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商务裁判势必成为这样一个人：大家在他面前说很多话，他耳朵听着，心里想着自己的业务，把公事都交给破产管理人和商事代理人去办，除非遇到稀奇古怪的案子，盗窃的方法非常特别，使他感觉到债权人或债务人是些精明家伙。这个角色放在这出戏里，好比会议厅上供的王上的半身像。你要找他么？他早上五点至七点之间在堆栈里，假如是个木材商；或是在铺子里，倘若他像过去的皮罗多一样做花粉生意；再不然，是晚上吃过饭，桌上摆着饭后点心的时候；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忙得要命。所以这人物往往是不开口的。不过我们对法律也得说句公道话：有关商业的法规订得很匆忙，缚住了商务裁判的手脚；在好些场合，他明知是骗局而无法阻止，只能加以批准；这一点我们等会就要谈到。
监查人本是债主方面的人，但他可以倒在债务人方面。每个人都希望破产人多照顾自己，多沾些便宜；因为大家总以为债务人还有些私蓄没拿出来。监查人对双方都能帮忙，或者替破产人的事业留个余地，或者替有势力的债主多捞一把：他是两面不得罪的。能干的监查人往往用赎回债务的办法把破产的裁定撤销，替破产人恢复地位，使他像皮球一般从地上直跳起来。监查人反正向着粮草充足的一面，不是保障债主中的大户而牺牲债务人，便是为了债务人的前途而牺牲债主。可见全剧的关键就在监查人这一幕。监查人和商事代理人一样，在戏里的作用非常重要；一定要酬劳有了把握，他们才肯当这个角色。一千桩破产案，倒有九百五十桩的监查人站在破产人一边。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代，差不多总是由商事代理人跑去见商务裁判，向他提出监查人的名单；那必然是他们夹袋中的人物，熟悉破产人的业务，有办法把大众的利益和走了背运的体面朋友的利益加以调和的人。近年来，精明的法官往往叫人家提名，然后故意撇开这个人而另外派一个比较规矩的人。
在这一幕里，所有真真假假的债主都出场，以便指定几个临时破产管理人，其实就是正式的破产管理人，理由上面已经说过了。在这个选举大会上，五十铜子的债主和五万法郎的债主同样有投票权；表决只算票数，不问债权大小。到会的还有破产人带来的冒牌选举人，只有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从来不缺席。大会推出几个债主作候选人，交给有职无权的主席——商务裁判，去从中挑出破产管理人。所以，商务裁判几乎老是在破产人的夹袋中去挑出合乎破产人脾胃的破产管理人：这又是一个弊病，使破产案成为一出有法律保障的大喜剧。走了背运的体面朋友这时大权在握，可以把预谋的偷盗变成合法的了。一般说来，巴黎的零售商是没有什么可责备的。等到一个开小铺子的老板交出清账的时候，老婆的披肩也卖了，饭桌上的银器也抵押了，什么方法都想尽了，才两手空空，家徒四壁的倒下来，连请商事代理人的公费都没有。商事代理人也不把他放在心上。
债主在协议书上照例放弃一部分债款，允许破产人复业；法律规定，表决这份协议书的时候，债权人的数目和债款的数目都要有一定的多数才能通过。要完成这件大事，破产人，破产管理人和商事代理人，必须在错综复杂，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之间，拿出高明的外交手段来周旋。最普通最常用的策略，是为了拉拢一部分债主来凑足法定多数，债务人不得不在协议书规定的清偿成数之外，对那一部分债主另外再给些好处。这种大规模的欺诈简直无法防止：前后三十届的商务法庭都知道，因为商务裁判自己也做过这种事。他们积累了长时期的经验，最近才决定把敲诈性质的期票宣告无效。债务人为了本身利益，照理会出面告发，因此商务裁判希望用这个办法来防止破产案的不道德。但那些人自有本领使破产案变得更不道德，债主会想出更无赖的花样来；那些花样，商务裁判站在法官的立场上固然认为非法，但是站在商人的立场上也有利可图。
还有一个普遍采取的手段是虚造一些债权人，像杜·蒂埃虚立银号一般，引进一批克拉巴龙做破产人的化身：一方面减少真正的债主的清偿成数，作为破产人日后的资本，一方面也操纵了债权人的数目和债款的金额，以便通过他的协议书。合法而正经的债权人这个名称就是这样产生的。捣乱而非法的债权人好比选举团里的冒牌选民。合法而正经的债权人有什么办法对付捣乱而非法的债权人呢？打倒他们，把他们赶出去么？要赶出冒牌的债主，合法而正经的债主就得放下自己的买卖，委托一个商事代理人；而商事代理人因为无利可图，宁可照管破产案，把这桩小官司敷衍了事。而且要撵走捣乱的债主，必须钻到他们千头万绪的买卖中去，追溯到年深月久的时代，翻查老账，请求法院把冒牌债主的簿册调来，寻出作假的痕迹指给法官看，上堂申诉，到处奔走，把大众已经冷却的心重新鼓动起来。对付每一个捣乱而非法的债主，你都得使出堂·吉诃德式的气力。就算对方的捣乱被你证明了，他也不过对法官们说一声：“对不起，你们误会了，其实我是很正经的。”说完打个招呼，一走了事。官司打来打去也损害不到破产人的权利，他尽可以跟堂·吉诃德一直缠到高等法院。这期间，堂·吉诃德自己的生意也形势不妙，可能破产了。
结论：破产管理人是债务人选择的，债权是债务人审核的，协议书是债务人自己安排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有多少阴谋，多少斯迦拿兰式的把戏，弗隆打式的花招，玛斯加利式的扯谎，斯卡班式的空袋子[111]，可能从上面两套手段中发展出来，也可想而知了。作家要是愿意动笔，每桩破产案的材料都足够写成《克拉里斯·哈罗》[112]那样十四大卷的著作。我们只举一个例。巴尔玛，羊腿子，韦勃勒斯脱，格莱，纽沁根一帮人的师傅，赫赫有名的高勃萨克，曾经想借一桩破产案，对一个以前给他吃过亏的生意人狠狠的还敬一下。他拿到债务人一批期头开在协议书签订以后的票据，上面的数目加上清偿的成数，等于他的全部债款。高勃萨克叫大家通过的协议书，把债权情让了百分之七十五。这样，债权人都吃了大亏，高勃萨克却得了便宜。但破产人还签出的一些违法的票据，也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折扣。在这笔款子中间，高勃萨克，了不起的高勃萨克差不多拿到一半。所以他遇到那个债务人，打起招呼来总带着恭敬又挖苦的神气。
破产人在破产以前十天所做的交易都可能被认为非法，所以一般精细的朋友特意物色一批为了利害关系跟破产人同样希望早日签订协议书的债主，跟他们做交易。一般极精明的债主去找一般极愚蠢或者极忙的债主，把破产案的前途说得万分暗淡，把他们的债权买下来，代价只及将来清偿成数的一半，买进的人日后除了在清偿成数中收回成本以外，还能赚到一半，或是三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
破产的事好比有一所被抢劫过的屋子锁在那里，里头还剩着几袋钱。一个生意人要是从窗子里，从屋顶上，从地窖里，从什么窟窿里钻进屋子，摸到一袋两袋钱，把自己的份头加多一些，就算交了好运。在总崩溃的局面中，像柏累齐那河边[113]那样只听见各自逃生的叫喊声中，什么事都又真又假，又合法又非法，又老实又不老实。一个人能不吃亏，别人就佩服他。而所谓不吃亏就是损害了别的债权人，自己捞进一笔。法国有过一桩轰动全国的大破产案：在一个设有高等法院的城市里，法官们和一些破产人都有银钱来往，便通同作弊，把法律的尊严破坏得干干净净；结果不得不把案子移送别的法院审理。地方上一朝发生了倒闭案，什么商务裁判，什么监查人，什么最高法院，都不起作用的了。
生意上这种漆黑一团的情形，巴黎人体会很深；做买卖的都认为破产是没人保险的意外事故，只要自己被拖累的数目不大，即使空闲，也不肯冒冒失失的为之浪费时间，宁可把损失作为烂账，自己还是做自己的生意。至于做小买卖的，老是为要应付月底的账弄得焦头烂额，关心自己的命运都来不及，怎么还敢打一桩又拖日子又费钱的官司！他也不想了解破产的内情，只学着大商人的样；他知道了损失，只有垂头丧气的份儿。
现在的大商人不再宣告破产，而是大家客客气气的办清理了：债务人能还多少，债权人就拿多少，出张收据把债务了结完事。这样既免得丢脸，又免得被法院拖延日子，既不用出商事代理人的酬金，也不必把存货压低价钱。个个人觉得破产的结果不如清理实惠。因此巴黎宣告清理的事比宣告破产的事多。
破产管理人的一幕，主要是证明凡是破产管理人都很清白，和破产人并无勾结。池子里的看客多多少少当过这个差事，知道所谓破产管理人就是有保障的债主。他听着人家的话，爱怎么相信就怎么相信；他在三个月之内把人欠欠人的账务审核完毕，然后在签订协议书的那一天出场。那时，临时破产管理人向大会提出一个简短的报告，通行的格式大概是这样：
“诸位先生，破产人总共欠我们一百万。我们把他当作一条沉没的破船一样全部拆卸了。钉子，木材，破铜烂铁，一共卖到三十万。因此我们放的债可以收回三成。债务人不是剩下十万八万而居然还有这个数目，我们觉得很高兴；我们宣布他是个正人君子，应当对他情让一部分债款，以资鼓励。我们建议发还他资产，让他在十年或十二年之内偿还我们百分之五十，这是他答应我们的数目。协议书预备好了，请大家到办公室去签字！”
听了这篇话，商人们都心满意足，彼此拥抱，庆贺。协议书一经批准，破产人就恢复了商人的身份：资产拿回来了，买卖也重新做起来了；答应的清偿成数将来付不出的话，尽有权利再宣告破产。这种由第一次破产牵出来的第二次破产也是常有的事，好像女儿出嫁了九个月，做母亲的又生了一个孩子。
倘使协议不成，债权人便任命一批正式的破产管理人，拿出穷凶极恶的手段来了，例如联合经营债务人的业务，调度他的财产，没收他将来应得的东西，执管他的父亲，母亲，姑母等等的遗产。但是要实行这一类严厉的办法，债主们先得订一份共管的合同。
由此可见，破产有两种：一种是破产人还想复业的，一种是掉在水里情愿沉到河底去的。这个区别，比勒罗知道很清楚。他和拉贡一样，认为经过第一种破产的人很难保持清白，经过第二种破产的人很难恢复元气。他先劝皮罗多把资产全部放弃，接着在市场上委托了一个最老实的商事代理人去执行，要他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债权人支配。按照法律规定，在办理破产手续的时期，破产人一家的口粮应当由债主供给，但比勒罗通知商务裁判，说侄女和侄婿的生活归他维持。
杜·蒂埃早已布置好，要叫他的老东家在这一回破产中一刻不停的受罪。办法如下。因为时间在巴黎非常宝贵，两个破产管理人通常只有一个管事，另外一个不过是装装样子，署个名，像公证文件中的第二个公证人。而那个实际负责的管理人又往往依靠商事代理人。因此在巴黎，上面所说的第一种破产案进行非常迅速，在法定限期以内样样都封好，包扎好，端整好，安排好。不出一百天，商务裁判就能像那位部长一样狠心的说一句：“华沙的秩序恢复了[114]！”杜·蒂埃的意思是要叫花粉商在生意场中永远不得翻身。破产管理人的名单原是杜·蒂埃在幕后操纵的，比勒罗看了觉得大有文章。外号叫羊腿子的皮杜是债主中的大户，偏偏百事不问；吹毛求疵的小老头儿莫利奈并无损失，却样样当家做主。杜·蒂埃有心把商场中一个正人君子的尸首扔给那只小豺狼，让它玩弄够了再吞下去。
债主们开过会，任命了破产管理人。小老头儿莫利奈回到家里，说承同胞们瞧得起，不胜荣幸；同时也很高兴有个皮罗多让他监护，好比孩子有一条虫儿可以捉弄了。这位业主一朝有着法律撑腰，就买了一部商法来研究，还要求杜·蒂埃多多指教。幸而勒巴得到比勒罗的通知，早就要求商务法庭庭长挑选一位精明而宽大的裁判。杜·蒂埃希望指派高朋汉-格莱，结果却发表了候补商务裁判加缪索；他是进步党，有钱的丝绸商，比勒罗的房东，据说是个正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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