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点，爱尔瓦，”华纳德对他说，“趁我还没有把你的牙打下来。”
盖尔·华纳德独自站在办公室中央。他高高扬起头，很高兴他还活着，一如他在一个黑暗的夜晚面对城市的灯光站着时的心情一样。
“在所有我们周围污秽的嗥叫声中，”一篇刊登在《纽约旗帜报》上，以大字署名为“盖尔·华纳德”的社论中写道，“似乎没有人记得霍华德·洛克向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让步了。如果他炸毁了那座大楼——他有必要待在现场等着让人去逮捕他吗？可是我们并没有等待去发现他的犯罪理由。我们还没有举行听证会就已经判他有罪了。是我们想让他有罪。我们对这个案子欣喜若狂。你们所听到的不是愤怒——而是沾沾自喜。任何无知的疯子，任何令人恶心的谋杀犯，都得到我们大声疾呼的同情，并集合一大群人文主义者为之辩护。可是一个天才却被判定为有罪。假若仅仅因为一个人软弱渺小便宣告其有罪，这样的做法便是罪恶的不公正行为。那么，一个社会已经下降到何等堕落的程度——竟然会仅仅因为一个人坚强伟大而定他有罪？然而，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整个道德风气——二手货的世纪。”
华纳德的另一篇社论里写道：“我们听见有人高喊，霍华德的职业生涯都花在了出入法庭上。此话一点不假。一个像霍华德这样的人，一辈子都在受到社会的审判。该指控的到底是谁——洛克还是社会？”
“我们从未努力去理解什么是人身上的伟大，如何去认识这种伟大，”另一篇华纳德的社论说，“我们在一阵感伤的茫然若失中开始坚信，伟大就是用自我牺牲来测量的。我们愚蠢地说，自我牺牲就是我们的最高美德。让我们停下来略作思考。牺牲是一种美德吗？一个人能牺牲他的正直吗？能牺牲他的荣誉吗？能牺牲他的自由、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真挚情感和思想的独立吗？可这些都是一个人至高无上的财富。他为了它们而放弃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交易。然而，它们高于为任何原因或考虑而作出的牺牲。因此，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停止宣扬那些危险邪恶的胡说八道吗？自我牺牲？可是严格地讲，不可能牺牲，也绝不能牺牲的正是自我。尊重人，首先就是要尊重不可牺牲的自我。”
这篇社论被《新前沿》和许多其他的报纸转载，它被翻印出来，加了方框，标题是：瞧是谁在说话！
盖尔·华纳德大笑。阻挠滋养了他，使他更加强大。这是一场战斗，而自从在整个报业抗议的呐喊声中为他的帝国奠定了基础以后，他有好多年没参加过一场真正的战斗了。他被赋予了难以置信的、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东西：机会和青春活力，他将连同他那从经验中得出的智慧一起来使用。一个新的开端和高潮，一起来了。这，我已经等了好久；这，是我生存的目的，他想。
他的二十二种报纸、杂志、新闻短片都接到了这样的指示：保卫洛克。向公众推销洛克。阻止动用私刑。
“无论事实是什么，”华纳德对他的员工说，“这都不会成为根据事实所进行的一次审判。这是一次由公众舆论所决定的审判。我们一直在制造公众舆论。这次让我们继续制造吧。推销洛克。至于你们怎么做，我不在乎。我已经训练过你们。你们是推销专家。现在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出色。”
迎接他的是一片沉默，员工们面面相觑。爱尔瓦·斯卡瑞特擦着额头上的汗。可是他们都服从了命令。
《纽约旗帜报》上印了一张恩瑞特公寓的照片，配着这样的图片说明：“这就是那个你们要毁灭的人吗？”一张华纳德家房子的照片：“有能耐的话，就来比一比。”一张摩纳多克峡谷的照片：“这就是那个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吗？”
《纽约旗帜报》连载了洛克的传记，谁也没听说过标题下那个作者；它是盖尔·华纳德写的。《纽约旗帜报》上连载了一系列关于著名审判的故事，都是无辜者因大多数人的偏见而被宣判有罪。《纽约旗帜报》还连载了一批关于个人受到社会迫害的文章：苏格拉底、伽利略、巴斯德，思想家、科学家，一长串英雄事迹——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孤身一人对抗着公众。
“可是，盖尔，看在上帝的分上，那只不过是一个安居工程！”爱尔瓦·斯卡瑞特哀号着说。
华纳德无可奈何地看着他。“这和那个安居工程根本无关，想让你们这些傻瓜明白这一点简直是不可能的。好吧，那我们就来谈谈安居工程。”
《纽约旗帜报》连续刊载了对安居工程热潮的大曝光：贪污，不称职，以私人建筑队五倍的成本修建起来的工程，刚修好就被废弃的新住宅区，被利他主义领域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们所承认、所钦佩、所原谅、所保护的可怕业绩。“据说地狱的地面铺的是善良的意图。”《纽约旗帜报》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从来没学会去辨认是什么样的意图构成了善？还没到该学习的时候吗？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么多善良的意图得到过这样大张旗鼓的歌颂。看看吧。”
《纽约旗帜报》的社论是由盖尔·华纳德在创作室的桌前站着写成的，像往常一样，写在一大块印刷纸张上，用蓝色的铅笔、一英寸高的字母写成。他在结尾处用力写上ＧＷ两个字母，这两个著名的首字母从没像现在这样透着一种不计后果的骄傲。
多米尼克已经康复，回到乡间宅子里去了。华纳德每天很晚才开车回家。他尽可能经常地带上洛克。他们一起坐在客厅里，窗户向春天的夜晚敞开着。黑暗的山脊从墙壁脚下渐渐没入湖水，湖水在底下的树林中闪着光。他们不谈论这个案子，也不谈论即将来临的审判。可是华纳德不带感情地提起了他的这场圣战，仿佛这与洛克丝毫无关一样。华纳德站在房间中央，说：“好吧，那是可鄙的——《纽约旗帜报》的整个生涯。但是，这场圣战将证明一切的清白。多米尼克，我知道你一直理解不了我为什么从来不以我的过去为耻。为什么我爱《纽约旗帜报》。现在你就会看到答案了：权力。我掌握着我从来未曾验证过的权力。现在你们就会看到这个验证了。他们将会去思考我要他们去思考的问题。他们会照我的命令去做。因为这是我的城市，这儿的事就是我管的。霍华德，等到你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全部改变主意，没有一个陪审团敢站出来判你的罪。”
晚上他睡不着觉。他没有睡觉的欲望。“去睡觉吧。”他会这样对多米尼克和洛克说，“我过一会儿就上来。”然后，多米尼克在卧室里，洛克在走廊对面的客房里，就会听到华纳德的脚步声在露台上踱来踱去，一连好几个小时，声音里有一种快乐的躁动不安，每一步都像是一个锚泊的句子，一句重重敲进地板的陈述。
有一次，深夜，被华纳德打发上楼后，洛克和多米尼克在第一段楼梯平台上停了下来，他们听到下面大厅里传来用力划火柴的声音，那声音传递着这样一幅情景——一只手不顾一切地猛地一划，点燃了第一支香烟，那些香烟会一直燃到天亮，一点小小的火星在那咚咚的脚步声中，在露台上穿来穿去。
他们从楼梯上向下看，然后相对而视。
“真可怕。”多米尼克说。
“真伟大。”洛克说。
“无论他做什么，他都帮不了你。”
“我知道他没法帮我。那无关紧要。”
“为了救你，他正在背水一战。他并不知道，如果他救了你，他就会输了我。”
“多米尼克，哪一种结局对他来说更糟呢？输了你还是输了他的圣战？”她理解地点点头。他又说，“你知道，他想要拯救的并不是我，我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她抬起一只手，摸到了他的颧骨，指尖传来轻微的压力。她能允许自己做的就只有这么多。她转过身，继续朝她的卧室走去。她听到他关上了客房的门。
兰斯洛特·克鲁格在多家报刊上同时发表文章写道：“华纳德各大报纸正在为霍华德·洛克辩护，这恐怕不大合适吧？如果任何人怀疑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中的道德问题，这里有一个证据，它能说明谁是谁非，说明谁站在什么立场上。华纳德报纸——那个黄色新闻、粗俗语言、腐败堕落、丑闻连天的据点，那个对公众品位和公众行为进行侮辱，那个由一个对原则的看法连食人者都不如的人所统治的知识分子的活地狱——华纳德报业正是霍华德·洛克的合适支持者，而霍华德·洛克就是它们适合的英雄。在终身致力于对新闻业之正直的大肆攻击之后，对盖尔·华纳德来说，现在支持一个更为粗鲁的爆炸犯同伙再合适不过了。”
奥古斯特·韦伯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所有这些满天飞的言论都是废话。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内幕消息：那个盖尔·华纳德存了很多钱，我是说很多，那都是他在这些年的房地产热中，从那些涉世未深的人那里剥夺来的。现在政府进行干涉，要把他排挤出去，以便那些小人物可以有个干净屋顶，娃娃们能有个现代化的厕所，他能喜欢吗？他是绝对不会喜欢的，一点都不会。那是他们事先密谋好的。华纳德和他那个红头发的哥们儿，要我说，那个哥们儿干这个勾当还拿了华纳德先生不少钱呢。”
一家激进的报纸写道：“我们从一个无懈可击的来源得知，科特兰德事件只是第一步，他们在策划一个大阴谋，要炸毁美国所有的安居工程，每一座公共发电厂，每一所邮局和学校。这一阴谋的首领就是盖尔·华纳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及其他他那样的资本家，包括我们最大的某些富翁。”
萨里·布伦特在《新前沿》上写道：“人们太不注意从女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案子了。至少，盖尔·华纳德夫人所扮演的角色相当可疑。是华纳德夫人碰巧在那个时候那么方便地将那个守夜人支开了，而她的丈夫则在大肆为洛克先生辩护，这不是最可爱的巧合吗？假如我们不被对一个所谓漂亮女人的愚蠢的、毫无意义的、过时的骑士风度蒙蔽了双眼的话，我们就不会让案件的这一部分被轻易地掩盖过去。如果我们不是慑于华纳德夫人的社会地位和她丈夫所谓的威望的话——他正在耍活宝——我们就会对她在那场灾难中差不多丢了性命这样一个故事提出一些质疑。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医生是可以被收买的，就像任何人一样，而盖尔·华纳德先生又是干这种事的老手。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我们便可以看清某种东西的轮廓——那个东西看上去就像是最令人恶心的‘生存计划’。”
一家不起眼的保守报纸写道：“盖尔·华纳德所持的立场是令人费解而不光彩的。”
《纽约旗帜报》的发行量每周都在下降，下降的速度还在加速，如同一架失控的电梯。墙壁上，地铁杆上，汽车玻璃上和西服翻领上，写着“我们不读华纳德”字样的招贴越来越多。华纳德公司的新闻短片被禁止在影院银幕上放映。《纽约旗帜报》从街头的报摊上消失了。摊贩们不得不带着《纽约旗帜报》，可是他们将它藏在柜台下面，只等有人要求时才不情愿地拿出来。地基已经打好了，柱子早就已经被腐蚀透了，科特兰德案件带来了最后的冲击。
在反对盖尔的怒潮中，洛克几乎被忘记了。最愤怒的抗议来自华纳德自己的公众：来自妇女俱乐部，部长们，母亲们，小商店的老板们。爱尔瓦·斯卡瑞特被迫远离那间屋子——那里每天都堆满了写给编辑的信件；读那些信件时，他被惊呆了——而他的员工要保证防止重复同样的经历——担心他中风。
《纽约旗帜报》的员工们默默地工作着。不再有人偷窥，不再有人低声诅咒，不再有人在洗手间传闲话。有几个人辞职了。其余的继续工作，缓慢而沉重，那样子就像是扣紧了安全带，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命运。
盖尔·华纳德注意到他周围的所有行动中都有一种拖延的节奏。他走进旗帜大楼，他的员工们看见他便停下手头的工作；他向他们点头致意时，他们问候他的动作总是慢那么一秒钟；他继续向前走，转过身来时，总是发现他们在瞪大眼睛看着他的背影。他们用来回复他的命令的那句“是，华纳德先生”，以前在他的最后一个音节和他们回答的第一个字母之间没有丝毫的间隔，但现在却来得迟了点，而且中间的停顿具有某种切实的形状，结果，那个回答听起来不像是在问号之后，倒像是在问号之前。
《微声》对科特兰德爆炸案保持沉默。华纳德在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就把托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你，听着。在你的专栏里，一个字也不许写，明白吗？你在报社以外嚷嚷什么、做什么都与我无关——暂时无关。可是如果你嚷嚷得太厉害的话，事后我会收拾你的。”
“是，华纳德先生。”
“至于你的专栏嘛，你就当自己是聋子、哑巴、瞎子。只要你还在这栋大楼里，你就从来都没听说过爆炸案的事情。你从来都没听说过一个叫洛克的人。你不知道科特兰德是什么意思。”
“是，华纳德先生。”
“而且，别让我看见你总在这边晃悠。”
“是，华纳德先生。”
华纳德的律师，一位为他服务了多年的老朋友，试图劝阻他。
“盖尔，怎么了？你的行为就像个小孩子似的，像个外行的生手。控制下你自己，伙计。”
“闭嘴。”华纳德说。
“盖尔，你是……你曾经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报纸出版人。那些明摆着的事情——有必要让我来告诉你吗？一个不受欢迎的目标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件危险的事情。对于一家受欢迎的报纸来说——就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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