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
魏晋南北朝亦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其政治局面的形成最初开始于魏、蜀、吴的三国鼎立。东汉中期以来，政治腐化和危机不断加深，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党人之间斗争不断，统治集团已经陷于崩溃状态。灵帝年间黄巾起义的爆发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接着割据林立、宫廷政变、董卓叛乱……最终在中原大地上出现了“白骨纵横万里”的惨状。
1.三分天下
宦官出身的曹操领“青州兵”起事，败门阀之家袁绍，并最终在207年统一了北方；汉中山靖王刘氏之后出身的刘备跨荆、益二州，并在诸葛亮的辅佐下称霸西南；江南孙权凭借长江之险和江南的富庶偏安江东地区。208年曹操兴兵欲吞并孙权政权，刘、孙联盟，在湖北赤壁大败曹军，由此天下三分局面大致注定。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废汉自立为帝，国号魏，都洛阳；221年，刘备成都称帝，国号汉，世称蜀；229年孙权在建业（今属江苏）称帝，国号吴。此时天下三分割据，虽三方各自为政，但相比之前群雄角逐的混乱局面好得多，而且魏、蜀、吴三国均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巩固内部统一、发展经济。
曹魏屯田制与“唯才是举”在曹魏政权中，统治者在维护发展自身力量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影响深远的当属屯田制度。黄巾大起义对生产造成的巨大破坏使曹操不得不考虑流民和土地的结合问题，从而开始募民屯田。建安元年（196），曹操开始许下屯田，一岁得谷百万斛；以后又大规模地募民，在州郡列置屯田，每年收获谷物数千万斛。这样不但解决了军食问题，积蓄了比较充实的经济力量，同时也使东汉被剥夺了土地和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以隶属农民的身份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屯田制度构成了官府大地主和屯田客、佃兵的生产关系。屯田分民屯和兵屯两种，管理民屯的农官称为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屯司马等。兵屯除由各军将吏自行劝课耕作之外，又由大司农派司农度支校尉、度支都尉至兵屯所在地，专管军队中的屯田事项，保持着原有的军事建制，以营为生产单位。另外，曹魏政权在用人方面也独创一格，曹操特别注意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一方面善于笼络豪族和士大夫；另一方面强烈抑制豪强的兼并，下令“重豪强兼并之法”，巩固国家的统治。曹操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注意吸收和提拔来自下层的各方面人才，反对东汉以来征辟察举的选官制度和崇尚名节家世的成规，主张以真才实学作为用人标准，多次下求贤令。如其麾下战将“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囚”。
《隆中对》与江南发展西蜀刘汉政权的治国大政方针，早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已为其大致勾勒，主要包括消灭较为软弱的割据政权，占据荆、益二州；修明政治，改善同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执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政策；结好孙权，抓住机会，希图统一中原。诸葛亮作为蜀汉一代贤相，在其治理之下，西蜀吏治比较清明，赏罚比较公平。成都平原的经济开发也得到重视，修治了都江堰，保证粮食生产；同时注意手工业，设置锦官，使蜀锦得到充分的发展。
江东的孙吴政权比较注重自保，对外灵活处理与蜀、魏的关系，“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对内平定了山越，巩固了后防。仿效曹魏屯田，注重水利灌溉，推广牛耕，还重视造船和水上交通。据史记载，台湾第一次与大陆正式沟通就在孙吴时期。同时由于江南地区相对比中原地区安定，很多北方人民南迁。据载，仅建安十八年（213）的一次迁徙，就有淮南人民十余万户渡江南下，为江南的生产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劳动力，为南方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西晋的短暂统一
西晋的兴衰曹魏明帝时期，政治逐渐腐败，满朝官吏竞相奢靡，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逐渐尖锐。秦汉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河内温县世家大族司马氏逐渐掌握朝中大权，司马懿在明帝死后受遗命辅佐幼主，开始了与曹氏集团争权夺位的斗争。后来司马炎在266年，重导了曹丕代汉“禅让”的故事，代魏自立，成为晋朝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建都洛阳。279年，晋武帝发兵25万分五路攻吴，第二年吴主孙皓因无力反抗而降晋。而早在263年西蜀政权已为魏所灭，至此中国开始了西晋短暂的统一。西晋也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时期中唯一统一全中国的政权。国家的统一使西晋在太康年间一度出现天下大治的局面，不过由于门阀统治集团的政治腐化和权力斗争，不到十年，天下就由大治转为大乱。西晋的统一表面上维持了三十几年，实际上仅经过十一年时间，便爆发了“八王之乱”，接着是“永嘉之乱”。
统治集团的腐败，引起了激烈的党争，朝廷长期处于权力的争夺与倾轧之中。晋朝建立之初遍封司马氏家族，二十七个同姓王握权戍守各地，后期各王相互猜忌争权，对中央王权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中央和地方的混乱很快使西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290年白痴皇帝司马衷即位，其妻“黑丑娘”贾南凤弄权，最终导致了296年至311年的“八王之乱”。几十年的内战使得西晋王朝被折腾得九死一生，混乱结束后王朝已经没有了恢复自己持续统治的能力。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入最终导致了西晋在317年的灭亡，此后经历了史称“五胡乱华”的阶段，广大的中国国土开始经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华文明也就开始了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浩劫。
西晋门阀制度西晋王朝是一个门阀1贵族的政权，早在司马懿、司马昭控制曹魏政权时，就对世家官僚实行保护和放纵的政策。司马氏依靠士族官僚的支持取得政权，在制定政治、经济措施时，大多都以保护士族门阀为前提。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就是把曹丕在位时始创的“九品中正制度”发扬光大，该制度把候选官吏分为上中下三等，又把每等分为上中下三等，所以共九个等级，划分等级的依据就是出身门第。世代相承官僚体系的维持通过正品的途径得到保障，以前曹魏“唯才是举”的尺度渐渐偏离，造成了“公有公门，卿有卿门”的局面。此后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士族门阀，从他们的家世源流来看，绝大部分都是在魏晋时期形成的。士族制度的兴盛最终导致士族家族与皇权的矛盾，同时也导致士族与庶族的矛盾。
司马晋朝的统治者大多都是昏庸无能、骄奢淫逸的人。开国皇帝司马炎十分荒淫，为了挑选后宫美女，下令“禁止天下嫁娶”；第二个皇帝司马衷是一个白痴，得知百姓因为天灾人祸而饿死、流亡时，尽然说出“无米食，肉即可”的痴语，成为历史上经典的讽刺与笑话。还有当时的大臣也是荒淫无度，如日食万钱，却说道“无下箸处”；司马炎女婿王济以人奶喂食小猪，并以人奶蒸煮，此肥美异常之味使得皇帝也感到惊奇；还有典型的王恺、石崇斗富，王以麦糖洗锅、石以白蜡当柴，且在家宴会上以斩杀美女为赛。西晋以如此无道的人为帝，如此荒淫的人为官，其政治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在魏晋南北朝的文献中，有各种各样的称呼，也叫门第、阀阅、士族或世家，主要是指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方面处于很高地位、属统治阶层的阶级。其不同的称呼注重的角度不一样，或重家门盛贵，或重身份华贵，或重家族的延绵，或重家门社会地位等。
3.五胡十六国
西晋王朝自身的内部混乱使其无力维持统治，来自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外部力量又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晋亡之后，中国的北方和南方便走上了相异的对立发展轨道，北方先后经历了十六国鼎立、东西魏、北周齐；南方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四朝，直到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共持续了两百多年的分裂。304年匈奴族的刘渊自称汉王，建国号汉，四年后称帝。其子刘聪在316年派兵攻陷长安，俘虏了晋愍帝，灭亡了西晋。在此过程中，北方洛阳、长安两座古都都被洗劫一空，出现了“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的景况。在北方出现了史称“五胡乱华”的现象，五胡即匈奴、羯、氐、羌、鲜卑五族，他们分布在西、北边境。自东汉以来，他们陆续向内地迁移，西晋王朝的毁灭又给这些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了绝好的机会。从汉国的建立到北魏统一北方，这段时间中国北方陷入战乱和分裂，民族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出现了歧视、压迫、仇杀的现象。不过血腥现象此起彼伏的背后，还是存在着汉民族文明与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的事实，中华民族多元化的格局进一步形成。
“五胡十六国”的历史是相当繁乱的，以383年的“淝水之战”为界，又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常称为“胡亡氐乱”，即五胡在西晋后建立了多个政权，接着他们被氐族前秦政权所统一，但淝水之战又导致前秦政权土崩瓦解；第二阶段是前秦灭亡后北方又陷入混乱，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乱，直到鲜卑族的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权，北方才逐渐统一，结束了“五胡十六国”时期。
第一阶段里出现的政权主要有刘渊建立的汉、刘曜建立的前赵、石勒建立的后赵、冉闵建立的冉魏、凉州建立的汉族政权前凉、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氐族拓跋部建立的前秦等。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中以前秦最为著名，351年苻健自称天王，国号秦，定都长安。后其子侄苻坚（338至385）成为大王，他志向高远，重用汉族寒门之士王猛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严明峻法，严厉打击持权势犯法的氐族豪强，以“治乱邦以法”的基本方针治理前秦，最后终于形成了“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华大行”的局面。此外，苻坚听从王猛的建议还采取了恢复和发展汉文化的措施，建立学校，提倡儒学；在经济上注重恢复和发展生产。至376年，苻坚统一了北方，并有了东下灭晋的意图。383年，苻坚伐兵九十万企图一举攻灭东晋，但由于前秦内部矛盾众多，上至权臣下至兵士都各有所思，在淝水之战面对晋朝的军队时最终溃败逃散，自相践踏。东晋的胜利使得南方的华夏文明免遭毁坏，北方前秦的失败又导致了新一轮的民族战乱。
第二阶段北方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分裂，出现了十三个政权，包括关东诸夏燕、关中秦夏、陇右诸国等等。这些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政权因受到汉文化影响较少，其统治者大都残暴无度。比如最具典型的有匈奴族大夏统治者赫连勃勃，他非常残暴，在战争中大肆掠夺、坑杀人民，在打败前凉以后，杀几万人，把人头堆放在一起，号“骷髅台”。并征发十万人修建统万城，用蒸土筑城，然后用铁锥刺土，只要刺进一寸，就杀死民工。又打造兵器，器成之后，以箭射甲，入甲则杀铠匠，不入则杀箭工。北方各族的战争直到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之后才结束，长期的割据和战乱使北方各族人民的命运空前悲惨，他们被迫无休止地服役纳税，生命生产都毫无保障，在此战乱的年代百姓的命运都被充当为民族仇杀权力争夺的牺牲品。
北魏统一北方及汉化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在386年，趁前秦瓦解之机，在盛乐复国，改国号魏。398年迁都平城（今属山西），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便统一了北方政权。本来鲜卑族是入住中原较晚的民族，其文化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是自从建国以后，北魏就非常重视对汉文化的吸收利用。如在建国之初就重用汉人为官，拓跋珪的幕僚张兖、崔玄伯都是汉族士人；拓跋嗣即位后也广搜“豪门强族”“先贤世胄”，授之以高官厚禄。在北魏比较彻底地推行汉化改革的是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拓跋宏。冯太后联合汉族士大夫，首先确立了汉族传统的礼仪和文教制度，立学校、定乐章，以华夏苗裔自居。其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河西士人李冲的建议下颁布了均田令，即以国家的名义对土地进行分配和调整，该制度实行了三百多年，直至唐中叶才被废除。北魏时期，由于之前长时间的战乱和动荡，导致很多土地荒置、人民流离，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无主土地。485年北魏政府颁布了均田令，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以国家的名义将土地的使用权转交给农民，按一定的男女、年龄的区别平均分配土地，并且规定了土地分为露天（不栽树的田）、桑田，前者死后归还，后者属于世业田。该制度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一次巨大的变革，是土地分配权上的一次重大变化。虽然土地的所属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它对缓和阶级矛盾、安定农村秩序、发展农业生产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均田制的实施一直延续到北齐、北周以至隋唐，直到唐朝中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公有土地的减少，可供收回再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才失去了它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逐渐被其他田制所替代。
490年，孝文帝拓跋宏亲政，继续推行汉化政策和进一步的改革。首先就是把都城从原来的平城迁到洛阳。这主要是基于平城地理位置靠近北边，边境的闭塞和混乱不利于其统治，而都城洛阳处于中原地区，对于控制内部领土作用巨大。其次是因为旧的都城保守世家大族力量强大，对于改革的推进形成严重阻碍。所以493年孝文帝以带兵南伐为借口，迁都洛阳。迁都以后孝文帝在众多方面都推行了改革，包括在政治上依汉族的官僚制度；在社会生活上禁止胡服，改着汉人衣服；禁止胡语，以汉语为通行语言；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如改拓跋为元，并按照汉族的世族门阀制度划分了鲜卑的高姓大族。北魏的改革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各民族融合的成果，促进了以鲜卑族为中心的北方各少数民族汉化的进程，这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孝文帝改革以后，当时到过洛阳的南朝人记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丰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北方再分裂孝文帝的改革使北方民族矛盾有所缓和，但同时吸收了汉统治的糟粕，把早已衰落的门阀制度重新确立起来，从而加深了北魏的社会阶级矛盾。文帝在位时各地农民起义时常发生。文帝死后，汉化的鲜卑门阀在优裕的生活中完全腐败，政治日益腐化，呈现出亡国之相。如当时河间王元琛用银槽喂马，请客的器皿皆用水晶、玛瑙等，并自负地说道：“不恨我不见石崇，只恨石崇不见我。”在此情况下首先边戍六镇举兵反魏，接着有关陇、河北各地的人民起义，北魏的统治在这些起义中瓦解，政权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4.南方政权：晋、宋、齐、梁、陈
东晋偏安江南随着西晋王朝的覆灭，汉族统治退居江东，317年，在建康（今属江苏）的晋宗室司马睿重建了晋朝，史称东晋。这个政权维持了140年，直到420年被刘裕所建的宋朝取替。在三国时期，经过孙吴的开发，江南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东晋以来又有很多北方的世家大族和百姓陆续迁移而至。据统计，从东晋到宋末南下的人口大约有一百万左右，他们使江南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使中国经济重心开始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东晋是最为典型的门阀政治时期，门阀一般讲来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是在文化活动上为华夏文明的传承起过巨大作用。
王与马，共天下东晋建立的一个基础就是得到北方士族王导、王敦等琅邪王氏的支持。司马睿刚到建康时，其地位名望并不高，南方士族对其毫不重视。多亏了王导筹划的三月初三巡游，时以王氏为主导的北方大族均簇拥司马睿的肩舆，如此对司马睿尊崇的表现引来了南方士族纪瞻、顾荣等对司马睿的服从，最后出现“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的局面，司马东晋终于在江南站稳脚跟。由于对王导的依赖和王氏对于军政大权的掌握，在东晋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势。东晋先后历朝11帝，元、明、成三帝时，主要由王氏辅政；成、康时主要由外戚庾氏掌权；穆、哀、废、简文四朝主要由桓氏掌朝；武帝时又有谢氏控权。所以说东晋一朝是司马氏与“王、庾、桓、谢”共天下的局面。
在王朝的治理中，东晋在政治制度上遵循一种“政在清静”的原则。如在宰相王导的治理下，崇尚“黄老之术”，一方面清静无为宽民力，另一方面弥合各种社会矛盾，致力于南北士族相互牵制相互发展。他对政务不多过问，说道：“人家说我糊涂，可将来总会有人称许我的这种糊涂。”在王导之后有一代“风流宰相”之称的谢安，他在武帝执朝时效仿王导，为政“去其烦细，不存小察”，公开维护很多门阀大族的特权。总的来讲整个东晋一朝在政治上都是法禁松弛、纲纪不立，无论南方或者北方的士族都纵情于声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北归中原问题上大都无心无力，政治腐化。
闻鸡起舞由于东晋的统治者大都无为而治，故对于北取中原都无过多热情。不过其间也有几个例外的，最著名的有祖逖（266至321）北伐。祖逖是北方世家大族，年轻时就曾经与司州主簿刘琨“共被同寝”“闻鸡起舞”。313年祖逖率领自己部曲百家渡江，在长江边击楫发誓：“若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眼看“黄河以南皆为晋土”的情况已经出现，可是司马睿担心祖逖的势力发展对他不利，因此遏制北伐的继续进行，祖逖最终忧愤成疾，死于军中。后来又有晋朝的几次北伐以及桓温的三次北伐，不过这些北伐或败或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北伐总体上是失败的，但它对于东晋偏安江南，保证华夏正统汉族政权起到了有力的掩护和保护作用。
淝水之战以后，虽然东晋王朝面对的北方威胁大部解除，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但东晋内部的争权夺利却愈演愈烈。东晋末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不已。402年，桓玄叛乱，杀执政的司马道子控制朝廷并称帝，国号大楚。404年，刘裕讨伐桓玄，夺得政权，凭借军功和日渐兴起的权势在420年废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国号宋，由此开始了南方四朝的统治。这四朝包括刘裕建立的宋、萧道成建立的齐、萧衍建立的梁、陈霸先建立的陈。从420年建宋到589年陈亡共经历了170年，南朝的每个王朝都短命而亡。除个别皇帝具有经国之才与治国之欲外，其他的皇帝大都昏庸无能，崇尚虚名，骄奢淫逸。其中较有作为的皇帝有宋朝的宋文帝刘义隆，他统国达三十年之久，执政期间，在其父改革的基础上提倡新政，不仅政治安定，而且社会经济也有很大的好转，史家有记载，当时“役宽政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牗”。而昏庸的代表有梁朝萧衍，他在位四十多年，为求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缓和，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鼓励官吏搜刮财富并以此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此外他还大肆崇信佛教，大行修筑佛院，穷工极巧，耗尽民生。更为离谱的是自己曾几次假装舍身佛寺，让大臣耗巨资将其赎回。当时“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
在梁朝时南方还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动乱，即“侯景之乱”。本是北方东魏权臣的侯景，在叛逃后投靠梁朝萧衍，但是由于梁皇处理不当和侯景本人的反复无常，最后导致了梁朝的巨大动乱。当陈霸先称帝南方建立陈朝时，南方社会已经极不稳定，诸侯割据，战火纷纷。陈后主叔宝即位后又荒淫无道，致使“百姓流离，僵尸遍野……神怒民怨，众叛亲离”，至589年，隋军南下，陈后主被俘，隋朝才再次统一中国。
整个南朝时期出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势就是庶族的兴起，南方的寒人逐渐掌握了国家的实权。南朝的皇帝都是通过领兵打仗、控制军权而上升的次等大族和庶族寒门，虽然他们把门阀士族供奉于庙堂之高，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装饰而已，南朝政务的处理都交由了寒人。他们有的官至将帅，有的作为宗室诸王的典签，有的在中央充当中书省通事舍人。与寒门的发展密切联系的是江南经济的开发，寒门兴起标志着南方土著经济力量的壮大。
战乱与民族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近四百年分裂割据的时期，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战争，频繁的战争出现为该朝军事制度的改革和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经验场所，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战争技术、战略思想都在此朝得以发展。
军事制度频繁的战争使魏晋南北朝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军事制度，主要包括：一、普遍实行了中军、外军这种军事制度。它最初形成于三国时期，以后为魏晋南北朝所沿用。曹魏是建立该制度的最初国家，中军是由中央直接统辖的军队，担任侍从、宿卫皇宫、保卫京师的任务，屯驻于京城地区，是魏军的核心；外军是屯戍于外地的中央军。中外军的最高统帅是皇帝之下的都督中外诸军事。西晋的中军驻守京师，其中警卫宫廷和京城的部分称为宿卫军；屯驻在京郊，作为国家控制的机动部队称为牙门军。外军是指中央直辖的镇抚各地都督所统率的军队。东晋在制度上大部分沿袭了西晋，但是也有一些变化。东晋的军队是由世家大族的军队组成的，名义上是国家的军队，实际上各统领兵将有很大的独立性。南朝时期的中外军制度沿承了刘裕宋朝的制度，中军分为内外两军，分别由一将军长官，屯驻京师，由皇帝直接控制，也称台军。外军是指驻守在京城以外各战略要地的军队，由都督统领，后来皇帝派出典签协助处理外军，并向皇帝汇报都督行为，所以这又成为典签势升的一个重要途径。北朝的军队也有中外军之分，中军指中央直接控制的机动部队，外军指驻屯外地的戍守兵。外军又分为镇戍兵和州郡兵，镇戍兵负责戍守边防和战略要地，州郡兵由各州郡统辖，主要维护地方治安。二、出现了由世兵制向府兵制过渡的趋势。世兵制在三国时期确立，盛极于西晋，东晋、南朝逐步衰落。所谓世兵制就是全家从普通百姓中分离出来，脱离民籍，集中居住，变为军籍，士兵终身为兵，其子子孙孙世代为兵，士死其寡妻遗女也要配嫁士家。世兵制使服兵役成为一部分人的特定义务，这部分人被称做士，其家成为士家或军户。世兵制的实行保证了兵源，它将士兵视为自己的私产。开始时它伴随着屯田制的建立而兴起，最初固定保障了士兵生活，但是后来其强制性限制了士兵及世家的正常发展，奴仆般的生活导致士兵的不断逃亡、反抗，最终在西魏、北周开始为府兵制度所代替。府兵制度既有少数民族兵制的残余痕迹，又有汉魏以来征兵制及世兵制的历史因素，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其最早的前身是宇文泰统帅的十二军，府兵制下的主将对于部属既是血缘关系上的宗长，又是部落意义上的酋长。府兵的基本组织有军团、团、旅、队等，后来逐渐发展军士入营，由军队军官领导、指挥，无作战、执勤任务的，分住在本乡，组成乡团，由军府所属的团主管理。府兵平时参加农业劳动，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这种府兵制的建立对当时和后来的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除此之外，各少数民族的军事制度大都有自己本身的特点，总的情况是在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之初，大多实行胡、汉分治制度，把本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按自身编制设立，而汉族军队另行编排，由此在国内建立两种军政体系。
装备技术和军事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政权的对峙和兵器制作技术的进步，促成了军队兵种结构的变化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这一时期军队兵种构成的主要变化为陆战兵种中的重甲骑兵的出现，并迅速成为主战兵种。而水军在两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达到了新的规模与水平。与新的兵种变化相适应，在钢铁技术发展的前提下，与战争需要密切相关，一系列新的武器装备应运而生。如最早有记载的投石装备就是在官渡大战中曹军使用过的，叫做霹雳车。
为了取得军事胜利，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战略是对于战争的全局思考，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军事思想。这段时间军事思想发达的重要表现包括兵书的层出不穷和军事人才的不断涌现。如重要的军事家有三国时的曹操及他的屯田理论和就地取给，就近取给的“因粮于敌”思想，有蜀国的诸葛亮和他“以粮为本”、重视军队后勤保障和在前线与后方发展生产、广植财力、多渠道筹措军用物资的军事、经济思想，还有袁准重视农业生产的“富民强兵”思想，在客观上都具有维护农民阶级利益和发展经济的作用。这些思想要么是“富国”，要么是“强兵”，或者兼而有之。这对满足当时战争的需要、促进军事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在边境各地进行割据是导致整个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时又是一个各族人民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的重要契机。各民族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差很大，同一民族前后状态也相差很大，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原来文明程度低的民族都跨进了更高的文明阶段，原来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又吸收了新的血液，中华的文明显示出了不同的特点。从此阶段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是文化而不是血统对于民族融合起了关键作用，民族的冲突歧视都是暂时的。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汉人与胡人的区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更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虽然北方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讲“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多个民族的相互融合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整个魏晋南北朝以少数民族的汉化为主要趋势而兼及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
少数民族内迁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的内迁形成高潮。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从总体上来说，他们与当地的汉族混居，关系逐渐密切，经济、文化的交流增多，许多少数民族已经学会汉语，改从汉姓，正在朝着汉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比如，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少数民族贵族对儒学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匈奴贵族刘渊，从小师事汉族士人崔游，学习儒家经典、孙吴兵法；对《史记》《汉书》和诸子，也无不综览。他作为质子居住在洛阳多年，周旋于西晋上层社会，与一些官僚士族过从甚密，基本上已经汉化了。少数民族内迁后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基本上都采用汉魏以来的政治制度，都采取与汉族地主阶级合作的政策，并基本接受了汉族的政治制度。刘渊为了取得汉人的支持，自称是汉朝皇帝的外甥，建国号汉，祭祀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以“绍修三祖之业”为己任。北魏孝文帝是十六国以来长期实行民族融合政策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此前民族融合的成果，而且以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改革把民族融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此，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和习俗逐渐趋于一致，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别也逐渐泯灭了。孝文帝改革之后，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已经基本完成。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批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促进北方民族融合的同时，北方的汉人也大批南迁，促进了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自从304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建国，洛阳、长安相继失守，晋室南移，司马睿称帝建康后，北方世家豪强和一般汉人就纷纷大批移居江南。史称：“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右者十六七。”此后在十六国混战更迭过程中，北方汉族又陆续南迁。宋、齐、梁、陈各朝也均有大批淮南、江北之众南渡。从居住区域与移民主体来看，南迁汉人随着晋室南迁。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带去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北方的移民与南方人民共同开发江南。加之江南地区社会相对北方而言比较稳定，致使江南的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特别是南朝都城建康及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逐渐向长江流域转移。
汉人外迁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迁移现象是中原汉族人口大量流入东北和凉州，与鲜卑、匈奴及氐、羌杂居。还有一部分汉民为了逃避战祸和受凉州战败西奔的统治者的威胁，移居高昌等地。《北史·高昌传》载：“国有八域，皆有华人。”再就是魏晋南北朝以来，西域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随着内地与西域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为了商业利益，也有不少汉族商人西迁。这些西迁的汉人受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生活习俗逐步胡化，但总的来讲，这仅仅是存在于历史中的一个非主流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和流动，构成了民族间交往以至融合、同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历久不息、奔流不止，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形成，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在血缘上的融合和形成，为隋唐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少数民族在汉化的过程中文明进程上升不少，同时在少数民族的影响下，汉族在衣、食、住、行等许多方面也都发生了变化，如汉族原来是席地而坐的，此时推广使用北方传来的“胡床”，为汉族家具的丰富提供了借鉴。中原的文学艺术也在这个时期补充了质朴刚劲的“胡歌”“胡乐”等因素。
思想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先秦后思想勃发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哲学、文学、艺术等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标榜虚无玄远，名为“清谈”。玄学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潮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他们奉儒家的《周易》、道家的《老子》《庄子》为经典，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他们生活放荡、不拘理法、喜好虚无之谈。
1.哲学思想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朝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玄学既玄远又现实，既抽象又具体。魏晋玄学家探讨的主题，是理想人格问题，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他们和汉朝经学家拘泥于君臣父子之道不同，他们是醉心于人格的完美。魏晋玄学家轻视世俗名利而重视精神高洁的境界，对于修身养性具有进步意义。他们这种主观精神与客观世界充分平衡，通过自我调节身心，保持内心的平静充实，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对于指导我们的现代生活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在哲学上魏晋南北朝一直存在着神灭论与神不灭论的斗争，东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斗争的重心转移到唯物主义神灭论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神不灭论的方面来。汉魏以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既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又传播大乘空宗般若学的理论。由于大乘空宗的唯心主义思辨和“以无为本”的玄学本体论颇有相近之处，所以二者很快结合起来。佛教由于适合了门阀士族统治集团欺骗人民和自我麻醉的需要，竟凌驾于玄学之上，风靡一时，僧肇、道生等人以其与玄学融合的理论促进了佛学的中国化。就在佛教唯心主义泛滥之际，东晋南北朝时期也先后涌现出一批反佛学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范缜。他写了著名的《神灭论》，从形、神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形质神用”的命题，给佛教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以沉重的打击，把唯物主义的形神关系理论推进到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个时期道教也被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所利用，佛道二教既互相影响、互相吸取，又有互相争夺宗教正统地位的斗争。
2.文学
南北的对峙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的不同，南方清绮，北方质朴。但南北对峙并没有断绝南北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都有记载可寻。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成长着，总的看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就文体的发展来看：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增强了诗人的个性，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骈文的兴盛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七言古诗在这时确立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着诗人进行新的尝试；小说在这时已粗具规模，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建安开始的，其终结应当以隋文帝统一中国为标志。从196年到589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共经历了393年。
建安文学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他们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正始文学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其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西晋武帝太康前后，文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钟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总的看来，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西晋文学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至玄言诗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最具代表的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其恬淡邈远、宁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表达出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他是汉魏南北朝八百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与散文家。他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
南朝文学晋宋之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更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宋朝的鲍照在七言乐府上所做出的突破，南北朝民歌给诗坛带来的清新气息，也都具有重要意义。齐梁两朝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其一是诗体发生了重大变革，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他们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律，并且在辞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这就为唐朝近体诗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永明体”从而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重要形式。其二是在皇帝和太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三个文学集团，分别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朝萧衍、萧统和梁朝萧纲为中心。创作活动的群体参与，容易导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也可以在互相切磋中提高艺术技巧。梁陈两朝，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物的题材，女性也像宫廷的其他器物一样成为吟咏的对象。
3.科学技术
郦道元的地理学郦道元（470至527），字善长，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前半生正逢北魏鼎盛时期，他跟随孝文帝等人致力于统一大愿的实现。在孝文帝死后，北魏从500年开始，逐渐走下坡路，至527年郦道元慷慨殉国。郦道元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游览，曾经和友人游遍山东。做官以后，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留心勘察水流地势，并且在余暇时间阅读了大量地理方面的著作，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他终其一生对我国的自然、地理做了大量的调查、考证和研究工作，并且撰写了地理巨著——《水经注》，为我国古代的地理科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贾思勰的农学贾思勰生活于我国北魏末期和东魏，是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一生致力于农业研究，查阅了大量资料，广泛收集民间谚语，访问有经验的农民，并亲自种植农作物，进行实地观察。到过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后来回到家乡，经营过农牧业，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533）到东魏武定二年（544）间，在总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农业生产成就的基础上，写成了著名的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它是一部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农业百科全书”，内容极其丰富，反映了当时我国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水平，其中有许多技术直到现在还在应用。它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北魏和北魏以前农业生产技术的成就，初步建立了农业科学体系，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农业科学著作。
祖冲之的数学祖冲之（429至500），字文远，是我国杰出的数学家、科学家，南北朝时期的汉族人。祖冲之从小接受家传的科学知识，青年时进入华林学省，从事学术活动。其主要贡献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三方面。祖冲之通过艰苦的努力，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将圆周率值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即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他提出约率22／7和密率355／113，比欧洲早一千多年，有人主张叫它“祖率”。他将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汇集成一部著作，名为《缀术》。他编制的《大明历》，第一次将“岁差”引进历法。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机械专家，重新造出早已失传的指南车、千里船等多种巧妙机械。
4.世家大族的门第教育
自汉末以降，除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外，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东西对峙的混乱状态。由于战乱，皇家的太学、国子及各级地方官学时断时续，兴废无常，基本丧失了既往的地位与作用。门风是士族文化的基调和底色，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世代相承。从文化教育上来树立自己的门风，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门第教育。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士大夫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
一个显著的事实便是，当时各士族多有家诫、家训、门律、门范、素范；士族掌门人物辞世，往往留有遗言、遗令、遗命，用以教子弟、诫传人。士族社会为延续宗族的精神传统、维系宗族的和睦友善，特别重视孝义之道，使之成为当时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由于士族倡导孝道，以家族为本位，导致当时社会道德观念的某些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忠、孝关系的倒错。东晋南朝士族普遍崇尚玄学，表现出礼玄双修、经学玄化等特点。除了经术、玄学等学术文化之外，世家大族还特别重视其他才艺之事，如绘画、书法等，以培养其子弟的性情与爱好。当时琅邪王羲之（303至361）作为王姓氏族代表，被后人誉为“书圣”。其书写的《兰亭集序》为书家所敬仰，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他对真书、草、行主体书法造诣都很深。还有其子王献之，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大家，他们并称“二王”，这些都是受世家文化教育影响的结果。
宗教信仰也是世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世家大族虽多有深厚的儒学积淀，并且儒、玄并综，但他们又多崇信佛、道，形成了儒、玄、道、释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阶层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他们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也得力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社会习俗
长时间的战乱使政府专制禁锢相对较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景象，社会习俗丰富多彩。虽然此时的民族众多、阶级纷繁复杂，其社会习俗也各不相同，但这段时间在以下这些方面也有着自身的特点：
名士风度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是指以“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名士所展现出来的社会形象。由于当时社会战争不断、朝廷风云变幻、政治丑剧接连不断，所以当时很多有学识之人都不愿意涉足政界，对功名利禄避之不及。当时他们的主要表现就是：第一，少讲话，或者讲一些无关痛痒之话，流行“谈玄”；第二，带头服药，其中以何晏为代表，以服用寒食散为著，当时许多名人纷纷效仿，到东晋时服药就成为一种风气，服药带来精神的迷幻，可使人超然放纵，同时也导致了对身体的摧残；第三，饮酒，酒精的作用比服药带来的危害小，也可使人借酒消愁。当时的“竹林七贤”大都爱饮酒，其中刘伶还著《酒德颂》，让侍童拿锄头跟随自己，随时准备着将因饮酒过度而死亡的他就地掩埋。
妇女风情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她们的精神生活也比较丰富、充实，其中少数民族妇女更为突出。当时很多少数民族脱离原始社会的时间还不太久，很多母系社会的遗风还存在着。其中乌桓就是典型的例子，该民族生性比较凶悍，经常有杀死自己父兄的情况，但是从来没有杀死母亲的现象，妇女在那里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尊重。鲜卑拓跋部的女权现象也很明显，当时的冯太后和胡太后都控制朝纲，临朝听政。
汉族的妇女受此影响，在一些社交场合中也十分活跃，她们经常参加社交活动，士族的妇女还常常串亲访友，经常披星戴月的举火而行。魏晋南北朝时妇女在婚姻观念上也表现得较为放达，此时常有热情奔放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妇女出现，并且就在少女追求爱情的同时，当时社会对寡妇的改嫁行为也不以为耻。
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高洋在治内还实行了鲜卑化这一反历史潮流的改革，最终矛盾的日渐尖锐和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导致北齐仅在七年之后就被日益强大的北周灭掉。北周的前身是西魏，557年由宇文觉建立，之前其父宇文泰为北周的强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其后周武帝宇文邕即位，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在军事上招募普通汉人充当府兵，削弱士兵对主将的身份依从，并削弱了民族间的差异；在社会上还下诏灭佛、道，把僧侣的寺庙、土地、资产等没收，扩充了北周的赋税收入，同时充实了府兵的来源。北周在宇文邕的统治下逐渐强大，统一了北方，并计划灭陈，后由于武帝的早死使得计划流产。后来北周的政权落到了外戚杨坚的手里，杨坚在历史大潮的面前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大流，最终完成了全中国的统一，延续发扬了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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