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打动身了。他才运气哇！他有两只训练好的白熊一路替他挣钱。我不能和他做伴；身上带着病，走不了长路，只能在我体力范围之内把蒲打和他的熊送了一程；分手的时候，先生，我哭了。在卡尔斯鲁埃，我头里闹神经痛，在小客店里潦倒不堪的躺了六星期，睡在干草堆里。唉，先生，我过的叫花子生活，所遭遇的苦难，说也说不完。有了精神上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变得不足道了；但因为精神的痛苦是肉眼看不见的，倒反不容易得到人家同情。我记得在斯特拉斯堡一家大旅馆前面哭了一场：从前我在那边大开筵席，请过客，如今连一块面包都要不到。我的路由是跟蒲打商量好的，所以到一个地方就上邮局去问，可有寄给我的信和钱。直到巴黎，什么都没收到。那期间我饮泣吞声，多少的悲痛只能往肚里咽！我心里想：‘大概蒲打死了罢？’果然，可怜的家伙在滑铁卢送了命。他的死讯是我以后无意之中听到的。他和我太太办的交涉一定是毫无结果。最后我到了巴黎，和哥萨克兵同时进城[25]。那对我真是痛上加痛。看见俄国兵到了法国，我就忘了自己脚上没有鞋，袋里没有一个钱。真的，我身上的衣服全变成破布条了。进巴黎的上一天，我在格莱森林中露宿了一夜。晚上的凉气使我害了一种不知什么病，第二天进圣·马丁城关的时候发作起来，差不多晕倒在一家铁匠铺门口。醒来发觉自己躺在天主医院里的病床上。在那儿待了一个月，日子还算过得快活。不久我被打发出来，一文不名，但身体很好，脚也踏到了巴黎的街道。我多么高兴的，急不及待的赶到白峰街，那是我太太住的地方，屋子还是我的产业呢！谁知白峰街变成旭塞·唐打街。我的屋子不见了，原来给卖掉了，拆掉了。地产商在我从前的花园里盖了好几幢屋子。因为不知道妻子嫁了法洛，我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出。后来去找一个从前代我经手事情的老律师。不料老律师死了，没死以前就把事务所盘给一个年轻人。这位后任把我的遗产如何清算，继承手续如何办理，我的妻子如何再嫁，又生了两个孩子等等全部告诉了我，使我大吃一惊。他一听见我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哈哈大笑，而且笑得那么不客气，我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斯图加特监狱的经验使我想起了夏朗东[26]，决意小心行事。我既然知道了太太的住处，便存着希望到她的公馆去了。”上校说到这里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压着一肚子的怨气，“唉，哪知道我用一个假姓名通报的时候，里头回说不在；下回我用了真姓名的时候根本被拦在大门口。为了要看到伯爵夫人半夜里跳舞回来或是看戏回来，我整夜站在大门外界石旁边。车子像闪电一般的过去，我拼命把眼睛盯着车厢朝里望：那个明明是我的而又不再属于我的女人，我只能在眼梢里瞥见一点儿影子。”老人说着，冷不防在但尔维面前站了起来，嗄着嗓子叫道：“从那天起，我一心一意只想报复了。她明知道我活着；我回来以后，她还收到我两封亲笔信。原来她不爱我了！我说不上来对她是爱还是恨！一会儿想她，一会儿咒她。她的财产，她的幸福，哪一样不是靠了我？可是她连一点儿小小的帮助都不给我！有时我气得简直不知道怎办！”
讲完这几句，老军人又往椅子里坐下，待着不动；但尔维默默无声，只管打量着当事人。终于他像出神一般的说道：
“事情很严重。即使存在埃斯堡的文件真实可靠，也不能担保我们一开场就胜利。这桩官司前后必须经过三审，对这样一件没有前例的案子，非用极冷静的头脑考虑不可。”
“噢！”上校很高傲的抬起头来，冷冷的回答，“万一失败了，我是知道怎么死的，可是要人陪我的。”
那时他全无老态，变了一个刚毅果敢的人，眼中燃着悲愤与报复的火焰。
代理人说：“或许咱们应当想法和解。”
“和解！”夏倍上校嚷道，“请问我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代理人说：“先生，希望你听从我的劝告。我一定把你的案子当作我自己的事。不久你就可以发觉我怎样关切你的处境——那在司法界中几乎从无先例的。目前我先给你一个字条，你拿去见我的公证人，凭你的收据每十天向他支五十法郎。到这儿来拿钱对你不大得体。如果你真是夏倍上校，就根本用不着依靠谁。我给你的垫款是一种借贷的方式。你有产业可以收回，你是有钱的人。”
这最后一番体贴使老人眼泪都冒上来了。但尔维突然站起身子，因为当诉讼代理人的照例不应当流露感情；他进入办公室，出来拿着一个开口的封套交给夏倍伯爵。可怜的人用手指一捻，觉得里头有两块金洋。
代理人说：“请你把文件的名称，存放的城与邦[27]的名称，统统告诉我。”
上校逐一说明了，又把代理人写的地名校对一遍；然后一手拿起帽子，望着但尔维，伸出另外一只生满肉茧的手，声音很自然的说道：
“真的，先生，除了皇帝，你是我最大的恩人了！你真是一条好汉[28]。”
代理人按了按上校的手，掌着灯把他直送到楼梯口。
“蒲加，”但尔维对他的首席帮办说，“我才听到的一桩故事，也许要我破费五百法郎。但即使上了当，赔了钱，我也不后悔，至少是看到了当代最了不得的戏子。”
上校走到街上一盏路灯底下，掏出代理人给的两枚二十法郎的钱瞧了一会。九年以来，这是他第一回看到金洋。
“这一下我可以抽雪茄了！”他心里想。
02 谈判
从夏倍上校半夜里找但尔维谈话以后，大约过了三个月，负责代但尔维给怪主顾透支生活费的公证人，为了一件重要的事去和代理人商议，一开始就向他索取付给老军人的六百法郎垫款。
“你有心养着帝国军队玩玩吗？”公证人取笑但尔维。这公证人叫作格劳太，年纪很轻，原来在一个公证人事务所里当首席帮办，后来东家破产，逃掉了，格劳太便盘下了事务所。
但尔维回答：“谢谢你提醒我这件事。我的慈善事业不预备超过六百法郎，说不定我为了爱国已经受骗了。”
他言犹未了，看到自己的书桌上放着首席帮办拿来的几包文件。有封信贴着许多狭长的、方形的、三角形的、红的、蓝的、奥国邮票，普鲁士邮票，巴伐利亚邮票，法国邮票，他不由得眼睛一亮。
“啊！”他笑着说，“戏文的结果来了，咱们来瞧瞧我是不是上了当。”
他拿起信来拆了，不料写的是德文，一个字都念不上来，便打开办公室的门把信递给首席帮办：
“蒲加，你亲自跑一趟，教人把这信翻译一下；速去速来。”
柏林的公证人复称，全部文件几天之内就可送到。据说那些公事都合格，做过必要的法定手续，足以取信于法院。当初为笔录所举的事实作证的人，几乎都还在普鲁齐赫-埃洛邦内；救夏倍伯爵的女人至今还活着，住在埃斯堡近郊的一个镇上。
蒲加把信念完了，但尔维嚷道：“啊，事情当真起来了。——可是，朋友，”他回头向着公证人，“我还需要一些材料，大概就在你事务所里。当初不是那骗子罗更……”
“噢，咱们不说骗子，只说不幸的，可怜的罗更。”亚历山大·格劳太笑着打断了但尔维的话。
“随你说吧。夏倍的遗产案子，不是那可怜的罗更，最近带走了当事人的八十万法郎，使好几分人家急得没办法的罗更，经手的吗？我们的法洛案卷中好像提到这一点。”
“是的，”格劳太回答，“那时我还当着第三帮办；清算遗产的案卷是我誊写的，也仔细研究过。罗士·夏波丹女士是伊阿桑德的寡妇，伊阿桑德一名夏倍，帝政时代封的伯爵，荣誉团勋二位。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订婚约，所以双方的财产是共有制。我记得资产总额一共有六十万法郎。结婚以前，夏倍上校立过一份遗嘱，把四分之一的遗产捐给巴黎的慈善机关，另捐四分之一给公家。他死后办过共有财产拍卖，一般性拍卖，遗产分析等等手续，因为各方面的诉讼代理人都很活跃，在清算期间，统治法国的那个魔王下了一道上谕，把国库应得的一分遗产退还给上校的寡妇。”
“那么夏倍伯爵私人名下的财产只剩三十万了。”
“对啦，朋友！”格劳太回答。
“你们这批诉讼代理人有时理路倒还清楚，虽然人家责备你们不论是辩护还是攻击，常常颠倒事实。”
夏倍伯爵在交给公证人的第一张收据上写的地址是：圣·玛梭区小银行街；房东是一个在帝国禁卫军中当过上士的老头儿，叫作凡尼奥，现在做着鲜货买卖。到了街口上，但尔维不得不下车步行；因为马夫不肯把轻便两轮车赶进一条不铺石子的街，地下的车辙也的确太深了。诉讼代理人向四下里望了一会，终于在紧靠大街的小巷子的某一段，在两堵用兽骨和泥土砌的围墙中间，瞧见两根粗糙的石柱，被来往的车辆撞得剥落了，虽然前面放着两块代替界石的木头也保护不了。石柱顶上有个盖着瓦片的门楣，底下有根横梁，梁上用红字写着凡尼奥鲜货行。字的右首用白漆画着几个鸡子，左首画一条母牛。大门打开着，看样子是整天不关的。进门便是一个相当宽敞的院子，院子的尽里头，朝着大门有所屋子，倘若巴黎各城关的一些破房还能称作屋子的话；它们跟无论什么建筑物都不能比，甚至还比不上乡下最单薄的住屋；因为它们只有乡下破房的贫窭而没有它的诗意。田野里有的是新鲜的空气，碧绿的草原，阡陌纵横的景致，起伏的岗峦，一望无际的葡萄藤，曲折的小路，杂树围成的篱垣，茅屋顶上的青苔，农家的用具：所以便是草房木屋也另有的一番风味，不像巴黎的贫民窟因为丑恶而只显出无边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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