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声音从不消失，而是由空间传播——那么人的心跳又怎样呢——在五十六年当中有那么多次心跳——能否将它们再次收集起来，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再次使用？如果它们能再次跳动的话，结果也会是那些印刷机的声音吗？
“但是，我一直在自己的报头做他的担保人，所以，如果说公开忏悔在现代社会里是不可思议的丢脸行为的话，这便是我强加于自己的惩罚。”
不是一个人从来听不到的五十六年点滴的轻微声音，每一声都是单一的，决定性的，不像一个逗号，而像一个句号，一个版面上长长的一串，集中起来去喂那些印刷机——不是五十六，而是三十一，另外那二十五年是让我做好准备的——当我把新的报头举到门口上方的时候，我二十五岁——出版人是不更改报纸名称的——而这个出版人却改了——《纽约旗帜报》——盖尔·华纳德的《纽约旗帜报》……
“我请求这份报纸的每一位读者宽恕。”
一只健康的动物——来自我的东西都是健康的——我必须将那个医生领到这儿来，让他听听印刷机的声音——他会善良地、得意地、满意地咧嘴笑笑，偶尔，医生喜欢一个完全健康的标本，那太稀罕了——我要款待他一下——让他听听所听过的声音中最健康的——他会说《纽约旗帜报》是健康的，还可以活好多年呢。
办公室的门开了，埃斯沃斯·托黑走了进来。
华纳德任凭他穿过屋子走近办公桌，没有任何抗议的表示。华纳德心想，他所感觉到的只是好奇——如果好奇能从深渊吹进事物的三维空间的话——就像是《纽约旗帜报》周日增刊中那些房子一般大小的甲虫向着人类的身影前进——好奇，因为埃斯沃斯·托黑还在大楼里，因为托黑已经越过了他所下达的命令获准进来了，还因为托黑在哈哈大笑。
“华纳德先生，我是来告几天假的。”托黑说。他的面色从容镇定，那并不是得意洋洋的表情，那是一张艺术家的脸。他明白过犹不及，所以便通过保持常态的方式来达到登峰造极的冒犯，“并且告诉你，我还要回来的。还干这份工作，还写这个专栏，还在这幢大楼里。在我离开期间，你会弄清楚你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一定要原谅我，我知道这样做十分不得体，可是我已经等了十三年，我觉得可以给自己五分钟的奖励。那么，华纳德先生，你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而且你喜欢拥有财产的感觉？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它的基础是什么？你是否曾停下来以确保它的基础是稳固的？没有，因为你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讲求实际的人处理的是银行账户、房地产、广告合同和金边证券。他们留给像我这样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消遣——通过对金边证券进行化学分析，了解金子的性质以及来源等情况。他们紧紧抓住克雷姆·普丁那样的大广告客户，而把不起眼的小事留给我们去做，比如剧院啦，电影啦，电台啦，学校啦，书评以及建筑批评什么的。只不过是一种贿赂——如果我们喜欢将时间浪费在生活中并不重要的这些小事上，而与此同时，你们却在赚钱。金钱就是权力。是吧，华纳德先生？那么，华纳德先生，你就是在追求权力了？是控制人的权力吗？你这个可怜的外行！你从没弄清过自己野心的本质，否则你早就会知道你并不适合此道。你不会利用它所要求的方法，而你又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一直以来，你连个无赖都算不上。我并不介意将这种方法传授给你，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对你来说更糟糕：是做个伟大的无赖好呢，还是个伟大的傻瓜好。那就是我要回来的原因。而且当我回来时，我要来管这家报纸。”
华纳德平静地说：“等你回来。现在从这儿滚出去！”
《纽约旗帜报》本市新闻编辑室的员工走上街头进行罢工。
华纳德集团工会全体出动。还有许多非会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印刷厂的员工还在上班。
华纳德从没考虑过工会的事。他比其他出版商发的工资都要高，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提过经济上的要求。如果他的员工们希望通过听听演讲这样的方式来消遣一下，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为此担心。多米尼克有一次试图提醒他：“盖尔，如果人们出于工资、工时，或者实际的需要而想要组织起来的话，那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可是既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目的，你还是盯紧点儿的好。”“亲爱的，我得求你多少回？离《纽约旗帜报》远点。”
他从没费心去了解过都有谁属于这个工会。现在他才发现成员人数并不多——然而却是决定性的，包括他所有的关键人物，不是那些大的部门主管，而是下一级，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活跃分子，那些小小的不可或缺的火花塞：那几个最出色的驻外记者，负责全面课题的作业人员，负责改写加工的编辑，助理编辑等等。他查阅了他们的记录：大多数是在过去八年中录用的；由埃斯沃斯·托黑推举而来。
非会员走出去罢工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有些人是因为不喜欢华纳德；另外一些人是因为害怕继续留下来上班，而且罢工似乎要比分析问题容易些。其中有一个人，一个腼腆的小伙子，在大厅里碰到了华纳德，便停下来尖声说道：“我们要回来的，甜心，那时就不是这个调子了！”有些人走了，以免看见华纳德。另外的人则采取稳妥的措施。“华纳德先生，我讨厌这么做，我讨厌得要命，我与那个工会毫无瓜葛，可是罢工终归是罢工嘛，而我又不能允许自己当工贼。”“坦白地说，华纳德先生，我并不知道谁对谁错，我的确觉得埃斯沃斯是在耍卑鄙的手段，而哈丁又没有权利让他逃脱处罚，可是在当今这个世道，人怎么能吃得准谁是谁非呀？而且我不想做的事就是充当纠察队队员。不，先生。我的感觉就像是在纠察对或错一样。”
罢工者们提出了两个要求：让那四个被解雇的人复职，改变《纽约旗帜报》关于科特兰德一案的立场。
主编哈丁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自己的立场，该文发表在《新前沿》上。“就政策而论，我的确忽视了华纳德先生的命令，这或许是一个主编所采取过的史无前例的行为。我完全意识到此中的责任。托黑先生、艾伦、福克和我都是看在它的员工、它的股东们，以及它的读者们的分儿上想去拯救《纽约旗帜报》。我们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让华纳德先生理智一些。我们希望一旦他看到《纽约旗帜报》采取了和全国大多数报社一样的立场，他会欣然作出让步。我们老板的独断专行、无法预料以及肆无忌惮我们是知道的，可是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愿意为了我们的职业责任牺牲自己。在我们承认一个老板对他报纸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诸方面问题享有统治权的同时，我们也相信，如果老板期望有自尊的人去支持一个普通罪犯的动机，那么情况已经超出了正义的界限。我们希望华纳德先生能够认识到，那个由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对我们谋生之地的管理上，我们应该拥有说话的权利。那是为了出版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哈丁先生六十岁，在长岛拥有一座庄园，业余时间平均分配在打飞碟和孵化野鸡上。他未生育的妻子是社会研究讲习班的理事会成员。是托黑，这个讲习班的演讲明星，介绍她到这里来的。这篇文章是她帮丈夫写的。
从编辑部解雇的两名员工并不是托黑工会的成员。艾伦的女儿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女演员，她在爱克写的所有剧本中担任女主角。福克的兄弟是兰斯洛特·克鲁格的秘书。
盖尔·华纳德坐在办公桌前，低头看着面前的一大堆报纸。他有许多事情要做，可是有一幅画面反复在他脑海里浮现，挥之不去。它带来的感觉萦绕在他所有的行动上——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站在编辑办公桌前的画面：“你会写‘猫（cat）’这个字吗？”——“你会写‘拟人形态（anthropomorphology）’这个词吗？”几种身份分裂了，又组合起来，对他来说，那个男孩此刻就在这儿，站在他的桌前等待着，有一次他还说出声来：“走开！”他发现自己充满怒气，他想，你要垮掉了，你这个傻瓜，现在不是时候。他没有再大声说话，可是当他阅读、检查和签署文件的时候，那场对话却依然无声地继续着：“走开！我们这儿没有工作。”“我再转转，你们想用我的时候说一声。我不要工钱，你们认为我还行，想留住我时再付给我工钱。”“他们会付你钱的，难道你不明白吗，你这个小傻瓜？他们会付你钱的。”声音很响亮——他的声音又正常了，他对着一个话筒说：“告诉曼宁，我们得把字模安上……尽快把校样送上来……送一份三明治上来，哪种都行。”
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仍然跟随着他：那些老人和送稿生们。清早，他们走进大楼，脸上经常带着伤痕，衣领上带着血迹。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进来，他的颅骨裂开了，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那既非勇气也非忠诚，而是惯性。对他们来讲，丢了《纽约旗帜报》这份工作，就等于是世界末日。他们抱有这种想法的时间太久了。年老的员工不明白，而年轻的员工不在乎。
送稿生们被派出去报道新闻。他们送来的东西的质量逼得华纳德超越了绝望，高声狂笑起来：他从没读过如此卖弄的文章。他能看得出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得意——他终于成了一名记者。当这些报道出现在《纽约旗帜报》上的时候，他却没有大笑；负责改写的人手不够。
他试图雇用一些新人。他愿意出极高的薪水。他想要的人拒绝为他工作。有几个人响应了他的召唤，虽然他宁愿他们不这么做，但还是聘用了他们。他们是十年来都没有被一家知名报社聘用过的人。换上一个月前，那种人连旗帜大楼的门都进不来。其中有一些两天之内就不得不被扫地出门，其他人则留了下来。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喝得醉醺醺的。有一些表现得好像是在对华纳德施予恩惠一样。其中一个说：“盖尔，老伙计，别这么怒气冲冲的。”——他整个人被轻轻地扔下了两段楼梯，一只脚踝骨折了。他坐在楼梯脚下，抬头看着华纳德，彻底惊呆了。其他人比较难于捉摸。他们只是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狡猾地看着华纳德，几乎是在冲着他挤眉弄眼，暗示说，他们是一笔卑鄙交易的同谋犯，系在了一根绳子上。
他向新闻学院求助。没有一个人来应聘。有一个学生团体寄来了一份由全体成员签名的决议书：“……抱着对专业的高度尊敬，以高举出版业的荣誉为终生的使命，我们认为我们中间谁也不能收起自尊，接受你提供给我们的聘书。”
新闻编辑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本地新闻编辑走了。华纳德自己身兼数职：本地新闻编辑，主编，线路工，改稿员，送稿生。他寸步不离大楼。他睡在办公室里的一张长沙发上——如早年《纽约旗帜报》刚刚开办时的模样。他不穿外套，不打领带，衬衫的领子敞开着，楼上楼下地跑，他的步伐听起来像是机关枪的喀哒声。两个电梯工还在，其余的人都消失了，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是由于对罢工的同情、畏惧，或者仅仅是灰心丧气。
爱尔瓦·斯卡瑞特对华纳德的镇定自若无法理解。那台卓越的机器——这个字眼在他心里一直代表了华纳德，斯卡瑞特心想——运作状态从没像现在这样良好过。他言语简明，下达指令迅速，作出决断及时。在一片狼藉中——机器、导线、润滑油、墨水、废纸、没有打扫的办公室、无人占用的办公桌，当被楼下街道抛上来的砖头砸烂的玻璃像阵雨般从头顶倾泻而下时，华纳德躲闪的动作就像一个双重曝光的身影，叠加在背景上，偏离了位置，不成比例。斯卡瑞特心想，他并不属于这里，因为他看上去并不现代——正是这一点——他看上去并不现代，无论他穿着什么样的裤子——他就像某种来自哥特式大教堂的东西。他贵族的头颅挺得很直，无肉的面颊紧紧地缩在一起。一艘轮船的船长，除了他本人，所有人都知道这艘船正在下沉。
爱尔瓦·斯卡瑞特还在。他还没有认识到事件的真实性；他茫然若失地拖着脚步四处走动；每天早晨开车来到大楼，看见纠察队时，他心里都有一种新鲜而不知所措的震惊。除了车窗玻璃上被扔了几个西红柿以外，他没受什么伤。他试图帮助华纳德，他试图去干自己和另外五个人的工作，可是他连一天的正常任务都无法完成。他在无声地崩溃，他的关节被问号拧得松动起来。无论人们在做什么事，他都要打断他们，不停地问：“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怎么突然之间就这样了？”他这样浪费着每个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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