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道：“然后《南德敕令》被撤销了[106]。先生，也许你不知道路易十四的亲信借此机会发了多少财。凡是新教徒不按照公家规定出售的产业，都被路易十四没收，分给他的左右。像当时的传说一样，王上的宠臣都四出逐鹿，猎取新教徒的家产。我千真万确的知道，有两个侯爵的田地全是一些可怜的商人被充公的家私。逃亡的新教徒中有巨额财产需要带走的，到处遇到圈套；人家对他们用的怎样的手段，我用不着向你当法官的人解释。你只要知道，奈葛勒北里斯的田地，包括二十六个地方教区和对于各乡镇的特权，还有从前也属于我们的葛拉方日田地，都早已落入一个新教徒的手里。由于路易十四的恩赐，我的祖父把这两处产业收回了。但这恩赐的经过对另一方面是极不公道极残酷的。那两处田地的业主，把家属先打发到瑞士去，自以为日后还能回到祖国来，便假装卖掉田地，自己也打算逃往瑞士。他大概想尽量利用法定限期，留在法国料理买卖，不料被地方总督抓了起来；出面顶替，充他买主的人把事实招供了；可怜的商人结果被吊死，而我的父亲却到手了两处田地。我要不知道我祖父参加这些阴谋诡计倒也罢了；无奈那位总督是他的舅父，不幸我又看到总督的一封信，教我祖父向台奥达多斯想办法，台奥达多斯是宫廷中的近臣背后称呼王上的暗号。信中取笑那个牺牲者的口吻，使我看了毛骨悚然。流亡在瑞士的家属寄钱回来替可怜的人赎命，总督收了钱，照旧要了商人的命。”
侯爵说到这儿停住了，仿佛这些回忆还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然后他又接着说：“那可怜虫叫作耶勒诺。单单这个姓就可以给你说明我的行为了。想到我的家庭有这样一段可耻的历史，我不由得痛苦万分。靠了这笔家私，我的祖父娶了拿伐兰-朗撒克家的女儿，那是小房的承继人，家业远过于大房。从此以后，我的父亲被认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娶的是葛朗里欧家小房的女儿，便是我的母亲。那家私虽是不义之财，对我们倒是一本万利。因为决意要快快的补赎这桩罪过，我写信到瑞士去，直到把那家新教徒的踪迹访查明白了才安心。我打听到耶勒诺家潦倒不堪，已经搬回法国来了。以后我又发觉，那倒霉的一家的承继人是一个拿破仑部下的骑兵中尉。在我看来，耶勒诺一家的权利是很明白的。要确定时效问题，不是先得控告产业的持有人吗？但为了宗教而亡命的人，教他们向哪个法庭去陈诉呢？他们的法庭是在天上，或是在这里，”侯爵说着，拍了拍心窝，“我不愿意我的孩子们将来对我像我对祖先一样想法。我要传给他们一份没有污点的遗产，一个没有污点的爵徽；我不愿意贵族的品格在我身上变成自欺欺人的谎言。并且以政治观点来说，大革命时代逃亡出去的人既然都要求收回被充公的产业，他们自己怎么还能保留用罪恶的手段抢来的财产？耶勒诺先生母子俩老实得近乎迂执，据他们说来，我还是受他们剥削呢。我花了多少口舌，他们只肯收回路易十四时代的地价。我们把那地价议定为一百一十万法郎，可以陆续支付，不用加利息。为了张罗这笔款子，我必须有个很久的时期不能动用我的收入。事情到了这个阶段，我才如梦初醒，发觉我对太太认识错了。我向她提议离开巴黎，住到外省去；在那儿凭她收入的半数就能过着体体面面的生活，而且可以提早还清那笔债；我把事情告诉她，只是没说得怎么严重。不料她把我当作疯子。我这才发现了她的真性格：她可能问心无愧的赞成我祖父的行为，还会取笑新教徒呢。看她那么冷酷，对孩子们不关痛痒，居然毫无遗憾的让我带走，我不禁害怕起来，决意把我们共同的债还清以后，让她保留她那份财产。她说过她不能因为我发傻而跟着赔钱。既然我的收入不够开销；也没力量供给孩子们的教育费，我就打定主意亲自教育，希望他们成为勇敢的人，名副其实的绅士。我把进款买了公债，因为行市上涨，我还清地价的时期比预算的缩短很多。原来我留出了四千法郎家用以外，每年只能拨六万法郎，要十八年才能拨完；可是最近我把一百十万法郎统统归清了。我很运气，偿还了人家的损失，并没使孩子们吃一点儿亏。先生，这就是我把款子交给耶勒诺太太母子的理由。”
法官听着大为感动，硬压着感情问道：
“那么侯爵夫人对你隐居的理由是知道的了？”
“是的，先生。”
包比诺把腰板一挺，表示大吃一惊，猛的站起来打开办公室的门，招呼他的书记：
“喂，诺埃，你回去罢。”
接着又对侯爵说：“先生，虽则你这番话已经使我完全明白，但状子上还提到一些别的事，我想听一听你的解释。比如说，你在这儿经营商业，这一点似乎跟你的身份不合。”
“这件事不便在这里谈，”侯爵说着，向法官作了一个手势请他出去，然后又对着老人：“努维翁，我下去了；两个孩子快回家了，你等会来吃饭罢。”
“侯爵，”包比诺在楼梯口问，“你不住在这里吗？”
“不，先生。我为了出版事业特意租这几间屋子作办公室。你瞧，”他指着壁上的广告，“这部历史的发行人不是我，而是巴黎一家最有地位的书店。”
侯爵把法官让进底层的屋子：“先生，这才是我住的地方。”
屋内那股诗意毫无卖弄风雅的痕迹，包比诺一进去就悠然神往。那日天气极好，窗都开着，客室内布满了园中草木的香气；一道道的阳光把略带褐色的护壁照得格外光鲜。包比诺看到这个幽雅的环境，认为绝不是一个疯子所能创造出来的。
他心上想：“对啦，我就需要这样一所屋子。”接着又高声问：“你不久要搬走了吧？”
“希望能这样，”侯爵回答道，“可是我要等小儿子完成学业，等他们弟兄俩的个性完全成熟，再把他们带到社会上去，让他们接近母亲；并且，除掉已经给他们的实学以外，我还想加以补充，教他们游历欧洲各国的京城，见见世面，见见人物，把学的语言实地应用一下。”他请法官在客厅内坐下了，又道：“关于印行《中国史》的事，我不能在一个老世交面前和你谈。他是努维翁伯爵，大革命时代流亡在国外，回来连一点家私都没有了；我跟他一同办这件事，与其说为了我自己，不如说为了他。我并没告诉他我隐居的理由，只说我跟他一样把家产搅光了，可是还有些资本足够经营一桩买卖，他也可以从中出点力。我从小有个受业的老师，叫作葛罗齐埃神甫，由于我的保举，查理十世派他做阿尔直那图书馆馆员，那图书馆是今上当太子的时候就主管的。葛罗齐埃神甫对于中国极有研究，深知它的风俗习惯。我在一个人极容易对所学的东西入迷的年龄上承继了他的遗产，二十五岁就学会了中文。我承认我对这个民族的钦佩简直不能自已，因为它能把征略者同化，它的历史比神话的年代或圣经的年代还要古老，稳定的制度使它能保持领土的完整，纪念建筑伟大无比，行政机关完满无比，革命是不可能的；它认为理想的美是贫弱的艺术原则，它的工艺和珍贵的出品发展到登峰造极；我们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不能超过它，而我们自命为高人一等的成绩，他们却和我们并驾齐驱。可是，先生，即使我常常在谈笑中把欧洲各国的情形与中国的相比，我到底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法国绅士。倘若你怀疑这个企业，我可以提出证明，这部附有插图与统计，涉及文学、宗教各方面的大书，已经得到普遍的赞许，预约的数目到了二千五百部，包括欧洲各国在内，法国只占到一千二。每部书要卖三百法郎；努维翁伯爵从中可以挣到一笔年息六七千法郎的款子，因为我办这个企业暗中的动机便是保障他的生活。至于我自己，只希望能挣些钱让两个孩子有点儿娱乐。我无意中赚的十万法郎可以作他们的特殊支出；凡是他们的衣着、马匹、看戏的钱，击剑和别的玩意儿的学费，随便涂抹的画布，喜欢的书，以及做父亲的极高兴让他们满足的一切小小的欲望，都有了着落。两个孩子读书那么用功，成绩那么优异，倘若我没力量供给他们这些享受，那我为了维持身家清白所做的牺牲，势必更加痛苦了。的确，先生，我关在家里教养儿子已有十二年之久，这十二年使宫廷把我完全忘了。我的政治生涯，我的世代簪缨的身份，自己可能挣到而传给孩子们的新的光荣，全部放弃了；但是我们姓埃斯巴的并没损失，孩子们将来一定是出众的人物。我固然没有进贵族院，但日后他们可以凭着为国效劳的功绩，光明正大的去争取，他们也必定能为祖国做出一些传世的事业。我把家声洗刷干净之后，等于替后人奠定了一个光荣的前途：虽然这番苦功是没人知道的，没有光华的，也不能不说是一件高尚的行为罢？先生，还有别的事要我解释吗？”
那时好几匹马的声音在院子里响起来。
侯爵说：“他们回来了。”
一会儿两个少年进了客厅，衣着大方而朴素，穿着带有踢马刺的靴子，戴着手套，很高兴的扬着马鞭。兴奋的脸表示才吹过新鲜空气，精神抖擞，身体强壮。他们俩跟父亲握手，像朋友般彼此交换了一个温柔的眼风，又冷冷的向法官行了礼。包比诺觉得无须再问侯爵与儿子们的关系了。
“你们玩得好吗？”侯爵问。
“玩得很好，父亲。我初次出马，十二枪就打倒六个木人！”加米叶说。
“你们上哪儿散步的呢？”
“上蒲洛涅森林去的。我们还看见母亲呢。”
“她有没有停下来？”
“我们跑得那么快，她一定没看到。”格莱芒回答。
“可是你们为什么不过去招呼她呢？”
格莱芒低声说道：“父亲，我觉得她不大乐意我们在公众地方接近她。”
法官耳朵相当灵敏，把那句话听到了；当时侯爵额上也堆起一些阴影。包比诺欣然看着这幅父子团聚的景象，眼神很感动的打量侯爵，觉得他的面貌，姿态，举动，简直是忠厚正直的德行最完满的表现，完全是一派风雅豪侠的贵族气息。
“先生，你……你瞧，”侯爵又恢复了口吃的毛病，“你瞧……法院可以随时派……派人到这儿来……是的，随时派……派人到这儿来。假如有疯子的话……假如有疯子的话，那只有两个孩子对他们的父亲有点儿疯癫，还有做父亲的对孩子们疯得厉害；但那种疯狂，性质并不坏。”
那时，穿堂里传来耶勒诺太太的声音，她不管当差的拦阻，径自走进客厅，嚷道：
“我才不愿意绕圈子呢！”她说着向大家行了礼，“是的，侯爵，我一定要立刻跟你谈一谈。啊！我又来迟了一步，刑事法官已经先到了。”
“刑事！”两个孩子都叫起来。
“怪不得你不在家，原来在这儿！真是，若要事情糟，只要法官到。侯爵，我特意来告诉你，我们母子俩决意把你的钱全部奉还，因为我们的名誉受到危险了。我跟我儿子宁可还你钱，不愿意你有一点儿不如意的事。说句老实话，真要混账透顶的人才会想到把你来一个禁治产……”
两个孩子紧靠着侯爵的身子，嚷道：“把我们的父亲禁治产？什么事呀？”
包比诺插言道：“太太，别说了！”
“孩子，你们走开。”侯爵吩咐。
两个少年一声不出，往园子里去了，可是脸色很不安。
“太太，”法官说，“侯爵给你们的款子是他在法律上欠你们的，虽然这个偿还的行为是把诚实不欺的原则应用得极其广泛。一个人持有没收得来的产业，不管没收的方式如何，连用不老实手段的在内，倘若过了一百五十年仍应当归还原主，那么法国就很少合法的业主了。雅各·葛的产业使二十几家贵族发了财[107]。英国在占领一部分法国土地的时期滥行没收的产业，也增加了好几个诸侯的财富。根据我们的立法，侯爵尽可自由处置他的进款，谁也不能责备他挥霍。要把一个人加以禁治产处分，必须他行动毫无理性；而他现在给你的赔偿是完全出于最圣洁最高尚的动机。所以你尽可问心无愧的收下；社会要诬蔑这桩义举就让它诬蔑罢。最纯洁的德行在巴黎往往会受到最卑鄙的毁谤。不幸，发展到现阶段的社会，还要使侯爵的行为显得伟大。这一类的义举倘使不足为奇了，那才是国家的光荣呢。但目前的风俗人情，使我比较之下不得不认为：侯爵非但不该受到禁治产的威胁，还值得人家替他加上一个光荣的冠冕。在我服务司法界的几十年中间，我今天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听到。但在最优秀的阶级中，为善行义原是一种习惯，所以我们看到德行最美满的表现，也不必奇怪。——侯爵，我这样说明以后，你大概能相信我是绝对能守秘密的了，并且绝不会有禁治产的判决，假定要有判决的话。”
“啊，这才对啦，”耶勒诺太太说，“这才像一个法官！我的好先生，要不是我长得这么丑，我一定来拥抱你了；你说的话真是高深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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