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
西汉的建立和巩固西汉建立之初，由于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凋敝，人口锐减。为应对这一系列困难局面，汉高祖刘邦采取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与民休息，逐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复员军队，恢复生产。按军功给复员士兵分配土地，使他们成为自耕农，从事生产。一些较高职位的军官，则获得爵位，分封到了大量的土地。（二）招募流亡，组织生产。一些在战争中丧失土地或者少地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再次获得土地，安心从事生产。（三）释放奴婢。由于自秦末以来的连年战火，许多人因饥饿而被迫卖身为奴，致使国家控制的人口锐减。汉高祖规定，因饥饿而卖身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在采取以上种种措施之后，西汉政府控制的人口有所增加，社会生产发展，整个阶级社会的矛盾得到了缓和，总体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西汉政权的稳固。
文景之治汉初，鉴于秦亡的教训，汉高祖刘邦在政治上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种思想主张在文帝、景帝时期得到进一步推行，社会生产得到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整个社会的经济也呈现出初步的繁荣。因此，这一时期被史学家们誉为“文景之治”。
七国之乱汉高祖刘邦亲历了秦末农民起义，他错误地认为秦亡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以至于在国家危难之际无人救援。于是在西汉建立后不久，汉高祖就“惩戒秦孤立之败”。在相继除去几个异姓王之外，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杀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然而事与愿违，这些诸侯王势力迅速膨胀，开始对中央集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最终在汉景帝时期酿成了“七国之乱”。面对严峻的形式，汉景帝与分封的齐王谈判，在谈判未果的情况下，景帝派出太尉周亚夫前去平叛。仅仅历时三个月，叛乱被迅速平定。诸侯王实力大为削弱，再也无力与中央对抗。
1.西汉的强盛时期
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16岁即位，在位54年。他即位后继续汉景帝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并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只能由嫡长子一人继承王位。并以皇帝恩泽的名义把土地再分封给诸侯的子弟，表面上看起来是皇帝厚待他们，实际上却使每个封国的面积都化整为零，渐渐缩小，再也不足以与中央朝廷抗衡，进一步削弱了诸侯的势力。同时又利用“酌金夺侯”削减许多列侯的爵位。前112年，汉武帝以列侯的酌金成色不足为由，消夺了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此外还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规定在王国的官为“左官”，低于朝廷同级官吏，以示歧视；“附益法”限制士人与诸王的交游。同时汉武帝引入了刺史的官级，监察地方。在经济上加强中央
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改为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在古代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但汉武帝在宣扬儒学的同时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属于“外儒内法”。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在军事上，汉武帝北击匈奴，东征朝鲜，南服西南夷，大大扩张了西汉的领土面积。对外关系上，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加强内地与中亚各国的联系。汉武帝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西汉进入了鼎盛时期。但是在汉武帝末年时期，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又举行封禅和祀神求仙，使得贫民徭役加重，苛捐杂税增加，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局部地区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使得汉武帝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开始安抚流民，并在轮台下《轮台罪己诏》，以示自己犯下的错误。这些举措确实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使得汉武帝末年风雨飘摇的政权重新稳固，并为即将到来的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昭宣中兴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和汉宣帝相继当政。他们继承了汉武帝晚年的政策，实行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平理刑狱。这些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发展了社会生产，使得一度陷入危机的西汉重新兴盛起来，史称“昭宣中兴”。
2.西汉末年的危机与王莽篡汉
西汉末年危机和王莽改制西汉末年的危机自汉武帝晚年已经初见端倪。一些皇亲国戚、豪强地主和私商大贾肆意兼并买卖土地，使得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许多自耕农破产，阶级矛盾日趋恶化。统治集团内部，外戚宦官干政，皇权旁落。汉成帝时期，外戚王凤和其兄弟轮掌西汉政权。哀帝上台后，收回了王氏把持的大权，可是自己也受制于祖母傅氏和生母丁氏，傅氏和丁氏两家族长期把握西汉晚期的政局。到了哀帝晚年和平帝时期，外戚势力膨胀到了极点，外戚出身的王莽篡夺汉室，自立为帝。
广大平民百姓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之下，走投无路，他们为了生计，或卖身为奴，或四处流浪以致饿死。整个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绝境，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反抗西汉的统治。成帝时期，爆发了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到了西汉晚期，一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更是连绵不绝。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西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外戚出身的王莽乘机拉拢各方势力于公元8年夺取汉室政权，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王莽上台之后，为应付一系列严峻的社会危机，缓和社会矛盾，也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主要是限制土地兼并和买卖奴婢，平抑物价，改革币制，统一度量衡等等。除了这些基本措施以外，王莽还对一些官职名称、各地名称，甚至国号也做了多次更改。王莽的这些改革措施，是应对西汉末年以来社会危机的一次尝试，或多或少地触及了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但是从后来王莽政权迅速崩溃的结局来看，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成为王莽政权迅速失败的催化剂。从根源上讲，王莽改制触犯了一些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币制改革矛盾丛生，许多商人和贫民因此破产，民怨沸腾。加上王莽用人不当，吏治腐败，一些官员在改革中以权谋私，造成官民关系紧张。在改革的同时，王莽又相继发动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不义战争，这些战争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破坏了西汉以来同周边民族的友好关系。种种矛盾聚集在一起使王莽政权陷入了空前危机，一场酝酿已久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即将爆发。
绿林、赤眉大起义和王莽政权的覆灭绿林起义军因长期活动在绿林山（湖北大洪山）而得名。起义军领导人为王匡、王凤兄弟，西汉末年王氏两兄弟因饥馑率饥民起义。赤眉军以樊崇为首领，为与官军相区别，军队中的每人皆用赤色涂眉，故称“赤眉军”。绿林、赤眉起义后不久，队伍迅速壮大，绿林军在湖北京山大破官军，缴获大量物资，取得一系列战果，一时间声名大振。在农民起义烽火燃起之时，一些汉朝宗室也加入到反对王莽政权的斗争之中，他们与绿林、赤眉军汇合成一股强大的反对王莽政权的势力。公元23年，起义军和王莽政权之间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在昆阳展开，这就是著名的新汉昆阳之战。在这场战役中起义军人数虽少，但他们斗志旺盛，意志坚定。王莽军队人数虽多，但骄傲轻敌。刘秀派王凤、王匡固守昆阳，自己则带十余人冲出包围，集合了偃、定陵等地的起义军驰援昆阳。起义军里应外合，勇往直前。在各路起义军的打击下，莽军大败，自相践踏，溃不成军。此次战役基本摧毁了王莽的主力军队，从根本上瓦解了王莽政权。昆阳之战后，起义军乘胜西进，攻克关中，王莽被杀。经过各路起义军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推翻了王莽政权的反动统治。在取得反抗王莽政权斗争胜利之后，绿林、赤眉起义军却因内部矛盾相互火并，双方损失惨重。加上地主豪强势力的围追堵截，起义军最终在公元27年遭到镇压，其他各地起义也相继失败。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历时十余年，波及黄河、长江流域，最终用武力推翻了王莽政权的统治，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迫使后来的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让步措施，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夺得一些土地，大量奴婢也获得了人身自由。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3.东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在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中，许多汉朝帝室贵族也乘机投身于反抗王莽的斗争之列。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便是其中一个。刘秀是西汉宗室之后，他以恢复刘氏汉室为己任，起兵反抗王莽。刘秀依靠一些地主豪强的支持，采用分化、瓦解和利诱等手段，收编起义军，逐渐扩充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称帝后，开始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军，经过十余年的斗争，相继消灭了各地农民起义军和封建割据势力，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东汉初年的统治东汉建国之初，国家经过长期动乱，灾荒连年，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东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恢复和发展经济。首先是安抚流民，释放奴婢、囚徒，缓和阶级矛盾，增加社会劳动力。其次是裁汰冗吏、复员军队，既减轻农民的负担，又增加了劳动力。最后是减轻赋税和实行“度田”，恢复西汉建国初年的“三十税一”制度。度田是为便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征调徭役而推行的一项调查土地数目的政策。此举遭到了地主豪强势力的激烈反对，后来逐渐流于形式。但度田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主豪强势力，有利于东汉政府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调。
明章之治明、章二帝在位时期，继续推行光武帝刘秀的一些政策。对内禁止外戚和王室专权，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发展生产。对外北击匈奴，沟通西域。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持续向前发展，国家出现了较为兴盛的局面。史称“明章之治”。
政治制度
汉承秦制，同时也创立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制度，其中许多制度对中华文明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汉朝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中央行政制度汉中央政权也实行三公九卿制，汉朝的三公包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他们共同行使宰相之职，其中丞相权力居首。丞相这一职位早在秦国武王时期就已经设立，并为后来的秦、汉两朝所延续。丞相的主要职权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随着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相权和君权之间逐渐产生了矛盾。经过秦汉两朝改革，皇权不断得到加强，相权受到削弱。到了东汉时期，丞相地位和权力已经大不如前代。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协助丞相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丞相及百官行政活动的监察。东汉时期，三公名称有所改变，称为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尽管声名显赫，但无实权。光武帝为防止重蹈王莽篡汉的历史覆辙，不再设立宰相之职。尚书台实际上成为中央最高权力机关，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台的主副官分别为尚书令和尚书仆射。九卿制源于战国时期，秦汉乃成定制。九卿包括太常、光禄勋、卫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和少府等官，分管皇帝的宗庙、皇宫禁卫以及建筑、刑狱、财政等事务。
汉朝的地方制度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错误地认为秦亡是没有实行分封，以至于在农民起义时孤立无援。一度出现郡县制和封国制并存的局面，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封国的存在，对于中央政权始终存在威胁。经过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和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等一系列措施，诸侯国仅剩其名，实质上与其他郡县并无二异。郡的下属机构是县，县以下为亭、乡、里。设有亭长和里长，均由郡县任免。乡则设三老：有秩、啬夫和游缴，均以年长者担任，不参与实际行政，也没有俸禄，主要负责基层民事、诉讼和税务等。秦实行的是郡县制，到了汉朝逐渐演化成州、郡、县三级。州出现在汉武帝时期，最初是为实行监察而设置的，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派刺史监察各地官员的活动。刺史之名曾经多次变更，或称州牧或称刺史。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刺史的权力日重，州也逐渐成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延续下去。
汉朝的官僚制度官僚制度主要包括选官制和考核制。秦的主要选官方式是依靠军公和客卿，这两种方式也为秦选拔了大量的文臣武将，他们为秦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汉承秦制，西汉建立之初的官吏主要来源也是依靠军功，许多朝廷和地方的官员都是军功贵族出身。汉武帝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创立了以察举制为核心的选官制。察举制是由各地郡县举孝廉，到了中央后再由丞相、太常和光禄大夫考察审核。东汉时期的选官则由尚书台控制。察举制实施之初，各项考察制度比较严格，曾选拔了许多优秀人才。到了东汉末年，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政治黑暗，察举制也是流弊丛生。
官员考核在汉朝也有一套较为严格的制度。主要包括“上计制”和籍贯限制制度。上计制是指地方州郡和诸侯国每年年终将辖地的治绩、户口和税收各项事务以书面的形式呈交中央，中央则以此对地方官员进行赏罚迁降等。另外，郡国所属的县也需将各地县治的情况上报郡国，内容较郡国的上计更为详尽。籍贯限制制度是指除了三辅地区之外，刺史、郡守、国相和县令等就任时需要回避本籍。东汉时期，这一政策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婚姻之家，甚至两州、三州之间的官员间接在对方户籍地任职都被禁止。
汉朝的监察制度汉朝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大夫和御史府，后又设立丞相司职和司隶校尉。地方上则设有监御史、丞相史和刺史。丞相司职和司隶校尉始设于汉武帝时期，司隶校尉掌管监察百官和都城附近郡县的犯法者。秦朝在各郡设立监御使监察地方官吏，汉武帝时期，全国被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设刺史进行监察。刺史位卑而权重，便于中央管理，又可监察地方上官吏的各种违纪乱政行为。到了东汉末期，政府为镇压黄巾军，赋予刺史募兵之权，总揽一州事务，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以前的监察之职已不复存在，反而成为东汉后期封建割据势力的重要来源。
社会经济与文化
农业的发展汉朝的农业与前朝相比，已有了较快的发展。耕作技术得到提升，土地利用率提高。两部重要的农学著作《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此时关中地区已经出现了以谷子和冬麦轮作的复种耕作方式，施肥等精耕细作技术也得到应用。铁器和牛耕的使用进一步提高了耕作效率以及农作物的产量。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则使得许多荒地成为良田沃土，有名的郑国渠和白渠等水利工程就是在汉朝修建的。汉朝的主要农作物是麦和谷，北方多种麦，南方多种谷。其他的一些豆类和油料作物在南北地区都有分布，但所占比例较小。除了种植业之外，畜牧业、渔业和林业也有所发展。畜牧业中最有成就的是养马，汉朝战事频繁，马因是“甲兵之本”，故养马受到政府的重视。汉朝马匹数量最多的时候曾达到30万匹，一些声名显赫的畜牧业主也频频出现。渔业主要分布在江汉和巴蜀地区，江汉地区已有一些大型捕鱼工具和渔船，而巴蜀地区的人们已经掌握在稻田内养鱼的技术。
手工业汉朝的手工业主要包括纺织、冶金和铸造、制盐、制陶、酿酒等。纺织业的主要生产原料是丝、麻和毛等。桑麻和养蚕技术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及四川盆地，毛织品则源于西北地区的牧区。纺织业一般分为官营和私营，官营规模比较宏大，主要制造高档的丝织品，供王公贵族和富贵人家使用。私营的纺织部门则规模不等，与官营的规模相比一般要小一些，产品种类和档次繁多，供不同阶层人们选购。冶金主要有冶铁和冶铜，以冶铁为主，铁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大量使用，兵器、农具以及日常的生活用具一般都是铁器。冶铜则多限于铸造钱币和铜镜等。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西汉政府曾专设盐官，管理盐的制造和销售。制盐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河东、北部边郡以及川滇地区。制作的方法一般有煮盐法和晒盐法，煮盐法是把咸水蒸煎而制成盐，晒盐法则是直接利用日光使水蒸发而得到盐。东南沿海多用晒盐法，川滇地区一般用煮盐法。酿酒业也分为官营和私营，官营规模一般比较大，主要目的是满足自身消费。私营酿酒业多是小业主自酿自卖，全国各地的都邑乡村基本上都有酒肆作坊的分布。酿酒的原料主要是谷物，也有少量的果酒，如甘蔗酒和葡萄酒就已经零星出现。陶瓷业在汉朝发展也比较迅速，大部分民众的生活器皿都已经过渡到了陶瓷品。陶砖瓦也成了汉朝的重要建筑材料，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秦砖汉瓦”，它们在修建房屋和墓地时被广泛使用。陶瓷技术也有了较快的发展，真正的瓷器在东汉时期烧制成功。另外，漆器和舟车制造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漆器制造业除了分布在传统的黄河流域外，巴蜀地区也成为汉朝重要的漆器制造地。近年来一些汉朝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漆器，足见当时漆器的广泛使用和漆器制造业的发展。舟和车成为汉朝重要的代步工具，数量与前代相比大为增加，运输船和战舰已经出现，车的应用更为普及，有官吏乘坐的马车、民间用的牛车以及作战用的兵车等。
商业汉朝的商业主要集中在北方，汉朝著名的五大商业都城，除了成都之外，其余四处洛阳、邯郸、临淄和宛都分布在北方。这一时期的商人主要有盐铁商、囤积商、高利贷商等。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汉朝一系列的开疆拓土战争，边疆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货币制造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货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铸造水平较高。汉朝的币制经过多次变革，直至汉武帝时期铸五铢钱才使得货币稳定下来。王莽时期曾多次对货币进行改革，但均以失败告终。
1.汉朝文化的繁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建立之后，国家经历长期战乱，民贫国弱，长期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但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并不是要回到以前原始社会的“小国寡民”时代，只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确实收到一些成效，但是仍然有许多弊端。特别是到了文帝时期，国力恢复，商业繁荣，一些大的地主和商人开始大肆兼并土地，农民破产，社会矛盾尖锐。加上一些诸侯国的势力渐长，分裂倾向严重。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个时候儒家思想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汉武帝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从本质上讲，汉朝的独尊儒术和秦朝的焚书坑儒都是为了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但秦的做法过于简单粗暴，蛮横地用行政法令手段禁止各种学术，仅仅保留官方的一家之言。而汉朝的“独尊儒术”是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从而奠定了以儒学作为社会主流的正统思想。知识分子想走上仕途，就必须学习儒学。当然，儒学除了扎根于选举和教育制度外，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本身也适应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这也是儒学为后来历代统治者所青睐的原因。
今古文经之争今文经是指汉文帝时期一些儒家弟子将一些老儒背诵的经典文本和解释记录在当时通行的隶书上形成的经典。在汉文帝和汉武帝时期，今文经得到广泛传播。古文经则是用秦统一之前的小篆所写的经典，于汉初拆墙时被发现。西汉末年刘歆整理古书时发现古文经典与今文经典差异较大，并将这些所发现的经典称为“古文经”。古文经在东汉时期得到发展。今古文经之争焦点集中在立官学方面。西汉时期今文经被立为官学。西汉末年刘歆建议将古文经立为官学，曾遭到反对。王莽篡汉时期一度列古文经为官学，东汉时期又被取消。汉章帝建初四年，朝廷召集今古文经大师讨论五经异同。章帝亲临裁决，会后经班固整理记录写出《白虎通义》。此后两派呈综合趋势，郑玄成为集大成者，今古文经之争基本结束。
谶纬之学谶纬之学源于西汉董仲舒的宣扬，他在宣讲儒学主张时赋之以福瑞灾异，以至于西汉后期谶纬之学依附今文经学大为流行。谶是隐语和预言，纬是用诡秘的语言对经书的解释。西汉末年的王莽和刘秀都曾利用谶纬学说为其争夺统治权力的行为抹上神秘色彩。东汉建立宣布“图谶天下”，在白虎观会议上，谶纬又被用来讲经，随后谶纬之学渐盛。在谶纬之学大行其道的同时，许多思想家都对其提出了强烈的驳斥。代表人物是东汉的王充，他在自己的代表作《论衡》中对当时盛行的谶纬之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到了东汉末年，谶纬之学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汉朝的宗教西汉末年，佛教由印度经中亚传入我国。东汉明帝时期曾在洛阳建寺译经。东汉末年，中亚的一些高僧也来到中原地区，在洛阳大量翻译佛经。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源于东汉后期，由民间流行的一种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内容结合而逐步形成早期的道教思想。早期经典为《太平青领书》，今有其残本《太平经》。早期道教宣扬散财救穷，自食其力，为许多贫苦农民所接受，其中一些信教农民成为后来黄巾起义的主力军。
汉朝的文学与史学汉朝文学的主要文体是赋、乐府诗和散文。赋是一种散文、韵文并用，体物言志的文体。其中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和扬雄的《甘泉赋》都是汉赋中不朽的作品。乐府本来是汉武帝时期所设的主管音乐的机构，负责搜集民间的诗歌，称为“乐府诗”。著名的乐府诗有《陌上桑》《羽林郎》等。散文诗在汉朝也取得较高的成就，如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晁错的《贤良对策》《言兵是疏》等都是汉朝著名散文。汉朝是我国史学的大发展时期。秦代虽实行焚书政策，但《秦记》和国家博士所藏《诗》《书》却保留下来，成为后代研究秦的重要史料。到了汉朝，史学取得显著的成就。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就诞生在这一时期。《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左冯翊夏阳（今属陕西）龙门人。司马迁自幼随父亲在长安学习经史，后周游各处。前104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李陵之祸而受刑，但他在狱中坚持写作，历时二十余年，完成了这部杰出的历史巨著。《史记》所载内容上起传说中的皇帝，下至汉武帝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分为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和70列传，共130篇，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居于《二十四史》之首。司马迁的《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例成为后来历代正史的规范。《史记》不仅史学价值极高，而且文笔优美，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东汉时期，出现了另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汉书》，《汉书》承袭了《史记》的题材，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著作。《汉书》作者是班固，字孟坚，扶风（今属陕西）安陵人。《汉书》共100卷，分为12纪、8表、10志和70列传，记载西汉一代230年的历史。班固在写作后期因故受牵连入狱，未能完成全书。所余八表和天文志由其妹班昭和马续完成。与《史记》相比，《汉书》所载内容更为详尽。但由于班固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儒家思想处于正统地位之时，其作品也受到儒学思想的烙印，缺乏《史记》里面的那种批判精神。另外，如荀悦的《汉记》、赵晔的《吴越春秋》和官修史书《东观汉记》等作品都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汉朝的数学、医学和天文学汉朝时期我国的第一部算学著作《周髀算经》成书，书中所载的勾股定理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勾股定理的著作。另一部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时期，书中所载的负数、分数和联立一次方程等在数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书分为9章，由246个算术命题和解法汇编而成，标志着我国古代数学完整体系的形成。汉朝的医学也取得显著的成就，《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是这一时期两部代表性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是对东汉以前我国医学的总结，包括《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重要医学著作。《神农本草经》是东汉时期的医学名著，也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药物学著作。汉朝还出现了两位名医，分别是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名机，河南南阳人。东汉时期著名的医理学家，被后世尊为“医圣”，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与《素问》《灵枢》并称为“医学三典”。华佗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外科医生，擅长针灸，发明了麻沸散。在外科手术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他还模仿动物活动编五禽戏，发展了保健医学。可惜后来被曹操所杀，其医术也失传。
2.汉朝的社会生活
汉朝的衣食住行服饰的一般功能包括御寒、防暑、护体等。除此之外，在文明社会里，服饰也被用来体现等级、职业、民族和性别等。从汉朝出土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汉朝的服饰特点。一般情况下，皇帝、贵族、官僚所穿戴的衣冠要优于普通百姓。穿戴分为帽子、衣、裳。裳代表下衣，还有鞋、袜等。这些服饰不仅品种繁多，而且讲究严格，凸显整个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汉朝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饮食。据考古资料显示，汉朝的贵族菜肴主要以肉类为主，平民则以蔬菜为主。北方人多食粟，南方人多食稻米。除主食外，副食、调味品的种类也比较多。许多蔬菜瓜果都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特别是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西域的许多食品和瓜果传入中原，大大丰富了当时人们的饮食品种。据汉朝的墓葬和其他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居民住所主要是庭院式住宅和楼阁。秦汉政治上的统一为水陆交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驰道和驿道把各地著名都会连接了起来。丝绸之路的开通，连接了中亚，海上交通也逐步发展起来。汉武帝曾派楼船将军率船军五万人，东渡渤海，平定朝鲜。内河航运更是日趋发达，各地一些重要运河的开通，为后来我国的运河体系打下了基础。
民族关系
匈奴匈奴是秦汉时期活动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在汉朝，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重点。这两个强大的政权之间的战和不仅直接影响到双方的关系，还影响到它们与周边其他民族政权的关系。
汉高祖七年（前200），汉高祖发动平城之役，却被匈奴围于白登山七日，汉军失败。此后，西汉政府在休养生息政策的指导下，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汉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匈奴，岁奉匈奴絮缯米等物资，约为兄弟，匈奴不犯汉边。虽然如此，匈奴仍旧时常侵扰汉边，西汉政府由于国力有限，极力维持和亲，双方并未发生大的战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伏兵马邑，企图诱击匈奴，后因匈奴单于察觉，双方没有交战，但从此双方关系恶化。此后，汉匈之间开始了长达45年的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元光二年（前133）至元狩四年（前119），约16年，通过这一阶段的战争，迫使匈奴远遁漠北；第二阶段从元狩五年（前118）至太初元年（前104），约15年，这一阶段双方战事较少，匈奴很少犯边，汉因马少，无力再发大军远击匈奴；第三阶段从太初二年（前103）至征和三年（前90），约14年，这一阶段汉屡出大军，却一再遭受重大损失，始终无法征服匈奴。
汉昭帝时期，匈奴发生内讧，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接着分裂为南北两部。甘露三年（前51），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所杀，奴呼韩邪单于在汉朝的帮助下重新统一了匈奴。竟宁元年（前33），汉元帝以宫人王昭君嫁给奴呼韩邪单于，从此双方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交往。
东汉初年，匈奴利用中原战乱扩大势力，控制了东至乌桓、鲜卑，西至西域各族所居住的广大地区。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内部因继承问题发生分裂，建武二十五年（49），南匈奴遣使至洛阳，奉藩称臣，光武帝刘秀接受了南匈奴单于的归附，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从而解除了匈奴对北部边郡的侵扰。随着东汉政局的稳定，东汉政府改变了对北匈奴的羁縻政策，从永平十六年（73）至永元二年（90），前后进行了长达17年的战争，匈奴被迫西迁，匈奴对北部边界的威胁最终解除。
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秦汉之际，这片土地上分布着几十个小国，大的有几十万人，小的只有几千人。这些国家有的经营农业，有的经营畜牧业，有的二者兼而有之。前2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设立僮仆都尉，掠夺人口，并以此为据点，向西汉进攻，西域遂成为匈奴军事上的据点和经济上的后盾。
建元五年（前138），汉武帝为反击匈奴，截断匈奴右臂，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准备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由于大月氏已在大夏故地安居乐业，不愿东归，张骞没能达成目的，但是他了解到沿途西域各国的地形、物产、风俗。元狩四年（前119），汉为了彻底切断匈奴右臂，派遣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联合乌孙，不料遇到乌孙内乱，无意东归。但是张骞派副使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康居、大宛等国，扩大了汉朝的政治影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此后，中西交通畅通，贸易大盛，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神爵二年（前60），匈奴内乱，日逐王降汉，匈奴失其右臂，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府在乌垒城（今属新疆），从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
东汉政府为了征服北匈奴，派遣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三十年，降服了西域诸国，恢复了东汉对西域的统治和中西交通，使东汉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继续发展。班超派其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为打通欧亚交通作出了贡献。
西南夷汉武帝时派唐蒙为中郎将，进入夜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附汉朝，汉朝在此设置犍为郡。元鼎六年（前111），西汉破南越之后，在西南设四郡。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发巴蜀兵至滇，降滇王。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西汉的直接管辖之下，西南各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西羌西羌是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秦汉时尚处于原始时代，以游牧为生。汉武帝北却匈奴，西逐诸羌，设置河西四郡、护羌校尉，东汉恢复西汉旧制。从西汉起，羌人开始东迁，到东汉今甘肃、关中地区都分布有很多羌人。东迁的羌人在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影响下，因受到官吏的压榨而不断反叛，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前后持续了六十余年之久。
南方的越族秦始皇开发岭南，设置郡县，越汉两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西汉初，南越内部及其与汉之间时有攻击。建元三年（前138），为了避免闽越的威胁，东瓯王向汉中央请求举国内徙，迁居江淮之间，和汉民族杂居。前111年，汉武帝派军进击南越，次年破番禺，灭南越，并将南越故地分为九郡。从此，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特别是汉族人民不断南迁和许多越族人民迁居内地，更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族、越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汉政府势力进入此地后，因为赋税过重以及频繁的征调，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抗。
东北少数民族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夫余、朝鲜、高句丽、沃沮、秽或秽貉，这个民族集团在汉文记载中又往往以貉或貊统称，经济生活以农业田作为主，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第二部分是乌桓和鲜卑，曾被统称为东胡，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发展阶段；第三部分是挹娄等，经济生活为农业、畜牧业、狩猎相结合的状态，处于分散部落状态。秦末燕人卫满聚集燕齐逃亡者乘朝鲜国大乱，击败朝鲜王称王朝鲜。元封三年（前108），朝鲜在汉军的包围下降汉，汉以其地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新莽时期，高句丽不堪欺压，不断犯边。东汉时期，虽臣服于汉，但实际上仍保持其独立性，高句丽不仅役属了沃沮、秽貉，还可以率领南方的马韩，已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今朝鲜的大部分地区。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汉迁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边外，置乌桓校尉监领之，使侦察匈奴动静和不得与匈奴结交。此后，乌桓与汉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汉匈关系的影响，虽以和平交往为主，但也有战争发生。建武二十五年（49），在汉以布帛赂遗下，辽西乌桓大人率众向化，汉令其皆居塞内，令招徕种人，给以衣食，为汉侦，助击匈奴、鲜卑，并复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监领之。东汉末，乌桓成为汉北边郡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不断参与汉族军阀之间的斗争。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亲征乌桓，大破乌桓，并徙万余落于内郡。鲜卑曾在某种程度上臣服于匈奴，东汉时才与汉朝发生关系。汉北逐匈奴后，鲜卑内迁，占领了匈奴故地，此后双方关系密切，鲜卑有时臣服，有时为敌，大部分时间是和平相处的，但战争也是比较多的。
中外交流
汉朝是我国对外交流的活跃时期，两汉时期同周边各国以及中亚和西亚甚至欧洲一些国家都有着友好的交往。
朝鲜中国和朝鲜是陆上邻国，西汉初年燕人卫满割据辽东，自立朝鲜王。汉武帝时期派兵灭卫氏朝鲜，设真番、临屯、乐浪和玄菟四郡。东汉时期，高句丽势力渐大，曾一度与东汉政府发生冲突，但两国的友好交往不断。中国的铁器、丝织品等相继传入朝鲜。
日本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汉朝中日交流要经过朝鲜半岛，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日本与中国交往更为密切。东汉时期，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今藏于日本的金印“汉委奴国王”就是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越南秦汉之际，赵佗割据南海、桂林等地，自立为王。汉武帝时期灭赵氏政权，设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东汉时期，诸郡反叛，后被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中越文化交流日趋频繁。
印度汉朝中国称印度为“身毒”或“天竺”。西汉末年，印度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时期，派人去印度修习佛法。回到洛阳后，建白马寺翻译佛经。此后佛教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
丝绸之路汉朝对外交流的最大亮点在于丝绸之路的开通。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我国和西亚、中亚各国进入友好交流的新时期。因中国输入中亚和西亚各国的主要物品是丝绸，故这条沟通中国和西域的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中国的铸铁、凿井等技术也随之西传，而西域各国的许多物产和文化也进入内地。如苜蓿、胡桃等食物和西域的舞蹈、音乐等，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东汉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远及欧洲，大秦数度欲与东汉结好，东汉也派出甘英出使大秦，无奈为安息所阻。历经波折之后，东汉恒帝时期，大秦王安敦由海上遣使来中国，向东汉政府馈赠礼品，中欧开始了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
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皇权旁落，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统治日趋腐朽。加上灾荒连年，广大的劳苦大众走投无路，被迫揭竿起义。最终一场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黄巾大起义爆发，腐朽的东汉王朝遭到了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整个国家陷入了分裂动荡之中。
外戚、宦官专权和“党锢之祸”东汉自和帝以后，即位皇帝大多年幼无知。汉殇帝刘隆登基时仅三个多月，大权尽由外戚执掌。汉灵帝即位时也仅仅12岁，整个东汉末年的国家政权陷入了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时期。宦官专权，垄断仕途，引起一些正直的士大夫和太学生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宦官专权。宦官们则污蔑官员同儒生结党营私，称他们为“党人”，并相继逮捕了李膺等人，判处禁锢。史称“党锢之祸”。党锢事件持续二十余年，期间多次发生囚禁“党人”事件。直至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之时，东汉政府为镇压黄巾军才赦免党人，以团结内部，共同抗拒农民起义军。
黄巾起义在东汉末年的黑暗统治下，一些贫苦农民为求生存，不惜铤而走险。184年，在太平道首领张角带领下，起义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1为口号，同时在青、徐等八州云集数十万大军起义。因起义军头裹黄巾，故此次起义被称为“黄巾起义”。起义“旬日之内，天下响应”。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张梁分别称地公、人公将军，他们是黄巾起义的主要领导者。西北、西南各地也纷纷起兵反抗东汉统治。面对此起彼伏的各地起义军，东汉政府一方面加强京师戒备，另一方面派遣大军四处镇压，同时释放党人，下令各州郡募兵以抗起义军。黄巾军起义之初，曾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起义之初就活捉了安平王刘续和甘陵王刘忠。随后起义军攻陷南阳，杀郡守褚贡，取得一系列骄人的战绩。面对起义军的节节胜利，统治阶级展开了疯狂的反扑，特别是各地州郡的围追堵截，黄巾起义最终失败，余部坚持了二十多年。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但其历史意义深远。首先，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利用宗教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起义。尽管宗教有着一定的落后性，但在封建小农经济的时代里，宗教可以联络组织，做掩护起义的准备工作。第二，此次起义中的领导者没有以扶植皇亲国戚为号召，而是张角、张宝等人自封称号，表明农民阶级开始抛弃那种“君权神授”的思想面纱。最后，起义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起义口号，表明起义目标是推翻东汉王朝。虽然黄巾起义没有推翻东汉王朝，但起义瓦解了东汉的统治基础，整个东汉政府已是名存实亡，国家陷入了封建军阀割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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