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兴亡
周族的兴起和文王施政传说有邰氏之女名为姜嫄，因为踩到了“巨人”的脚印生下了周族的始祖弃。弃善营农业，是尧的农师。舜封他于邰（今属陕西），号后稷，赐姬姓。弃的四世孙公刘从邰迁居到幽（今属陕西），改善了农业，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诗经·豳风·七月篇》有云：“采荼（tū）薪樗（chū），食我农夫。”公刘之后九百年，传到古公亶父，戎、狄经常来侵，周族不胜其扰，古公亶父遂率领族人迁徙到岐山下的周原（今属陕西）。周原一带良土颇多，且适宜耕种，周族过上了农业定居生活。这时周族尚臣服且受封于商。到文王时期，周族势力日益强大，商纣王怀疑文王有心反叛，囚其于羑（yǒu）里（今属河南），八年后，其子姬发重金贿赂王之近臣费仲、尤浑，费尤二人极尽谄媚之能事，终于说服商纣王释放文王。文王是一位大贤的君主，操劳政事，大力发展农业，广纳贤才，拜能人异士姜尚为相，共同治理军国大事。文王还从商朝的附庸入手，各个击破，分化瓦解。由于他成功地化解了虞、芮两国的争田纠纷，虞、芮等小诸侯国心悦诚服地归附于他。此事后，河东的一些小国也纷纷前来投奔。紧接着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过黄河进攻耆、邗等国，沿渭水东进攻占崇这个商朝的重要据点，第二年文王迁都于丰，周彻底完成了对商都的钳形包围。
武王伐纣和牧野大战前1068年，武王率大军向东进发，行至黄河南岸的盟津（今属河南），与到会的八百诸侯和部落首领举行誓师仪式，即“盟津之誓”。此次盟会确定了周的盟主地位。前1068年至1066年，纣王先杀比干后囚箕子，残暴至无以复加，连太师、少师都抱乐器奔周。此时纣已经失却民心、孤立无援，伐纣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武王大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不征伐！前1046年，周武王率兵伐商，于二月初四拂晓到达牧野。商纣王好大喜功，常年征战平叛，商军主力并不在王都，也无法立即调回。仓促中商纣王只好将大批奴隶充做士兵，连同王城守军一起开赴战场。次日凌晨，武王整军誓师，历数商纣宠妖姬、不祭祖、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激发士兵同仇敌忾。开战后，武王先派一部分兵士佯攻，令商军自乱阵脚，而后再大举进攻。商军中奴隶和战俘拥戴武王，纷纷阵前倒戈。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纣王大败，逃回朝歌，登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周公平叛和成康之治灭商后两年，武王患病不能处理朝政。此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武王之弟周公设坛向祖先祷告，请求用他自己的性命来保住武王的性命，并将其愿望写下，藏在金滕匮（专收祭祀占卜档案用的柜子）中。武王死后，其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遂周公摄政。武王的另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不服周公摄政，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欲废成王并取而代之。成王起了猜忌之心，周公辞去摄政之位，避居于东都洛邑。后来成王与公卿大夫无意之中发现了金滕之书，知道错怪了周公，决定迎接周公回朝理政。管叔、蔡叔、霍叔害怕周公揭发他们的恶行，就勾结纣王之子武庚和淮夷诸部，发动叛乱。成王命周公挥师东进，收服叛军。周公仔细分析了叛军的心理，决定对叛军分而歼之。首先派使者准备厚礼，言辞恳切地劝说霍叔回朝效力，霍叔假装答应下来，混入王朝给叛军做内应，后来被发现，被废为庶人。管叔、蔡叔和武庚仍不死心，反叛到底，最终失败。武庚、管叔被诛，蔡叔被流放。淮夷诸部见武庚、管叔事败，无利可图，只好撤军回到淮夷。由于这场反叛，周王室意识到必须要清除殷商的残余，才能巩固周朝的统治。周公把“殷顽民”迁到新建的东都洛邑严加看管，又令纣王兄在商朝故都成立宋国，管理殷商之后。周王又把纣都和奄国旧地封给康叔和周公之子伯禽，成立卫国和鲁国，赐以殷民七族与殷民六族。至此，殷民分而散之，再无力兴风作浪，天下大定，周公还政于成王。成王及其子康王继承其祖辈的遗志，勤政爱民，节俭廉明。成王令周公制礼作乐，大规模推行自武王时就开始的分封制。成康时期，周发展到最为强盛的阶段，史家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国人暴动和“周召共和”厉王统治时期，宠信谗臣荣夷公，实行“专利”，霸占一切湖泊、河流，垄断了人民的谋生之路。不仅如此，他们还勒索财物，虐待人民。国人不满厉王的暴虐措施，怨声载道。厉王置召公劝谏于不顾，派遣卫巫监视百姓，重罚诽谤之人，百姓敢怒不敢言。《史记·周本纪》这样记载：“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人民终于不堪忍受压制发起暴动驱逐厉王，厉王仓皇出逃至彘。国人遍寻厉王不见，遂迁怒于太子靖，召公以亲子替之，太子得以保全。前841年，召公和周公代行政事，史称共和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宣王中兴”和幽王灭国《史记·周本纪》称：“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对内继承厉王的“革典”并改革赋税制度，发展经济，清明政治，加强王权；对外北伐猃狁，西击戎狄，南征淮夷和徐方，使得各国诸侯皆来朝觐，史称“宣王中兴”。宣王中兴，为时短暂。宣王连年对外征战，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还是没有解决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在朝中，宣王诛杀无辜的大臣杜伯，使大臣们心寒。对于百姓，他一方面实行“料民”的措施，致使大量平民失去了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又不举行“籍田”的仪式，大大降低了天子威信。另外宣王也高估了自己在诸侯中的威信，对各国内政横加干涉，使各国诸侯对他渐渐离心。前782年，幽王即位。其在位期间地震、旱灾屡次发生，政局不稳；不理国事，任用贪财好利善于逢迎的虢石父主持朝政，引起国人怨愤；又沉湎酒色，听信宠妃褒姒的谗言，废掉王后申后及太子宜臼（申后之子），立褒姒为后，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回申国。为博美人一笑，幽王下令，宫内宫外人等，能让褒姒一笑者，赏金一千两。虢石父献上烽火戏诸侯的计策，点燃骊山上的烽火。有个叫郑伯友的大臣劝阻周幽王说，烽火台是为了战时救急用的，这个玩笑开不得。大王现在这样戏弄诸侯，失信于他们，到了真有急事时，诸侯又以为大王戏弄于他们，不派兵相救，那如何是好啊。幽王不听。前772年，申侯联合缯国和犬戎举兵入攻西周，各地诸侯拒不救援，幽王惨败，带着褒姒、伯服等人和王室珍宝逃至骊山，后被杀。犬戎攻破镐京，西周遂亡。前后共三百五十余年。
春秋霸业的兴替
前770年，犬戎攻破镐京，平王迁都洛邑，进入春秋时期（前770年至前476年）。春秋时期天子王畿范围大大缩小，平王初迁洛邑时，还有土地约六百里。后来有的赐给立功诸侯，有的给王族与公卿大夫封作采邑，有的被侵夺，有的被戎狄占据。天子自有的土田和子民，实在存余无几。然而此时周室已丧失约束诸侯国的能力，诸侯间相互攻伐，游牧民族趁机侵扰，局势混乱。本来诸侯定期朝聘贡献，是王室的重要收入，春秋时各诸侯不再遵守，失去了这个重要收入的王室陷入了贫困，在诸侯面前，天子只能示弱。由于王室无力统驭天下，到了春秋中期，大国诸侯相继而起，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当诸侯霸主。这一时期，诸侯群雄纷争，诸侯国兴起，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尊王攘夷”和齐桓公称霸齐国襄公时，国政混乱。公子白与纠逃亡在外。襄公死，公子小白与纠争夺王位，小白被管仲射中带钩，遂假死骗过管仲，日夜兼程奔回齐国继立为君。齐桓公听从鲍叔牙之劝谏，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实行国野分治；军事上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经济上通过减少税收，提升人口的生育水平。经过一系列改革，齐国国力大大增强。前684年，齐桓公为报鲁国帮助公子纠争夺王位之仇，发动了对鲁国的战争，史称“长勺之战”。战争以齐国的失败而告终。著名的“曹刿论战”即渊源于此战。此战使齐桓公和管仲认识到，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达到称霸的目的的。于是他们想到了周天子的号召作用。虽然此时周天子已经失去了昔日号令诸侯的权威，但周朝作为一面招牌，对诸侯国还是有不可替代的凝聚力。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开始了一系列的称霸活动。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齐桓公与各诸侯国君会集于首止，与周天子盟。次年，齐桓公因郑文没有来首止参加集会，号召并率领联军讨伐郑国。几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使周襄王的王位得以确立。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前664年、前661年和前660年，齐先后救燕、邢、卫于戎狄。前656年，齐率诸侯共同伐楚，于召陵盟约，迫使楚国同意进贡周王室，并加入齐桓公为首的联盟，听从齐国指挥。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属河南），周天子派代表参加，齐国正式确立了中原霸主地位。
宋襄公争霸和泓水之战前642年，宋襄公助齐公子昭（即齐孝公）复位，自以为惊天动地，足以在诸侯间树立起威信，便想会盟诸侯，确定自己的霸主地位。楚国假意应允，伺机争夺霸主地位。前639年春，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宋襄公自视甚高，事先未征求齐、楚两国的意见，自作主张拟了一份秋季在宋国会合诸侯，共扶周天子的通告。这引起了楚成王和齐孝公的不满。是年秋，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之君齐集，只有齐孝公和鲁国国君没到。会上，楚成王公然带兵挑衅争夺霸主地位，宋襄公被拘。随后楚军直奔宋国本土，由于宋国军民早有准备，楚国未占丝毫便宜。后在鲁国的调解下，楚国放归宋襄公。宋襄公回国后，深恨楚王，但又惧怕楚国兵强马壮。宋襄公听说郑国最积极支持楚国为盟主，且郑国国力不如宋国，就想拿郑国出胸中恶气。前638年夏，宋襄公怒气难平，不顾公子目夷与大司马公孙固的反对，执意出兵伐郑。郑文公向楚国求救，楚成王直接派大军杀往宋国。两军对垒于泓水两岸，僵持之下，楚军决定渡水作战。公孙固认为应乘机进击，襄公自认是仁义之师，认为趁人不备乃不义，遂不采纳。楚军渡过泓水布阵之时，公孙固再次请求进攻，又被襄公以不仁否决。等到楚军布阵完毕，宋襄公才下令进攻，结果宋军惨败，宋襄公也在战斗中受伤，次年病死。宋国的霸主梦至此完全破灭，因其仁义，被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城濮之战和晋文公称霸前636年，晋公子重耳在经历了漫长的流亡后，在楚王的帮助下，终于回国继承王位，史称晋文公。他即位后，对内清政怜民，选贤任能，发展经济，提倡节俭，整顿军事；对外高举“尊王”旗帜，逐步拥有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看到晋国不断强大，楚国感到很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而对宋国的控制权的争夺，最终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前632年，为了争夺中原地区霸权，晋军和楚国联军在城濮交战，兵力上楚优而晋劣。楚国的右军，即陈、蔡两国的军队战马好、士兵壮，很不好对付。晋国下军副将胥臣为了战胜敌人，想出了一条妙计，用虎皮蒙马吓唬敌人，造成自己强大的假象。进攻时，晋军的战马身披虎皮，神似真虎。陈、蔡士卒及战马都被吓得纷纷后退。胥臣乘胜追击，陈、蔡军队溃败。晋军在与楚军主力决战之时，晋文公借报楚王助其回国之恩退避三舍，从而避开了楚军的锋芒，还达到了诱敌深入的目的。等到楚军进入腹地，晋军与齐、秦、宋三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乘隙蹈虚，专挑楚军的薄弱环节打击，结果楚军大败。此战可谓开“兵者诡道也”先河的一次作战。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属河南）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将楚国俘虏四马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进献给周王。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一战成名，称霸诸侯。
秦霸西戎和韩原之战前645年秋，秦穆公伐晋，双方交战，晋军三次败北。是年9月，秦晋交战于韩原，晋惠公被俘。经此战役，秦国国威大增。前628年，秦穆公乘郑不察，派孟明视（百里奚子）、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带兵侵郑。郑国商人弘高和奚施去周做买卖，发现了途经周的秦军。他们暗想，秦国来意定然不善，弘高“以乘韦先，牛十二犒（秦）师”，并假托郑国君命说：“寡君闻吾干将步师出于敞邑，敢犒从者。”同时派奚施向郑君报告消息。如此一番作为，孟明视以为郑国已有准备，遂“灭滑而还”（均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然而秦军在回师途中遭到晋军和姜戎的夹攻，全军覆没，秦军主帅皆为晋所俘。前626年，穆公采纳百里奚的计谋，给西戎王送去了大批女乐，致使西戎王沉溺女乐，荒废了国政。秦乘此良机攻伐西戎，大败戎军，“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篇》）。前625年，秦国派兵攻晋，两军交战于彭衙（今属陕西），晋将狼瞫勇猛，率领人马冲进秦阵，一番乱斗，打散对方阵形，秦军大败而逃。次年，秦穆公亲自领兵伐晋，为了坚定必胜的决心，秦军一渡过黄河就烧掉了所有的船。晋人见此情形，不敢与秦战。秦虽不战而胜，却没有夺回晋国占领的被称为“桃林之塞”的秦国门户，因此力量终究不如晋国。但是秦穆公锐意强国，任用百里奚、蹇叔后，秦国更是日渐富强，称霸西戎。
“楚王问鼎”和晋楚争霸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后，雄才大略，励精于国事。他一方面以“敖（孙叔敖）为宰”（《左传》），整顿政治，勤于生产，形成了“民不罢劳，君无怨”，“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的局面。另一方面，他整饬军备，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楚国再次强大起来。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今属河南）之戎，追击戎狄到洛水边，周王派遣使者王孙满前去慰劳，庄王竟问“鼎之大小轻重”，意欲移鼎于楚，取代周天子。王孙满说：“统治天下重在德，而不在鼎。”由于周王使者王孙满态度强硬，楚王明白周王室尚不能轻视，于是班师回国。然而楚国北上争霸的行动并未中止。前601年，群舒皆叛楚国，庄王兴兵伐灭舒、蓼，与吴越结盟，至此，楚在江淮流域的势力渐趋巩固。前598年，楚庄王伐郑，攻到栋地。郑国大臣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左传·宣公十一年》）楚郑遂于辰陵结盟。盟后，郑又附晋，庄王大怒，起兵围郑，三月而破，郑降于楚。晋闻讯后，派大军迎救，晋楚两军大战于邲（今属河南），晋败溃逃。前595年，楚又进攻宋国，宋向晋告急，晋畏楚不敢出兵，宋遂归楚。此时，鲁、宋、郑、陈尽皆服楚。前589年，楚国在蜀地（今属山东）会盟十二诸侯，秦、齐大国都曾到会，可见楚国势力之大。春秋时期，楚国先后兼并了十二国，疆土之广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所以《国语·楚语（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争战到了春秋后期，晋楚实力不相上下，相互之间纠缠死斗，牵连周围小诸侯国朝不保夕，于是诞生了由宋国倡导的两次“弭兵”运动，延续一百多年的春秋大国争霸战争，终以“弭兵”休战告终。
吴越争霸前510年，吴欲攻楚，为解除后顾之忧，曾攻打越国，占领檇李（今属浙江）。前505年，越国趁吴军主力在楚都郢，乘机侵入吴境，双方矛盾激化。吴国想要称霸中原，就必须要先打败越国；越国想要北进中原，就必须要先打败吴国，因此，吴越之间一战就战了20年。前494年，越国向吴国开战，欲以水军胜吴，主力于夫椒（今属江苏）被歼，一时间，越国面临着亡国之祸。为保全越国，越王勾践自愿到吴国做人质。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夫差“驾车养马”，执役三年，终于骗得夫差信任，允其回国。回国之后，勾践为了灭吴兴越，“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他还在谋臣文种、范蠡的建议下，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战略：一方面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尊重人才，以安定民生，充裕兵源，收揽人心，增强综合国力；一方面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提高战斗力。在外交上，针对“吴王兵加于齐晋，而怨结于楚”的情况，采用“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而厚事于吴”的方针。十年之后，越“荒无遗土，百姓亲附”。越军亦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人有致死之心”的精锐部队。前473年，勾践终于灭吴，“北渡江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周元王封勾践为伯。“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终于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任霸主。
战国七雄与争霸战争
春秋时期的中后期，一些诸侯国的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开始向国君争夺权力，各主要诸侯国出现了政权下移至大夫的现象。鲁、齐、晋三国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大变革，即三桓专鲁、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前403年周王室承认赵、魏、韩三家为诸侯，又于前386年承认齐国的田和为诸侯，七国并立局面由此正式形成。
李悝变法和魏国的强大战国初期，李悝被魏国国君魏文侯任命为宰相，开始实行变法。其一，李悝主张“选贤任能，赏罚分明”，废除官爵世袭制。其二，编制《法经》，《法经》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法经》的颁行维护了社会秩序和政局的稳定。其三，“尽地力”。废除原来的阡陌封疆，提倡自由开垦，在一块土地上杂种各种粮食作物，鼓励农户栽树种桑，扩大农户农副业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其四，实行“平籴法”。收成好，则政府平价收购余粮作为储备；收成不好，则政府再以平价出售储备粮。此法平衡了粮食价格，防止了商人的投机活动，使粮价不至于暴跌暴涨，可以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其五，创建“武卒”，使得“秦兵不敢东向”。变法之后，魏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力大大增强。前344年，魏国与宋、卫、邹、鲁、秦等国会盟于逢泽，成为其中最强盛的国家。
马陵之战和齐国的崛起前341年，魏国联合赵国发兵攻打韩国，庞涓为赵魏联军主帅。韩都新郑（今属河南）被围，韩昭侯向齐国求救，齐国迅速派田忌带兵救韩。军师孙膑献计，齐军直捣魏都大梁。魏惠王火速召回庞涓，并任命太子申为上将军，随军参与指挥，倾全国之兵誓与齐军决一死战。孙膑见敌我力量众寡悬殊，又深知庞涓为人狂傲，定然不将齐军放在眼里，认为欲擒故纵之计最佳，可先命军队向马陵方向撤退，由于马陵地形复杂，沟深林密，道路曲折，可于马陵设伏。主帅田忌深以为然，决定用此计诱庞涓上钩。撤退途中，孙膑采用了“减灶之计”，命令兵士第一天挖10万个做饭的灶坑，第二天减为5万个，第三天再减为3万个。庞涓果然上当，他还暗自心喜地断定齐军撤退的三天之中，兵士已经大量逃亡，便亲率精锐之师星夜兼程地追赶。赶到马陵时天已然漆黑，庞涓令兵士点燃火把照路。一士兵发现一棵大树少去一块树皮，上面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此时方才想到自己中了计，下令撤退已是不及，齐军伏兵万箭齐发。魏军顿时乱成一锅稀粥，自相践踏，争相逃命，死伤无数。庞涓自知死无葬身之地，大骂孙膑道：“一着不慎，遂使竖子成名！”立时拔剑自刎。主将毙命，太子申被生擒。齐军大获全胜。此战后，魏国由盛转衰，齐国声威大震，在东方六国中实力最强。同时西方的秦国也因为商鞅变法而逐渐强盛。
齐国的衰落和赵国的强大前288年，齐王接受秦王的倡议，齐秦同时称帝，齐为东帝，秦为西帝。紧接着秦向三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齐则于前286年攻灭宋国。灭宋的战争引起了列国的恐惧，各诸侯国起而反对齐国，前284年，燕联合秦、楚、三晋大举攻齐，虽然最后齐国得以保存，但是齐国已风光不再，无力逐鹿中原。就在齐国日渐衰落的同时，赵国由于经历了赵武灵王改易胡服、训练骑兵的军事改革，开始强大。赵惠文王整顿内政，开展外交，折服强秦，成为齐国以外的东方较强的国家。
长平之战和赵国的衰落前260年，秦国派兵攻韩，欲取上党。上党危急，百姓纷纷出逃到赵国的长平，于是赵国派兵往长平（今属山西）保护上党之民。秦国愤之，乃派将领王龁攻赵长平，赵派廉颇为守将。连日厮杀，兵力较弱的赵军损失颇大。长此下去，赵国必然兵败。廉颇是一个很有谋略的将领，他分析了眼前的局势，认为敌强我弱，且初战失利，便高挂免战牌，坚守城门不出。秦国攻城不下，廉颇又据守不出，秦一时无法。秦国之相范雎智计颇深，想出了一条离间赵国君臣之计。他派人行贿于赵国佞臣，令之散布流言说：“秦国所痛恨、畏惧的是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廉颇容易对付，他快要投降了。”赵王本就因廉颇打了败仗又不出城迎战恼怒，此时听到这番流言，一气之下，便阵前换将，派毫无作战经验的赵括替代廉颇为将，命他率兵迎战秦军。赵括本是无能之辈，整日只知纸上谈兵，他完全改变廉颇的作战方案，大批更换将领，导致赵军战斗力大大下降。8月，敌情尚未探明，赵括就贸然率兵出城进攻秦军，结果误入秦军早已设下的埋伏，赵兵断粮断水四十余日，以致自相残杀，生食人肉，以求果腹。眼见无法活命，赵括重整兵士分四队突围，突围失败，赵括为秦军射杀。赵军见主将身死，遂投降于秦国。然秦将白起凶残，竟将四十万赵国降兵全部坑杀，只余数百人回赵报信。赵国上下既震惊又害怕，写信求救于魏国，魏信陵君是赵国平原君夫人的弟弟，信陵君见事态紧急，且不齿秦国所为，立即求魏王发兵救赵，魏王派大将晋鄙率十万大军前往救赵。魏王软弱，秦王威胁魏国如若救赵，秦就先取魏国。魏王不敢让军队前行，令军队就在邺城待命。赵之危难急如星火，信陵君只好用侯嬴计，利用魏王之美人窃得虎符，前往邺城杀掉晋鄙，率兵于邯郸大败秦军，赵国幸免于灭亡，但至此，赵国国力大降，再无争战之力。
商鞅变法和秦的强盛秦国在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这六个大国，这与秦国地处偏僻有很大的关系。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贤。卫国人公孙鞅（后因变法有功，封于商，号商鞅）应募入秦，孝公信任他，令其革除旧法、创立新法。“早在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吴起在楚，曾行新法，但为旧势力所阻。秦旧势力较小，因之商鞅变法得到成功。”商鞅变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前后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开始于前356年，第二次开始于前350年。主要内容如下：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政治上，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废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推行县制；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商鞅变法的法令准备就绪后，并没有马上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决定要先立信。他叫人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贴出告示：谁能够把这根木头搬到集市北门，就赏十金。百姓都感到诧异，不明白商鞅到底要干什么，怕惹祸上身，因此没人敢上前搬木头。见此情形，商鞅又贴出告示：谁能搬动的赏五十金。此时终于出来一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赏了他五十金，百姓们终于明白商鞅是守信的。接下来商鞅下令变法，由于信任已经在全国百姓心中建立起来了，新法没有遇到障碍，很快在全国推行开来。同时，改革必然引起贵族领主的抵触和反抗。这个贵族以秦国太子为首，反抗者多至千数。商秧说：“法令不行，由于贵戚犯法，要行法先从太子开始。”然而太子是储君不便施刑，也因为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对太子的调唆，商鞅对公子虔、公孙贾施了黥刑（面上刻黑字）。第二天，贵族也不敢反抗了，新法完全通行了。秦国施行新法十年后，秦国百姓生活富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一跃成为战国第一大强国。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周朝的政治
宗法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一种以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制度。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是到周朝才逐渐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成为维系贵族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周王朝的王位明确规定只传长子，而且是“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的意思是只有嫡长子继承王位或爵位才是合法的，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长或更有才能，也只能封爵辅佐君王，无权继承王位。这样条理清晰，王位继承之事不会发生变乱。
庶子虽然不能继承王位，但毕竟是王族血亲。周王朝又依据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创立了“分封制”，“分封制”是周的地方行政制度。“封诸侯，建藩卫”，此制度将王室中人分封到地方做诸侯，以保证地方上的稳定。周立国后，周王大行分封之事，将王室血亲及功臣分封到各个地方，建立起数百个同姓与功臣的各个诸侯国。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结合，建立起一个以周王为中心，各方诸侯国拱卫的封建王朝。周朝分封始于武王，成王时期规模最大，一直持续到西周末期。分封诸侯有五个等级，即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诸侯还分内服和外服，内服食卿大夫食邑，外服是侯、甸、男、卫，外服都是正式的诸侯国。爵的高低显示位次的尊卑，服的不同决定贡赋的轻重。晋侯列在甸服，曹伯列在甸服，郑伯列在男服。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可再行分封臣子。他们一般直接统治诸侯国的中心地区，四周土地再分为大小不同的“采邑”，封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卿大夫。卿大夫又可将采邑再行分割给禄田，赏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士。庶民由士直接统治、剥削。层层分封竟似一座宝塔，形成了以王室为核心，层层向下辐射的等级严明的宗法分封政治结构。这种严密的政治结构一直到东周才开始出现问题。东周开始，各诸侯相互攻伐，大诸侯国疆土不断扩展，于是各诸侯大国开始修建都城，逐渐发展成为能和周王室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县、郡的出现和演变郡县制，开始于春秋时期。楚武王（前740年至前689年）时灭权国“使斗缗尹之”（“尹”为楚国县的主官名称）是有关设县最早的记载。春秋时期，由于人口增加，国土扩大，分封制已不能满足各国治理国家的需求，于是各国普遍设县以便治理国家。开始有郡的设置是在春秋后期。此后郡、县便开始并行。晋惠公元年（前650年），晋公子夷吾私于公子挚曰：“君实有郡、县。”这是史书上关于郡最早的记载。由于晋国大多数郡都设在近敌的边地，地方疏远而荒废闭塞，而县则由邑鄙转变而来，地方亲近而丰饶富庶，因此出现了晋郡实不如县的现象。三晋是战国时期最早建立郡的诸侯国。楚有汉中、巫、黔中三郡的设置；赵置云中、雁门、代三郡；秦设郡在三晋之中最晚，前316年秦惠王以巴为名置郡（据《华阳国志》）。燕是列侯中设郡最晚的诸侯国，前311至前279年，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到了战国时期，郡、县已经普及，数量空前增加，且其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县已经发展成国家的地方行政单位，郡也普及于各国，大多为了巩固国防而建于边地。据《战国策·秦策》记载：“甘茂对曰：‘宜阳，大县也……名曰县，其实郡也。’”由此可以看出战国时期郡已大于县，且郡、县也逐渐演变成郡统辖县的两级行政区划制度。战国时期，郡、县既已成为封建国家的基本行政单位，郡、县官位不允许世袭，不食封邑，但发放优厚俸禄。为了更好地控制地方，国君可直接命令指挥郡、县军政大事，也可随时任免郡、县长官。
由于郡、县直属于国君。国君每年都要考核郡、县政绩，以此对郡守、县令进行奖惩赏罚，这是国君控制郡、县的有力手段。郡、县具备完整的政府职能，因为它们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战国时期郡、县制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王朝的地方行政结构自此发生了质的变化，并形成了新的格局。从政治性质看，郡、县是以实施国君意志为唯一目的的中央集权之下的地方政府，政治上毫无独立性可言。从辖土范围看，郡、县以农村为主，不再以城市为中心。从政区划分来看，政区的划分不再以血缘为准，而是以地缘为准。与之相应的是，宗族组织也被行政组织所取代，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
官制西周的官僚机构十分庞杂，且职官名目繁多，是由商王朝的“内服”和“外服”发展而来的。西周的官制反映了王权趋于更加强化，国家机器趋于更加完备。西周初期，太师和太保是中央机构中最重要的职官，通常由王室贵族中的父兄辈担任，他们不仅要协助王室处理军政要事，还要负责监护和辅佐少君。卿事寮和太史寮是周王室的两大官僚系统。卿事寮除设有太师、太保两位长官外，还设有司徒、司马、司空三位属官，他们分别主管经济、军事和工程。太史寮的长官是太史。其属官有史、内史、作册内史、作命内史等。由于西周注重礼制，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血脉相连，因此，太史不仅是文官的首领，还作为神官的领袖。在两大官僚系统之外，王室还设有宫廷内官，主管王的衣食住行。有些内官由于长随君侧，渐渐成为君王的心腹密信，常常能够超越权责范围参与政治活动，传达王命。如西周晚期的膳夫克，就曾因代表周王赴洛邑视察周八师而一度成为显赫的王室重臣。一言以蔽之，在西周的宗族社会体制下，世族世官制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进入春秋时期，宗族统治随着兼并战争土崩瓦解，新型的官僚政治体制正在孕育之中。春秋末期，这种新体制初步形成。新型官僚和国君、贵族、卿大夫之间没有任何血缘联系，只凭才学入仕，摒弃了终身制或世袭制。到战国时，国家内政和外交事务激增，官僚队伍迅速壮大，官僚制度逐渐稳定并形成系统。此时官僚政治彻底代替了宗族政治，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通过官僚来进行。不同于西周的军政集于一官，战国时期各国确立了官分文武的官僚制度，即中央机构中最高行政长官为相，最高军事长官为将军，在相将之下还分有各级文武官吏。战国时期还创立了考核官吏的制度——“上计制度”。“上计”是指上报涉及国家方方面面的数据，其中以经济指标为核心。根据“上计”评定官吏的政绩，并根据政绩决定官吏的升迁。如魏文侯时西门豹任邺令，因政绩不好被罢职，复职后又因政绩斐然而受嘉奖。
军事西周的军事制度多沿袭商朝，却也在商朝军事制度的基础上有了大的发展。西周初年，王权集中于周室，军权自然也掌握在王的手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说的就是这个情形。到了西周末期，王室式微，只能依仗诸侯国军队的保护。
西周时期分封的诸侯所建立的公室军队和世族军队是春秋时期诸侯国军事力量的主要构成部分。“国人”中的士和农是公室军队的主要成员。士作战时充任甲士，以习武打仗为主要职事；农就是庶民百姓，百姓的主要职事是务农，不过成年男子除老弱残疾者外，都须接受军事训练。一旦战争爆发，庶民就要充当步兵，服一定时期的兵役。由于奴隶地位低下，连充当步兵的资格都没有，只能随军服杂役。车战是春秋时期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主要兵种是车兵。军队的编制因诸侯国而异。如楚国的车兵有“广”，晋、郑两国的车兵有“偏”等不同的编制。春秋中期以后，晋、鲁、郑、楚等国为了扩大兵役和军赋的来源，先后进行了田制改革，并在新田制的基础上，“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等。此时奴隶地位有所上升，从他们可以随军参加战斗不再充当杂役就可以看出来。春秋时期军事制度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步兵地位开始上升，车兵地位相应开始下降；军权逐渐集中，文物出现了分职；“国人”从军的制度也开始向郡、县征兵制过渡。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掌握军队的征调大权，实行凭“虎符”发兵。上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存放在国君处，左半发给将领，作为调兵的凭信，调动军队时必须左右两半虎符相合。例如，秦国对军队的控制十分严格，用兵50人以上就必须会合虎符。只有在外敌入侵的特殊情况下，在外的统军将领才可以不合符而自主用兵，以免因等候君命而贻误战机。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史实，生动地说明了兵符与君权的关系。农民是诸侯国征兵的主要对象，农民被征集入伍后充当步兵。各诸侯国普遍实行向郡、县征兵的制度。这一时期，战争频发，导致武器制造业飞速发展。为了便于管理武器的制造，各诸侯国专门设立了负责检查武器质量和数量的“府库”。为了鼓励军队打胜仗，各诸侯国还实行奖励军功的制度。如秦国的变法大家商鞅规定在战场上只要杀敌勇猛，无论贵贱，就可升爵，杀敌越多，军功也就越多，奖励也就相应的越多。相反的，即使出身贵族没有军功也不能晋爵。
法律西周时期，为了明确法度，周天子在中央机关设立了专门的司法官员。主要官员分大司寇和小司寇，小司寇是大司寇的属官，协助大司寇处理狱讼。狱和讼分别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从此可以看出，西周已经开始对法律案件进行区分了。“五听法”是西周司法官员断狱听讼的主要方法，包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和目听这五种观察方法。办案官员可通过五种观察法来辨别当事人所陈所述是真是假，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率。同时，“五听”观察法的应用也说明西周时期开创了运用司法心理学的先河。
到春秋时期，已有大量成文法公布。著名的有郑国的“铸刑书”、邓析的“竹刑”和晋国的“铸刑鼎”。前536年，郑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郑国大夫子产在鼎上铸刻郑国的法律条文，并公之于众，行之全国。史称“铸刑书”。前530年，郑国又出现了“竹刑”。顾名思义，“竹刑”就是刻在竹简上的法律规范。它是由郑国人邓析借鉴并融合各诸侯国的法律编撰而成的，其实只是一部私刑，并未公开颁行。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正式公布成文法是在前513年，晋国人赵鞅将范宣子所铸刑书脚注与铁鼎之上，形成了晋国的成文法。
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颁布。它是春秋以来各诸侯国成文法的集大成者，由魏国李悝制定而成，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的光辉篇章。《法经》共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法，其中以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他人以及偷盗抢劫他人财物的“盗”、“贼”两法最为重要，“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此，此两法位居六法之首。“捕法”是关于追捕犯人的法律规定。“囚法”是关于囚禁、审讯罪犯的程序法。而“杂法”就较为庞杂，主要包括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徙禁、金禁等“六禁”的规定。“具法”相当于后世法典中的总领纲要，主要对定罪量刑的规范作出界定。
“合纵”与“连横”战国初期，经过一番大国兼并的战争后，最终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的局面。至战国中期，齐秦两国逐渐成为最为强势的两国。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齐秦两国互相争斗，拉拢其他五国，意图击败对方，成就霸主之业。而其他五国也自有打算，针对齐秦两国，对抗与联合相结合，七国力量相互制衡。在这种相互制衡的斗争中产生了纵横家一派，在七国间宣扬合纵与连横的的策略，各国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对纵横策略大加善用，一时间纵横策略流行于七国。
战国初期，由于齐、秦实力相当，另外五国平分秋色，因此各纵横家游说于各个国家，既合纵以抗齐或秦，又连横齐或秦增强自身实力。因此，合纵与连横变化无常。“朝秦暮楚”一词也由此而产生。到了战国中后期，秦国的势力不断强大，逐渐发展成为东方六国的共同威胁，于是合纵成为六国合力抵抗强秦的主旋律。秦国的连横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其重要原因就是六国希望与秦国联盟求得苟安。当时的最著名的纵横家有三位，公孙衍、苏秦和张仪，公孙衍和苏秦是合纵家，张仪是连横家。前318年，公孙衍曾游说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起来攻秦。苏秦也曾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与合纵政策针锋相对的是连横。秦国为了孤立各国，各个击破，派连横家张仪进行了一系列的连横活动。张仪在秦推行的连横策略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最为典型的事迹是离间齐楚联盟。前313年，张仪作为秦国使臣来到楚国，以秦六百里土地作为交换，劝诱楚怀王勇与齐断交，楚王果然信以为真，遂于齐断交。后楚使向张仪索要献地，张仪以六里地欺之，楚怀王始觉上当，于是发兵攻秦，结果受到秦、齐两国夹攻，楚国大败而归。接着，楚国在蓝田交战中再次兵败，割给秦国两个城市。从此，楚国就一蹶不振。合纵连横的斗争适应了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国政治影响巨大，客观上加快了秦统一六国的进程。
周朝的社会经济
井田制井田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性质是一种奴隶制下的土地剥削制度。夏朝曾实行过井田制，在商、西周占主导地位。其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土地被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井田”因此得名。周王拥有所有的井田，并将其分为“公田”、郊区土地和坏田三大类。“公田”是井田中最好的土地，各级统治者自己留用“公田”，郊区土地和土壤贫瘠的坏田就留给普通劳动者和居住在野外的庶人。庶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给领主耕种井田和服其他杂役的义务。他们每年必须先耕种统治者的“公田”，然后才能去耕种赖以维持生计的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土地。这些庶人终生只能从事农田耕种之活，并且同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一样是领主的所有物。由此，西周时期出现了“国”、“野”对立。这种对立既是城乡对立，也是阶级对立。在周朝，井田制既是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又是控制庶民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只能由同行按照嫡庶的宗法关系继承，一律不准买卖。春秋晚期，井田制逐渐瓦解了。井田制的废弛，标志着奴隶制开始瓦解。
农业和田赋变革西周时，农业的生产水平和田间管理水平都有了较大提升。表现在：锋利的青铜农具被大量使用，规模较大的垦殖和耕耘得以进行；休耕制替代了抛荒制，土地利用率提高；已懂得采用沤治法和施用绿肥，并采用火烧法防治病虫害。另外，农作物品种也有所增加，谷类有黍、稷、粟、禾、谷、粱、麦、稻等，豆类有菽、任菽、藿等，麻类有麻、苴、苎等。由于农副产品种类较多，王朝设置了专门管理园圃，从事蔬菜、瓜果生产的场人。大概到西周末年，铁器被大量使用，约春秋初期，已有铁农具，出现了有翻土垦荒的犁（代替了耒耜的翻土工具）、铲土、耘苗、松碎表土的铲，除草、间苗的锄，平地、起肥用的耙，开沟、做垄的锸，收割谷物的镰等多种不同功能的农具系列，大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春秋时期，牛耕也得到了普遍推广。牛耕方法盛行于春秋，晋国有个大力士使用牛耕作为姓名反映了这一事实。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为人们开辟广阔的山林，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带来了方便。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增长。
春秋时期，各国先后对田赋制度进行了改革。前685年，齐国进行田制、田赋改革，实行“相地而衰征”。齐国将土地按照好坏远近的标准划分等级，并按此等级征收高低不同的赋税。此法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也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同时，晋国推行“作爰田”，即把休耕地卖给百姓，从而获得民众的欢心，争取了更多的人服军役。此举开创了按照军功配给田宅的先例。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季康子“用田赋”军赋全部按土地征发。前594年，鲁国废除原有的田赋制度，按亩征收地税，称作“初税亩”。“初税亩”的核心内容是凡占有土地者都必须缴纳土地税收，井田之外的私田也不例外。这一规定说明当时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这是夏商周三朝以来首次承认私田的存在。前538年，郑国实行按田亩征发军赋，即“作丘赋”，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前548年，楚国令尹子木整顿田制和军赋，创立了“量入修赋”的制度，即根据收入的多少征集军赋，破坏了奴隶社会旧军赋的限制。这一系列改革充分说明这一时期产生了新的封建生产关系，与之相对应必将产生一种新的适应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赋税制度。同时这些变革也象征着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奴隶社会赋税制度已经开始崩溃。
工商业我国古代自商朝末年始手工业就开始有了发展，随后出现了商人贸易。手工业和商业都由官府管理，即“工商食官”。从事工商业的人不需要交纳赋税，只需要交纳少许市场管理费。西周的手工业大致有青铜工艺、陶瓷业、纺织业以及骨器、玉器、漆木器、车马器具的制造等，其中最重要是青铜制造，青铜工艺在商朝晚期发展到高峰，周初的青铜器基本承继了其风格，西周中期青铜工业进一步发展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时期，陶器的制作规模有所扩大，生产技术也有所提高。这些不同门类的手工业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商朝的工艺技术，并有所发展和创新。手工业的繁荣不仅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时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条件。西周的商业活动相当频繁，货币的使用也较为频繁。为了管理工商业，西周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吏。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在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可喜的进步。此时，手工业种类繁多，除了铸造和制陶、纺织以外，还出现了漆艺、冶铁、制盐和酿造工艺等新兴手工业部门，冶铁还出现了铸铁柔化处理技术。专职盐官、铁官已经出现。这一时期，青铜器不仅在数量上有了明显增加，在铸造技术上也有了显著改进，不仅出现了金银铸技术，雕铸艺术也有新发展。在官府手工业之外，出现了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此时在商业方面开始出现私商的活动，私商不仅周游列国做生意，活动范围更是远至海外。到了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大商人。大商人大多都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或把政治经验运用于经商，或以财富换取政治地位。大商人吕不韦就是一个用财富换取政治地位的典型例子。同时商业的发达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城市人口逐渐增多，规模不断扩大。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楚都郢、燕下都易、韩都新郑等都是当时规模很大的城市。
盐铁专卖春秋时期，各国为了集中财力、富国强兵、图谋霸业，在对田制、田赋征收进行改革的同时，开始对一些重要物资（主要是盐、铁）的生产和经营实行专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盐铁专卖最先开始于齐国。齐国食盐专卖的具体做法是典型的民制与官制相结合的制度。农闲时，农民无须忙于耕种，便在官府的授命下淘制食盐。农忙时，则由官府负责制盐。然后齐国将所有民制和官制的食盐统一储存，待到盐价暴涨之时，再将食盐以十倍于常价的价格卖给不产食盐的赵、宋、卫等国，牟利甚丰。铁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必需品。比如，一根绣花针的制造少了铁就不行。实行铁专卖，就相当于控制了铁器的价格。一根绣花针每提价一钱，三十根绣花针就增加了三十钱，足抵一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口税。如此看来，盐铁专卖大大充实了国库。而且，实行专卖是比课税或增税更加温和有效的经济政策。课税或增税会引起人们普遍不安，不利于国家安定。但是此举却增加了百姓的日常支出，降低了百姓的生活质量。除了盐铁，国家对粮食、材木业实行官营，管仲主张国家应通过征税、预购等方式掌握大量的谷物，借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此时，国家还开始对外贸进行控制。管仲主张国家控制食盐、黄金、谷物等重要物品的外贸，等待物价上涨后抛售出去，便可坐享几倍厚利。这使得国家不仅可获取高额利润，抑制豪商乘机牟利兼并，同时保护了本国财物不致外流。国家为了保证专卖政策的推行，下令禁止人们随意开采国家资源。
水利事业的发展我国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运河是邗沟。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在长江至淮河间开凿运河邗沟，以便于完成北上争霸的基业。邗沟的开凿不但解决了农业生产灌溉用水的问题，客观上还便利了南北交通。战国时期，齐国地势较低，为防雨季河水泛滥而沿黄河修筑长堤，堤坝建成后，齐国生产生活得以保障。和齐国相对的赵、魏两国也筑长堤防洪水，一定程度地保障了黄河下游两岸人民的生产生活。同一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相继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记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水工郑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为了增加水浇地的面积，采用始于商朝初期的桔槔，“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
周朝的婚姻家庭
周朝的婚姻基本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它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同姓不婚”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要内容包括“婚姻六礼”、“七出”和“三不去”。“婚姻六礼”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七出”，又称七去，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口多言去和盗窃去。“三不去”包括：有所娶而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周朝的基本家庭制度主要是以“三从”和“四德”的“父权”体系为原则构建的。据《礼记·丧服·子夏传》记载，“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未嫁从父”就是说没有出嫁的女儿要“不违父命”，一切要听从父亲的安排，包括终身婚姻大事在内。“既嫁从夫”对于已经嫁为人妻的妇女来说，丈夫就是她们的“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违”，一切都必须听从丈夫之言。“从夫”还有两种延伸：“夫死守节”和“夫死从子”。春秋时期，小国息国为楚国所灭，息国夫人貌美，楚王欲纳为夫人，息夫人以死相拒，遂成一段为夫守节的佳话。孔子的婶娘十分尊崇周礼，她的丈夫、儿子先后死去，她就朝哭夫灵，晚哭儿灵，孔子称其为妇女守礼的典范。
据《周礼·天官·九嫔》记载，“四德”是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是为“三从”道德服务的。“妇德”是女教妇学的核心，而“贞顺”又是妇德的核心。“贞”是对丈夫忠贞不移，坚守节操；“顺”就是对公婆、丈夫甚至家族长辈都要温婉顺从、谦卑有礼。“妇言”的内容就是要求妇女善于应对，言辞需进退合宜。蓝鼎元的《女学》中有关“妇言”的精辟论述，“妇言不贵多，而贵当”，如劝勉丈夫，教育后代，奉养公婆、丈夫，生养孩子，招待宾客，准备祭祀的用品和协助祭祀等都要求话语得体，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孔子对“妇容”的主张是妇女容仪应自然去修饰，容颜美丑是次要的，要求丈夫对妻子“贤贤易色”，注重妇女的德行，即重德行轻美色。“妇功”就是指妇女应该练就一双巧手，能够从事家里不同的劳动与工作，如采桑养蚕、纺绩织作，务中馈、备酒浆等以维持生活衣食之需。这说明妇女在家庭中的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她们维持着家庭的延续，同时也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赋税收入。
但是，从实质上来讲，“三从四德”是为维护父权—夫权的家庭或家族体系，为了袒护男人，维护男人利益而提出的。它的总特点就是“内外有别”、“男尊女卑”，对妇女进行压制、束缚，对广大妇女来说极为不公平。
周朝的学术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自由文化不仅对中国文明史影响深远，在世界文明中也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众多思想文化流派，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纵横家、杂家、阴阳家、农家等，反映了各阶层、各行业的各种诉求。对后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儒、道、墨三家。
孔子及其思想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古文献整理家及儒家的创建者。孔子曾经对《诗》《书》作过修改，并修订《礼》《乐》，为《周易》作序，著成《春秋》。孔子创立开办私学之先河，相传其共收弟子三千，有七十二名弟子文才尤为出众，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且这七十二人均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鼎鼎有名的有用之才，孔子深以为荣。孔子的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他将其仁爱思想与政治相结合，提倡各国统治者施行仁政。孔子极为推崇“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极力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35岁之时，鲁国发生内乱，孔子离开鲁国到了齐国。齐景公曾问政事于孔子，孔子言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大为欣赏，本欲重用孔子，却遭到齐相晏婴的百般阻挠，齐景公遂就此作罢。孔子大失所望，此时鲁国内乱已平，于是孔子又回到了鲁国。他一面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一面抒发其政治主张。51岁时，孔子终于被鲁国国君任命为中都宰，实践政治主张的机会来之不易，孔子为政尽心尽力，施政有方，成绩卓然，一年之后被擢为司空、大司寇。前500年，鲁国与齐国聚会于夹谷，齐国势大，欲以其强势威胁鲁国答应齐国的无理要求，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并以礼斥责齐王，齐王深以为耻，与鲁国重归于好，签订盟约，归还本就属于鲁国的城池郓、龟和阴三地。后来鲁王渐渐沉湎于酒色，不视朝政，孔子感到很失望，遂辞去官职，集中精力从事教育工作和学问研究。在教学实践中，孔子创立了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有些理论一直沿用到今天。
老子及其思想道家的创建者是老子。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并没有成为显学，其代表著作是《道德经》，该书开创了中国古代哲学之先河。老子的哲学思想大概可分为三大部分：“道”、“有”与“无”、“无为”。“道”是老子哲学体系的中心观念。老子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的最高抽象，世界是由无数对矛盾组成的，这些矛盾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孤立存在，而是互相依存，互为前提。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世界的本体和本质究竟是“有”还是“无”的认识，存在原则分歧。“有”与“无”互相依存，“无”比“有”更为根本。老子对“有无”的论述对后来崇尚虚无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老子寓“道”和“有”、“无”于人生与政治问题之中，产生了无为的思想。有人认为“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做，只是听从上天的安排。就好比生病的人不用看病，放任不管，任其自生自灭一样，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老子的“无为”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并不是不做、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贪、不争、不占，尊重自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意思。《道德经》中提到的“为无为，而无不治”、“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这个含义。至今为止，老子的“无为”思想仍然包含着启示社会的合理内核，即无私无欲，超脱忘我，利于他人。
前538年，孔子拜见老子。临别之时，老子赠言：“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於死，在於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於身，在於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这则典故充分反映了老子的人生观：“善利万物而不争。”
《道德经》里所说的“少私寡欲”折射出了老子的养生思想。老子认为新生的东西虽然柔弱却富有生机，事物一旦强大就会导致衰老。因此，他主张无欲无为，回复到人生最初的单纯状态，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和促进了当时和后世的中医养生保健。
墨子及其思想墨家的创建者是墨子，著有《墨子》一书。据《墨子》可知，墨子思想有十条五类纲领，据《墨子·鲁问》所云：“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从中可以看出墨子的思想分为五类，共十条纲领，兼爱和非攻是十条纲领的核心内容。他坚决批判挑起战争的国家和骄奢淫逸的行为。他认为战争是万恶之源，是人们好勇斗胜、争夺利益的心态造成的，这就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他呼吁人们要“兼相爱，交相利”，并进行一系列实践活动。如墨子为了劝说楚王放弃攻宋，先给楚王讲了一个有“窃疾”的人的故事，这个患有“窃疾”的人自己家里有很多好东西，却偏偏眼红别人家里不好的东西，甚至还去把别人家破烂的东西给偷回来。墨子给楚王讲这个故事的用意在于提醒楚王，楚国本来就是个大国，国力强盛，物产丰饶，没有必要去做攻打宋国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楚王听完故事无言以对，但这并不足以打消楚王攻打宋国的念头。楚王为此找了个借口，“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句话就是说，公输盘是很有名的工匠，他制作的云梯很先进，攻下宋国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何乐而不为之呢？墨子见楚王一意孤行，决定采用模拟战争的形式彻底说服楚王放弃攻宋。几番模拟战下来，公输盘的新式武器云梯在墨子的防备工具前占不了任何便宜，最后，墨子告知楚王，自己已经将防备工具送往宋国，楚王见实在没有便宜可占，遂打消了攻宋之念。另外墨子的思想也包含着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不能凭个人的猜想判断是有还是无，而要以眼睛看到的或耳朵听到的为准。虽然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墨子并没有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还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逻辑思想体系。墨子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这在中国逻辑学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天人关系的演变西周时期，周公及大臣们提出了天命转移的“以德配天”说。这意味着神权法思想的一次重大变化。周公相信世上是有天命的，但并不固定，只有品行高尚之人才能承受天命，然而若此人德行不再，天命就将改变，另择有高尚品德之人。这就是“惟命不于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尧有德则启立夏，桀失德则夏亡；汤有道则代夏而兴，纣无道则夏亡周立。一方面，“以德配天”这一说法很显然还承认天命的存在，也就是说当时还没有摆脱神权法的桎梏。只要有天命存在，统治者相信，他们只要保有德行，就可以保周朝统治千秋万代，延绵不绝。领域方面，由于商残暴失德，以致失却民心，才导致灭亡的下场。周朝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要珍惜天命，注重君王德行的修养，维护民心，否则就要为天命所弃。从侧面讲，“以德配天”说的提出表明了统治者开始注意人民的力量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春秋时期，天人关系朝着人的地位提高、天的地位下降的方向发展。从此，对于天人关系的探讨主要出现了两个新的方向：立足于人和立足于“道”。立足于人的主要是儒家学派的代表孔子和孟子。孔子重视和强调人的主观努力但又不完全否定天命，承认天命的存在有不完全宿命。孟子从人性的角度研究天人关系，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有天赋的善心，把人性、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对天人关系作了天人合一的回答。立足于“道”的主要是道家学派的代表老子和庄子。老子提出“道”的概念，直接探讨天道，并由此引出人道，认为人道法自然。庄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气的变化、道的体现。他把人完全看做是自然的一部分，认同万物一体。在天人关系上，荀子的思想和儒家的两位主要代表有很大区别。他提出了“天人相分”的思想，强调天人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认为人应该在区分天人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除了儒家和道家两家外，还有墨家对天人关系也进行了探究，主要是墨子的反对天命论的观点。墨子提出，只有劳作才能维持生活，人的一切都取决于努力而不是天命。
周朝的文化艺术和自然科技
散文、诗歌西周及其前两代王朝是我国散文的形成时期。其代表作有《尚书》和《逸周书》。《尚书》中的《周书》记载了西周的历史。《周书》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其记录方式、叙事论述都趋于完善。其中，《顾命》和《金滕》两篇作品的叙述风格颇有特色，为后世散文写作树立了榜样。《逸周书》中的《克殷》是一篇成功的纪实文学作品。西周时期的诗歌精华均集于《诗经》之中，《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从《诗经》看，史诗是西周诗歌的主旋律，这些史诗既有民生篇，也有歌功颂德篇，还有政治讽刺篇，而以描述民生的诗歌最多。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主要是“楚辞”，这一时期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散文分为两类：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经历了从语录体、对话体到专题论文的发展过程，其特点表现为论述由简洁易懂趋于详细严明。这一时期诸子散文的主要作品有《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子》。《韩非子》的文体富于多样性，意味着先秦论说散文已经成熟，《荀子》和《韩非子》可以说是先秦论说散文的高峰。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主要有《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左传》善于描述战事，且融文学性与史学性于一体，实为不可多得。《国语》善于细节描写，生动真切。《战国策》以人物为核心展开记述，文学性较强。“楚辞”是战国时代楚国人创作的诗歌，以屈原为典型代表。在汉代，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被刘向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中有很多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以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保存最为完整，史学价值非常高。《楚辞》是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较为出众的艺术形式主要有乐舞、绘画和雕塑，其中雕塑艺术尤其出众。西周时期是乐舞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主要内容就是宫廷乐舞。到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一种快节奏、热情奔放的曲调——“新声”应运而生。“新声”一改宫廷乐舞主要以鼓、钟、磬这些打击乐器伴奏的方式，采用丝竹乐器，主要以竽为主。“新声”和丝竹乐器的兴起代表了音乐的进步。战国时期已懂得八度位置和增减各种音程的乐理，这标志着战国时期音乐文化的繁荣，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整套编钟证明了这一点。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一种艺术水平较高的舞蹈——《万舞》，以楚国的舞蹈特色最为鲜明。楚舞表演性强，注重舞蹈造型美。有人研究《楚辞》中的《九歌》，发现楚国的祭祀群舞已经出现了“人物”和“情节”，它那种大场——小场（歌、舞，或有情节的小品）——大场的结构，一直到今天都还是我国民间歌舞主要的结构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的绘画艺术主要有壁画、铜器画、漆画、帛画四种形式。这一时期的绘画并不成熟，但是出现了一种很新奇的绘画艺术——荚。《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关于这种绘画方式的记载。这种荚实际上是一种微型画，通过物理学上小孔成像的原理将其放大成彩色大画面即可，微型画的出现充分展现了古人的智慧和才能。
西周时期的青铜雕塑艺术风格逐渐淘汰了商朝艺术中神秘恐怖的气氛，向写实的方向发展。主要以人和动物为雕塑对象。刖刑奴隶守门鬲是青铜器中人物形象雕塑的代表作品。已知的刖刑奴隶守门鬲有两件，这两件作品都是通过具体生活环境来表现人物的。其中一件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家1号窖穴，此器形状像房屋，正面右门，门左侧有一个裸身、脑后有发髻、双足被刖的守们奴隶。另一件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也是房屋的形态，门左侧同样有一个守门的奴隶，裸身、刖去左胫。这两件人物雕塑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西周奴隶的悲惨生活并揭露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关系。这两件作品还非常具体地再现了西周时期的房屋形态。陕西扶风西周宫室建筑遗址出土了两件中亚人形象的蚌雕人头像，深陷的眼窝，高挺的鼻子，还戴有护住耳翼的帽子。这两件头像间接表明了西周时中国与中亚国家已有往来。西周动物形象的雕塑作品，多数表现出明显的写实倾向。如出土于辽宁喀左旗马厂沟的青铜鸭尊，身上有简单的浮雕与线刻纹饰，口开于背，整体写实，为周初燕国铜器。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驹尊，是典型的兽类雕塑形象，是贵族为了纪念参加周王举行的“执驹”之礼受赏而铸造的，雕塑工匠的写实水平非常高，对于动物身体比例和身体结构的勾勒也相当准确，且线条优美，如实地展示了马的生动形态。雕塑艺术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繁荣局面。这一时期首次出现了代替活人陪葬的人物雕塑陶俑和木俑。动物雕塑在战国中期最为丰富，形象生动且变化多端，最著名的是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立鹤方壶。
自然科学的进步周朝的自然科学知识比夏商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医学等方面。在天文历法上，西周已用十二地支来计时，并出现了一种计时工具——漏壶。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的进步非常显著。人们不仅创立了立圭表侧日影的方法，二十四节气，还确立了岁星计年法。春秋战国的天象观测成果更为惊人，有世界上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有最早的陨石记录，有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还留下了丰富的日食观测记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天文学专著——《甘石星经》。该书的问世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行星天象的观测已日趋精密。
在数学上，西周沿承了商朝的十进制计数法，且人们掌握了“勾三股四弦五”的知识，这说明我国发现勾股定理至少比西方早了一个世纪。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数学知识。如四则运算和筹算的方法已趋于发展成熟，分数也常被使用。墨家学派的著作《墨经》记载了不少数学知识，但着重论述了几何学问题，可以说是理论几何学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还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物理学。《考工记》和《墨经》代表了当时物理学知识的水平，其中，《考工记》主要研究了力学知识，而《墨经》则专于光和成像，同时对时间、空间、运动和时空的相关性也做了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地理学的初创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地理学专著，如《禹贡》《五藏三经》《管子·地员》等。其中《管子·地员》是一部生态地理植物学著作，它根据农业生产的情况对地理类型进行了分类，地理学价值很高。此时已出现绘制地图，而且手法已经相当精准。战国时期已开始使用“制图六体”的原则。
医学上，西周时医学已有分科，并重视病例的记录和报告，已初步了解某些疾病和季节变化的规律。西周最重要的医学贡献就是总结出了“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的医学理论，开启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理论先例。在春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专职的医生队伍。同时，专门医学著作也陆续问世，如长桑君授予扁鹊的《禁方书》，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黄帝内经》等。其中《黄帝内经》确立了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医学还吸收了名家的所有关于生理、病理、养生、治疗等的哲学思想，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完善和形成。春秋战国时期还普遍使用复方，出现了方剂学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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