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
清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满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族名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历经了多次的改换。西周时被称为“肃慎”，汉朝以后改为“挹娄”，隋唐时称“靺鞨”，五代以后则改称为“女真”。到明初，女真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三大部。建州女真原居住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后迁移于苏子河流域，逐渐发展壮大；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野人女真则定居在黑龙江和库页岛等地。明朝政府在女真地区设立“卫所”，对其进行管理，“卫所”的官员都由明朝政府直接委任。
明中期时，建州、海西两部的势力大大增强，使明朝政府感到极大的威胁。于是明朝政府对女真族进行压制、分化，对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其各部互不统属、互相牵制，致使女真各部长期陷于分裂、混战不休的状态。女真族“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的局面给女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阻碍女真社会的向前发展。于是实现女真各部的统一与安定，成了广大女真人民共同而迫切的心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努尔哈赤走上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道路。
努尔哈赤（1559至1626），出身在建州左卫一个奴隶主家庭，家族历代受明朝政府的册封。1583年，建州苏克苏浒部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攻打古埒城，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及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入城劝降。在明军攻克古埒城时，觉昌安被烧死，塔克世也遭误杀。事后明廷为了安抚努尔哈赤，任命他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1583年，努尔哈赤凭借祖、父辈遗留下的13副盔甲起兵，开始了他的统一征程。经过五年的征战，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建州女真的统一与强大引发了其与海西女真的冲突。1593年，努尔哈赤率军与海西九部联军交战，结果海西大败，这次战争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奠定了基础。此后，努尔哈赤又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终于于1619年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结束了女真各部长期以来混战不休的局面。
在女真各部的统一过程中，努尔哈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逐渐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创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源于女真族原有的“牛录制”。女真人在“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此总领称为牛录”。1601年，努尔哈赤改革牛录制，创建旗制，设立黄、白、红、蓝四旗。1615年，在原有的四旗之上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合为八旗。规定每三百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旗）。努尔哈赤为八旗最高统帅。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具备行政管理、军事征战、组织生产等职能。它对后金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对满族的形成与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此外，努尔哈赤还命人创立满文，使女真族有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称汗，建立后金政权（后改为大金）。从此，女真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与不断强大的后金相反的是明王朝的腐朽没落。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檄文，征讨明朝，并于次年迁都沈阳。1626年，努尔哈赤率兵亲征明朝，在围攻宁远时，被袁崇焕击败，金军伤亡惨重。宁远之役，打破了努尔哈赤自举兵以来战无不胜的神话。努尔哈赤负伤退回沈阳，不久便抱恨而终。
1.清朝的建立与清军入关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汗位，是为天聪汗。皇太极虽然决意承父遗志，入主中原，但他即位之时，后金汗国“邦家未定”，民族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连连的征战使后金经济困难，人民普遍厌战。为此，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了统治，加快了后金的封建化进程。他先后两次对朝鲜用兵，迫使朝鲜签订了《江都合约》，要求朝鲜向金称臣纳贡，断绝与明朝的往来。接着征服蒙古各部，然后又统一了黑龙江流域。皇太极在进行军事活动的同时，也对后金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改革。首先是扩编八旗，加强汗权；然后又依明朝改革官制，改革国家机构。为了加强汗权，巩固统治，皇太极注重选拔人才，重用满汉知识分子，扩大了统治基础。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后金的封建化进程大大加快，内部矛盾也大大缓和。随着后金政治、军事势力的发展，1635年，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1636年，皇太极去汗号称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皇太极是为清太宗。
由于后金的实力逐渐增强，皇太极也慢慢放下了以前高举的与明“议和”的大旗，开始进攻明朝。虽然每次都能劫掠众多财物，但仍未能立足中原。皇太极先用反间计使崇祯皇帝杀死杰出将领袁崇焕，顺利夺取辽西，接着又苦战两年，夺取锦州和松州。松锦大捷后，清军将势力推向了山海关前。1643年，皇太极驾崩，其子福临即位，由于福临年幼，由其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
正当清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之时，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是朝不保夕。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死，明朝政府被推翻。明朝政府虽然被推翻了，但清军想要入主中原仍属不易，于是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便成了清军争夺的对象。吴三桂是明朝武举出身，其父吴襄也是明朝的武将。他在山海关坐拥精兵四万，成为明朝政府对抗清军的一个屏障。皇太极时曾向他招降，但他态度暧昧。李自成攻占北京后，吴三桂迫于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压力，表示归顺。但另一方面，他却与清军勾结，请求清军出兵镇压农民起义军。于是多尔衮利用有利时机与吴三桂两面袭击，大败李自成于山海关。李自成兵败后撤离北京。1644年10月，清统治者进驻北京。10月30日，福临即皇帝位，“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标志着清王朝中央政权由此确立。
2.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汉族的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如强制汉人薙发、易服，对不归顺者都进行血腥镇压，且强占汉人土地等，致使民怨四起，各地的抗清斗争此起彼伏。
李自成在撤离北京后，退居陕西，以关中作为抗清基地。1644年11月，清军分两路向大顺农民军进攻。1645年9月李自成退居武昌。农民起义军在转战过程中不但受到清军的攻击，且明朝的残余势力与反动地主武装也与农民军处处为敌。1646年6月，李自成在通山九宫山遭地主反动武装的袭击，不幸遇难。但大顺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此后还持续了20多年。
另一支农民义军的领袖张献忠于1644年12月在四川称帝，建立大西农民政权。大西农民政权不但设置了国家机构、铸造钱币，还开科取士。1645年，清统治者向张献忠劝降，但遭拒绝。1646年初，清军进军四川，开始全力围剿大西农民军。1647年1月，张献忠在西充的凤凰山遇难。但仍有一部分大西农民军继续着张献忠未完成的事业。
当时不但有农民起义抗击清朝的战争，在南方明朝皇室子孙也建立了几个政权与清廷对抗。1644年6月15日，朱由崧在前朝军阀的扶持下在南京称帝，建立弘光政权。然而这个政权建立后把矛头主要指向农民起义军而非清政府，而且这个政权苟且偷安、奢靡腐化，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1645年6月被清所灭。其间，清军在攻克扬州之时，对这座历史名城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使这一繁华富庶之地变为废墟，惨状令人发指，史称“扬州十日”。此外，1643年7月由鲁王朱以海建立的绍兴政权以及1646年12月由朱由榔建立的永历政权都被清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逐个消灭了。
在全国各地的主要抗清斗争都遭失败的情况下，郑成功的海上武装依然坚持着抗清斗争。郑成功是明末军阀郑芝龙的儿子，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打出“背父救国”的旗号，坚持抗清斗争，以金门和厦门作为抗清基地。1659年6月，郑成功北伐江南失败，损失惨重。且当时北方局势已基本稳定，于是，郑成功决定收复台湾，以台湾作为积蓄力量、继续抗清的基地。经过三年的苦战，郑成功终于在1622年2月迫使荷兰殖民者在投降书上签字，结束了其对台湾长达38年的殖民统治。台湾收复后不久，郑成功便于1662年6月23日病逝。然而他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将被永载史册，为后人敬仰。
随着全国各地抗清斗争的平息，清朝的统治也逐渐稳定下来。清朝前期的统治者们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3.康乾盛世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朝的全盛时期。在这期间，清朝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中国辽阔的版图得以基本确定，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威远播。
康熙帝智擒鳌拜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帝死，年仅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康熙即位之初，由于年幼，国家政务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位辅政大臣掌管。从此，清朝进入四大臣辅政时期。四大臣在掌管国家政权时，注意整顿吏治，提倡垦荒，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以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大臣辅政也暴露出种种弊端，辅臣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尤其是号称“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把持朝政、打击异己、培植亲信、广植党羽，势力之大已对康熙的地位造成威胁。1667年康熙亲政。在他亲政后不久，康熙在鳌拜的强迫下处死苏克萨哈。此前，索尼已病故，因此四大臣就只剩下鳌拜与遏必隆，但遏必隆软弱无能，无力与鳌拜抗衡。面对专横跋扈的鳌拜，立足未稳的康熙只能暗地里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他选拔了一批少年侍卫，整日练习布库（摔跤）。而鳌拜以为小皇帝是“童心好弄”，不以为意。康熙八年（1669）五月的一天，康熙招鳌拜单独入宫，趁其不备，命预先埋伏好的布库侍卫一举将其拿下，然后宣布其罪状，肃清其党羽。康熙帝的这一举措稳定了清王朝的统治，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对清王朝特别是康熙朝的社会发展有较大的积极作用。
设立军机处
在清初，清王朝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由满洲王公大臣组成。各类军国大事都由它议定，有时皇帝也要受其左右。因此为了加强皇权，历代皇帝都对八旗贵族的势力加以削弱，议政制度也随着王公贵族势力的衰弱而逐渐衰落。1791年，乾隆皇帝下令取消议政大臣的名称，议政王大臣会议也不复存在。
1658年，顺治朝设立内阁，但在康熙朝四大臣辅政时曾一度废除。1670年，康熙帝恢复内阁制度，且一直延续到清末。内阁是清末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的一个中枢机构，但实质上它是位尊权轻。清朝皇帝为了加强皇权，一直对内阁进行压制。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设立南书房。在翰林官员中选拔“才品兼优者”入南书房当值，称“南书房行走”。他们除了陪伴皇帝读书写字吟诗作画外，还要按照皇帝的旨意拟写谕旨，发布政令。由此可以看出南书房是由皇帝亲自严密控制的一个处理政务的机要机构。因此，“非崇班贵禀，上所亲信着不得入”。南书房的作用在雍正以后明显衰落，最重要的原因即军机处的设立。
军机处是雍正年间为处理西北军务而设。设置之始称军机房，后改称为军机处。从1729年6月设置，至1911年废止，历经180多年。军机处设立之初，工作只限于军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利不断扩大，军国大计、机密要务，都由它处理。尽管军机处的权利很大，但它受到皇帝的严密监视。它本身没有独立的行动和决策的权利，皇帝不交办的事务军机处无权过问，交办的事务要严格遵旨照办不得有误。军机处逐渐把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职权集于一身，直接听命于皇上，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产物。皇权的大大加强，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办事程序，提高了行政效率。
开设科举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也同样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清在统一全国前就已开科取士，顺治年间科举制度基本定型，康熙年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清朝的科举制承袭明制，分四个等级：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考试内容仍以八股文为主，以此来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为了笼络汉族士大夫，扩大统治基础，清朝统治者增设许多特科，如“博学鸿词科”、“经学特科”、“恩科”等，广泛吸收人才。尤其是康熙十七年（1678）的“博学鸿词科”罗致了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名儒143人，时称此科“得人极盛”。这些措施不仅适应了清政府的用人需要，也扩大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满汉的民族矛盾。
大兴文字狱
清朝统治者在怀柔笼络的同时，也对知识分子进行严厉的镇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康、雍、乾三朝约120年，据不完全统计，大大小小的案件近百起，以乾隆朝最多。
康熙朝最大的文字狱案件有1663年的明史案和1711年的《南山集》案。到了雍正朝，雍正为了巩固统治，打击异己，“文字之祸”更甚前朝，甚至已经到了无中生有的地步。如1726年，江西主考官查嗣庭将“维民所止”作为考试题目，这本是引自《诗经》中的一句话，却为他招来杀身之祸。因为有人告发“维止”二字乃是“雍正”“去首”，“谓之大不敬”。1728年的吕留良案是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狱案。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就已病逝，其著作多有强烈的反清意识。雍正六年（1728）被人告发。1732年，雍正下令将吕留良开馆戮尸，吕氏一族或被杀或流放或被贬为奴，就连他的学生甚至买他书的人也遭牵连，许多人被处死。到了乾隆朝，文字狱案件之多，处罚之苛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乾隆一朝有案可稽的文字狱案件就有近80起，其中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四十七（1782）年，短短的五年之间就有近40起。文网的严密已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犯案之人轻则充军流放，重则身首异处，且牵连族人。
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一方面压制了反清思想，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但另一方面，在这种文化高压政策下，学者和士大夫为了自保，都不敢再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清朝前期的边疆和对外政策
在康乾盛世的120多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国力强盛。统治者以极大的努力，先后解决了西南、东南、西北、东北的边疆问题，基本上实现了祖国的统一，为我国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平定三藩“三藩”指的是镇守云贵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和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三藩”为清廷镇压农民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清政府对他们非常倚重。然而时间一长，“三藩”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严重威胁了清政府的中央统治。
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因年老多病上书康熙帝，希望能归老辽东，由其子尚之信承袭爵位，继续镇守广东，不料康熙帝却下了撤藩的命令。吴三桂此时也假意上书请求撤藩，以试探虚实，结果康熙帝依然下令撤藩。不久又批准了耿精忠的撤藩请求。面对康熙帝的撤藩令，1673年11月，吴三桂公开起兵叛乱，耿精忠与尚之信分别于1674年3月和1676年5月公开响应吴三桂。三个藩王发动的反对清朝统治的这场叛乱史称“三藩之乱”。康熙帝用了八年的时间平定了这场叛乱，虽然在这八年之中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但却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统一台湾康熙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便把统一台湾提上了日程。1662年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继位。此时的台湾郑氏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斗争激烈，致使郑氏家族的统治江河日下。1681年，郑经死，其长子郑克臧继位，但不久郑经部下冯锡范将其杀死，年仅12岁的郑克塽袭延平王。郑克塽为了继续苟延残喘，向清政府“遣使
书，愿称臣入贡，不薙发登岸”，但遭到拒绝。虽然清政府一开始在是否用武力统一台湾的问题上存有分歧，但在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等一批主战官员的力争下，康熙帝于1681年6月发布诏令，决定以武力统一台湾，并任命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作为攻台主帅。1683年8月，清军胜利进驻台湾。攻占台湾后，康熙采用施琅的建议“坚守台湾”，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于福建省。且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8000。在澎湖也设副将一员，驻兵2000。这样，台湾又重新统一于中央政府的管辖。这不仅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有重要意义，对台湾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与沙俄的交涉从16世纪开始，沙皇俄国就不断地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到了17世纪中期，沙俄以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今属俄罗斯）和雅克萨城为据点，不断地侵略中国的东北边疆。与此同时，沙俄还遣使来到中国，企图以外交欺诈来掠夺中国的领土。当时，中国因内部三藩未平、台湾未归，因此未能有效地阻止沙俄的入侵，不过康熙帝仍十分重视东北边防。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二月到五月“巡视边疆”，检阅军务状况。
1685年，清政府正式打响了雅克萨之战，这次战役以清军的胜利告终。然而第二年，俄军卷土重来，导致了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沙俄在清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被迫遣使和谈。这次雅克萨战争为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创造了条件。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中俄在尼布楚城外举行谈判，九月双方正式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值清政府正忙于征服噶尔丹的叛乱，为了实现东北边境的和平，清政府被迫在领土方面作出重大让步，让出尼布楚城及其西一直到贝加尔湖的大片土地，以此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东北边疆逐渐稳定下来，虽然这个条约对俄国更加有利，但对遏制沙俄继续侵略中国东北有很大的意义。雍正时期，中俄分别于1727年和1728年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俄中段的边界，并对两国的经济、贸易及宗教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作了规定。
统一蒙古与回疆清初叶，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噶尔丹在夺取准噶尔部的统治权后，多次以武力攻掠邻部，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且与沙俄相勾结，对漠北地区的统一造成了威胁。为此，从1690年至1697年，康熙帝三次亲征，终于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将蒙古各部置于清政府的管辖之下。在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后，康熙帝命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统领噶尔丹部。然而策妄阿拉布坦是“貌恭顺，怀靖志”，逐渐走上了扩张道路。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就控制了天山南北，并于1716年趁西藏内部纷争之际把扩张的矛头直指西藏。他杀死拉藏汗并在拉萨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两年后，康熙帝遣军西藏，驱逐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军队，此时的准噶尔部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但在噶尔丹策零（策妄阿拉布坦的侄子）死后，内部纷争激烈，这给清政府平定准噶尔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进攻准噶尔部，到1757年最终平定了准噶尔部前后80多年的叛乱。
统一天山南北主要是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1757年，天山南路维吾尔族的波罗尼都和霍集台两兄弟发生叛乱，即大小和卓叛乱。清军于1758年入疆平叛，并于1759年夏，最终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清政府在统一天山南北后，于1762年设置伊犁将军，加强了对新疆的统治，巩固了西北边防。
经过清初三位皇帝的不懈努力，边疆少数民族终于得到基本统一。此时的中国边防巩固，疆域辽阔，国力昌盛。而土尔扈特部在乾隆中期不忍沙俄的欺侮，在首领渥巴锡汗的率领下，千辛万苦回归祖国的事实也给清朝盛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朝前期，中国能实现国家安定繁荣与边疆的统一与清朝统治者实行的内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清政府的内外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汉族，二是对其他少数民族，三是对外国。
清王朝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入主中原实现全国统一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继承了汉民族的封建政治思想和文化遗产，逐步提高了自身的文明程度，实现了满族的汉化。在处理与汉族这一人口最多的民族的关系的时候，清政府一方面采用民族高压政策，对汉族人民进行压制。如清统治者入关初期推行的薙发令以及清前期的文字狱。这种高压政策主要是为了摧毁汉人“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打消汉族的民族优越感，以维护满族的统治。但另一方面，为了利用汉人的先进文化为清政府服务，清政府不断调整统治政策，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和地主阶级。如开设科举来吸引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用尊孔、祭孔来博得汉族士大夫的好感等，这些都对清王朝统治全国意义重大。
在对待其他少数民族上，清政府主要是团结少数民族，以维护国家统一，而具体的措施就是“用武力进行威慑，用恩赏予以笼络，用法律加以制裁，用宗教表示尊崇，用行政加以约束”。在平定准噶尔部、天山大小和卓叛乱时，清政府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出兵平叛。在平定叛乱之后，又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论功行赏。清朝的“年班”和“围班”制度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年班”就是少数民族的上层定期轮番到北京觐见皇帝；“围班”就是指一些不适合进京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如水土不服者）则到热河的木兰围场，在避暑山庄觐见皇帝。无论是“年班”还是“围班”，这些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都会受到皇帝的隆重接待，并得到大量的赏赐。
清政府尊重西藏的宗教信仰，利用和提倡喇嘛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如乾隆时期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打击了西藏封建农奴割据势力的膨胀，也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政教的管理。对西南的少数民族，清政府主要是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清初，我国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还保留着特殊的教育制度：土司制度。土司的官职虽然受封于中央政府，但都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而且是世袭制。因此，一个土司就是一个土皇帝，把持着当地的一切大权，而他们所统辖的地区也逐渐演变成一个个割据政权。这样的局面十分不利于清政府的统治。于是雍正四年（1726），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将土司革除，委任非世袭且有一定任期限制的流官进行管理。“改土归流”政策稳定了西南边疆，维护了中国的统一且加深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清朝与周边国家，如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仍保持着朝贡制度。这些国家是清王朝的属国，定期向清王朝纳贡。但在处理与俄国的关系时，清朝统治者认识到俄国的实力强大，将其置于与自己平等的地位上来解决双边问题。然而当中国仍按部就班发展封建专制主义的时候，西方世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从15世纪末起，欧洲殖民者开始向全世界扩张。就在欧洲的资本主义势力四处扩张时，中国却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清初，清政府唯恐大陆与台湾相通，威胁其统治，下令“片帆不准入口”。统一台湾后，清政府虽然下令开放海禁，但对中外贸易的限制仍十分严格。从雍正年间开始，西方殖民者在我国沿海活动猖獗，使清统治者深感不安。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实行严格的对外贸易闭关政策，只留广州一口通商。清朝前期的闭关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方势力的渗透，保护了国内的经济，但这种闭关政策却阻碍了清朝统治者去了解外部的世界，逐渐形成了故步自封、闭关自守的对外态度，也严重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
清朝经济
清易明之时，长久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清朝建立后，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兴修水利、奖励垦荒，实行更名田、永禁圈地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清朝人口增长飞快，人地矛盾十分尖锐。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大力垦荒十分必要。因此清朝的耕地面积较之前代有所增加。据《清实录》记载，顺治末全国的耕地面积仅为五亿二千万亩，到康熙中期时为五亿九千万亩。从康熙中期开始，耕地面积开始迅速增长。到雍正初期时，耕地面积已为八亿九千万亩。耕地面积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水利工程的兴修。
1.清朝前期经济
农业为了巩固西北边防，政府在新疆大兴屯田、广修水利，其中“坎儿井”为新疆最具特色的水利工程。从乾隆朝开始，历代清帝对它的修建都比较重视。光绪初年，左宗棠还在吐鲁番地区增开了185座坎儿井，它们的修建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干旱缺水的状况，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在河套地区，人们利用黄河水系，兴修水渠、引水灌溉，大大小小的水渠遍布各地，形成了一个非常发达的水系网。于是在大片的荒地上出现了阡陌交通、农业丰产的景象，也逐渐流传出“黄河百害，唯富河套”的说法。在土地利用方面，清朝农民在开垦山地、改良盐碱地以及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和提高肥料利用率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清朝前期，农业生产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农产品的商业化趋势增强。清朝农业商品主要表现为三种：棉花、桑蚕、烟叶。从宋元开始，棉花的种植开始普及并取代麻的地位。明中叶以后，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致使棉花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棉花的种植也就更加盛行。清朝前期，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地区、河南以及河北保定一带都是重要的产棉区。这些地区的棉花一部分是为了自给自足，但大部分（有的地区在一半以上，有的地区竟高达十之八九）都是作为商品进行交换，有些地区的棉花、棉织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甚至还远销国外。
清朝丝织业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桑蚕成为农业商品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特别是在江南、广东地区，种桑养蚕已极为普遍。如杭州附近的廉市“阡陌间强半植桑”，塘栖镇则“遍地宜桑”。而市场的供求变化对桑蚕的价格影响也非常大，有的为此倾家荡产，也有的因此富甲一方。
烟叶在明朝后期传入我国，清朝前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烟叶的大量种植也促使了烟叶的加工与出售行业的出现。由于烟叶的种植地点，采摘时间以及加工工序的不同，烟叶也有优劣等级之分，并出现了一些名烟品牌，如湖南的“衡烟”就畅销全国。由于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致使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缩小，粮食缺乏问题也逐渐显现。粮食也逐渐被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于是便出现了许多商品粮市场和商品粮生产基地。
手工业清朝前期民间手工业发展迅速，而且在一些行业中已建立起比较固定的雇佣关系。清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行业：采矿业、制瓷业、纺织业和玻璃制造业。
清前期采矿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采矿技术的进步方面。在采煤业中，清朝人民已经比较明确地提出煤的成因。开采煤矿时，清朝通风技术的提高可谓是清朝采矿技术的一项重要成就。据清史料记载，在煤炭开采中已使用双井筒的人工通风系统。孙廷铨的《颜山杂记》中记载：“凿开必两，行隧必双，令气交通，以达其阳。”双井筒技术的运用，弥补了自然通风的不足，提高了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随着双井筒技术的不断成熟，它被运用在多种采矿业中。
清朝前期，随着人口的迅猛增长，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盐井的开凿技术大有发展。转槽子是当时的一种凿井工具，在明朝撞子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兼有“吊锤、指正、震击、校正、松卡”等功能，主要用于深井的开凿。补腔技术的发展也大大促进了清朝采盐业的发展。
补腔即对坍塌的井壁进行修补。清之前，主要在坍塌的岩层中投入竹木之器。清朝开始逐渐使用桐油、石灰等物来修补井壁。到了嘉庆年间，这项技术已日臻成熟，“遇井内有渗透，能补塞之，询称绝技”。由于凿井工具和补腔技术以及其他一些技术的发展，清朝的盐井深度不断增加，1835年凿燊海井深达1001.42米，不得不让人惊叹。
在天然气开采上，清朝的康盆采气装置是我国古代采气工人的一项杰出制造，有些功能甚至可以和现在的一些采气装置相媲美，许多采气专家都对它赞许有加。
在制瓷业上，康、雍、乾三朝可以称之为我国古代制瓷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不管是烧制技术还是装饰技术，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景德镇仍然是当时全国的制瓷中心。
在制作材料上清朝的瓷器中高岭土的含量增加，这不但减少了烧制过程中瓷胎的变形几率，提高了成品率，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的质量。烧制技术方面，清朝的釉下青花与釉里红技术已相当成熟。釉下青花是直接用含有钴的青料在生胎上绘画，然后上釉，接着在高温下烧制而成。清朝对钴土矿的精挑细选使烧制出来的釉下青花瓷器更加精美。康熙朝的这种青花有“可以独步本朝”之美誉。釉里红技术始于元朝，清前期发展成熟。它以铜红料在生胎上绘彩，然后上透明釉，高温烧制而成。康熙年间的釉里红色彩淡雅鲜亮，漂亮至极。
在釉上彩技术方面，清朝的珐琅彩和粉彩可谓是享誉中外。清朝珐琅彩是我国陶瓷装饰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三朝极为名贵的御用器，康熙朝时开始烧造。其起源于明朝一种新兴手工艺品，它是在铜胎上以蓝为底色，掐以铜丝，填上红、黄、蓝、绿、白等几种色釉而成的精致工艺品。永乐时期已有这类制品，由于蓝色以景泰年间为最好，故有“景泰蓝”之称。清早期从国外进口有与景泰蓝相类似的金珐琅、铜珐琅等工艺品，国内流行在铜、玻璃、瓷等质地胎子上，用进口的珐琅彩料描绘器物形成珐琅彩器，并被称为“铜胎珐琅彩器”、“瓷胎珐琅彩器”等。“瓷胎珐琅彩器”就是著名的珐琅彩瓷器。珐琅彩瓷的特点是瓷质细腻、色彩凝重、画工精细，极具艺术价值。但乾隆后期此技法水平不断下降。
粉彩瓷器是在康熙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创造的一种釉上彩新品种，始见于康熙晚期，后经历朝流行而不衰。粉彩瓷的装饰形式多种多样，有折枝式、图案式、开光式、通景式、单面彩式、双面彩式等。粉彩瓷装饰画法上，采取了点染与套色的手法，使所要描绘的对象，无论人物、山水、花卉、鸟虫都显得很有质感，明暗清晰，层次分明。采用的画法既有严整工细刻画微妙的工笔画，又有渗入淋漓挥洒的写意画，还有夸张变形的装饰画风。甚至把版画、水彩画、油画等艺术加以融和运用，以至于“精微处，丝毫不爽；豪放处，生动活泼”。
纺织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工艺的创新以及纺织品的产量、质量等方面的提高。纺织工艺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缫丝技术和纺纱技术上。清朝的缫丝在用水方面更加讲究。据相关资料记载，缫丝所用的水应“择溪涧之极清者取之，勿用开水”，且必须要用流动的水，这样蚕丝才会又白又亮。纺纱方面，清朝对前代的合股大纺车进行了改进。主要是把纺车的车架改成梯形，增加了它的稳定性，同时增加了纺车的锭子数，增置了一个竹壳水槽。这些技术的改进不仅提高了纺纱的质量，还提高了纺纱的速度。
清朝的织造技术较之前代大大提高，主要表现在丝织物的花色以及品种的越来越多方面，各地的名品也层出不穷。清朝的丝织物品有绢、云锦、罗、绸、缎、绉娄以及纱类织物等。而各大类中又分有很细的小品种，如绢有花绢、帐绢、画绢、素娟；罗有三梭、五梭、花罗、素罗等。在以上的丝织品中缎类织物在清朝最为盛行，品种繁多，各具特色。有耐用的宁州缎；色泽艳丽的杭州缎；华丽精美的苏州缎；细密鲜艳的粤缎等，都深受世人喜爱。在棉纺织业中，江苏的松江布、南京的土布都是当时的名品，麻织品中以雷州的葛布天下闻名。在染色上，据记载，清朝可染出700多种颜色。如此染色工艺的提高、染色程序的简化都使染色效果大大增强。
我国的玻璃制造业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发展一直都比较缓慢，到了清朝才有较大的进步。
清朝玻璃制造品主要用于室内陈设、装饰、赏赐大臣、赠送使节等，因此品种很多。以雍正朝为例有葡萄色玻璃杯、红玻璃鸡鼓水柱、金珀色刻花玻璃盃、黄玻璃把碗、白色玻璃如意、高足玻璃杯等数十种。而且玻璃生产地域较之前代也有扩大，清朝玻璃器除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外，已知的民间玻璃产地还有山东博山、广州、北京和苏州等地。乾隆时的玻璃器型华丽，花纹精美，是清朝玻璃生产的极盛时代。当时已能生产金星玻璃、缠丝玻璃和三四种颜色的套色玻璃。装饰技法多采用雕刻、描彩、泥金和珐琅彩，代表性的作品有“古月轩”鼻烟壶、缠丝玻璃瓶等。嘉庆以后，清朝的宫廷玻璃生产逐渐衰弱。
总之，在清朝前期，劳动人民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把中国的一些传统手工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某些行业尤其是纺织业中，已建立起比较固定的雇佣关系，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是较之以前最大的不同。
商业清朝前期，国内的商业贸易是相当繁荣的。发达的交通运输条件对清朝商品贸易的发展十分有利。清前期，北京是全国的交通枢纽，以北京为中心的交通路线四通八达，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各省，且在交通干线上每十里设驿站一处。清朝不但陆路发达，水路方面也有新的发展。入清以后，长江中上游的一些港口如宜宾、泸州、重庆等都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中心。清政府在利用原有河道的同时，还不断疏清旧河道，使各大水系相互连成一个水运发达的水系网。便利的交通运输无疑促进了国内商品贸易的发展。
集市与城市的繁荣也是清朝商业繁荣的表现之一。清朝以后，中国的广大农村几乎都有定期的乡村集市，且有形成集市网的趋势。在一个地区往往有一个较大的中心集市，它周围则分布着若干较小的集市，这些集市共同服务于该地区的居民。随着集市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商业市镇。尤其在江浙一带，由于纺织业的发达、雇佣关系的明确，商品经济在这一地区发展较快，江南地区的市镇在清朝前期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如苏州府在明末时有市镇45个，到了清乾隆年间时则增至100个；松江府的市镇在康熙年间有市镇79个，到了嘉庆年间则增至113个。同时，市镇的经济实力也大为增强，出现了盛泽、南翔、濮院、南浔、乌青等规模大、商况盛的巨型市镇。江南市镇作为该地区的一个中心市场，它的作用已不再仅限于满足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所需，而是为了满足当地市场的整体需要以及与外地的一些经济交流。刘献延在《广阳杂记》中指出：“天下有四大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这些城市都是当时中国有名的大都市，它们的商业地位往往要高于它们的政治地位（京师除外）。集市与城市的发展反映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发展。
商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他们所进行的商业贸易活动对商业的繁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朝前期，由于商业的繁荣，国内的商业阶层较之前代更趋稳定。著名的商人集团有徽商、晋商、陕商、东部沿海地区的商人集团等。他们的经营范围非常广泛，有粮食、布匹、瓷器、茶叶、钱庄、当铺、票号等，且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影响很大。
在对外贸易方面，最能说明清朝前中期对外贸易发展状况的是江、浙、闽、粤四大海关。1684年，统一台湾后，清政府宣布解除海禁，并于次年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江、浙、闽、粤四大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的机构。由于广东沿海一带历来都是我国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带，因此在四大海关中粤海关最为重要。征收关税是粤海关最重要的职责，它的税收大体分为两大类：“正税”和“杂税”。正税包括“货税”和“船料”。货税就是“商船出洋进出各货，按进料税者为多，有按丈、匹、个、件者，各因其物，分别贵贱征收”。船料则指根据船本身的等级和大小对其征收的税。杂税的名目就很多了，如分头、规礼、耗羡等。粤海关自成立以来，所收税额一直呈上升趋势，为清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以嘉、道两朝为例，嘉庆十六年（1811），粤海关的税收额为1165100多两，而812年就增至1347900多两，道光十一年（1831）又增至1465200多两。粤海关税额的不断增长充分说明了清朝前中期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与繁荣。
2.清朝后期经济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的渗透，清朝后期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与前期截然不同的情形。首先表现为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特征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石。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农民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自己和地主阶级所需，作为商品的很少，因此人与市场的联系也就很有限。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外国商品进入中国，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这给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耕与织的分离，另一个是农产品的商业化。
鸦片战争后，洋布、洋纱进入中国市场，开始取代中国传统的土布、土纱。由于洋纱、洋布是廉价的机制棉纺织品，它的成本比中国传统的土布、土纱要低，因此人们便将棉花作为商品投入市场，以换取洋纱、洋布。这样逐渐导致中国传统的家庭纺织业的衰落，最终导致了耕织的分离。
清朝前期，虽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但仅限于棉花、桑蚕、烟叶。到了晚清时期，这一局面大大改变。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经济扩张和掠夺的进一步加剧，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许多农产品都作为商品出口到国外，如大豆、花生、芝麻、面粉等相继被卷入世界市场。在这种局面的刺激下，一些专业性的种植区相继出现，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也逐渐加强了。
在手工业方面主要表现为部分传统手工业的衰落以及传统行业中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逐渐衰落的手工业部门主要有手工纺纱、土钢、土烛、土针、土烟和木刻印刷等行业。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洋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
在一部分传统手工业衰落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手工业继续发展，并由家庭手工业逐渐向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如：缫丝业、丝织业、轧棉业、棉织业、印染业、榨油业、碾米业、酿造业以及煤矿开采业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手工业部门，如针织、花边、抽纱、挑花、草席编织等。
晚清时期，列强加大了对华的资本输出。他们在华设立工厂、兴修铁路，逐渐确立了在中国的工矿、铁路航运等经济部门的垄断地位，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等经济命脉，迫使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更进了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交通运输逐渐改变了以前南船北马的局面，铁路从无到有，里程逐渐增多，旧式的航运业也衰落下来。中国新式的金融业也开始崛起，最具代表的是近代银行的建立。1897年5月由盛宣怀筹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此后，全国各地开始兴建银行。近代银行的建立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晚清时期近代城市的出现也反映出清朝后期中国经济的变化。上海是这一时期中国新兴城市的突出代表。清朝前期，上海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城市，无法与苏州相比。但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后，情形则大不相同。它很快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口岸，近代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逐渐进入上海的城市生活领域，并迅速传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商业、金融、交通运输以及市政建设都得到了发展，并且与传统的中国城市全然不同，成为中外有名的大都市。
晚清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特别是在洋务运动后期，由于洋务派的提倡以及他们的身体力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产生并得以发展。著名的有张謇的大生纱厂、上海发昌机器厂、公和永缫丝厂和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等。张謇和周学熙的资本集团逐渐扩大，以至于有“北周南张”之称。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近代企业大多资金少、规模小，同时他们又无坚强的政治后盾，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他们的企业经常处于举步维艰、濒临破产的状况。这部分人要求改变现状、独立发展的愿望极其强烈，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文化
清初诗坛创作活动比较活跃，流派众多。“遗民”是指清朝建立以后，不愿意归顺清朝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不参加清政府的科举考试，也不接受清政府给予的官职，有的甚至还参加了抗清斗争，且多隐居山林，自称“遗民”。清初遗民诗人中最著名的代表有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
1.诗歌
遗民诗人顾炎武作诗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明清换代、异族统治，世事的巨变使他的诗沉郁苍凉，带有强烈的爱国之情。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国破家亡的无限悲痛，对人民惨遭杀戮的无限悲痛，对抗清复明志士的热情歌颂和对恢复汉室江山的迫切希望。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对顾炎武盛赞道：“明遗民诗，吾深思一人焉，曰顾亭林，诚意之诗仓深”，“亭林之诗坚实，皆非以诗为诗着，而其诗境直黄河、大华之高阔也。首位两家（指明朝刘基与顾炎武），谁与抗乎？”
黄宗羲与王夫之的诗虽也多是咏古抒怀，满含悲壮，但又各有特色。黄宗羲作诗主张“情至”，他认为“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他比较擅长以景抒情。如在《出北门沿惜字庵止范文清东篱》中写道：“如此江山残照下，奈何心事菊花边。不须更觅登高地，只恐登高便泫然。”表现出作者对故国之亡的悲痛。王夫之主张“以意为主”。他的诗也多是悲壮苍凉，有表达亡国之痛，有同情人民苦难，也有抒发自己的抗清意志。但另一方面，他受庄子风格的影响，有的诗作也是情景交融，自然空灵。除了以上三位外，钱澄之、吴嘉纪、屈大均等也是当时著名的遗民诗人。
江左三大家江左三大家指的是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他们都是由明朝旧臣转而仕清。其中钱、吴二人在降清后不久就辞官回乡，而龚鼎孳则官至刑、兵、礼三部尚书，地位尊荣。钱谦益的诗大多反映现实生活。明末时其诗作主要描写人民疾苦、权贵腐败、宦官肆虐，同时也有对抗敌志士的高度赞扬；明亡以后，则主要抒发对故国的思念，同时表达对清朝的不满。他的诗虽都比较悲壮沉郁，但读来却有“气格阔大，雄壮奇诡”之感。黄宗羲对他作过“四海宗盟五十年”的评价，足见他的成就与影响。
吴伟业的诗同样以感怀兴亡、抒发悲愤、反映社会黑暗和人民疾苦为主，以叙事诗最为见长，创建“梅林体”，影响也很大。龚鼎孳师法杜甫，但其诗作无创新之意，大多泛泛而谈，略显空洞。虽影响不及钱、吴二人，但他的诗很受皇帝赏识，因此影响也较大。
新起诗家这些诗人大都生活、成长在清朝，因此诗风较之前也大为不同。施闰章和宋琬被称为“南施北宋”。施闰章最擅长五言诗，诗作大多反映社会现实，虽也有反映民间疾苦的，但诗调平和、温婉，与遗民诗人及江左三大家的悲壮沉郁全然不同。宋琬由于一生坎坷，因此他的诗作大多描写自己的坎坷身世和愁苦哀伤。他受韩愈、杜甫、陆游等人的影响，诗风雄健，气韵深厚。
新起诗家中最为著名的是王士祯。他作诗讲求“神韵”，在描写山水、抒发个人感情的诗作中，他的笔调含蓄温婉，清幽淡雅。但也有一些雄奇豪放、格调苍劲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对他有如下评价：“以清新俊逸之才，范山模水，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后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继王士祯之后，查慎行和赵执信也是新起诗家中的佼佼者。
清中叶诗人清中叶，沈德潜提出的“格调说”影响甚大。他指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强调诗歌的“体格声调”，最推崇唐朝诗作。他的诗大多为统治阶级服务，多为歌功颂德之作，但也有反映社会现实的。
袁枚，清中叶著名诗人，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
他主张“性灵说”，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他的诗体裁众多，有抨击社会现实的，有描写生活小事的，有抒情写景的，也有咏古感怀的。袁枚众体兼备，以七律最强。他的诗语言浅显流畅，但给人以清新空灵之感。主要著作有《小仓山房集》和《随园诗话》等。龚自珍，清中后期著名诗人，诗作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追求民主、要求改革的进步精神。“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充分表现了他对“万马齐喑”的场面的忧虑，以及对统治者破格录用人才的深切期望。他的诗大多想象奇特，风格多样，独具一格。清中叶，活跃于诗坛的人物还有郑燮、黄景仁、翁文纲、黎简等。
晚清诗坛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危机的加重，中国出现了许多爱国诗人，魏源和林则徐是早期的代表。他们的诗大多颂扬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而林则徐更是借诗抒发了自己的报国之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戊戌变法前后的梁启超、夏曾佑等提出“诗界革命”，此时最有影响的诗人是黄遵宪。他的诗多表现反帝、爱国的思想。且在他出使国外期间，将外国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都收入其诗作之中，扩大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领域。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的诗作慷慨激昂，充满爱国激情。如秋瑾、章炳麟、邹容、柳亚子等，他们都以诗歌的形式向人们宣传革命思想，影响极大。
2.小说
中国的古典小说在清朝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不但数量空前，而且风格多样。《水浒后传》《说岳前传》《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属于历史小说。作者都以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为主题，怀古而抒今情。
《水浒后传》主要描写了尚存的32位梁山英雄重举义旗、反抗官府的故事。在《水浒后传》中涉及很多的历史事实，有北宋联金伐辽、徽、钦二帝被俘、张昌宗降金、宋室南渡等。揭露了北宋末年政治的腐败、皇帝的昏庸、金人的残暴，同时也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小说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刻画饱满，而且充满爱国情感。然而小说的最后，梁山英雄勇救高宗，最后接受高宗的册封的结尾，仍然说明了作者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削弱了小说的积极性。
《说岳全传》由钱彩和金平二人合力完成，主要描写的是岳飞的英雄事迹。书中的人物形象非常鲜明，岳飞不但是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和卓越的军事统帅，还是个遵从封建道德的典范。牛皋则是本书中形象最为鲜明的一个人，他敢痛骂皇帝，有大胆的反抗精神，但又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抗金。《说岳全传》中的许多故事都被改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影响很大。
《隋唐演义》主要描写隋炀帝和唐明皇的后宫生活，中间也穿插着隋末农民起义。书中揭露了宫廷生活的糜烂和宫廷斗争的残酷。但作者把隋炀帝写成是风流多情的贤君以及把唐朝的衰落归罪于女人，则显示出作者的思想庸俗肤浅。
《说唐演义全传》主要描写的是隋末农民起义，可以说是清初历史演义小说向英雄传奇小说演变的代表作，书中刻画的瓦岗英雄个个栩栩如生。如秦琼的宽厚侠义、程咬金的粗放直率、尉迟敬的威猛英勇等都颇具特色。
除了历史小说，一些描写才子佳人和家庭生活的小说在清朝也有发展。如《平山冷燕》《定情人》《好逑传》《歧路灯》《绿野仙踪》等。这些作品在文字技巧上都显示出作者很不错的文学功底，然而有的封建思想浓厚，有的格调低俗，影响了作品的文学性。《歧路灯》可以算是一个例外。虽然书中充满了封建伦理道德，但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甚至对典章制度、风土人情都有精彩的描绘，堪称一部社会风俗历史，不失为一部佳作。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代表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大放光彩，影响深远。《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出身于一个缙绅世家。其父吴霖死后，家道中落，使他认清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和丑恶；又因科举考试的失败，使他产生了对科举考试的怀疑。这些都为其创作《儒林外史》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刻画出多种多样的儒林形象。有周进与范进之类一生醉心于科举的科举迷；有如严监生、严贡生之类在高中之后，依仗功名富贵勾结官绅，欺压百姓的贪官劣绅，也有表面上为名士高人，实则虚伪透顶、行为丑陋、灵魂肮脏之辈。如景兰红、支剑锋、杜慎卿之流。但书中同时也有轻视功名利禄、不贪恋富贵、重义轻财、不畏权贵的真儒贤人。
《儒林外史》全书有人物300多个，虽没有连贯全书的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但却以反对科举制度为中心思想，让各色人物相继出场，环环相扣，首尾相连。同时作者以其高超的讽刺艺术，刻画出儒林的芸芸众生相，抨击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灵魂的腐蚀和精神上的折磨。它是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杰出代表，鲁迅曾对其高度赞扬道：“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红楼梦》，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相传由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得。曹雪芹只作了前80回，后40回由高鹗所续。曹家原为百年望族，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曾任江宁织造，曾祖母为康熙帝的乳母；其祖父曹寅先任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并兼任两淮盐监察御史，康熙帝六次南巡有四次是住在曹家的。总之，康熙一朝，曹家极盛一时。然而从雍正朝开始，曹家开始遭受一系列的打击，到了乾隆朝已彻底没落。家族的巨大变迁使曹雪芹能从各个方面接触社会生活，并能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封建大家族内部的复杂矛盾。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以宝黛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故事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中展开，思想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婚姻、伦理、文化、道德各个方面。作者通过描写四大家族错综复杂的关系，揭露了封建官场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通过描写贾府穷奢极欲、铺张浪费的生活以及家族内部婆媳之间、兄弟之间、妯娌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暗示封建伦理纲常的沦丧和不断加深的统治危机；通过对贾宝玉这一中心人物的刻画以及宝黛爱情悲剧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对女性的同情。《红楼梦》以其高超的艺术造诣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而它的深远影响也超出了国界，在世界文坛上都大放异彩，影响深远。
清初至中叶长篇小说得到发展的同时，短篇小说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这部书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栩栩如生、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情节曲折，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对清朝后期的文言文短篇小说有很大的影响。
蒲松龄19岁时就考取秀才，但此后却屡试不中，直到71岁时才援例成为贡生。《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倾尽毕生心血而作，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中的一朵奇葩。《聊斋志异》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有短篇小说近500篇。它的取材非常广泛，有的是作者的亲身见闻，有的则是根据民间的传说而来，也有的是作者的虚构。在书中，蒲松龄批判了科举考试的弊端，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同时还通过描写花、妖、狐、鬼与人相恋的故事抨击了封建的婚姻制度，表现了作者对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向往。
清朝后期，随着社会的巨变，小说在内容、叙事手法、语言等各个方面都与之前有较大的不同。这一时期，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占据重要地位。狭邪小说由才子佳人小说演变而来，只是妓女代替了佳人而成为主角。代表作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在侠义公案小说中以《三侠五义》的成就最高。它叙述了包拯断案及展昭、白玉堂等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此外还有《小五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等类似作品。《荡寇传》和《儿女英雄传》则更侧重于侠义方面的叙事，与《三侠五义》等作品略显不同。
近代以后，谴责小说的出现与增多，大大扩大了小说的题材范围。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对官场的刻画最为详尽。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类作品主要抨击社会黑暗、针砭时政，但并不触及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因此积极性有限。在资产阶级革命兴起的时候，陈天华和黄小配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宣传了革命思想，影响深远。
3.书法与绘画
书法清朝书法之盛有“书道中兴”之说，足见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
明清换代之际，有一批书法家思念故国，不满清朝的统治，寄情于书法，以傅山、朱耷、石涛最为有名。傅山早年学晋唐楷书，后又习董其昌墨迹，最后改学颜真卿。他主张“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他的隶书浑劲遒丽，草书自由飞动，代表作有《七律四条屏》《草书孟浩然诗卷》等。
朱耷与石涛都是以书画著称于世。朱耷师法钟、王、颜等名家，但又有所创新，风格奇特，以行草为最佳。他的书法字体大小参差，偏中求正，但又不失大气灵动。代表作有《草书轴》与《百字铭》等。石涛行、楷、隶诸体皆精，最为推崇颜真卿的书法。他在行楷之中参以隶书，仿六朝造像记笔意；而隶书则“散朴有致，不坚绳墨”。王铎也是清初另外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众体皆精，楷书师法钟、颜，庄重而又灵巧；行书习二王，又兼米芾之长，苍劲有力、飘逸洒脱，却又能收放自如。
清初帖学相当盛行，因皇帝的喜好不同，一时间流行的风格也不同。康熙喜欢董其昌的书法，因此当时许多帖学名家多宗法董其昌，著名的有姜宦英、沈铨、汪士等人。到了乾隆朝，他推赵孟頫，此时的宗法名家有翁方纲、刘墉、铁保、王文治等人。但此后，帖学逐渐衰落。
清中叶，“扬州八怪”的一些书法家开始冲破帖学的藩篱，融合各朝之笔意，创作出与帖学截然不同的书法。金农书体人称“漆书”，密中见疏，拙中藏巧，结构紧凑，魄力沉雄。郑燮，其书体自称为“六分半书”，将楷、隶、行、草、篆等体杂糅于一体，其字章法疏密相间、正斜相揖、参差错落，故人称“乱石铺街体”。汪士慎在晚年双目失明后，还写狂草，且尤盛未盲之时。高翔最精隶书，其草书也放纵恣意，笔力遒健。清朝后期以来碑学大兴，最著名的有何绍基、赵之谦和吴昌硕。何绍基为道光年间进士，他早年行书效法颜真卿，中年尤喜北魏，后上至周秦、下至六朝南北魏，无所不习。篆、隶、楷、行四体皆行，最精楷书。他笔力雄健、挥写如意、变化莫测。赵之谦，初师法颜真卿，后改习北魏，众体皆备，且各具特色。其楷书加入篆、隶笔法，沉雄丰美；隶书柔和而楷书神采巧丽，篆书融合三代金文石刻，又融入隶书和北魏的笔意，字体方圆合度，而行草则流畅洒脱。
吴昌硕，晚清著名的书画家和篆刻家。他的楷书师法颜真卿与钟繇；行书初学王铎，后习欧阳询、米芾；篆书初学石鼓文，后参以两周金文及秦代诸石刻。他的楷书刚健苍劲，行书飘逸灵动，篆书凝练遒劲、刚柔相济。特别是晚年以后，常以篆隶笔法作狂草，别具一格。
绘画清朝前期画派林立，但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派，一类是以“四僧”为代表的野逸派。“四王”指的是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王时敏位列“四王”之首，他师法董其昌，兼学黄公望，作品题材多取自于山林水石。他注重干湿笔互用，其画仓浑而不失秀润。到了晚年，他博采众长，所作之画运笔空灵、意境疏剪，代表作有《云壑烟滩图轴》《仙山阁楼图轴》等。
王鉴，少年时临遍五代以来的名画，推崇董原，仰慕王维、董其昌。他的画构思奇特、笔墨精谨、密中见疏。他所作山水之画色彩清润；山石之画厚重华滋。代表作有《梦境图轴》《山水屏》等。
王翚，王鉴的弟子，是“四王”中技法比较全面的一个。中年时期的画作最能代表他的绘画造诣。《仿王蒙秋山草堂图轴》山峦俊秀，严谨而又洁净明朗，精妙而有生气。他60岁时所主绘的《康熙南巡图卷》，画面有半里之长，场面之宏大，内容之浩繁，笔墨之多样，乃清朝手卷中的鸿篇巨制。
王原祁，王时敏之孙。他笔墨功底深厚，作画层次丰富。色中有墨，墨中有色，给山石增添云气腾溢、模糊蓊郁之感。70岁时，又被任命为《万寿盛典》的总裁官。由于他一生得皇室恩宠，政治地位显赫，因此影响很大。
“四僧”指的是髡残、弘仁、八大山人、石涛四个和尚。髡残俗名姓刘，明亡后不愿臣服清朝，便遁入空门，寄情于画。他的画多以自然景物为题材，“山水奇辟，树木古怪”都可以在他的画中得见。他的艺术特点是章法稳妥，反复严密，平凡中见幽深，笔法浑厚凝重。画史上称他的画格为：“草木华滋，缅邈幽远。”代表作有《层岩叠壑图》《报恩寺图》等。
弘仁原名江韬，他的画大多以黄山为主题，所作《黄山真景图》五十幅，用简淡的皴法和新奇的结构，画出了黄山崎峭的岩峦骨骼。石涛称其为“能得黄山之真性情”。
八大山人即朱耷，出身明朝宗室，在国破家亡后落发为僧，借诗文书画发泄内心悲愤。他的山水画从枯索凄凉之景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他的花鸟画构图艰险、造型夸张、表情奇特。总之，他的画新奇警颖、逸气横生，善用极其简练的图形表达复杂的情绪。他在世时影响不大，但到了清朝中期，备受“扬州八怪”的推崇，影响逐渐扩大。以至于后来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等画坛泰斗都深受其影响。
石涛原名朱若极，也是明朝宗师子孙，出家为僧后，又称苦瓜和尚。他一生行踪飘忽不定，漫游名山大川。因此不论黄山云烟、南国水乡，还是峭壁长松、柳岸清秋以及枯树寒鸦都出现在他的画作里。他的山水画有的笔墨恣意纵横、狂放激昂，有的运笔灵活、墨色清淡，有的画面简单却意境苍异。他的花鸟画以豪放著称，极富纵横宕逸之韵味。石涛在世时影响就很大，郑板桥对他高度赞誉道：“比之八大山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清初还有一批遗民画家，其中有一派被称为“金陵八家”，他们的画也颇具新意，独具一格。
清朝中期，“扬州八怪”是这一时期画坛的代表。八怪即金农、黄慎、郑燮、李方膺、李 、汪士慎、罗聘、高翔八人。他们大多生活清苦，对时政的腐败非常不满，同情民间疾苦，蔑视权贵，狂放不羁，故他们的画都重视发挥个性，力求创新。
金农位列“八怪”之首，年轻时因博学多才而闻名，50岁以后才以画作闻名，并成为一代名家。他最擅长画梅，所作之梅枝繁花密，以淡墨画干、浓墨写枝，黑白分明，生机勃发。代表作有《玉壶春色图轴》和《梅花图册》。黄慎，人物、花鸟、山水都精，但最擅长人物画，他的《渔翁渔妇图轴》刻画了一对打鱼人栩栩如生的形象。郑燮即郑板桥，他痛恨官场黑暗，关切民间疾苦，最精于画竹。他画的竹枝叶交叉、杂而不乱、浓淡相间、豪气风声、天趣洋溢。李方膺，善于画松石兰竹和梅花，以抒发其不得志与“孤傲之情”。李
处事玩世不恭，他的画参以书法韵味，自成一格。高翔以擅长山水画著称，他的画用笔简练、气象空灵。汪士慎主要画花卉，他所作梅花笔墨清劲、兰竹雅韵清逸。罗聘为金农的入室弟子，受其师的影响颇深，但又有独创而自成一格。人物、山水、花卉，莫不工妙。《二色梅图》《观音梅花图》都是其名作。
清朝前中期，宫廷画院中也不乏作画名家。禹之鼎最擅长人物像，白描手法成就很高。焦秉贞山水、花鸟皆善，而以人物最精。《仕女图册》《耕织图册》均为其代表作。此外还有冷枚、金廷林、丁观鹏等都是比较著名的宫廷画家。清朝宫廷画院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一批西洋画家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西洋画的明暗透视法，产生了中西合璧的新画风。
郎世宁，意大利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华，历经康、雍、乾三朝，擅长人物、肖像、花鸟走兽。他使用中国的绘画工具，运用西洋画的明暗和透视技巧，形成了惊喜逼真的艺术效果，对当时宫廷画家的影响极大。代表作有《竹林西猎图轴》《弘历平安春信图轴》《弘历观画图轴》等。其他的西洋画家还有法国人王致诚，擅长肖像走兽；波西米亚人艾启蒙，擅长人物走兽。
清朝后期，中国画坛受到传统模式的束缚，显得创意不足，生气不旺。但仍出现了一些山水人物的名家，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的兴起，影响极大。
道咸年间，最著名的山水画家有黄易、奚冈、汤贻汾和戴熙。他们虽然都师法古人，但都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黄易的画多景物简括，境界静寂，山水形象颇具真意。汤贻汾认为“到眼云烟且静看，师人不若能师物”，所作《罗浮十二景册》为其代表作。戴熙受“四王”影响颇深，但又汲取各家之长，在当时极享盛誉。代表作有《秋林远轴图》《忆松图卷》等。
鸦片战争后，“海上画派”兴起，代表人物有赵之谦、“三熊”、“三任”和吴昌硕。赵之谦，咸丰年间的举人，最擅长写意花卉。他的画笔墨酣畅而严整，泼墨写意中不失形象真实。他的绘画风格创立了海派的基调。“三熊”指任熊、朱熊和张熊，以任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工人物、肖像、山水、花鸟，尤以人物为最。他的画大多构思奇异、布局新巧、笔墨精微、色彩缤纷，代表作有《姚大海诗意图册》等。任熊与任薰、任硕又合称为“三任”。任薰为任熊之弟，肖像、人物、花鸟皆精，代表作有《红叶秋蝉》《杨柳鸳鸯》等。任硕把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洋技法相融合，形成了风姿绰约、生动新颖的独特风格。他画的人物画往往通过眼神、手势和细节来表现人物的神情；他的花鸟画则把多种技法相结合，形成兼工带写、明丽活泼的画风，开辟了花鸟画的新天地。
吴昌硕，“海上画派”后期的集大成者，诗书刻篆无所不精。他把书法以及篆刻的技法运用于绘画之中，用色喜欢浓丽对比。他的作品不拘泥于形式，着重表现形象之势，并把物象的自然属性与自己的主观感受融合起来。《墨梅图轴》《双勾兰轴》《葫芦图轴》等都是他的上佳之作。
“岭南画派”的代表有苏六朋、苏长春、居廉、居巢，以及受他们影响而出现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他们在开拓绘画题材、独抒性灵、革新创新方面都为当时的广东画坛带来了生气。
清朝绘画的另一种形式——年画也不断地发展与兴旺。到了清朝后期，最著名的有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和山东潍县的杨家埠。
4.戏曲
清朝前期，戏曲文学的兴盛，使传奇和杂剧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长生殿》与《桃花扇》代表了这一时期戏曲文学的发展水平。《长生殿》作者洪昇，主要描写的是唐明皇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故事。全剧以李、杨的爱情为主线，穿插以“安史之乱”，使爱情线与政治线交错进行。整剧给人以规模宏大、流动起伏、对比鲜明之感。有人评价它说：“离合悲欢、错综参悟，扮演者无劳逸不均之虑，观听者觉层出不穷之妙。自来传奇排场之盛，无过于此。”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这本书中借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抒发了对南明弘光王朝历史兴亡的感慨。在这部剧中，作者揭露了南明弘光政府的腐败，揭露了上层统治者及各军事首领间的尖锐矛盾，同时也热情讴歌了抗清殉国的将领史可法。在艺术结构上，他把“离合之情”同“兴亡之感”进行了恰如其分的结合；在塑造人物上，他善于用人物的言行以及动作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对《桃花扇》的评价是：“通体布局，无懈可击。”
从清初至道光年间，中国的戏曲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昆曲逐渐衰落，各种民间地方戏种兴起。清初，昆腔在戏曲舞台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地方戏的兴起，到乾隆年间，昆腔逐渐显示其颓衰之势。而地方戏种则越来越多，有以地域命名的如秦腔、襄阳腔；有以乐器命名的如梆子腔、弦索腔、唢呐腔等，也有根据声响的特点命名的如吹腔、勾腔、罗罗腔等。地方戏的兴起也促进了戏曲艺术形式的变化。
清朝后期，由南方来京的徽班，以徽调为基础，同时汲取汉调，融合昆腔、京腔、梆子腔等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剧种——京剧。京剧在道光年间逐步成熟，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则开创了一个兴盛的局面。老生程长庚、卢胜奎、杨月楼、张胜奎，小生徐小香，武生谭鑫培，旦行梅巧玲、余紫云、时小福、朱莲芬，老旦郝兰田，丑行刘赶三、杨鸣玉被称为同光十三绝，足见当时京剧在北京剧坛的地位和影响。京剧在民间的盛行也逐渐引起了清统治者的关注。咸丰时京剧戏班被选入宫中演出，慈禧太后酷爱此腔。京剧在进入宫廷的同时，也开始流传到各地，影响日益扩大，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国粹。
5.史学
清朝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官修和私撰有明显的界限，且都比较繁荣。1645年，清政府设立明史馆，开始修撰《明史》，一直到1735年才修订完成，历时近百年。《明史》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明史》有这样的评价：“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明史》之外、清朝官修史书还有续“三通”和清“三通”。续“三通”就是对唐朝杜佑的《通典》、宋朝郑樵的《通志》和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敕修续作。1747年修《续文献通考》，1767年又修《续通典》和《续通志》。清“三通”又为“续三通”的续作，即《清通典》《清通志》和《清文献通考》。1787年三书都已完成。
清朝官修史书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清实录》的编撰。《清实录》是清朝历朝实录的总称，共计4433卷。这部编年体的系列史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历代的重大史事，反映了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状况，也记录了清王朝由兴到衰的历史过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在私家撰述方面，清人不但有大量的著作问世，而且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较之官修史书更代表清朝史学发展的水平。清初史学家黄宗羲的史学力作《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这两部书都是记载前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是我国学术史著作的最高成就。而《明夷待访录》一书则显示了黄宗羲的历史批判精神。在这部书里，黄宗羲对为臣之道、君主世袭制、封建法律，甚至是封建的不良习俗都进行了批判。这部书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的史论，对中国古代启蒙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顾炎武对此书的评价是：“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是两部历史评论著作，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读通鉴论》是作者借着阅读《资治通鉴》而撰写的一部历史评论。《宋论》则详细评论了宋朝的得失。这两部书中，主要体现了他发展进化的历史观、辨析精辟的兴亡论以及重视以史学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对经世致用之学最为提倡的是顾炎武，他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最能反映其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天下郡国利病书》。此书主要详述了各地山川地貌、物产资源、风土人情、农田水利、工矿交通、户口赋役等“利病”之所在，对明朝的经济、政治得失尤其关注。在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上，顾炎武主要批判了封建郡县的弊端，同时也抨击了封建的腐败。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兴亡为目的的巨著，同样反映出作者经世致用的思想。
乾嘉时期，史学发展的两个表现是考据学的兴盛和章学诚对史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乾嘉时期，考据学盛极一时，时称“乾嘉学派”。他们治史的宗旨是：“唯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崔述的《考信录》代表了这一时期历史考证的辉煌成就。
章学诚，乾嘉时期史学的集大成者，最重要的著作是《文史通义》。这本书是史学评论的专著，作者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专务考据，并提出“六经皆史”的看法。最为重要的是他主张史学家要有四长，即学、识、才、德，对后世影响很大。
清朝后期，由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史学也发生了分化。一类是继续延续古老的史学传统，而另一类则与时俱进萌生出了中国的近代史学。总的趋势是传统史学逐渐衰落，近代史学日益兴盛。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的加深，也促进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具有代表性的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和姚莹的《康记行》。此时外国史的研究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代表作有魏源的《海国图志》、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扶桑游记》以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
戊戌变法以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他用西方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来研究中国历史，对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进行讨论，推动了传统史学的结束，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古籍编撰方面，清朝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康熙、雍正时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约一万卷，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一部类书。乾隆时期，由纪昀等人编辑的《四库全书》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共收录书籍3457种，79070卷，保存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但在编撰《四库全书》时，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四库全书》成书后，又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是一部目录学著作，将清朝目录学推至高潮，并推动了各类书目学的全面发展。
6.哲学思想
清朝的思想发展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清初、乾嘉时期和清朝后期。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清朝学术思想的特点作了概括，他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清初思想家中有许多生活在明清易代的时局之下，社会的巨变促使他们在更广的领域和更深层次上的探索、思辨、沉思和著述，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又一个绚丽的时代。
清初思想黄宗羲的社会政治思想都体现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中央政治体制等问题，也是他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君民关系中，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提出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质疑，实为一大进步；在君臣关系上，他认为“故我之而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一姓也”，君臣二人“名异而实同”。同时作者还对文化、教育、科举取士等问题作了讨论。在戊戌变法时期，这本书被维新人士作为理论武器，宣传民本和民权意识，足见其影响之大。
顾炎武，被誉为“开国儒家”，他一生著作颇丰，倡导讲求实学和学以致用，最著名的代表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在“明道报世”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倡“利民富民”。在他看来“今天下之大患，莫大民贫”，“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紧”。同时他还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众治而刑措矣”，表现了他对君权的怀疑，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对理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提出“经学即理学”，并建立了“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王夫之，清初的哲学大家，把我国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了顶峰。在哲学本体论中，他提出“太虚即气，太虚一实”的观点，认为“气”的聚散形成宇宙万物，同时还认为“气”是真实存在的，是永恒不灭的，否定了佛道的“于无生有”的“空”、“无”论。在辩证发展观中，王夫之提出“太虚本动”、“变化日新”的观点，认为运动是客观物质世界所固有的本质属性，而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事物的变化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在知行观上，他驳斥了前人的“知先行后”的观点，提出“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则知之”。
清初除了黄、颜、王三大思想家外，还有颜李学派。这是清初一个提倡实学的学派，由颜元创立，他的弟子李塨将其发扬光大，故称颜李学派。此外思想家还有陈确、顾祖禹等。
乾嘉思想清初思想呈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然而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巩固，考据学开始在学术界中占据统治地位，分为吴、皖两大派，并在乾嘉时期达到极盛。其中惠栋、戴震、钱大昕、王念孙、王孙之为这一时期思想界的著名人物。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他们在经学、史学、文字训诂、金石、地理、天文、历法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两派中又以皖派的成就为大。
戴震，清朝著名的考据学家、思想家。在哲学上，他认为物质的气是宇宙本原。理是事物的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而且“理化气中”。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人通过五官接触外部事物，就能发现外物的规律。在学术风格上，戴震既注重汉学师承又锐意创新，以“精专”为最高的学术追求。他认为：“贵精专不贵博，与其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而为真。”他和他门下的弟子以求实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进行考据，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清朝后期思想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列强入侵的加深，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涌现出一批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开辟了我国近代思潮的新阶段。
魏源所作的《海国图志》是我国近代第一部论述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著作，传入日本后，被称为“枕中鸿宝”，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影响很大。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向西方学习的呼声。虽然他认为西方的“长技”只限于“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种，但在当时清统治阶级认为西洋先进的技术乃“奇技淫巧”的时局下，魏源的这种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发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冯桂芬、郑观应。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详细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同时他认为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必须学习“彼何以小而为强，我何以大而为弱，比求所以如之”。暗示在向西方学习时需要改革我国的某些制度，较之魏源的“师夷长技”有了很大的进步。
郑观应也主张学习“西学”，但他对洋务派之着眼于“坚船利炮”持批判态度。他说：“泰西之强，强于学，而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他全面解释了自己的“西学”主张，即：“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考别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收、保商务，使货畅其流。”他主张“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他的这些思想对孙中山有很大的启发。
甲午海战后，早期维新学派的改良要求发展成为变法维新思潮，学习西方，变法图强运动随之高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们都继承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观点，提出了完整的变法纲领和变法措施。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都是维新思潮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他们要求实现“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提出“工商立国”的经济思想，批判旧学，提倡建立以“新学”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伦理观念。而且为了变法的需要，他们积极提倡新学，宣传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说，如生物进化论、天赋人权等思想，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与人民的觉醒。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思潮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民主革命思想。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则是这一时期三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他们都以饱满的激情宣传反清革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逐渐成熟，并第一次全面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理论，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最终成为推翻清王朝武装斗争的思想纲领。
科学技术
明朝一直沿用元朝的历法，到了清初时，误差已较大。为此，顺治二年（1645），颁行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制定的《时宪历》，并任命其为钦天监监正。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政府重订历法，编成《历象考成》，虽比《时宪历》稍有改进，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它的理论体系属于比较落后的一类。康熙五十五年（1716），德国传教士戴进贤来到中国，并在雍正年间任钦天监监正，主持纂修《历象考成后编》。这部历法虽然介绍了开普勒发现的行星运行轨迹为椭圆的论点，传入了牛顿计算地球、太阳和月亮距离的方法，但并没有提到日心说。1760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向乾隆皇帝进献了《坤舆全图》，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以及太阳黑子、太阳自转等内容。但可惜的是，这些先进的理论在当时并未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影响极其微小。
1.天文学
清政府在对天文历法做了大量的改订工作之余，对天文仪器的制作也极为重视。汤若望在主持钦天监工作后，对损坏的天文仪器进行了修理。南怀仁在钦天监工作时，上奏请求改制新的天文仪器，也获得批准，先后建成了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天体仪等，同时编成《灵台仪象志》一书，介绍了这些仪器的制作原理、安装方法和使用方法。虽然当时的天文学发展缓慢，但清政府对天文历法还是非常重视。康熙帝甚至身体力行，带头学习钻研欧洲的天文数学知识。正是由于政府的重视和皇帝的提倡，清朝民间的天文研究也很活跃，并取得了不少成就。
薛凤祚，清初少有的兼通中西天文学的学者，代表作有《历学会通》。这部书详细介绍了欧洲天体运动的计算方法。王锡阐，清初民间天文学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不但学习西学，还把中学与西学相结合，以提高中学的水平。被誉为“考证古法之误而存甚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他的代表作有《晓庵新法》，其中叙述的复圆方位角的计算方法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当时欧洲天文学都还没有涉及此类的计算。清朝民间还出现了一位女天文学家——王贞仪。她博学善思，勤于观测，通过实验回答了关于日月食的道理。在《地圆论》中她认识到地球周围的空间并无上下、侧正之分，任何地方的人其头顶上方都是天。这对于建立正确的宇宙观是十分重要的。王贞仪不失为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位杰出的女性。
晚清时期，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使一些士大夫认识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向西方学习的呼声越来越高，近代天文学在这种局势下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859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谈天》，1874年又出版了增补版，这是一部全面介绍欧洲先进天文学知识的书籍，包括日心地动学说、万有引力定律、太阳黑子理论、彗星轨道理论、行星摄动理论以及银河等内容。全新的天文学知识使许多中国人耳目一新，同时晚清近代教育的改革也促进了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发展。
2.数学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极其辉煌，然而到了明朝却衰落下来，以至于到了“古算几成绝学”的局面。明末清初之际，西方的数学研究方法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的数学开始出现复兴的迹象。
清朝前期著名的数学家有梅文鼎、明安图等人。梅文鼎，清初最有影响的数学家，有“国朝算学第一”之美誉，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都有极大的成就。他为学兼采中西，有言云：“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与新旧。”一生创作了许多数学方面的著述。如《弧三角举要》对球面三角学作了详尽的阐发，并创立了球面三角形的图解法；在几何学方面，他对黄金分割线的作用作了多年的探索，找出了其在测量各种多面体体积中的用途；在《方圆幂积》中，他探讨了球体与圆柱、球台、球扇形的关系。梅文鼎的研究活动影响了许多人，梅氏家族中好几代人都对历算颇有研究，形成了以梅文鼎为中心的历算家族。
明安图，清前期著名的蒙古族数学家，著有《割圆密率捷法》，主要从事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问题的研究。杜美德在康熙年间曾向中国学者介绍了一个圆周率解析表达式和两个三角幂级数展开式，时称“杜氏三式”。明安图认为“杜氏三式”只有公式没有证明，为此，他以近30年的研究著成《割圆密率捷法》一书。这本书在“杜氏三式”的基础上又给出了六式，并且全部给出了证明。其中他创造的无穷级数的记法正确地做出了无穷级数的多种运算以及两级数相乘等运算。无穷级数是微积分的组成部分，它的创立是中国数学开始由离散、有限、常量的传统领域向无限、变量、连续的领域过渡的开始。明安图的这种开拓性研究，促进了清朝无穷级数研究的快速发展。
除以上两位数学家外，清前期还有许多数学家，如王锡阐、方中通、李子金、杨六山、孔兴泰、张潮等人，他们基本上是从事初等数学的整理与研究，对传统数学进行发掘，对一些西方数学作了初步的探讨。董佑诚、戴煦等人继明安图之后在幂级数方面又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晚清时期，李善兰与华蘅芳为当时数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是李善兰为西方近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把中国传统数学的某些方面研究到可以和西方高等数学相等同的水平，既翻译介绍西方高等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同时又在学校教书育人，培养数学人才。李善兰的数学成绩主要集中在尖锥术、垛积术和素数论三方面。这三个方面的代表作分别是《方圆阐幽》《垛积比类》和《考素根法》。他对尖锥术的研究表明即使没有后来的西方微积分的传入，中国的数学家也完全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来创立微积分。在《垛积比类》中，他创立的“李善兰恒等式”在中外享有盛名。而《考素根法》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素数理论著作。19世纪50年代，李善兰还和伟烈亚力合译了《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学》13卷和《代微积拾级》18卷这三部书，对西方近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华蘅芳，晚清著名数学家。他的数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开方术、级较术和数根术三个方面，在翻译西方数学书籍方面，他所翻译的书籍数量及知识的涵盖度都在李善兰之上，且文笔通俗流畅，译作易懂，更加有利于发挥书的科学价值。随着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数学也作为一门学科进入学校，数学教育也日趋正规化，同时清政府也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使西方数学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传播，人才不断涌现。
3.医学
清朝传统医学在继续发展的同时，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出现了中医与西医并存以及中西医融合的现象。清朝前期出现了许多草本著作。康熙年间的《本草备要》是我国本草发展史上最富有普及作用的药物学著作。这本书由汪昂结合《本草纲目》与《神农本草经疏》改编而成，具有“言畅义晰、字少义多”的特点，主要目的在于向一般群众普及本草知识。在200年间先后刊刻64次之多，足见此书的受欢迎程度。
赵学敏在乾隆年间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影响较大的药物学著作，在体例上效仿《本草纲目》。全书共收录药物921种，在搜集药物时，作者以严谨的态度进行查验，同时又对《本草纲目》中的错误进行纠正。《本草纲目拾遗》总结了16世纪至18世纪近200年间我国药物学发展的新成就，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药物学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吴其濬于嘉庆年间著成的《植物名实图考》也是一部著名的本草著作。本书收录植物1714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药学植物，该书对植物的品种、形态、颜色、性味、用途、产地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述，并对植物附有图画，描绘相当精准。
明、清两代由于瘟疫横行，瘟病学的发展迅速。到了清朝中叶，瘟病学已成为独立学说。史称“瘟病四大家”的叶桂、薛雪、吴塘、王士雄对此所作贡献较大。
在此书中，他阐明了瘟病的发生、发展的规律，并提出了瘟病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辩证论证的纲领。即“在卫可以发汗，在气可以清气，入营则须透热，入血则应凉血散血”，为瘟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薛雪的《瘟热条辨》和吴塘的《瘟病条辨》创立了瘟病三焦辩证，丰富了叶桂的学说。王士雄的《瘟热经纬》则是一部瘟病学的总结性著作。瘟病学的创立标志着它从伤寒学中分化出来，形成新的治疗热性诊治体系。
在临床医学上，清朝医家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在外科与骨伤科方面，清初的祁坤著有《外科大成》，提出“外科诸症，其本必根与内，故治外难于治内”。王维德，清朝著名的外科学家，著《外科论证全生集》，他反对外科手术，主张外科痛疽用内治疗法，促进了外科内治法的发展。但他对外科手术的否定，则阻碍了中医外科手术疗法的发展。在骨科方面，清朝前期出现了四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医宗金鉴·正骨心法》《伤科补要》《伤科汇纂》和《伤科方书》，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清朝前期骨伤科的发展进步。儿科方面，清朝中叶，人痘接种法已相当普及，在嘉庆年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使种痘更加安全。
在解剖学上，王清任对推动中国古代解剖学的发展贡献十分突出。他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著成《医林改错》一书，纠正了许多前人的错误。如他否定传统医书中认为心脏为思维器官的观点，提出大脑的支配地位；在心血管系统的认识上，他认为主动脉与主静脉的长度相等，并对它们在人体内部的分布也有较为正确的认识。这些学说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
清初，西方医学的传入与发展非常缓慢，但到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不但在中国建立了众多的医院，还兴办学校，翻译编纂西医书籍，一些医院还招收中国学徒，这些都促进了西洋医学的传播。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主动地引进西医学。1888年，清政府设立天津总医院，并于次年正式成立。在戊戌变法与晚清新政时期，医院、医学堂的设立也逐渐增多，且清政府还鼓励出国留学。同时，国人也创办了一些医学刊物和研究组织。这些举措都有力地推动了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随着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逐渐出现了中医与西医融通的局面。在主张中西医汇通上，有唐宗海、朱沛文、张寿颐等人。他们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应共同发展。然而因受到时代的局限，他们这种中西医融合的思想影响不大。
4.物理与化学
晚清时期，西方近代物理学与化学开始较为系统地传入我国。1859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李善兰与英国人艾·约瑟合译的《重学》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部包括运动学、动力学与流动力学在内的力学译作，第一次介绍了牛顿运动三大规律和以动量概念讨论物体碰撞及其功能原理等内容。1859年，江南制造局出版的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一书，则传进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并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声学和电学知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开设物理课程，并派遣留学生。虽然近代物理学在中国起步发展缓慢，但仍出现了颇有成就的物理学家。邹伯奇对几何光学和照相术颇有研究，所著《格术补》一书为晚清几何光学的重要著作。
在化学方面，19世纪40年代，近代化学从西方传入后，中国才开始进入近代化学的阶段，但发展缓慢。1855年刊行的《博物新编》，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近代化学知识，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化学家徐寿对晚清时期近代化学在中国的传播贡献很大。1871年出版的徐寿与傅雅兰合译的《化学鉴原续编》和《化学鉴原补编》介绍了有机化学与无机化学知识。此外，徐寿还和傅雅兰合译了《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记》等。这些译作使西方近代化学比较系统地传入我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除徐寿外，杜亚泉、徐建寅、丁守存等也都是这一时期中国杰出的化学家，都为推动中国化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民俗
1.饮食
清朝的饮食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民间饮食与宫廷饮食大不相同，各具特色。清朝民间饮食中，特色小吃越来越多，且南北各不相同。北以北京为最，南以苏州有名。杏仁茶、奶酪、小窝头、艾窝窝、肉末烧饼、臭豆腐、叫花鸡、及第粥等都是当时极其有名的南北小吃。清朝民间节日甚多，每个年节的饮食文化也大不相同。元旦时节，北吃水饺，南吃汤圆。立春时，人们吃春饼，春饼是用麦面烙制或蒸成的薄饼，食用时，常常和用豆芽、菠菜、韭黄等炒成的菜一起吃或以春饼包菜食用。传说吃了春饼和其中所包的各种蔬菜，可以使农苗兴旺、家畜茁壮。正月十五吃元宵。农历二月初二，北方居民吃太阳糕、龙须面。农历五月初五，家家户户吃粽子，喝雄黄酒。八月中秋吃月饼。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饮茱萸酒、菊花酒，吃重阳糕。冬至时节吃馄饨。腊月初八喝腊八粥。腊月二十三，南方人还要吃“口数粥”。
清朝民间饮食丰富多彩，宫廷饮食更是精美绝伦。在宫中，每逢年节、帝后生辰或是有重大事件都要举行各种筵宴。在这些筵宴中，所用的宴桌及其式样、桌上所摆设的点心、果盒、冷膳、热膳的数量以及餐具的形状名称，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参宴的人也都按地位和身份依次入座，不得有误。进餐过程中还有音乐伴奏，仪式十分隆重。平日的宫廷菜肴也极为丰富。清统治者将原有的饮食习惯带入宫廷，同时又继承了汉族菜肴的特色，集南北风格之大成，精工细作，品目繁多，形成以“满点汉菜”为特点的宫廷菜点。在宫廷菜中，较为有名的有：北京烤鸭、扒羊肉、苏造肘方、金鱼鸭掌、百鸟朝凤、红娘自配、猴首庆寿等。“满汉全席”是清宫中规格最高、菜点品种最多的宴席。满汉风味齐全，种类之多超过任何宴席，同时集天下精品之精华，故称满汉全席。满汉全席最早出现在雍正朝，在乾嘉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据记载，满汉全席的菜肴主要分五次品：第一份以海鲜为主，有10件；第二份以水陆八珍为主，有10件；第三份是时鲜菜，有10件；第四份是蒸烤类，有20件；第五份是下酒菜，有数十样之多。整个满汉全席的每份菜肴都琳琅满目，且山珍海味、飞禽走兽无所不包。如此豪宴虽耗资无数，但却是集中华饮食文化之大成，把中国的食俗文化推向了极致。
2.服饰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强制在全国推行满族的衣着、发式和服饰习惯，而且等级之间也有着严格的区分。清初推行的“薙发令”规定男子将前半脑袋剃光，而后半脑袋蓄发留辫，且禁止使用方巾。而女子的发式较为多样，清初流行牡丹头、荷花头；清中叶则盛行元宝头；到了清朝末期就更多了，有连环髻、巴巴头、双盘髻、圆月、长寿等。女子头上一般插鲜花、彩丝、珠花、发簪作为装饰。
在服饰上，清朝民间与宫廷服饰大不相同。清朝民间男子衣服有马褂、马甲、衫袍、衬衫、短衫、袄、裤。最具清朝特色的男子衣着就是在衫袍外加穿马褂或紧身较短的马甲。帽子中最具清朝特色的则是小帽，也叫“西瓜皮帽”。女子的服饰分为汉族服饰与满族服饰两类，一般妇女上穿袄衫、下着束裙，再加上一件较长的背心。由于清筵统治者强制推行更改发式、服饰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清统治者又颁布了“十从十不从”，即：“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儒从僧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婚姻不从，国号从官号不从，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使清筵的服饰习俗略显奇异。
清朝宫廷服饰既保留了鲜明的满族特色，又继承了汉族传统的封建等级标准，将民族形式与封建礼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皇帝的服饰有冠、服、袍、罩、褂、衣、裳、饰物之分，而每种服装又有着不同的种类。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等；服有衮服、朝服；袍有龙袍、常服袍、行袍；褂有常服褂、行褂；裳有雨裳、行裳；饰物有朝珠、朝带、吉服带等。后妃以皇后为例，有朝冠、吉服冠、耳饰、朝褂、朝袍、龙褂、龙袍、朝服、朝珠等诸种。而官员的官阶之高低则从他们朝冠的顶子和官服上的补子之上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清朝后期，帝后的服饰变化不大，而民间服饰却有不同程度的变革，尤其是1911年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建立民国后，剪辫子、易服色成为一大风尚。
3.婚嫁习俗
清朝的婚姻观念在继承传统婚姻观念的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迁，呈现出新的特色。清人择偶重门第、财富，同时也重满汉之别，且清人对妇女的贞节要求特别严格。清朝后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传统的婚姻习俗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呈现出新的变化。
清人在择偶时门第观念很重，上至皇室贵胄，下至平民百姓都必须依礼而为，不可僭越。而且清朝法律还有明文的婚姻禁令，如“禁止官员迎娶部民妇女；禁止官员娶乐人为妻妾”等。在贵族内部也要实行严格的“阶级内婚制”，以巩固贵族政治上的地位和财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清人在择偶问题上逐渐倾向于重富贵而轻贫贱。在清朝后期，出现了官员与商贾通婚联姻，而且习风渐盛。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礼教盛行之极，民间对女子的贞操尤其看重。于是在某些地方有对新娘“验贞”的恶习，“验贞”的结果直接影响新娘以后的生活及她在夫家的地位。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提出的“一夫一妇，理所当然”的口号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革命派宣传的男女平等思想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促进了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
清朝的婚姻程序更趋礼制化、法规化。它主要包括行聘订婚、结婚礼俗两方面的内容。行聘订婚主要是“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与前代无大的区别。结婚礼俗方面则有送嫁妆、迎亲、拜天地、入洞房、喝喜酒、闹洞房，也与前代大致相同。新婚期间，新人还要进行拜街、认大小、倒宝瓶、拜祖宗、回门、归宁等活动。
清朝的婚姻形式也多种多样，除常见的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外，在某些地方、某些民族还存在着掠夺婚、交换婚、服役婚、指腹为婚、典妻婚等特殊的婚姻形式。清朝离婚与再嫁也有发生，然而这种行为在当时有着很多的限制，而再嫁的妇女也受到社会的诸多歧视，生活状况大多悲苦。
4.丧葬习俗
清朝帝王以及一些达官显贵，他们或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或拥有巨额的财富，都崇尚厚葬。他们的葬礼大多隆重而又繁琐，均要消耗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显示死者生前的权势与尊荣。然而清朝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主张薄葬，在陕西就有一位知县倡导薄葬。
在丧葬礼仪上，因社会阶层的不同、地方习俗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清朝帝后的丧葬仪式隆重繁琐。皇帝的丧事成为“国丧”，举国上下都要为其服丧。皇帝死之当日进行“小殓”，小殓之后则是“大殓”丧仪。清朝帝后的棺木都以名贵梓木或楠木制作，称“梓官”。梓官必须漆饰49次，外部涂金，内设13层锦缎。在帝后丧礼期间，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有诸多的限制，如不许婚嫁、不许摆设宴会等。
民间的丧葬礼仪较为简单，一般有以下几项程序：停尸、招魂、吊丧、殡仪、送葬，而且仪式也较为简单。在葬法与葬式上，也有很多的种类，土葬和火葬是最为普通的两种葬法。有的少数民族则流行一些特殊的葬法。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盛行树葬；门巴族、藏族盛行水葬；台湾地区的高山族有瓮葬、崖葬、石棺葬。清朝藏族还有一种灵塔葬，它是清朝藏族中极少数转世活佛死后，才能享有的最高规格的葬式。
到了清朝，“人殉”现象仍然存在，但与古代用战俘、奴隶为死者殉葬的风俗有所不同。清朝的“人殉”是一种变相的人殉，即“殉父”、“殉母”、“殉节”等，这样的现象在清朝时有发生，而且清统治者还对殉亡者立“贞节牌坊”以示表彰，更是助长了此风的蔓延。
5.节庆
中国历朝历代的节日风俗都是内容丰富、多姿多彩，到了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更因民族、宗教的不同，节日风俗也各具特色。
清朝普遍的节令性节日有：正月元旦，一年之岁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要祀神祭祖，拜尊长，走亲访友，而且相互之间请客吃饭，喝春酒。元旦时节，北方人吃水饺，南方人吃汤圆，略显南北之差异。立春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在这一天都有吃春饼的习俗，谓之咬春，但此风俗主要在北方盛行。正月十五元宵佳节，举国上下张灯结彩，吃元宵、逛灯会、放烟火。填仓节为农历正月二十五，是一个以烹调饮食和祭祀仓神为主要内容的民间节日，此节也主要在北方盛行。二月初二龙头节，也是北方盛行的节日之一，各地的节日风俗也不太相同。大部分北方人在这一天吃太阳糕、龙须面、油糕等。而吉林地区的人们则吃猪头，食春饼；陕西谷县则家家户户“食豆面、菜饼，谓之骑龙头”。在南方的农历二月，人们普遍过春社节，在过节时人们祭社祀谷，“群饮为欢”。农历二月十二日为花朝节，传说为花王的生日。这一天，人们赋诗唱和、赏花、聚宴、饮花朝酒。三月初三为上巳节，人们有出游、踏青、聚宴的习俗。清明节是一个全国性的民间节日，家家户户都要制作“祭食”，扫墓。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为南北共过的一个重要节日，这一天人们喝雄黄酒、吃粽子，同时还参加龙舟大赛。六月初六，清朝民间过天贶节，在这一天人们祀神祭祖，同时做一些消暑的食物，如绿豆汤等。农历七月初七为乞巧节，这一天民间祭祀牵牛、织女二星。七月十五为中元节，民间有“中元祭扫，尤盛清明”的说法。因此，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制作各类的祭食，以祭奠先人。八月十五中秋节是我国古代的一个传统节日，在这一天合家团聚，吃月饼、赏月等。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登高赏菊、结伴郊游、饮酒赋诗。十月北方有占风节，到了农历十月，天气渐冷，北方的皮货商人聚宴庆贺，以期待皮革能卖个好的价钱。十一月的冬至节与十二月的腊八节，风俗都与前代相同，基本上没有差别。
除了普遍性的节令性节日外，各民族、各地区还有许多自己的节日，这些节日更是丰富多彩，差别迥异，显示出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多彩与多样。
内忧外患
清朝的由盛转衰可以说是从乾隆中期开始的，这位自称“十全武功”的大清皇帝在执政前期尚能励精图治，使清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都达到极盛。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统治阶层开始变得追求享受、奢靡无度。从乾隆十六年（1751）到四十九年（1784），他先后6次南巡，每次都劳民伤财无数。所谓上行下效，皇帝的恣意挥霍促使了整个统治阶级的腐朽，也使清朝的社会风气由俭入奢。乾隆晚年重用的和珅，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贪官。在1799年，被嘉庆帝赐死抄家后的财产竟有8亿两之多，相当于清政府11年的财政收入。因此当时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整个统治阶级的挥霍无度都分摊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肩上，剥削日益严重，社会矛盾也在逐渐加深。
社会矛盾激化的另一表现是人地矛盾尖锐。清朝初期，战争不断，人口增长缓慢。据记载，在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的人口只有7000万；乾隆初年，则增长到1亿4千万；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2）人口达到3亿。人口的急剧增长，致使耕地不足，粮价大幅度上涨。据记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每升米仅值7文，到了乾隆五十七年（1790），每升米的价钱高达60文。再加上土地兼并问题严重，清朝的贫富分化日趋激烈。除此之外，还有沉重的剥削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致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社会动荡不安。
1.人民的反抗
统治集团的腐败、沉重的剥削，以及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迫使广大的人民群众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最先奋起反抗的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如乾隆三十年（1765）新疆乌什维吾尔族人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撒拉族人民起义以及1783年的回民起义。在乾隆统治期间，起义规模最大的是1787年台湾林文爽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以及1795年发生的湖南苗民起义。这两次起义规模较大，持续时间也较长，给清政府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到了嘉庆朝，人民起义的规模就更大了。在嘉庆元年（1796）就爆发了清中叶以来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遍及川、陕、楚、豫、甘五省，历时九年半，一直到嘉庆十年（1805）才被镇压下去。嘉庆七年（1802）在东南沿海又爆发了蔡牵领导的东南沿海渔民起义。这次起义持续14年之久。嘉庆十八年（1813）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处又爆发了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这次起义军的队伍冲进了紫禁城内，史称“癸酉之变”。当时在避暑山庄的嘉庆帝得知此事后极为震惊，迅速派兵镇压，1814年起义被镇压下去。1820年嘉庆帝死，其子旻宁即位，是为道光帝。农民起义历经乾、嘉两朝后，由于损失惨重，在道光朝时转入低潮。这一时期。规模较大的有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以及1835年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但这两次起义的规模及影响都不如之前。
道光皇帝在位时，虽然农民起义整体上处于一个低潮状态，但整个清王朝的统治已是江河日下，西方列强也在这个时候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不堪回首的时期。
2.太平天国运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更加严重。在外国殖民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人民群众的反抗也日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起义的领导者洪秀全在几次科举失败后，从基督教中受到启发，创拜上帝教。他把基督教义与儒家大同思想相结合，先后写出《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向民众宣传“击灭”“阎罗妖”，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广西桂平的紫荆山地区组成了一支反清武装力量。
且以洪秀全、冯云山、肖朝贵、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为领导骨干。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9月，起义军攻克永安，并在永安进行修整编制。此前，洪秀全已登基称天王。在永安他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分别为西、南、北、翼王。东、西、南、北、翼王中以东王杨秀清为尊。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在攻取泉州时，冯云山不幸牺牲。当太平军进入湖南攻取长沙时，肖朝贵又负伤身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平军于1853年3月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清军在天京附近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在定都后，为了巩固和扩大胜利，于1853年5月同时进行北伐和西征。北伐由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由扬州出发，转战数省，最终因孤军深入、后援不继惨遭失败。北伐虽然失败了，但却牵制了大量的清军，为太平军的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1856年，太平军打垮江南、江北两营，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上至武汉下至镇江的沿江重镇，占领了安徽、江西、湖北的大部以及江苏的部分地区。此时的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极盛。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还着手政权建设。1853年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作为施政纲领。在这个纲领里，以“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提出要平分土地，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在分配制度上，太平天国实行“圣库制度”；在政权组织形式上，采取军政合一的“乡官制度”。
正当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其统治阶层开始变得腐败奢靡，追求享受，内部还争权夺利。随着天平天国运动的发展，杨秀清的权力越来越大。1856年8月，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对此极为不满，密召韦昌辉和石达开返京商量对策。韦昌辉回京后杀死杨秀清并血洗东王府及其部将两万余人。石达开斥责韦昌辉的滥杀无辜，结果其家眷都被韦昌辉所杀。韦昌辉的行径引起众将士的不满。鉴于此，洪秀全下令将韦昌辉处死。韦昌辉死后，洪秀全对石达开满怀戒心，封自己的两个兄弟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以监视、牵制石达开。1857年5月石达开被迫率10万余精兵离开天京，在西南一带活动。1863年6月，在四川大渡河畔被清军包围，全军覆没。石达开也被凌迟处死。此即天京事变。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次事变不仅使太平军丧失了领导核心，还使清军得以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攻天京。
就在形势对太平天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给太平天国以缓和之机。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杰出的青年军事将领。在他们的配合下，1858年9月太平军再次击垮江北大营并在两个月后取得三河镇大捷，1860年初扫平江南大营。太平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不小的胜利，但在政治上却仍缺乏领导核心。1859年4月，洪仁玕到达天京，被洪秀全提拔为“干王”，总领朝政。不久，他颁布《资政新篇》，主张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但终究与农民战争的实际不符，未能实现。太平天国内部也越来越上下离心，军心涣散。而另一方面，清政府开始重用曾国藩的湘军，并且开始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共同围剿太平军。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天京，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的终结。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沉重打击了清王朝以及外国侵略者，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3.义和团运动
19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资本主义经济渗入的深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传教士往往充当先锋的角色。而且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传教士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獗，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以爆发于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团运动影响最大。
义和团由山东、直隶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社发展而来，原名义和拳。1899年夏，时任山东巡抚的毓贤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甲午中日战争后，外国的教会势力在山东急剧膨胀，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1898年10月24日，梅花拳首领赵三多与冠县村民阎书勤在冠县蒋家庄打出“助洋灭清”（后改为“扶清灭洋”）的旗帜，率众攻打教堂，义和团运动由此展开。义和团运动的展开引起列强的不安，他们纷纷要求清政府对其进行镇压。迫于压力，清政府派毓贤任山东巡抚前往镇压。但毓贤对义和团采取以招抚为主的政策，效果不佳，于是清政府又改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率新建陆军前往镇压。迫于此，山东一带的义和团运动开始转入低潮，一部分到了直隶，在直隶迅速发展起来。规模越来越大的义和团运动也引起了清廷的不安。早在义和团运动之初，就有部分官员主张镇压，但此时清政府与列强之间存有矛盾。列强反对慈禧废除光绪帝致使慈禧不满，而随后国外要求慈禧归政的舆论更是引起了清政府内部顽固派的反感。于是清政府内部对义和团的态度有了转变，招抚逐渐占据了上风。在经过商议后，清政府默许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1900年6月，义和团大量涌进北京，在北京城内毁坏教堂、示威游行、打击外国侵略势力。在天津的义和团甚至还在城内划界管辖，津京地区迅速发展的义和团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的人们。陕西、山西、东北、河南以及南方诸省的反帝斗争不断，义和团的排外运动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
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列强照会清政府，要求对义和团加以镇压。1900年3月到4月，大沽口外集聚了外国军舰24艘。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出发，进犯北京。但沿途遭到义和团志士的阻击，最终被迫退回天津。面对义和团运动的不断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政府在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有的主张镇压义和团，有的则主张对其进行招抚，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列强。6月17日，大沽炮台陷落，消息传到北京后，清政府认为与列强之战已无可避免，于是清廷于6月21日正式对外宣战。清政府在宣战之后，一方面对义和团进行招抚，企图控制义和团；另一方面又暗中向帝国主义妥协。宣战后仅四天，慈禧太后就下令停止攻打各国使馆，并派人前往议和。1900年6月26日，反对宣战、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张之洞、刘士申等人通过盛宣怀和余联源与上海各国领事制定了《中外互保章程》和《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不久，李鸿章、袁世凯、刘树棠等人都对此章程表示支持，章程的制定实际上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争。
清政府的妥协并未换来列强的停战。1900年7月14日，天津陷落，列强于8月4日向北京进犯，14日，北京陷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在西逃中，慈禧下令“铲除”义和团。在清军和八国联军的联合镇压下，义和团伤亡惨重，转战各地，最后失败。但义和团志士以其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斗争精神向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以及不屈压迫的反抗精神。
1900年，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联军侵华，将中国推到了灭亡的边缘。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上述八国以及比、西、荷共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
衰落与变法
在雍正、乾隆之际，英国的对华贸易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已居首位，英国一直希望中国能成为它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产地。然而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以及清政府严格的对外贸易控制，致使在中英贸易中，英国长期处于入超地位。为了改变贸易的劣势地位，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鸦片大量地进入中国，致使中国的白银外流、银价暴涨、国库空虚，同时也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鉴于这种情况，以林则徐、黄爵滋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力求禁烟。面对严重的统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道光皇帝下令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主持禁烟。
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缴获的英国及其他外商的鸦片2万余箱，约230多万斤。然而中国禁烟运动这一正义行为却成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1840年6月28日，英军封锁广州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次战争历时两年多，期间一大批爱国将领如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为国捐躯。然而清政府的腐败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投降势力占据上风，最终导致了中国的最后战败。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在这些条约中，中国不仅要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而且西方列强借“利益均沾”、“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纷纷强迫清政府与其签约。1844年，先后有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这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开始向资本主义敞开了门户。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并未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效果。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曾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均遭拒绝。于是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于10月23日进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不久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与英国一起联合出兵。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和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而且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皇家园林——圆明园，充分暴露了他们贪婪、凶残的本性。
沙俄乘中国两次鸦片战争之际，先后凭借《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以及后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抢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9世纪60年代，法军开始了对越南的入侵。70年代开始向越南北部推进，企图以越南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但由于刘永福所率的黑旗军与越南人民一起奋起反抗，法军一度受阻，进展不力。1883年12月，法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挑起了中法战争，直到1884年8月，清政府才正式向法国宣战。1885年，清军在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取得谅山大捷，直接导致了法国费茹理内阁的倒台。然而就在形式有利于清政府的格局下，清统治者却以“乘胜即收”为旨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且法国政府取得了在滇、桂两省开埠通商的权利。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1.洋务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均遭惨败，外国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使一部分人认识到西方军事技术以及工业技术的先进性。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湘淮军队的领导人更是亲身体会到了西洋火器的巨大威力。于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开始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在中央以奕、桂良、文祥为代表，地方上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兴办洋务，被称为“洋务派”。从李鸿章的“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和奕的“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洋务派认为要维护清朝的统治，首先且必须的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开始了洋务运动。“自强”的内容主要包括：制造新式武器、训练新式军队以及兴建海军。
从60年代开始，洋务派就开始设立兵工厂，生产子弹、火药等。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的“安庆内军械所”是洋务派最早设立的军事工业。1865年由李鸿章一手经办设立的江南制造局，是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兵工厂。1866年由左宗棠提议设立的福州船政局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造船工厂，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他规模较大的军事工业还有1867年满洲贵族崇厚奉命筹建的天津机器局和1890年张之洞建立的湖北枪炮场。洋务派建立的这些军事工业大多都是官办的，所需经费由清政府划拨，且生产的武器不作为商品，不在市场上流通，而是直接供湘淮军队和各省其他军队使用，因此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兵工厂内人员冗滥、管理混乱，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尽管如此，洋务派兴办的这些军事工业还是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武器生产设备和技术，改善了清军的装备，且实行的雇佣劳动形式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着手训练新式陆军以及兴建海军。1862年初清政府成立神机营。1864年，将神机营扩充为一支有5000余人的洋枪队。1866年又从绿营中挑选出精壮15000人，称“练军”。这些军队基本上都是以新式武器装备，并聘用外籍教练对其进行操练。1874年，清政府开始筹建海军，到1884年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都已粗具规模。在中法战争之时，福建水师受到重创，几乎全军覆灭。1885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奕环为海军大臣。此后北洋水师得到迅速发展。1888年，北洋水师共有各类舰船25艘，但这支实力最强的水师也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
洋务派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经费的缺少使他们备受阻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为了解决制造武器所需的原材料的供应以及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又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起了一大批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等。这些民用企业大多官督商办，即在政府的监督下，由社会人士集结资金，创办企业，也有极少数采用官商合办的模式。洋务派所兴办的这一批民用企业对建立和发展中国的近代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所具有的鲜明的政治色彩以及浓厚的封建性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使其终究未能达到“求富”的目的。
洋务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兴学堂，遣留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就着手创立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等这样专门培养外交人才和翻译人才的学堂，也有培养各种专门技术人才的学堂，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派遣幼童去美、欧留学。洋务派的这一举措是他们向西方学习深化的表现，而这一举措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像詹天佑这样极为有用的人才，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洋务派所发动的洋务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兴办之初就遭到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在推行过程中更是困难重重。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十年，日本于1894年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在这个条约中规定将台湾岛以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
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19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中国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租借胶州湾，以山东为势力范围；俄国租借旅顺和大连，以长城以北和新疆为势力范围；法国租借广州湾，以广东、广西和云南为势力范围；英国租借“新界”和威海卫，以长江流域、云南和广东为势力范围；日本割台湾和澎湖列岛，以福建为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洋务派的“自强”、“求富”的口号都失去了意义，这场战争也宣告了持续了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虽然最终没能使清政府实现“富强”的愿望，但作为一场变革运动，它开创了中国主动学习西方的先河，“从而使中华文明开始进入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阶段”。
2.戊戌变法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即戊戌变法，也叫维新运动。
康有为，戊戌变法的倡导者和领袖，早在1888年就曾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他的上书虽未能传到光绪帝的手上，却在民间传开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91至1892年间，康有为先后完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基本奠定了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而1891年，他创办的“万木草堂”学馆则培养出一批维新人士，其学生梁启超是其中的佼佼者。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举国激愤。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与其学生联络各省应试考生1300多人联名上书光绪帝，要求政府拒签合约，立即变法，此即著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标志着变法维新由一种思潮转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然而此次上书依旧没能到达光绪的手中。1895年已为进士的康有为再次上书，这次上书终于被光绪帝所见。康有为的言论深深打动了光绪帝，于是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戊戌变法便开展起来。
康有为在上书的同时，也忙于组织和宣传工作。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宣传变法思想。其后不久，由帝党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成立北京强学会，进行定期的集会和讲演。然后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强学会，创办《强学报》。但到1896年初，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中外纪闻》以及《强学报》都因清廷内部守旧势力的打击而遭到查禁。尽管如此，学会、报刊、学堂还是在全国逐渐兴盛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对维新运动影响很大的人，如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梁启超在担任《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文章，以新颖的内容、通俗流畅的文字、激昂的笔调，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倡君主立宪制度，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反响强烈。严复翻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引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理论，不但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对整个维新派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维新运动迅速发展的同时，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丝毫没有减弱，相反还在加剧，民族矛盾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心想要有所作为的光绪帝顶住顽固派的巨大压力，毅然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实行变法。由于这年是农历戊戌年，故称“戊戌变法”。光绪帝采纳维新派的建议，先后颁布了一大批政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个方面。变法在一开始就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巨大阻挠。1898年9月光绪帝将原礼部尚书、侍郎一并革职，并提拔维新人士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程，参与变法。这一举措加深了维新派与守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慈禧太后一方面孤立光绪帝，另一方面密谋政变。在政变风声愈来愈紧迫的情况下，光绪帝与维新派只好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希望他能杀荣禄，保护光绪。袁世凯当面表示答应，随后却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9月21日，慈禧下令恢复“训政”，软禁光绪帝，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就这样失败了。由于戊戌变法仅推行了103天，故又被称为“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仅存的成果只有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影响之下，发动的一场自下而上的爱国救亡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维新人士要求改革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宣传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开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河，对后来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
3.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
在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下，清政府于1901年1月29日下诏变法，开始实行“新政”。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
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有改革官制、兵制；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改革学制。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考试，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然而新政只是在不触动旧有的封建秩序的基础上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并没有使清政府达到预想的目的，也没有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相反，新政所需的浩繁的开支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这是清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在清末新政开始后，流亡在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国内的一些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开始鼓吹君主立宪。1901年6月，梁启超发表《立宪决意》，首先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1904年，清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提出立宪建议，并阐述了立宪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1905年起，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05年7月，清政府派载泽、尚其亨、李盛铎、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他们回国后向慈禧讲述了立宪的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于是，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9月2日，颁布官制改革上谕。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后，立宪派建立了一系列的立宪团体，成为推动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力量。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09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设立咨议局，到1909年10月全国21个省（除新疆外）的咨议局相继建立。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这两个机构的设立，是对皇权专制制度的一个突破。资产阶级利用咨议局和资政院积极参政议政，客观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传播。
从1909年10月到1910年10月，立宪派曾发起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1911年5月，清政府皇族内阁的成立标志着立宪运动的彻底失败。
4.清朝的灭亡
孙中山，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与领导者，于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里。12岁时投奔侨居在檀香山的大哥孙眉，并在那里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孙中山在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中逐渐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走上革命道路。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组织——兴中会。该组织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为纲领，并于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1895年10月和1900年10月，兴中会先后发动两次起义，但均遭失败。
1901年，清政府推出“新政”后，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出国留学蔚然成风。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都受到西方教育的熏陶，思想进步，满怀爱国激情，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断地进行爱国政治活动，传播民主革命思潮。章太炎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斥康有为的保皇思想，大力畅言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年留学生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中，把清王朝比作帝国主义的“奴隶总管”，号召人们奋起反抗，将其打倒。同时还宣传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影响极大。
在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的同时，各地的革命团体纷纷建立。1904年2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1904年7月，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同年10月，蔡元培、章炳麟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这些革命团体的建立大大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分散的团体活动已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组织来领导革命已是众望所归。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在《同盟会章程》中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1905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这个革命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同盟会的建立以及“三民主义”的提出，使中国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斗争目标，大大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同盟会的影响和领导下，各地都爆发了武装起义。如1906年浏萍醴起义，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和镇南关起义，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1911年广州新军黄花岗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并没有使革命党人停止革命的组织活动，相反，一场更大更猛烈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1911年5月清政府的“皇族内阁”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收回湘、鄂、川、粤四省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取得的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企图将其出卖给帝国主义以获取贷款。这一行径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发展为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的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经过一夜的激战，革命军占领了武昌，并在两日内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武昌起义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地人士的革命热情，短短一个月就有十余个省市宣布独立。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王朝的统治已是岌岌可危，随时都将土崩瓦解。于是清政府重新对袁世凯委以重任，企图扑灭革命。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成为势在必行之事。1911年11月30日，各省代表聚集汉口举行会议；12月2日，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29日，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
中国的革命浪潮使帝国主义列强极为仇视和恐惧，他们纷纷支持清政府，大力破坏革命。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另一方面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与袁世凯进行停战议和。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与压力以及革命党内部人士向袁世凯的妥协，南京临时政府被迫同意让出政权，以换取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并答应实施共和。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260年的清王朝的结束。14日孙中山辞职，15日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袁世凯夺取了。袁世凯在夺取政权后，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推行共和制，而是建立起了反动政权，注定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并且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仍然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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