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回国在几天之内准备了一八〇九年的战役,知道勃里杜去世,便说:“有些人出了缺就没有人补得上!”忠心耿耿的官吏不像有功的军人能得到显赫的奖赏;拿破仑发觉这一点,决意仿照为军人设立荣誉团的办法,替文官创立一个报酬优厚的勋位。勃里杜的殉职使他想起办“联合团”,但他来不及把这个贵族团体完全办成功。昙花一现的勋位早已在大众的记忆中消失,多数读者一定要问那个团的勋饰是什么:原来是蓝缎带。拿破仑称之为“联合团”,存心把西班牙王室的金羊毛勋章和奥地利的金羊毛勋章混合为一。后来有个普鲁士的外交官说:“这桩亵渎的事没有做成,也可见天意所在。”
拿破仑叫人调查勃里杜太太的境况。两个孩子都给送进帝国中学,全部教育费由皇帝的私库开支。勃里杜太太年支四千法郎抚恤金,至于两个儿子的家业,大概拿破仑打算将来再照顾。
勃里杜太太从出嫁到守寡,和伊苏屯毫无来往。她母亲死的时候,她正要生第二个儿子。她知道父亲不喜欢她,而父亲的过世又碰上拿破仑加冕,勃里杜忙得不可开交,阿迦德不愿离开丈夫。她的哥哥约翰-雅各·罗日,从她走出伊苏屯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阿迦德被娘家不理不睬地一脚踢开,心里很难过;但人家既把她置之脑后,她也难得想到他们了。她每年收到干娘奥勋太太一封信,她回信只写些俗套。一片好心而虔诚的老太太屡次暗示阿迦德,阿迦德从来不加考虑。
罗日医生临死以前不久,奥勋太太去信告诉干女儿,要不寄一份委托书给奥勋先生,她应得的一份父亲的遗产势必完全落空。阿迦德不忍心为难哥哥。或许勃里杜体会到侵占的行为正合乎贝利的风俗习惯,或许这个清廉正直的男人在金钱方面和妻子一样高尚,一样满不在乎,所以也不听公证人罗甘的劝告。据罗甘的意思,勃里杜大可利用自己的地位,对于父亲剥夺女儿遗产的行为提起诉讼。
可见勃里杜夫妇俩都同意当时伊苏屯的处置。但罗甘的话叫司长不能不考虑到妻子的利益,觉得她已经吃了亏。这个品性高尚的男子想着自己身后老婆生活没有保障。他查了查账,发觉罗日老人给女儿的五万现款,从一七九三到一八〇五,已经被他们夫妇俩花掉三万,便把余下的二万买进公债,行市是四十法郎,阿迦德一年可以收两千法郎左右利息。
因此,勃里杜太太守寡以后有六千法郎一年收入,尽可体体面面过日子。她始终是个内地妇女,打算歇掉勃里杜的男当差,只留下厨娘,换一个公寓。但她的好朋友台戈安太太老是以舅母自居,卖掉家具,退掉屋子,搬来和阿迦德同住,把勃里杜旧时的书房改做卧室。两个寡妇拿收入合在一处,总共有一万二。这个办法似乎入情入理,再简单没有。但人生最要提防这些好像毫无问题的问题;对于非常的事故,谁都知道谨慎小心;所以像诉讼代理人,法官,医生,教士等等有经验的人,都把挺简单的事看得极重,旁人只觉得他们认真过分。不知古人就对处世之道留下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叫作鲜花之下要防毒蛇。糊涂虫倒了霉,往往对人对己辩解说:
“事情太简单了,谁碰上了都要上当的!”
一向瞒着年龄的台戈安太太,一八〇九年时正好六十五岁。她当年号称为油酒美人,像那些极少数的女子一样不受岁月侵蚀,得天独厚,到老姿色不衰,不过也经不起细看了。台戈安太太中等身材,又胖又嫩,肩膀很好看,皮肤带点儿粉红。淡黄头发近乎栗色,遭了台戈安的变故还是没有花白。她非常贪吃,喜欢做些精致的菜给自己享受;除了烹饪,同时也爱看戏,还有一样谁都不让知道的嗜好,买彩票!达那伊特水桶的神话[12]不就是指这种无底洞么?台戈安女人——对一个赌彩票的人只配这样称呼——或许在衣着上花的钱太多一些,正如一般运气好,长期不衰老的女人一样。除了这些小小的缺点,和她一起生活倒是最愉快的,她总顺着你的意思,不得罪人,老是心情欢畅,叫别人也跟着高兴。她尤其有一项巴黎人的长处能吸引退休的职员和老年的商人:就是说懂得诙谐说笑的风趣!……她没有第三次嫁人多半是受时代影响。在战争频繁的帝政时期[13],要结婚的男人娶个年轻貌美的富家女太容易了,念头不会转到六十岁的女人身上。台戈安太太要逗勃里杜太太快活,带她上戏院,坐马车,替她做几样精致的饭菜,甚至想劝阿迦德和她的儿子结婚。她为此把她自己,她过世的丈夫和她的公证人都紧紧瞒着的秘密,告诉了阿迦德。原来年轻漂亮,自称三十六岁的台戈安女人,竟有一个三十五岁的儿子。他姓皮克西沃,已经断弦,属于战斗部队第二十一团,从少校升到上校,在特累斯顿一役中阵亡,只留下一个独生子。台戈安女人一向只敢偷偷摸摸的看孙子,对外只说是第一个丈夫的前妻生的儿子。她为了谨慎不能不向阿迦德透露秘密,因为皮克西沃上校的儿子也在帝国中学念书,有一半公费。孩子在中学里就很调皮,好捉弄人,后来成为一个素描家和绝顶聪明的人物,名气不小。阿迦德对人生已经一无留恋,只疼着两个孩子,只想为孩子而活下去;从理智上说,从她对亡夫的感情说,都不愿意再嫁。可是做良母不比做贤妻来得容易。寡妇有两个互相冲突的责任:既要做慈母,又要做严父。很少女性能懂得而且贯彻这个双重的使命。可怜的阿迦德虽然贤惠,仍旧无意之间种下不少祸根。她既不够聪明,又像好心的人一样惯于轻信人,竟做了台戈安太太的牺牲品,弄得苦不堪言。台戈安女人追着三连号[14]的彩票,而彩票公司是不让股东[15]赊账的。台戈安女人利用当家的机会拿日常开支的钱去做赌本,一心希望替自己的孙子皮克西沃,替她疼爱的阿迦德和两个小勃里杜发一笔财,结果是逐渐背了债。亏空到一万法郎,她下着更大的赌注,只盼望追了九年没中彩的三连号能弥补一切。从此债务很快的加上去。到了两万法郎,台戈安女人慌得没了主意,而她的三连号还是没有中彩。她想抵押自己的财产,偿还外甥女儿;可是公证人罗甘告诉她这个老实的办法行不通。罗日老头在舅子台戈安去世之后得了舅子的遗产,只在约翰-雅各·罗日的产业项下拨出一笔收益归台戈安太太。那时放一分钱的机会多得很,对于没有主权而只能收四千法郎利息的抵押品,没有一个放高利贷的肯拿出二万法郎借给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婆子。有一天台戈安女人便扑在外甥女脚下,哭哭啼啼说出真情;勃里杜太太没有半句埋怨的话,打发了男当差和厨娘,卖掉多余的家具,抛出四分之三的公债,付清所有的欠账,把屋子退租了。
03 两个倒霉的寡妇
学士院后面,从甘南谷街起到和塞纳街会合的一段玛萨里纳街,可以算得巴黎最凄凉的一个区域。红衣主教玛萨兰捐给巴黎市的四省学院和图书馆,后来便是法兰西学士院的会址,四周全是灰色的高墙,把这一带街道布满了冷冰冰的阴影;难得照到阳光,经常刮着尖利的北风。可怜的勃里杜寡妇破财以后,在这个潮湿,阴暗,寒冷的地区租了一个四层楼上的公寓。屋子前面矗立着学士院的大厦,那时大厦里头还容纳一批凶猛的野兽,布尔乔亚称之为艺术家,在工作室里叫作“拉班”[16]。年轻人在学校里是“拉班”,毕业出来可能是国家派往罗马的留学生。每年举行会试的时节,参加竞选的学生都关进一间间的考棚,社会上也得为这件事大叫大嚷的吵一阵[17]。考试的内容是学雕塑的要在一定限期之内用黏土塑成一座雕像的模型;学画的制作一幅画,那些作品如今都陈列在美术学校;学音乐的作一支清唱曲;学建筑的设计一个大型建筑的草图。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那动物园已经从这些阴沉寒冷的屋子搬往近边很漂亮的美术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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