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一家俱乐部工作，清洗被人吐得一片狼藉的痰盂，他听着看着那些令他在余生对震惊免疫的事情。他尽他的最大努力学会了保持沉默，不越雷池一步，把无能的人当作主子，耐着性子等待。没有人听他说过自己的感受，他对工友们有着丰富的感情，唯独没有尊重。
他到渡船上做了一名擦鞋工。船上任何一个耀武扬威的马贩子、酩酊大醉的船夫都会对他推推搡搡，呼来唤去。如果他一开口，一个沙哑的嗓音就会传来：“这儿的事你管不着。”但是他喜欢这份工作。没有顾客的时候，他就站在栏杆旁眺望曼哈顿。他看着新房子上的黄色布告牌、空荡荡的街区、起重机、油井的钻架和远处挺立的几座塔楼。他想象着什么应该被毁，什么应该被建，他想象着太空，想象着该如何实现希望。一声粗鲁的叫喊“嘿，擦鞋的！”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回到鞋摊旁，谦卑地把腰弯向一只溅满泥浆的鞋。那个顾客只看到一个长满浅棕色头发的小脑袋和两只骨瘦如柴、麻利能干的小手。
浓雾弥漫的晚上，在街角的汽灯下，没人注意到倚着灯柱的细长身影——这个中世纪贵族，这个不合时宜的绅士。他的每一个本能都显示出他应该发号施令，他的大脑不停告诉他：他有这个权利，他是一位封建制度下的男爵，却被赋予了这样的命运——扫地和听人使唤。
五岁的时候，他通过提问的方式自学读写，阅读了他能找到的一切书籍。他有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倔强劲儿，别人知道的，他必须也得懂。孩提时代的徽章——他为自己设计的纹章，用来取代几百年前丢失的那个——是一个问号。同一件事情人们没有必要向他解释两次，他学习数学是从铺设排水管道的技师那儿开始的，他向住在他家附近的水手学会了地理，还在当地俱乐部的政客们那儿知道了一些市政管理，那个俱乐部是一个帮派的匪巢。他过去从没去过教堂或学校。十二岁那年，他走进一个教堂，听了一次关于耐心和谦卑的布道，之后就再没去过。十三岁时，他决定去看看教育到底是什么东西，便注册进入了一所公立学校。就像盖尔和帮派搏斗被打伤后回到家时一样——对于他上学的决定，父亲也没说什么。
在学校的第一周，老师不停地提问盖尔·华纳德——这对她来说非常快乐，因为盖尔总是知道答案。当他信任比他强的学生以及他们的目的时，他就像斯巴达人一样听命，就像在帮派里那样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他的努力付诸了东流。仅仅一周他就发现，无须努力他就稳坐班级第一的宝座。一个月之后，老师不再注意他的表现了。原因很简单，他总是明白他的功课，而她必须注意那些反应慢、迟钝愚笨的孩子。他毫不松懈地坐几个小时，就像绷紧的链条，而老师却得重复、咀嚼、再次咀嚼，满头大汗地迫使那些空洞无神的眼睛和嘀嘀咕咕的声音闪现出智慧的火花。两个月之后，老师领着学生复习费尽力气所教的初级历史知识时，问道：“我国最早有多少个州？”没人举手。华纳德伸出了胳膊。老师向他点头示意。他站了起来。“怎么回事？”他问道，“我应该把每一样东西都吞咽十次吗？我知道答案。”“班里不止你一个学生。”老师说道。他说出了让老师脸色发白的话，十五分钟后，她明白了这句话的全部含义，脸又红了。他走向门口，到门口时，又扭头补充道：“噢，对了，最早有十三个州。”
那是他的最后一次正规教育。
地狱厨房的一些人从未冒险跨出过这里，甚至有一些人很少走出他们出生的房屋。但是盖尔·华纳德经常到这座城市最好的街道去散步。对于这个富有的世界，他没有痛苦、嫉妒或恐惧。在第五街就像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他只有好奇和宾至如归的感觉。他穿过安静肃穆的公寓大厦，双手插在口袋里，脚趾从平底鞋里露出来。人们瞪眼看着他，但没有用处。他大步穿过街道，将人们不会拥有的那份只属于他的感情抛在身后。此时，除了去理解世界，他什么都不想要。
他想知道是什么使这些人有别于他的邻居。结果，吸引他注意的不是衣服、马车和银行，而是书。他的邻居们有衣服、马车和钱，但是他们不读书。他决定学会第五街上人们阅读的一切。一天，他看见一位女士在马路边的车里等人，他知道那是位有教养的女士——他对此类事情的判断比《社会名人录》还要准确。她正在读书。他跳到马车的台阶上，抓起那本书跑了。要抓住他可得身手快一些、身材瘦一些的条子。
这本书的作者是赫伯特·斯宾塞。他非常激动地读完了它，但只读懂了全书的四分之一。这使他攥紧拳头、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有计划地开始了一个旅程。没有别人的建议、帮助，自己也没制订计划，他开始阅读各种各样彼此毫不相干的图书。有些段落，他在这本书里不能理解，就到另一本书里寻找答案。他涉猎各个方向，最初是初级书籍，之后是高中初级读本。虽然他的阅读活动没有计划，但是汲取到他头脑中的知识却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发现了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然后去那里待了一会儿——研究它的布局。后来有一天，男孩帮的各色人物不时光顾这家阅览室。他们一个个打扮得煞费苦心，勉强让人相信他们是读书人。他们进来时苗条纤弱，而出去时却臃肿肥胖；也就是从那个晚上开始，盖尔·华纳德家地下室的角落里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阅览室。他的同伙们毫无怨言地执行了他的命令，这是一个极不光彩的任务，自尊尚存的他们从未偷窃过像书这样毫无意义的东西。但是电线杆华纳德下了命令——没人敢和他争辩。
十五岁时的一个早晨，人们在排水沟里发现了他，身下一摊紫黑的血浆，两腿断了，已经没了知觉。可是前一天晚上他是有知觉的。他被一个喝醉的码头工人打得只剩下了一口气。他在黑暗的街道上，看着街角处的灯光，没人知道他是如何走到那个街角的，但他走到了。人们只看到他身后的人行道上留下了长长的血渍。他爬着，唯一的动力就是他的两条胳膊。他敲着门的下方，这是一家还没有关门的小酒店，那是华纳德有生以来第一次请人帮助。店主出来了，冷漠地、凶狠地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满是恼怒和鄙夷，一点儿同情都没有，然后又进了屋，随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不想和帮派之间的争斗搅和在一起。
几年之后，盖尔·华纳德，《纽约旗帜报》的出版商，仍然记着那个店主和那个码头工人的名字，他知道如何找到他们。他从没去找过那个码头工人的麻烦，但是他让那个店主破了产，弄得他妻离子散，积蓄全无，最后被迫自杀。
盖尔·华纳德十六岁时，他的父亲死了。当时，他孑然一身失业在家，口袋里只有六十五美分、一张未付的房租账单，还有一肚子乱七八糟的学识。他觉得自由打造生活的时候到了。那天晚上，他来到屋顶，眺望着城市的灯火，那个他管不着的城市。他的视线从周围破烂小屋的窗子移到了远处公寓大厦的窗户。在那儿，有几个火树银花般的明亮广场，但他不知道它们该归属于哪座建筑物。他旁边的灯光看上去模模糊糊，无精打采，而远处的那些灯光清晰明亮，精神抖擞。他问了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些房子里都是什么样呢？也和这些或明或暗的光线一样吗？每个房间、每个人都有些什么呢？他们全都有面包。那么可以用他们所买的面包驾驭他们吗？他们有鞋子、咖啡……他的生活轨迹明晰了。
第二天早晨，他走进了《新闻公报》编辑部，想在此找份工作。《新闻公报》在这个地区占有四分之一的业务量。一个编辑看着他的衣服询问道：“你会写‘猫（cat）’这个字吗？”华纳德反问：“你会写‘拟人形态（anthropomorphology）’这个词吗？”编辑回答：“我们这儿没有工作。”华纳德说：“我再转转，你们想用我的时候说一声。我不要工钱，你们认为我还行，想留住我时再付给我工钱。”
他待在这幢楼里，坐在编辑部外面的楼梯上。一周里，他每天都坐在那儿。没有人注意他。晚上，他睡在门廊里。钱快花完的时候，他从柜台或垃圾堆里偷来食物，再回到自己在楼梯上的位置。
一天，一名记者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下楼时，朝华纳德扔了一枚五分硬币，说道：“孩子，去买一碗炖菜吃吧。”华纳德口袋里只剩一角钱了。他拿出这个一角硬币扔给记者说：“去买个螺丝钉吧。”那个记者骂了一句，下楼了。两枚硬币依然躺在楼梯口。华纳德不会去动它们。这个故事在编辑部里被重复了一次。一个长着一脸疙瘩的职员耸了耸肩，拿走了那两枚硬币。
到了这周的周末，在繁忙的工作时间里，编辑部里的一个人叫华纳德去跑个腿。其他鸡毛蒜皮的琐事接踵而来。他像军人一样准确地服从命令。十天以后有人付了他工钱。六个月以后，他成了一名记者。两年以后，他成了副主编。
盖尔·华纳德二十岁时恋爱了。从十三岁开始，他就知道性是怎么回事。他有过许多女孩。他从不言爱，从不创造浪漫的视觉感受，他对恋爱就像对付一次动物交媾那么简单。但在那方面，他可是个专家——女人只要看他一眼就能判断出来。和他恋爱的那个女孩长得出奇地美，让人想去顶礼膜拜而不敢亵玩。她柔弱、安静。她的脸透露出她正在神秘地恋爱，只是没有声张而已。
她成了盖尔·华纳德的情人。他完全被幸福击昏了。只要她提，他马上就可以和她结婚。但他们彼此交谈得很少——他认为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尽在不言中。
一天晚上，他坐在她的脚边，仰着脸，用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对她说：“亲爱的，你想要什么，我就会给你什么，只要我能。我愿为你赴汤蹈火。我愿为了你放弃一个男人不能放弃的一切，只要你高兴，你喜欢，只要能为你效劳——仅仅为了你。”女孩笑了，问道：“你认为我比玛吉·凯利更漂亮吗？”
他站起来，什么也没说，走出了房间。他再也没有去见过那个女孩。盖尔·华纳德以从不需要两次接受同一个教训为荣，以后的岁月里他再也没恋爱过。
二十一岁时，他在《新闻公报》的工作受到了威胁，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政治和腐败从没让他烦恼过，他对此也了如指掌；他的那些手下们收取了好处，在选举投票时帮着煽风点火。但是，当派特·马利甘，他辖区的警察局局长被陷害时，华纳德坐不住了，因为派特·马利甘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唯一正直的人。
《新闻公报》已经被诬陷马利甘的势力所控制。华纳德什么也没说，只是将他所了解的信息在大脑里排排队。这些信息能把《新闻公报》打入地狱。他的事业也会随之付诸东流，但那不重要。他不去想他的决定和他为自己事业定下的每条规定都背道而驰。这个罕见的冲动将他袭倒了，使他抛弃谨慎，成了一只动物，只剩下一种势在必得的欲望，因为他所要申明的正义是那样盲目。但是，他知道《新闻公报》的毁灭只是第一步棋，不足以拯救马利甘。
三年来，华纳德一直保留着一小块剪报。那是一篇有关腐败的社论，是由一家大报的著名编辑撰写的。他一直保留着，因为这是他读过的对正直最为壮丽的礼赞。他拿着那块剪报去见那位著名编辑，他要告诉他有关马利甘的事情，他们将联手打碎这台政治机器。
他步行穿过市区，来到那家著名报纸的办公楼前。他必须步行，这有助于控制他内心的愤怒。他被允许进入编辑室——他总有办法违反各种规则进入他想去的地方。他看见办公桌旁坐着一个胖子，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他没做自我介绍，而是把那块剪报放到了桌上，然后问道：“您还记得这个吗？”编辑扫了一眼剪报，又扫了一眼华纳德。这正是华纳德以前曾看见过的一瞥：砰的一声关上门的那个酒店主眼里的一瞥。“你怎么能指望我记住我写过的每一篇垃圾？”编辑问。
过了一会儿，华纳德说道：“谢谢。”这是他生命中唯一一次向别人致谢。这种感激是真挚的——他永远不必再买一次教训。但是编辑隐隐感觉到，他那短短的一声“谢谢”里有点儿什么不对劲儿的东西，而且极富震慑力。他不知道那是一则讣告，宣布了盖尔·华纳德的死亡。
华纳德又走回《新闻公报》，对那位编辑或那台政治机器，他毫无气恼可言。他只是为自己、为派特·马利甘、为所有的正直感到耻辱。他想到那些人，那些自己和马利甘心甘情愿成为其牺牲品的人，他感到无地自容。他想的不是“牺牲品”——他想的是“蠢货”。回到办公室，他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社论，猛烈攻击马利甘队长。“哦，我还以为你同情那个可怜的杂种呢？”他的编辑高兴地说道。“我不会同情任何人的。”华纳德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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