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我把这些情形肯定以后,奥太佛伯爵在我心中便成了个问题,而且像所有的问题一样有那种强烈的吸引力;同时我对他的关切也像关切我自己的父亲一般了。为了尊敬而不敢表示出来的好奇心,你们能了解吗?……他没有野心,但像庇德[55]一样从十八岁起就致力于经世治国之学,成为渊博的学者;他是法官,深通国际法、参政法、民法、刑法,既不用怕受人欺侮,也不用担心自己犯错误;他又是思想深刻的立法大员,态度严肃的作家,热心宗教的独身者,他的生活就足以证明他没有一点可批评的地方:这样一个人物究竟是被什么灾难压倒的呢?便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受到上帝的惩罚,也不及他所受的那么严酷:悲伤把他睡眠的时间剥夺了一半,一天只睡四小时!其余的时间,他表面上很安静,用功,没有声音,没有怨叹,但我常常撞见他搁着笔,把手支着头,眼睛像两颗固定的星似的,或者有泪湿的痕迹!他心里到底有什么斗争呢?这股活泼的泉水流在晶莹的砂土上,为什么没有被地下的火烘干呢[56]?……难道泉水与地球的洪炉之间,像海洋与地壳一样隔着一层花岗石吗?换句话说,这座火山还会有爆发的一天吗?
有时候,伯爵用好奇的,锐利的目光,很快的把我瞧上一眼,等于一个人想物色同党而打量对方似的;然后一接触我的眼睛,看到它们像张开的嘴巴一般等候答复,似乎说着:“你先开口呀!”他的眼睛便躲开去了。有时他郁闷不堪,脾气很坏;遇到这种情形而伤害了我,他过后自有办法来迁就我:不说一句道歉的话,可是态度温柔,像基督徒一样的谦卑。
12 坚固的友谊
等到我对这个我觉得极神秘,但大众认为极容易了解(因为他们只要用怪癖二字就能把所有内心的谜都解释了)的人物,有了父子般的感情以后,他的家务被我大事改革,面目一新。伯爵不事生产,甚至把家里的事搅得很糟。除掉本兼各职的薪水,其中三个差事是不受兼职不兼薪的限制的,他一年还有十六万左右收入,支出是六万法郎,内中至少有三万落在仆役的腰包里。第一年年终,我把那些坏东西统统打发了,请伯爵运用他的威望帮我找了一批老实人。第二年年终,伯爵受到的侍候比以前好得多,饮食也精致了,现代设备也享受到了;他有了两匹好马,是我替他向马夫论月包租的;请客的日子,饭菜由希佛饭店承包,事先讲好价钱,弄得很体面;平日的伙食归我舅舅荐来的一个手段高明的厨娘负责,再加两名下手帮忙;特别开支不计,经常费用一年只花三万法郎,仆人反多了两名;有了他们收拾打扫,这所老公馆就显出它古色古香的诗意,不似先前那么荒凉芜秽了。
伯爵知道了这个结果,便说:“怪不得我那些下人会发财了。七年之间,我两个厨子都开了挺阔气的饭店。”
我回答说:“你七年之中损失了三十万法郎。你在法院里向罪犯提起公诉,却在自己家里鼓励人家盗窃。”
一八二六年年初,大概伯爵把我的为人看清楚了;我们的关系也到了上司与下属不能再亲密的程度。他对于我的前程并没说过一句话,只是像老师与父亲一般的教导我:常常要我为他最繁重的工作搜集材料,起草报告;他一边修改一边指出他和我的观点有哪些地方不同,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有什么分别。等到后来我办的一件稿能当作他亲自办的一样送出去时,他那种高兴的表示等于我最大的报酬,而他也体会到我这种心情。这个小小的插曲,对一个表面上这么严峻的人居然发生很大的作用。伯爵对我,用法律的术语说,已经下了最后一审的判决:他捧着我的头,亲着我的额角,说道:
“莫利斯,你已经不是我的同伴了,我还说不上来将来你跟我究竟是什么关系;倘若我的生活不变,也许会把你当作儿子看待!”
伯爵把我带引到巴黎最高级的人家,让我坐着他的车,带着他的跟班去作他的代表;那种机会真是太多了,因为他往往在正要出发的时候,突然改变主意,叫了一辆街车走了,上哪儿去呢?……简直是一个谜。我从人家招待我的态度上猜到伯爵对我的心意,知道他事先把介绍的话说得多么郑重。他像做父亲一般的体贴,非常豪爽的满足我的需要,而我的知情识趣更使他时时刻刻想到我。一八二七年正月将尽的时候,我在赛里齐伯爵夫人家赌运极坏,输了两千法郎,可不愿意在我经管的账上支付。第二天我心里想:“这件事还是告诉舅舅呢,还是告诉伯爵?”结果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他正在用早餐,我对他说:
“昨天我手气坏极了,心里一火,便继续赌下去,输了两千法郎。你能答应我在本年的薪水中预支吗?”
“不,”他很可爱的笑了笑,“在交际场中赌钱,应当有笔赌本。你先拿六千法郎,把赌债还掉;从今天起,咱们各半负担;既然你常常出去作我代表,至少不能让你的自尊心受到委屈。”
我听了并不向伯爵道谢。我跟他之间,道谢的话似乎是多余的。这点儿微妙的地方,足以说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性质。
13 幕启以前的讯号
虽然如此,我们还没到推心置腹的地步;他没有把我在他私生活中摸索出来的隧道打开给我看,我也没对他说:“你怎么啦?有什么痛苦呢?”他深更半夜的跑在外面干什么?我作他秘书的坐着自备马车回家,他却常常雇着街车,或竟一步一步的走回来!一个这么虔诚的人难道受着什么不正当的嗜好腐蚀,而假仁假义的瞒着人吗?还是胸中存着某种嫉妒的心理,比奥赛罗还藏得紧,而他花尽心力想满足那个心理吗?还是私下养着什么低三下四的女人?有天早上,我记不起在哪个铺子里付了账回来,在圣·保禄教堂与市政厅之间,撞见奥太佛伯爵和一个老婆子讲话讲得那么紧张,甚至没看到我。那老婆子的相貌使我有种说不出的疑心;尤其因为看不见伯爵把积蓄花到哪儿去了,我的疑心更有了根据。你们想,要我来监视主人的行动,岂不可怕?那时我知道他有六十万法郎以上可以存放,倘若存了定期储蓄,以他对我在金钱方面的信任而论,我不会不知情的。有时伯爵早上在花园里散步,到处乱转,仿佛一个人抱着凄凉抑郁的幻想,骑在一匹神话中的飞马上。他尽走,尽走,拼命搓着手,把表皮都快搓破了!倘若我去找他而在一条小路拐弯的地方撞见了,会发觉他眉飞色舞,眼睛不再像一块青玉那样干枯,而变得像雁来红一般有层绒毛了;我初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为了这两种不同的眼神的强烈的对比大为惊奇的:一种是幸福的目光,一种是苦恼的目光。在那种情形之下,有两三次他抓着我的手臂走了几步,我满以为他要把他的快乐倾倒在我心里了;可是结果只问我:“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呢?”更多的时候,特别从我能代他办理公事,起草报告以后,可怜的人站在一口美丽的白石水池旁边,几小时的看着金鱼;水池在园子中央,周围是个圆形的花坛,种着最鲜艳的花。这位政治家扯着面包屑喂鱼,居然为了这种简单的乐趣出神了。
以上是这个内心的悲剧暴露的经过:他不但创痛巨深,骚动不已,而且在但丁的《地狱》没有描写到的范围中间,还有些惨不忍睹的快乐的表现……
(说到这里,总领事又歇了一会。)
14 枢密会议中的一场辩论
某星期一,特·葛朗维院长和参事院副院长特·赛里齐先生在奥太佛伯爵家里开会。他们三个组成一个委员会,我是其中的秘书。由于伯爵的保举,那时我已经是参事院的候补审计了。当局嘱咐三人小组暗中研究的政治问题,需要不少材料,当下都摆在我们藏书室内一张长桌子上。特·葛朗维和特·赛里齐二位把初步准备工作交给奥太佛伯爵负责,并且决定先在巴伊安纳街集会,免得拿文件再带往委员会主席特·赛里齐家。内阁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临了,大部分工作都落在我身上,同时也替我在那一年上挣得了审计官的职位。特·葛朗维和特·赛里齐两位伯爵的生活习惯跟我主人的很相像,从来不在外边吃饭;但等到当差的叫我出去,说“圣·保禄和勃朗-芒多的两位本堂神甫在客厅里等了两小时了”的时候,我们也想不到会议拖得这么晚。
那时已经到了九点了。
奥太佛笑着和他的同僚说:“诸位,你们今天少不得要跟两位神甫一起吃饭了;葛朗维一向讨厌教士,不知道受得了受不了。”
“那要看怎么样的教士。”
我回答:“噢!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高特龙神甫。放心,冯太侬神甫已经不在圣·保禄当助理了……”
“好,咱们吃饭罢。”特·葛朗维院长接着说。
“我怕的是那些宗教狂;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倒是最痛快的。”
于是大家进了客厅。饭桌上空气很愉快。真有学问的人,饱经世故而能说善道的政治家,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只要他们肯讲。他们绝不受什么环境牵掣,要就是态度沉闷,要就是妙语横生。对这种风雅的玩意,梅特涅亲王的本领不亚于查理·诺第哀[57]。政治家的诙谑像钻石一般雕琢得玲珑剔透,每句话都清楚明白,光芒四射,同时又富于人情味。我舅舅很有把握在这三个优秀人物之间保持体统,便尽量发挥他的才智,那么细腻,那么温厚,又像以职业关系而惯于把自己的思想隐藏的人一样机灵。当然,那次的谈话没有一点儿无聊与庸俗的气息,对听众的精神作用好比洛西尼的音乐。
高特龙神甫,有如特·葛朗维先生说的,不像一个圣·保禄而像一个圣·比哀,是个信仰坚定的乡下人,颟顸臃肿,从头到脚都是方方正正的一块;对于上流社会,对于文学,简直一无所知,老是大惊小怪,问些出其不意的话,使谈话生色不少。最后,大家提到社会永远割不掉的一个疮疤——奸淫问题,也正是我们在饭前研究的。我舅舅指出当初制定法典的立法家始终受着大革命的影响,使民间的法律与宗教的法律完全抵触;他认为一切弊病都是从这个矛盾来的。
他说:“在教会看来,奸淫是罪大恶极的行为,在你们法院看来不过是轻罪。犯人不押上重罪法庭而是用马车送往违警庭的。拿破仑手下的参事院对奸夫淫妇极心软,简直是无能。民间的法律不是应当与宗教的法律态度一致,把不安于室的妻子像从前一样送往修道院去过一辈子吗?”
“修道院!”特·赛里齐先生接口道:“第一先得办起修道院来;从前大家还把修道院改作军营呢。并且,神甫,你想把社会不愿意容忍的人送给上帝吗?……”
“噢!”特·葛朗维伯爵说,“你真是不认识法国了。出头告诉的权在于丈夫;但丈夫告发妻子犯奸的案子,一年不到十件。”
奥太佛伯爵接着说:“这是神甫替教会说话,因为奸淫的罪名是耶稣·基督定出来的。在人类发源的东方,女人只是供男人娱乐的一件东西,大家除了要她服从,长得俊俏以外,没要求她具备其他的德行。现代的欧洲家庭是承继耶稣精神的产物,把灵魂放在肉体之上,所以规定婚姻关系不可解除,当作一件神圣的行为。”
“噢!”特·葛朗维嚷道,“婚姻中一切无法解决的困难,教会也的确感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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