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索默维安太太在回家路上，情绪波动之大，非笔墨所能尽述。加里里阿诺夫人的一席话，把她心里搅得乱腾腾的。她像寓言中的小羊，各种想法互相抵牾，狼不在眼前，便勇气十足。她自言自语，设谋划策，想装得千娇百媚，就像对着丈夫一样讲起话来，恢复了女人家能说会道的本领，可是一想到戴奥陶雪亮的眼睛会盯着她，先就战栗起来。她进门问先生在不在家，声音低到几乎听不到。得知丈夫不回来吃饭，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像死囚不服原判，上诉期间不管多短，也像有漫漫的一生。她把画像摆在自己房里，怀着希望，忐忑不安地等候丈夫回来。她预感到，今后的祸福穷通，就在此一举，所以听到一点儿声响，便心惊肉跳；甚至连挂钟的摆动，也像在推波助澜，加重她的疑惧。她东摸摸，西弄弄，挨延时光。她突然心生一计，想把自己打扮得跟画里一模一样。深知丈夫遇事踟蹰的性格，她叫下人把房里灯光点得通亮，非同寻常，相信丈夫回来，出于好奇，一定会到她房里来。
午夜刚过，马车夫一声吆喝，公馆的大门随即拉开。院子里静悄悄的，画家的马车辗过石板路面停了下来。
“灯光通明，是什么好兆头啊？”画家走进太太的房间，声音里透着高兴。
奥古丝汀灵机一动，抓住良机，奔过去钩住丈夫的脖子，手指着那张画。画家一瞧，顿时像石头似的呆住了，眼睛看看奥古丝汀，又看看指证罪证的画像。怯弱的妻子，吓了个半死，看见丈夫渐渐变脸，凶相毕露，额上的皱纹像乌云一般攒聚，她觉得全身的血都凝住了。丈夫两眼冒火，声音低沉地质问道：
“这幅画，在哪里找到的？”
“是特·加里里阿诺公爵夫人还给我的。”
“是你讨来的？”
“我压根儿不知道画在她那儿。”
这个天使甜润的，或者说悦耳的嗓音，足以感化吃人生番，却不能打动一个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艺术家。
“瞧她干的好事！”画家大吼一声，“这口气，我非出不可！”他大步踱来踱去，“我要把她画出来，叫她丢尽脸面，无地自容。对，我要把她画成放荡的梅煞灵（Messaline），深更半夜从宫里逃出去跟人私奔！”
“戴奥陶！……”奥古丝汀的声音像要断气似的。
“我要她的命。”
“我的朋友！”
“她看上了骑兵上校，就因为那小子骑马骑得好。”
“戴奥陶！”
“哼，别管我！”画家的声音简直近乎号叫。
整个情景，描述下来只会叫人厌恶。总之，到了最后，画家发火发得忘乎所以，大吵大闹，换了一个比奥古丝汀年轻的女人，准以为他神经错乱了。
第二天早晨八点，齐奥默太太突然跑去看女儿，发觉奥古丝汀面无血色，两眼红肿，头发散乱，手中拿着一块哭湿的手绢，望着地上撕成碎片的画布和砸得不可收拾的镀金画框，呆呆地坐在那里出神。奥古丝汀悲痛得失去知觉，只用绝望的手势，指了指狼藉满地的布片碎屑。
“哟，这倒是一笔损失呢！”猫球商店的皇太后嚷道，“画是画得真像，的确不错。但我听说，街上有人代画肖像，张张讨人喜欢，才收五十个银币。”
“哎，妈！……”
“可怜的孩子，这才对啦！”女儿看了母亲一眼，其中的意思，齐奥默太太并没懂得，“算了吧，孩子，天底下的人，只有做母亲的才最知疼爱。我的心肝，我全猜到了。把你的伤心事统统说出来，让我来宽慰你心。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家伙是个疯子！你的贴身女仆告诉我好些事，就更加不近人情了……这真是个恶魔！”
奥古丝汀用手指按着苍白的嘴唇，好像哀求母亲别说了。经过昨夜这个可怕的夜晚，苦难已教会她要逆来顺受，而这种隐忍功夫，在一般做母亲的和多情女子身上，远远超过常人的能耐，显示女子身上有些动人心弦的品性，上帝是拒绝恩赐给男人的。
蒙玛脱公墓里，现有一块不高的墓碑；据碑文记载，特·索默维安夫人终年二十七岁。这位娇弱的女人生前有位朋友，他从简朴的碑文里，得以窥到她戏剧性一生的临终一幕。年年岁岁，每逢十一月二日[12]这个庄重的日子，他走到这块新立的大理石墓碑前，心里总要想：是不是只有不像奥古丝汀那么脆弱的女性，才经得住天才强劲的拥抱？
“那些卑微朴野的鲜花，”他心里寻思道，“开在深山幽谷确是百般芳菲，一旦移栽到天际日边，那里烈日炎炎，更有风雨相摧，或许就更易凋谢。”
一八二九年十月，作于马弗里埃
二〇一七岁末 校核
夏倍上校
01 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
“哎唷！咱们的老卡列克[13]又来了！”
这样大惊小怪嚷着的是一个小职员，在一般事务所中被称为跳沟的[14]。他把身子靠着窗口，狼吞虎咽的啃着一块面包，挖出些瓤搓成一个丸子，有心开玩笑，从撑开了一半的窗里摔出去，摔得那么准，面包丸不但打中了一个陌生人的帽子，还跳起来，跳到差不多和窗子一般高。陌生人刚在楼下穿过天井。天井的所在地是维维安纳街上诉讼代理人[15]但尔维先生住的屋子。
首席帮办正在那里核一笔账，停下来说：“喂，西蒙宁，别跟人捣乱；要不然我把你赶出去了。不管当事人怎么穷，到底也是个人！”
凡是当跳沟的，通常都和西蒙宁那样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在事务所里特别受首席帮办管辖。除了上书记官那儿送公文，向法院递状子以外，还得替首席帮办当差，带送情书什么的。他的习气跟巴黎的顽童一样，将来又是靠打官司这一行吃饭的：永远不哀怜人，一味的撒野，不守规矩，常常编些小调，喜欢挖苦人，又贪心，又懒惰。可是这一类的小职员大半都有一个住在六层楼上的老母，一家两口就靠他每月挣的三四十法郎度日。
“他要是个人，干吗你们叫他做老卡列克呢？”西蒙宁的神气活像一个小学生抓住了老师的错儿。
说完他又吃着面包跟乳饼，把半边肩头靠在窗框上；因为他像街车上的马似的站着歇息，提着一条腿，把靴尖抵着另一条腿。
叫作高特夏的第三帮办正在随念随写，拟一份状子的底稿，由第四帮办写着正本，两个新来的内地人写着副本。这时高特夏恰好在状子里发挥议论，忽然停下来轻轻的说道：“这怪物，咱们怎么样耍他一下才好呢！”
然后又把他的腹稿念下去：
“……但以路易十八陛下之仁德睿智……（喂，写正本的台洛希学士，十八两字不能用阿拉伯字！）……自重掌大政以后，即深知……（深知什么呢，这大滑头？）……深知天帝所赋予之使命！……（加惊叹号，后面加六点。法院里还有相当的宗教信仰，大概天帝二字还看得下去吧）故圣虑所及，欲对于为祸惨烈的大革命时期之牺牲者首先予以补偿——此点鉴于颁布诏书之日期即可证明——将不少忠实臣下（不少两字一定使法院里的人看了得意的）被充公而未曾标卖之产业，不论其是否归入公产，抑归入王上之普通产业或特殊产业，或拨归公共机关，一律发还；吾人不揣冒昧，敢断言此乃颁布于一八××年之圣谕之真意所在……”
念到这里，高特夏对三个职员说：“等忽儿，这要命的句子把我的纸填满了。”他用舌头舐了舐纸角，预备把厚厚的公文纸翻过来。
“喂，你们要开玩笑的话，只消告诉他，说咱们的东家要半夜里二三点钟才接见当事人，看这老坏蛋来不来。”
然后高特夏把那没结束的句子念下去：“颁布于一八……（你们赶上没有？）”
“赶上了。”三个书记一齐回答。
谈话，起稿，捉弄人的计划，都在那里同时进行。
“颁布于一八……（喂，蒲加老头，诏书是哪年颁布的？那可含糊不得。真要命！纸张倒耗费不少了。）”
首席帮办蒲加还没回答，一个书记接应了一句：“真要命！”
高特夏带着又严厉又挖苦的神气瞧着新来的抄写员，嚷道：“怎么！你把真要命这几个字也写上了吗？”
第四帮办台洛希把抄写员的副本瞅了一眼，说道：“一点不错；他写的是：那可含糊不得。真要命！……”
所有的职员听了都哈哈大笑。
西蒙宁嚷道：“怎么，于莱先生，你把真要命当作法律名词吗？亏你还说是莫太涅地方出身！”
“快点儿抹掉！”首席帮办说。
“给核算讼费的推事看了，不要说我们荒谬绝伦吗？你要给东家惹是招非了。于莱先生，以后别这样乱搅！一个诺曼底人写状子不应该糊里糊涂[16]！这是吃法律饭的第一件要紧事儿。”
高特夏还在问：“颁布于……颁布于……（蒲加，告诉我到底是哪一年呀？）”
“一八一四年六月。”首席帮办回答的时候照旧做着他的工作。
事务所的门上有人敲了一下，把冗长累赘的状子里的文句打断了。五个胃口极好，目光炯炯，眼神含讥带讽，小脑袋，卷头发的职员，像唱圣诗一般同时叫了声“进来！”便一齐抬起头来。
蒲加把头埋在公文堆里（法院的俗语叫作废纸），继续写他的账单。
那事务所是一个大房间，装着一般的事务所通用的那种炉子。管子从斜里穿过房间，通到一个底下给堵死了的壁炉烟囱。壁炉架的大理石面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面包，三角形的勃里乳饼，新鲜的猪排，玻璃杯，酒瓶，和首席帮办喝巧克力用的杯子。这些食物的腥味，烧得太热的炉子的秽气，和办公室与纸张文件特有的霉味混合之下，便是有只狐狸在那儿，你也不会闻出它的臊臭。地板上已经被职员们带进许多泥巴和雪。靠窗摆着首席帮办用的，盖子可以上下推动的书桌；背靠这书桌的是第二帮办的小桌子。他那时正在跑法院。时间大概在早上八点与九点之间。室内的装饰只有那些黄色的大招贴，无非是不动产扣押的公告，拍卖的公告，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有财产拍卖的公告，预备公断或正式公断的公告；这都算是替一般事务所增光的！首席帮办的位置后面，靠壁放着一口其大无比的文件柜，把墙壁从上到下都占满了，每一格里塞满了卷宗，挂着无数的签条与红线，使诉讼案卷在一切案卷中另有一副面目。底下几格装着旧得发黄的蓝镶边的纸夹，标着大主顾的姓名，他们那些油水充足的案子正在烹调的过程中。乌七八糟的玻璃窗只透进一点儿亮光。并且，二月里巴黎很少事务所在上午十点以前能不点灯写字，因为这种地方的邋遢是我们想象得到的：大家在这儿进出，谁也不在这儿逗留，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么平凡的景象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在主人眼里，事务所是一个实验室，在当事人是一个过路的地方，在职员是一个教室：他们都不在乎它的漂亮不漂亮。满是油垢的家具，从一个又一个的代理人手里郑重其事的传下来，某些事务所甚至还有古老的字纸篓，切羊皮纸条的模子，和从夏德莱衙门出来的公文夹；这衙门在前朝的司法机构中等于今日的初级法院。所以这个尘埃遍地，光线不足的事务所，跟别的事务所一样，在当事人看来颇有些不可向迩的成分，使它成为巴黎最可怕的魔窟之一。固然，魔窟还不限于此：潮湿的祭衣室是把人们的祷告当作油盐酱醋一般秤斤掂量，计算价钱的；卖旧货的人堆放破衣服的铺子，是令人看到灯红酒绿，歌衫舞袖的下场，使人生的迷梦为之惊醒的。要没有这两种富有诗意的丑地方，法律事务所便是最可怖的社会工场了。但赌场、法院、娼寮、奖券发行所，全是污秽凌乱，不堪入目的。为什么？也许因为在这等场所，内心的活剧使一个人不在乎演剧的道具；大思想家与野心家的生活所以特别朴素，也不外乎这个原因。
“我的刀子在哪儿？”
“我吃早饭呢！”
“该死！状子上怎么能放肉包子！”
“诸位，别闹啊！”
大家这样同时叫嚷的当口，年老的当事人进了事务所，正在关门。可怜虫战战兢兢，动作很不自然。他想对众人笑脸相迎，但在六个漠不关心的职员脸上找不到一点儿善意的表示，他面部的肌肉也就跟着松了下来。大概他看人颇有经验，所以很客气的找跳沟的说话，希望这个当出气筒的角色不至于粗声大气的对待他。
“先生，贵东家能不能接见我呢？”
狡猾的跳沟的再三用左手轻轻拍着耳朵，仿佛说：“我是聋子。”
“先生，你有什么事啊？”高特夏一边问一边吞下一口面包，那分量足够做一颗两公斤重的炮弹；他手里晃着刀子，交叉着腿，把翘在空中的一只脚举得跟眼睛一般高。
那倒霉蛋回答：“我到这儿来已经是第五次了，希望见一见但尔维先生。”
“可是为了什么案子吗？”
“是的，但我只能告诉但尔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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