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
在元朝末年，由于不堪元朝的残酷剥削和连年的天灾、瘟疫，顺帝年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反元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有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因起义人员皆头裹红巾而得名。他们借助民间的明教、白莲教等宗教信仰，号称“明王出世”，“天将灭元”。在治理黄河时，民工于山东河段挖出一独眼石人，上面刻字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正好符合中国传统的祥瑞灾异观，人们纷纷揭竿而起。主要义军还有郭子兴、彭莹玉、徐寿辉等所领导的红巾军，元朝顿时出现“群雄割据”的场面。
大明王朝的建国者朱元璋原名朱重八，是贫农朱五四之子，家庭贫困，靠给地主放牛为生。由于天灾人祸，朱元璋的父母、兄弟、叔嫂几乎死完，只剩下他和二哥两少年。迫于生活，朱元璋入皇觉寺为僧，但只能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日子，如他后来回忆，当时是“身如蓬逐风，心似滚沸汤”。后来其儿时伙伴汤和致朱元璋书信一封，劝其入红巾军，朱元璋思来想去终在神佛面前求得“启示”，在25岁的时候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部队。部队生涯中，朱元璋凭借自身的机智聪慧和勇敢谨慎，很快得到了重用，并娶得郭子兴的养女马氏，即后来的“大脚马皇后”。从普通士兵做到了九夫长、小军官到大元帅，在郭子兴死后他独领军队，名义上奉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在反元的口号下，朱元璋的部队势力不断扩大，最后宣布与红巾军分裂，在瓜州渡江时淹死了“小明王”韩林儿。后来朱元璋又兼并了诸多割据势力，灭掉了陈友谅、张士诚、陈友定、方国珍等政权。同时，元朝内部也开始自相残杀，其统治已明显是日薄西山了。因此作为地方之霸的“王”再也无法满足朱元璋想成为全国之主——“皇帝”的欲望，于是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定都南京。朱元璋由贫苦农民成为开国皇帝，史称明太祖。
官吏
在朱元璋夺天下时，除严明军纪、实行仁义之外，有两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第一是重用淮西集团，即和朱元璋出生地相同的人，包括儿时的伙伴。比如徐达、周德兴、郭兴、常遇春等都是来自于淮西地区，他们在战争中都担任重要军职；第二是重用儒生。虽然朱元璋出身贫农，认字水平低下，但是却很重视读书人。每当战争打到某地，他都网络当地有名望的读书人，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如朱元璋在战争中一直奉行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就是出自书生朱升；在攻打张士诚、陈友谅的时候，朱元璋与文人刘基（即刘伯温）“卧室密议”，听从其先陈后张的建议。
1.政府机构
明朝一共经历了16个君王，这276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朱元璋洪武年到朱棣永乐年为开国建制的第一阶段；仁宗洪熙年到宣宗宣德年为王朝稳定过渡的第二阶段；从英宗正统年到思宗崇祯年为王朝没落衰亡的第三阶段。从明朝政治变迁历史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明朝政治是从一位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的直接统治到逐渐的分权统治的演变。明朝的皇帝始终是权力结构的拱顶和社会各阶层的领袖，皇帝通过自己亲自决策以及一套处理政务的政府官员体制处理政务，然而就是这种皇权和官员体系的相互变更关系构成了明朝最特殊的政治特色。
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以草莽出身成为一国之主，因此如何守住拼得的天下，如何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世代为王，成为建国后他要考虑的头等大事。通过借鉴前朝灭亡的经验和自己曲折的经历，明太祖在开国之初从很多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始终是以“对上集权，对下分权”加强巩固皇权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采取先地方后中央的过程。太祖时期是明朝专制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此过程中，改革的主要方面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在地方上，改革自元朝实施的“行中书省”制度和宋实行的地方三级行政机构。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是“主荒臣专，威服下移”，为了防止明朝出现权力下移和天下大乱的情况，1376年他下令废除行中书省，将浙江、江西、福建、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12行省，均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同时罢黜行省长官平章政事、左、右丞，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辖一省民政；设提刑按察使，管理地方司法；设都指挥使，管理地方军务，史称“都、布、按三司”。虽然朝廷和民间对其称呼都为行省，但是其性质却完全不同，前者是中央分权于地方，后者是地方集权于中央。接着将布政司以下的地方行政机构改划为府、县二级，分设知府、知州或知县，州县长官直接管理人民，是“亲民之官”。实行一长负责制度，他们均由皇帝亲自任命。对基层的管理明朝设置了里甲制度，加强了对赋税和人口的控制。
在中央，改革丞相制度、改革中书省制度。明太祖认为中书省权重和丞相“擅专威福”，只有废除中书省、罢丞相才有可能改变历朝国破君亡的宿命。他首先在洪武元年设置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名义上统属于中书省，但实际上官员已直接对皇帝负责，中书对其控制力大大减弱。洪武十一年（1378），严禁奏事“关白”主持中书省的胡惟庸，并在洪武十三年（1380）以“谋逆”罪诛杀了宰相胡惟庸，从此以后罢中书、废丞相制度。至于胡惟庸谋反案的具体起因经过说法很多，无定论，但是仔细推敲就可以知道这是朱元璋为诛杀丞相而强加的“莫须有”罪名。由此案开始，朱元璋还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大清洗，持续时间达十多年，由此案涉及的人数在两万以上。对于丞相制度，朱元璋于1395年颁布《祖训》规定“我朝罢丞相……以后嗣君俱不许立丞相，丞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极刑。”明初的这次中央官制的改革，是中国官僚制度史上的一次空前之举，从根本上改变了千余年来的相权与皇权鼎立的局面，这种政治建制对于明朝后来的朝代影响很大。
改革国家的监察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布下了一张严密的监察网。主要包括在中央设置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进一步设置其派出机构——十二道监察御史（后改为十三道）。当时的监察院都御史主要负责纠察朝内百官，演为天子耳目；监察御史察朝外之官，并代表皇帝巡行各地，“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此外，专设六科给事中，选用一些职卑权重的官员监督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明朝的这种监察制度体系是在历代王朝的监察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完善加强的，其中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这些监察工作从原来单纯的消极惩罚，过渡到褒贬升降皆有，这有利于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职能。
增设特务机构，以“极端”方法对待功臣。特务机构主要包括有检校和锦衣卫，对于这些专职侦查人员，朱元璋评价说：“这些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当时除了文官武将作为特务以外，还有和尚等其他人员也作为侦查者。特务人员足迹无处不到，无事不查。如时人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曰：“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对他说：“昨夜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吓得出了一身汗，磕头谢罪。还有南京的礼部皂隶被夺走戴漆巾，兵部被夺走门额，这些都是当时的特务机构所为。对于明朝建国功臣，朱元璋也是采用极端的杀戮办法，如开国军师刘伯温被毒死；大将徐达因背上生痈疽而忌食蒸鹅等发物，结果朱元璋特别为病情好转的徐达送上蒸鹅，徐达只有流着眼泪吃掉，在几天后死去；对于年已77岁的李善长，朱元璋也把他拉进胡惟庸案，杀掉李家70多口人。到朱元璋死前，他所封的9个公爵，除病死外，只有信国公汤和得以善终，原因是当时他主动交出兵权，且自身也已中风，口水直淌。所封的54个侯爵仅有两个公认的最平庸者活在世上。
除此之外，在军事上朱元璋建立了“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卫所制度；在文化上兴“文字狱”。比如因为朱元璋曾经做过和尚，因此他禁说“灯”、“光”、“僧”等字眼，凡违令者皆受到严酷的惩罚。他还制订了《明律》和《大诰》等法令，发明种种残酷的刑罚。如刷洗，即将不断沸腾的开水浇在人体身上，然后用铁刷子刷，直到只剩一具骨骼；剥皮实草，即将人皮剥下，里面塞草，然后放置在官衙办公桌旁。明初大案“郭桓案”中郭桓即被处以此刑罚。所谓的“郭桓案”是明太祖为了对付当时的贪官与豪富，借户部尚书郭桓贪污而引起，当时涉案范围达到中央六个部级及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六部中每部门皆有副部级官员被处死，地方官员被处死者达到数万。总之，作为一个工作能力很强，凡事都想亲历亲为的皇帝朱元璋，在明初为了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而采取的以上措施，对于整个明朝一代影响都极为深远。
2.建文、永乐年间
1399年到1402年是建文帝朱允炆当政的时期，这四年时间为明朝初年的一个过渡。建文帝以儒家文化为立国之根本，试图建立一个“秀才朝廷”，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太祖年间的恐怖气氛，但是其“锐意削藩”的政策在建文元年就导致了朱棣以“清君侧”为名的四年叔侄大战，史称“靖难之役”，“靖难”即削平祸乱的意思。后来朱棣入主南京城，成为明朝的皇帝，而建文年号也被他抹去，明帝实录里面也没有了建文帝实录。可以看出在中国嫡长子继承制度上，朱棣的亏心之作。导致建文帝失败的原因包括其性格“仁柔”、迂于尊亲之义而无法解脱；长期生长于深宫，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指挥战争的才干，不能知人善任，赏罚也不严明；还有就是太祖年间的诛戮功臣政策，导致朝中已无可用之人。
朱棣在位的22年中政治上的作为大多沿袭其父的先路，以加强皇权为根本，其中重要的方面包括削藩和迁都北京。藩镇的建立主要是因为明初元朝的残余势力还相当强大，为了“肃清沙漠”，朱元璋便大封诸子为王，使他们星罗棋布地驻守在全国各军事重镇。明朝的封藩虽然与以往不尽相同，“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但是诸王的政治地位却很尊崇。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拥有军权，每个藩王的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人以上。朱元璋一死，围绕着皇位而展开的斗争立即激化，便发生了朱棣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当皇位到手以后，朱棣便重申“祖训”，严格限制诸王行动，陆续采取徙封、罪废诸王的措施。此后包括沿边诸王在内的藩王都遭到了削夺，诸王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拥兵自重，雄霸一方。经朱棣改革以后，明朝诸王分封格局的现象从此得以改变。
此外，迁都北京也是朱棣巩固皇权的重要一环。本来在明建国之初围绕在哪里建都的问题就已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后因为太子朱标之死才告一段落。在夺取政权以后，朱棣主张迁都北京，首先因为北京是朱棣原来的封地，这样有利于打击南京的顽固势力，同时可以加强明朝对北方边境的控制。从成祖朝起明都以北京作都城，以南京作为陪都，两京制度的实施对明朝在全国控制力的加强都起到一定作用。
由于朱棣得位不符合儒家纲常，因此朝中大臣多不满，为巩固统治，朱棣开始重用宦官，使其干政。宦官除被派遣出使外，还被派遣采办、监军、镇守等。永乐十八年（1420）又设立“东厂”这一特务机构，形成锦衣卫和东厂互相表里的特务制度，特务恐怖统治高度发展。
自此宦官的干政以及特务恐怖统治在永乐朝已经初见端倪，这是极端君主专制的产物，是皇权极度集中的反映，成为明朝后期没落的隐患。
仁宣朝的中兴仁宗皇帝朱高炽在位仅一年，宣宗皇帝朱瞻基在位十年，这十一年的时间，是明朝平稳发展的时期。这段时间的平稳统治得力于仁、宣二帝的仁爱统治、当朝大臣的贤明等因素。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得到发展，进入历史上所谓的“仁宣之治”。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这样的评价有一定的道理，当时边境安定，蒙古虽有扰边的行动，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宣宗实行安抚的政策，力主议和，保持与边境和平共处的局面。仁、宣二宗总的来讲，是实行仁政爱民的政策，宽典刑狱，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当时社会财富得到了迅速的积累，人称“宇内富庶，贼人盈羡”，是明王朝财力最为雄厚的时期。
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表面之下，隐藏着盛世衰落的迹象。首先是君臣都沉湎于表象的治平景象之中，“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姬满前”。宣宗乃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促织天子”，他疯狂地爱上了斗蟋蟀，朝野处于嬉戏玩乐之中。其次，社会上出现了土地兼并的潮流，大量的土地流向了皇室勋贵官僚的手中，流民问题在宣宗朝已经非常严重了。
3.英宗至思宗朝的衰落
英宗即位为王时，明朝已经经历了70余年，作为明朝第一位幼年即位的天子，在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了明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土木堡事变。1449年，英宗受当时宦官王振的唆使，亲自率兵征伐蒙古，结果在土木堡被也先部队围攻，50多万大军伤亡过半，英宗也被掳走，由贵不可及的皇帝沦为皆下之囚。从英宗起，明朝又经历了十二个帝王，不过这些帝王除了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之外，可以说是能力爱好面面俱到。如擅长诗画、琴瑟的孝宗朱祐樘；开设“豹房”玩乐，更封自己为将军，并带兵出征的武宗朱厚照；三十年不上朝而追求成仙不老的神宗朱翊钧；专擅建筑与木工、油漆的熹宗朱由校等等。
明朝的官员经常处于惊骇之中，同时皇权也经常脱离官员而使之不能为皇帝提供最佳的服务。明初由于皇帝的勤劳和治国之才使得在权力集中体制下的国家机器得以运转，权力中心为帝王本人掌控。但后期，帝王自身的治国能力下降，荒废朝政，明朝的权力中心就流向了一些非法、不合理的集团，如宦官集团。明朝后期朝政败坏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皇帝怠政日甚一日，皇帝的品德日渐败坏。万历朝在孟森的《明清史演义》中被称为“醉梦之朝”，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在万历期间，臣工奏疏大半留中不发，许多衙门缺官长期不补，以致出现“职业尽弛，上下解体”的局面。故自清朝以后，人们普遍认为明亡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至于明朝后期皇帝的品行从他们的爱好中就可以看出来，不外乎酒、色、财、暴。
第二，买官弼爵，官僚队伍尸位素餐。在天顺八年（1464），英宗授予姚旺官爵，开启一朝“传奉官”制度。所谓“传奉官”是指不经吏部选拔、廷推等过程，而直接由皇帝任命的官员。本来官爵乃“天下公器”，现成为“人之私器”，后来稍有职权的官员上行下效，使得官员的认命形同儿戏，买官弼爵现象十分严重。明中后期虽然也有像海瑞、戚继光、张居正那样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但总体说来，官员们普遍是“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所谓“只求做好官”，并非要把官做好，而是指谋求担任“好官职”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荣华富贵。至于国计民生，甚至自身职守，全然不计。
第三，宦官集团的几次霸政及特务机构横行，导致社会处于最畸形与黑暗的统治之中。虽然朱元璋立下不能重用宦官的条令，但是从永乐朝开始宦官就已经有登上朝政舞台的苗头，明朝后期更是宦官多次霸政，玩弄政权。明朝有许多著名的宦官，如王振、曹吉祥、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等。
第四，土地兼并问题严重，社会动荡。最明显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始于宪宗朝，皇帝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的田地，设“皇庄”，即皇室
294亲自掌握的土地。由此开启了皇室搜刮土地的风气，到孙子武宗时一个月内就设立皇庄7所，10年内使皇庄面积达到37595顷。皇帝带头，其下皇妃、亲王、官员、宦官也纷纷扩田，形成王田、官田满天下的局面。人们失去根本的土地保障，致使越来越多的人铤而走险发动起义，成化年间已在荆襄地区爆发了百万流民的大起义。此后，社会贫富分化日趋悬殊，“人相食”的记载有22处，全国出现“人市”，人被以“两脚羊肉”的名义出卖。
第五，边疆少数民族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以致其内掠和反叛不断，反复削弱着明朝的统治力。嘉靖时有俺答汗兵临北京城下的“庚戌之变”，万历中有宁夏杨应龙的接连反叛；最终是建州女真崛起，破墙入关，肆意掳掠，如入无人之地，成为明廷无法遏制的劲敌。
以上种种明末诟病，皇权和官僚队伍整体腐败的局面、社会的动乱，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专制官僚体制自身缺乏自下而上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明朝是一个专制制度极度加强的朝代，权力的核心始终都掌握在一个没有任何制约体系的“人”手中，或者是皇帝，或者是皇帝身边的宦官、阁臣。当掌控者的能力超强、素质较高时，国家机构尚能正常运转，一旦掌控者能力下降就必然导致国家机器运转失灵。这是明朝建制者遗留下来的治政弊端，也是任何一个极度专制政权无法解决的问题。
4.改革
张居正的改革张居正被誉为中国三大宰辅之一，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在明朝中期推行了长达十年的改革运动。隆庆元年（1567），他以吏部左侍郎入内阁，后因神宗年幼而“大柄委任居正”，遂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所处的年代，是明朝的统治渐衰，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吏治逐渐走向腐败的时期。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张居正尖锐地指出，明王朝已是积弊丛生，其大者有五种：“曰宗室骄悠，曰庶官像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曦。”只有通过大的整顿改革，才能挽救当时全面的政治危机。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十年，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政治改革方面，张居正主张整顿吏治，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在军事改革方面，张居正的方针是加强边防，训练士卒，改善同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在水利方面的改革也很有成效，他任用治河专家潘季驯督修黄河；在经济改革方面，张居正把理财作为重点，他认为财政问题是根本。万历九年（1581），他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把“一条鞭法”1作为赋役制度在全国推行。
张居正的改革是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为挽救其统治危机而进行的一次改良运动，目的是为维护明王朝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不过变法中的一系列新政策，打破了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原有的利益格局，因此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改革的措施除一条鞭法以外全被废除，本已入棺的张居正遭鞭尸，家被抄没，亲人遭灭口。从改革的结果可以看到改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王朝衰落的趋势，彻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但是改革确实使财政状况好转，改善了同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造就了明后期的短时繁盛景象。
“东林党”和“复社”明朝学院流行，在社会上、思想上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开一朝批评时政之风。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以学院和学派为基础，兴起了一些以地方中下层官吏、乡绅为主的要求改革的党社运动。主要有顾宪成的“东林党”，张溥的“复社”，前后历时40余年，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它是继张居正改革后的又一场地主阶级的改革自救运动。
明太祖制定对江南的政策：经济上坚持重赋剥削，政治上限制和打压地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思朝的变化，江南的知识分子和中小地主对明廷的压制政治的黑暗越来越不满，从而掀起了以东林学院为基地的改革时政的运动。被称之为“东林党人”的代表人物有顾宪成、钱一本、史孟麟等。在东林书院门口有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主张减轻赋税、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主张开放言论、反对宦官干政，希望社会稳定。在当时的朝政状况和资本主义经济有所萌芽的现实下他们的主张具有进步意义，但是随着其声名大振，遭到了朝廷保守势力的严重打压，天启三年（1623），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反面反动势力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东林党人的运动归于失败。此后，江南地区的另一批知识分子以结社的方式，一方面广交朋友，一方面以切磋为名评论时政，继续与当时的大贵族官僚腐败作斗争，在当时被称之为“复社”，以张溥、张采为代表，后来出现了复社“党羽半天下”，成员遍布大江南北的局面。最后由于崇祯朝的打压和清朝的迫害，在顺治九年（1652），为政府取缔。
东林和复社都是中小地主阶层和知识分子的松散政治联盟，他们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符合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环境。其思想为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对以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萌芽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经济
明朝建国以后，贫苦出生的朱元璋对于农业有着很深的认识，对于国家的农业发展非常重视。在明朝，通过国家的政策努力和明朝前期较长时期的社会和平与稳定，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首先政府非常注重全国户籍的管理，“籍天下户口，置户贴，户籍，具书名，岁，居地”（《明史》卷七七），在洪武十四年（1381）还命令颁发编制了户籍的“黄册”，明朝的全国人口在洪武十四年为59873305人，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为62885930人，在世宗嘉靖年间到达了63654248人……从明朝的各种记载综合统计，明朝的人口增长数目是十分巨大的。当时的政府也十分注重人口的增加，比如严格控制寺庙数量，要求拆毁众多寺院，只允许一县一庙；严格规定寺院人员人数，不可收留少年和中年的男性为僧、四十岁以下的女性为尼姑。
1.农业的发展
明朝政府对待土地非常谨慎。明初“荒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明太祖实录》卷三四），当时政府将“田野辟，户口增”视为施政之要务，奖励开垦荒地，并在一些地方设立司农司负责开垦荒地。在土地开垦与管理过程中形成了明朝重要的土地制度——屯田，分为军屯、民屯、商屯三种。所谓的军屯可以分为边屯和官屯，前者是在边地屯田，后者是在内地各卫所附近屯田。在建国初期朱元璋实行“寓兵于民”的政策，按照土地的优差、士兵的人数等在边疆或内地都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土地耕种。所谓的民屯是指移民垦荒，即分为移民屯田、募民屯田、徙罪民屯田三类。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曾经多次大规模的迁移人多地少的农民到地多人少的地区屯种。如在洪武十五年（1382），徙广东番禺等县农民24400人到泗州屯田；募民屯田的有洪武二十二年（1389），山西泌州民116户自愿应募到北平、山东等地屯种。民屯加速了荒田垦荒的速度，使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商屯是指为解决军粮问题而实行的特殊屯田。当时的盐属于朝廷专卖，商人为了取得售卖食盐的“盐引”需要把粮食运到边境交纳。为了节省运费，商人就雇人在边地屯田，就近纳粮。由于此举“私利甚厚”，从而使得商人皆“戮力垦田，充实边塞”，边疆的土地开发在商屯的影响之下得到有利的发展，但到后来由于可以纳银领引，所以商屯逐渐转化为民屯。
注重对于灌溉系统的修筑。明朝政府为了确保农业产量，保证赋税的收入而十分重视灌溉系统的建设。如当时在洪武四年（1371）修复广西兴安县灵渠，洪武九年（1376）修复四川都江堰。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统计全国开塘堰40987处，浚河4162处，修建陂渠堤岸5048处。在永乐时期疏浚了吴淞江等河渠，使三吴地区的灾情缓和。宣德二年（1427），宣宗也曾经颁令要求各地及时兴修水利。在宣德以后，明朝政府对于水利工程的重视不如以前，但是对于黄河和运河的疏通还是比较重视，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理黄河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河道因他的治理而“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使黄、淮、运河保持了多年的稳定。
明朝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作物的栽培技术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如“代耕架”这种耕翻农具是利用杠杆原理制成的，可暂时解决耕畜缺乏的问题；明朝灌排农具“风力水车”在原来利用水利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借助风力。随着西方技术的传入，万历四十年（1612年），徐光启和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介绍了一些西洋农具制作技术和凿井的方法等。在作物的栽培技术上明朝人已经认识到“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明朝的选种、播种、施肥、除害和对田地的空间时间利用等各步骤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方法。
除以上传统农业方面的发展外，明朝的农业发展还有一些新突破。受当时商业繁荣的影响以及西方新航路的开辟导致世界各大洲物种传播的影响，明初实行“粮食生产为第一，兼顾一些其他作物”的政策。在明朝中期以后，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得到广泛的推广，棉花在农产品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在明朝以前，世人的衣服是以穿着麻布衣服为主，明朝以后，人们的穿着主要是以棉衣为主。随着对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各种各样的棉花新品种被培育出来，如产于楚中的“江花”，产于直隶、山东的“北花”，产于江浙地区的“浙花”、“紫花”等。伴随着棉花种植扩大的还有印染种植的迅速兴起，出现大量蓝色染料的蓝花和红色染料的红花。
其次，从海外引进了三种新的粮食作物番薯、玉米、马铃薯以及两种新的经济作物花生和烟草。据记载番薯是在万历年间由闽人振龙从菲律宾带回番薯蔓，先在家乡试种，后得到推广，徐光启还把它从岭南引进到长江流域，著有《番薯记》；玉米在中国的广泛种植大约是在17世纪后期，从山区到各地逐渐流传播种开来；花生被认为是从南美洲传播而来，嘉靖、万历朝代都有很多县志清楚地记载了关于花生的栽种状况，这是中国最早的记载花生栽种的著作；烟草是在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在广东和福建扎根后迅速在其他省份推广，虽然崇祯朝曾下令禁止烟草的栽种，但仍然不能阻断烟草的扩展。
2.商业的繁荣
明朝在贸易交流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在国内贸易方面：许多商业性的市集兴起，“岭南谓之虚；西蜀谓之亥；山东谓之集”，这种定期举行的集市为人们交换生活生产用品提供了方便并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市集所在的地理位置、周围人口与耕地多少均有不同，某些市集逐渐发展成为人口较多的市镇，并引来了大量的外地商人。一些行政中心的经济职能也不断得到加强，如全国的行政中心北京，四方货物无不必聚集，在明朝后期的《皇都积胜图》中有生动的描绘。陪都南京也是商贾云集之地，传世的《南京繁会景物图卷》描绘了许多货摊店铺。还有东南的苏州、杭州，岭南的佛山和广州都是当时繁荣的城镇。明朝一代乡村的集市、地方城镇、区域性的大都市共同构筑了一个繁忙而联系紧密的商业网络。
在国外贸易方面：明朝初期主要以朝贡为主，即只允许和朝廷有附属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以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在沿海推行“片板不许下海”的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准私人出海贸易，并沿海修筑70余座城池和防御工事。在明朝永乐以后，朝贡贸易发展，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标志着当时朝贡贸易的繁荣，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海外市场，发展了与亚非各国的贸易往来。永乐以后，对于海禁的放宽，使明朝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边界贸易方面：明朝周边各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有了提高，其马牛、毛皮等土特产是明政府和内地人民所需要的，而内地的茶叶、粮食、纺织品、铁器等又是少数民族所必需的，因此在交换有无、政府控制和笼络各族人民的基础上，明朝在边界建立起以茶、马为主的贸易体系。如在西北、西南边界建立的“茶市”；在北部和东北地区建立的“马市”等。
对待商人的态度以及人们的消费观念在明朝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明初，朱元璋对商业有着限制和承认的两面性，如规定商贾之家不许穿细纱，将“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划为“游民”；同时他又认为民间和官府都需要商人为之服务，商人可以“通有无”，所以主张给予商人一定的社会地位，总体来说来明初对于商业的限制是颇为严厉的。到了明朝后期，特别是在张居正改革时期，从经济和财政的角度他提出“商通有无，农力本樯”、“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的观点，他把农业和商业看做是相互促进和发展的，肯定了商业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对商业的重视，商人自己也重新认识行商的行为，许多商人把自己的事业视作和读书人一样的“道”。当时的山西人席铭曾说道：“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社会上出现了这种视经商为树立家业的宏伟事业，甚至对农业不屑的态度。商业经济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使得在明朝中叶以后，兴起了一些地方性的商帮，如徽州徽商、山西晋商、广东粤商、福建闽商等，他们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形成了资本雄厚、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的邦团，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消费观念也有所改变，从明朝中叶开始，传统的以俭朴为主的消费观念受到冲击，高消费意识在人们心中萌生，以江南地区为突出代表。人们竞相炫耀标榜、追求豪华享乐，甚至不顾及自己的经济能力。在穿着、饮食、居住环境、婚丧嫁娶排场等方面都消耗了大量的金钱。
以白银为主的货币制度得以形成。明朝的白银成为主要的货币，渗透到社会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明初虽然将用银化列为禁令，但是却不能完全杜绝，《明太祖实录》记载杭州郡商贾交易“不论获取贵贱，一以金银定价”。正统元年禁银之令松弛以后，出现“朝野率用银”，白银成为主要的价值尺度。万历九年（1581），推行了“一条鞭法”，计亩征粮，更加促进了民间持有白银的普遍化，连小买小卖也用银支付，这从明朝许多小说中可以找到例证。
3.手工业的进步
在明朝手工业各个部门规模扩大、产量增加，一些制作流程和技术也得到改良。明朝手工业中的官营和民营均有发展，而且后者逐渐占主导地位，主要是以纺织业、制瓷业、造船业、造纸与印刷等行业为代表。
在纺织业方面，由于棉花和桑树的大面积种植，明朝的棉织业和丝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棉纺织生产业成为松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各乡镇几乎家家都投入到纺织活动中，出现“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的现象。明正德《松江府志》载：“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松江府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外地商人纷纷到松江来收布，布商挟重资而来，白银动辄数万两，多则数十万两。以至明朝的小说，如《金瓶梅》等，都有到松江贩卖棉布的情节，松江棉布影响之大可见一斑。丝织业在明朝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东南地区为官营丝织业的中心，以南京、苏州、杭州三处为重；民间丝织业以江南的苏、杭、松、嘉、湖地区为著名，如在当时“居民稠广”的吴江县，“俱以蚕桑为业”，“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在纺织业中出现了纺棉纱的“足踏纺车”，在丝纺织中出现了“腰机和花机”，生产效率都比前朝有了很大提高。
制瓷业在明朝也向前迈出巨大一步，景德镇发展全国制瓷中心。朝廷御器厂的正式设立、民窑的大量兴起，使景德镇出现了以民营手工业工场和作坊为标志的资本主义萌芽。洪武、永乐年间为明朝瓷器的开创与发展时期，宣德年间则为其鼎盛时期。“宣德青花、宣德红釉”当时都闻名于世，至今在国内外还享有至高无上的声誉。青花属釉下彩，用料讲究，技艺精湛，瓷胎采用当地麻仓山的优质瓷土，釉下彩绘采用青料乃外国进口。明朝宣德时官窑烧造的瓷器不仅一般瓷器制作精巧，大件、特大件瓷器也很成功，如五彩“青花大龙虹”大罐之类，装饰工艺普遍采用镂空手法。在制瓷工具方面有了重大突破，成型有了旋坯车，施釉采用吹釉法；在制瓷工艺上有了一系列的创新，瓷器装饰由一种色釉发展到多种色釉，由釉下彩绘发展到釉上彩绘。除青花以外，又出现了红绿彩、五彩、青花斗彩等多种装饰技法。
明朝的矿冶业、造船业、造纸业与印刷业都取得很大的发展。明朝的矿冶业也主要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到宣德末近七十年的时间是以官营为主。在宣德十年（1435）英宗去世以后，解除了民间交易用银的禁令，停罢各处金、银、铜、铁等官矿，听民自由开采。明朝的矿冶产品种类比元朝大增，产量也显著提高，冶炼的技术也大为进步。如在某些地方采用火药爆破，找到排除瓦斯的办法，掌握了把煤炼成焦煤的技术，使用了活塞式木风箱，比西欧发明活塞式木风箱早一百多年。明朝的官府造船业在前期比较兴盛，造船业分布很广，在海运交通口岸、对外贸易基地及海防驻军卫所都设有规模不等的造船厂，其中著名的基地有江苏、山东、辽东、广东的一些地方。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就是建立在国家造船技术先进的基础之上，郑和的宝船到现在仍然是先进水平的典范。后期明朝的民间造船业开始兴盛，此时的造船特色主要是朝建造技术设备先进、精细的小船方面发展。明朝造纸的纸类品种增多，发明利用石灰和植物灰的碱性来处理纸浆。印刷业在活字印刷基础上出现木活字、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并出现了套印、拱花技巧等。
明朝出现了一些手工业繁荣的典型城市。如北京，北京的金属铸造工艺，在全国冶金史上具有辉煌成就；浙江嘉兴是明宫廷果园厂雕漆工艺之源，其产品专供宫廷享用，雕漆、填漆、戗金产品富丽精美。
《明实录》和《苏州府志》中的材料记载，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就是所谓“机户”；他们工作的场所叫做“机房”，当时有些机房雇佣了机工。根据记载，苏州的机工有数千人，他们“各有专能”，包括织工、车工、纱工、缎工，其内部分工明确。明朝工商业城市开始兴旺起来了，白银成为各地的通行货币，商品经济在国内外市场上有了比较广泛的开拓。特别是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商品经济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到了15世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某些地区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国家赋税征收有了变化。明初田赋征收是以实物地租为主的，货币也占了一定的地位；到了万历九年（1581），国家的赋税制有了大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行了“一条鞭法”的赋税征收新形式。一条鞭法作为政府的主要剥削制度，是统治经济基础的反映。明朝这种赋税制度刺激了统治阶级对货币的要求，因而在法律上肯定了白银在赋税征收中的主要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商品的流通。同时，一条鞭法取消了力役，在法定意义上允许以雇役来代替，使农民有比较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的条件，从而有利于雇佣关系的发展。明朝后期，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交换经济的竞争中，少数人走上富裕的道路，变为小老板或包买商。而另外多数人破产，成为雇佣工人，变为贫农、雇农。如明朝小说《醒世恒言》中，有一篇描写嘉靖年间苏州盛泽镇上施复夫妇的故事：他们从“家中两口，别无男女，家中开张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妇络夫织，甚好过活”的小商品生产者发展到“不上十年就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
机”的作坊主；其次是一些买办商直接转化为生产中的雇佣者。他们先因收购小生产者的货物而在市场上获利，转而直接将生产资料分发各个家庭、小商品生产者生产，成为买办者，导致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依赖，维护了雇佣关系；最后还有一些商人直接把资本投入生产行业，成为雇佣者，而不是像历代商人一样将钱物用于购置地产。
中外交流
明朝初年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为它向海外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永乐年间国力强盛，明成祖好大喜功，对明朝初期执行的消极的海外政策深表不满，想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郑和就是永乐年间执行此对外政策的代表，其间郑和七下西洋。
1.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240多艘海船、27400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一直到明宣德八年（1433）。在七次远航中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暹罗、阿丹、天方、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代表了中国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八十几年。可见当时明朝的航海技术已经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郑和出使的任务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的皇帝诏书；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郑和时代的中国——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和下西洋的随员马欢、费信、巩珍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书。通过出使西洋，中国人加深了对东南亚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东非地区的了解。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远洋贸易的利润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2.西学东渐
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纷纷东来，他们以介绍先进的科学知识为手段，向皇室或地方官吏贡献西洋奇巧物件，受到地方当局的赏识，遂被允许进入内地甚至京师，做官、传教。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又以“奇技淫巧”的西学来吸引士大夫，使他们产生兴趣，并以译书修历打动中国朝廷，从而使西学在中国的庙堂传播开来。这一时期，翻译的西学著作有370种，具有科学内容的120种，其中，利玛窦、汤若望、罗雅各、南怀仁就翻译了75部之多。在由传教士传入的西学中，主要以数学和天文学成果最为显著。例如数学方面有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和介绍几何学原理的《测量法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的《同文算指》、介绍圆的内外切的几何学著作《圈容较义》，这成为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之开端。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意大利利玛窦的《乾坤体义》、德国汤若望的《历法西传》、葡萄牙阳玛诺的《天问略》；介绍天文观测仪器的有意大利熊三拔的《表度说》《简平仪说》，汤若望的《远镜说》等。
思想文化以及教育
终明朝一代，由于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控制的严紧，对文人思想都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如在明朝实行了残酷的“文字狱”制度，所以专业学术成就大都是总结前人经验的归纳性著作，不过在总结的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创新，这些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1.重要学术著作
徐光启和《农政全书》徐光启（1562至1633），字子先，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通天文、历算，习火器。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即对农事极为关心。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有《农政全书》《甘薯疏》《泰西水法》等。《农政全书》堪称代表，共分12门，60卷，70余万言。《农政全书》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是“杂采众家”又“兼出独见”的著作，在我国农业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被誉为“中国三大农书”之一。
宋应星和《天工开物》宋应星（1587至？），字长庚，明末清初科学家。《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记载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18卷，并附有121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和工序。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李时珍（1518至1593），字东璧，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向劳动人民学习。他以毕生精力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9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之大成。书中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在生物、化学、天文、地理、地质、采矿乃至历史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后人评价说《本草纲目》不仅是集16世纪以前我国药学之大成的著作，也是当今世界最杰出的药学巨典。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明朝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中药书中登峰造极的《本草纲目》。”
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徐霞客（1586至1641），名弘祖，明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他经30年考察并以日记体为主写成的中国地理名著，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该书以日记形式记载了作者1613年至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了详细记录。徐霞客对地理学的贡献最突出的是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欧洲人对石灰岩地貌进行考察、系统分类比徐霞客晚了一两百年以上。《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天文学和《崇祯历书》《崇祯历书》是明朝崇祯年间为改革历法而编的一部丛书，它从多方面引进了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崇祯二年（1629）九月成立历局，开始编撰，到崇祯七年（1634）十一月全书完成，参加翻译欧洲天文学知识的有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包括天文学基本理论﹑天文表﹑必需的数学知识及传统方法与西法的度量单位换算表五类。其优点是引入了清晰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以及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天文概念和有关的改正计算方法，它还采用了一些西方通行的度量单位。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为明永乐元年（1403）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等人修撰的大型类书，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编成。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该巨著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永乐大典》不仅为我国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2.文学
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生活也开始繁荣，在文化领域出现了符合市民生活的文学上的四大奇书。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罗贯中（约1330至约1400），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代表作《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
施耐庵与《水浒传》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字彦端，号耐庵，其代表作《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小说之一，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水浒传》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了人物复杂的性格，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第二，《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第三，《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吴承恩与《西游记》吴承恩（约1500至约1582），中国明朝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其代表作《西游记》是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西游记》的内容是最为庞杂的，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这种特点无疑使该书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读者的爱好。《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
《金瓶梅》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成书年代大致是在隆庆到万历年间。作为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里程碑。《金瓶梅》的主要成就在于：第一，在创作题材上主要通过普通人物的人生际遇来表现社会的变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第二，在创作主旨上，从立意歌颂理想变为着重暴露黑暗，从表现美转为揭露丑。揭示人物言行之间的矛盾，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第三，在人物塑造上，从单色调变为多色调，从平面化转向立体化。它突破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传统模式，在艺术上较之此前的长篇小说有了多方面的开拓和创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演进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戏曲、绘画等方面明朝戏曲在宋元南戏和金元杂剧两种不同戏曲的基础上，发展衍化出传奇戏曲和杂剧。在万历期间，戏曲、传奇的创作进入高潮，形式也更加丰富，出现了高濂、周朝俊、沈璟、汤显祖等重要剧作家。其中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为首的“玉茗堂四梦”是明朝戏曲成就的杰出体现。
明朝画风迭变，画派繁兴，明朝的画论著述比前代丰富。其发展大致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明朝出现了著名画家唐伯虎（1470至1523），其代表作《山路松声图》《事茗图》等都是珍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明朝民间绘画比较活跃，尤其是木刻版画有较大发展。
3.教育的发展
明朝的教育制度，一方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达，思想学术都受到了严重的束缚；但是另一方面，明朝的教育制度呈现出新的发展状况，在继承唐宋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发展特色。
第一，明初建立了完备的教育体系。明朝建立以后，在官学方面首先是下诏建立了国子学、府学、州学、县学和社学，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形成了以普通教学内容为主的学校和一些以特殊教育为主的学校，如武学、医学、阴阳学学校。其次，明朝的私学，特别是社会教化非常繁盛。朱元璋以教化为教育之本，推行社会教化政策。这些教化以三纲五常伦理之教为内容，由地方的乡绅及族长主持实施，同时灌输一些本朝的律令法制。这种私学教育的发展以王守仁在江西推行的乡约教化和泰州学派的偏世俗化教育为重要体现。在明朝中叶以后，科举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唯我独尊状态，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各级官员，当时的学校、科举、任官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后来明朝创造“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教学的内容逐渐局限于“四书”之内，对于读书人思想限制颇多。
第二，明朝书院制度得到很大的发展。书院在明朝有重大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在成化、弘治年间，书院复兴运动开始；在正德、嘉靖年间，书院教育形成不可抵挡的文化潮流。书院教学方法灵活多样，生动活泼，吸引了不少的学者、儒学生前来听讲。据统计，当时明朝的书院大约有1200多所，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有稽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等。明朝中叶这种书院的兴起和当时的学校教育衰落，新思想的传播有密切关系，书院的开设是为了进行学术的讨论，交流传播新思想，后来逐渐转移到了关心、议论时政社会，评论人物的好坏。书院的教育内容是以阳明学思想体系和反对程朱理学的“心学”教育为主，为明朝后期的教育转型开辟了道路，成为明朝儒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4.社会习俗
衣着与服饰在统治者的倡导和严刑峻法之下，明朝社会从帝王到士庶人等各阶级的物质生活与风尚习俗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贵贱之别、望而知之”的有序、有制、有度、有数的规范化模式。明朝的统治者用礼法将服饰加以约束，把它作为身份地位的重要标记。明朝一系列的服饰的定制，用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首先制定皇帝的礼服，然后制定出冠服之制，包括皇帝、皇后、妃嫔、文武百官常服之制和士庶巾服。明朝服饰制度为各阶层人们穿戴的颜色、样式、图案、长短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皇帝及各亲贵阶级都有严格的冠服和穿戴标准，庶士们除了婚嫁准许服用九品冠服以外，其他男士只能戴方巾，穿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一般的妇女沿用右衽，主要有衫、袄、裙子等。
不过，到了明朝后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逐渐改变，明初的严格礼制服饰制度不攻自破，服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财富的占有者也极尽奢华，追求物质服饰上的华美。所以在明朝后期对服饰图案、样式、颜色的约束都逐渐消失。
饮食明朝的农业文明高度发展，其膳食结构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中原汉族的膳食主要以粮食、蔬菜为主，肉食为辅，其中北方的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人则以米食为主；而分布于广大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则主要以肉食为主，菜蔬为辅。
由于明朝礼制的要求，统治者对各阶层的饮食标准也有一定的规格划分，包括饮食规格、器具等。当时宫廷的饮食是“月月有新鲜，节节有变化”。嘉靖以前，各阶层的饮食生活标准几乎都按照王朝礼制实行，不过嘉靖、隆庆以后，社会各阶层都突破了原有的束缚。
其他社会现象在明朝商品经济繁荣的同时，城镇文化中也出现了具有时代特点的畸形社会现象。在明朝经济地位、结构和成分复杂的城镇市民社会文化中，汇集了许多文化的糟粕，如迷信巫卜、娼妓、赌博、流氓地痞、盗贼等现象。明朝的占卜、迷信职业和欺骗行为不断地发展，娼妓现象令人瞩目。在洪武、永乐年间，官妓制度较为流行，中期以后由于取消了官妓制度，此后私人妓院盛行，流氓地痞也成为明朝社会的危害和丑恶现象。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帝王专制集权相当典型的时期，此外它也是一个蓬勃发展、多有创新的时代，制度空前完备，经济、文化空前发达，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在明中后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如农村集市贸易空前普及和繁盛，地区间商品流通十分活跃，地方商人集团崛起，白银成为主币，江南工商业市镇蓬勃兴起，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壮大，社会风气改变，文化异彩纷呈，中西交流空前活跃等。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明朝已经呈现出社会转型的趋向，显露出由传统走向近代文明的曙光，明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不过由于明朝采取故步自封的朝廷政策，使得自己在世界历史转变的新时期，没有很好地把握住时代的潮流。对外，明朝虽然遭逢了亘古未有的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但统治者丝毫没有警醒，他们仍然陶醉在传统的“天朝大国”的美梦中，以不屑的眼神傲视着漂洋而来的“红毛夷”们；对内，集中表现在对代表了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因素进行压抑乃至摧残，最典型的就是万历时派出大量矿监、税使对工商业的肆意掠夺和打击，对蓬勃发展的民间海外贸易的长期禁止和限制，以至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不能得到发展，导致封建的经济最终走向尽头。
明朝自土木堡事变以后就明显地由盛转衰，英宗之后的十二个皇帝或者怠慢朝政，或者恣意妄为；当时政府机构腐败不堪、宦官专政现象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尖锐，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其中以闯王李自成的起义为著，攻下明朝国都；在明朝国土的东北边境女真满族逐渐强大，最后终于以破竹之势南下入关。经历约三个世纪的大明王朝在烽烟四起的农民起义和东北女真的入侵下，于1644年，末代皇帝崇祯自缢，明朝灭亡。北京被占领后，部分明朝官吏和军民在江南成立南明王朝，直到1661年南明桂王朱由榔被俘而死，南明才灭亡。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