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康梁助光绪变法（并）

    中国的该变法，并不是和外国人接触了，才有这问题的。一个社会和一个人一样，总靠新陈代谢的作用旺盛，才得健康。但是总不能无老废物的堆积。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治法可以说是无大变更。到清末，已经二千多年了，各方面的积弊，都很深了。便是没有外人来侵略，我们种种治化，也是应当改革的。但是物理学的定例，物体静止的，不加之以力，则不能动，社会亦是如此。所以我们近代的改革，必待外力的刺激，做一个诱因。

    中国受外力刺激而起反应的第一步，便是盲目的排斥，这可谓自宋以来，尊王攘夷思想的余波。排斥的目的，已经非是，其手段就更可笑了。海通以后，最守旧的人，属于这一派。其第二步，则是中兴时代湘淮军中一派人物。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出于其幕府中的，则如薛福成、黎庶昌之类。此派知道闭关绝市是办不到的。既已入于列国并立之世，则交际之道，不可不讲，内政亦不得不为相当的改革。但是他们所想放效他人的，根本上不离乎兵事。因为要练兵，所以要学他们的技艺；因为要学他们的技艺，所以要学他们的学术；因此而要学他们的语文。如此，所办的新政虽多，总不出乎兵事和制造两类。当这世界更新，一切治法，宜从根本上变革的时候，这种办法，自然是无济于事的。再进一步，便要改革及于政治了。

    但是从根本上改革，这句话谈何容易？在高位的人，何能望其有此思想？在下位的人而有此思想，谈何容易能为人所认识？而中日之战，以偌大的中国，而败于向所轻视的日本，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经这一个打击，中国人的迷梦，该要醒了，于是维新运动以起。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们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在咸丰五年（1855年），比孙中山先生大十一岁。

    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持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渊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在甲午年中了举人，乙未年成了进士。他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就趁机会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说，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体方案，只有极少数可以说是他的忠实同志，但是他的运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论是拥护他的。

    孔于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之中，一再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他先研究康有为的著作，后召见康有为。他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推行了百日的维新。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与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推行经济建设。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土，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心血，想从之乎也者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西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作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第二、顽固势力总动员

    在戊戌年的变法运动之中，外国人颇偏袒光绪帝及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及顽固党，因此一个内政的问题就发生国际关系了。后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海外，又得着外国人的保护。他们在逃难之中发起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这样，西太后和顽固党就恨起洋人来了。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作皇帝。刚毅、祟绮、徐桐、启秀诸顽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权，于是怂恿废立。但各国驻京公使表示不满意，他们的仇外的心理更进了一层。

    顽固党仅靠废立问题还不能号召天下，他们领导的运动所以能扩大，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爱国分子。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的反对屈服，坚强的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便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顽固党更加觉得强硬对付洋人是对的。

    外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还传教，这一层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孔、孟的遗教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是邪教。中国最无知的愚民，都知道孝顺父母，尊顺君师，洋人是无父无君的。几千年来。都是外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学外夷的道理。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学士徐桐是大理学家倭仁的门弟子，自己也是个有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人物中，算是一个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御中国文化而与外人战。他们觉得铲草要除根，排斥异端非尽驱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正是他们所要的武力。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党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丹药；又一说教士窃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等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活动起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作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当作乱民，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反表示欢迎，所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西太后及想实行废立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一片，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义和团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第三、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

    天下事无其力则已，有其力，是总要发泄掉，才得太平的。义和团之事，亦是其一例。

    中国从海通以来，所吃外国人的亏，不为不多了。自然，朝野上下，都不免有不忿之心。然而忿之而不得其道。这时候，大众的心理，以为：一、外国人所强的，惟是枪炮。二、外国人是可以拒绝，使他不来的。三、而民间的心理，尤以为交涉的失败，由于官的惧怕洋人。傥使人民都能齐心，一哄而起，少数的客籍，到底敌不过多数的土著。四、而评话、戏剧，怪诞不经的思想，又深人民间。五、在旧时易于号召的，自然是忠君爱国之说。所以有扶清灭洋的口号，所以有练了神拳，能避枪炮之说，所以他们所崇奉的孙悟空、托塔李天王之类，无奇不有。这是义和团在民间心理上的起源。而自《天津条约》缔结，教禁解除以来，基督教的传布，深人民间，不肖的人民，就有藉教为护符，以鱼肉良懦，横行乡里的，尤使人民受切肤之痛。所以从教禁解除以来，教案即联绵不绝，而义和团的排外、闹教，亦是其中重要的一因。

    这是说民间心理。至于堂堂大臣，如何也会相信这种愚谬之说呢？这真百思而不得其解了。须知居于高位的人，并不一定是聪明才智的，而位高之后，习于骄奢怠惰，尤足使其才智减退。所以怪诞不经之事，历代的王公大人，迷信起来，和平民初无以异，况且当时的中朝大臣，还有几种复杂的心理。一、端郡王载漪，是想他的儿子早正大位的。二、其余亲贵，也有人想居翊戴之功。三、有一派极顽固的人，还是鸦片战争时代的旧思想，想把外国人一概排斥。如此，自然要以义和团为可信；或虽明知其不可信，而亦要想利用他了。

    义和团是起于山东的，本亦无甚大势力。而当时巡抚毓贤，加以奖励，其势遂渐盛。地方上教案时起。山东是德国人的势力范围，自然德人不能坐视，于是向总署交涉。政府无可如何，把他开缺，代以袁世凯。袁世凯知道义和团是靠不住的，痛加剿办，其众遂流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是那拉后的心腹。其人是不懂事的，只知道仰承意旨。当时中央既有此顽固复杂的心理，自然要利用义和团，裕禄自然也要加以奖励了。于是义和团大盛于京、津之间。自地方绅民，以至朝贵，也有慑于势，不得不然；也有别有用心的，到处都迎奉他们，设坛练拳。于是戕教民，杀教士；焚教堂；拆铁路；毁电线；见洋货则毁；身御洋货的人，目为二毛子，则杀。京、津之间，交通为之断绝。其事在1900年夏间。

    外国公使，纷纷责问。极端守旧顽固之人，固然不知所谓。略明事理而有权的人，也开不得口。别有用心的人，又说外国人要如何，借此恐吓那拉后。遂至对各国同时宣战。其实这时候，英、美、德、奥、意、法、俄、日八国联军已到，大沽已失陷四日了。

    其时驻守津、沽之间的为聂士成。他奉清廷之命对义和团痛加剿击。义和团很恨他。联军攻其前，义和团亦攻其后。士成战死。天津失陷。裕禄兵溃，自杀。巡阅长江大臣李秉衡，率兵北上勤王。兵溃，亦自杀。京城之中，其初命董福祥率甘军，合着义和团去攻使馆。因有阴令缓攻的，所以使馆没有打破。而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都为乱民所戕。天津失陷。联军进逼通州，遂逼京城。德宗及太后出居庸关，走宣、大以达太原，旋闻联军有西进之说，再走西安。联军的兵锋，东至山海关，西南至保定而止。

    这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相约不奉伪命。派人和上海各国领事，订结保护东南，不与战事之约。战祸的范围，幸得缩小。而黑龙江将军寿山，举兵攻入俄境。于是俄人从阿穆尔和旅顺，两路出兵。阿穆尔的兵，分陷一、墨尔根、齐齐哈尔；二、哈尔滨、三姓；三、珲春、宁古塔；合陷呼兰、吉林。旅顺的兵，一、西陷锦州；二、东陷牛庄、辽、沈；新民、安东；挟奉天将军增祺，以号令所属。东三省不啻全人俄人的掌握。

    事势至此，无可如何。乃复派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和各国议和。鸿章未能竣事而卒。代以王文韶。明年秋，和议成。与议的凡十一国。其条件是：

    一、派亲王大臣，赴德、日，表示惋惜之意。

    二、惩办首祸诸臣，开复被害诸臣原官。

    三、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城镇，停止考试五年。

    四、军火暨制造军火之物，禁止进口二年。

    五、赔款总数，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照市价易为金款，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偿还。

    六、划定使馆境界，界内由使馆管理，亦可自行防守。

    七、大沽及有碍京师至海口通路的各炮台，一律削平。

    八、许诸国驻兵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以保京师至海口的交通。

    九、许改订通商行船各条约。

    后来通商条约改订的，有英、美、日、葡四国。一、因赔款重了，许我加海关进口税至值百抽十二点五，出口税至七点五，而以裁厘为交换条件。二、中国许修改矿务章程，招致外洋资财，及修改内河行轮章程。三、中国厘定国币，外人应在中国境内遵用。四、律例、审断及一切相关事宜，均臻妥善，则外人允弃其治外法权。五、英允除药用外，禁烟进口。亦皆在此约中。又开商港多处。

    其俄国，当奕劻、李鸿章与各国议和时，借口东三省事件与中国有特别关系，当另议。于是以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和俄国外交部商议。俄人要求甚烈。日、英、美、德、奥、意等，均警告中国，不得和俄人订立密约，交涉遂停顿。各国和约大致议定后，乃由李鸿章和俄人磋议。1902年，奕劻、王文韶和俄使订立《交收东三省条约》。俄人许分三期撤兵。第一期如约撤退，第二期则不但不撤，反要求别订新约，且续调海陆军。1903年6月，俄人合阿穆尔、关东，设极东大都督府，以亚历塞夫为总督。九月，俄兵复占奉天。而日、俄二国，作战于我国境内的活剧，就不可免了。

    第四、远东国际新形势

    远东非复中国的远东了，亦不是中国和一两国关系简单的远东，而成为世界六七强国龙争虎斗之场。

    在十六世纪以前，亚洲东北方还是个寂寞荒凉之境。乃自俄人东略以来，而亚洲的北部，忽而成为欧洲斯拉夫族的殖民地。俄人因在黑海、地中海为英、法等国所扼，转而欲求出海之口于太平洋。于是中国黑龙江以北之地割，而尼科来伊佛斯克，而海参崴，相继建立。再为进一步的侵略，则西伯利亚大铁道，横贯黑吉二省，而又分支南下，旅顺、大连湾，亦成为俄国远东的军商港。

    此等情势，自然和日本的北进政策是不相容的。日本是个岛国，在从前旧式的世界，本可做个世外桃源。乃自帝国主义横行以来，而此世外桃源，亦不复能守其闭关独立之旧。不进则退，当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也是被人侵略的，这时候，就要转而侵略他人了。日本的政策，原分南进、北进两派。论气候和物产，自然南进较为相宜。但是南洋群岛，面积究竟有限，而且也早给帝国主义者所分据了，要想侵略他人，自然要伸足于大陆。如此，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东三省，遂成为日俄两国势力相遇之地。

    在中日战前，竞争朝鲜的主角是中日。中日战后，中国的势力，完全打倒了。但是日本是战胜国，而俄合德、法干涉还辽，是战胜国的战胜国。其势焰已使人可惊，况且当时，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很为弥漫。朝鲜人处于日本钤制之下，自然要想反抗。想反抗，自不得不借助于外力。于是俄国的势力，便乘机侵人了。当中日战时，日本即强迫朝鲜订结攻守同盟。及中日战后，《马关条约》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于是朝鲜改国号为韩，号称独立。然实权都在日人手中。日人所扶翼的是大院君。闵妃一派，自然要想反抗，自然要倚赖俄国。其结果，遂酿成1895年闵妃遇弑之变。

    这一次，大院君的入宫，挟着日本兵自随。而日本公使三浦梧楼，又以日使馆卫队继其后，各国舆论嚣然，都不直日本。日本不得已，把三浦梧楼召回，禁锢在广岛，而实未尝穷究其事，这就是所谓广岛疑狱。此等举动，适足以形日人手段的拙劣。其结果，反益促成韩国的亲俄。日人无可如何，只得吞声忍气，和俄国商量。1896年，两国因韩事订立协商。在韩的权利，殆处于平等的地位。到1898年，又订立第二次协商。俄人亦仅承认日人在韩国工商业上，有特殊的利益而已。对于东三省的利益，则丝毫不许日人分润。于是亚洲的东北角，潜伏着一个日俄冲突的危机。

    不但如此，便中、西亚之间，也是危机潜伏。当十八世纪中叶，中国荡平天山南北路之时，正值英人加紧侵略印度之际。而俄国的侵略中亚，亦已于此时开始进行。三国的势力，恰成一三角式。不进则退，中国对于属部，始终以羁縻视之，而英、俄两国，却步步进取。于是巴达克山，夷为英之保护国。乾竺特名为两属，实际上我也无权过问了。而俄国亦服哈萨克，慑布鲁特，灭布哈尔，并基华，并取敖罕。三国间的隙地博罗尔，竟由英、俄两国，擅行派员，划定界线。我国最西的属部阿富汗，则由两国的争夺，而卒入于英人的势力范围。而两国的争点，遂集于西藏。蒙古支族布里雅特人，是多数住居在俄国的伊尔库次克和外贝加尔两省的，亦信喇嘛教。俄人乃利用其人入藏，以交结喇嘛。1899和1900两年，达赖和俄政府之间，竟尔互通使聘。中国还熟视无睹，英人看着，却眼中出火了。

    在中国本部的利益，自然是列国所不肯放松的，而东北一片处女地，尤其是要想投资的人眼光之所集注。当《辛丑条约》业经订结，而东三省尚未交还时，俄人侵略的形势，最为可怕，日人于此，固然视为生死关头。便英人也不肯落后。法国在东洋，关系较浅，而其在欧洲，颇想拉拢俄国，所以较易附和俄人的主张。德国便不然了，他从占据胶州湾以后，对于东方，野心勃勃，断不容俄国人独强的。至于美国，在东方本没有什么深固的根抵，其利于维持均势，自更无待于言了。

    所以当此时，颇有英、德、日、美诸国，联合以对付一个俄国之概。当庚子义和团运动，俄人占据东三省时，英国方有事南非，自觉独力不足以制俄，乃和德国在伦敦订立《协约》，申明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之旨。此约经通知各国，求其同意。日、美、法、奥、意都复牒承认。独俄国主张限于英德的势力范围，不适用于东三省。德国因关系较浅，就承认了俄国的主张，惟英、日两国，反对最力。于是英人鉴于德国之不足恃，知道防御俄国，非在远东方面，有个关系较深切之国不可。而且印度和英国，关系太深了，亦非有一国助英防护，不足以壮声势。乃不惜破弃其名誉的孤立，而和日本订立同盟。此事在1902年。而俄国亦联合法国。发表宣言，说：“因第三国侵略，或中国骚扰，致两国利益受侵犯时，两国得协力防卫。”这明是把俄、法同盟的效力，推广及于远东，以对抗英日同盟。日、俄两国的决裂，其形势已在目前了。但是以这时候的日本和俄国开战，究竟还是件险事。所以在日人方面，还斤斤于满、韩交换之论。至1904年，日本公使和俄国交涉，卒无效果，而战机就迫在眉睫了。

    第五、日俄战争

    当1903年之时，日俄战争，业已迫于眉睫了。此时亦有主张我国应加人日本方面的。然一、中国兵力，能帮助日本的地方很少。二、而海陆万里，处处可以攻击，傥使加入，无论如何是不会全胜的。那末，日本即获胜利，亦变为半胜了。而议和之际，反受牵制，所以日本是决不愿意中国加入的。而且中国加人，则战祸益形扩大，于列强经济利益有碍。所以亦都不愿我们加入。中国的外交，自动的地方很少，而这时候，确亦很难自动。于是日俄战事，于1904年之初爆发。而中国亦于其时，宣告中立，划辽河以东为战区。

    日本海军，先袭败俄舰于旅顺和韩国的仁川，把旅顺港封锁了。海参崴的军舰，亦屡为日兵所击败。俄国太平洋舰队，失其效力。日军遂得纵横海上。其陆军：第一军自义州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凤凰城，直迫摩天岭。后又别组第三军，以攻旅顺。旅顺天险，所以相持久之不下。这一年秋间，日本一二两军，合攻辽阳。再加以从大孤山登陆的第四军，辽阳遂陷。俄国的运兵，比日本为迟。辽阳陷后，而其西方的精锐始渐集。乃反攻辽阳，不克。这时候，天气已渐寒冷了。两军乃夹浑河相峙。而日人于其间，竭全力攻陷旅顺。到明年，俄国西方之兵益集，日亦续调大军。日兵三十四万，俄兵四十三万，开始大战。经过两旬，俄军败退。日军遂陷奉天，北取开原。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因英日同盟，不敢航行苏伊士运河，绕好望角东来。又为日人邀击于对马海峡，大败。于是俄国战斗之力穷，而朴资茅斯的和议起。

    《朴资茅斯和约》，共十五条。其重要的：一、俄承认日本对韩，有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卓绝利益。二、租借地外，日俄在满洲的军队，尽数撤退，以其地交还中国。俄人在满洲，不得有侵害中国主权，妨碍机会均等主义的领土上利益，暨优先及专属的让与权利。三、中国因发达满洲的工商业，为各国共同的设置时，日俄两国，都不阻碍。四、俄国以中国政府的承认，将旅、大租借地和长春、旅顺间的铁路，让与日本。五、库页岛自北纬五十度以南，让与日本。六、日人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领沿岸，有渔业权。

    此时日本可调的兵，差不多都已调尽。其财政亦异常竭蹶。其急于要议和的情形，反较俄国为切。所以赔款分文未得。而且一切条件，差不多都是照俄人的意思决定的。日本战争虽胜利，和议是屈辱的。所以其全国人民，大起骚扰。费了许多气力，才镇压定。然而日本虽未能大有所得于俄，而仍可以取偿于我。当战役将终时，我国舆论，有主张乘机废弃《俄约》，并向英交涉，收回威海，而自动的和日本订立新约的。列国的眼光，则不过要把东三省作为共同投资之地，不欲其为一国所把持。而又希望其地的和平秩序，可以维持，所以有主张以东三省为一永世中立之地的。我国这时候，希望立宪之心正盛。而满族皇室，终竟迟迟不肯放弃其权利，亦有就此议论，加以修正，主张以满洲为一王国，放奥匈、瑞那之例，由中国皇帝兼其王位，而于其地试行宪政的。这许多议论，都成为画饼。

    仅于日、俄议和之时，由我国政府照会二国，说和约条件有涉及中国的，非得中国承认不生效力而已。日、俄和议既定，日本乃派小村寿太郎到中国来，和中国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约》中国政府承认《日俄和约》第五、第六两条。而日本政府，承认遵行中俄租借地和筑路诸约。别结《附约》：一、开凤凰城、辽阳、新民、铁岭、通江子、法库门、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为商埠。二、安奉军用铁路，许日本政府接续经营，改为商运铁路。除运兵归国十二个月外，以两年为改良竣工之期。自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为限。届期请他国人评价，售与中国。三、许设中日合办材木公司，采伐鸭绿江左岸森林。四、满韩交界陆路通商，彼此以最惠国待遇。明年五月，日人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七月，又设关东都督府。于是东北一隅，成为日俄两国划定范围，各肆攘夺的局面，不但介居两大之间而已。

    《会议东三省善后事宜协约》，立于1905年12月26日。照约，安奉铁路的兴工，应在1906年12月27日之后，而其完工，则应在1908年12月26日之前。乃日人至1909年，才要求派员会勘线路。邮传部命东三省交涉使和他会勘。会勘既竣，日人要收买土地。东三省总督锡良，忽然说路线不能改动。日人就自由行动，径行兴工。中国人无可如何，只得同他补结《协约》，承认了他。而所谓满洲五悬案，亦于此时解决。

    一、抚顺煤矿。日人主张是东省铁路的附属事业。中国人说在铁路线三十里之外。日人则说照该《铁路条例》，许俄人开矿，本没限定三十里。此时并烟台煤矿，都许日人开采。

    二、闲岛问题。图们江北的延吉厅，多韩民越垦。日人强名其地为闲岛。于其地设立理事官。这时候，仍认为中国之地。日所派理事官撤退。惟仍准韩民居住耕种，而中国又开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为商埠。

    三、新法铁路。中国拟借英款兴造。日人指为南满铁路的平行线。这时候，许兴造时先和日本商议。

    四、东省铁路营口支路。是中俄《东省铁路公司契约》许俄人兴造的，这是为运料起见，所以原约规定八年之内，应行拆去，而日人抗不履行。至此，准其于南满铁路限满之日，一律交还。

    五、吉会铁路。满铁会社要求敷设新奉、吉长两路，业于1907年订立契约。该会社又要求将吉长路展至延吉，和朝鲜会宁府铁路相接。至此，许由中国斟酌情形，至应开办时和日本商议。

    自日俄战后，各国已认朝鲜为日本囊中之物了。所以日俄议和的一年，英日续订盟约，即删去保全朝鲜领土一条。然而对于中国门户开放，领土保全的条文，依然如故，1907年的《日法协约》、《日俄协约》，1908年的《日美照会》，都是如此，然而日本的行动，则大有惟我独尊，旁若无人的气概，列国自然不肯放手。而中国也总希望引进别国的势力，以抵制日俄两国的。当新法铁路照日本的意思解决时，中国要求筑造锦齐铁路时，日不反对。日人亦要求昌洮路归其承造。彼此记人会议录中。悬案解决后，中国要借英美两国之款，将锦齐铁路，延长到瑷珲，改称锦爱。

    日人嗾使俄人，出面抗议。于是美国人提议，各国共同出资，借给中国，由中国将满洲铁路赎回。此项借款未还清以前，由出资各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的使用，此即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其通牒，向中、英、德、法、俄、日六国提出。明年，日俄二国，共提抗议。这一年，日俄两国就订立新协约。约中明言维持满洲现状，现状被迫时，两国得互相商议。如此，英美的经营，反促成日俄的联合了。而这新约，或云别有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并吞韩国，而日本则承认俄国在蒙新方面的举动，所以这《协约》于7月4日成立，而朝鲜即于8月30日灭亡，而到明年，俄人对于蒙、新，就提出强硬的要求了。

    第六、清末的宪政运动

    戊戌变法、庚子义和团运动，清朝的失政，一步步的使人民失望。而其时人民的程度亦渐高，于是从改革政治失望之余，就要拟议及于政体了。

    中国的民主思想，在历史上，本是酝酿得很深厚的。不过国土大，人民多，没有具体的办法罢了。一旦和外国交通，看见其政体有种种的不同，而且觉得他们都比我们富强；从国势的盛衰，推想而及于政权的运用，自然要拟议及于政体了。于是革命、立宪，遂成为当日思潮的两流。

    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在海外设立保皇党。梁启超则在日本横滨发行《清议报》，痛诋那拉后，主张拥戴德宗，以行新政。这时候，还是维新运动的思想。但是空口说白话，要想那拉后把政权奉还之于德宗，是无此情理的，所以虽保皇党要想夺取政权，亦不得不诉之于武力。人民哪里来武力呢？其第一步可以利用的，自然是会党。原来中国各种会党，溯其原始，都是人民受异族的压迫，为此秘密组织，以为光复之豫备的。日久事忘，固然不免渐忘其原来的宗旨，然而他们，究竟是有组织的民众，只要有有心人，能把宗旨灌输给他们，用以举事，自较毫无组织的人民为易。

    所以在当时，不论保皇党、革命党，都想利用他们。就是八国联军入京的这一年，康有为之党唐才常，在上海设立国会总会，汉口设立分会。才常居汉口。后来的革命党人黄兴居湖南，吴禄贞居安徽的大通，联络哥老会党，广发富有会票，谋以这一年七月间，在武汉同时举事，而湖南、安徽，为之策应。未及期而事泄。才常被杀。鄂、湘、苏、皖四省，搜捕党众，杀戮颇多。当时鄂督张之洞，有一封信，写给上海国会总会中人，劝他们不要造反。国会中人，也有一封信复他，署名为是中国民。畅发国家为人民所公有，而非君主所私有之义，为其时之人所传诵。保皇运动，寝寝接近于革命了。

    但是到二十世纪的初年，而保皇党宗旨渐变。《清议报》发刊，满一百期而止。梁启超改刊《新民丛报》。其初期，颇主张革命。后来康有为鉴于法国大革命杀戮之惨及中南美诸国政权的争夺，力主君主立宪，诒书诤之，梁启超渐渐改从其说。于是《新民丛报》成为鼓吹立宪的刊物，和当时革命党所出的《民报》对峙。以立宪之说，可以在国内昌言之故，《新民丛报》在国内风行颇广，立宪的议论渐渐得势。到日俄战争以后，舆论都说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立宪派的议论，一时更为得势。

    庚子一役，相信一班愚民，做这无意识开倒车的运动，以致丧权辱国，赔款之巨，尤其诒累于人民，清朝自己，也觉得有些难以为情了。于是复貌行新政，以敷衍人民。然而所行的都是有名无实，人民对于朝廷的改革，遂觉灰心绝望。除一部分从事于革命外，其较平和的，也都想自己参与政权，以图改革，这是十九世纪初年立宪论所以兴盛的原因。而其首将立宪之举，建议于清朝的，则为驻法公使孙宝琦。其后两江、两湖、两广诸总督，相继奏请。到1905年，直督袁世凯，又奏请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于是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之举。

    明年回国，一致主张立宪。于是下上谕：“先将官制改革，次及其余诸政治，使绅民明悉国政，以备立宪基础。数年之后，查看情形，视进步之迟速，以定期限之远近。”是为清末的所谓预备立宪。于是改订内外官制。设资政院、谘议局，以为国会及省议会的基础，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立审计院，颁布《法院编制法》及《新刑律》。设省城及商埠的检察、审判厅，又设立宪政编查馆，以为举行宪政的总汇。看似风起云涌，实则所办之事，都是不伦不类的，而且或格不能行，或行之而名不副实，人民依旧觉得失望。于是即行立宪和豫备立宪，遂成为当日朝廷和人民的争点。

    朝廷上说：“人民的程度不足，是不能即行立宪的。”舆论则说：“程度的足不足，哪有一定标准？况且正因为政治不良，所以要立宪。若使把件件政治都改好了，然后立宪，那倒无须乎立宪了。”当时政府和人民的争点，大要如此。当时的政府，是个软弱无力的政府，既没有直截痛快拒绝人民的勇气，又不肯直截痛快实行人民的主张。1908年，各省主张立宪的政团和人民上书请速开国会。朝廷下诏，定以九年为实行之期。这一年冬天，德宗死了。那拉后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年四岁，以载沣为摄政王。明日，那拉后也死了。其明年，各省谘议局成立，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于1910年，人都请愿，亦不许。这一年，京师资政院开会，亦通过请愿速开国会案上奏。清廷乃下诏，许缩短期限，于三年之后，开设国会。人民仍有不满，请愿即行开设的，遂都遭清廷驱逐。并命京内外，有唱言请愿的，即行弹压拿办。其訑訑的声音颜色，可谓与人以共见了。

    当时的清廷，不但立宪并无诚意，即其政治亦很腐败。政府中的首领，是庆亲王奕劻。他是个老耄无能的人，载沣性甚昏庸。其弟载洵、载涛，亦皆欲干预政治，则又近于胡闹。到革命这一年，责任内阁成立，仍以奕劻为总理。阁员亦以满族占多数。人民以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上书请愿。谘议局亦联合上书，不听。到第二次上书，就遭政府的严斥。这时候的政治家，鉴于中国行政的无力，颇有主张中央集权之论的。政府也颇援为口实。但政治既不清明，又不真懂得集权的意义，并不能励精图治，将各项政权集中，而转指人民奔走国事的，为有妨政府的大权，一味加以压制。于是激而生变，酝酿多年的革命运动，就一发而不可遏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