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代理人听见当事人说话非常清楚，故事虽然离奇，却很像真的；便放下案卷，把左肘撑在桌上，手托着头，目不转睛的看着上校。
他打断了对方的话，说道：“先生，你可知道我的主顾里头就有夏倍上校的寡妇，法洛伯爵夫人吗？”
“你是说我的太太！是的，先生，我知道。就为这个缘故，我向多少诉讼代理人奔走了上百次，毫无结果，被他们当作疯子以后，决意来找你的。我的苦难等会儿再谈，先让我把事实讲清楚，但我的解释多半是根据推想，不一定是实际发生的。只有上帝知道的某些情况，使我只能把好几桩事当作假定。我受的伤大概促发了一种强直症，或是跟所谓止动症相仿的病。要不然，我怎么会被掩埋队按照军中的习惯，剥光了衣服丢在阵亡将士的大坑里呢？说到这里，我要插叙一桩所谓阵亡的过程中的小事，那是事后才知道的。一八一四年，我在斯图加特遇到我联队里的一个下士，关于他的情形以后再谈。那个唯一肯承认我是夏倍上校的好人和我解释，说我受伤的当口，我骑的马也中了一枪。牲口和人都像小孩子摺的纸玩意儿一般被打倒了。它或是往左或是往右倒下去的时节，一定把我压在下面，使我不至于被别的马践踏，也不至于受到流弹。他认为这是我能保全性命的原因。可是先生，当时一醒过来，我所处的地位和四周的空气，便是和你讲到明儿早上也不能使你有个概念。我闻到的气味臭得要命，想转动一下又没有地位；睁开眼睛，又看不见一点东西。空气的稀薄是最大的威胁，也极显著的使我感觉到自己的处境。我知道在那个场合不会再有新鲜空气了，也知道我快死了。这个念头，使我本来为之痛醒的、无法形容的苦楚，对我不生作用。耳朵轰轰的响着。我听见，或者自以为听见，因为我什么都不敢说得肯定，周围的死尸都在那里哼哼唧唧。虽然关于那个时间的回忆很模糊，虽然痛苦的印象远过于我真正的感觉而扰乱了我的思想，但至今有些夜里我还似乎听到那种哽咽和叹息。比这些哀号更可怕的，是别的地方从来没经验过的静默，真正的坟墓中的静默。最后，我举起手来在死人堆中摸索了一会，发觉在我的脑袋和上一层的死尸之间留有一个空隙。我把这个不知怎么会留下的空间估量了一下。似乎掩埋队把我们横七竖八丢下坑的时候，因为粗心或是匆忙的缘故，有两个尸体在我头上凑成一个三角形，好比小孩子用两张纸牌搭的屋子，上面斜靠在一起，底下分开着。那时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我赶紧在空隙中摸索，居然很运气，碰到一条手臂，像赫格利斯一般的手臂[21]，救了我的命。要没有这意想不到的援助，我早就完了。你不难想象，当下我发狠从死尸堆里往上顶，想爬出掩埋队盖在我们身上的泥土；我说我们，仿佛我身边还有什么活人似的。我毫不放松的顶上去，居然达到了目的；因为你瞧，我不是活着吗？可是怎么能越过那生死的界线，从人肉堆中翻上来，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当时仿佛有了三头六臂。被我当作支点一般利用的那条胳膊，使我在竭力挪开的许多死尸之间找到一些空气，维持我的呼吸。临了，先生，我终于见了天日，冰天雪地中的天日！那时我才发觉自己的头裂开了。幸而我的血，那些同伴的血，或是我的马的烂肉，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凝结之下，好像给我贴了一个天然的大膏药。虽则脑壳上盖着这层硬东西，我一碰到雪也不由得晕过去了。可是我身上仅有的一点儿热气把周围的雪化掉了一些；等到苏醒过来，发觉自己在一个小窟窿的中央，我便大声叫救命，直叫到声嘶力竭为止。太阳出来了，很少希望再使人听到我了。田里是不是已经有人出来呢？幸亏地底下有几个身体结实的尸首，让我的脚能借一把力，把身子往上挣扎。你知道那当然不是跟他们说：‘可怜的好汉，我向你们致敬！’[22]的时候。总而言之，先生，那些该死的德国人听见叫喊而不见一个人影，吓得只有逃命的分儿，教我看了又急又气；我这么说，可还不足以形容我心中的痛苦。过了不知多久，才有一个或是胆子很大，或是很好奇的女人走近来；当时我的头好似长在地面上的一颗菌。那女的跑去叫了丈夫来，两口儿把我抬进他们简陋的木屋。大概我又发了一次止动症，请你原谅我用这个名词来形容我的昏迷状态；听两位主人说来，想必是那种病。我死去活来，拖了半年，要就是一声不出，要就是胡言乱语。后来他们把我送进埃斯堡城里的医院。先生，你该明白，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跟从娘胎里出世一样的精赤条条；因此过了六个月，忽然有一天我神志清醒了，想起自己是夏倍上校的时候，便要求看护女人对我客气一些，别把我当作穷光蛋看待；不料病房里的同伴听了哈哈大笑。幸而，主治的外科医生为了好胜心立意要把我救活，当然很关切我。那好人叫作斯巴区曼，听我有头有尾的把过去的身世讲了一遍，就按照当地的法律手续，托人把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的奇迹，救我性命的夫妻俩发现我的日子与钟点，统统调查明白；又把我受伤的性质，部位，详细记录下来；姓名状貌也给写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些重要文件，还有我为了要确定身份而在埃斯堡一个公证人面前亲口叙述的笔录，都不在我身边。后来因为战争关系，我被赶出埃斯堡，从此过着流浪生活，讨些面包度日；一提到历险的事，还被人当作疯子。所以我没有一个钱，也挣不到一个钱去领取那些证件；而没有证件，我的社会生活就没法恢复。为了伤口作痛，我往往在德国某些小城里待上一年半载，居民对我这个害病的法国人很热心照顾，但我要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得被讪笑了。这些讪笑，这种怀疑，把我气得不但伤了身体，还在斯图加特城里被人当作疯子，关在牢里。的确，照我讲给你听的情形，你也不难看出人家有理由把我关起来了。两年之间，狱卒不知对人说了多少遍：‘这可怜的家伙还自以为夏倍上校呢！’听的人总是回答一句：‘唉，可怜！’关了两年之后，我自己也相信那些奇怪的遭遇是不可能的了，就变得性情忧郁，隐忍，安静，不再自称夏倍上校：唯有这样才有希望放出监狱回法国去。噢！先生，我对巴黎简直想念得如醉如痴……”
夏倍把这句话说了一半，就呆着出神了，但尔维耐着性子等着，不忍打扰他。
然后他又往下说：“后来有一天，正好是春天，他们把我释放了，给我十个泰勒[23]，认为我各方面说话都很有理性，也不自命为夏倍上校了。的确，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姓名可厌透了，便是现在，偶尔还有这感觉。我但求不成其为我。一想到自己在社会上有多少应得的权利，我就痛苦得要死。倘若我的病使我把过去的身世忘了，那就幸福了！我可以随便用一个姓名再去投军，而且谁敢说我此刻不在奥国或俄国当上了将军呢？”
“先生，”代理人说，“你把我的思想都搅乱了。听着你的话，我觉得像做梦。咱们歇一会儿好不好？”
“至此为止，肯这样耐着性子听我的只有你，”上校的神气挺悲伤，“没有一个法律界的人愿意借我十个拿破仑[24]让我把证件从德国寄回来，作打官司的根据……”
“什么官司？”诉讼代理人听着他过去的灾难，竟忘了他眼前的痛苦的处境。
“先生，法洛伯爵夫人不是我的妻子吗？她每年三万法郎的收入都是我的财产，可是她连两个子儿都不愿意给我。我把这些话讲给一般诉讼代理人或是明理的人听，像我这样一个叫花子说要控告一个伯爵和一个伯爵夫人，我这个公认为早已死了的人说要和死亡证、结婚证、出生证对抗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撵走，撵走的方式看各人性格而定：有的是冷冷的，有礼的，像你们用来拒绝一个可怜虫的那一套；有的用着粗暴蛮横的态度，以为遇到了坏蛋或是疯子。当初我被埋在死人底下，如今我被埋在活人底下，埋在各种文书各种事实底下，埋在整个社会底下，他们都要我重新钻下地去！”
“先生，请你把故事讲下去罢。”代理人说。
“请！”可怜的老头儿抓着年轻人的手叫起来，“请这个字儿从我受伤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听到……”
上校说着，哭了。他感激之下，连声音都没有了。他的眼神，动作，甚至于静默，所表现的深刻的意义，非言语所能形容，终于使但尔维完全相信，并且大为感动：
“听我说，先生，今天晚上我打牌赢了三百法郎，很可以拿出半数来促成一个人的幸福。我马上办手续，教人把你所说的文件寄来；没寄到以前，我每天借给你五法郎。你要真是夏倍上校的话，一定能原谅我只帮你这么一点儿款子，因为我是个年轻人，还得挣我的家业。好了，请你往下说罢。”
自称为上校的一动不动的待了好一会：没有问题，他所遭遇的千灾百难把他的信心完全毁灭了。他现在还追求军人的荣誉，追求他的家产，丢不开自己，大概只因为受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心情支配，那是在任何人心中都有根芽的：炼丹家的苦功，求名的人的热情，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的发现，凡是一个人用事实用思想来化身为千万人而使自己伟大的，都是由于那一点心理作用。在上校心目中，所谓自我倒居于次要地位，正如在赌徒看来，得胜的虚荣和快感，比所赌的目的物更宝贵。这个人见弃于妻子，见弃于一切社会成规，前后有十年之久，一朝听到诉讼代理人的话当然认为奇迹了。多少年来被多少人用多少方式拒绝的十块金洋，居然在一个诉讼代理人手中得到了！相传有位太太害了十五年的寒热，一旦寒热停止，竟以为害了另外一种病：上校的情形就是这样。世界上有些幸福，你早已不信会实现的了；真实现的时候，简直像霹雳一般会伤害你的身心。因此那可怜虫感激的情绪太强烈了，没法用言语来表现。肤浅的人或许会觉得他冷淡，可是但尔维看他发愣，完全体会到他的忠厚老实。换了一个狡黠之徒，在那个情形之下一定会天花乱坠的说一套的。
“我讲到哪里了？”上校问话的态度天真得像小孩子或者军人，因为真正的军人往往有赤子之心，而小孩子也往往有军人气息，尤其在法国。
“你说到在斯图加特，刚从监狱里出来。”代理人回答。
“你认识我的女人吗？”上校问。
“认识的。”但尔维点点头。
“现在她怎么样？”
“还是那么娇滴滴的。”
老人做了个手势，似乎把心中的隐痛硬咽下去；在战场上经过炮火，浴过血的人，都有这种克制功夫，使你觉得他庄严肃穆。他显得快活了些，因为呼吸舒畅了，等于第二次从坟墓里爬出来，把一层比当年盖在他头上的雪更难融化的雪融化了；他像走出地牢似的拼命吸着空气，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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