火，把我们这些罪恶的贪吃鬼统统烧死。"

    1911年初，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省的省会布拉格发来了聘书，请他去当布拉格德国大学的正教授，他接受了。那里的待遇高、工作条件好，可以免去一家生计的操劳。更重要的是马赫是那里的第一任校长，开普勒曾经在布拉格附近工作过，这一些都给布拉格增添了一层诱人的浪漫色彩。

    他来到布拉格，住的是以前大学学监的房子。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点的是油灯，在苏黎世改点煤油灯，现在用上了电灯。这是技术的进步，也是爱因斯坦在社会阶梯上的上升。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依旧我行我素。看他那一头蓬松的黑发和那一双孩子般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看他那心不在焉的梦游人一样的神情，马马虎虎的装束，哪里像个德国的教授呢？倒像从意大利来的流浪艺人。人家嘲笑他的衣装，他自己也嘲笑自己的衣装。

    为了参加对皇上效忠的宣誓仪式，每一位皇家大学的教授都要定做一身特别的服装：一套绣金的绿色礼服，一顶三角帽和一把佩剑。小汉斯看到这身衣服可乐坏了。他一定要爸爸穿上这身威风凛凛的衣服，带他上街出出风头。

    爱因斯坦拍拍儿子的头说："孩子，爸爸倒不在乎。可是穿上这身衣服，真怕有人会把我当成巴西来的海军上将呢！"

    1921年春，爱因斯坦为帮助魏茨曼，第一次踏上了美国这片自由的新大陆。

    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纽约时，乘坐一辆汽车，热情的美国人挤到一条主要街道上，前面有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这位是著名的爱因斯坦教授。"同时飞机嗡嗡地在天上飞着，沿途洒下鲜花和五颜六色的传单。这种壮观的场面实在有些可怕，艾莎也被搞得不知所措。艾莎把献给她的巨大花束紧紧地贴在心上，怯怯地问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你对这一切怎样想？"

    "这简直是巴纳姆的马戏场。"说着，他自己也笑起来了。

    看了一眼聚集在路上的观众，他又冒出一句话："无论怎么说，肯定观赏一只大象或一只长颈鹿要比看一个上了年纪的科学家有趣得多。"

    记者招待会开始了。美国各大报纸的采访人员，手里拿着速记本，把爱因斯坦围了个水泄不通。第一个问题是：

    "能不能请你用几句话解释一下相对论？"

    这个问题是爱因斯坦的老相识了，他走到哪里都会碰到。有时，他说几句笑话，把话题岔开；有时，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能用几句话解释一门科学。"可是，不管怎样回避，这个老问题总会找上头来。今天，这又是热情的美国人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爱因斯坦微笑着回答说：

    "从前大家相信，要是宇宙中心一切物质都消失了，那就只留下时间和空间。但是，根据相对论，物质消失了，时间和空间也就一起消失。"

    这个绝妙的回答引得哄堂大笑。在一片赞扬声中，爱因斯坦解释说，这不过是说笑话，请诸位不要当真。不过实际上，爱因斯坦正是用这两句话道破了相对论最本质的东西--时间和空间与物质是不可分离的。

    第二个问题是："听说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相对论，是不是真的这样？"

    "不会的！"爱因斯坦回答说："每一个学物理的人都能懂相对论。"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最后，爱因斯坦把两手往条子裤上一拍，站起来笑着说：

    "行了，先生们，我的考试该算通过了吧！"

    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轮到了艾莎。

    "爱因斯坦夫人，你懂不懂相对论？"

    "唷！"艾莎笑着说，"我可不懂。他倒给我讲过几次，我怎么也弄不懂。我的数学知识只够记账。"

    这句话把记者们逗乐了。艾莎又说：

    "没有相对论，我也挺快乐。"……

    新大陆刮起的爱因斯坦旋风，甚至刮到了国会山上，连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们，也都放下手里的宪法修正案，讨论起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来了。一位议员先生坦白承认，自己不懂相对论。另一位议员先生说，他企图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结果差一点儿发了疯。还有一位议员先生，引证某某伯爵的宏论，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得爱因斯坦最新的理论。可惜一位已经故世，而爱因斯坦教授本人，由于"年事渐高"，把自己最新发现的理论给忘了。这一番妙言，赢得了全场拍手叫好。议员们雄辩滔滔，最后大家一致承认，参众两院里谁都不懂相对论。

    爱因斯坦对于要求用一两句话说明相对论的人，真有点随缘说法的味道。晚年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时，据说一群大学生说说笑笑地跑来，问爱因斯坦什么叫相对论。他回答说：

    "你坐在一个漂亮的姑娘旁边，坐了2个小时，觉得只过了1分钟；如果你挨着一个火炉，只坐了1分钟，却觉得过了2个小时。这就叫相对论。"类似的解释还有很多、很多。

    爱因斯坦与比利时皇后伊丽莎白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爱因斯坦独特的个性则更使他们的友谊蒙上了传奇色彩。

    为了保护爱因斯坦，使他避免旅途中的各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艾莎总是给丈夫订好每次旅行的头等车厢往返车票，必要时还会替他订好卧铺。她知道，如果她不这样做，给他的钱就会被用来帮助某个穷苦落魄的人。

    有一天，爱因斯坦在伦敦，突然决定去布鲁塞尔。他手头有很大一笔钱。可惜，用他的话来说，他大概遇到了很多"需要它"的人，当他去买到布鲁塞尔的车票时，手里的钱除了能买一张三等车厢的车票外，只剩几法郎了。他在布鲁塞尔的街上徘徊了一段时间，想找一处便宜的住所。最后，走到了一个贫民窟。他浑身是灰，头发蓬乱，衣服破皱，除了手中拿着一只小箱子外，什么都没有。

    他找到一个店主问："你有电话吗？"

    "电话在酒吧问。"

    "你知道怎样接通莱肯吗？--对，是莱肯城堡。"

    "王室住所？"那位店主和坐在酒吧里先来的顾客相互交换着吃惊的眼神儿。

    通过电话间大开着的门，他们听到这位流浪汉似的毛发粗壮的外地人在找陛下--他们的王后。他是个疯子呢，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最大可能是个疯子，也不排除是危险分子的可能。爱因斯坦走出了电话间，看到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新闻已传遍整个地区。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在等一辆救护车。

    "我肯定看上去太可疑了"--爱因斯坦笑着摇着头，回忆了这段荒诞的经历。他大概在暗中得意，总算有一次没人认出他来。

    爱因斯坦这种对名誉、地位、金钱从根本上漠不关心的态度，很难使一般人相信，以至于有些人认为某些说法似乎是被人为的夸大的，但这却是爱因斯坦的个性。

    1919年，爱因斯坦9岁的儿子爱德华问父亲：

    "爸爸，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出名？"

    爱因斯坦笑了，他拿过孩子正在玩的大皮球，半严肃半玩笑地对儿子解释说：

    "你看见没有，当瞎眼的甲虫沿着球面爬行的时候，它没有发现它爬过的路径是弯的，而我有幸地发现了这一点。"

    爱德华听懂了比喻本身，但他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这其中的含义，只有物理学家中的精英们才体会得到。照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爱因斯坦，至今，世界上也断不会出现广义相对论。

    爱因斯坦出名后，各式各样的社交宴会最让他为之头痛。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出席的都是名流和名流夫人。人人彬彬有礼，说话温文尔雅，衣着大方得体。从政治学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他们都会谈一点，可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在这种场合，附庸风雅地向先生们微笑致意，向夫人们说两句情趣隽永的俏皮话，都让爱因斯坦头皮发麻。他嗯嗯地随口答应一切应酬，和蔼可亲地面对一切提问，但就是心不在焉。好在名人总能得到社会的宠幸，由此人们亲昵的称他"爱因斯坦教授那种可爱的心不在焉"。

    有人指出爱因斯坦曾在鞋店的发票后面写好答辞，跑到庄严的授奖仪式上去掏出来宣读。还有一则故事发生在柏林：一次他在朋友家里吃饭，边吃边和主人讨论问题。忽然间来了灵感，他抄起钢笔，在口袋里找纸，一时找不着，就在主人家的新桌布上写开了公式。

    还有一次，爱因斯坦得知他在柏林的同事，心理学专家施图姆普夫教授对与空间有关的感觉和表象感兴趣。本来按照礼仪，新院士应一一拜访老院士，爱因斯坦一直也没有完成这项他永远不会的活动。这下可好，礼仪拜访与感兴趣的话题正好结合起来。于是，爱因斯坦在一天早晨前往拜访施图姆普夫教授。

    由于没有预约，主人恰巧不在家。女佣人问他要不要留话，他说不必了，过一会儿再来。独自一人在公园呆了几个钟头后，爱因斯坦再次敲响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的门。

    女佣人发窘地告诉爱因斯坦，说主人吃完午饭正在午睡。爱因斯坦一点也不火，他平静地说："没关系，我过一会儿再来。"

    下午四点钟，爱因斯坦收起手上的计算纸和笔，又去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

    女佣人打开门，说："主人起床了。"爱因斯坦微笑着对女佣人说："耐心和恒心是会得到酬报的。"

    老院士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新院士，十分高兴。不料刚一落座，客人马上谈起了广义相对论中的空间概念，而且是滔滔不绝。可惜，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对数学一窍不通，客人满口的数学术语，使他堕入了云雾之中。等到爱因斯坦发现主人的困窘，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几分钟，拜访的时间早该结束了。爱因斯坦尴尬地起身告辞，连连道歉。

    1933年，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不久，心不在焉的博士忘了回家的住所。一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院长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秘书拿起听筒，听到德国口音很重的英语。

    "我能不能和院长讲话呀？"

    "很抱歉，院长出去了。"秘书回答说。

    "那么，也许，嗯……你能告诉我，爱因斯坦博士住在什么地方吧！"

    当时有规定，绝对不准干扰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连罗斯福邀请爱因斯坦到白宫去作客，都要事先征得院长同意。因此，秘书很客气地拒绝回答爱因斯坦住在什么地方。这时，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变低了，低得几乎听不见。

    "请你别对人讲，我就是爱因斯坦博士。我要回家去，可是，忘了家在哪里了"。

    在普林斯顿这个小小的大学城里，所有的人都用贪婪的好奇眼光看着爱因斯坦。以至英费尔德回忆说，在和爱因斯坦一起散步的时候，他们总是避开繁华的大街而专拣行人寥落的小街。

    有一次，一辆小汽车里的人请散步的爱因斯坦稍等片刻。从汽车里钻出一位已经不年轻的带着照相机的妇女。由于激动，她的脸都红了：

    "教授先生，请允许我给您拍一张照片。"她请求道。

    "请吧。"

    他安详地站了几秒钟，然后继续自己的谈话。

    过了几分钟，他就忘记了照相这件事。

    有一次，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一道，走进普林斯顿的一家影院看电影《埃米尔·左拉的一生》。他们买了电影票，走进挤满人的前厅才知道，还要等15分钟才开映。爱因斯坦建议走一走。出来时，英费尔德对检票员说：

    "我们过几分钟就回来。"

    可是爱因斯坦感到不安了。

    "我们已经没有票了，您会认出我们吗？"爱因斯坦天真地问。

    检票员被逗乐了，就对爱因斯坦说：

    "是的，教授，我大概会认出您的。"

    看电影的时候，英费尔德想，即使他自己不会看到，那么未来的人们也许总有一天会看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一生》的，而关于他的电影像这件事一样，都是历史上的真事。

    1932年，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参加了那里的世界裁军会议，记者贝尔科维奇发表在美国《评论画报》杂志上的通讯稿，对他出现的场面作了详尽的描述：会议代表得知爱因斯坦莅临时，许多代表和差不多全部记者都跑下和平宫的台阶去欢迎他。

    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场面。一个满头银发的人艰难地登上和平宫宽敞的台阶。远处数百人恭候着他。不止一次地见过爱因斯坦的记者们也没有表现出他们甚至在见到受过加冕礼的特殊人物时所特有的无礼举止。记者们在离爱因斯坦几步的地方就站住了。

    所有的人都望着爱因斯坦，并在他身上看到了宇宙的化身。他具有超人般先知的魅力。从现存许多照片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爱因斯坦独特的先知魅力。对于爱因斯坦的外貌、他的习惯和工作方式的回忆，也足以使我们勾勒他的特性。爱因斯坦在自己阁楼式的工作间里写作、阅读，而更多的时候在思考，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缕白发绕在手指上。爱因斯坦还不时从放在他面前那三只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他的脸色苍白，眼角布满皱纹。

    爱因斯坦穿着极其简朴，他身穿咖啡色皮上衣--艾莎的旧礼物。天冷时加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也是艾莎的礼物，并且也是很旧了。爱因斯坦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只有在特殊场合，由于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礼服。

    爱因斯坦在柏林哈伯兰德大街五号的时候，生活中的一切都被艾莎安排得井然有序。庄重的家具擦得锃亮，华美的地毯在脚下柔软而有弹性，房间里明窗净几，充满着一种舒适、温暖的味道。然而，在这个体面的、尊贵的有产者气氛的家里，他像一个撞进门来的陌生人、流浪汉。他会光着脚走到客厅里来，他会不穿袜子，光脚塞在那双磨歪了后跟的皮鞋里，坐到招待来客的大餐桌旁。艾莎佯装生气，向他提出抗议。他笑眯眯地说，不要紧，客人都是熟朋友。在家里的仆人看来，主人越来越长的头发，心不在焉的神情，以及随随便便的衣着，在天鹅绒的大窗帘前，在花篮形的大吊灯下，总显得有些不协调。如熟知爱因斯坦生活的物理学家英费尔德解释说，长发使他免去了经常找理发师的必要性。不穿袜子可以将就些，一件皮夹克可以在多年内解决上衣问题，裤子上没有吊带确实就像没有衬衫和睡衣一样可以过得去。鞋子、裤子、衬衣、外衣，少了这些是不行的，有了这些就足够了。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爱因斯坦给普林斯顿带来了光荣，普林斯顿人以爱因斯坦为自己的骄傲，同时，从心里对他充满了热爱。大学生编了一支歌，在马路上传唱：谁数学最棒？

    谁爱上微积分？

    谁不喝酒，只喝水？

    --我们的爱因斯坦老师！

    我们的老师饭后不散步，我们的老师时间最珍贵。

    我们要请天上的造物主，把爱因斯坦老师的头发剪短些！五、孤独感与死亡观爱因斯坦生来爱孤独。年幼的时候，别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他却很少参加游戏。在中学里他是个受漠视的孤苦伶仃的人。他常常说自己总是生活在寂寞之中，是一个孤独之人。他时常表露自己孤独的感受："就我个人来说，总是倾向于孤独，这种性格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突出。奇怪的是，我是如此闻名，却又如此孤寂。事实是，我享有的这种声望迫使我采取守势，因而使我与世隔绝。"

    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在爱因斯坦的信中，已经越来越多地流露出对生活厌倦的议论。随着这些议论，还越来越频繁地发出一种与要去世的人、与自己生命辞别的忧伤的、尽管是平静的语调。这种平静的忧伤，就像一个人有时在寂静的傍晚感受到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绝少进入一个人逻辑上秩序井然的世界观中，它始终是一种感情上的、无意识的东西。关于存在之不朽的想法，也会使对正在消逝的个人生命的忧伤变为宁静的、某种透明的和水彩画般的忧伤。他确实无视个人的死，并对死无动于衷。在爱因斯坦独特的意识中，非常清晰地表现出伊壁鸠鲁式的乐观主义态度，但它不排除对将要失去的生命的忧伤。这正是爱因斯坦独特的生命意识，对本人的生命相对的无所谓，对已经死去的和将要死去的亲人的强烈的、虽说是平静的忧伤。这些亲近的人则是包围爱因斯坦个人生命的世界环境。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爱因斯坦：埃伦费斯特、艾莎、居里夫人……一缕又一缕止不住的哀伤侵蚀着爱因斯坦的精神。这种感情又不是纯儿女情长式的东西，在爱因斯坦身上，它又与一种理智的孤独联系在一起：即无法理解宇宙的和谐，研究统一场论时总是遇到新的挫折，这种挫折还应包括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爱因斯坦走上了一条与大多数物理学家不同的路。所以，物理世界的不和谐与生活世界的不和谐为爱因斯坦式的孤独留下了双重的注解。埃伦费斯特以自杀的方式中断了这种"孤独"，他把科学家期待的科学的东西，和他在科学上实际做到的事情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全然视为主观的能力问题。而爱因斯坦则不同，虽然他晚年的忧伤与一生的孤独感也源于此，他视这种悲剧性冲突为个人之外的客观的东西。由此，他才能坦然地接受科学探索中的一次次失败，就像他一再引用莱辛的话聊以自慰："对真理的追求比安安稳稳地占有它更可贵。"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爱因斯坦就写信给比利时王后，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我把自己锁闲在毫无希望的科学问题中，我老了，自从我到此地与社会隔绝以后，更是如此。"爱因斯坦对这个地方做了这样的描述："普林斯顿是一个奇妙的小地方，一个古怪的、专讲客套的村庄，里面住的都是些趾高气扬的小神仙。不过，由于摆脱了某些社会习俗，我得以为自己创造适于研究、不受干扰的气氛。"

    在夏季过去之后，优雅的普林斯顿再一次染上温室般的学术气氛。1937年6月爱因斯坦在一封信里写道："我现在像个老光棍似的，住在绿阴丛中的一问漂亮的小房子里，还是以昔日的喜悦努力钻研问题。"

    在德国的时候，他也不时地人住在一个乡村别墅里，过上几个星期，自己做饭，就像过去的隐士那样。1929年他在给贝索的信中描述过这种生活。总之，"孤独地生活在乡下"，这句话对于爱因斯坦确实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似乎愿用全部时间来保障对统一场论问题的"孤独"思考，但他的思考又常被人们打断。许多人期待爱因斯坦的忠告、帮助、演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既得到忠告，又得到帮助，还听到演说，这就使得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一个向往孤独的人在同大量的人打交道，这在全世界科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局面不仅同科学家的外部环境有关，而且同他世界观的内在基础是联系在一起的。

    有一次，爱因斯坦在伦敦演讲，当时那里正在讨论德国移民科学家的命运。他建议说，看守灯塔的职务对科学家来说是最合适的职位。要是旁人提出这种语惊四座的建议大概是极不妥当的，但大家明白，他在说自己。他认为，孤单一人在灯塔上有助于研究思考，这表达了他早年的梦想。

    爱因斯坦想去看守灯塔，也是为了逃避访问和邀请，这些访问和邀请使他失去工作时间。他对人们的爱并不带有抽象的性质，爱因斯坦不属于那种虽对人类命运感兴趣，而对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具体的个人命运漠不关心的思想家。但是，他的内心并不是充满了日常生活，占据他思想的也不是这种对无数有求于他的人们的经常关心。他的思想聚集在超日常的东西上，并且总是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着工作。

    因此，这种对孤独的向往，不能归结为他的意识里充满了科学任务，而是一种更深邃的感情。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书中，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自己对人们的态度。他讲到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对孤独的向往之间的矛盾："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与我对接近人们和社会团体所抱有的成见发生了矛盾。我向来是一匹拉单套轻车的马，我也不曾全心全意地献身给自己的地区、国家、朋友、亲人和家庭。所有这些关系引起我对孤独的向往，而且想摆脱这些关系并与外界隔绝的意向与日俱增。我敏锐地感觉到缺少理解和同情，这是由于孤独造成的，同时我也感觉到能和未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会部分地丧失热情和同情心。但是，这个"损失"不为种种意见、习惯和闲话所左右，也不把自己的内心平衡建立在不牢靠的基础之上，利用某种诱惑作为补偿。"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艾莎的大女儿伊丽莎在巴黎去世。艾莎把女儿的骨灰带回了普林斯顿。自从大女儿死后，艾莎一下子变得老态龙钟，二女儿玛戈尔陪着她。不久，艾莎的双目又出现了病态。

    艾莎终于病了，这是心肾严重疾患的症状，她卧床不起。玛戈尔曾离家几天去了一趟纽约，回来后发现自己的母亲完全变样了。爱因斯坦非常沮丧，本来苍白的脸色更加苍白，眼神充满无限哀伤，他对玛戈尔说："你离家这几天，她差一点就离我们去了。"

    艾莎的病情越来越糟，爱因斯坦整日陪着她。艾莎感到很欣慰，她对好友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对于他是这样的珍贵，我感到快乐并为此而幸福着。"

    但是后来，艾莎的病情急转直下。1936年12月20日，艾莎撒手人寰。

    爱因斯坦又继续过着像从前那样的生活。他常在普林斯顿红砖房之间的林阴道上散步，这些房子使人想起古老的英国。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研究统一场论的数学问题。但爱因斯坦变化很大。有一次，还是在普林斯顿的时候，艾莎就说过："由于受内心渴望与外部作用的支配，我们全部在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相反，阿尔伯特却犹如童年时一样。"但是实际上，爱因斯坦在30年代初已丧失了早年生活的乐趣，在艾莎死后，他更加无法摆脱孤独感和忧伤感。

    这种感情在40年代更加剧了，爱因斯坦在回致朋友们祝贺他70岁日生日的贺信中，充满了这种感情。当时，他做了胃部大手术后刚康复。幸好，手术没有引起并发症，但是他长期都很虚弱。爱因斯坦的身体状况并不影响他一贯的幽默、诚恳和对周围事物的兴趣，更没有妨碍他全力以赴地研究统一场论的具体问题。但总的来说，他的情绪是忧郁的。

    1955年4月13日，爱因斯坦的右脸部感到阵阵剧痛，还出现了别的症状。医生们诊断是主动脉瘤，并建议他动手术。他拒绝了，他知道，自己应该走了。自从1917年那场大病以来，他一直有胃痉挛、头晕恶心和呕吐的毛病。1945年和1948年接连做了两次手术，发现主动脉上有瘤，这是一个致命的定时炸弹。他知道，现在这个定时炸弹要爆炸了。第二天，心脏外科专家格兰医生从纽约赶来。尽管病人很虚弱，但格兰还是建议开刀，这是惟一的抢救方法。爱因斯坦苍老的脸上现出一丝疲倦的微笑，摇摇头说："不用了。"

    几年前医生就告诫他那个主动脉瘤可能随时破裂，爱因斯坦总是笑着说："那就让它破裂去吧！"

    4月16日，爱因斯坦病情恶化，杜卡斯又匆匆请来医生。医生让他立即住院，可他只管摇头，怎么也不肯住院。医生了解爱因斯坦，说："我看她也要病了。"

    爱因斯坦看了一眼杜卡斯，这个忠实的助手，从1928年爱因斯坦生病以来，一直跟着他。先当秘书，后来兼当管家，现在又兼当护土。她确实疲惫不堪，快顶不住了。爱因斯坦点了一下头。

    爱因斯坦终于住进了普林斯顿那家小小的医院。一到医院。他就让人把他的老花眼镜、钢笔、一封没写完的信、一篇没有做完的计算送来。垂危的爱因斯坦在病床上欠了欠身子，戴上老花镜，想从床头柜上抓起笔，可手还未抬起，他又倒了下去。宽大的布满皱纹的额头上冒出一层汗珠，那支用了几十年的钢笔从手里滑下来落到地上。

    "上帝"不允许他再工作了。

    也许，他做得实在太多了。

    4月17日，爱因斯坦自我感觉稍好一些。儿子汉斯坐飞机从加利福尼亚赶来了，女儿玛戈尔也因病住在同一所医院里，她坐着轮椅来到他的床前。爱因斯坦微笑着对儿女们说："没什么。这里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

    对所有来看他的朋友、同事们，爱因斯坦都静静地说着同一句话："别难过，人总有一天要死的。"

    他提前立下遗嘱："我死后，切切不可把梅塞街112号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我在高等研究所的办公室，要让给别人使用。除了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我的一切都将随我一起死去。"

    晚上，爱因斯坦让杜卡斯回去休息。夜里1点刚过，助理护士发现，爱因斯坦呼吸困难。她想请医生来，刚走到房门口，听到爱因斯坦用德语说了几句话。护士听不懂，连忙折回病床前。就在这一瞬间，1955年4月18日1时25分--爱因斯坦与世长辞。解剖发现是腹腔主动脉溢血。

    巨星陨落了。

    两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巨人牛顿的逝世，引起了英国和欧洲的一片悲恸。

    现在，电讯传遍地球每一个角落："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逝世，终年76岁。"

    全世界的人民为之悲痛。唁电和唁函，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飞往普林斯顿。它们来自学术团体，也来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自著名的科学家，也来自普通的男男女女。

    爱因斯坦的遗嘱早已闻名。他要求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按照他的愿望，连下葬的时间和地点除护送他的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好朋友外一概不通知。爱因斯坦的骨灰撒在空中，和宇宙、和人类融为一体。早在1917年，爱因斯坦大病的时候，就坦然地对朋友说过：他不怕死。

    "不，我同所有活着的人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这无穷无尽的人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和终结了，我觉得都无关宏旨。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我喜欢生命。但如果我知道过三个小时我就要死了，这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只会想，怎样更好地利用剩下的三个小时。然后我会收拾好自己的纸张，静静地躺下，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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