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武昌起义到正式政府成立

    第一节 武昌起义和各省光复

    中国人所以怀疑帝制和反对清朝的原因，在前一篇里，已经说明了。第四章第一节和第六节。其中图谋革命最早的，就要推前大总统孙文。他在光绪十八年，已经在澳门组织兴中会，图谋革命。公元1891年，光绪十七年。在广州起事，不成，走到英国。给驻英公使龚照屿，把他骗到使馆里，拘禁起来。旋因英国人交涉，得以释放。于是孙文遍历南洋群岛和美洲的旧金山等处，竭力鼓吹，信从的人渐多。公元1904、公元1905两年，因留东学生极一时之盛，孙文亲自到日本，从事鼓吹。公元1905年，就和黄兴等组织同盟会，以为实施革命的团体。这一年，起兵攻镇南关，夺取炮台；明年，又攻云南的河口；都因军械不继，退去。公元1911年，黄兴起事于广州，未及期而事泄，党人仓促攻督署，死者七十二人，都丛葬在黄花岗。这要算图谋革命以来最壮烈的一举了。关于辛亥以前革命事业的进行，可参看《孙文学说》的附录。

    辛亥八月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先是革命党人在湖北运动举事，原约八月十五日夜起义，后来展期到二十五日。而十七日事泄，机关多处同时被破，宪兵彭楚藩、刘汝夔、杨宏胜三人都被清鄂督瑞澂所害。遂改于是夜起义。工程营先发，辎重队继之。先取火药局，直扑督署。瑞澂和统制张彪都逃去，于是武昌光复。众推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

    二十三、四两日，派兵渡江，连克汉口、汉阳。照会各国领事，请其转呈政府，确守局外中立。并申明：

    [一]以前清政府所定条约，军政府概认其有效——但此后再与清政府订约，军政府概不承认。

    [二]承认各国的既得权。

    [三]赔款外债，照应由各省如数摊还。

    [四]各国傥以军用品助清，军政府概须没收。

    领事团即宣告中立，旋各国都承认我为交战团体。

    清廷得武昌起义的消息，即以荫昌督师，并命萨镇冰以海军赴鄂。二十三日，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九月初六日，命荫昌俟袁世凯到后，即行“回京供职，”以冯国璋统第一军，段祺瑞统第二军，都归袁世凯节制。

    九月初七日，清军陷汉口。我军以黄兴为总司令，守汉阳。十月初七日，汉阳陷。而其时各省都次第光复。

    地名 光复日期 民军都督 光复状况

    长沙 九月初一 正焦大章、副陈作新——谭廷闿 焦、陈本会党首领，和新军合力光复，旋为新军所杀，推谭延闿为都督。

    九江 九月初二 马毓宝 毓宝本新军标统。

    南昌 九月初十 吴介璋 介璋本新军协统。后彭程万自称奉孙文委任，为赣军都督。吴介璋就让了他。旋彭又他去，马毓宝到南昌，就赣军都督之任。

    西安 九月初四 张凤翙 新军于初一起事，初二攻克满城。

    太原 九月初九 阎锡山 锡山本新军协统。清巡抚陆钟琦被杀。

    云南 九月初九 蔡锷 蔡锷系新军协统，和统带罗佩金、唐继尧等同起义。

    上海 九月十三 陈其美 先据闸北警局，次据制造局，旋定吴淞口。

    苏州 九月十四 程德全 德全本清巡抚，宣布独立。

    杭州 九月十四 汤寿潜 十五日，民军与旗营开战，旗营旋即降伏。

    安庆 九月十八 朱家宝。

    孙毓筠 家宝系清巡抚，由谘议局宣布独立，推为都督。旋他去，由孙毓筠继任。

    福建 九月十八 孙道仁 道仁系新军统领。总督松寿自尽，将军朴寿被杀。

    广东 九月十九 正胡汉民。

    副陈炯明 将军凤山，于初四日被炸身死。十九日，谘议局宣布独立。举巡抚张鸣岐为都督，张不受，遁去，乃改举胡、陈。

    广西 九月十六 沈秉堃 秉堃本清巡抚，旋去职，以陆荣廷代。

    山东 九月二十三 孙宝琦 宝琦系清巡抚，由保安联合会举为都督。十月初四日，孙又取消独立。后孙去职，由胡建枢代为巡抚。十一月底，蓝天蔚率北伐队克烟台。至一九一二年三月，胡建枢乃与民军议和——时民军都督为胡瑛。

    成都 十月初七 蒲殿俊。

    尹昌衡 四川民军和官军冲突最久。外县以次先下。至十月初七，乃举蒲殿俊为都督。至十八日，改举尹昌衡。赵尔丰于十一月初三日被杀。

    甘肃 十一月十八 新军三标营起义，总督长庚被囚。

    奉天于九月二十二设立保安会，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谘议局长吴景濂为副会长。只有直隶、河南、吉林、黑龙江四省，未曾宣布独立。

    只有提督张勋，还在南京负固。于是苏浙两省，联军进攻。十月十二日，南京就克复——程德全移驻南京。

    而停泊镇江九江的海军，亦于二十二、二十五两日，先后反正。

    清廷听得陆钟琦死了，以吴禄贞为山西巡抚。禄贞屯兵石家庄，以清兵陷汉口后，纵火焚烧、截留运往战地的军火。禄贞旋于九月十七日遇刺，而驻兵滦州的张绍曾，又发强硬的电报，请清廷立宪。

    清廷先已罢盛宣怀，九月初五日。下罪己诏，开党禁。初九日。九月十一日，罢奕劻等，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十三日，宣布十九信条。因其中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第十九条：“第八……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于是十八日，资政院选袁世凯为总理。摄政王旋退位。

    第二节 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北迁

    当南京未克复时，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公电沪军都督，提议“请各省各派代表，在上海开一会议”。其资格系：[一]由各省谘议局各举一人，[二]由各省都督府各举一人。有两省以上的代表到沪，即行开议，续到的随到随加入。沪督赞成了。于是以苏浙都督府代表的名义，通电各省，“请即派员到沪，组织临时政府”，并请“公认伍廷芳、温宗尧为临时外交代表”。各省复电，多就近派本已在沪的人为代表，所以代表齐全得很快。九月二十五日，开第一次会议。议决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二十七日，以黎都督亦有通电，请各省派代表到武昌，组织临时政府。议决：“会所以上海为宜”，电请武昌派代表到沪与会。三十日，议决：“以武昌为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请“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委任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总副长”。十月初三日，议决：“各省代表，同赴武昌，组织临时政府。”初四日，又议决：“以一半赴湖北；一半留上海，为通信机关，以便联络声气。”赴湖北的代表，于初十日，在汉口开会。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

    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第一条）

    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参议员组织之，（第七条）……每省三人……其派遣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之。（第八条）……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第十六条）

    十四日，得南京光复的消息，就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设立的地点。各省代表，限七日内齐集南京。有十省以上的代表到了，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就是这一天，留沪的代表，忽而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明日，又议决大元帅的职权，即以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武昌各代表，通电否认。旋武昌各代表，齐集南京。二十四日开会，议决：“于二十六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先是，初十日，武昌的民军，由英领事介绍，与清军停战三日。三日期满之后，又继续停战三日。十五日，袁世凯电汉口清军，停战期满之后，再继续十五日；而派唐绍仪为代表，与黎都督——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

    二十五日，浙江代表陈毅从湖北到南京，报告“唐绍仪已到汉口，黎都督的代表，业经和他会晤。据唐绍仪说，袁世凯也赞成共和。”于是议决：缓举临时大总统——承认上海所举大元帅、副元帅。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上，追加“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一条。二十七日，黄兴辞职，推荐黎元洪为大元帅。公决“以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又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追加“大元帅不能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时，以副元帅代行其职权”一项。先是袁世凯派唐绍仪为代表后，各省代表，亦议决以伍廷芳为民军代表。而以北方不认山、陕在停战范围之内，我军复电不认。旋商明，清廷对山、陕，民军对四川，各不增加兵力与军火。乃定议：从十月十九起，到十一月初五，停战十五日。以汉口为议和地点。而伍廷芳以在沪任外交代表，不能到汉。乃改以上海为议和地点。

    十月二十七日，唐绍仪到上海。二十八日，开第一次会议。伍廷芳提议：“十九日停战后，湖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奉天，均须一律停战，不得进攻。要电致袁内阁，得了确实的回复，方能开议。”唐绍仪答应了。十一月初一日，袁内阁回电到了。开第二次会议。展长停战期限七日（十一月初五到十二日）。伍廷芳提出：“必须承认共和，方可开议。”唐绍仪电达北京，请召集国会，议决国体。初九日，内阁奏请召集宗支王公开御前会议，对于国体问题，由民意决议的话，也承认了。初十日，开第三次会议。议定“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十一日，开第四次会议，议定“国民会议，以每省为一处，内外蒙古为一处，前后藏为一处；每处选代表三人组织之——每人一票：傥某处代表到会的不满三人，仍有投三票之权”。十二日，开第五次会议。伍廷芳提出，“国民会议，以上海为开会之地；开会日期，定于十一月二十日”。唐允电达袁内阁。

    初六日。孙文到上海。初十日，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奉天、直隶十七省代表，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孙文以十六票当选。这一天，是阳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于是通电各省，改用阳历。以十三日为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文即于此日就职。

    于是唐绍仪以交涉失败，打电报到北京辞职。袁世凯打电报给伍廷芳，说：“唐代表权限所在，只以切实讨论为范围。”现在国民会议各条，“均未先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定。其中实有……碍难实行各节。嗣后应商事件，即由本大臣与贵代表直接电商……”伍廷芳复电，说：“唐代表签定各约，不能因其辞职而有变动。而且往返电商不便，请清内阁总理亲自到上海来面商。”袁世凯又打电报来，说：国体问题，“现正在商议正当办法，为什么南京忽然组织政府？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立即取消？”

    伍廷芳复电说：“这是民国内部的事情”，“若以此相诘，请还问清政府，国民会议未决以前，何以不即行消灭？……设国会议决为共和，清帝是否立即退位？”于是和议停顿，而北方将士亦多倾向共和。段祺瑞等联电赞成共和，并说要带队入京，和各亲贵剖陈利害。

    于是由袁世凯和民国商定了优待满、蒙、回、藏各族和清室的条件，而清帝于二月十二日退位。

    先是临时总统就职后，各省代表，又于正月初三日选举临时副总统。黎元洪以十七票——全场一致当选。又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原文第二十条：“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以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议会。召集方法，由参议院议决之。”这时候，于“国民议会”之下，加入“制定民国宪法”六个字。从临时政府成立后，各省代表会，就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代行参议院职权。旋各省所派参议员，陆续都到。于正月二十八日，开参议院成立大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二十条：“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以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议会。”这时候，因为来不及，乃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成为《临时约法》。由临时大总统，于三月十一日公布。第五十三条：“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第五十四条：“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当清帝尚未退位时，孙文曾提出最后协议条件，由伍代表转告袁世凯。其中重要的三条是：[一]袁世凯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二]孙文辞职。[三]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而清帝《退位诏》中，又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协商统一办法……”的话。清帝既退位，袁世凯电告临时政府，绝对赞成共和。于是十三日，孙文向参议院辞职，并荐举袁世凯。十四日，参议院以二十票对八票，议决临时政府移设北京。十五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袁世凯以十七票——全体一致当选。黎元洪亦辞副总统职。二十日开会选举，黎仍以十七票全场一致当选。便是十五日这一天，参议院覆议临时政府地点，忽又以十九票对七票，可决仍设南京。于是派蔡元培、汪兆铭到北京，欢迎袁世凯就任。二十九日夜，北京兵变。三月初一日，天津、保定又兵变。初六日，参议院就议决，许袁在北京就职。袁命唐绍仪到南京组织新内阁，接收交代事宜。孙文遂于四月初一日去职。初五日，参议院亦议决移设北京。

    南京临时政府阁员

    陆军总长 黄兴

    海军总长 黄钟英

    外交总长 王宠惠

    司法总长 伍廷芳

    财政总长 陈锦涛

    内务总长 程德全

    教育总长 蔡元培

    实业总长 张謇

    交通总长 汤寿潜

    唐绍仪内阁阁员

    陆军总长 段祺瑞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外交总长 陆征祥

    司法总长 王宠惠

    财政总长 熊希龄

    内务总长 赵秉钧

    教育总长 蔡元培

    工商总长 陈其美

    农林总长 宋教仁

    交通总长 梁如浩

    案《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十七条：“行政各部如下：一外交部，二内务部，三财政部，四军务部，五交通部。”后来修改时，将这条删去。

    第三节 大借款、宋案和赣宁之役

    参议院移设北京后，于一九一二年年八月，将《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选举法》议决。初十日，由临时大总统公布一九一三年正月初十日，明令召集国会。四月初八日，国会正式成立。

    唐绍仪于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五日辞职，由外交总长陆征祥代理。二十九日，任命陆为总理。第一次在参议院提出阁员，未能同意。第二次提出，才通过了。内务、陆、海军三部仍旧。财政周自齐，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工商刘揆一，交通朱启钤，而陆已称病不出，乃以内务赵秉钧暂代。九月二十四日，任命赵为总理，阁员都照旧。“宋案”起后，赵秉钧也称病不出，以陆军段祺瑞代理。国会开后，熊希龄乃出而组阁。其阁员：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财政熊自兼，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汪大燮，司法梁启超，农林张謇，交通周自齐，当时称为“人才内阁”；又有人称他做“第一流内阁”。《新约法》成立，改行总统制以前，内阁的更迭如此。

    现在要说“赣宁之役”（“二次革命”）了。这一役的内容，自然是新旧之争。其导火线却是[一]俄蒙事件，[二]大借款，[三]宋案。俄蒙事件在下一章叙述，现在却先叙述大借款案。

    当武昌起义后，外交团协议，由各国银行代表，组织联合委员会，监督中国盐税和海关的收入，以为外债的担保；并议决对于南北两军，都不借款。所以当时两军军费，都很支绌，这也是战争缩短的一个原因。其间借款，只有“维持北京市面借款”七十万镑，由清资政院议决；度支部大臣绍英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辛亥十二月十一）和奥国瑞记洋行签订。这事还在外交团决议以前。

    临时政府成立之初，财政自然是很困难的。于是发行军需公债一万万元，有奖公债五千万元。又将苏路公司、招商局等，用私人名义，向外国银行抵借款项，再行转借与政府。其中惟用汉冶萍公司向日本抵借五百万元一款，因参议院反对取消。唐绍仪任国务总理后，向四国银行团以将来大借款为条件，请其垫款三百万元，以为收束南京政府组织北京政府的费用。北京政府成立后，唐又向四国团商借六亿元，以为[一]统一中央和各省的行政，[二]解散军队，[三]改良货币，[四]振兴实业的费用。四国银行团怕日、俄两国不在团内，终究不妥，又向日俄劝诱加入。日俄两国以“四国承认满蒙为其特殊势力范围”为条件，四国不肯答应。而唐绍仪亦以四国团要求中国“以后不得向他银行借款”，斥为垄断，宣言“中国有自由选择借款的权利”。于是以京张铁路为担保，于三月十四，四月初六，先后向华比银行借得一二五〇〇〇〇镑，四国提出抗议。政府不得已，允许将来大借款成立，把比国的借款还掉。

    这时候，日俄两国，业已加入银行团，四国变为六国。五月初二日，唐绍仪要求从五月到十月，垫款八千万两。因银行团要求用外人监察，借款中止。旋由财政总长熊希龄和银行团交涉，银行团开出条件：[一]在财政部附近，设立检查所，由银行团与财政部各选委员一人，监督借款用途。[二]各省解散军队，须由中央政府派遣高级军官会同税务司办理。政府把这条件提出参议院，参议院不肯承认；舆论尤其大哗，交涉又停顿了。

    而从日俄两国加入之后，六国银行团就在伦敦开一会议。因[一]日俄两国，提出“借款不得用之满蒙”；而[二]四国方面，提出“发行公债，各由本国的银行承当”；至五月十五日，会议遂决裂。旋又移到巴黎开会，议决：[一]另由外交上解决。[二]俄得在比利时，日得托法国共同引受银行发行债票。又议决：关于特定借款的用途，有一国提出异议时，即可作废。于是各国的意见，大略一致。乃先订立基础条件——六月十九日。随即电告北京银行代表，于二十四日向中国政府提出条件：

    [一]借款的总额，为六万万元；于1916年内陆续支付。

    [二]英以汇丰，法以汇理，德以德华，美以花旗，俄以道胜，日以正金银行为代表。

    [三]由六国团选出代表，监督借款的用途。

    [四]对于盐税，须设立特别税关——或类似税关的机关——监督改良。

    [五]在此借款期内，中国不得更向六国团以外的银行借款。

    财政总长熊希龄，对于监督盐税绝对反对，但愿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又要求减少借款的总额，而同时减轻其条件；请银行团从六月到十月，每月垫款六百万。银行团不允。熊希龄旋辞职，赵秉钧兼署财长。八月初五日，函告银行团，决计向别的银行商议。旋周学熙任财政总长。外国银行对于汇丰等的垄断，不满意的也很多。于是驻英公使刘玉麟，和英国克利斯浦公司成立借款一千万镑，于八月三十日在伦敦签字。六国团又出而反对，电知本国各分银行，不替中国汇兑。十月十五日，周学熙命长芦运使于长芦税项下每月取出克利斯浦借款利息，存在天津麦加利银行。三十日，与庚子赔款有关系的各国公使，忽然由意使领衔，出而抗议，说：盐税系庚子赔款的担保，不能移作别用——其实当辛丑定约时，盐税只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两。后来加价、加课，到公元1911年，已增至四七五〇〇〇〇〇两。

    以赔款余额为担保，辛丑后久有其事，使团并没反抗。中国政府，虽然据此答复，然因需款紧急，毕竟不得已，俯就其范围。于是取消财部命令。《克利斯浦借款合同》第十四条：“在债票全发行以前，中国政府，如欲借款，克利斯浦公司有优先权——但条件须与他银团相同。”亦由中国予以赔偿，将此条取消。十一月三十日，以大总统命令，委任周学熙为办理借款专员，和六国团磋商。到十二月下旬，条件大致就绪。二十七日，赵总理和周总长出席参议院，报告条件。正拟签字，而银行团借口巴尔干半岛发生战事，金融紧急，要求把五厘利息改为五厘半。于是签字问题又搁起。而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又命本国银行退出团外，六国又变为五国。

    美国的退出，五国团颇疑心他有单独行动的意思。又银行团因豫备借款给中国，买进现银已颇多。而自“宋案”发生后，中国政府，也急欲成就借款。于是旧事重提，一切渐就妥洽。于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签约。借入的数目，是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镑，利息五厘，期限四十七年。盐务收入，除担保前债尚未还清者外，全数作为担保。将来海关收入的余款，亦尽数作为本借款担保。于北京设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主管。产盐地方，设立稽核分所，设经理华员一人，协理洋员一人。盐税都存银行，非由总会、办会同签字，不能提用。本利拖欠，逾“展缓近情”的日期后，即将盐政事宜归入海关管理。至于用途，则于审计处设立稽核外债室，任用华洋稽核员，以资稽核。

    大借款的经过大略如此。而既签字后，却引起一段政府和议院的冲突。原来民国时代，政府借款，当立约签字之先，总把交涉情形报告参议院，求其同意。而此项大借款，则但于签字后咨交议院查照。《咨文》说：“查此项借款条件，业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国务总理暨财政总长赴前参议院出席报告，均经表决通过，并载明参议院议事录内，自系当然有效。相应咨明贵院查明备案可也。”而议院方面，则说：当时所表决，只是办法的大体，“所以示交涉的范围”。所以政府所提出，只有第二、第五、第六、第十四、第十七五条；其余各条，但注明“普通条件”字样，并没有条文。议员也就说普通条件，毋庸逐条表决，不曾再事追求。傥使正式议决借款合同，岂得如此？于是有主张将合同咨还政府的。而七月初，又发见政府于四月二十日曾借奥国斯哥打军器公司款项三百五十万镑；不但合同没有交议，并且全没有令国会与闻。遂于七月初五日，提出弹劾政府案。其后这件事情，也始终没有结果。

    至于“刺宋案”，则发生于公元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农林总长宋教仁，从下野后仍为国民党中有力的人物（民初政党的情形，见第四节）。这时候，宋教仁的议论，说总统非举袁世凯不可，而内阁则必须由政党组织。这一天晚上，突然在沪宁车站遇刺，二十二日身死。旋捉获凶手武士英和主使的应桂馨。政府命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查究。四月二十六日。程、应电呈总统，并通电全国，宣布所获证据。则主使应桂馨的，又系国务院秘书洪述祖。于是舆论哗然，都说这件事和政府有关。就做了二次革命直接的导火线。

    先是南京政府交代后，孙文即行下野；黄兴为南京留守，不久亦呈请撤销。而长江流域，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闿；南部则福建都督孙道仁，广东都督陈炯明，都系民党。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湖口起兵，称为“讨袁军”。于是安徽、湖南、福建、广东，先后俱起。黄兴于十四日入南京，陈其美亦起兵于上海。政府先已令李纯扼守九江；郑汝成保卫上海制造局，和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互相犄角。又以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张勋为江北宣抚使。李纯于七月二十五入湖口，八月十八入南昌。柏文蔚于八月初七日出走，倪嗣冲于二十九日入安庆。黄兴于七月二十九出走；八月初八日，何海鸣又入南京；张勋直到九月初一，才入南京。上海方面的民军，于七月下旬，屡次进攻制造局，不利。八月初二日，政府军反攻，到十三日，民党并弃吴淞炮台。龙济光于八月初四入广东。而湖南于八月十三日，福建于九月初九日，取消独立。

    第四节 正式总统的举出和国会解散

    《临时约法》本将制定宪法的权付与国会。国会开会后，于七月中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从事起草。到赣宁之役以后，就有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议论。九月初五日，众议院以二一三对一二六票，可决先举总统。十二日，开两院联合会。决定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的一部分的《总统选举法》起草。十月初四日，以宪法会议的名义公布。就是所谓《大总统选举法》。初六日，开大总统选举会。第一、二次，袁世凯得票都最多，而都不满四分之三。第三次，就袁世凯、黎元洪两人决选。总票数七〇三，袁得票五〇七，以过半数当选。这一天，有许多自称公民团的人包围议院，迫令当天将总统选出。明天，又开会选举副总统。出席的七一九人，黎元洪以六一一票当选。袁于初十日——国庆日就职。

    先是美国、巴西、秘鲁，都于四月八日——国会开幕日，承认中华民国。日本、奥斯马加、葡萄牙、荷兰，于选举正式总统的当天承认。西班牙、墨西哥、德意志、俄罗斯、意大利、法兰西、瑞典、英吉利、丹麦、比利时，都于其明日承认。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采系总统制，《临时约法》则所采系内阁制。而任命各部长（国务员）及派遣外交专使（大使），须得参议院同意，则两法相同。正式总统选出后，宪法起草委员会，仍从事于起草。十月二十四日，袁世凯派委员八人到会陈述意见，给起草委员会拒绝——因会章只许国会议员旁听。明日，袁世凯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反对《宪法草案》。其要点：

    [一]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国民党议员居多数。

    [二]《宪法草案》第一条，国务总理的任命，须经众议院同意。第四三条，众议院对国务员为不信任的决议时，须免其职。

    [三]第八七条，法院受理一切诉讼。（《临时约法》第四十九条，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它特别诉讼，别以法律定之。）

    [四]第五章。国会委员会由参众两院选出四十人组织之。会议以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决之。而其规定之职权：[1]咨请开国会临时会。[2]闭会期内，国务总理出缺时，任命署理，须得委员会同意。[3]发布紧急命令及财政紧急处分，均须经委员会议决。

    [五]第一〇八、一〇九条。审计员由参议院选举。

    限电到五日内电复。十一月初四日，又发出第二次通电。其中要点：

    [一]第二二条，参议院以法定最高级地方议会及其它选举团体选出之议员组织之，无异造成联邦。

    [二]第二六条，两院议员，不得兼任文武官吏，但国务员不在此限。

    [三]第四四条，参议员审判被弹劾之大总统、副总统及国务员。

    [四]消除《约法》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之权。

    [五]第六五条，“紧急教令”，须经国会委员会议决发布。又须于次期国会开会后七日内，请求追认；国会否认时，即失效力。

    [六]第六七条，海陆军之编制，以法律定之。

    [七]第七一条，大总统依法律得宣告戒严；但国会或国会委员会认为不必要时，应即解严。

    当时各都督、民政长、镇守使、师、旅长，纷纷电京，也有主张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的；也有主张撤销草案，解散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也有主张解散国会的。而总统又即于四日下令，说查获乱党首魁与乱党议员往来密电，饬将京师国民党本部及各地方国民党机关解散。“自湖口……倡乱之日起，凡国会议员之隶籍国民党者，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旋又下令，省议会也照此办理。

    国民党议员既被撤销后，国会就不足法定人数。原令虽说：“……由内务总长行令各该选举总监督暨选举监督……查取……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旋又因倪嗣冲等电请，下令将“隶籍国民党之各项议员候补当选人……一体取消”。递补一节，就无从办起。各都督民政长，呈请将残余议员遣散。总统遂据以谘询政治会议。

    政治会议，本名行政会议。系熊希龄组阁后，拟定大政方针，要想法子实行，令各省行政长官派员来京组织的。适值国会解散，就改为政治会议。加入国务总理、各部总长、蒙藏事务局举派人员、大总统特派人员和法官两人，于十二月十五日开会。一九一四年正月初四日，就据政治会议的呈复，停止两院议员职务。

    当国会尚未解散时，总统谘询政治会议，说：“现在两院对于增修约法事件，势难开议。昨据副总统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等电称：‘历考中外改革初期，以时势造法律，不以法律强时势。美为共和模范，第一次《宪法》，即因束缚政府，不能有为，遂有费拉德费亚会议修改之举……现在政治会议，已经召集，与美国往事由各州推举之例正同。请大总统咨询各员以救国大计等语。’……国会现状，一时断难集议……增修约法，程序究应如何？……”一九一四年正月初十日，政治会议呈请“特设造法机关”。总统又以“此种造法机关，究应如何组织？应用何种名称？其职权范围如何？及议员选派方法……如何”？再行咨询。二十六日，政治会议议决《约法会议组织条例》，即据以选举议员，于三月十八日正式开会。

    约法会议开会后，将《临时约法》修正，名为《中华民国约法》，于五月初一日公布施行——《临时约法》即于本约法施行日废止。其《大总统选举法》，亦经约法会议修正，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

    约法会议所修正的《约法》，设立参政院，以“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其组织：“参政五十人至七十人，由大总统……简任……”“院长一人，由大总统特任。副院长一人，由大总统于参政中特任……”

    五月二十四日，参政院成立，并令其代行立法——政治会议，即于是日停止。

    各省省议会从取消国民党籍议员后，各都督民政长，又电称：“一般舆论，佥谓地方议会，非根本解决，收效无期。与其敷衍目前，不如暂行解散。”二月初三日，令交政治会议议决。旋据呈复：“统一国家，不应有此等庞大地方会议，应即一律解散。”“将来应否组织别种议事机关，应以地方制度如何规定为断。请俟制定地方制度时，通盘筹划，折衷定制。”于三月二十八日，据以解散各省省议会。

    其地方自治，一九一四年二月间，先因甘肃、山东、山西、湖北、河南、直隶、安徽等省民政长电称，“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准其取消。旋又下令：将各地方各级自治会停办，而“着内务部将自治制，重行厘订”。京师地方自治，本定为特别制度，这时候，也下令取消，由内务部一并厘定，汇案办理。

    《新约法》将《临时约法》的内阁制废除，改为总统制，以“大总统为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于是五月初一日，废国务院官制，于大总统府设改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阁员：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财政周自齐，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司法章宗祥，教育汤化龙，农商张謇（章宗祥兼代），交通梁敦彦。外省官制，亦大加改革。改都督为将军，民政长为巡按使。

    其司法机关：各都督、民政长，亦电请分别裁撤，亦交政治会议讨论。先是司法总长章宗祥拟有设厅办法六条，亦交政治会议，并案讨论。旋据呈复：[一]各省高等审检两厅和省城已设的地方厅，照旧设立。[二]商埠地方，应酌量繁简，分别去留。[三]初级各厅，概与废除，归并地方。[四]于各道署附设分厅。三月十五日，下令照所拟办法办理。

    【第二章】俄蒙英藏的交涉

    第一节 俄蒙交涉

    满清末年的中俄交涉，已见前篇第四章。清朝的末年，也知道边境地方的岌岌可危，颇要想法子整顿。然而既没有实力，又没有真能办事的人。要想整顿，而没有真能办事的人，于是所办的事情，不免铺张表面；或且至于骚扰地方，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于是又想施用高压手段。没有实力而想用高压手段，就不免色厉而内荏，格外足以招致藩属的叛离。果然，外蒙由杭达亲王做代表和俄国人勾结，就由活佛于八月二十一日，宣布独立，把办事大臣三多驱逐出境。九月初五日，蒙兵又攻陷呼伦贝尔。

    这时候，革命军已起，清政府如何顾得到外蒙，只好置诸不论不议之列。而俄国于十一月间，向外务部提出要求。

    [一]承认俄国从库伦到俄境的筑路权。

    [二]中蒙订约，申明：[1]中国不在蒙古驻兵，[2]殖民，[3]允许蒙人自治。

    [三]中国在蒙古改革，须得先同俄国商量。

    外务部也置诸不复。

    民国初元，扰扰攘攘，也没有人去问蒙古的信——虽然有遣使宣慰等议论。十月二十七日，俄国全权参赞廓索维慈和库伦订立《协约》。俄国帮助蒙古保守自治制度；编练国民军，不许中国人派兵到蒙古和殖民，而蒙古人则允许俄人以《附约》（《俄蒙商务专条》）上的权利。那《附约》上所载的权利，重要的是：

    [一]俄人得自由居住移转；经理商工业和其它各事。

    [二]俄人通商免税。

    [三]俄国银行，得在蒙古设立分行。

    [四]俄人得在蒙古租地——或买地——建筑工厂、铺户、房屋、货栈和租地耕种。

    [五]俄人得在蒙古经营矿业、森林业、渔业。

    [六]设立贸易圈，以便俄人营业居住。

    [七]俄人得在蒙古设立邮政。

    [八]俄国领事，得使用蒙古台站——私人只须偿费，亦得使用。

    [九]蒙古河流流入俄国的，俄人在其本支流内，都可航行。

    [十]俄人得在蒙古修桥，而向桥上的行人收取费用。

    [十一]由俄国领事（或其代表），与蒙官组织会审委员会，审理俄蒙人民事上的争论。

    同时向中国、日本、英国，发出通告。中国接到此项通告后，舆论大哗，一时征蒙之论颇盛。外交总长陆征祥，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一三年七月止，前后和俄人磋议过二十多次。七月初七日，将最后《草约》提出国会。众议院（进步党多数）通过，参议院（国民党多数）否决。赵内阁倒后，熊内阁成立，孙宝琦为外交总长，继续和俄人磋议。俄人坚持《草约》的精神，不能改变。十一月五日（取消议员资格的明日，国会已不足法定人数），孙宝琦和俄使库朋斯齐，签定如下的条约。

    [一]俄人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

    [二]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

    [三]中国对外蒙古，不派兵，不设官，不殖民——惟可任命大员，偕同属员卫队驻扎库伦。此外又得酌派专员，驻扎外蒙古各地方，保护中国人民利益。俄国除领事署卫队外，不驻兵；不干涉外蒙古内政；不殖民。

    [四]中国声明按照以前各款大纲及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俄蒙商务专条》，明定中国和外蒙古的关系。

    [五]凡关于俄国及中国在外蒙古的利益，暨各该处因现势发生的各问题，均应另行商订。

    另以照会申明：[一]俄国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二]关于外蒙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允许和俄国协商，外蒙亦得参与其事。[三]正文第五款所载随后商订事宜，由三方面酌定地点，派委代表接洽。[四]自治区域，以前清库伦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大臣所管辖的地方为限——画界事宜，按照声明文件第三款所载，日后商定。

    因第[五]款的缘故，我国派毕桂芳、陈箓和俄国库伦总领事亚历山大密勒尔，和外蒙古的委员会商于恰克图。从一九一四年九月起，到一九一五年六月初七，订立《中俄蒙协约》。其中重要的条件是：

    外蒙古无与各国订结政治土地国际条约的权，而有与外国订结关于工商事宜的国际条约的权。

    中国驻库伦大员，卫队以二百人为限。其佐理员分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的，以五十人为限。

    俄国库伦领事卫队，以五十人为限。他处同。

    画界问题，由三国另派代表，协同办理。

    其呼伦贝尔，亦经俄人要求，于这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初六日订立改为特别地域的条约。

    [一]呼伦贝尔为特别地域，直属中华民国政府。

    [二]呼伦贝尔副都统，由总统择该地三品以上的蒙员，直接任命；有与省长同等的权利。

    [三]呼伦贝尔军队，全用本地民兵组织。傥有变乱，不能自定，中国通知俄国后，得以赴援，但事定后即须撤兵。

    [四]呼伦贝尔的收入，全作为地方经费。

    [五]中国人在呼伦贝尔，仅有借地权。

    [六]将来筑造铁路，借款须先尽俄国。

    [七]俄国企业家和呼伦贝尔官宪订结契约，经过中俄两国委员审查者，中国政府应即予以承认。

    内蒙王公内向之心颇坚。曾于公元1912年在长春组织蒙旗会议，政府派阿睦尔灵圭和东三省宣抚使张锡銮、吉林都督陈昭常莅会。其后诸王公又组织蒙古联合会，发表宣言。——曾经译登外报。

    ……内蒙古……及科布多、乌梁海、青海、新疆各盟，均赞成共和……惟外蒙古活佛……勾结……三数王公，妄称独立……实则外蒙四部落，其迤西两部各旗，并未赞同。质言之，只是库伦附近各旗与活佛之所为；在蒙古全体中，尚不及十分之一……乃库伦伪政府，近与俄国擅订《协约》，竟捏称蒙古全体，殊可怪诧。本会系内外蒙古各盟旗王公组织而成；本会会员，各有代表各盟旗土地人民之责；并未承认库伦伪政府，有代表蒙古之资格。伪政府如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条件，何项条约，自应一律无效。

    虽有这项宣言，初不能发生什么效力。库伦独立后，曾经派兵南犯内蒙，经热河、绥远、山西派兵协力击退。内蒙古部落，亦间有叛离的，特如科尔沁右翼前旗的乌泰，攻破镇东、洮南，经奉黑会剿镇定。而东札鲁特的巴布札布，毕竟引起1916年郑家屯的交涉。

    郑家屯本哲里木盟之地，于公元1913年改为辽源县。当1916年袁氏帝制失败后，日人在南满颇有阴谋。其时，亡清的肃亲王善耆住居大连，日人颇助其活动。又以军火供给巴布札布，并在辽源擅行设置警察署。巴布札布，前曾侵犯热河，经都统姜桂题派兵击退。这一年七月里，又率大队蒙匪，侵犯突泉，为第二十八师冯麟阁所败。日人忽然说南满铁路附近，不能作战，阻止奉军追袭。时二十八师驻扎郑家屯。八月十四日，郑家屯日警和中国驻军冲突。日本即要求二十八师和其余的中国兵，一律退出郑家屯外三十里。日本旋派兵将郑家屯占据。蒙匪遂于这时候，退至郑家屯附近的郭家店。日本和奉天督军张作霖交涉，要求许蒙匪退回蒙境，不加讨伐。张作霖不得已允许。而蒙匪退却之际，日军又夹杂其中，名为监视，实则意甚叵测。张作霖通告日本，揭破其阴谋，说情形如此，不得不加讨伐。而进兵之际，蒙匪中忽然升起日本国旗，致为中国炮弹所穿。日本又借此将军队调集朝阳坡，并有“直冲奉天”的议论。无如奉军即行退去，以致无所施其技。而郑家屯事件，毕竟由中国处罚军官，表示歉意，方才了结。

    第二节 英藏交涉

    从公元1906年《藏印续约》订立之后，清政府自觉其对于西藏权力的薄弱，而亟思改弦更张，也和其对于蒙古一样。公元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给藏番杀害。政府以赵尔丰为边务大臣，并命四川提督马维祺出兵讨伐。这一役的结果，把现在的川边地方全行戡定，逐渐设置县治。

    先是英兵入藏，达赖出奔，本有到俄国去的意思。后来听见俄国的兵给日本打败了，就此作为罢论。滞留在西宁几个月，跑到库伦。明年，从库伦回来，依旧滞留在西宁一带。清朝颇想笼络他，劝其入朝。于是达赖于公元一九〇八年四月到北京，恢复出逃时所革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并加诚顺赞化名号。十月，德宗、孝钦都死了，达赖乃回藏。赵尔丰的经营西藏，达赖甚不谓然。

    公元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到拉萨，就嗾使藏人反抗。赵尔丰派钟颍带兵一千五百人，于前一九一三年二月进入拉萨。十六日，达赖逃奔印度，要求印度总督干涉。印度总督含糊答复。达赖没奈何，回到大吉岭。清朝得他逃亡的消息，便下诏，把他废掉。

    然而清朝末年的驻藏大臣联豫，所带军队颇无纪律，把枪弹都卖给藏番。于是藏番军械颇为充足。革命的消息传到拉萨，驻藏清军以为从此没有法律了，就随意剽掠。藏人大怒，群起反抗。其结果，清朝军队都被逐，达赖乘机回拉萨，宣布独立，并嗾使藏番内犯。巴塘、里塘先后失陷，并进攻打箭炉。四川都督尹昌衡（政府旋以为征藏军总司令）出兵征讨，云南都督蔡锷也发兵会攻。七月，在里塘、巴塘中间把藏番打败。藏番退回，而川滇兵亦因粮械两乏，不能进取。八月十七日，英使朱尔典向外部提出抗议，要求中国对西藏：不干涉内政，不改省，不驻扎多兵；而且说英国还没有承认中华民国，傥使中国不容纳英国的意见，英国惟有和西藏直接交涉。政府怕事实上生出困难，只得改为安抚（征藏军总司令，改为川边镇抚使），而且恢复达赖的封号。又承认英国的要求，派陈贻范和英藏两方的代表共同会议，以解决对藏问题——此项会议，以公元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开始于大吉岭。后来又移于印度的西摩拉。

    蒙古有内外，西藏是没有内外的，而英国人对西藏的要求，差不多全抄俄国人对于蒙古的办法，强要立出内外藏的名目来。陈贻范不肯承认，英人又以和西藏直接交涉相恫吓。陈贻范不得已，于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与英人签定《草约》。其大旨是：

    英国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藏的自治权。中英都不干涉西藏的内政，中国不改西藏为行省。

    彼此不派兵，不驻官，不殖民——但中国得派大员驻扎拉萨，卫队以三百人为限。英国驻扎拉萨的官的卫队，不得超过中国官的卫队的四分之三。

    内外藏的界限，暂用红蓝线画于本约所附的地图上。

    此项条约，把中国在西藏的权力骤然缩小，和在外蒙丝毫无异。而其尤为紧要的，则系所谓内外藏的界线。

    原来康之与藏，本不能并为一谈。参看第四篇第二章第三节。旧界系以江达以东为康，以西为藏，所以雍正四年会勘划界案内，于江达特置汉藏两官。清末改康为川边，其境域，亦系东起打箭炉，西至江达。经四川总督赵尔巽、边务大臣赵尔丰、驻藏大臣联豫会同画定，于江达立有碑记。公元1912年，尹昌衡改江达为大昭府，将硕督、嘉黎、恩达、察隅、柯麦五县划归管辖，曾经内务部颁布在案。以上据四川省议会1919年通电。然则姑无论西藏本无内外；即欲强分为内外，而所谓内外藏者，亦应统限于江连之西。乃英国人之所谓藏者，几于包括川边，分割青海；还要在其中划分内外，把外藏的范围扩充得极大。陈贻范第一次提出的让步案：是怒江以东，完全归中国治理。怒江以西，至江达，保存前清旧制，不设郡县。第二次：将中国治理之界，让至丹达以东。第三次：让至怒江以东。第四次：但求青海保存原界；巴塘、里塘等地方，仍归中国治理。而把怒江以东，德格、瞻对等地方，都划为特区。但英使始终不听，先后提出修正案两次，仅允将金川、打箭炉、阿敦孜等地，由内藏划归中国——但瞻对、德格，仍属内藏——白康普陀岭、阿美马顶岭东北之地，划归青海。陈贻范屡次交涉无效，只得就英使原提出的草案所附地图的红蓝线略加伸缩，竟于草约签字。案内外藏的界线，当时所划，究竟如何，因此项文件全未公布，吾人至今不得而知。本节和第六章第二节所述，都系依据外交部一九一九年九月五日的通电，和当时各省争执的电报，以及中外报纸，近人著述。总仅能得其大略，读者谅之。

    政府得陈贻范的报告，大惊，急电令不得在正约签字。五月初二日，政府通告英使，说：“草约虽可同意，界线万难承认。”自此此案由政府和英使朱尔典直接交涉。政府于六月十三日，对英使提出四条，其中关于内外藏界线的，是：

    内藏界线：应自英京东经八十六度，北纬三十六度起，循昆仑山脉东行，至白康普陀岭，南行。循阿美马顶岭，向东南斜行。至打箭炉，近北纬三十度，西折。至巴塘之宁静山，沿金沙江南下，向西南斜行。至门工，复沿怒江下游，上至当拉岭。西行，至英京东经八十六度，北纬三十六度，即昆仑山麓为止。

    外藏境界：自门工起，沿怒江下游，上至当拉岭。北行，至英京东经八十六度，北纬三十六度，即昆仑山麓为止。此线以西，为外藏自治范围。

    案照此条件，业将青海的西南一部分和川边的大部，划归内藏。至于真正的西藏，则全归入外藏自治范围。然英使仍说和《草约》所拟，相去太远，不能承认。七月初三日，英藏委员，竟将正约签字。

    到一九一五年六月，外交部和英使协议。我国方面，又提出最后的让步案：

    [一]打箭炉、巴塘、里塘各土司所属之地，归四川省治理。

    [二]察木多、八宿、类乌齐各呼图克图及三十九族土司所属之地，皆划入外藏。

    [三]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三十九族，察木多、德格土司以北，及青海南部之地，皆划入内藏。但内藏改名康藏。

    [四]云南、新疆的省界，依然如旧。

    英公使置诸不复。此项问题，一时遂成为悬案。

    【第三章】五月九日的国耻

    第一节 五口通商以来外交上形势的回顾

    俄蒙、英藏的交涉，已述如前。然而这还不算外交上最险恶的形势，外交上最险恶的形势，到日本占领青岛，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而极。今要说明此事，且先回顾五口通商以后外交上形势的变迁。

    从五口通商以后，外交上的形势可以分做几个时期。五口通商以后，可以称为强迫通商时期。从这一役以前，中国人从未在条约上确认外国人的通商；即或有时许之，而随时撤销之权仍操之于我。如恰克图的中俄通商，屡次停闭是。乾隆五十七年的《互市条款》，开口便说：“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苦；又因尔萨那特衙门吁请，是以允行。若再失和，罔希冀开市。”仿佛允许通商，出于中国特惠的意思——到这一次，才以对等的资格，和外国订结条约，许其通商。从此以后，便负有条约上的义务，通不通不由得我片面作主了。所以从大势上说，自此以前，可以说是外国人极要和中国通商，而中国人很不愿意的时代。酝酿复酝酿，毕竟出于用兵力强迫。这一役，可以算是外国人强迫中国通商，达到目的的时代。第二期，可以称为攫夺权利开始时代。

    便是咸丰八年、十年两次的条约。这两次条约，轻轻的把“领事裁判”、“关税协定”、“内河航行”，都许与外国了（教士到内地传教，吾人原不敢以小人之心度人，说这是外国借此来侵掠中国的；然而在事实上，却开出后来无穷纷争之端）。而且定下最惠国的条款，使后来丧失一种权利给一国便是丧失一种权利给一切国；纷纷的要求，无不有所借口。所以说，中国一切丧权失地的交涉都是于这一次开其端。第三期，可以说是藩属及边境侵削时代。从俄国割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起，而法国灭越南，而英国灭缅甸，而俄国并吞葱岭以西诸回部，而英国灭哲孟雄，而日本并吞流球；而从日本起，各国相继认朝鲜为独立；而英法且进一步，而觊觎及于云南广西；都是一线相承的运动——如此，“剥床及肤”，到甲午之战，日本割台湾，强迫偿款二万万两而极。

    自此以后，外交上的形势，骤然紧急。而德国租借胶州湾，而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湾，而英国租借威海卫，而法国租借广州湾。而且进而攫夺铁路矿山，要求某某地方不割让，以划定其所谓“势力范围”。甚么叫做势力范围？唉！这个名词，原是欧人分割非洲时所用；质而言之，就是某一处地方，视为禁脔，不准别国人染指罢了。而其施之于我国，则首从要求某某地方不割让起。“要求某某地方不割让”，在我国人看了，很难了解。这是我的地方，割让给人家，与你何干？何劳越俎代谋？且何得有如此好意？殊不知在我国人看了，这宣言不割让，是毫不要紧的事情，而且几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我的地方，我本不愿割让，再宣言一句何妨？而在他人视之，这一句话，便是他的禁脔的保证书。某某地方不割让，起于光绪二十年《中英滇缅续约》第五款，“孟连、江洪，不得割让与他国”。其意系指法国而言。偏偏明年的《中法续议界务专条》，又将江洪一部割让与法国。

    于是英国来相诘责。乃于1904年，与英国续订条约五款，申明残余的江洪和孟连，仍归中国；而又申明不得割让。于是法人要求我宣言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明年，又要求我宣言，和越南接壤各省，不得割让与他国。英国亦要求我宣言，长江流域诸省，不得割让与他国。日本亦于光绪二十五年，要求我宣言，福建省不得割让与他国。此项宣言不得割让之地，外人遂视为“势力范围”。于其中攫夺种种权利。傥使实行瓜分，这便是豫先划定的境界线，免得临时冲突。攫夺权利的手段，最紧要的，便是铁路（因为不但经济，便是和政治军事，关系也很大）。借外款筑造铁路，原是不要紧的事情。便是借外国技术人才，也并不要紧。却是前清末年的筑路，借某国的资本，便请某国建筑；筑成了，便请该公司管理；并且总是即以该路为抵押。如此，筑路便成为攫夺权利最好的手段。中国的筑造铁路，起于开平和津沽之间（为运煤起见）；其后东展至山海关，西展至北京。这都是甲午以前的事。在甲午以前，筑路的阻力很大。甲午以后，却渐渐的变了，于是有筑芦汉、津镇两大干线之议。而芦汉一线，遂成为各国争夺的起点。其时争中国路权的，英、德、美为一派，俄、法、比为一派。

    芦汉铁路的终点汉口，是在长江流域（英国势力范围）之内。傥使由俄法出面承修，一定大为英人所反对；所以改由比国出面（契约成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然而其内容是俄国，谁不知道？当契约未成之先，英国已严重抗议，然而卒不能阻其成。于是英人起而要求[一]津镇、[二]河南到山西、[三]九广、[四]浦信、[五]杭甬五路。同时俄人要求山海关以北的铁路全由俄国承造。英国的汇丰银行，就捷足先得，和中国订定了从牛庄到北京的铁道的承造契约。于是英俄两国鉴于形势的严重，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在圣彼得堡换文，英国承认长城以北的铁路归俄，俄国承认长江流域的铁路归英。同时英德由银团出面，在伦敦订立条文。英承认山东和黄河流域为德国势力范围，但除外[一]山西，及[二]山西的铁道可与正定以南的京汉相接，并再展接一线，以入于长江流域。德国承认山西省、长江流域及江以南各省，为英国势力范围。同时将津浦铁路瓜分。而胶济铁路的入于德，滇缅铁路的归于英，以及滇越，和从越南到龙州，龙州到南宁，百色的铁道的入于法，更不必说了。如此，各国自由处分中国；而中国人，可怜大多数还全不知道。日后傥使竟要用兵力瓜分中国，这势力范围，固然就是预先划定的境界；即或不然，而各于其所谓势力范围之内把利益攫夺净尽，也岂非无形之瓜分？所以这第四期，可以称为势力范围时代。

    在这种严形重势之下，当时中国固然毫无抵抗之力；然而在各国间，却也不能绝无问题。便是这种敲骨吸髓的政策，在身受之的中国，固然再没人来爱惜；然而在敲之吸之的各国，是否就竟能均平分赃，更无冲突呢？这恐怕也未必能。于是“开放门户”之说起。“开放门户”这四个字，近来几于人人耳熟能详。然而这四个字，到底怎样讲法呢？说中国人的门户，没有开放么？从五口通商以后，久已门户洞开了，尚何待于开放？然则这四个字，到底该怎样讲呢？原来中国是好一片商场，外国人大家都希冀望来做卖买的。假使中国人把门户关闭起来，固然是外国人之所惧；傥使对于各国，或开或闭，亦是外国人之所惧。好在税率协定了；最惠国的条款，彼此都有了；中国更如何能关闭门户？更如何能于各国之间，有所厚薄？然而中国人虽无力将门户关闭，或将门户或开或闭，而外国人在中国，既然划定了势力范围，傥使即于其范围之中，行关闭门户之策，却又如何？所以“开放门户”的一名词，当然是继“势力范围”这名词而起的。这名词的使用，起于英人。一八九八年十一月，英国旅华商人虽经通过一议决案，要求“政府对于在中国有利益各国，订立契约，维持在中国商务上的机会均等”。这时候，美国的海约翰正是驻英大使，旋回国为国务卿。一八九九年九月二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通牒英、德、俄、法、意、日，要求在中国有势力范围的各国，承认三个条件。

    [一]各国对于中国所获之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或别项既得权利，互不相干涉。

    [二]各国范围内的各港，无论对于何国入港的商品，皆遵照中国现行海关税率赋课（自由港不在此例）；其赋课的关税，归中国政府征收。

    [三]各国范围内的各港，对于他国船舶所课的入港税，不得比其本国船舶所纳的为高。各国范围内各铁道，对于他国货物所课的运费，不得比其本国的运费为昂。

    这项通牒，意思是很容易明白的。即中国对各国的税率，是协定的；而又有最惠国条款。姑无论其不重，即使重，也是各国一律。税关虽用外国人，然其主权仍在中国政府。傥使各国在其势力范围内而可攘夺中国的收税权，那就别国在中国条约上所得协定税率和最惠国的条款的权利，都给他取消了。至于铁道的运费，其关系尤为易见。欧战前德国的在山东，现在日本的在南满，岂不是他本国的货物都可享廉运和其他种种利益么？果然如此，最惠国条款的利益，又不啻取消了。如此，中国的门户就给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诸国关闭了。

    以前所要求得的协定税率，最惠国条款等等利益，而今安在？在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诸国，在其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原可以妨碍别国而谋独占；其无租借地及势力范围之国却如何？所以此议虽发生于英国，而实行提出的，却是美国。即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各国，因互相妨碍故，而至于互相冲突。其结果，势必和平破裂，而远东且成为龙孥虎攫之场。中国固然糟极了，各国又有何利益？这话固然很难希望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各国彻悟，然而其无之之美国，当然要提出“门户开放”主义，却是不足怪的。当这时候，所谓“开放门户”的意义，原不过如上所述。中国领土的保全不保全，还未必是提议者意计所及。然而既要实行门户开放，就不得不联带而及于“领土保全”。为什么呢？傥使中国的领土而变更，地图变了颜色，那各国在条约上获得的利权，就当然消灭，自不待言了（日本并韩，即其明证。所以当庚子年，俄国占据东三省的时候，英德便在伦敦订结《协约》）。这时候，英方有事于南非，所以联德以牵俄，说：[一]中国河川及沿海诸港，无论何国人贸易及其他正当经济上活动，皆得自由开放。英德势力可及之处，相约守此主义。[二]维持中国领土不变更。此项协约，虽经通知各国求其同意，日、美、法、奥、意五国，亦皆承认。惟俄国主张“限于英德势力范围，不适用于东三省”。德国因关系较浅，承认俄国的主张。英国则反对，而日本也赞成英国。

    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日英同盟成立，申明尊重中国及朝鲜的独立。俄国联合法国，发表宣言书（三月二十日）说：因第三国侵略，或中国骚扰，致两国利益受侵犯时，两国得协力防卫。此所以对抗英日同盟，然宣言书中，亦表示赞成保全领土、开放门户的宗旨。日俄战后议和。申明：俄于满洲，不得有与机会均等不相容的利益；日本在满洲，与列国执共同一般的态度。以至一九〇七年六月一日的《日法协约》，七月三十日的《日俄协约》，一九○八年十一月的《日美照会》，都申明保全领土及开放门户。即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的《英俄协约》（此《协约》系解决波斯、阿富汗、西藏方面的问题的），其关于西藏方面，亦订明“保全西藏领土各不干涉其内政”。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二日的《日英续盟》，删去韩国独立字样，而仍订明保全中国独立与领土完全及列国商工业机会均等等。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三日《第三次盟约》此条仍无变更。所以这时候，可以说是第五期，开放门户、保全领土得各国赞成的时代。

    然而话虽如此说，而从日俄战后，日本在东三省一切举动，大有得步进步、旁若无人之概（参看前篇第四章第四节）。美国因之，有“满铁中立”的提议。其结果，反促日俄的接近。于是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宣统二年六月七日），日俄《第二次协约》发表。表面只说“满现状被侵迫时，两国得以互相商议”，而暗中另结秘密协商，即：“日并韩，俄不反抗。俄人在新疆、蒙古方面有何举动，日本承认之，或且加以援助。”于是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就并吞韩国。而明年，俄国就有关于蒙新方面的强硬要求。而《第二次英日盟约》，虽然申明“保全中国领土”，而同时英国也取得“日本承认英国在印度附近的必要处分”一条，以为交换。到这时候，自然也要利用。所以后来英国对西藏的交涉，事事模仿俄国在蒙古的交涉。这便是前章俄蒙、英藏的交涉所由来。到这一步，开放门户，保全领土，几乎是一句空言了。再加以欧战起后，欧洲诸国，都自顾不暇，而日本人益得发挥其“大亚细亚主义”。所以这时候，可称为第六期，均势破坏时代。而五九国耻，便是这时代中最痛心的一个纪念。

    第二节 日占青岛和二十一条的要求

    公元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中国于八月初六日宣告中立。日本借口“履行《英日同盟条约》，维持东亚平和”，八月十五日，对德发最后通牒。要求：

    [一]德国舰队在日本、中国海洋方面的，即时退去；如不能退，立即解除武装。

    [二]将胶州湾租借地全部以还付中国的目的，于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以前无偿、无条件，交付日本官宪。

    限八月二十三日答复。届期，德国无复；日本遂向德国宣战。英军从劳山湾上陆，日军从龙口上陆。十月三十一日，向青岛开始总攻击。十一月初七日，青岛降。

    日本对德发最后通牒时，事前并未同中国商量，事后才由日使日置益告知外部。旋代理公使小幡又向外部声明：“此举系为履行《英日同盟条约》，维持东亚和平起见，决不占中国的土地。”中国于九月初三日，宣告中立；画莱州、龙口和接近胶州的地方为战区；并与日本约，以潍县车站以东为界，日兵不得越界而西。日兵于九月初三日，从龙口上岸，就占领域镇和邮电机关征发物件，役使人民。二十六日，占潍县车站。十月初六日，派兵到济南，占领胶济铁路全线和铁路附近的矿产。政府抗议，日本说：“胶济铁路公司，由德政府直接管辖，系德国国有的公司，就是胶州租借地延长的一部。”青岛降服后，将海关人员尽行驱逐，文件财物全行押收。中国据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青岛设关条约》和一九〇五年《修订条约》“海关由德国管理，而海关人员，由中国自派”抗议。日人置诸不理。中国要求日本撤兵。日本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由公使日置益，径向袁总统提出五号二十一条的要求。

    第一号

    [一]承认日后日德政府协定德国在山东权利、利益让与的处分。

    [二]山东并其沿海土地及各岛屿，不得租借割让与他国。

    [三]允许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的铁路。

    [四]自开山东各主要城市为商埠——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一]旅顺、大连湾、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

    [二]日本人在南满、东蒙，有土地的所有权及租借权。

    [三]日人得在南满、东蒙，任便居住往来，经营商工业。

    [四]日人得开南满、东蒙的矿。

    [五]南满、东蒙：[1]允他国人建造铁路，或向他国人借款建造铁路；[2]以税向他国人抵借款项，均须先得日本政府的同意。

    [六]南满、东蒙，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政府商议。

    [七]吉长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政府。从本条约画押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一]将来汉冶萍公司作为合办事业，未经日政府同意，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政府不得自行处分，并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二]汉冶萍公司各矿附近的矿山，未经该公司同意，不得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恐于该公司有影响的，必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一]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租借或割让与他国。

    第五号

    [一]中央政府，聘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

    [二]日本人在内地设立寺院、学校，许其有土地所有权。

    [三]必要地方的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由此等地方官署，聘用多数日人。

    [四]由日本采办一定量数的军械。或设中日合办的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五]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的铁路，及南昌、杭州间，南昌、潮州间铁路的建造权，许与日本。

    [六]福建筹办路矿，整理海口——船厂在内——如需用外资，先向日本协议。

    [七]允许日人在中国传教。

    并且要求中国严守秘密，傥或泄漏，日本当更索赔偿——英美两国向日政府质问条件，日本答复把第五号全删，其余亦只举出轻的。

    中国以陆征祥、曹汝霖为全权委员，于二月初二日与日本开始会议。旋日使日置益因坠马受伤，陆、曹二人都到日使馆里去，就日使床前会议。至四月十七日，会议中止。二十六日，日使提出《修正案》二十四条，声言“系最后修正案。傥使中国全体承认，日本亦可交还胶澳”。中国政府，亦于五月初一日，提出《最后修正案》，说明无可再让。初七日，日本对我发出最后通牒。“除第五号中关于福建业经协定外，其它五项俟日后再行协商；其余应悉照四月二十六日《修正案》，不加更改，速行承诺。以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限。”

    五月初九日午前，中国政府即答复承认。

    美国政府于五月十三日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同样的通牒。申明：“中日两国政府，无论有何同意或企图，如有妨碍美国国家及人民在中国条约上之利益，或损害中国政治上、领土上之完全，或损害关于开放门户商工业均等之国际政策者，美国政府，一律不能承认。”

    而中国陆征祥与日使日置益，于五月二十五日订结条约二十一条。

    【第四章】帝制复辟和护法

    第一节 帝制运动

    一九一五年八月，总统府顾问美国博士古德诺著论君主与共和的利弊，刊载于北京报纸。旋杨度等发起筹安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说“从学理上研究君主民主，在中国孰为适宜”？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各省城及上海、汉口商会，请派代表来京。旋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请愿于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要求变更国体——《新约法》第六十七条：“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九月二十日，参政院据《新约法》第三十一条第七款建议于大总统，请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为根本上之解决。十二月初二日，参政院议决《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初八日，公布施行由各代表投票决定国体。初十日完竣，共一九九三票，全数主张君主立宪。于是由国民代表大会委托参政院为总代表，于十一日推戴袁世凯为皇帝。袁氏申令：“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数表决……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望另行推戴”。即日晚间，参政院再为第二次的推戴。十二日，申令允许。十九日，设立大典筹备处。三十一日，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先是云南都督蔡锷，解职入京，任经界局督办。这时候，密赴天津，从日本经越南到云南。二十三日，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电请袁氏取消帝制，限二十五日上午十时答复。届时无复，遂宣告独立。通电各省，说：“……尧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及；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尧等亦何能相强。然……长此相持，稍亘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得渔人；箕豆之煎，空悲轹釜。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尧等与民国共存亡，麾下为独夫作鹰犬；坐此相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得矣。”一九一六年正月初一日，云南设立都督府，推唐继尧为都督，戴戡（贵州巡按使，时率黔军随蔡锷入滇）、任可澄为左右参赞。定军名为护国军。以蔡锷为第一军长，李烈钧为第二军长。二十七日，贵州独立——推刘显世为都督。

    袁世凯派卢永祥带着第十师驻扎上海，刘冠雄带北军入福建。令原驻岳州的曹锟扼要进扎，安徽倪嗣冲也派兵到衡岳；又派张敬尧带第七师的一旅和第三师的全师入川；而命驻赣北军第六师长马继增带兵一旅，李长泰带着第八师做他的后援（后来马继增留防湘西。李长泰到四川，还没打仗，帝制就取消了）。龙觐光带着广东西两省的兵，从广东去打云南。

    一、二月间，蔡锷和张敬尧的兵在四川叙泸一带相持。而广西将军陆荣廷，于三月十六日独立。广东各县，民军纷纷起事。四月初五日，龙济光亦宣告独立。浙江军队，于四月十一日独立——将军朱瑞出走，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旋辞职，由吕公望继任。陕北镇守使陈树藩，于五月初九日在三原独立，分兵三路攻西安；十七日，将军陆建章出走。四川第一师长刘存厚，在永宁独立，和滇军联合。成都士民要求将军陈宦独立。陈宦电劝袁氏退位，不听，于五月二十三日宣布与袁政府断绝关系，旋亦改称都督。湖南零陵镇守使望云亭于四月二十七日宣布独立。湘西镇守使田应诏，亦在湘西独立。民党起事的，又分占各县。将军汤芗铭于五月二十九日亦宣布独立。山东则吴大洲占据周邨，居正占据潍县——北军于五月二十三日退出潍县。惟江苏，江阴炮台的戍兵于四月十六日独立；同时民党在吴江、震泽、平望等处起事，都未有成。

    先是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日、英、俄三国劝告袁氏展缓举行帝制。十一月初一、十二日，法、意两国，亦为同样的劝告。十五日，五国公使又提出第二次劝告。一九一六年正月，派周自齐为特使，赴日本祝贺日皇即位大典。十六日，日公使请周氏延期启行。二月二十三日，袁氏下令缓行帝制，停办大典筹备处。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取消帝制，以徐世昌为国务卿，段祺瑞为参谋长。黎元洪前此封为武义亲王，这时候，仍恢复其副总统。由三人电请护国军停战商善后。护国军复电，要求袁氏退位，并通电，恭承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这时候，江苏将军冯国璋，主张联合未独立各省公议办法，再与西南接洽。通电说：“四省若违众论，固当视同公敌；政府若有异议，亦当一致争持。”正在江宁开会，而袁氏于六月初六病没；遗命以副总统代行职权，于是黎元洪于七日就职。

    第二节 对德宣战和复辟

    黎元洪就职后，于六月二十九日下令恢复《临时约法》，召集国会。七月初六日，令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于是各省相继取消独立。先是西南宣言承黎元洪为大总统后，以“黎……未能躬亲职务；《大总统选举法》五条二项，副总统缺任，由国务院摄行……国务院……非俟大总统任命，经国会同意后，不能组织”；乃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设抚军若干人，用合议制，裁决度政。对内命令，对外交涉，皆以军务院名义行之。并声明俟国务院成立时，即行裁撤。军务院于五月初八日组织成立，到七月十四日，亦宣布撤销。八月初一日，国会开第二次常会。九月初一、初四日，众院及参院，先后通过国务员——总理兼陆军段祺瑞，外交唐绍仪，财政陈锦涛，海军程璧光，内务孙洪伊，教育范源濂，交通许世英，农商张国淦，司法张耀曾。十月三十日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先是已将《天坛宪法草案》（即公元1913年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拟；因在天坛起草，所以称为《天坛宪法草案》）由原起草委员草定理由书；于九月二十日，重开宪法会议。

    一九一七年二月初二日，德国政府照会列国，使用无限制潜艇战争。初三日，美国和德国绝交，并劝中国一致。初九日，中国对德提出抗议，申明无效即绝交——同时咨复美国政府，申明愿取一致行动。

    先是袁世凯未死时，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代表在江宁开会；会议未完而袁世凯死。长江巡阅使张勋就邀各代表到徐州开会。时为六月九日，到会的有京兆、直隶、山西、河南、安徽、热河、察哈尔、奉天、吉林、黑龙江各代表。九月，又组织各省区联合会，亦在徐州开会。其时外间纷传府院有意见，内阁有动摇的风说。各省区屡有函电拥护内阁，副总统冯国璋亦有一长电。一九一七年正月，徐世昌入都调和。其结果，免掉内务总长孙洪伊，而陆军次长、国务院秘书徐树铮亦辞职。三月初四日，段祺瑞请电令驻扎协约国公使，向各该国政府磋商和德国绝交条件。黎总统不允，段祺瑞辞职赴津。旋经黎总统派人挽留，于六日回京。电即照发。初十日，德国答复：“潜艇政策，碍难取消——但愿商议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办法。”这一天，众院以三三一对八七；十一日，参院以一五七对三七，通过对德绝交。十四日，由大总统布告。段祺瑞召集各省区督军、都统在京开军事会议。于四月二十五日开会。其中亲到的，是：

    江西督军李纯，安徽省长倪嗣冲，湖北督军王占元，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

    派代表到会的，则有：

    江苏督军冯国璋，浙江督军杨善德，湖南督军谭延闿，云南督军唐继尧，贵州督军刘显世，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督军张广建，新疆督军杨增新，奉天督军张作霖，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热河都统姜桂题。

    一致主张对德宣战。

    五月初一日，国务会议议决对德宣战。初七日，咨送众议院。初十日，众院开委员会讨论。有自称公民团的，聚集好几千人，向议员请愿通过，议员有被殴的。旋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提出辞呈。十九日，众议院开会，议决阁员零落不全，宣战案应俟内阁改组后再议。

    这一天晚上，各督军分呈总统和国务总理，说：“日前宪法会议二读会及审议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院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破坏责任内阁精神，扫地无余……其它钳束行政，播弄私权，纰缪尚多，不胜枚举……考之各国制宪成例，不应由国会议定……我国欲得良妥宪法，非从根本改正，实无以善其后……惟有仰恳大总统……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二十一日，各督军和代表多数出京，陆续赴徐州开会。

    二十三日，黎总统下令免国务总理段祺瑞职，以外交总长伍廷芳代理。旋由国会通过，于二十八日任命李经羲为总理。二十九日，倪嗣冲宣告“与中央脱离关系”，并扣留津浦铁路火车，运兵赴津。于是奉天、陕西、河南、浙江、山东、黑龙江、直隶、福建、山西，先后与中央脱离关系。六月初二日，各省在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以雷震春为总参谋。雷震春通电说：“出师各省，意在巩固共和国体，另订根本大法；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

    六月初一日，黎总统令：“安徽督军张勋……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初七日，张勋在徐州带兵五千起程。初八日，到天津。电请即日解散国会。十二日，伍廷芳辞职，江朝宗代理，下令解散国会。十四日，张勋、李经羲入京。各省先后通电，取消与中央脱离关系的宣言。二十一日，天津总参谋处取消。议员于十九日通电，解散命令无效。

    七月初一日晨三时，张勋在京拥清帝溥仪复辟。初二日，黎总统在日本使馆发电，请冯副总统代理职务，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初四日，冯、段电告出师讨贼。段祺瑞在天津组织讨逆军，以段芝贵、曹锟为司令，分东西两路进讨。十二日下午三时，我军复京城，张勋奔荷兰使馆。

    冯副总统于初六日在南京宣告代理大总统职务。十四日，黎总统通电辞职，冯代总统于八月初一日入京。十四日，布告对德宣战。

    第三节 护法战争和南北议和

    先是国会解散后，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宣告“国会未复以前，军民政务，暂行自主；重大政务，迳行秉承元首，不受非法内阁干涉”。张勋败后，国会本可恢复，却又有人主张民国已经中断，可仿初建时的例，召集临时参议院。于是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于七月二十一日宣言“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于二十二日率舰队开赴广东。云南督军唐继尧于八月初一日通电，主张：

    [一]总统应仍复职；否则应向国会辞职，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九条第二项办理。

    [二]应即召集国会。

    [三]国务员非得国会同意由总统任命，不能认为适法。

    [四]称兵抗令之祸首，应照内乱罪，按律惩办。

    并说“在宪法未成立以前，《约法》为民国之根本法……愿悉索敝赋……以拥护约法者，保持民国之初基于不坠”。

    八月二十五日，国会议员在广州开非常会议。三十日，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行政权由大元帅任之”，“……对外代表中华民国”。设立外交、内政、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各省督军，赞助军政府的，都任为都督。九月初二日，选举孙文为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北方则冯代总统于九月二十九日下令，说：“……《国会组织法》，暨《两院议员选举法》……现在亟应修改，着各行省、蒙、藏、青海各长官仍依法选派参议员，于一个月内组织参议院；将所有应行修改之组织、选举各法，开会议决。此外职权，应俟正式国会成立后，按法执行。”其后参议院于十一月初十日开会。《修正国会组织法》、《两院选举法》，于一九一八年十七日公布。

    这时候，两广、云贵，完全为护法省分。四川督军蔡锷因病辞职后，由罗佩金代理。重庆则熊克武为镇守使，宗旨亦于南方为近。广东龙济光是反对南方的。给滇军李根源打败，从广州湾入京。福建虽由北方所派的李厚基为督军，而民军几占全省之半。陕西亦有民军起事——由于右任等率领襄阳的襄郧镇守使黎天才，荆州的湖北陆军第一师长石星川，亦都和南方表示同情。北政府以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而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即在永州独立，衡山、宝庆都响应。傅良佐以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攻入衡山。又派十七师三十四旅旅长朱泽黄攻入宝庆。旋粤桂联军援湘——谭浩明、程潜为司令——恢复衡山宝庆，并进取衡阳、湘潭。傅良佐退守岳州。北政府将傅免职，以王汝贤代理。旋湘粤桂联军入长沙，王汝贤亦走岳州。

    十一月十八日，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联电愿任“鲁仲连之职”。请“即日先行停战……俾得熟商方计”。于是段祺瑞辞总理和陆军总长，王士珍代理总理。旋倪嗣冲、张怀芝和山、陕、豫、闽、浙、奉、黑诸省、热、察、绥三区，和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三省剿匪督办（张敬尧）各代表于一十二月初三日在天津开会，对西南一致主战，反对调停。由各代表认定出师数目，要求中央下令讨伐。一九一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湘粤桂联军复岳州。北政府以曹锟为两湖宣抚使、第一路总司令，张怀芝为湘赣检阅使、第二路总司令，张敬尧为攻岳总司令。三月初一日，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十八日，北军入岳州。二十六日，入长沙。

    这一年五月十日，两院联合会修正《军政府组织大纲》。以两院联合会选出的政务总裁组织总裁会议，各部总长都称为政务员，以政务员组织政务院。以政务院赞襄总裁会议，行使中华民国军政府的行政权——若执行《约法》上大总统的职权，则以“代理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的资格行之。旋选出孙文、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总裁，于六月五日宣告成立（孙文、唐绍仪未就职）。十九日，推定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六月十二日，国会议员宣告在广州继续开正式国会。旋因到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于七月十二日援《议院法》第七条“开会后满一个月尚未到院者，应解其职“的规定，解参议员五十一人，众议院一四七人的职。又于八月十二日，依同条”但有不得已故障，报告到院时得以院议延期至两个月为限的规定，解参议员五十八人，众议员六十九人的职（以后陆续解职的还不少）。都将候补议员递补，凑足法定人数开议，并续开宪法会议。

    七月十二日，冯国璋下令召集新国会。八月十二日，临时参议院闭会，新国会开会。初四日，选举大总统，徐世昌以四三六票中的四二五票当选——次日，选举副总统，以不足法定人数延期，遂始终未能选出。十月初十日，徐世昌就职。

    十月初八日，国会在广州开两院联合会，议决：“依《大总统选举法》三条二项，大总统任满前三个月，国会议员须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法，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现值国内非常变故，次任大总统之选举，应暂缓举行。自一九一八年十月初十日起，委托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依《大总统选举法》第六条之规定，摄行大总统职务。”

    徐世昌就职后，段祺瑞辞职，以钱能训为国务总理。二十三日，总理及各部总长通电岑春煊等，请罢战议和。十一月二十四日，徐总统下令：“前方在事各军队……即日罢战，一律退兵。”一九一九年二月初六日，北方派朱启钤等十人，南方派唐绍仪等十人为代表，开和平会议于上海。这时候，陕西民军，尚与陈树藩交战。南方说须停战后，乃可议和。十三日，徐总统下陕西停战令。乃于二十日开议。旋南方代表得陕西民军电说，十四到二十一日，陈树藩依然进攻。二十八日，提出停战和撤换陈树藩的条件，限四十八小时答复。

    北方代表电京后，届期没有答复。三月初二日，唐绍仪等通电停止和议，北代表对政府提出总辞职。北政府派张瑞玑到陕西去监视。三十日，徐总统下令宣布，据张瑞玑报告，陕西实已停战。于是由李纯等调停，于四月初九日续开和议。至五月初十日，得欧洲和会山东问题依日本意思解决的电报。参看第七章第一节。十三日，唐绍仪提出：

    [一]否认欧洲和会决定山东问题的条件。

    [二]取消中日间一切密约，并处罚缔结此等密约的关系人。

    [三]取消参战军、国防军及其它一切类似的军队。

    [四]各省督军、省长罪情显著的，一律撤换。

    [五]由和平会议宣告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二日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

    [六]由和平会议选出国内声望显著的人组织政务会议，监督履行和平会议议决的条件，至国会能完全行使职权的日子止。

    [七]和平会议已议定或审查而未决定的各案，分别整理决定。

    [八]执行以上七条，则承认徐世昌为大总统。

    于是和议破裂，南北代表各电政府辞职。南政府没有允许，而北政府允许了。八月十二日，北方改派王揖唐为总代表（其余九人仍旧），南方声明否认。和平会议，从此就没有再开。

    【第五章】南北分裂后的变故

    第一节 皖直战争

    从张勋复辟失败，中华民国恢复之后，北方则黎总统辞职，由冯副总统代理，召集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选举法》，产生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南方则主张护法。南北用兵，既彼此莫能相尚，和议又不能成。而北方又有皖直之战，接着又有直奉之战。南方亦有粤桂之争和1922年粤军和北伐军的争斗。其余各省，亦莫不日寻干戈。这真是我中华民国的不幸了。今依次略述其事：

    当我国和德、奥宣战以后，便成立参战事务督办处，以段祺瑞为督办。然对于欧洲，始终未能出兵。而六、七两年所借日本的债颇多（日本寺内内阁时代），而其中《济顺高徐路垫款契约》承认日本人合办胶济铁路，且附以“欣然同意”的复文；尤为国民所不满。参看第七章第一节。

    又这时候，安福俱乐部党势颇盛；在议院中固占多数，在政府中亦有势力；亦为国民所不满。

    一九一八年二月，俄、德议和后，德人势力弥漫俄境。反对列宁的捷克军队，势颇危急。于是协约国有出兵俄境、共援捷克之议。中国亦于其间，与日本成《军事协定》，又借参战借款二千万元，练成参战军三师四混成旅。上海南北和会，南方代表虽要求取消《协定》，解散参战军，取消参战借款；未能达到目的。其后欧洲业已议和，而中日仍将军事协定延长，改督办参战事务处为督办边防事务处，仍以段祺瑞为督办。这时候，外蒙有内向之议，又以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

    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署第三师长吴佩孚将驻防衡山的军队撤回。旋曹锟请免安福三总长职（交通曾毓隽，财政李思浩，司法朱深）和西北筹边使徐树铮。七月四日，免徐职，以边防军归陆军部直辖。初八日，段祺瑞组织定国军。初九日，免曹锟四省经略使职、直隶督军，革职留任；并去吴佩孚第三师长署职。十四到十七日，定国军与直军在高碑店等处冲突，定国军大败。二十日，段祺瑞自请取消定国军，免去官职。二十一日，裁撤督办边防事务处，所辖边防军由陆军部接收，分别遣散——西北军名义撤销，兵亦遣散。八月初三日，解散安福俱乐部。初九日，靳云鹏署国务总理。

    先是湖南地方，从南北开始和议后，就划定防线。北方以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吴佩孚驻扎衡山。吴佩孚撤防后，南军以赵恒惕为总司令，趁机进取。六月初一日，张敬尧走岳州；二十六日，又从岳州走嘉鱼。驻防湘西的冯玉祥亦撤退。湖南全省，遂为南军所占。

    当皖、直军在直隶冲突时，驻扎山东的边防军第二师马良亦和驻扎德州的商宝全冲突，占据德州。旋因皖军败，马良弃军而去（八月初七日，命令将马良褫职。长江上游总司令、湖南督军吴光新为湖北督军王占元所拘留）。七月十六日，命令将吴光新免职，长江上游总司令裁撤，所辖军队由王占元收束。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倪嗣冲，病在天津。九月十六日，下令免职。以张文生署安徽督军，李纯为长江巡阅使。十月初二日，裁长江巡阅使；以李纯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为副使。

    第二节 军政府的绝续和北方下统一令

    皖直战后，北方于八月初一日撤去王揖唐（旋于初七日褫职通缉），以李纯为南北和会总代表。十月十二日，李纯自戕。

    先是滇军第六军军长李根源统带第三、第四两师，驻扎广东。云南督军唐继尧令其解职，将三四两师直隶督军；并令李根源秉承参谋部长李烈钧办理。而广东督军莫荣新电令滇军各师旅团长仍归李根源统辖。这时候，李烈钧的兵驻扎在北江一带，于一九二〇年二月间就和莫荣新起了冲突。唐继尧派唐继虞为援粤总司令，率兵东出。旋由岑春煊等调和，滇粤两军于三月二十五日停战。

    一九一九年八月初七日，孙文在上海曾电广东参众两院，辞去总裁职务。当滇粤军冲突时，外交兼财政部长伍廷芳亦前赴上海。四月初八日，军政府免伍廷芳职，以温宗尧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六月初六日，改派温宗尧为南北议和总代表。

    先是国会续开常会之后，因莫荣新不发经费，又派兵围搜两院秘书厅；于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两院联合会议之后，都纷纷离去广州。一九二〇年四月，参议院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通电：

    ……岑总裁春煊，自就任后，即……阴谋苟和……三月真日，致电唐总裁继尧，竟以北方数省督军提出解决时局之办法五条，征求同意。其条件，首列解散国会，创造省议会联合会；次为西南取销自主……即相继离粤，另择地点，继续开会。

    又电：

    军政府之职权行使，依《军政府组织大纲》，由国会选举总裁七人，组织合议制之政务会议行之。兹孙总裁文、唐总裁绍仪驻沪，亦无代表出席；唐总裁继尧，于二月已准其列席政务会议之代表赵藩辞职；伍总裁廷芳，又于三月二十九日离粤。是自三月二十九日始，政务会议已不足法定人数。所有免伍廷芳外交、财政部长等职，及其它一切事件，概属违法行为；当然不生效力。至军政府外交、财政两部，只认伍廷芳为合法之部长；一切外交财政事宜，仍应由伍总裁兼部长负责。

    而留粤议员，于五月初四日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总裁。六月初三日，孙文、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宣言：

    ……兹已共同决议。移设军府……自今以后，西南护法各省区各军，仍属军政府之共同组织。对于北方，仍以上海为议和地点；由议和总代表，准备开议。

    国会议员，旋移到云南开会，于七月初十日宣告成立。八月初七日，开参众两院联合会，撤去岑春煊总裁职务，补选刘显世为总裁。

    当一九一六年龙济光离粤之后，孙文曾和广东省长朱庆澜商量，请其把省长直辖的警备队，拔若干营归陈炯明统带。朱氏允拨二十营。旋朱氏辞职，陈炳焜继任，把这二十营调开，分驻在各处。陈炳焜去后，莫荣新继任，才拨二十营归陈炯明，改称粤军。一九一八年，陈炯明带着去援闽，驻扎漳泉一带。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七日，陈炯明率兵回粤，从潮州向惠州。九月二十四日，把惠州占领。于是各处民军蜂起。警察厅长魏邦平亦要求莫荣新退出，莫荣新遂于十月二十九日退出广州。三十日，陈炯明入城。先七日（十月二十四日），岑春煊、林葆怿、陆荣廷、温宗尧通电……解除军府职务。莫荣新亦于二十六日通电，“于本月敬日起……宣布取销自主。”于是徐世昌于三十日下令：

    ……据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电称：……于即日宣言引退，收束军府。所有案件，咨请查照办理一面分电各省，迅速取消自主。由中央分别接管……并盼依法选举国会，迅行发表各省等语。复据陆荣廷、林葆怿电同前情……着责成国务院暨主管部院会商各该省军民长官，将一应善后事宜，迅速妥筹办理。

    同日令：

    ……着务部依照一九一二年八月十日公布之《国会组织法》暨《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督同各省区长官，将选举事宜，迅速妥筹办理。

    这就是所谓“旧法新选”。

    三十一日，军政府政务总裁孙文、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通电：

    ……和会正式之机关，并未废止……北方苟有诚意谋和，决无有舍正式公开之和会，而与一二……逃窜之余，辄为取消自立之说……伪统一之宣布……绝不承认。

    十一月初一日，粤军司令陈炯明，初二日，湖南督军谭延闿，亦通电否认岑莫宣言。孙文、唐绍仪、伍廷芳旋回粤，于二十九日再开政务会议，继续执行职务。

    第三节 赣豫陕的战事和川湘鄂之争

    1920年皖直战后，靳云鹏出而组阁。这时候，正值西南内讧，北方趁此下统一之令。然而其结果，西南一方面，弄得如上节所述。至于旧法新选，则一九二一年二月初九日，浙江督军卢永祥首先通电反对。湖北王占元，江西陈光远，对于卢氏都表示赞成。福建李厚基则主张展缓两月。其结果，选出的只有苏、皖、鲁、晋、甘、新、奉、吉、黑、蒙、新十一省区。其事遂等于暗葬。

    筹办统一的情形如此，而财政又非常困难。原来民国从欧战以前，可称为藉外债以资挹注的时代。从欧战以后，1917、1918、1919三年中，则专借日本债。这时候，并日债而亦无可借。而各省对中央的解款，从民五以后，便一天一天的不能如数。于是专恃内债为生活。而内债的信用，也大有动摇之势。而中、交两行的钞票，又因帝制时曾一度停止兑现，以致价格跌落，始终没有能回复。靳内阁乃发行整理金融公债，以收回中央两行过剩的钞票。设立内债基金，以维持内债的信用。然而到期的内外债，在二万五千万元左右。这固然只得和债权者商量，请其延期；或者发新债以换旧债。然而中央的收入，只有盐余（八千万，除扣还外债二千万，划归西南二千万）尚剩四千万可靠。而军费政费的支出，也超过一万万。这非实行减政裁兵，总是无法可想。靳内阁于是立出[一]以1912年的豫算为豫算；[二]中央政费，每月限定五百万的第一步救济方法。一面召集财政军事会议（三月初五日），以图与各省共谋解决；一面设立减政委员会（四月初一日），筹划减政的办法。参看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

    然而极目中原，正是烽火连天的时候。先是李纯死后，有起用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的消息。三省人民，一致反对。十二月初三日，以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始终没有到任），齐燮元署江苏督军。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特派张勋督办热河林垦事宜。四月初三日，下令严禁复辟谣言。

    当吴佩孚撤防后，驻防醴陵、萍乡的北军师长张宗昌退驻袁州。奉天督军张作霖接济以军费十万，张宗昌于是自称援湘总司令，在袁州一带招募兵士，役使人民。江西督军陈光远请中央将张宗昌召回。中央派王占元调停，又派师景云调停，都无效。其结果，一九二〇年一月底，张宗昌的兵同陈光远的兵冲突。张宗昌败走汉口。

    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于一九二〇年被裁，任为将军府将军。其所属团长孙会友，仍带兵驻扎彰德。一九二一年四月十四日，成慎、孙会友起兵反对河南督军赵倜。十六日，占据汲县；南下，占据新乡县北的潞王坟。由第三师长吴佩孚、毅军统领宝德全，会同赵倜，将成慎、孙会友击败。

    先是一九二〇年九月初九日，曹锟、张作霖在天津会议，靳总理、吴佩孚等都到。一九二一年三月初一日，鄂、湘、赣、川、滇、黔六省，立联防之约。五省各派代表，在武昌签字。四月十六日，曹锟、张作霖都到天津，旋靳总理亦到。二十五日，王占元也到天津。据外报消息，说：“当时议定：东三省、内外蒙古和热、察、绥三特别区域的事，归张作霖担任。直、鲁、豫、陕、甘、新六省的事，归曹锟担任。长江流域和川、湘、滇、黔的事，归王占元担任。”这时候，蒙古已扰乱得半年了。于是五月二十五日，特任阎相文署陕西督军。三十日，以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热、察、绥三区都归节制。

    陈树藩向中央提出：补发历年军费；将陕西各军改编为数师；交卸延缓两个月等条件。于是驻扎德安的第七师长吴新田从老河口经荆紫关入武关，驻扎信阳的第十六混成旅长冯玉祥从潼关直抵华阴。七月初六日，陈树藩退出西安。明日，阎相文入城。八月二十日，阎暴卒。以冯玉祥署理陕西督军。十月，吴新田移驻汉中。1922年，陈树藩自称西北自治后援军总司令，攻取石泉、汉阴。吴新田进兵克复，并攻取洋县、西乡。陈树藩退入四川。

    而广东、广西亦于六月杪开战。七月十六日，六省联防，再加入广西为七省；代表仍会集于武昌。先是一九二〇年十一二月间，湖北屡有兵变之事。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四日，宜昌兵变；初七日，武昌王督直辖的第二师又变。当公元1917年的时候，军政府任谭延闿为湖北督军兼省长。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谭延闿宣布军民分治；废督军，辞去省长，把军政交给第一师长赵恒惕，以总司令的名义主持；而由湖南省议会选举林支宁为省长。一九二一年三月初六日，林支宁辞职，由省议会公举赵恒惕兼任。

    到武昌兵变以后，在湘鄂籍军官组织湖北自治军；湘省也组织援鄂军，于七月二十九日攻入湖北。八月初，连占蒲圻、通山、通城一带地方。初九日下令，免王占元，以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吴佩孚以张福来率第三、第二十四两师当前敌，自与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乘军舰督战。二十八日，北军陷岳州。九月初一日，赵恒惕和吴佩孚在英国军舰上定约休战。岳州由北军驻扎，到湘省公布省宪之日撤退——其后湘省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公布省宪。驻扎岳州的客军，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令撤退。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于七月二十至二十七日将各军实行撤退。

    当湘鄂交战的时候，川省亦发兵攻入湖北，占领巴东、秭归，进围宜昌。吴佩孚也派兵往援。九月十三日，吴佩孚自到宜昌，把川军打退。

    中原之多故如此，而财政问题又始终无法解决。第二次天津会议，靳总理也曾到场。当时有将交通部的特别会计改为一般会计之说。旋由交通部发特种支付券五百万元，以维持内阁政费。然内阁仍于五月十四日改组，改组之后，财长李士伟旋辞职，由次长潘复代理。十一月初五日，潘复辞，由农次高凌蔚代理。十八日，靳云鹏辞职，由颜惠庆代理。十二月十四日，任命梁士诒为国务总理。明日，任命各阁员。

    一九二〇年八月 一九二一年五月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初九日 十四日 二十五日

    国务总理 靳云鹏 同左 梁士诒

    外交总长 颜惠庆 同左 同上

    内务总长 张志潭 齐耀珊 高凌蔚

    财政总长 周自齐 李士伟 张弧

    陆军总长 靳云鹏 蔡成勋 鲍贵卿

    海军总长 萨镇冰 李鼎新 同上

    司法总长 董康 同左 王宠惠

    教育总长 范源濂 同左 黄炎培

    农商总长 王乃斌 同左 齐耀珊

    交通总长 叶恭绰 张志潭 叶恭绰

    叶恭绰本系劝办实业专使；叶既入阁，乃以曹汝霖为之，又以陆宗舆为市政督办。

    第四节 直奉战争

    当梁士诒组阁之日，正值华府会议开会之时。我国和日本在会外交涉鲁案。当时对于胶济铁路，我国拟自行筹款赎回，日本主张由我借日款收赎，因此交涉非常棘手。

    而财政亦非常紧急。原来从1915年以后，政府屡次将盐余向本国银行抵借款项。从1920年起，到九年年底止，共计有四千余万。1920年年底，还款愆期。一九二一年三月，本国银行团宣言：不再借债给政府。然而银行之中，有贪重利的；还有新组织的银行；依然承受此项借款。到1921年年底，总数已达七千万左右。而以盐余向外国银行抵借的，亦达三千余万。外国银行的欠款，由盐余项下按月照扣；约计三十多个月，便可扣清。而本国银行的欠款，却是无着。于是周转不灵，市面颇起恐慌。对政府有债权的银行，乃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三日组织盐余借款联合团，向政府索债。二十六日，与财政总长签定合同。由政府发行公债券九千六百万元；以八四发行；六年半期，九厘息；以偿还前次的债务。第一年在盐余项下扣基金一千二百万元；第二年以后，则扣二千四百万元。傥使关税增至值百抽五后，关余增加，即将关余移作此项公债的基金，而将盐余腾出以充政费。其条例于二月十一日公布。

    吴佩孚于一月五日，电攻梁士诒。说：

    ……筹款赎路……行将定议。梁士诒……突窃阁揆，日代表……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梁士诒……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代表遵照……

    十二日，又电攻梁：

    ……首以市政督办畀……陆宗舆；以市政所属建筑财产抵押日本借款一千万元……以盐税作抵，发行九千万公债，以二千万还日本借与边防军之款……

    其时沪绅电江苏省长、督军，说：“前闻交通部由某司长擅订契约，用日本技师，以日本电料敷设沪宁汉长途电话……近悉部令又促进行。”……吴佩孚等亦据以通电。而又有梁士诒、张弧发行盐余库券一千四百万元，允废引岸，许外人管理缉私之说。

    这时候，江苏、江西、湖北、陕西、河南、山东诸省督军、省长，都通电攻梁。各师旅团长，这样的通电也很多。十九日，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江苏督军齐燮元、省长王瑚，江西督军陈光远、省长杨庆望，湖北督军萧耀南、省长刘承恩，山东督军兼省长田中玉，河南督军赵倜、省长张凤台，陕西督军冯玉祥、省长刘镇华电总统：请立罢梁士诒，否则“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遇事直接元首”。

    一月二十五日，梁士诒请假，由颜惠庆代理。

    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张作霖于三十日电总统：说“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应请钧座将……梁士诒关于胶济路案，有无卖国行为，其内容究竟如何，宣示国人”。

    先是奉天当公元1918年时候，便派兵入关，在军粮城设立总司令部——说是打算由津浦路南下，前往湘鄂，助曹锟征南的。1920年，皖直战时，张作霖于七月十三日通电助直，派兵入关。定国军败后，又陆续添派，共有两师多人。这时候，又借口换防，陆续增兵。旋将入关的兵定名为镇威军，通电“以武力促进统一”。其东路在马厂一带，中路在固安一带，西路在长辛店一带。直军也分兵三路抵御。四月二十七日，两军冲突。到五月初四日，奉军西路大败，中、东两路也陆续败退。张作霖退守滦州。五月十九日，退守山海关。热河汲金纯的兵与毅军冲突，于三十一日悉数退出热河。

    五月初五日，梁、张、叶以构煽罪，褫职，交法庭依法讯办。初十日，免张作霖职；裁撤东三省巡阅使，调吴俊升署奉天督军（冯德裕署黑龙江督军，袁金铠署奉天省长。六月十八日，任王永江为奉天省长）。十一日，裁蒙疆经略使。五月十五日，免张景惠；二十九日，以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三十日，以谭庆林帮办察哈尔军务。二十九日，免汲金纯，以王怀庆为热察绥巡阅使兼热河都统，米振标帮办军务。

    先是四月中，河南督军赵倜的兄弟赵杰把军队调集中牟，吴佩孚也在郑州车站集兵，并调驻扎湖北的军队赴河南。赵倜旋把赵杰的暂编第一师师长免去。五月初六日，赵杰攻第八混成旅靳云鹗于郑州。这时候，冯玉祥适通电出关，陕西第一师胡景翼亦赶到，先后援郑。十日，赵杰的兵溃退。十一日，免赵倜，以冯玉祥为河南督军，刘镇华署陕西督军。十月三十一日，特派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裁撤河南督军，派张福来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

    五月十四日，令：山东督军田中玉电呈张宗昌在青岛附近招集土匪，希图扰乱。褫职严缉。

    东三省方面：新任的督军省长，都没就职。五月二十六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通告：“从五月初一日起，东三省一切政事，与东三省人民自作主张；并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取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铲除强暴，促进统一。”六月初四日，奉天省议会代表吉黑两省议会，举张作霖为奉吉黑联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

    第五节 北方黎徐的更迭和南方广州之变

    当北方直奉战争时，南方又有北伐之举。

    国会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初十日在滇开成立会之后，本拟在云南组织政府。旋八月十七日，开两院联合会，议决国会军政府都移设重庆。议员先后赴重庆。十月十四日，又发布宣言，告别川省父老，另觅地点开会。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在广州开两院联合会。四月初七日，再开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依大纲第二条，选举总统，投票的二二二人，孙文以二一八票当选。

    孙文于五月初五日就职。其军政府，由孙文、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刘显世五总裁通电，即于是日撤销。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陈炯明为内务兼陆军总长，又兼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唐绍仪为财政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然孙文仍宣言：傥然徐世昌舍弃非法总统，自己也愿意同时下野。

    政府既组织成立，旋以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进攻梧州，于六月二十一日占领。同时李烈钧也平定桂林一方面。七月十六日，陆荣廷弃南宁，奔安南。九月三十日，粤军入龙州，广西平定。

    八月初十日，国会开非常会议，通过北伐请愿案。十月十五日，孙总统出巡广西。二十三日，到南宁，和陈总司令会晤。十一月十五日，到桂林。自此，在桂林筹备北伐。一九二二年四月，孙总统下令，将大本营移设韶关，回兵广东。十六日，到梧州；二十二日到广州。陈炯明辞职，走惠州。孙总统任伍廷芳为省长，陈炯明为北伐军总司令、陆军总长。旋以驻粤北洋舰队有通北嫌疑，密令温树德等以广东兵舰于二十七日收复。五月初二日，以温树德为海军舰队总司令、海圻舰长。又令陈炯明办理两广军务，肃清匪患；所有地方军队，均归节制调遣。五月初四日，以海陆军大元帅名义，下北伐令。以李烈钧为中路，许崇智为左翼，黄大伟为右翼。二十六日，北伐军复南安；六月十二日，复赣州。

    五月二十八日，孙传芳通电说：“广东孙大总统，原于护法；法统既复，责任已终……北京徐大总统，新会选出；旧会召集，新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所望我两先生……及时引退。”二十九日，齐燮元也有电劝徐总统引退。六月初二日，徐总统令：“本大总统现因衰病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于是曹锟、吴佩孚和齐燮元等十五省区督军省长，京省各议会、教育会、商会，电黎元洪，请“依法复位”。初六日，黎氏通电，说：

    ……诸公所以推元洪者，谓其能统一也……毋亦……症结固别有在乎？症结惟何？督军制之召乱而已……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刻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留；即欲画分军区，扩充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亦当杜绝……

    初十日，又通电：“顷接曹、吴两巡阅使，齐督军、冯督军、田督军、阎督军、萧督军等先后来电，均表赞同……一言坚于九鼎，片语重于千金。宁复执久待之前言，贻丛生之后患……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又电：“……法律问题，应由国会解释……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先是四月间，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在京宣言，“根据约法，继续行使国会职权，续开宪法会议”。直奉战后，曹锟、吴佩孚等通电征求恢复国会意见。旋议员在天津设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六月十三日，黎总统令：“公元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国会令，兹撤消之。”八月初一日，国会开会，宣言继续1917年第二期常会。

    国会开会后，黎总统因1917年请冯副总统代行职权时未克正式辞职，于七月五日咨议院：“补完公元一九一七年七月间国会正式辞职手续。”旋众议院咨，称：“八日常会，提出报告。佥以大总统系由总统选举会选出，此项辞职咨文，非本院所能收受；应将原咨退还。”十二日，总统又咨两院：“查总统选举会，依法系由国会议员组织……应请俟国会议员人数迄三分之二以上时，定期开会公决。”

    当黎总统复职时，除西南护法省份和东三省外，各省区长官都表示赞成；惟浙江督军卢永祥、省长沈金铿通电，说：“河间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苏、皖、浙、赣、闽、鲁联合同志会理事李烈钧等宣言，说：“正式国会，固在广州……伪政府既倒，南方固……有正式政府。”林森等国会议员三百六十人，亦通电：“国会职责所在，誓不承认。”孙总统宣言：

    ……直军诸将，为表示诚意服从护法起见，应首先将所部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留待停战条件。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直军诸将如能履行此项条件，本大总统当立饬全国罢兵，恢复和平，共谋建设。若……惟知假藉名义，以涂饰耳目……本大总统深念……以前祸乱之由，在于姑息养奸；决为国民一扫凶残，务使护法戡乱之主张，完全贯彻……

    当孙总统回广州后，在桂粤军亦先后反粤。五月十九日，都抵广州。六月十五日，诸军攻总统府，通电：“合吁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孙总统乘兵舰停泊黄埔。七月初九，移泊沙面。八月初九日，乘英舰赴沪。陈炯明复出任粤军总司令。八月二十八日，广东省议会举陈席儒为广东省长。粤军围攻总统府后，北伐军回军攻粤，不胜，而江西复为北军所占。

    国会一方面，亦有“民六”、“民八”的争论。民八议员说：“……1917年国会之分子，既依据院法变更；已在广州自由行使职权；复于公元1919年，续开宪法会议。现在若欲促成宪会，只能继续八年……召集……”民六议员则说：“广州开会，只能认为护法手段，不能认为适法行为……查《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两院非各有总议员过半数出席，不得开议。

    《议院法》第六条：新到院议员，应将当选证书，提出本院审查。第十三条议员缺额，由院通知国务院，依法递补。广州非常国会，当初开议时，即未依组织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按之违法行为，自初无效之原则，不但解除议员职名，不生效力；即民七、民八国会之名义，法律上亦不能成立。至其递补分子，既无当选证书，又非依法序补……根本即不能认为有议员资格……广州非常国会，自一九一七年十月起，迄一九二二年六月止，连续开会，计已四年零七个月；益以北京民二、民五两次开会十九个月，均已满六年以上。

    若非从黄陂复位，撤销民六……解散……令时接算，不独众议员任期三年，早经届满；即参议员任期六年者，其议员资格，亦不存在；更何有恢复之余地乎？……”——此系民六议员陈铭铿二百零九人致孙中山的快邮代电。因九月初五日，有民八议员若干人，要出席议会，被民六议员阻止；当时报载孙中山致曹锟、吴佩孚电：有“……护法议员，竟拒绝出席两院，未免不符……恢复法统之初意……”所以有此快邮代电。旋由孙寓秘书处，发出《负责声明》，说：“……中山先生……绝无致曹、吴电如陈铭铿等所援引者……抑尚有言者：已除名之议员，决不能因中山先生无此电文，遂自鸣得意。彼辈当日除名，合法与否……应还问诸彼辈拥为议长之吴景濂；因当……时为议长者，亦吴景濂也……以国民道德言之：1917年以来之战争，原于护法……护法之目的，在于国会恢复。为国民者……生命财产，丧失无算……彼辈身为议员，当国民……喋血以争……则缩颈事外，并开会时之报到，亦有所惮而不敢；甚至有卖身失节，以自绝于国会者。试问今日，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即无起而斥之者，独不内愧于心乎？……”此项问题，甚难解决。

    第六节 各省的纷扰

    南北争持的大局，略如上几节所述。还有几省，在大局的争持上，参加较少，而其性质略偏于一隅的。咱们现在，也得叙述其大略如下：

    在北方几省里，最安稳的要算山西。山西从光复以后，就是阎锡山做都督，直到现在，还是他做督军。公元1917年，又兼了省长。他对于政治，极为注意，从兼了省长以后，便揭橥他的“用民政治”——用民政治的意义，他自己说：“鄙人尝谓我国后世政治，只求安民，不然则用民。其善者，以无事不扰为主；故其民知依人，而不知自立，知保守，而不知进取……”则用民政治，便是和从前“与天下安”的治法相反。定出六政（[一]水利，[二]蚕桑，[三]种树，[四]禁烟，[五]天足，[六]翦发）、三事（[一]造林，[二]种棉，[三]牧畜）为施政的第一步。教育，实业，都定出《逐年进行计划案》。又设立区、村、闾的制度（一县之中，分为三区至六区。区之下有村，村有村长、村副。村以一百户为准。不满一百户的，则联几村为一村，叫做“联合村”。村之下有闾，一闾二十五家，亦有闾长），拟定村自治进行的办法——第[一]期，用官力消除莠民。第[二]期，用民力救济穷乏。第[三]期，确立村范。第[四]期，实行村自治。他说：“[一][二][三]期，总还免不了官力的帮助；到第[四]期，便可一切交给人民了。”现在他竭力整顿村范，已经走到第三步了。

    甘肃的督军是张广建，也做了多年。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凉州镇守使马廷勃，导河镇守使裴建准，甘州镇守使马麟，忽然通电，说：张广建贿诱奸人，捏电汉回世仇，和他脱离关系。三十一日，政府以绥远都统蔡成勋为甘肃督军。未到任前，着平凉镇守使陆鸿涛护理；以马福祥为绥远都统。一九二一年一月七日，裁宁夏护军使，以马鸿宾为宁夏镇守使。甘肃人旋说甘省不能供给客军，阻蔡到任；请将陆鸿涛真除。马鸿宾和其余四镇守使，又于五月二十四日电中央反对。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才把陆氏真除。

    长江下游，江苏省较为安稳，安徽则有新旧安武军的对峙。旧安武军，是倪嗣冲所属；新安武军，本名定武军，属于张勋。张勋失败后，倪嗣冲署安徽督军，该军亦归节制，称为新编安武军。直皖战后，张文生做了安徽督军，该军仍归节制——但皖北镇守使殷恭先，海州镇守使白宝山所统，亦系该军的一部分。新安武军，本系直接陆部，饷项亦由部发给。一九二一年二月初一日，因部中饷项不能按时发给，张文生商由安徽协助。由院部核定，安徽每年认拨七十万元。一九二二年二月底，张文生说军饷无着，下令各县局，命将所收税款都径解蚌埠督署。统带旧安武军的皖南镇守使马联甲，亦饬皖中南一带县局，收款径解芜湖镇守使署。这一来，安徽的人发急了，便要和他们算账。据安徽人算：张文生从一九二一年二月初一日起，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底止，军饷实在还多支了六十四万多元。于是情愿自行筹出兵费，要求中央把安徽的兵裁减。中央因旧安武军，业已编成正式的军队；而新安武军，则还是三百人一营的旧制，在编制上殊不相宜；且军纪极坏；又且该军是张勋的旧部，现在所以总还有人想起用张勋，无非这一支兵还在之故。所以决计将该军裁撤。十月初七日，裁安徽督军缺，派马联甲督理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十一月十三日，又派李玉麟监察安徽裁兵事宜。现在驻扎徐州的新安武军，马队三营，步队五营；驻扎宿县、涡阳、蚌埠、濉溪口等处新安武军，步队五营，炮队三营，业于十一月十七、二十两日，先后裁遣。当时马联甲之意，主张只裁新军，省长许世英主张并减旧军兵额，双方颇有争执。

    江西一省，从李纯去后，便是陈光远代为督军。1922年南军北伐后，陈光远离去南昌，南政府派谢远涵为省长。北政府因调和南方起见，亦任命谢远涵为省长。然又命蔡成勋督理善后军务事宜。蔡保李廷玉为省长，中央不许。九月初十日，李廷玉就省长任，通电说：“以帮办善后名义，维持现状。”十月十四日，仍将省长印送还督署。谢远涵也始终没有到任。以上都是属于北政府的省份（其事迹已见前此各章的，都不复述）。浙江一省，却有些似独立非独立。浙江督军卢永祥，唱联省自治的议论最早。参看下节。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通电实行废督裁兵。由地方团体及全体军官，公推卢永祥为军务善后督办，于二十日就职。宣言合法政府成立以前，不受任何方面干涉。善后时期，本定六个月，十一月初三日，又由全体军官通电，说：“……时局混沌，尚无解决……当矢初衷，贯彻宗旨。”

    福建地方，本和广东相联接，然却始终在北政府治下。该省自公元1914年以后，即系李厚基为督军。臧致平带着福建陆军第二师，驻扎厦门。延平则有奉军第二十四混成旅王永泉驻扎。1922年夏，李厚基去臧致平，以高全忠为第二师长。七月二十一日，徐树铮将所著《建国诠真》分寄各处。九月，北伐退回的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进兵建邵。二十九日，王永泉对李厚基独立。十月初二日，徐树铮在延平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任总领。通电：“尊重……段……祺瑞……孙……文，为领袖国家根本人物。”十二日，王许军入福州。十八日，徐树铮任王为福建总抚。北京政府，于初十日，任命萨镇冰会办福建军务。十五日，又任萨为省长。二十四日，以李厚基为讨逆军总司令，萨镇冰为副司令，高全忠为援闽陆海军总指挥。命令说：“除徐树铮一犯罪在不赦外，其余胁从等，但能悔悟自拔，概免株连。”而孙文亦任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第二军长；黄大伟为第一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长。三十日，徐树铮通电，说：福建总抚之责，本系“总军抚民，治理全省”，而于其下“分设军政、民政、财政三署”；现因福建人反对，改设军民两署。督军改称总司令，咨任王永泉为之，又咨任林森为福建省长。十一月初二日，徐树铮离闽。闽人公举林森为省长，王永泉的总司令，亦由闽人加以公举。李厚基奉讨逆总司令之命后，乘船到厦门。十一月七日，第二师要求李离厦，李复他去。而北政府又于初九日，特派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当时福建属南属北，抑系独立，尚在不明的状态。

    其不属北政府诸省，内部也不免扰攘。而川、滇、黔三省，关系较多；广西则常和广东发生关系。

    四川当袁氏帝制，陈宦独立后，袁政府又任命第一师师长周骏为将军。周骏自重庆发兵攻陈宦，陈宦败走。旋蔡锷、刘存厚逐去周骏。六月二十四日，政府以蔡锷督理四川军务，兼巡抚使。九月十三日，蔡锷因病请假（后于十一月初八日病故），委罗佩金代理；而政府以戴戡为省长。一九一七年四月，刘存厚与滇黔军冲突，戴戡被戕，罗佩金退走川南。政府初以第一师师长周道刚为督军，旋即改命刘存厚。1918年，熊克武合滇军赵又新、顾品珍，共攻刘存厚。刘存厚走陕南，熊入成都，称靖国军总司令。于是将四川军队，次第编为八师。——第一师但懋辛，第二师刘湘，第三师向传义，第四师刘成勋，第五师吕超，第六师石青阳，第七师颜德，第八师陈洪范。1920年，三、五、六、七师攻熊，熊退至保宁。诸军推吕超为总司令。熊克武旋入陕南，联络刘存厚。刘存厚派二十一师田颂尧，二十二师唐廷牧及川边防军赖心辉援熊。熊克武以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反攻成都。刘成勋自称第三军军长，及第八师陈洪范（本属刘存厚的独立旅长）都发兵相应。吕超等退至叙泸。于是刘存厚自称靖川军总司令，进驻成都。十二月三十日，北政府下令：善后事宜，责成该省督军刘存厚办理。而以熊克武为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熊克武及刘湘，都通电否认。旋熊、但联兵向成都，刘存厚再走陕南，熊克武亦下野。一九二一年二月初八日，但懋辛、刘湘通电：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取自治态度，对南北不为左右袒。不许外省军队侵入。而刘存厚所属的邓锡侯、田颂尧及刘斌意图恢复，引兵向成都，与刘成勋等冲突，后来退入保宁。于是各军在重庆设立联合办事处，刘湘被举为总司令兼省长，于七月初二日在重庆就职。联合办事处，即于是日取消。其时川军又重行编制，划分防区。共有十师九混成旅，而陈遐龄和赖心辉的边防军，还不在内。一五六师，第二混成旅，属一军，但懋辛为军长；防地在川东北。二四九师，三四六混成旅，属二军，刘湘为军长；防地在川东南。七师，五七混成旅，属三军，刘成勋为军长；防地在川西。唐廷牧系中央二十二师，与第八师陈洪范，从第八师分出的第一混成旅刘文辉，及败后改编为第三师的邓锡侯，第八混成旅的田颂尧，第九混成旅的刘斌，均不属何军。

    因川中的争阋，又引起滇黔的事变。1920年，吕超等的攻熊克武，系与滇黔军相结。及川军反攻后，滇军顾品珍等退回云南。一九二一年二月初七日，顾军到云南离省百里的地方。初八日，唐继尧出走。初九日，顾入城，自称滇军总司令。唐继尧旋走到香港。十二月，唐由香港经广东到柳州，带领在桂滇军回滇。顾品珍出兵拒战，兵败被杀。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唐继尧入云南省城。

    其黔军在川的总司令卢焘，亦于一九二〇年十月退回贵州。十一月初十日，贵阳兵变。十三日，刘显世通电：“在川黔军，已悉数撤回；责成卢焘节制整理，即日退休。”（刘显世旋走云南，就政务总裁职。后随唐继尧离滇。）二十二日，卢焘通电：代刘显世为总司令，与西南一致，实行军民分治。师长袁祖铭走湖北，因王占元的援助，在湖北组织定黔军。后来又到广东，假道湘西回黔，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初九入贵阳。八月十二日，被举为省长。

    而四川一、二两军，亦于一九二二年七月间又发生冲突。先是刘湘于1921年援鄂之后，以第九师长杨森为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一年四月间，川中各军，在成都组织联合办事处，拟于五月十六日宣布成立。十四日，刘湘辞省长职，其议遂暂缓。七月十九日，二军攻一军。于是其余诸军，在成都开军事会议，公推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组织联军。以但懋辛为前敌总指挥，邓锡侯为北路总指挥。八月初八日，攻入重庆。二军军官，先于初二日公举刘湘为靖卫军总司令，以辖二军。杨森则逃到宜昌。旋由各军公举刘成勋兼权民政，召开军事及民政善后会议。

    广西一隅，从粤军返旆后，情形亦极为复杂。其中较有力的军队，是在南宁的桂自治军，由林俊廷统率。又刘震寰的桂军，则驻扎梧州。滇军张开儒、朱培德，本说假道北伐。自孙中山离粤后，北伐无从说起；而袁祖铭入黔后，卢焘亦率兵入桂与滇军会合，现在驻扎柳州。沈鸿英的兵，从粤军入桂时，离桂入湘。后因与湘军冲突，又移驻江西，近亦假道湘中回桂。南政府所任的省长马君武，久已离桂。北京则任命张其锽为省长，陆荣廷为边防督办。尚未知将来若何变化。

    只有湖南一省，1921年援鄂之役，虽然元气颇伤；然自实行省宪后，内部较为安稳，见下节。

    第七节 裁兵废督和自治的潮流

    以上各节所述近年来扰攘和分裂的状态，也算得够了。但是统一和和平建设的运动，也并不是没有。请再听我道来。

    从南北和会停顿以后，“统一”两字，虽然呼声很高，却总没有具体的办法。1921年湘鄂战后，正是华府会议将开，外人警告我速谋统一，而我国民也渴望统一的时候。九月初一，张绍曾从汉口发出通电，主张于华府会议开会以前，在庐山开一国是会议。其办法：分为国民会议和国军会议。国民会议：由各省议会及各法团联合公推代表三人，蒙、青、藏各推二人，以制定国宪，解决时局。国军会议：陆军由省区军各公推三人，海军全体公推六人，蒙、青、藏亦各推二人，议决兵额军制及豫备裁兵等问题。国军会议议决之件，须经国民会议通过。当时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都通电赞成，然后来竟就暗葬了。

    而上海一方面，却又有国民所发起的国是会议。原来这一年十月里，全国教育会和商会的联合会都在上海开会，因而就开商教联合会，发起国是会议。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在上海开会，议决其组织：[一]各省省议会，[二]各省或特别区教育会，[三]各总商会，[四]各省或特别区农会，[五]各省或特别区总工会，[六]各律师公会，[七]各银行公会，[八]各报界公会（[二][三][五]都包含华侨团体），各推出代表三人，定名为“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五月二十九日，开第一次正式大会。旋组织国宪起草委员会，制成了《国宪草案》，分送各方面。

    联省自治的潮流，也颇有风发云涌的趋势。原来从晚近以来，省的实权，颇为庞大。民国建立时的各省代表联合会，亦系由各省派出代表组织而成，颇像美国独立时的大陆会议。所以一时很有主张联邦论的人。当时的两大政党，国民党是主张联邦的，进步党则反之——当时的舆论，赞成联邦的颇少。国会第一次解散后，国民党人在民间鼓吹联邦制颇力。国会恢复后制宪，因而有宪法规定省制的争论，后来国会又被解散了。而进步党的议论，却也渐渐的趋向联邦。舆论逐渐趋一致。于是湖南就首先实行。湖南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开省宪会议，至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日闭幕。完成《省宪法》、《省长选举法》、《省议会组织法》、《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县议会议员选举法》、《法院编制法》六种草案。旋于一九二二年正月初一日，将宪法公布。继湖南而起的为浙江，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五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六月三十日，起草毕。七月二十三日，开省宪法会议。九月初九日公布。云南从唐继尧回滇以后，亦召集一个法制委员会，订成了《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说待民选省长选出后，即时实行。

    北京政府从公元1914年取消自治之后，日久未能恢复。1917年曾提议恢复，依旧没有实行。后来颁布了一种《县自治法》。1920年，因鉴于各省自治潮流，曾有令着内务部修改市乡自治制，和拟订省参事会暂行法。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又令内务部组织地方行政会议（各省省长派一人，省议会推举一人；特区长官派一人），共议决《省参事会条例》、《县自治法施行细则》、《县议会议员选举细则》、《市自治制》、《乡自治制》五种。其《市乡自治制》于七月初三日以教令公布。一九二二年七月初一日，黎总统令：

    地方自治，原为立宪国家根本要图；只以频年多故，大法虚悬，各省望治孔殷，往往亟谋自治……现在国会业已订期开议，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能审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俾得至中至当之归，允符相维相系之义。国家统一前途，实嘉赖之。

    废督裁兵，国民久有此议。当事者第一宣言的，则为浙江督军卢永祥（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其继起表示赞成的，则为鲁督田中玉、陕督陈树藩。而首起实行的，则为云南督军唐继尧，于一九二〇年六月初一日，宣布解除督军职务，将云南督军一职废除，以云贵川联军总司令名义保卫地方。而谭延闿去湖南时，也申明废除督军，由赵恒惕以总司令名义维持军务；陈炯明回粤后，亦不称督军而称粤军总司令，都已见前。至于实行裁兵的，却只有一个新疆的督军杨增新；因华会中各国劝我裁兵，自动的将省内军队裁去十九营；而且声明：“此外如有可裁者，仍当察酌办理。”

    【第六章】最近的蒙藏

    第一节 蒙古的取消独立和再陷

    内地的情形，大略说过，现在又要说到蒙古的事情了。原来蒙古从独立以来，虽名为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而实权实在俄人手里，这是无可讳言的。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国革命，一时顾不到蒙古；而蒙古反大受俄国兵匪的侵掠。从1912年到1916年，蒙古人借了许多俄债。这时候，俄国已无债可借，蒙人财政颇难支持。又蒙人有所谓黄人和黑人。黑人系札萨克所辖的人民；黄人则直属于活佛或葛根（次于活佛的喇嘛）的人民，谓之沙毕。活佛对黑人课税颇重，而沙毕则概不负担。又蒙古王公，本有其兄弟相及之法；而活佛则往往任意指派不当承袭的人。所以各旗王公和人民，主张内向的渐居多数。

    中国所派的驻库大员，第一人系陈箓，不两月而去职。继其后的为陈毅。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三日，又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十一月十七日，外蒙王公喇嘛等合词请愿。“……情愿取消自治……前订《中俄蒙三方条约》及《俄蒙商务专条》并《中俄声明文件》……当然概无效力。其俄人在蒙营商事宜，将来俄新政府成立后，应由中央政府负责另行议订……”由陈毅电呈。二十二日，下令封活佛为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丹尊巴呼图克图汗。二十四日，外交部即照会驻京俄使，声明取消《中俄蒙条约俄蒙商务专条》及《中俄声明文件》。并将蒙古取消自治，照会各国公使。十二月初一日，令徐树铮以西北筹边使督办外蒙善后一切事宜。取消原设办事大员和佐理员。初二日，又以徐为册封专使——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五日，徐又兼张恰铁路督办。

    外蒙自治取消后，呼伦贝尔各旗总管亦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请副都统贵福呈请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黑龙江督军孙烈臣，转呈中央，取消特别区域（1915年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当然无效）。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下令允许，并由外交部通知俄使和各国公使。直皖战后，筹边使和张恰铁路督办都裁撤。派陈毅为镇抚使。因拟订镇抚司官制……迁延数月，迄未到库，而俄旧党却于其间运动库伦背叛中国。

    原来这时候，正是俄旧党在西伯利亚失败的时候。参看第七章第四节。其党分为数部，而恩琴占据后贝加尔一带；谢米诺夫匿居大连，替他筹划军械。

    边防军未解散时，全数有三师四混成旅；而驻扎蒙古的，只有褚其祥一旅，高在田一团。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俄旧党攻库伦。褚、高把他击退。因为怕活佛和俄旧党勾通，就把他迎入镇抚司署。旋陈毅到库，把活佛放还。一九二一年二月初一日，俄旧党再攻库伦，先把活佛劫去。高在田先分防后地，褚其祥兵力既单，军粮又罄；初二日，同陈毅突围走叨林。初四日，恩琴陷库伦。

    先是政府以张景惠为援库总司令，邹芬为援库副司令。然援兵开到库伦的，只有十六师的袁天顺骑兵一团，步兵一营。鏖战不胜，亦即却回。于是恩琴分兵四出，三月十一日，陷叨林；十三日，陷乌得；十九日，陷恰克图；二十五日，陷科布多。七月中，俄旧党又西出，陷阿尔泰，道尹周务学死之。五月三十日，政府以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所有一切剿抚计划，付以全权，便宜行事。其热河、绥远、察哈尔各……都统……一并归该经略使指挥节制……

    六月二十七日，苏维埃外交委员长翟趣林以旧党根据库伦，反对俄新政府，要求中国派兵会剿。七月六日，由中国谢绝。而远东共和国，业已派兵攻击恩琴。一面令其驻京代表阿格勒夫向我国申明，不能不出兵；目的达到，即行撤退。于七月初五日入库伦，恩琴逃到呼伦贝尔。八月二十五日，为远东军捕获，后来把他枪毙。库伦、恰克图，尽为远东军所占。先是政府于三月三十一日褫夺陈毅官职，以李垣代理。这时候，遵照远东驻京代表的声明，就令李垣去接收库恰。当时俄人颇想占据，所以未得要领。参看第七章第六节。其阿尔泰，新督杨增新于九月中旬与俄红军会兵克复。当出兵之前，订有《临时条约》，声明为一时的共同动作；目的达到，俄军即须撤退。后来俄人总算照约履行。1922年，俄代表越飞来后，中国和他交涉库伦的事，也并无头绪。而外蒙却派代表来京，历述倾向中央之意，并请派大兵收复库伦。政府于九月初七日派那彦图为外蒙宣慰使。

    第二节 六年后的英藏交涉

    民国初年的中英藏交涉，绵亘四年，毕竟成为悬案，已见第二章第二节。而1917年秋间，因四川内部有战事，藏人复趁机内犯。其时川边镇守使是陈遐龄，兵力单薄，又没有后援，遂至类乌齐、恩达、昌都、贡觉、同普、德格、白玉、登可、石渠、瞻化等相继失陷。不得已，听从英副领事窦锡麦调停。于一九二一年十月间，由军统刘赞廷与藏人在昌都订立停战之约。暂时划界：由盐井南方大索、德化、里塘、甘孜、瞻对、章谷、康定、丹巴、炉定、稻城等地属汉，类乌齐、恩达、昌都、同普、柯邓、石渠等地属藏。停战期限，系属一年。

    一九一九年五月，英使说停战期限将满，到外交部催开会议。五月三十日和八月十三日，由外交部与英使会议两次。我国方面仍根据1915年的条件，主张打箭炉、巴塘、里塘属川；察木多、八宿、类乌齐三十九族属外藏。瞻对、德格及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以北之地归内藏。英使提出两种办法：

    [一]取消内外藏名称，将打箭炉、巴塘、里塘、瞻对、冈拖地方，划归中国内地；德格以西，划归西藏。

    [二]仍用内外藏名称，将打箭炉、巴塘、瞻对、冈拖作为内地。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以北，作为内藏（中国不设官，不驻兵）；德格归外藏。外部于九月五日通电有关系各省，征求意见。旋经各省复电反对。其理由：[一]1918年停战所定驻兵之界，不能认为根据。[二]康藏不得并为一谈。

    [三]新疆、青海的边境，尤其不能牵混。而阁议亦先已于八月十六日决定此问题的停议。英使于十二月初三日，又要求开议，中国亦未应允。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英公使照会外部，谓五月三十日贵部请开的拉萨中英藏会议，英藏都无异议，但更须加入印度委员云云。二月初六日，外交部声明中国政府并没有要开拉萨会议的意思，贵使的话，系属误会。到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英使又到外交部，说：中国把西藏交涉延宕，而暗中命甘肃督军遣使招徕达赖，殊属不合。当经外交部以英使对于此事无权过问拒绝。二月中旬，我国提出[一]哲孟雄会议，不经我国承认的条件，不能作为标准；[二]仍以我国1915年提出的各条件为标准；[三]会议形式，依照中俄蒙会议之例等条件。英国政府又不认可。中国政府乃主张暂缓会议，先定一种暂行办法。由中国将藏边乱事平定，并改革川边各土司的内政，然后解决藏案。英国又要限制我平乱的区域；并反对改革土司内政，以致此问题仍无着落。

    而1920年岁底，因川滇军之争，陈遐龄与刘赞廷亦相冲突，藏番又趁机入犯。到一九二一年三月间，刘赞廷被陈遐龄的兵击败，退入云南，后为顾品珍擒获。参看第五章第六节。藏番于三月间犯昌都，被守兵击退。五月间，又犯巴塘、里塘。陈遐龄正出军讨伐，而因防地洪雅为第八师陈洪范所占，退军雅州。参看第八章第六节。

    后来华府会议开会，我国代表和英国代表接洽，请于华会终了后会议藏事。英国不甚愿意。1922年正月间，驻英公使电外部，说英外部大臣对藏事允酌量让步。然其条件，仍有西藏内政外交完全自主；英国得修理西藏铁路等。外部当电驻使驳覆。从此以后，亦没有正式交涉。达赖喇嘛于一月间派使来京，表示愿服从中央之意；九月间又遣使重来。然而川边尚且空虚，靠着区区达赖的信使，能否维持此一发千钧的西藏？正又是一个问题了。

    【第七章】最近的交涉

    第一节 巴黎和会的失败

    最近的外交，要算参与欧洲和会和华府会议两件事最为重要。原来从欧战开始，而远东情势一变，我国外交上的情势也一变；从欧战终了，而远东情势又一变，我国外交上的情势也又一变。

    当我国参与欧战时，协约各国对我提出希望条件：[一]多招工人赴欧。[二]多运原料品。[三]与德、奥人商务一律断绝。[四]德、奥人寄居中国的，严行取缔。[五]德、奥两国租界，移交协约国管理。[六]没收德、奥的船舶，借给协约国使用。[七]南北从速调和。[八]海关德、奥人，一律解职。我国答复，除第五项声明由我国管理外，余悉承认。同时我国也对协约国提出希望条件：[一]海关税率，实行值百抽五。[二]庚子赔款，无利息延期五年。[三]为取缔德、奥人的原故，得协约国同意后，可不受《辛丑条约》：“天津二十华里内，中国军队不得通过”的约束。除俄国对[二]只允延期三分之一外，协约国亦都承认。

    中国参战，本用不着通知日本；而日本于中国对德提出抗议，声明无效便要绝交的时候，却遣其公使到我国外交部说：日本赞成中国的抗议；然而如此大事，中国竟不通知日本，甚为遗憾。以后希望中国政府注意。同时和英、俄、法、意交涉说：“日本承认中国参战，各国却要保证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及已经日本占领的赤道以北诸岛屿。”各国都承认了——所以后来和会中承认日本所拟山东条件时，美国上院议员反对的说：“协约国一面劝诱中国加入战团，一面私约将中国的权利作为交换品。”日本又派子爵石井菊次郎为全权特使，到美国去商议对德作战事宜。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和美国国务卿蓝辛氏互换照会。

    ……美日两政府，承认领土相接近的国家之间发生特殊的关系。因而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的利益；尤以与日本接壤的地方为甚。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全，美政府信赖日本屡次的保障。日本虽因地理位置的关系，有上述的特殊利益；然对他国通商，不至与以不利的偏颇待遇。又不至漠视中国从来的条约上给与他国商业上的权利……

    当中国参战后，四面的空气是如此。而中国对于参战，却又因南北纷争的缘故，除曾招募大批华工赴欧外；派兵的议论，虽然也有，始终没有能见诸实行。于是协约国各公使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三日，对我提出参战不力的觉书。这时候，德、奥、土各国对协约国早已订定休战的条约（土国十月三十日，奥国十一月初四日，德国十一月十九日）。而参战不力的觉书，忽于此时提出，也就有点奇怪了。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派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为全权代表（王正廷系南方政府所派驻美代表，北方政府就加以任命），前赴巴黎，参与和会。

    于此有一件事情，要得补叙一补叙。一九一七年十月初一日，日本天皇下第一七五号谕旨，于青岛设立行政总署；坊子、张店、李邨、潍县、济南，都设分署；受理山东人民的诉讼，抽收捐税。并于署内设立铁路科，管理胶济路及其附近矿产。中国抗议，日本置诸不理。到1918年，日本对我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议说：“把胶济铁路归中日合办；济南到顺德，高密到徐州的铁路，借日款建筑；则日本允将军队除留一部分于济南外，其余悉行撤回青岛；警察及民政署，亦一概撤退。而且先垫十足的款项二千万元。”于是章宗祥于九月二十八日与日本订立《济顺高徐豫备借款契约》。当时章氏复日本外务省的照会（日本称为《山东善后协定》），说：

    敬启者：接奉贵翰……提议关于山东省诸问题……[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后，归中日两国合办。（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中国政府……欣然同意。

    到欧战将终的时候，英美两国又有统一中国铁路的议论。大旨是：“各国各自取消其势力范围。把在中国获得的铁路权放弃，由各国共同借债与中国，以便还清旧债。而此诸债权国，对于中国的铁路上，建设一种共同的新权利。”参看第八章第三节。

    欧洲和会于一月十八日开幕。先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提出和平条件十四条（其中第一条说：和平条约，须用公开的方法决定。此后无论何事，不得私结国际盟约，外交事件，均须公开。第四条：立最确的保障，缩小武备，到足以保护国内治安的最低额。第十四条：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宗旨：为各国相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的利权）。后来各国都承认为议和的基本条件。所以我国对于和会，颇有很大的希望。然而开会以来，英、美、法、意、日就另组所谓最高会议。一切事情，颇为最高会议所垄断。

    我国代表，作成希望条件：[一]撤废势力范围。[二]撤回外国军队巡警。[三]裁撤外国在中国所设立的邮政局和有线无线电台。[四]取消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立。并取消《对日二十五条条约和换文的陈述书》，一并提出和会。各国说：这不是和会权限所能议；当俟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其注意。

    二十七日，最高会议开会，讨论处置德属殖民地的方法。日代表把青岛亦列入其内。是日的会议，由法国外部知照我国代表，王正廷、顾维钧出席。日本代表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无条件让与日本。顾、王二氏，于二十八日提出详细《说帖》，要求由德国直接交还中国。争持甚烈。其后和会因事停顿，到三月中，五国才再开会议。于是日本对美国及英属地的排斥黄人入境，提出《人种平等案》。同时意国因要求亚德里亚海东岸的阜姆归意国领有，威尔逊不答应，意代表退出和会。日本代表，亦向新闻记者说：傥使《人种平等案》和山东权利继承问题不能通过，日本也要退出和会。英、法、美自然都有怕和会决裂的意思。于是四月二十二日，四国再开最高会议，招我国代表出席（陆征祥、顾维钧赴会）。威尔逊朗诵英、法两国和日本关于山东的《秘密换文》。

    英相路易·乔治说：当时德国潜艇战争甚为剧烈。英国战船，多在北海；地中海方面，要日本帮助。因此不能不允许。威尔逊又诵读一九一五年五月《中日条约》的大要和章宗祥与日本外务省的换文。问：为什么有一九一五年五月的条约？我国代表说：是出于强迫。又问一九一八年九月欧战将停，日本决不能再压迫中国，为什么还有欣然同意的换文？路易·乔治说：英国对于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移于日本，受换文的拘束，不能不维持日本。对于一九一五年五月的条约，却没有维持日本的义务。究竟照《中日条约》实行，或照《中德条约》将德国所享权利移转于日本，二者于中国孰为有利？中国代表说：两种办法，都不能行。乔治见局势弄僵，乃唱议将这件事情交英、法、美三国专门委员核议。

    此项消息传到我国，舆论大为激昂。于是有五月初四日北京专门学校以上学生停课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举。风声所播，到处学校罢课，商店罢市。到二十六日，上海学校罢课；六月初五日，商店亦罢市。又有铁路工人将联合罢工之说。形势甚为紧急。政府乃于初十日将曹、章、陆罢免——时曹为交通部长，章为驻日公使，陆为造币厂总裁。

    当三国专门委员核议时，英、法两国委员都左袒日本。我国代表知完全达到目的已无可望，乃致一说帖于三国专门委员，提出：[一]德人在山东权利，由德人移让英、法、意、美、日，由英、法、意、美、日交还中国。[二]限日本于一年后交出青岛。[三]偿还日攻青岛兵费。其额，由英、法、意、美议定。[四]中国自行开放青岛的让步案。专门委员核议的结果，以依据《中德条约》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为较有利于中国。即据此造成《报告书》。而美国委员，另递一节略于威尔逊，说中日、中德两约，都不很通用；不如用中国所提的让步办法。

    四月二十八日，四国会议开议。日本撤回《人种平等案》。对于山东问题，提出：[一]不侵中国主权，将青岛交还中国。[二]开青岛为商港，设立共同居留地。[三]胶济铁路，归中日合办。[四]铁路警察用中国人，但聘日本人教练。[五]济顺、高徐二路，日本有借款权。[六]青岛和铁路沿线的日兵，全部撤退。三十日，四国会议依日本意思，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的条文插入《对德和约》中。便是和约的一五六、七、八三条。德国根据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的《中德条约》，及其它关于山东省一切《协约》所得的权利、特权、铁路、矿山、海底电线、国有动产、不动产，一概让与日本。

    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保留案，声明中国可以在和约上签字，但关于《山东条项》须保留另提。始而要求于《和约》内山东条项之下声明保留，不许。继而要求于《和约》全文之后声明保留，不许。又继而要求于《和约》之外，声明保留，不许。再改而要求不用保留字样，但声明而止，不许。最后要求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有妨将来的提请重议，不许。二十八日，和约签字；我国代表拒绝签字，不出席会场；而发电报告北京政府，说：

    ……不料大会专横至此……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将更无外交之可言。

    《对德和约》既未签字，乃由大总统于九月十五日以布告宣布“对德国战争态度，一律终止”。

    其《奥约》，则由专使于九月初十日签字。

    国际联盟会，由美国提出后，旋经各国同意，将其条约插入和约中，作为全约的一部。该条约的宗旨，在于减缩军备，避免战事，保持世界的和平。其大致办法：系以加入各国的代表所组织的代表会（每国代表至多三人，每国各有一议决权），英、法、意、美、日和其它四国的代表所组织的行政部和秘书处（秘书长由行政部委任，但须得代表会的同意。秘书员由秘书长委任，但须得行政部的同意），为执行机关。行政部须拟定减少军备的计划（以国防及执行国际义务必需之数为度），以备各政府采用。此项计划，至少十年修改一次。既经采用该计划后，非经行政部的同意，不得超过。联盟国的一员被侵略时，各联盟国须遵行行政部所拟的方法，以保全其领土和政治独立。联盟国间互起争议时，须经仲裁法庭裁判，或行政部（亦得请求移交代表会）审查。

    其不遵的，联盟国得施以相当的膺惩。对于非联盟国，亦得加以邀请，请其承受临时会员的义务。无论何项战事，或以战事胁迫他国，均得采适当的办法，以维持世界和平。联盟国间的条约和国际契约，均须向秘书处存案，由秘书处从速公布，联盟国公认彼此间有与本约不相容的国际义务和秘密接洽，都自然为本约所废止。此后不得缔结此项条约。在未加入以前的，须从速设法解除。行政部筹拟设立国际经常法庭。照该约的规定，凡签字于和约的，都当然为联盟国的一员。我国虽未签字于《德约》，而业经签字于《奥约》，所以仍为该会会员之一。

    欧战和约，旋经英、意、法、日等国次第批准。惟照美国法律，和约须得上院三分之二的同意，方能批准。后来美国上院对于和约共提出保留案十四起，声明：“此项保留案，须得五强国中的三国的承认和保证，作为原约的附件，和原约有同等的效力，方可批准施行。”山东问题，亦是其中之一——原案申明不与同意，而且保留美国对于中日因此项条件而起争端的完全自由行动权。

    于此还有一件事情，须得叙述一叙述。便是山东交涉在巴黎和会失败后，各地方人民颇起排斥日货的风潮——然而所焚毁的，都是华商已买的日货，日商并无直接损失。日本公使，屡次要求中国政府取缔，中政府也曾为此下过命令。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福州青年会学生经过安乐桥，日侨无故向其凶殴，并有使用武器的。其结果，并弄得和福州市民冲突，巡警亦有的受伤。日人旋又逃入顺记番菜馆，将大门关闭，由楼上将器具掷下。督军李厚基派兵破门而入，捕获日人七名，中有日领事署警察长陆军少将一名。在中亭街捕获三人，身畔亦都有凶器。此事的曲在日本，人人皆知。乃日人反派兵舰二艘到福州；并且派兵登陆，进城游行。后来双方派员调查，日人一方面实在无理可说。不得已，乃将领事撤换；抚恤中国受伤的人和顺记番菜馆；由日本向中国道歉。然中国对于日本，也申明对于人民排货惋惜的意思。此事称为“福州事件”，又称为“闽案”，也是因山东问题而起的一个枝节。

    第二节 华府会议的参与

    《对德和约》既经英、法、意、日等国相继批准后，日本公使小幡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九日致牒外部，说：“日本依《媾和条约》一五六至一五八条的规定，继承胶州湾的租借权和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的《中日条约》规定日后日本向德国协定权利利益的让与，中国概行承认。同日《交还胶州湾的换文》中，说战事终了，胶州湾全由日本处分时于左列条件之下，交还中国。……特提议从速开始交涉。”这时候，我国舆论都主张提出国际联盟。四月初十日，日本又提出第二次通牒。外交部于五月二十二日答复，说：“《对德和约》，我国未曾签字，未便依据该约径与贵国开议。”又说明全国人民对于本问题态度的激昂。末说：“目前情状，胶济环界内外军事设施没有继续保持的必要。胶济沿路保卫，应从速恢复战前状态。

    此节与交还青岛问题截然两事，想必不执曾否开议，以延缓实行之期。傥果愿将军事设施收束，自当训令地方官与领事接洽办理。”日本说：“处理此问题的根本原则，中日间已有条约。中国政府以为便于商议之时，日政府便允与商议。铁路沿线警备，俟中国巡警队组织完备后，由中日各该官宪，协定交替手续撤退。至于胶济环界内军事设施，日本所以要交涉，正是为此。只要交涉完成，这个问题就不解决而自解决了。”交涉到此就告停顿。

    1921年，美国为筹议限制军备和远东问题，发起华盛顿会议。于八月十三日正式照会外交部，请中国参与。中国于十六日表示赞成。

    九月初七日，小幡向外交部提出《交还青岛的节略》九条，称为《山东善后处置案大纲》。中国于十月初五日，答复拒绝。日本于十月十九日，又加以驳复。并申明中国政府若更能反省，再示欲开交涉之意，日本政府亦必应之。中国于十一月初三日答复，要求日本再加充分的考虑。

    华府会议，我国于十月初六日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充全权代表。该会议于十一月十四日正式开会。其中限制军备委员会，由英、法、意、美、日五国代表组织；远东问题委员会，由中、英、法、意、美、日、葡、荷、比九国代表组织。远东问题委员会开会之后，吾国代表首先提出大纲十条。旋经美代表罗德提出四大原则：

    [一]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土地上行政上的完全。

    [二]给与中国以极完全而无障碍的机会，以发展并维持稳固有力的政府。

    [三]用全力确立各国在中国的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而维持之。

    [四]不得利用现状，攫取特殊的权利。

    经一致通过，认为讨论各问题的标准。旋又提出“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销外邮”、“撤退驻兵”、“撤销外国无线电台”、“维持中立”、交还租借地等案。而山东问题，亦即在会外解决。华府会议所成条约，共有八种。《中日鲁案条约》外，便是英、法、美、日《四国太平洋条约》（《四国协定》），《五国海军条约》、《五国潜艇、毒气条约》、《六国海底电线支配条约》、《九国中国关税条约》、《九国条约》（《九国协定》）。而罗德四原则和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都包括在《九国条约》中，和我国关系最大。

    九国条约第一条：列举《罗德四原则》。第二条：说缔约国不得缔结违背此项原则的条约。第三条：为适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不得在中国要求优先权或独占权。第四条：缔约国不得相互约定，创设势力范围，或实际上排他的机会。第五条：中国全部的铁路，不得自行，或许他国“对于各国为差别的待遇”。第六条：中国不参加战争时，应尊重其中立权。《关税条约》见第八章第四节。

    此外关于中国的事情，还有许多议决案。

    [一]撤退外国驻兵案。未经条约允准的，如日本在汉口的驻兵，各国允即行撤退。其经条约允许的，如各国在北京的驻兵，允于中国要求时，训令其驻在北京的代表会同中国政府所派代表三人，共同调查；报告各关系国政府，再行斟酌。

    [二]撤废领事裁判权案。议决闭会后三个月，各国各派代表一人（中国亦在其内）组织委员会，考察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的现状，和中国法律、司法制度、司法行政的情形，于一年内报告各关系国。并得向中国政府提出改良司法意见书——但中国政府得自由承诺拒绝其一部或全部。非署名国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的，亦得于组织委员会以前，委美国通告各署名国加入。

    [三]关于中国的条约公开案。议决以前所立条约、协约、换文，他之国际协定，以自国国民为当事者与中国所结契约，限事情之所许，从速提出本会议总事务局，移牒于参加各国。以后订立的，应于订立后六十日内通知署名国及加入国。与中国有条约关系而未参加本会议的，可招请其加入。

    [四]撤废在中国的外国邮政局案。除租借地及条约特别规定者外，于[1]中国邮政业务之有效的管理，[2]中国政府保证外国人邮政总办的地位，并保证对于现在邮政无变更之意的条件下，赞成撤废。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实行。

    [五]撤废外国在中国的无线电台案。因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国际议约规定所设立及由事实上外国使馆所设立，以收发官电为限——但其它一切电信有故障，由中国交通部以公文证明时，得暂收发私电。由条约或中国政府特许的外国政府或人民所设无线电台，以收发其条约或条件所规定的电报为限。其未经条约或特许者，由中国政府买收。

    [六]中国铁路统一案。于在华铁路之扩张，与其既得适法的权利两立的最大限度，使中国政府得于其所管理的铁路网统一诸铁路。中国政府，因此需用外国财政技术时，应即许之。

    [七]希望中国裁兵案。并非有意干涉中国内政；不过以友谊的关系，谋中国的利益及一般通商利益，甚望中国树立强固政府。又本会议的精神，在于减少世界军备，以减轻人民负担；本于同一的精神，希望中国的裁兵。

    还有关于中东铁路的决议案，见第四节。

    交还租借地案，未能议决，仅由各国声明。法国代表声明：愿与各国共同交还。日本代表说：胶州湾应另案措置。旅顺、大连，则目下无放弃其“合法取得，并经不少牺牲的重要权利”之意。该处系满洲的一部分，与日本土地密接；日本于经济生活及国防安全上，均有切己的关系。此项事实，曾被承认；当国际银团组织时，英、法、美三国均曾给与保证。英代表说：九龙为香港地位之保障，不独为英国的利益，并与全世界有关系；当另以一种精神考虑之。威海卫的取得，系抵拒他国在华的经济控制权，维持势力平衡。傥山东问题能得协定，情愿归还中国；惟须参加于计划中而行之。

    各国驻华军队，在北京、黄邨、廊房、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处的，系根据《辛丑条约》。现在天津有英、法、意、美、日、荷、比七国的军队，上海亦有英、法、意、美、荷、比六国的军队。日本除胶济沿线另案交涉，中东铁路沿线与西伯利亚撤兵问题相关外，其南满铁路沿线的驻兵，借口于根据光绪三十一年的满洲《善后协约》（案该《约》说：俄国允将满洲铁路护卫兵撤退；或中俄两国另商别项办法时，日本南满守兵，亦一律撤退。现在中东路守备已由我国收回；所以照条约，我国实有要求日兵撤退的权利）及胡匪的不靖，不肯撤退。惟乘辛亥革命时派驻汉口的兵于七月二日实行撤回。

    取消领事裁判权一节，因外国拟派员来华调查，一时颇有积极整顿之意。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命令：“……司法制度……应行刷新整顿者……著司法部切实计划，拟具筹备纲要，分期举办……而筹备之要，首在储才。此项人才，非娴习本国法律，无以利推行；非深通各国法律，无以资参证。应由驻外公使，就留学各国法律科毕业生中悉心遴选，切实搜罗，择其堪胜审检之任者，酌加保荐；依法甄拔，从优录用。其甄拔办法，即由司法部拟定，呈候核定施行。至司法讲习所，亦为练习司法人才而设，应即继续开设。又因现在暂行的民刑律，已成陈旧。当东省设立特别法院时，见第四节。司法部曾将法律馆修订的《民刑事诉讼法》改称《民刑事诉讼条例》，先后呈请公布，于特别法院区域内施行。”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又奉令：“自七月一日起，全国一律施行。”

    旋又以承审员由县知事选用，“与自辟僚属无异，难冀其独立行使职权”，拟逐渐改设审判厅，提出，在阁议通过。至外国派员来华调查一节，以一时筹备难周，经政府电令驻美公使，商请美国政府转商各国政府，展期到1923年秋间再行派员来华。当时有关系各国，已都答应展期了。

    外国在华邮局：从前德国共有十七处，对德宣战后，已全部封闭。俄国有二十八处，停止俄国使领待遇后，亦全部封闭。现在上海有英、法、美、日四国邮局。福州、厦门、汕头、烟台、天津、汉口，有英、法、日三国邮局。广州、宁波，有英、法两国邮局。北京有法、日两国邮局。海口、威海卫、喀什噶尔，都有英国邮局。西藏有英国邮局三处。梧州、北海、昆明、蒙自、重庆，都有法国邮局。山海关、塘沽、济南、胶州、苏州、杭州、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沙市、长沙，都有日本邮局；而在东三省的，尚不在内。无线电台：北京公使署，日、美两国都有。天津，法、美、日三国都有。上海，法国有三所，英、美各有两所。此外法国在广州湾，美国在唐山，俄国在哈尔滨，日本在汉口、济南、青岛、秦皇岛、大连、满洲里等处，均各有一所。至于铁路统一的问题，因为与借款有连带关系，一时亦尚未议及。

    收回租借地问题：除胶州湾另案办理外。威海卫：英使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四日向外交部提出“行政权交还中国，市政由中英派员管理，仍准英国舰队在威海卫避暑……”问题。十六日，照会外部，请合组委员会，赴威调查，以为交收的准备。同日，政府派梁如浩督办接收事宜。威埠公民，亦组织协会，从事调查，以辅助政府所不及。委员会于十月初二日开会。广州湾则法国政府电令驻华法使，侦查英国对于交还威海卫的意见，俾得以参照其办法。

    第三节 鲁案的解决

    山东问题，日本要求直接交涉，经国民一致反对，外交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初五，十一月初三两次拒绝后，决意在华府会议提出。英美两国代表怕中国提出山东问题于大会进行有碍，乃出而调停。劝我国及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之外，开始交涉，英美各派两人列席旁听。我国代表，主张无论交涉得有解决与否，均须报告大会。此项交涉于十二月初一日开始。因胶济铁路我国主张即时收回，款分六期交付（交涉解决后九个月，付第一期款。其余五期，以六个月为一期）。日本要求我借日款赎回；会计、技术人员，均须聘用日本人。至二十一日，交涉停顿。一九二二年一月四日，经英美调停，再行开议。初五日，又停顿。十一日，第二次开议，两国意见仍彼此相左。二十日，英美提出具体调停条件：劝我发十五年期的国库证券，将胶济路收回。五年之后，随时得将证券全数偿还（但须于六个月之前预行通告）。而派日本人为车务总管及总司计。两国代表，各电本国政府请示。二十七日，再开谈判。三十一日，订成条约二十八条（全文见《东方杂志》十九卷第五号）。其大略办法：

    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其移交行政权和公产——并处理其它相同的事务，由中日各派委员三人，组织一联合委员会办理（第一、第二条）。

    公产除日本建造领事馆所需和日本人民团体所需（包括公学、祠庙、墓地等），无偿交还中国——惟日本政府所买得、建造、或曾加修理、加造的，中国应除去使用折价外，给与偿价（第五、第六、第七条）。

    胶济沿线的宪兵及军队，于本约签字后三个月内撤退；至迟亦不得过六个月。青岛的卫兵，移交时同时撤退；至迟不得过移交后三十日（第十、第十一条）。

    海关归还中国。一九一五年八月初六日中日重设青岛海关的《临时条约》作废（第十二、第十三条）。胶济路及其支路与其附属产业，日本应交还中国；由中国偿以实价。此项实价之中，包括德国遗下时的定价五三四〇六一四一金马克；加上日本管理期内修理加造之数（减去使用折价）。由中日各派委员三人，组织铁路联合委员会，办理估价和移交。移交至迟不得过本约有效后九个月。偿价用国库券，于移交完竣时，交付日本。

    国库券的期限为十五年，以铁路财产收入作保。五年后无论何时，得为全部或部分的清偿（惟须于六个月前通知）；未还清前，选派日本人一名为车务总管，又一名为总司计（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条）。

    高徐济顺的经营，让归国际财团。烟潍铁路用中国资本自造时，日本不要求并归国际银行团办理（第二十一条，附录五）。

    淄川、坊子、金岭镇三矿，由中国政府许与中日合组的公司。但日本投资，不得超过中国的资本（第二十二条）。

    中国政府宣告开放胶州租借地（第二十三条）。

    盐业由中国给价收回。中国允以平允条款，允许沿该岸线的盐输一定量数与日本（第二十五条）。

    海底电线：青岛、烟台间，青岛、上海间，都为中国所有；惟此两线中，为日本政府利用之以接连青岛、佐世保间的一部分除外。青岛、济南的无线电台，移交中国；由中国给以偿价（第二十六、二十七条）。

    此约订立后，国务院于六月初七日发令，任王正廷为联合委员会委员长。胶济路由中国派警接防，日兵分期撤退。自四月十四日起，到五月六日撤完。委员会所议事件，分为第一部、第二部。第一部所议各问题，草约于十二月初一日签字，其大略：

    租借地定十二月初五日交还。日本驻兵，尽交还后二十日内撤尽。

    日本官许出租的地，期满后照同一条件续租三十年。三十年后，仍得续租；惟须按照《胶澳商埠租地规则》办理。

    公产：除去日本领事、团体所需用者外（以《附图》所定界址为限），其余概行交还。

    青岛、佐世保间海电，无偿交还中国。青岛一端，由中国运用。佐世保一端，由日本运用。

    盐业：从公元1923年起，以后凡十五年，每年输出日本最多三万五千万斤，最少一万万斤。许胶州所产的盐自由输出朝鲜。

    盐业和公产的偿价，共日金一千六百万元。其中二百万元付现款；一千四百万元，付十五年期的国库券；年利六厘。此项国库券，除以关盐余为担保外，又须提出别项确实担保，从速与日本公使协定。将来整理外债时，此项国库券，应尽先列入整理案内。

    矿山：设立中日合办的公司。资本各半，由日本政府将淄川、坊子、金岭镇各矿，移交该公司办理。该公司应偿日本政府日金五百万元。俟红利超过八厘时，将超过额的半数付给。不附利息。

    海关交还中国，但日人许用日文接洽。

    唯关于外人的土地所有权（此项土地，在日人手中者，有七千余亩；在欧洲人手中者，有一千余亩），作为悬案。

    第二部铁路问题：日本初索偿价七千万元，后减至四千余万元。当时中国已允出三千余一万，日犹不允。

    至青岛日邮，则业于十二月初一日撤废。

    胶济路：当攻击梁士诒时，参看第五章第四节。直系各督军、省长，多提倡集资赎回，商教联合会亦组织救国赎路集金会。梁士诒和交通部因亦通电促国民集金赎路。交通部并呈请总统，于一月二十三日下令：“胶济路决由人民筹款赎回，定为民有铁路，永属民业。”三月十九日，又以指令公布《胶济路民有办法大纲十四条》。

    其二十一条问题：我国代表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远东问题委员会提出，经日代表抗争，未得结果。二月四日，又在大会提出。日代表宣言：

    ……与会国而欲提出从来的损害，以求会议重行研究及考虑，日本代表团必不能赞成……但《中日条约》及《换文》成立后，事势已有若干变迁，故日本代表团宣言：将建筑南满、东蒙的铁路借款权和以此等地域内的租税为担保的借款权，开放与国际财团共同经营。此项条约中，关于南满洲的政治、财政、军事、警察事项，中国约定聘用日本顾问或教练员，日本并无坚持之意……日本保留原提案中的第五项，现豫备撤回此项保留……

    中国代表仍声明：

    ……因下述种种理由，《中日条约》及《换文》当加以公正之审查而图废弃之。[一]中国要求交互之让与，而日本并未提供任何物件；《协定》所引出的利益，完全为片面的。[二]协定的要点，破坏中国和他国的条约。[三]协定和此次会议所通过的《关于中国的原则》不能相容。[四]协定已引起中日间历久的误解，设不废弃，将来必至扰乱两国的亲善关系；且将障碍“召集此会所欲获得者”的实现……

    美国国务卿休士，亦声明：

    币原男爵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的重要声明，使余得以申言美国政府的地位。此事于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三日美政府致中国及日本政府的同一照会中，参看第三章第二节。已经声明……此项声明，乃与美国对华关系之历史的政策相一致者……现在仍维持不变。兹……信对于日本政府所宣言……可解释为抛弃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的建筑铁路及以地方收入担保的财政业务的一切独占权。此外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条约中，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第二、三、四等条，中国政府允给日本人民以租用南满洲之土地权，以充建筑、贸易、制造业及农业之用；并在南满洲居住旅行，经营任何种类的实业及制造业；并可与中国人民共同经营东部内蒙古的农业及相仿的实业等等；美国政府对于此等容许，当然不能视为有独占的意义；且将以中美条约中最惠国条款，而为美国人民要求中国增给种种利益。余更声明：《中日条约》的效力问题和美国对华条约的权利问题，完全不相关。因美国所有的权利，早经美国确实申言也……

    案日本原提出五号二十一条的要求：到后来，第[一]号四条，就是关于山东问题的，已另案解决。第[二]号七条，其中第五、六两条，经日本抛弃。第（五）号七条，亦经日本撤回。其余八条，就是关于旅、大两港和南满、安奉、吉长三铁路的租借经营期限，南满、东蒙经营农、工、商、矿业的权利，和汉冶萍公司问题，这真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日本的有无侵略野心，就看这几条能否取消为断；中国的受日人侵略与否，也就看这几条能否取消为断。人都知道南满和东蒙的关系重要，却不知道区区一汉冶萍公司，其重要乃与之相等。

    煤铁是国防工业的命脉，日本所产都不多，差不多全是仗外国供给。现在中国煤铁矿入于日本人手中的，已经很多。参看《东方杂志》十九卷十七至十九号《我国煤铁矿与日本国防及工业之关系》。最近坊子、淄川、金岭镇三矿，又变做中日合办的了；而且我国的煤铁矿，几乎没甚自办的。所有的，就是一个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然而当时，欠日债到三千余万元，都以矿石生铁作抵；预先订定了用极贱的价抵出，要到公元1960年才得还清。参看《孤军》第一卷三号《呜呼汉冶萍》。咳！日本压迫我们的军备，是靠什么维持的呢？

    但是日本此项要求，后来虽经订立二十五条条约，却未经国会通过，实属“形式不备”。所以国会恢复后，有由国会将该约宣布无效之说。又此条约从订结后，我国政府即宣言具出于强迫，在巴黎和会和华府会议两次提出抗争，则我国政府也实在未尝承认。此约既然无效，则旅、大租期，当然只有1936年。公元1923年，便已期满。这又是眼前的大问题了。

    第四节 共同出兵和中东路

    据《中东铁路条约》，俄国在铁路沿线只能设警而不能驻兵。光绪二十一年，日俄《朴茨毛斯和约附约》规定：“为保护铁路起见，两国对于满洲铁路，每启罗米突（英语“kilometer”的音译，意为一千米、一公里），得置守备兵二十五名。”然欧战以前，俄国驻扎哈尔滨的兵有三万左右；守备中东路本线和从哈尔滨到长春一段铁路，统计有六万左右。战后大半调赴欧洲；留下的分为新旧两党，冲突颇烈。哈尔滨总领事兼中东路督办霍尔哇拖，系旧党守领，为新党所反对，几于不能维持秩序。一九一八年正月初十日，政府命师长高士傧迫令俄兵解除武装。于是中东路本线和从哈尔滨到长春的一段，都由中国派兵保护。中东铁路的护路权，始行收回。

    先是哈尔滨地方，为中东铁路本支线的分歧点，俄国人着意经营，称为东方的莫斯科。然而其时只有俄国人居住。日俄战后，中日订立《满洲善后协约》，把哈尔滨开放为商埠，各国次第设立领事。俄国总领事兼中东铁路督办霍尔哇拖，忽执《中东铁路条约》第六条，“……由该公司一手经理，建造各种房屋，设电线，以供铁路之用”，曲解为俄国在哈尔滨有行政权，要求各国领事认可。日本竭力赞成，而美国、德国，竭力反对。光绪三十四年，霍尔哇拖发布市制，向哈尔滨住民收税，于俄历一月一日实行。中国政府也饬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哈尔滨设立自治局。宣统元年，霍尔哇拖自行进京，与外务部交涉。三月二十二日，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和他订立《东清铁路界内组织自治会豫定协约》十八条。订定：“由中外居民共选议员。更由议员复选执行委员三人；交涉局总办，铁路总办、各派委员一名；会同议会议长，组织执行委员会。”（此项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受交涉局总办、铁路总办的监督）从此以后，哈尔滨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权，就入于俄人之手。中东路守备权收回后，中国派吉林督军鲍贵卿为中东铁路督办。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一日，为俄国革命三周年纪念，哈尔滨俄国各团体开会协议，要求承认海参崴临时政府，霍尔哇拖不许。同盟罢工委员会就要求霍尔哇拖尽二十四小时内将行政权交给海参崴临时政府代表。霍尔哇拖不听，俄人遂全体罢工。于是鲍贵卿派兵占据同盟罢工委员会会所，一面解除俄国军警武装，劝霍尔哇拖离开哈尔滨，将政权交给鲍贵卿所派的人员。于是哈尔滨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权，亦由中国收回。这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停止旧俄使领待遇。旋在哈尔滨设立地方审检厅、高等审检厅、沿路设立地方分庭，以管理俄国和无约国一切诉讼，于十二月一日成立。又在哈尔滨设立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二日成立。

    从我国取消旧俄使领待遇后，俄国旧党怕我国要接收道胜银行，就悬法旗以为抵制——其实中国和道胜银行的合同，订明该行股票只能为华俄两国人所有。一九二〇年十月初二日，交通部长叶恭绰和道胜银行订立《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订明：中政府暂代俄政府执行保护、管理及实行各条约合同一切职权，以中国正式承认俄国政府，并彼此商定该路办法后为止。

    然而对俄的交涉，还并没彻底解决，却又牵入了一个各国共同的问题。原来当公元一九一八年二月间，劳农俄国对德国罢兵讲和。于是，德、奥势力弥漫全俄；反对新俄的捷克军，为德、奥武装俘虏所制。于是各国有共同出兵西伯利亚，援助捷克军之议。其时适值段祺瑞复为总理，遂与日本订立所谓《军事协定》——所谓《军事协定》者；一为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所交换的《共同防敌公文》。一为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陆军委员长靳云鹏和日本陆军委员斋藤季次郎在北京所结《共同防敌协约》：一为五月十九日，海军委员长沈寿堃和日本海军委员吉田增次郎在北京所结《海军共同防敌协约》。而九月初六日，徐树铮与斋藤季次郎又结有《陆军共同防敌实施的详细协定》。此项《军事协定》直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才由外交部照会日使，互换照会废止——依据《陆军共同防敌的详细协定》：两国进贝加尔、阿穆尔两省的兵，中由日指挥，自满洲里进后贝加尔的兵，日由中指挥。而日本又可派兵一支，从库伦进向贝加尔方面。其后中国并没真正进兵，而日本却进兵甚勇。

    先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日本兵舰首先开入海参崴。其后英、美、中三国的兵舰，相继都到。而英、日两国，都派兵登陆。一九一八年七月初六日，中、英、法、美、日司令共同宣言，说海参崴及其附近地方，当临时置于协约国保护之下。其时英、法、意、美诸军队，陆续开到，然都无甚动作。惟日兵挟着俄旧党谢米诺夫，通过贝加尔占据铁路，在赤塔组织本部。又挟着旧党卡米尔哥夫，在哈巴罗甫喀设立司令部，并分兵向海兰泡、阿穆尔、伊尔库次克。1919年，劳农政府戡定鄂穆次克、伊尔库次克、贝加尔、阿穆尔，沿海等省。协约各国，以俄人既有统一能力，不宜再行干涉。于三月末，先后撤退。惟日兵反增至七万余。四月初四日，日本说海参崴的俄兵夜袭日本军械所及车站。于初五日，占领海参崴。旋即将沿乌苏里铁路到哈巴罗甫喀，沿黑龙江到尼港和库页岛北部占领，七月初三日，日本官报发表：在贝加尔方面，实行撤兵。尼港及库页岛北部，由日本暂行占领，海参崴及哈巴罗甫喀，仍由日本驻兵。直到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才将西伯利亚的驻兵完全撤退。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的始末，大略如此。

    当各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时，曾借口军事运输上的关系，由中、俄、英、法、意、美、日，各派代表一名，在海参崴组织委员会（会长用俄人充之），以共同管理西伯利亚及中东铁路。该委员会之下，设技术和军事运输两部。技术部长，系美人斯蒂芬氏；军事运输部长，则系日本星野中将。当时订有条约：“一切组织，以协约国退兵时，失其效力。按本组织所雇的技术员，亦须同时撤退。”——原约“技术部……以驻兵西伯利亚协约诸国技师组织之”，“……并得由诸国国民中，选用助手及稽查员”。日本在北满本来无甚势力，从《军事协定》缔结以后，派赴西伯利亚的兵却有好几万；是从中东路出发，在吉、黑两省沿路之地，设置军用电话、邮局、兵站等甚多。贝加尔方面所撤的兵，亦多数驻扎北满。太平洋会议席上，美代表将史蒂芬共管中东路的意见提出，其理由：系说中国管理能力不充足；而中东路为世界交通孔道，不能听凭中国处置。且自共同管理以来，协约国对于该路，投资已多。经我国代表竭力抗议，共管之说，才算未曾实现。然而到底为如下的决议：

    各国共同的决议——中国在内，中东铁路的利害关系者，因欲保全该路；对于铁路的职员，加以一层保护。对于职员的选任，应加一层注意。且须竭力注意节俭，以防铁路财产的浪费。本问题的处理，由适当的外交机关从速行之。

    中国以外各国的决议……中国对于该路股东及持有该公司债券者，及对于该公司有债权的外国人，应负债务上的责任；各国对此，有主张的权利。

    其实该路完全为中俄两国合办的事业，各国无从插身干预。若说债权债务的关系，中国固然当负债务人的责任；然而所负的责任，止于如此；管理的权，当然非各国所能参预。各国说中国政府和东三省政府欠该路运兵之费甚多；旧俄政府，对该路亦有债务。然而战期内各国亦欠该路运费。乃华府会议闭会后，英、美两使，又向我国外交部提出扩张技术部范围的问题。经外交部拒绝，并于四月十六日照会各公使，重行申明该路的主权。十月二十五日，日本驻扎西伯利亚的兵，完全撤退。协约的撤兵，到此终了。日、美及有关系各国都照会我国，申明共同管理的条约，于十月三十一日完全消灭；技术部等人员，亦均实行撤退。然照会中仍提出华府会议议决的两条，说愿意和中国共同处置。而俄国又声言并无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的意思，这项交涉，颇为棘手。

    第五节 松黑航权和尼港事件

    咸丰八年《爱珲条约》，许俄国人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通航。光绪七年的《伊犁条约》，又加申明，说：“如何照办之处，应由两国再行商定。”嗣后我国政府解释两约中的松花江，说：“只限于松花江同黑龙江的会口以下；自此以上，系属我国的内河，不能准外国人通航。”到庚子拳乱，俄人以兵力占据满洲，才自由在松、黑会口以上的松花江内航行。日俄战后，我国与日本订约，开放东三省商埠十一处；因欲趁机开放上流的松花江，许各国通航，以免俄人独占。宣统元年五月，于哈尔滨、三姓、哈拉苏苏三埠，颁布《新税关章程》。各国商人，遵照本章程的，都许通航。俄国援《爱珲条约》反抗。两国派员在哈尔滨交涉，不得要领。旋将交涉移到北京，七月初五日，订立条约。将满洲界内的松花江开放，许各国自由通航。至于黑龙江下流，我国本来也有通航的权利。然俄政府每以多年独任勘浚之费为口实，阻止中国的航行。因而事实上为俄国所独占。

    欧战后，俄国各船，次第停驶，华商航业，遂相继而起，然屡遭俄匪攻击。于是呈请政府派兵船保护，黑吉长官也同时咨请海军部。政府乃派王崇文为吉黑江防处处长，于一九一九年六月，派利绥、利捷、江亨、利川四炮舰，经海参崴到尼港。打算溯黑龙江西上，打通从黑龙江口到松花江上游的航路。不意日本也派军舰尾随其后。到尼港，俄国鄂穆斯克政府忽然出面阻止；而由日本军舰代彼监视。驻海参崴外交委员刘镜人，援据条约，和俄国辩论，乃得上驶入江。到达达岛，俄国人竟禁止引港，断绝煤粮接济。屡次交涉，乃得驶入庙街。庙街天气严寒，时已将近冻江。各舰俱系浅水，船质脆薄；傥使遇冻，势必毁坏。接济既断，船上的人也势必冻饿而毙。我国外交部向俄使严重交涉，然后电令各舰开赴伯利。乃未到伯利二十俄里，俄国竟开炮轰击。我舰不得已，退还尼港过冬。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八日，尼港俄人忽然有袭击日本驻军之举。日本硬说我国兵舰曾帮同俄舰开炮。

    其实各舰所存弹药，较原发之数，并不减少，是个确实证据。而日本竟将华舰扣留，解除武装，并向外交部提出交涉。后经双方派员会查，则击死日本兵三名，系我舰与白党有约：“赤军侵入中国军舰周围一定的界限内，便可射击。”而日兵于天未明时，有一部队侵入此项界限以内，我国以为赤军，致有此误。其赤党有我国江亨舰的炮一尊，则原系借给白党，而为赤党所夺者，此事中国方面，毫无可负的责任。然仍由政府向日本道歉，并且抚恤日兵以三万元的款项。后来日俄大连会议，议定基本协定，关于松花江的航权，亦曾提及。当时因未得中国同意，声明止于成立谅解而止。长春会议，又提及此事件。中国外交部，曾行文日俄，声明涉及中国主权的，不得中国的同意，概不承认。参看下节。

    第六节 中俄的新交涉

    从旧俄王室颠覆，劳农政府成立以来，俄国的国情和其在世界上的关系，可谓生一大变化；而中国同俄国的关系，亦可谓生一大变化。

    中国从参战以后，对待俄国，始终和协约各国取同一的态度。俄国劳农政府曾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和一九二〇年夏间，两次宣言：“放弃旧俄政府在中国以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和一切特权。并放弃庚子赔款。将中东路无条件归还中国。”——据当时外报所载如此。当一九二〇年夏间，此项消息传到上海时，一般人民颇表示欢迎。各界联合会迳行通电承认。经政府于四月二十九日，电令各省查禁。这时候，俄国极欲与我国通商，而终迟迟未能开始交涉。惟新疆督军杨增新，于四月间派员与俄国土耳其斯坦政府订立《局部通商的试办章程》。依据该章程：中国得设商务兼交涉机关于俄国七河省的威尔尼；俄国得设商务兼交涉机关于伊犁。俄国运来伊犁及由伊犁运回的货，都照新疆统税和中国关税税则纳税。两国人民诉讼，各归驻在国裁判。把从前无税通商的条约和俄人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取消，颇为条约上开一新纪元。

    到八月二十五日，优林乃来北京。声明来京目的：系[一]以远东共和国代表资格，和中国商议通商条约及经济问题。[二]以共和国国民代表资格，和中国国民结亲善关系。与政治问题，绝对无关。我国政府，亦声明只议通商，不涉政治。

    于是，我国于九月二十三日停止旧俄使领待遇。天津、汉口俄租界，由交涉员和警察厅接收。俄国的侨民，亦归中国法庭裁判。十月三十日，优林正式往见我国外交总长颜惠庆，申明对于中俄向来的条约，当加以根本的改正。其有背机会均等，而含有侵略意义的，当全然废弃。颜外长提出：[一]不宣传过激主义，[二]赔偿中国商民所受俄国纸币的损失，[三]不虐待西伯利亚华侨等为先决问题。又略表示通商条约，当以新疆所订《局部通商条约》为范围。其后因远东共和国的保护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尚未能十分相信；而公使团对于此事的意见，亦不一致；以致交涉未能开成。惟一九二一年四月，中国派遣督办呼伦贝尔善后事宜钟毓和远东共和国代表在满洲里会议。五月初三日订立《暂行境界交通协定》十二条，规定两国人民互相往来的关系。远东共和国，因欲进议通商问题。然库伦旋于七月中为远东军所占。我国要先收回库伦，远东共和国要先局部通商，仍复停顿。到九月间，日俄大连会议开始。远东政府，要趁机解决通商问题。于是优林于二十八日到北京，和颜外长协议；旋到奉天和张作霖商量。

    中国乃派李垣为委员长，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满洲里和优林等开议。优林等提出：[一]《中俄蒙条约》，依然有效。[二]俄国派兵五百名，长驻库伦。[三]与独立有关的蒙古人，概不追究。[四]中国赔偿俄国出兵库伦的兵费六百万元等条件。又对于中东铁路，要由两国派兵共同保护。都为中国所不能承认，议复中辍。

    同时苏俄政府，也表示愿派代表到中国来。中国于九月间表示承认。苏俄代表派克司于十二月内到北京，然其后迄未开议。

    到一九二二年九月间，日俄又在长春开议。九月二十五日，会议又决裂。于是越飞氏以苏俄和远东共和国总代表的资格进京，表示愿开中俄会议，解决一切问题，并请示会议地点。外交部于十月十三日答复，地点可即在北京。越飞亦表示同意。我国要先解决交还库、恰问题，再行开议，越飞不肯。十一月初六日，外交部覆牒，说：“若能从速开会，则库、恰问题，即俟至开会后再议亦可。”然越飞屡次称病，致一时不能开议。1919、1920年俄政府两次宣言，据西报，都说有交还中东路等条件；而当时越飞致外交部的公文，则说并无无条件交还中东路的话。他说：“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宣言，名为《国民委员会自治会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只决定劳农政府的根本计划，并没有具体的建议和条件。”（但希望中国停止旧俄使领待遇，而俄愿放弃庚子赔款）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的通牒，系由当时外交副委员长加拉罕氏签字。则提出具体建议，和议的基本协定。略谓：俄愿放弃前政府与中国所订各条约；将由侵略所得的土地和租界无偿交还中国。但中国须履行：[一]不助反革命党，停止其在中国境内的活动。[二]解除其武装，于订约时交还俄政府的条件。都没有交还中东路的话。

    后来仍以中国援助旧党为口实，向外交部屡次抗议；而赤军且有豫备进占中东路的传说。好几年来，大家都说俄国不统一，然而俄国后来竟统一了（远东共和国，亦仍合并于俄了）；中国却反不统一。交涉上的形势，中国是很不利的。这个最宜猛省。

    第七节 中国和德奥的新交涉

    协约国对德和约，中国因其将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所以未能签字；后来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以布告宣布对德战争状态中止。已见前。《对德和约》中，关于中国的，还有下列几条：

    [一]德国因拳乱事件所得一切特权赔款及在中国境内（除胶州湾外）房屋、码头、兵营、炮台、军需品、船只、军舰、无线电台、公共营造物等，都对中国放弃之——惟北京的公使馆，除天津、汉口、胶州以外的领事馆，不在此限。

    [二]一九〇一年所掠天文仪器，归还中国。

    [三]德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辟为万国公用。在广州英租界内的德国官产，让与英国。上海法租界内德国医工学校财产，让与中法两国。

    [四]在华德人被拘禁，遣回；及德侨财产被没收，清理；德国不得有所要求。

    此项条款，中国虽没在《和约》签字，德国仍都履行。1920年，德国非正式代表卜尔熙到北京，要求恢复通商。照《对德和约》，德国如不履行赔款义务，联合国应合行经济抵制。中国既没有在《和约》签字，对德行动，本可自由。然中国仍延缓到一九二一年五月，德政府因英、法出兵压迫，承认赔款之后，方才把通商协约缔结——五月二十日缔结，七月初一日交换。该约的特点，在于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关税自由。

    第三条：两国人民，互有游历、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权利。惟以第三国人民得游历、居住、及经营工商业之地为限。其生命财产，均在所在地法庭管辖之下，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其应纳的税捐租赋，不得超过所在国本国人民所纳之数。

    第四条：两国有关税自主权。惟人民所办，两国间或他国所产的未制已制货物，其应纳的进口出口或通过税，不得超过本国人民所纳的税率。

    其《对奥和约》，则我国于当年九月初十日签字。其中关于中国的条款，系：

    [一]放弃义和团事件所得特权、权利及赔款。

    [二]放弃一九〇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关于中国关税新章的协定》，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关于黄浦江的协定》，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增加的《暂行协定》的特权、权利。

    [三]在天津的租界和其他在中国境内的公产，一概让与中国——惟外交官领事住房及器具，不在让予之列。

    [四]中国将天津的奥租界开为万国公用租界。

    [五]在华奥人，被拘禁，遣回；及奥船捕获，财产处分等事；奥国不得有所要求。

    其中《奥新约》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日成立互换，亦和《德约》大致相同。又一九一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国同智利所订的条约，亦没有提及领事裁判权。1918年和瑞士所订条约，大概同《智约》相同。1920年和波斯所订的条约，且订明两国人民各归所在国法庭审理。这个和《中俄的局部通商之约》，都要算中国条约上的新纪元了。

    第八节 日本在东北的形势

    东北一方面，现在在外交上已成为各国注目之地；而对日本的关系，尤其是重要中的重要。现在且略述其形势：

    日本从战胜俄国以后，获得从长春以下的中东铁路支线，于是有所谓南北满的名词发生。满蒙本来接壤的，于是因南满而发生东蒙的名词。安奉铁路，既系日人经营；而从吉林向东南，亦可达到朝鲜的会宁府。傥使这条铁路，也入于日本人之手，则从朝鲜向东三省，真如蟹之有两螯了。所以日本于前清光绪三十三年，和中国订定吉长铁路借日半款之约。三十四年，订定所借之额为二百五十万元。日本又要把吉长铁路延长到会宁，中国不答应，成为悬案。到宣统元年，订立《间岛协约》，允许吉长铁路傥然延长到会宁，当照吉长的样子办理；但至何时延长，却应听中国政府斟酌。

    公元1915年，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其中第二号第七项，要中国把吉长路委任日本管理。后来条约内但允将合同根本改订。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三日，中国和满铁会社订立《吉长铁路借款契约》，债额为六百五十万元；期限三十年。在此期限之内，委满铁会社管理。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又和日本兴业银行订立《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契约》，由日本垫款一千万元。

    公元1913年，赣宁之役，张勋兵入南京，杀害日本商人三人。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同时又提出满蒙五铁道建筑权的要求。到十月初五日（选举正式大总统的前一日），由中国政府承认。所谓满蒙五铁道系：

    [一]开原到海龙。

    [二]四平街到洮南。

    [三]洮南到热河。

    [四]长春到洮南。

    [五]海龙到吉林。

    一九一八年九月，中国又和日本订立《满蒙四铁路的借款预备契约》。由日本垫款二千万元。所谓四铁道，便是：

    [一]由开原、海龙到吉林。

    [二]由长春到洮南。

    [三]由洮南到热河。

    [四]由洮南、热河间的一地点到某海口。

    借款期限为四十年。后来新银行团同日本竭力争持，才算把[三]、[四]两路放弃。见第八章第三节。

    而又有所谓天图路的争执。延吉县的天宝山有一个银铜矿，系由日人开采，然而产额并不旺。公元一九一六年十二月，该矿代表刘绍文呈请修筑铁路，从天宝山到图们江，计长二百余华里。交通部以与吉会路线有碍，批驳不准。1918年，又有吉林人文禄和日商饭田延太郎合组公司；股本二百万元，中日各半；期限为三十年。呈请交通部立案。当于三月间，由交通总长曹汝霖批准。后来派员查勘路线，非与吉会线平行，更系两相交叉。而该公司送呈《路线图说》又与原呈所定路线完全不同。交通部说“原案当然不能有效”，遂咨由吉林省长，向日代表拒驳。日使函请发给开工执照，亦由交通部驳拒。后来文禄死在北京，这件事也就搁起了。1921年，日本人忽又决定动工。延吉人说该公司并无华股，一面阻其开工，一面电请政府取消原案。于是交通部派员往查，查悉其中确无华股；且天宝山矿亦已停办年余。而1922年正月，忽有延吉、和龙士绅，电部说该公司实有华股，请部发给开工执照。四月间，日人要实行动工。两县士民群起阻止，并派人赴京呈诉。当由外交部电致日领，转饬日人停工；一面由交通部派员前往查办。旋因报载日人迳与吉林交涉，又经外交部通告日使：“凡未经中央认可的国际契约，一概不能有效。”后来据报载，此项交涉又移到奉天；正式合同，业于十一月初八日签字。股本改为四百万元，中日各半。中国股东，傥不愿交现款，可由日股东代垫，而由华股东所得利益中扣还。

    延吉、珲春、和龙一带，本系中韩接境的地方。据1922年初吉林督军孙烈臣致中央的电报，这三县的韩人，就有三十万。次多的，便是伊通、桦甸、东宁、宁安、密山、虎林各县。再次之，是奉天的东边道。若合三省统计，韩人应有六七十万。此项韩人，大都归化我国。就使不然，照宣元的《间岛条约》，也应服从我的警权和法权。再不然，迳认为日人，也有一定的办法。然而事实上竟不然。据孙烈臣的电报说：“……利用韩民名义得计，则韩民之，如获得土地所有权等皆是。甚至日人假借名义，朦混购地……利用日人名义得计，则日人之，如入籍问题，以日本国籍法相抵制……综言之：韩民、垦民、日民，在南满在非南满，是一是二，一任政策如何，任意舞弄……以韩民视韩民，则我对韩之惯例具存；入籍购地，归我管辖，不患无办法也。以日人视韩民，则我对日之约文犹在，亦不患无办法也。即谓在延边为韩民，在各县为日人，分别办理，亦可说也。若……举数十万……之民，忽韩忽日，忽南忽北，以为攫取领土，侵占主权之计，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真是个最难处置的问题了。

    然而还不止此。日本的压服韩人，实在是所谓“以力服人，非心服也。”所以韩国人反对日本的甚多。所谓“独立党”者，虽经日本人尽力压迫，其逃入华境的，中国方面也竭力帮着取缔，终不能完全廓清。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韩国独立党，和其它人等约三百人，从俄国双城子方面潜入珲春，焚烧日本领事馆和日本人市街。日人死伤的，各有十余名。日本就进兵珲春，并且派兵到和龙、延吉、汪清、东宁、宁安各县。初九日，日本公使到外交部，要求协同剿办，经我国严词拒绝。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布告，且谓我国的官兵混入匪徒之中。后来查无实据；且延边一带又经我国军肃清。日本乃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后，将兵撤退。而于珲春、和龙、延吉、汪清、东宁五县，各置警察。中国迭次交涉，迄不撤退。乃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又有马贼袭击头道沟日本领事分馆，毁去房屋数间。日人死者二名，伤者三名。驻京日使于三十日、七月初五日，两次提出警告。第二次并说：再有此项事件发生，不能不再行出兵。我国于七月十四日，由大总统下严厉的命令，将吉林督军孙烈臣交付惩戒。仍责成奉吉两省，协力剿捕。一面仍和日本交涉，要求其撤退警察。后来毫无效果。案我国的胡匪，在东三省横行，固然无可讳言；然而胡匪往往得日本的接济，也是彰明较著的事实。这个却也要求日本的反省了。

    【第八章】最近的财政

    第一节 民国时代的财政情形

    中国目前，最为不了之局，是军队和财政，这是多数人一致的意见。军事的大略，已见以前各章。财政大略情形，现在亦得略为叙述。

    中国财政，向来持量入为出主义；所以进款虽少，收支是足以相抵的。即当叔季之世，横征暴敛则有之，却无所谓借债——预借租调等，还只算是征敛。其恃借债以救急，实在从近代同西洋各国交通后起。然而这不过济一时之急，在大原则上，收支还是相合的。其负担实在超出于财政能力之上，而靠借款以为弥缝，则从甲午、庚子两战役后起。然仍是为应付赔款起见；在内政上，仍持量入为出主义。至一变而为量出为入主义，而又不能整顿收入，乃靠借债以举办内政，则从清末叶的办新政起。这时候的危险，在于借口借债以兴利，其实所借的债，能否应付所兴的利的本息，茫无把握。傥使借债甚多，而所兴的利毫无成效，便要一旦陷于破产的悲境了。至于一国的大柄，倒持在特权阶级手里，他要花钱，便不得不花。而国家的大局如何，前途如何，再无一人肯加以考虑——就有少数的人肯加以考虑，亦属无益；则更无从说起了。我现在先举有清末叶以来，中国财政上扩张的趋势如下：

    年次 岁入 岁出

    光绪十一年（概算） 七七〇八六四六六两 七二八六五五三一两

    光绪十五年（概算） 八〇七六一九五三两 七三〇七九六二七两

    光绪二十年（概算） 八一〇三三五四四两 八〇二七五七〇〇两

    光绪二十六年（概算） 八八二〇〇〇〇〇两 一〇一一二〇〇〇〇两

    光绪二十九年（概算） 一〇四九二〇〇〇〇两 一三四九二〇〇〇〇两

    光绪三十四年（概算） 二三四八〇〇〇〇〇两 二三七〇〇〇〇〇〇两

    宣统三年（预算） 二九六九六一七二二两 三〇一九一〇二九六两

    公元1916年（预算） 四七九九四六七一〇元 四七一五一九四三六元

    以上的数字，全系推测概算，和实际不符自然在所不免。又公元一九一三年、一九二〇年亦有预算，但临时收入（公债）和特别支出（军费）所列太多，不是通常的状况。又此表中特别会计（即交通四政），未经列入。

    据此表看来，岁出的骤增在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然而收入也随之增加，其最显著的是田赋及关税、盐税、烟酒税。田赋在胜清时，岁入不过三千万两左右，而民国预算列至八千余万元。关税在前清为二千余万海关两，现为五千余万两。盐税先为一千余万两，现为八千余万元。烟酒税从前不过三四百万元，现在增至四千万元上下。然则中国的收入，原足以应付支出；而现在的闹穷，却是为何呢？以上参看《努力周报》，《中国财政的出路》，及《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二号。

    民国的财政，当临时政府时代，原是很艰窘的。但是此项艰窘，不过是一时的应付不来。到善后大借款告成，而此项艰窘的情形，告一段落。当这时代，中央政府的威信在形式上还能维持，各省的款项，都能按数解部。中央政府对于整顿岁收，也颇尽力。1914、1915年间，收支相抵，已可略有赢余。1916年以后，独立的省份不必说了；就是未独立的省份，款项也大部截留；至1917年督军团之变，而达于极点。于是中央竟没甚进款。而其时正值南北纷争，于是有日本寺内内阁时代吾国的大借日款。过此以往，就日款也无从借了。于是有一切的小借款。所以要知道吾国近年中央政府的进款，看后文所列的内外债，便可以知道大概的——因为除此以外，几于没甚进款。至于出款，却有许多还须中央开支；以致积欠甚多，屡次闹成索薪讨饷的风潮。据1922年冬财政部所发表，则：

    中央积欠军费 一三四三八〇〇〇〇元

    中央积欠政费 六四一一〇〇〇〇元

    1923年预算：中央应支军费，每月五百八十八万余元；政费，三百十二万余元。竭力节省，亦须每月四百万元。而国库入款：关余已悉数充作国债本息；盐余亦作国债和国库券基金及其它专案各款。崇文门税，早经指拨供特种库券的保证。此外所收：只矿税十九万元，印花税五十七万元，烟酒税一百三十一万元，官产二千余元，所得税一万余元。合计二百零八万元，每月二十三万左右。

    财政部的计划，说：各省解款，若能按照民五以前的办法，则中央应付的军政费，自当照支。傥或不能，则除近畿军队、京师军警饷项及各机关行政费仍由中央照支外，其它驻外军队应由陆军部切实核减，或改归驻在省区负担。而关、盐、印花、烟酒、矿产所得各税及其它一切中央收入，各省仍必须照解。虽有此说，实际办到如何，却无从逆料。政府于十月八日召集财政会议，由京内各部署及各省区军民长官各派一人，想把全国财政通盘筹划。然此项会议，1913年1916年，各已举行过一次；究竟效果如何？——议而能否实行？——也还是个疑问。

    第二节 中国的内外债

    中国的内债，起于光绪二十四年的昭信股票（债额一万万两，年利五厘，以田赋盐税为保）。然而其时人民并不知国债为何事，名为募债，而结果由绅富报效；所得无几，实在不成其为债。宣统元年的富签公债，抽签给奖而不还本（定额一千万元，以百分之三十为奖金。）只好算是彩票。末年发爱国公债三千万，年息六厘，以当时部库的入款为保。未几，民军起义。这项债票，共只发出一百六十余万元。后来由民国负担，于1921年偿清。前清时代的内债如此。

    公元1912年的八年军需公债，已见第一章第三节。其后此项公债，发出的不过七百万元。后来政府又发行一种六厘公债，定额二万万元，以全国契税和印花税作抵。此项公债，到公元1914年，发出的还不过四百万元。而1915年帝制运动，发出骤多。到1921年，计算未还的，还有一万三千五百万元。乃用1912年整理公债借换。三、四年公债，正值袁政府全盛之时，所以销数甚佳，结果都溢出定额。1916年则西南起义，全国已入分裂时期，所以竭力推销，始终未满八百万。后来此项债票用以清理新华银行所发的储蓄票。1918年的两种公债，都用以收买跌价的京钞。1919年的七厘公债，定额五千六百万，后来所销有限，用八年整理公债收回。

    皖直战后，靳云鹏组阁。其时京钞之价，已跌至四折左右；而1912年八年公债，亦跌至百分之二十。乃发整理金融公债，以收回京钞。又发整理六厘、七厘公债，以收回1912年八年公债。而1912年八年公债，抵押在银行中和付政治机关以代现金的，退不在其内。乃又发1912年八年两整理公债，将其收回。同时定爱国公债，于本年还清。军需公债和五年公债、七年长期公债，都用未经抵押的关余、盐余、烟酒税作抵；不足，则再加以各路盈余。其三年、四年的公债，以取消的德奥赔款作抵。七年的短期公债，则以延期赔款作抵。公债的信用，到此似可维持。于是政府又发行十年公债三千万，其结果，未能销售，但全部抵押在外。

    靳内阁的整理公债，一时颇见成效；但是他项理财政策，全然未能实行，政府仍是靠借短期重利的小款过日子。此项小款，到梁士诒组阁时，总数达一万〇四百万。都是指盐余为保证，而其实盐余并没这许多。于是保证落空，各银行乃有组织盐余借款团，向政府索债之举。其时适值华府会议，通过增加关税，预计关余可以增加，乃有发行盐余借款九千六百万之举。其基金：第一年系用盐余。至关税增加之后，则改以关余为基金。其支配：系本国债权人得四千九百四十万，外国债权人得三千九百万，余七百六十万归政府自用。其后除这七百六十万业经用去，又曾提五十万元付司法界薪俸外，其余都还封存。奉直战后，又发行八厘公债四千万，以应暂时的政费。参看第五章第四节。

    民国时代的内债，大略如此。还有所谓“额外借票”的一个问题。当五年之后，政府财政竭蹶，时时靠额外债票以救急。应付本息，概由中交两行垫付，随后由财部拨还。到1921年年底，财政竭蹶，财部既不能付，两行亦不能垫。先是政府的以关盐余和烟酒税为公债基金，系交总税务司安格联保管。及是，安登报声明：“此项额外的债票，不能负拨付之责。”于时持有此项债票的人大哗。其时额外债票发出在外的，计三年、四年和七年短期公债，总数四百三十五万余。乃由财部筹议：此项债票，其作为抵押而已列入偿还短债案内者勿论；其未经列入短债案内，暨少数业经售出的债票，亦应另筹基金，统交安格联保管，以备支付本息之用。参看第五章第四节。

    公债基金，系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以明令规定。其数系盐余一千四百万烟酒税一千万（烟酒税未能足数时，先由交通部于盈余项下，每月垫付五十万元）。关余除抵付外债庚子赔款和三年公债外，其余悉数列入。第一年度（一九二一年四月初一起，到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应付本息，总数为二千五百四十六万余；加以基金未成立前，中国银行团垫付公债本息八百五十六万余元。安格联仅收到盐余九百五十九万，交通部代烟酒署垫款三百五十万，关余一千四百十万，加向付西南的关余一百六十五万，尚短六百万元。第二年度，应付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余。而交部的款能否照拨，殊无把握；关余经政府陆续指拨，所剩的只有盐余即能照拨，亦仅足付息。而且关余兑价不定，非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结账后，不能知究有盈余若干。政府要随时拨充政费，非得外交团允许不可；而要得外交团的允许，非常困难。于是安格联替政府想一法子，“将全部关余，除扣存约计足供外债和庚子赔款之数外，悉数拨充公债基金。傥有不敷，仍得向盐税项下请求协助。如此，则盐余较多，可随时提充政费。”安氏将此项办法上一说帖于政府。经政府讨论，加以修正，说明此项办法以本年为限。将来实行二点五附加税时，所有增出的关余另作别论。现在指定在关税项下所拨的专款，亦仍应照拨。其余悉如安氏原议办理。

    此外政府所欠内债，还有几笔较大的。便是十年内务部的赈灾借款，共计四百万元；年息七厘，以厘金及常关一成附税为抵，期限二年。交通部车辆借款，六百万元；年息八厘，以京汉等路盈余为担保。农商部实业有奖债券，起于公元1917年，定额二千万元；分四次发行。1920年发行第一次五百万，后来又发第二次六百万，关余都未能消完。此外便是历次所发的国库券了……

    中国外债，起源于同治五年英伦银行一四三〇〇〇〇镑的借款。从此到光绪十三年，共借外债六次，总数为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两。至光绪二十八年，都已偿清。甲午战后五年间，共借外债七次，总数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辛丑和约，赔款至关银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又规定以金偿还。后来因镑亏无著，又借汇丰银行一〇〇〇〇〇〇镑。后来又有币制实业借款。四国银行团，共付过垫款一〇〇〇〇〇镑。参看第一章第三节。

    所以当有清之末，所欠外债如下表：

    庚子赔款 二三八三〇〇〇〇

    汇丰银款 八四二〇〇〇

    汇丰金款 二五二三〇〇〇

    俄法洋款 三三二二〇〇〇

    克萨镑款 七七六〇〇〇

    瑞记洋款 七〇〇〇〇〇

    英德洋款 四四四七五〇〇

    续借英德洋款 五〇〇〇〇〇〇

    以上各项借款，总数系一七六一一〇〇〇两，只占赔款三分之二。所以说庚子赔款实在是制中国死命的。以上据经济讨论处《庚子赔款与中国外债》，见1922年《申报星期增刊》。

    民国时代的外债，最早的便是比国的一二五〇〇〇〇镑，次之则六国银行团垫款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两。此外还有好几笔借款。到1913年善后借款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镑成立，实收本来只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镑，再扣除四国、六国团垫款和各小借款六〇〇〇〇〇〇镑，各省向银行团所借二八〇〇〇〇〇镑，革命损失赔偿二〇〇〇〇〇〇镑，实收只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镑。参看第一章第三节。其后政府仍靠借债以为生活。截至一九一六年七月底，所有外债：

    偿额

    一九一六年七月未还债本

    第一瑞记借款 三〇〇〇〇〇镑 六〇〇〇〇镑

    第二瑞记借款 七五〇〇〇〇镑 三六〇〇〇〇镑

    第三瑞记借款 三〇〇〇〇〇镑 二〇〇〇〇〇镑

    克利斯浦借款实收 五〇〇〇〇〇〇镑

    五〇〇〇〇〇〇镑

    善后借款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镑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镑

    第一奥款 一二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

    第二奥款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第三奥款 五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中英公司借款 三七五〇〇〇 三七五〇〇〇

    狄思银行借款 四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中法实业借款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

    钦渝铁路垫款 三二一一五五〇〇 三一六三三三〇六

    其在一九一六年七月后所借的，则有：

    高公司借款 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芝加哥银行借款 五五〇〇〇〇〇美金

    以上都系欧战以前所借。亦据《庚子赔款与中国外债》。从此以后，便入于专借日债时期了。其中纯粹为政治借款；或名为实业铁路借款，而实为政治借款的；据现在确实的调查，如下表：

    济顺高徐四路借款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日金

    吉会铁路借款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参战借款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泰平公司军械借款

    满蒙四铁路借款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电信借款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吉黑金矿森林借款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此外借款还很多，从1917年到1920年，总额共有五六万万。除下列各款以外，亦大部分流用于政治上。可参看刘彦《欧战期间中日交涉史》第六章第三节。

    此外中国所欠外债，可参看《东方杂志》十九卷第五号《整理外债问题》。本书因限于篇幅，不能备举了。

    第三节 新银行团的复活

    整理中国的财政，在现在的形势是总不免于借外债的。既然要借外债，则所谓几国银行团的联合把持和一部分的监督，亦几于是不可免的命运。参看《东方杂志》十九卷十二号《中国财政的出路》，《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九号《外资外债国家破产监督财政》。原来对中国的银团组织，本来有几分均势的作用，看了前文所叙述，是很容易明白的。从美国退出，而六国变为五国；从欧战以后，德国被排，而五国又变为四国。四国之中，有力借债与中国的，还只一日本。这时候，对中国的均势作用，几乎不能维持了。然而欧战一了，而此项保持均势的政策，立刻就要发生，也是很当然的。

    所以欧战一了，立刻就有所谓统一铁路的问题。其办法：系使各国将既得的权利统通交与中国；由中国另起新债，将旧债偿还。这是因为铁路是维持势力范围最大的利器，所以有此提议。当时英美两国，都唱此议，而英使朱尔典在北京运动尤力。中国国民，赞成的颇多。交通总长曹汝霖、铁路协会会长梁士诒等，反对颇力。后来此议便暗葬了。旋美国发起新银行团，通告英、法、日三国。一九一九年五月初十日，四国银行家在巴黎开议。十一日，订立草合同，规定四方面的权利义务。当时并议定根本原则：

    [一]除关于实业事务（铁路在内），已得实在进步者外，现在存在中国的借款合同及取舍权，均归共同分配。

    [二]联合办理将来各种借款事务。

    六月，日本银行团提议：“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关系，所以日本在满蒙的权利和取舍权，应作为例外，不受本合同的约束。”美银团提出抗议。一九二〇月二十七日，日政府声明赞助该国银行团的主张，但将保留区域减为南满与东蒙。英美仍提出抗议。一九二〇年三月初二日，日本通牒美国国务院，说日人在南满、东蒙所办的事业和日本本国的安全有极大的关系。所谓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便系指此而言。但是日本为对于他国让步起见，特提出新保留案：“凡涉及南满、东蒙的借款，在日政府观之，以为对于日本经济及国防造成严重妨碍者，日政府保留施行的必要方法。”同时亦通牒英国。英美都覆牒拒绝。

    但是美国银行团代表拉门德于此时前赴东京，与日银行团谈判。日银行团乃撤回前此的要求，而承认前此的合同。而拉门德代表美、英、法银团，致函日本银团，如下：

    [一]南满铁路与其现有的支路及铁路附属品的矿产，不在新银行团范围之内。

    [二]洮热及接通洮热而达海口的铁路，归入新银行团合同条款之内。

    [三]吉会、郑家屯、洮南、开原、吉林——经过海龙——吉长、新奉、四平街、郑家屯铁路，皆在新银行团范围之外。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四国公使正式照会外交部，说：“四国政府愿辅助依照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合同执行业务的银行团。希望中国早有统一政府，俾新银行团得将四国政府赞助中国的意旨，表现诸实际”云云。然当时因中国尚未统一，财政情形又紊乱，所以借款问题还没开议。本节据路透社所发表的《新银团文件摘要》。

    第四节 最近的关税问题

    我国财政，既然如此艰窘，则整顿税收自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整顿赋税的事情，千条万绪，自然不是旦夕可以成功。但是当时，政象如此（南北既不统一；南北政府，又都无实权），连着手整理也说不上。所希望者，暂时增加收入，得以支持眼前的难局而已。此中最有希望的，厥惟关税。所以，当时说到财政，大家便希望关税的增加。但是我国关税根本受病，是在协定税率上。但望增加收入而不能恢复关税的自主权，终无当于现代的所谓关税政策。所可惜者，从前清《辛丑和约》一直到现在，连续的活动，始终只在增加收入上着眼而已。此事与国家财政、国民经济，关系都很大。所以也得略述其始末。

    我国关税，道光二十二年的《中英条约》本说秉公征收。虽然略含限制的意味，究竟算不得协定。直到咸丰八年，才硬定为值百抽五。然而因货物估价的关系，实在只有值百抽一二。到《辛丑和约》，赔款的负担重了，于是我国要求增加关税，各国乃以裁厘为交换条件。于是有“切实值百抽五”和“裁厘后加至值百抽一二点五”之说。光绪二十八年《英约》第八款：“裁厘后，进口货税加至值百抽一二点五；出口货税，不逾值百抽七点五；其中的丝斤，不逾值百抽五”。《美约》第四款，《日约》附加第一款，《葡约》第九款略同。各约内订明裁厘后得加出产销场出厂诸税。可参看《东方杂志》十九卷十六号《免厘加税之意见》。照《英约》，本应于一九〇四年一月一日实行。然而我国政界因不愿裁厘，而且懒惰之故，并未先期筹备。在外国，则因洋货运入内地本有内地半税以代厘金。见前篇第五章第六节。实际上厘金所病，系属华南，与洋商无大关系（而且通商口岸愈增，则关系愈少），所以也没有提出。直到光绪三十四年，外务部才向各国提议加税。英日两国说中国于原约并未完全履行，就此又延宕过左。

    公元1918年，政府因加入参战，对协约国要求海关税率实行值百抽五。其结果，将税则修改一次。据熟悉情形的人评论，还不过值百抽三点七一五。其时因欧战未定，货价异常，外交部和各国驻使都备文声明：“俟欧战终结后二年，再行修改。”到华府会议开会，我国又将关税问题提出。于是有九国的《中国关税条约》（英、法、意、荷、比、葡、美、日及中国），其大略：

    由此次参与华会各国及将来加入各国，于条约批准后三个月内，派代表组织特别会议，实行一九〇二年六月初五日《中英条约》第八款、一九〇三年十月初八日《中美条约》第四、第五款，《中日条约》附加第一款。

    这便是裁厘后加税至百分之一二点五诸款。至于切实值百抽五，则另设：

    修改税则委员会，将进口货价重行改正。不待各国批准，于改正公布后两个月，迳自施行。

    又

    裁厘增税以前，特别会议得讨论过渡时代办法。此项过渡办法，得对出入口税征收附加税。奢侈品以百分之五三；此外各品以百分之二点五为限。

    又

    边界水陆各关税率，于特别会议之后应归一致。其因“交换局部利益，许与关税上的特权”应取消者，特别会议，得秉公调剂之。

    这一次的失策，在于并不能争回关税的自由，反于向来的协定之上更加以一次八国共同的协定——且据该《条约》，凡与中国订有协定关税条约的国，都得加入特别会议，则合向来有协定条约诸国，而为一共同之大协定矣。至于厘金所病，实系中国商人，已如前述。所以裁厘实在是我们自己的事，用不着和人家商量，也用不着人家干预。从前定约时，将裁厘加税牵合为一问题，致“裁厘亦成对外义务”，本属失策。此项条约久久未曾实行，本可由我政府声明作废。至于怕外人以此为借口，则应于提议关税之前自动的先行裁厘。即或未能，提议此项问题之时，仍当将两事劈开，裁厘由我自办，加税另为一事。不应还拘拘实行一九〇二，一九〇三两年的《英美日诸约》。区区厘金四千万元的收入，以近来财政上的挥霍和罗掘，算得什么？然而政府定要有了抵补，方肯议裁，这个就真有些解人难索了。

    这一次的《关税条约》，手续系分三步：第一步，修改税则。据专家的豫计，收入可增出五分之二。第二步，加二点五附加税。可加出三千余万元。第三步，裁厘后实行直百抽一二点五。可增收至七千万元。财政上的裨益如此。

    当时此项条约，各国尚未全数批准；所以特别会议开会之期，尚未能定。而修改税则委员会，则政府派蔡廷幹为委员，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在上海开会。经修改公布，定于十二月初一日实行。至于裁厘加税问题，亦经政府召集全国关税研究会，在京开会，以为预备。《英约》八款，说我把厘金裁撤，英允英商运进洋货，运出土货，加完一税，以为抵偿。此所谓抵偿，系指进口洋货出口土货而言。而各省自相往来的土货所抽的厘，还不在内。所以又许我征一销场税，以资抵补。但限于销售处征收，而以常关为征收的机关——常关以载在《大清会典户部则例》的为限；但[一]有海关无常关，[二]沿边沿海而非通商口岸，[三]新开口岸，可以增设——这个是说销场税。又说：“凡用机器纺制棉纱棉布，完一出厂税；其数，照进口正税加倍。惟所用棉花已征各税，须一并发还。”（即值百抽二五，而发还原料税）《美约》略同。这是说出厂税。《美约》亦说改办销场税，而附件内又许我自抽出产税。所以现在抵补厘金，照约可征出产、销场、出厂三税。除出厂税毋庸另设征收机关外，产销两税，照约系以常关为征收的机关。但是在条约上，我国的义务只限于不能再征通过税。至于非通过税的他种新税，却没有不可增设的义务。所以此次全国关税研究会之开，在政府一方面，主张留常关，办产、销两税。商人一方面，则主张并废常关，而办营业、所得两税——其理由：系全国常关，现有四十三所。其下分关分卡，有三百四五十所。通商口岸五十里内，又有常关十九所。留着终不免于扰累。

    至于厘卡：则据现在的调查，全国共有七百余处；但此指总局而言，分局及同类的稽征局并不在内。厘金的无益于国，在于其中饱之多。据各方面的调查，入私橐之数恐总不止等于归公之数。而其病民，则在于设卡之多。一宗货物，经过一次厘卡，收税即不甚重，而从起运点达到目的地究须经过几次？能否免于重抽？初无把握。又其征收，并无一定章程。什么是应税的品物？税率如何？全然自为风气，这个最不在理。当时各省有改为统捐的，有改为落地捐的，亦有已改为产销税的，办法亦分歧不一律。总以全行裁去，另创新税为最是。

    还有关税的存放，也是一个问题。前清时，关税本存在海关官银号。其资本，颇可在市面流转。宣三赔洋款欠解，各使乃要求外务部转知税务处，拨存汇丰、德华、道胜三银行。民国以来，尚未回复原来办法。欧战后，德华久经停闭，道胜名存实亡，此项存款几于为汇丰所独占。不但中国市面失此巨款流转，而汇丰专享其利为不当；即外国对于汇丰的独擅此利，也有不以为然的。中国傥不想收回，或反致引起他国的互竞。所以这一次关税研究会，对于此问题亦已议及。有提议由全国商会提倡集资设立银行，以承受存储的，但亦未有定议。

    陆路关税减轻，起于咸丰六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光绪二十二年，《东清铁道条约》第十条及《东清铁道条例》第三条，皆规定：“中国于铁道两交界地设立税关，由铁道输出入的货物，照海关税率减三分之一征收。运往中国内地的货物，照既纳输入税，减二分之一征收通过税。”铁路竣工后，中国迄没有设立税关。到光绪三十一年，《中日协约》中国开放满洲商埠多处。俄国人怕中国在开放之地设立税关，损及俄商特权，乃要求中国协定北满税关。一九一四年六月，两国委员议定《税关章程大纲》。明年正月，吉林交涉局总办与俄国总领事订结章程：

    [一]两国边境各百里，仍为无税区域。

    [二]由铁路输入之物，照海关税率减三分之一。

    [三]输入东三省之物，照海关税率减三分之二课通过税。输入内地之物，照海关税率减二分之一，课通过税。其输入税，则照海关税率征收。

    章程定后，于铁路两端（绥芬河、满洲里）各设税务分局，于哈尔滨设总局。

    其后日本援照此项章程，公元一九一三年五月，由日公使伊集院与总税务司安格联订立《满韩关税减轻协定》。由满洲输出新义州以外及由新义州以外输入满洲的货物，都照海关税率减征三分之一；其输入满洲的通过税，照海关税率减三分之二征收。

    至于法在越南，英在缅甸，进出口税亦有照海关税率减十之三四的条约。但系互换局部经济利益的。

    一九二二年一月八日，大总统令：“中俄所订条约，暨《陆路通商章程》，已届第四次十年期满……现在俄国正式政府，尚未成立，无从提议。政府为利便两国商务起见，现经决定：在中俄未改订新约以前，所有关于《中俄条约》及《通商章程》内规定之三分减一税法，暨免税区域，免税特品各种办法，自本年四月一日起应即毋庸继续履行。嗣后俄商由俄国运来货物及在中国运出洋土各货，应完进出口税项，均照现行海关进出口税则完纳，以昭公允。”这道命令下后，俄人有不满意的说中国不应不同他商量。姑无论现在有没有商量的必要；而报载第三次期满时，俄国未得我国同意即将交界百里内免税的章程取消，有一九一三年前东海滨省税务监督奉俄政府命令所出布告为凭。此项证据，业经被我国搜得。则替他交涉，更不怕没有理由了。总之税法要适合时势，中国各项税法几于都是很陈旧而不适于时势的，所以不得不谋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亦是其中之一。倒也不单为增加区区的税入。《满韩国境关税减轻协定》，原是援照俄国之例而来。所以《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废后，中国虽通告日本，要求将此项协定亦行废止。日本说：英法在缅越，亦有减税办法。日本对中国，是有最惠国条约的。此项《减税协定》只能依照《九国关税条约》由特别会议秉公调剂，不能因《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废止而受影响。所以当时还是照旧。

    附录：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取缔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的训令

    前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密函，以商务印书馆发行之吕思勉著自修用《白话本国史·第三编近古史》下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第一节《南宋初期的战争》内称：“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第二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内称：“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之处；能看出挞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又称：“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仗，郾城以外的战绩，却是莫须有的。

    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的追逐”等语；持论悖谬，应予取缔。除函各省市党部内政部转行各省市政府，在该书未改正前一体严禁销售外；请转饬各级学校，在该书未改正前，禁止学生阅读等由。正拟转令遵行间，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呈称：“吕思勉著《白话中国史》内应行改正之处，已完全改正重印，谨送呈两部，仰祈鉴核”等情。当将所呈改正本详加审核，关于该书第三编内被指之持论悖谬之处确已完全改正。当以各处既经改正，是原来查禁之标的已不存在，自可免于置议。即经检同改正本函请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照，并批饬该馆：“如各地分馆仍有未改正本，务须即日一律收回，不得销售”，各在案。兹准中央宣传委员会第八四六号密函开：“查该书旧本仍须禁止学生阅读，以杜流弊。用特函复，即希查照转知各级学校”等由；准此，合行令仰遵照。如果学生用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内载有上述言论，即系旧本，应即禁止学生阅读，以杜流弊。此令。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