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我把这些情形肯定以后，奥太佛伯爵在我心中便成了个问题，而且像所有的问题一样有那种强烈的吸引力；同时我对他的关切也像关切我自己的父亲一般了。为了尊敬而不敢表示出来的好奇心，你们能了解吗？……他没有野心，但像庇德[55]一样从十八岁起就致力于经世治国之学，成为渊博的学者；他是法官，深通国际法、参政法、民法、刑法，既不用怕受人欺侮，也不用担心自己犯错误；他又是思想深刻的立法大员，态度严肃的作家，热心宗教的独身者，他的生活就足以证明他没有一点可批评的地方：这样一个人物究竟是被什么灾难压倒的呢？便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受到上帝的惩罚，也不及他所受的那么严酷：悲伤把他睡眠的时间剥夺了一半，一天只睡四小时！其余的时间，他表面上很安静，用功，没有声音，没有怨叹，但我常常撞见他搁着笔，把手支着头，眼睛像两颗固定的星似的，或者有泪湿的痕迹！他心里到底有什么斗争呢？这股活泼的泉水流在晶莹的砂土上，为什么没有被地下的火烘干呢[56]？……难道泉水与地球的洪炉之间，像海洋与地壳一样隔着一层花岗石吗？换句话说，这座火山还会有爆发的一天吗？
有时候，伯爵用好奇的，锐利的目光，很快的把我瞧上一眼，等于一个人想物色同党而打量对方似的；然后一接触我的眼睛，看到它们像张开的嘴巴一般等候答复，似乎说着：“你先开口呀！”他的眼睛便躲开去了。有时他郁闷不堪，脾气很坏；遇到这种情形而伤害了我，他过后自有办法来迁就我：不说一句道歉的话，可是态度温柔，像基督徒一样的谦卑。
12 坚固的友谊
等到我对这个我觉得极神秘，但大众认为极容易了解（因为他们只要用怪癖二字就能把所有内心的谜都解释了）的人物，有了父子般的感情以后，他的家务被我大事改革，面目一新。伯爵不事生产，甚至把家里的事搅得很糟。除掉本兼各职的薪水，其中三个差事是不受兼职不兼薪的限制的，他一年还有十六万左右收入，支出是六万法郎，内中至少有三万落在仆役的腰包里。第一年年终，我把那些坏东西统统打发了，请伯爵运用他的威望帮我找了一批老实人。第二年年终，伯爵受到的侍候比以前好得多，饮食也精致了，现代设备也享受到了；他有了两匹好马，是我替他向马夫论月包租的；请客的日子，饭菜由希佛饭店承包，事先讲好价钱，弄得很体面；平日的伙食归我舅舅荐来的一个手段高明的厨娘负责，再加两名下手帮忙；特别开支不计，经常费用一年只花三万法郎，仆人反多了两名；有了他们收拾打扫，这所老公馆就显出它古色古香的诗意，不似先前那么荒凉芜秽了。
伯爵知道了这个结果，便说：“怪不得我那些下人会发财了。七年之间，我两个厨子都开了挺阔气的饭店。”
我回答说：“你七年之中损失了三十万法郎。你在法院里向罪犯提起公诉，却在自己家里鼓励人家盗窃。”
一八二六年年初，大概伯爵把我的为人看清楚了；我们的关系也到了上司与下属不能再亲密的程度。他对于我的前程并没说过一句话，只是像老师与父亲一般的教导我：常常要我为他最繁重的工作搜集材料，起草报告；他一边修改一边指出他和我的观点有哪些地方不同，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有什么分别。等到后来我办的一件稿能当作他亲自办的一样送出去时，他那种高兴的表示等于我最大的报酬，而他也体会到我这种心情。这个小小的插曲，对一个表面上这么严峻的人居然发生很大的作用。伯爵对我，用法律的术语说，已经下了最后一审的判决：他捧着我的头，亲着我的额角，说道：
“莫利斯，你已经不是我的同伴了，我还说不上来将来你跟我究竟是什么关系；倘若我的生活不变，也许会把你当作儿子看待！”
伯爵把我带引到巴黎最高级的人家，让我坐着他的车，带着他的跟班去作他的代表；那种机会真是太多了，因为他往往在正要出发的时候，突然改变主意，叫了一辆街车走了，上哪儿去呢？……简直是一个谜。我从人家招待我的态度上猜到伯爵对我的心意，知道他事先把介绍的话说得多么郑重。他像做父亲一般的体贴，非常豪爽的满足我的需要，而我的知情识趣更使他时时刻刻想到我。一八二七年正月将尽的时候，我在赛里齐伯爵夫人家赌运极坏，输了两千法郎，可不愿意在我经管的账上支付。第二天我心里想：“这件事还是告诉舅舅呢，还是告诉伯爵？”结果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他正在用早餐，我对他说：
“昨天我手气坏极了，心里一火，便继续赌下去，输了两千法郎。你能答应我在本年的薪水中预支吗？”
“不，”他很可爱的笑了笑，“在交际场中赌钱，应当有笔赌本。你先拿六千法郎，把赌债还掉；从今天起，咱们各半负担；既然你常常出去作我代表，至少不能让你的自尊心受到委屈。”
我听了并不向伯爵道谢。我跟他之间，道谢的话似乎是多余的。这点儿微妙的地方，足以说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性质。
13 幕启以前的讯号
虽然如此，我们还没到推心置腹的地步；他没有把我在他私生活中摸索出来的隧道打开给我看，我也没对他说：“你怎么啦？有什么痛苦呢？”他深更半夜的跑在外面干什么？我作他秘书的坐着自备马车回家，他却常常雇着街车，或竟一步一步的走回来！一个这么虔诚的人难道受着什么不正当的嗜好腐蚀，而假仁假义的瞒着人吗？还是胸中存着某种嫉妒的心理，比奥赛罗还藏得紧，而他花尽心力想满足那个心理吗？还是私下养着什么低三下四的女人？有天早上，我记不起在哪个铺子里付了账回来，在圣·保禄教堂与市政厅之间，撞见奥太佛伯爵和一个老婆子讲话讲得那么紧张，甚至没看到我。那老婆子的相貌使我有种说不出的疑心；尤其因为看不见伯爵把积蓄花到哪儿去了，我的疑心更有了根据。你们想，要我来监视主人的行动，岂不可怕？那时我知道他有六十万法郎以上可以存放，倘若存了定期储蓄，以他对我在金钱方面的信任而论，我不会不知情的。有时伯爵早上在花园里散步，到处乱转，仿佛一个人抱着凄凉抑郁的幻想，骑在一匹神话中的飞马上。他尽走，尽走，拼命搓着手，把表皮都快搓破了！倘若我去找他而在一条小路拐弯的地方撞见了，会发觉他眉飞色舞，眼睛不再像一块青玉那样干枯，而变得像雁来红一般有层绒毛了；我初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为了这两种不同的眼神的强烈的对比大为惊奇的：一种是幸福的目光，一种是苦恼的目光。在那种情形之下，有两三次他抓着我的手臂走了几步，我满以为他要把他的快乐倾倒在我心里了；可是结果只问我：“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呢？”更多的时候，特别从我能代他办理公事，起草报告以后，可怜的人站在一口美丽的白石水池旁边，几小时的看着金鱼；水池在园子中央，周围是个圆形的花坛，种着最鲜艳的花。这位政治家扯着面包屑喂鱼，居然为了这种简单的乐趣出神了。
以上是这个内心的悲剧暴露的经过：他不但创痛巨深，骚动不已，而且在但丁的《地狱》没有描写到的范围中间，还有些惨不忍睹的快乐的表现……
（说到这里，总领事又歇了一会。）
14 枢密会议中的一场辩论
某星期一，特·葛朗维院长和参事院副院长特·赛里齐先生在奥太佛伯爵家里开会。他们三个组成一个委员会，我是其中的秘书。由于伯爵的保举，那时我已经是参事院的候补审计了。当局嘱咐三人小组暗中研究的政治问题，需要不少材料，当下都摆在我们藏书室内一张长桌子上。特·葛朗维和特·赛里齐二位把初步准备工作交给奥太佛伯爵负责，并且决定先在巴伊安纳街集会，免得拿文件再带往委员会主席特·赛里齐家。内阁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临了，大部分工作都落在我身上，同时也替我在那一年上挣得了审计官的职位。特·葛朗维和特·赛里齐两位伯爵的生活习惯跟我主人的很相像，从来不在外边吃饭；但等到当差的叫我出去，说“圣·保禄和勃朗-芒多的两位本堂神甫在客厅里等了两小时了”的时候，我们也想不到会议拖得这么晚。
那时已经到了九点了。
奥太佛笑着和他的同僚说：“诸位，你们今天少不得要跟两位神甫一起吃饭了；葛朗维一向讨厌教士，不知道受得了受不了。”
“那要看怎么样的教士。”
我回答：“噢！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高特龙神甫。放心，冯太侬神甫已经不在圣·保禄当助理了……”
“好，咱们吃饭罢。”特·葛朗维院长接着说。
“我怕的是那些宗教狂；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倒是最痛快的。”
于是大家进了客厅。饭桌上空气很愉快。真有学问的人，饱经世故而能说善道的政治家，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只要他们肯讲。他们绝不受什么环境牵掣，要就是态度沉闷，要就是妙语横生。对这种风雅的玩意，梅特涅亲王的本领不亚于查理·诺第哀[57]。政治家的诙谑像钻石一般雕琢得玲珑剔透，每句话都清楚明白，光芒四射，同时又富于人情味。我舅舅很有把握在这三个优秀人物之间保持体统，便尽量发挥他的才智，那么细腻，那么温厚，又像以职业关系而惯于把自己的思想隐藏的人一样机灵。当然，那次的谈话没有一点儿无聊与庸俗的气息，对听众的精神作用好比洛西尼的音乐。
高特龙神甫，有如特·葛朗维先生说的，不像一个圣·保禄而像一个圣·比哀，是个信仰坚定的乡下人，颟顸臃肿，从头到脚都是方方正正的一块；对于上流社会，对于文学，简直一无所知，老是大惊小怪，问些出其不意的话，使谈话生色不少。最后，大家提到社会永远割不掉的一个疮疤——奸淫问题，也正是我们在饭前研究的。我舅舅指出当初制定法典的立法家始终受着大革命的影响，使民间的法律与宗教的法律完全抵触；他认为一切弊病都是从这个矛盾来的。
他说：“在教会看来，奸淫是罪大恶极的行为，在你们法院看来不过是轻罪。犯人不押上重罪法庭而是用马车送往违警庭的。拿破仑手下的参事院对奸夫淫妇极心软，简直是无能。民间的法律不是应当与宗教的法律态度一致，把不安于室的妻子像从前一样送往修道院去过一辈子吗？”
“修道院！”特·赛里齐先生接口道：“第一先得办起修道院来；从前大家还把修道院改作军营呢。并且，神甫，你想把社会不愿意容忍的人送给上帝吗？……”
“噢！”特·葛朗维伯爵说，“你真是不认识法国了。出头告诉的权在于丈夫；但丈夫告发妻子犯奸的案子，一年不到十件。”
奥太佛伯爵接着说：“这是神甫替教会说话，因为奸淫的罪名是耶稣·基督定出来的。在人类发源的东方，女人只是供男人娱乐的一件东西，大家除了要她服从，长得俊俏以外，没要求她具备其他的德行。现代的欧洲家庭是承继耶稣精神的产物，把灵魂放在肉体之上，所以规定婚姻关系不可解除，当作一件神圣的行为。”
“噢！”特·葛朗维嚷道，“婚姻中一切无法解决的困难，教会也的确感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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