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理解这一切。”他以没有口音的单调语气对他周围的每一个人这样说，“我无法理解埃斯沃斯怎么取得了这么大的权力……埃斯沃斯是个文化人，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卑鄙的站在街头闹事的激进分子，他是那么友善，又是那么机智，而且又是个多么博学的人啊！——一个总是开玩笑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暴力分子——埃斯沃斯不是存心要这么干的——他并不知道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爱人们，我愿为埃斯沃斯·托黑押上所有的赌注。”
有一次，在华纳德的办公室里，他壮着胆子说：“盖尔，你为什么不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至少与他们见见面？”
“闭嘴。”
“可是，盖尔，在他们那边或许也有一点点真理呢？他们是新闻记者。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出版自由……”
然后，他看见几天来一直期待并以为自己已躲过去的愤怒发作了——那蓝色的虹膜消失在一团白色中，那没有视觉的明亮的眼球，在一张全是凹陷的脸上，那颤抖着的双手。可是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了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东西：他看到华纳德将即将发作出来的东西消灭在萌芽状态，未发一言，没有半点解脱。他看到他凹陷的太阳穴上由于努力而沁出的汗珠，以及办公桌边上紧握的拳头。
“爱尔瓦……如果我当时没有坐在《新闻公报》的楼梯上……那个让他们自由的出版从何而来呢？”
外面和走廊里都有警察。那有些帮助，不过作用不大。有一天晚上，楼门口被倒上了硫酸，将一楼窗户的大块厚玻璃板都烧化了，而且在墙壁上留下了麻风病似的白斑。轴承上的沙子使一台印刷机停止了转动。一家无名的熟食店因为在《纽约旗帜报》上打广告而被砸得稀巴烂。一大批小广告客户退却了。华纳德报业的运输卡车遭到毁坏。一名卡车司机被打死。罢工中的华纳德工会发文抗议暴力行为。工会并没有教唆他们这样做。大多数成员都不知道是谁干的。《新前沿》上发文表达了对过激行为的遗憾，可是将其归咎于“人民正义的愤怒一时冲动的爆发”。
休谟·斯劳顿以一个自称“自由商人”的组织名义向华纳德发来一份通知，取消了他们的广告合同。“如果你希望的话，你可以起诉我们。我们认为我们享有合法理由取消广告合同。我们签约是要在一家有声望的报纸上，而不是人尽皆知的不光彩的废纸上刊登广告，这张废纸将纠察队带到我们的门口，毁掉了我们的生意，而且任何人都不再读它。”该组织包括大部分《纽约旗帜报》最有钱的广告客户。
华纳德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他的城市。
“尽管存在危险，但我曾一度支持罢工。我一辈子都在和华纳德作对。我从没想到会目睹这样一天，或者说这样一个问题——我居然不得不说——正如我现在所说的——我站在盖尔·华纳德一边。”奥斯顿·海勒在《时事报》上这样写道。
华纳德给他寄去了一张字条：“去你的，我没求你为我辩护。Ｇ.Ｗ.”
《新前沿》把奥斯顿·海勒描绘成“一个将自己出卖给了大企业的保守分子”。知识界的淑女们说奥斯顿·海勒过时了。
盖尔·华纳德像往常一样站在本地新闻编辑室的桌前撰写社论。他那些玩忽职守的职员们并没有看出他身上有什么变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不发脾气。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某些行为是新的：他常常来到印刷车间，看着那些轰鸣的巨人喷射出滚滚的白色河流，倾听它们所发出的隆隆声。他常常会从地板上捡起一块铅条，放在掌心上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抚摸着，像是在摸一块玉，然后将它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仿佛他不愿将它白白浪费掉似的。他反对其他诸如此类的浪费形式，而自己却对此浑然不觉，那种动作是本能的：他找回用过的铅笔，花上大半个小时修理一台坏掉的打字机，尽管电话在一边一个劲地尖叫，没人接听。那并不是省钱不省钱的问题。他连看都不看支票上的数字便在上面签字。斯卡瑞特不敢去想过去的每一个日子给他带来的开销。那个问题是这幢大楼的一部分，他爱这里的每一个门钮，属于《纽约旗帜报》的那些东西便属于他。
每天下午很晚的时候他都给乡间的多米尼克打电话。“很好。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你别听那些制造恐慌的人瞎说……不，见它的鬼，我不想谈论那该死的报纸。跟我说说花园是什么样子……今天你去游泳了吗？……跟我说说湖……你今天穿的哪件衣服？……今晚听听WLX广播，八点。他们会播放你最钟爱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协奏曲……我当然有时间来保持消息灵通……噢，好吧，我明白我是骗不了一位前任女新闻记者的，我确实仔细看了广播节目那一版……我们当然有足够的人手，只不过我没法非常信赖新聘来的某些家伙，而我有能力抽出点时间……首先，不要进城来。你答应过我的……晚安，最最亲爱的……”
他挂断了，坐在那里看着电话，脸上漾起一丝微笑。想到乡间，如同想到了无法逾越的大洋彼岸。它给他一种身处被围攻的堡垒中的感觉，而他喜欢那种感觉——不是喜欢那样的事实，而是那种感觉。他的脸看上去返祖了，变成了在城堡壁垒上战斗的先祖的样子。
一天傍晚，他走出大楼到街对面的一家餐馆去。他有好几天没好好吃过饭了。当他回来的时候街道上还是亮的——一片夏日的宁静棕色暮霭，仿佛那感觉迟钝的阳光在暖暖的空气中伸展得太舒服了，以至于无法缩回，尽管太阳早就落下山去了。那种光亮使天空看起来很新鲜，而让街道看起来很肮脏。在老旧建筑物的角落里有着一块块的棕色痕迹和腐烂的橘子。他看见纠察队在旗帜大楼门口来回踱着步。他们一共有八个人，排成椭圆形的队列在人行道上一圈又一圈地绕行。他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家伙，一个专门采访治安消息的记者，其他几个人他从未见过。他们扛着这样的标语：“托黑，哈丁，艾伦，福克……”“出版的自由……”“盖尔·华纳德践踏人权……”
他的眼睛一直盯在一个妇女身上。她的臀部从脚踝处就开始了，堆在鞋子紧绷的细带上。她有着方形的肩膀，一件廉价的棕色粗花呢外套裹在她那硕大的方形身体上。她长着白净的小手，是那种会将厨房里的东西弄得到处都是的手。她有一张切口一样的嘴，没有嘴唇。她摇摇摆摆地蹒跚而行，可她的动作却惊人地轻快。她的步伐藐视那个要伤害她的世界，透出一种恶意的狡猾，似乎在说她不会更喜欢别的事情，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企图伤害她的话，那将是对世界开了多么大的一个玩笑，不信就来试试看，只要试一试。华纳德清楚，她从未被《纽约旗帜报》雇用过，绝对不可能，教会她识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她的步伐似乎在暗示她当然不必非得识字。她举着这样的标语：“我们要求……”
他想起了在破旧的旗帜大楼的长沙发上睡觉的那些夜晚，那是在起初的几年，因为新的印刷机等着付账，而且《纽约旗帜报》必须走上街头去面对竞争者们。有一天晚上他咳出了血，但拒绝去看医生，不过结果没什么事，只不过是劳累过度。
他匆匆走进大楼。那些印刷机还在转动。他站在那儿聆听了一会儿。
晚上，大楼是宁静的。它似乎更大了，仿佛是声音占据了空间，使它一无所有了。一道道灯光从开着的门里透出来，投射在昏暗的走廊里。一台寂寞的打字机在某个地方喀哒喀哒地响着，声音是那么连贯，就像是滴水的水龙头。华纳德穿过一条条走廊。他想，当他为了地方政府选举而宣传那些著名的骗子时，当他美化红灯区时，当他以诽谤文章去诋毁别人的名誉时，当他伏在歹徒母亲的肩膀上啜泣时，那些人是愿意为他工作的。才华横溢的人、德高望重的人都渴望为他工作。而现在，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头一次表现得这样诚实。他在领导着他最伟大的圣战——在一些讨厌家伙的帮助下：工贼，流动工，酒鬼，还有那些卑微的苦工，他们过于忍让，没法辞退。他想，或许罪责并不在那些现在拒绝为他工作的人身上。
太阳照在办公桌上的方形水晶墨水瓶上。它使华纳德想起草坪上的冷饮，白色的衣服，裸露着的手臂压着青草的感觉。他努力不去看那欢快的发光的小东西，手不停地写着。那是罢工第二周的一个早晨。他返回办公室已经有一小时了，并且吩咐不要让人来打扰他。他有一篇文章要赶着写完。他知道他想找个借口，安心地待上一个小时，对大楼里所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
办公室的门不宣而开了，多米尼克走了进来。自从他们结婚以后，他一直不允许她到旗帜大楼来。
他站起身来，动作里有一种无声的顺从，允许自己不提任何问题。她身穿一套珊瑚色的亚麻套装，站在那儿，仿佛湖就在她的身后，而太阳正从衣褶的表面升起来。她说：“盖尔，我要我原来在《纽约旗帜报》的工作。”
他站在那儿，默不作声地注视着她，接着他笑了。那是一种康复期的微笑。
他转向办公桌，拿起他写好的几页纸递给她，说：“把这个送到后面去。把电报拿来给我。然后去本地新闻编辑部向曼宁报到。”
那种不可能的东西，那种无法用语言、眼神或者手势传达的东西，那种两个人之间完全理解的统一，通过一小叠纸从他的手到她手中的传递便做到了。他们的手指并没有接触。她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不到两天的时间，一切便像她从没离开过《纽约旗帜报》一样了。只不过现在她不再写关于房屋的专栏，但一直没有闲着，哪里需要能干的人手，她便去填补这个空缺。“没关系的，爱尔瓦。”她对斯卡瑞特说，“剪剪贴贴正是适合女性干的活儿。我来这儿就是要在必要的地方打上那个补丁——可是伙计！这块布也破得太快了！一旦你那些新来的记者比平常更胡作非为时，尽管来叫我。”
斯卡瑞特无法理解她的语调、她的态度和她的出现。“多米尼克，你真是个救生队员啊。”他难过地咕哝着，“看见你在这儿，就像过去的日子一样——可是，噢！我多希望还是过去那些日子呀！我就是没法理解。当这儿还是个像样的地方时，盖尔连你的一张照片都不准贴——可是现在，这儿安全得实际上就跟一座正在经历囚犯暴动的监狱差不多，他竟然让你到这儿来工作！”
“停止你的评论吧，爱尔瓦。我们没那个工夫。”
她为一部她并没看过的电影写了一篇文采出众的影评。她为一场她并未出席的会议写了一份报告。有一天早晨，负责《每日佳肴》栏目的那位女士没来上班，她突击出一长串的食谱和配方。“我不知道你还会做饭。”斯卡瑞特说。“我也不知道。”多米尼克说。一天晚上，当发现唯一的值班记者醉倒在洗手间的地板上时，她出去采访了一场船坞大火。“干得不错。”读了这篇报道后，华纳德这么告诉她，“可是再试一次，你就会被解雇。如果你想留下来，就不要走出大楼一步。”
这就是他对她出现的唯一评论。必要时他才与她讲话，言简意赅，就像同其他任何员工讲话一样。他发号施令。他们经常会好几天见不到彼此。她在图书室的一个长沙发上睡觉。偶尔，在晚上时，她会到他的办公室来，挤出一点时间稍事休息，然后他们交谈着，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谈的都是日常工作中的小事，快活地谈着，就像任何一对已婚夫妇在闲聊他们平淡生活中的日常程序。
他们并没有提起洛克或者科特兰德。她发现墙上挂着洛克的照片，便问：“那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一年前。”那是他们唯一一次提到洛克。他们不谈论公众对《纽约旗帜报》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他们也不展望未来。他们在对大楼四壁之外的问题的忘却中感受到了一种慰藉。它被忘却了，是因为那不再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并且已经找到了答案，剩下的只不过是简单的和平——他们有工作要做——保持报纸运转的工作——而且是他们一起在做。
她会不请自来，在午夜，端来一杯咖啡，而他则会满怀感激地抢过去，并不停下手头的工作。当他十分需要时，他总能在办公桌上找到新鲜的三明治。他无暇过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后来他发现，她在一间内室里装了一个电炉，并且贮藏了一些供给品。当他必须整夜工作时，她为他做早点，她用一张硬卡纸当托盘，端着做好的菜走进来，窗外空旷的大街上一片静寂，屋顶迎来了清晨的第一道光明。
一次，他发现她手中拿着扫帚，正在打扫办公室。负责大楼维护的部门已经解散，女清洁工来了又走了，谁也无暇注意到这一切。
“我付给你的薪水中包括做卫生吗？”他问。
“得了，我们不能在猪圈里办公。我没问过你给的薪水中包括哪些工作，不过我要求加薪。”
“别干那活儿了，看在上帝的分上！真是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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