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人的东来
欧亚的交通，本来有好几条路：其[一]，从西伯利亚，越乌拉山脉，而至欧俄。其[二]，从蒙古高原，经俄领中央亚细亚，而至欧洲。其[三]，从印度经伊兰高原、小亚细亚，而入欧洲。其[四]，就是由地中海入黑海，出波斯湾，到印度洋的海路了。
中国和欧洲，古代的交通，已略见第二篇上第四章第二节。此后直接的往来颇少。到元朝兴起以后，欧洲和中国的交通，才频繁起来。这时候欧洲的商人，也有从西伯利亚南部到和林的，也有从天山南路到大都的。而海路的交通，亦极繁盛。黑海沿岸的君士但丁、克里米等，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商埠。却是土耳其兴后，欧亚两洲交通的枢纽，为其所握。从西方到东方，不得不别觅航路。而这时候，又适值西人航海事业勃兴之时，就酿成近世西力东渐的历史了。
西人的东航，共分两路：其一是绕过非洲的南端，到东洋来的，这便是葡萄牙。公元1500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始辟商埠于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可陈。公元1510年，武宗正德五年。略取西海岸的卧亚，进略东海岸及锡兰，据摩鹿加、爪哇麻六甲。公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就到广东来求互市。当时的官吏，虽然允许了他，还只在海船上做交易。到公元1563年，世宗嘉靖四十二年。才得租借澳门为根据地。
其先寻得西半球，再折而东行的，便是西班牙。公元1492年，弘治五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公元1520年，正德十五年。麦哲伦环绕地球一周。公元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始据菲律宾群岛，建马尼剌于其地。当时中国的人民，前往通商的极多。
继葡、西而至的，是荷兰和英吉利。而其势力，反驾乎葡、西之上。荷兰人以公元1596年，神宗万历二十四年。航抵爪哇和苏门答腊，旋设立东印度公司。于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都筑砦驻兵，在航线上，就颇有势力。公元1624年，熹宗天启四年。进据台湾。后来台湾为郑氏所夺，而荷兰又夺了葡萄牙的锡兰公元1658年，清世祖顺治十五年。和西里伯，公元1660年，顺治十七年。清圣祖灭郑氏时，荷兰曾发兵相助。因是得特许，通商广东。又日本人当时，因严禁传教故，连西洋人的通商，也一概拒绝。只有荷兰人，却向不传教，仍得往来长崎。于是东洋的贸易，几为荷兰人所垄断。
英吉利的航行印度，起于公元1579年。万历七年。公元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创设东印度公司于伦敦。明年，航抵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渐次同荷兰、葡萄牙竞争。公元1613年，进抵日本的平户。公元1635年，崇祯八年。也到澳门来求互市。葡萄牙人不愿意他来，开炮打他。英吉利人也还击，把葡人炮台打毁。葡人才告诉中国官吏，许他出入澳门。然而英国在中国的贸易，毕竟为葡人所妨碍。其在日本的贸易，也为荷人所排斥。只有在印度，却逐步得势，凌驾其他诸国之上。
以上所述，是西人从海路东渐的情形。还有一条路，却是从陆上来的。
俄罗斯本来行的是封建政体，从给蒙古征服以后，仍分为无数小国，服属于钦察汗。而梯尤爱耳、墨斯科二公最强。元仁宗时，梯尤爱耳公叛，墨斯科宜万一世，代蒙古人把他征服。于是受命于蒙古，得统辖其余的小侯，威势日盛。公元1462年，宜万三世就叛蒙古而自立。
先是拔都建国之后，把东部锡尔河以北的地方，分给他的哥哥鄂尔达。从此以北，而抵乌拉河，则分给他的兄弟昔班。欧人就他所居宫帐的颜色，加以区别，称拔都之后为金帐汗，拔都居浮而嗄河下游的萨莱。鄂尔达之后为白帐汗，昔班之后为蓝帐汗。亦称月即别（Usoeg）昔班的兄弟脱哈贴木儿的后人，住在阿速海沿岸，称为哥里米汗。金帐汗后嗣绝后，三家之裔，都要想入承其统，争夺不绝。宜万三世叛时，钦察汗阿美德，白帐汗后裔。号令只行于萨莱附近。公元1470年，明宪宗成化六年。阿美德伐俄，战败阵亡，钦察汗统系遂绝。后裔据窝瓦、乌拉两河间，又分裂为大斡耳朵（Orda）、阿斯达拉干（Astrakan）两国。这时候，萨莱北方的喀山，为哥里米汗同族所据；和西方的哥里米汗，咸海沿岸的月即别族，都薄有势力。俄人乃和喀山、哥里米两汗同盟。公元1502年，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哥里米汗灭大斡耳朵。公元1532年，明世宗嘉靖十一年。俄人灭喀山。公元1534年，灭阿斯达拉干。哥里米附庸于土耳其，到公元1783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八年。亦为俄所灭。
月即别族，还有在叶尼塞、鄂毕两河间的，西史称为失必儿汗（Sibir）。俄人既兴之后，收抚了可萨克族，叫他东侵。击破失必儿，东略西伯利亚之地。公元1587年，明神宗万历十五年。始立托波儿斯克。自此托穆斯克，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叶尼塞斯克，公元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雅库次克，公元1632年，明毅宗崇祯五年。鄂霍次克，公元1638年，崇祯十一年。相继建立。公元1639年，直达鄂霍次克海。又想南下黑龙江。清俄两国冲突，就要从此发生了。
第二节 基督教初入中国的情形
基督教最初传到中国来的，是乃斯脱利安派（Nestorian），唐人谓之景教。高宗曾准他于长安建立波斯寺，因为赍其经典而来的，是波斯人阿罗本。信徒颇多。武宗时，毁天下寺院，勒令僧尼还俗，景教也牵连被禁。从此就衰歇无闻。当时教徒，建有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没于土中。到明末才出土，现在仍在长安。元世祖时，意大利教士若望高未诺（Monte Corvino）受罗马教皇尼古拉斯第四的命令，从印度到中国来。得世祖的许可，在大都建立加特力宗的教堂四所。信教的亦颇不乏，但都是蒙古人，所以到元亡之后，便又中绝。
公元1580年，明神宗万历八年。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澳门，在肇庆从事传教。他深知道在中国传教，不是容易的事情；而又晓得一切实际的科学，是中国人所缺乏的；颇想借此以为传教的手段。于是首先译述《几何原本》（还译述他种书籍）。当时的士大夫，颇有和他往还的。公元1599年，始入北京，以圣像和时表献于神宗，交结朝臣颇多。很有佩服他学问的人，也间有信他教义的。公元1607年，利玛窦再入北京，贡献方物，就得神宗赐以住宅。明年，并准他建造天主堂。四五年之后，信徒就有了二百余人。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等，热心研究西洋科学的人，都在其内。
公元1610年，利玛窦死了。南京一方面，反对的声浪大起。公元1616年，朝廷就下令禁止传教。把在京师的教士，都逐回澳门。后来和满洲开衅，需用铳炮，很为迫切。而这时候的大炮，尤卓著效力。教禁就得因此而解。公元1622年，熹宗天启二年。熹宗派人到澳门命罗如望（Jodnnes de Rocha）、阳玛诺（Emmanuel Diaz）等，制造铳炮。明年，并召用艾儒略（Julio Aleni）、毕方济（Fianciscus Sambiaso）等。而鼎鼎有名的汤若望（Adam Schall），不多时亦来到北京。这时候，明朝所用的大统历，又疏舛了。于是汤若望就受命，在所设四个历局的东局里，从事测验。公元1641年，崇祯十四年。新历成。公元1643年，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多尔衮入关后，汤若望上书自陈。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即用其法为时宪历，并令汤若望管理钦天监。教士在此时，可谓大得胜利了。参看《明史》第三十一卷。
不道清世祖死后，而反动力又起。原来明朝的钦天监里，本有一班反对西法的人。只因测验得不及他准，无可如何。清初虽仍用汤若望，而这种反对的势力，还没消灭。世祖死后，就利用这朝局变动的机会。旧时钦天监里的人员杨光先，首先出头，攻击新法；并诬各省的教士，要谋为不轨。于是把汤若望等都囚禁起来；各省教士，亦多被拘禁，教堂亦被破坏。即用杨光先为监正，复行旧法。学新法的监官，和同教士往来的官员，获罪的也不少。这实在是明末以来对于西教西学的一个大反动力。汤若望死于康熙五年。
然而在历法上，旧法不如新法的精密，是显而易见的。圣祖又是个留心历象的人，于是派员考察，知道杨光先等所说的话，都是诬妄。公元1669年，就革杨光先之职，再用南怀仁（Ferdinandus Vcrbiest）为监正。
圣祖是个留心格物的人，深知西洋科学的长处。公元1689年之后，并且引用徐日升（Pereira）、张诚（GerbilIon）、白进（Bouvel）、安多（Antonius）。叫他们日日轮班，进讲西学。遇有外交上的事务，也使这班人效劳。参看下节。又叫他们去测绘地图，名为《皇舆全览图》。中国向来的地图，都不记经纬线，粗略得不堪；有经纬线的，实在从这一部图起；而且各处的大城大镇，都经过实测。在比较上，是颇为精密的（从这一部图以后，中国还没有过大规模认真实测的地图）。又因西洋算法的输入，而古代的“天元一术”得以复明。这件事，在清朝的学术界上，也颇有影响。
教士的科学，虽然受一部分人的欢迎；然而他的教义，要根本上受中国人承认，是不容易的。所以不至惹起重大的反动，则因此时传教的方法，全和后来不同。不但这班教士，都改中国装，学中国话，通中国文字；连起居饮食，一切习惯，无不改得和中国人相同。而且从利玛窦传教以来，就并没禁人拜孔子，拜天，拜祖宗。他们的一种解释，说：“中国的拜孔子，是尊崇他人格；拜天，是报答万物的起源；拜祖先，是亲爱的意思；都没有什么求福免祸的观念。”——所以和中国旧有的思想和习惯，觉得不大冲突。
但是从康熙中叶以后，传教的情形，就要生出一种新变化来了。原来印度的旧教徒，本是受葡萄牙人保护的。中国的传教事业，属于印度的一部分，自然也是受葡萄牙的保护。而法兰西盛强以后，想夺葡萄牙人的保护权，就自派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到北京。于是葡萄牙人所专有的保护权，就被他破坏了。
后来别一派的教士，又上奏罗马教皇，说前此传教的人，容认中国拜祖宗……为破坏基督教之义。公元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皇，派铎罗（Tourmon）到北京来，干涉其事。铎罗知道此事不可造次，再三审虑之后，到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才用自己的名义，把罗马教皇的教书，摘要发表。命不从教皇命令的教士，即行退出中国。圣祖大怒，把铎罗捕送澳门，叫葡萄牙人把他监视。葡萄牙人，正可恶不受他保护的教士，受此委托，可谓得其所哉。把他监视得十分严密，铎罗就幽愤而死。公元1710年。当把铎罗捕送澳门的时候，圣祖又同时下令：命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一概出境。
公元1717年，又命一切外人，不得留居内地。世宗即位之后，因教士有和诸王通谋的嫌疑，参看上篇第五章第一节。除在钦天监等处任职者外，亦均不准在内地居住。又改天主教堂为公所，禁止人民信教。从此到五口通商以前，形式上迄未解禁。但在乾隆时候，奉行得并不十分严厉。川楚教民起事后，当局对于“教”的观念，格外觉得它可怕可恶。公元1805年，嘉庆十年。御史蔡维钰，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刚又碰着广东人士陈若望代西洋人德天赐递送书信地图到山西。被人发觉，下刑部严讯。德天赐监禁热河营房，陈若望和其余任职教会的汉人，都遣戍伊犁。教会中所刻汉文经卷三十一种，悉数销毁。从此以后，对于传教的禁止，就更形认真。其所以然，固由中国人的观念有变化；亦由公元1742年，乾隆七年。罗马教皇发表教书，对于不遵依一七〇四年的教书的教士，都要处以破门之罚。于是在中国的教徒，都不得再拜祖宗，和中国人的思想，大为冲突之故。
第三节 中俄初期的交涉
西伯利亚本是一片混茫旷漠之场。清初俄人的东略，只是几个可萨克队替他做先锋。俄国国家的实力，还并顾不到东面。第一个组织黑龙江远征队的，是喀巴罗甫（Knabaroff）。公元1649年，顺治六年。从伊尔库次克出发。明年，攻陷黑龙江外的雅克萨城。继喀巴罗甫而至的，是斯特巴诺（Stepanof），公元1658年，为宁古塔章京沙尔瑚达所杀。而叶尼塞知事泊西库湖（Parnkoff），亦以公元1656年，组织速征队。公元1658年，筑砦于尼布楚河口。公元1660年，亦为宁古塔将军巴海所败。然隔了几年，俄人仍占据这两城，互相犄角。
这一班远征队，只能为剽掠的行动，绝不能为平和的拓殖。当时俄国政府，既无力援助他，又不能约束他，弄得很招土民的怨恨；而其结果，远征军仍时陷于穷境。公元1670年，康熙九年。圣祖贻书尼布楚守将，诘问他剽掠的原因，责令他退出。俄人知道不能和中国抵敌，公元1675年，差人到北京，表明愿意修好通商的意思。先是俄人在黑龙江沿岸剽掠时，土酋罕帖木儿，逃到中国来；怨中国人遇之太薄，公元1667年，仍逃入俄境。及是，圣祖与约：能不剽掠我边境，交还罕帖木儿，则可以修好。俄人一一答应，然实际都不履行；而且仍在黑龙江左岸，筑城置塞。
于是圣祖知战事终不可免。公元1682年，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造大船。筑墨尔根、齐齐哈尔两城；置十驿以通饷道。以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预备出征。公元1685年，都统彭春以水军五千，陆军一万，渡黑龙江，击败俄人，毁坏雅克萨城。而俄将图耳布青（Alexei Tolbusin），仍即在原处再行建筑。公元1686年，萨布素亲自出兵攻击，俄人竭力死守。这时候，俄国军备单薄，围城半月，城中能战斗的，只有一百五十人，危在旦夕。幸而和议开始，圣祖传命停止攻击。雅克萨城，才得免于陷落。
俄人这时候，正当丧乱之后，又和波兰、土耳其构兵，断无实力顾到东方。所以很希望同中国媾和（剽掠黑龙江沿岸的土人，也是俄国政府很不愿意的，不过无法禁止这一班远征队）。公元1655、顺治十二年。1656、1669、康熙八年。1670、1676年，连派使臣到中国来，要想修好通商。无奈都因“正朔”、“叩头”等问题，弄得不得结果。公元1686年，俄国又派全权公使费耀多罗（Feodor Alexeniiuch Golovin）到东方来，和中国协议，先遣人来报告起程和到着的日期，并请约定协议之地。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圣祖亦派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督捕官张鹏翮等为钦差大臣，以教士徐日昇、张诚为通译，前往开议。明年，六月四日，与俄使会于尼布楚。这时候，中国使臣的扈从，已有精兵万余。圣祖又命都统郎坦，发兵一万，从爱珲水陆并进，以为使臣的后援。八月八日，初次开议。俄国使臣，要以黑龙江分界。中国使臣不许。迟之多日，到二十三日再会议，又不成。二十五日，教士居间调停，亦无效。于是和议决裂在即。而这时候，俄国的兵力，断非中国之敌。二十七日，俄使乃表示让步，续行开议。九月九日议成，两国的疆界：东自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至海。凡岭南诸川，入黑龙江者，都属中国，岭以北都属俄。西以额尔古讷河为界，河南属中国，河北属俄。两国的臣民，持有护照的，均许其入境通商。这一年，俄大彼得才亲政，以后俄的情形，也就和前此不同了。
俄国希望同中国通商，也由来已久。公元1567、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619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两年，就遣使前来，因无贡物，不许朝见。公元1655、顺治十二年。公元1656、公元1661、公元1670康熙九年。年所派各使，则或以商人兼充，或以商人为副。大抵肯跪拜的，中国就许其朝见；不肯的，就不许。而带来的货物，则总许其发卖的。公元1636年的使臣，系荷兰商人。一切都依朝贡的礼节，居然得允许通商，但是还没有确实的办法。从《尼布楚条约》定后，两国的通商就明订在条约上了，然而依旧不能实行。于是俄帝彼得，又派德国人伊德斯（Laes）到中国来。康熙三十二年，到北京议定，此后俄商，每三年许到北京贸易一次，人数以二百为限。寓居京城里的俄罗斯馆内，共准滞留八十日，其货物并得免税。中俄通商的事情，到此才有个明确的办法。其土谢图汗与西伯利亚接境处，则人民互相贸易，由来已久，至此亦仍准其岁一互市。然在北京的贸易，因为管理的官吏所诛求，不甚发达。其在土谢图汗境内，则因并无官员管理，纷扰颇甚。而蒙人逃入俄境的，俄人又均不肯交还。到后来，土谢图汗就请于朝廷，要绝其贸易。而天主教士在京师的，亦和俄国人不协，撺掇圣祖把俄人赶掉。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朝廷就下诏，命所有的俄人，概行退出国境。于是中俄的通商关系，又复中断。
不多时，俄国女主加他邻第一，又派使臣拉克青斯奇来，请议通商和俄蒙边界事宜。公元1727年，雍正五年。到北京。朝廷也愿意同他开议，而以和外国使臣在京城议约，是从来所无之事，仍叫他退回恰克图，再派内大臣策凌色格，侍郎图理琛去和他开议，是为《恰克图条约》。俄蒙交界：自额尔古讷河岸，到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而以乌特地方，为两国中立之地。俄商仍得三年一次到北京贸易，而人数加到三百人，留居的期限，亦展至三年。到公元1737年，乾隆二年。才取消北京的贸易，专归并恰克图一处。此后交涉，每有葛藤，清朝就以停止互市为要挟的手段。乾隆三十年、三十三年、四十四年、五十年，共停市四次。五十年停得最久，到五十七年才复开。又计立条约五款。
第四节 西南最初对待外人的情形
清朝和外国人交涉，是自尊自大惯了的——也是暗昧惯了的——打破他这种迷梦的第一声，便是五口通商之役。这一次的交涉，弄得情见势绌；种种可笑，种种可恨，种种可恼；从此以后，清朝在外交界上，就完全另换了一番新局面了。这种事情，其原因，自然不在短时间内。若要推本穷原论起来，怕真个“更仆难尽”。且慢，我且把西人东渐以后，五口通商以前，清朝对西洋人的交涉，大略叙述出来。这虽是短时间的事情，却是积聚了数千年的思想而成的。真不啻把几千年来对外的举动，缩小了演个倒影出来。读者诸君看了，只要善于会心，也就可以知道中国外交失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了。
清朝的开海禁，事在公元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于澳门、漳州、定海、云台山四处，都设立税关。公元1757年，又把其余三处停罢了，外人来通商的，只许在澳门一处。这时候，外商自然觉得有点不便。然而其所最苦的，却还不在此。你道最苦的是什么？
[一]收税官吏的黑暗。浮收的税，要比正额加几倍。这还是税则上有名目的东西，其无名目的东西，就更横征暴敛，没个遮拦。
[二]卖买的不自由。当时的外国商人，不但不准和人民直接做卖买，并不准和普通商人直接做卖买。一切货物，都要卖给“公行”（一种由商人所组织而为国家所承认的中买机关）里头，再由公行卖给普通商人。
[三]管束外商章程的无谓。这种章程，是公元1659年因总督李侍尧之奏而定的。说起来更可发一笑。当时的外国商人，除掉做卖买的时候，不准到广东。而做卖买的期限，一年只有四十天，又定要住在公行所代备的商馆里（嘉庆时候，定了通融办理的章程，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准带着翻译，到花园里去走走，以前则简直硬关在商馆里的）。而到商馆里来的外商，又不准携带家眷，出外不准乘坐轿子。要进禀帖，也得托公行代递，不得和官府直接。万一公行阻抑下情呢？也只得具了禀帖，走到城门口，托守城的人代递，不准入城。这许多章程，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了个大使马戛尔尼（Earl of Macartney）来，请求改良广东通商章程，并许英人在舟山、宁波、天津三处通商，于北京亦设立货栈，销卖货物。这时候，正直高宗八旬万寿，朝臣就硬把他算做来庆祝万寿的。赏赐了一席筵宴，许多东西。而于其所请之事，下了两道敕谕给英王，则一概驳斥不准。
公元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再遣阿姆哈司（Amherst）前来，这时候，西洋人到中国来，是只准走广东的。阿姆哈司从天津上岸，中国已以为违例。偏偏他的行李又落后。因国书未到，要请暂缓觐见。中国人就疑心他并没带得表文，立刻逼着他出京。但是虽没有许他觐见，仍赏赐英王珍玩，对于使臣，也加以抚慰，令其驰驿从广东回去。在清廷，还算是恩威并济的意思。
北京一方面，既已如此。而广东一方面，又起了一番新。原来从公元1834年道光十四年。四月以前，英国对中国的通商，也在东印度公司专业权的范围内的。公元1831年，道光十一年。广东总督因东印度公司的专业权将次取消，命公行通知公司，希望其解散之后，也派出一个大班来，以便处理各事。公元1833年，英王任命拿皮楼（Napier）为主务监督。而中国人仍当他是大班，不许他和官府直接，要用禀帖和公行转呈。争论多时，拿皮楼便坐了一只船，硬闯入广东，要见总督。总督说他不遵约束，发兵把商馆包围起来，而且停止了英国人的通商，断绝了他们的粮食饮水。英国人没法，只得婉劝拿皮楼，回了澳门。不多时，拿皮楼便死了。继任的两个人，都很软弱，不大敢同清朝人开交涉。四五年间，倒也平安无事。公元1837年，英国把主务监督废了，派义律为领事，又要求进城。这时候，邓廷桢为广东巡抚，颇明白事理，就奏请准其进城。然而要求一切公事，和中国官府直接，仍办不到。于是义律报告本国政府，说要同中国通商，非用兵力强迫不可；而这时候，适又有一个鸦片问题发生。两国的战机，就勃发而不可遏了。这一节叙事，请参看《清朝全史》。
第五节 五口通商
鸦片烟输入中国，是很早的。《开宝本草》宋太祖开宝时，命刘翰、马士等所修，名《开宝新本草》。后以“或有未允”，又令翰等重加详定，是为《开宝新详定本草》。上头，就有他的名字了。但这时候，只是当做药用。吸食的风气，怕是起于明末的。公元1729年，便是清朝的雍正七年，已经有了禁令。但这时候，输入的数目还不多（大概是葡萄牙输入的）。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得了垄断中国贸易的特权；孟加拉又是鸦片烟产地；输入就日多一日。当公元1729年，每年不过二百箱左右；公元1821年，道光元年。增至四千箱；公元1828年，增至九千箱；公元1839年，又增至三万箱。
公元1838年，道光十八年。宣宗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海口查办，并节制广东水师。明年二月，则徐逼英商缴出鸦片二〇二六三箱。每箱一百二十斤，共约直银五六百万两。尝悉数在虎门焚毁。奏请定律，洋人运鸦片入口的，分别首从，处以斩绞。又布告各国，商船要具“夹带鸦片，船贷充公，人即正法”的结。当时在广东，商务最盛的是英、美、葡三国。葡、美都答应了，义律却不肯应允。则徐就又下令沿海州县，绝掉英人的供给，义律无法，托葡萄牙人出来转圜，愿留“船货充公”四字，但求删“人即正法”一语，则徐仍不许。于是中国虽然许英商具了结，照旧通商，而义律却禁止英国的船，不准到广东去。一件交涉，依然搁在浅滩上。而这时候，偏又有几个英国的水兵到香港去，把个中国人名唤林维喜的打死。中国人要英人交出罪犯来，英人说：已经在船上审讯过，定了他监禁的罪了。两国又起出冲突来。十一月，就又停止英国人的贸易。
公元1840年二月，公元一八四〇年四月。英国议院里，赞成了英政府用兵，调印度和喜望峰的兵一万五千人，叫加至义律统带前来。五月，以军舰十五只，汽船四艘，运送到澳门。广东发兵拒敌，把他的舢板船，烧掉两只。义律转攻厦门，又寇浙江。六月，把定海打破。这时候，各疆臣怕负责任，都怪着林则徐，相与造作谣言，说广东的事情，弄得决裂，其中是别有原因的。朝旨也就中变，派两江总督伊里布到浙江去视师，并且访问“致寇之由”。又谕沿海督抚：“洋船偿或投书，可即收受驰奏。”义律来时，本带着英国宰相巴马斯（Lord Palmerston）给中国首相的书函，其中所要求的是：
[一]赔偿英国货价。
[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五口通商。
[三]中英交际的礼仪，一切平等。
[四]赔偿英国兵费。
[五]不因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居留英商。
[六]尽裁华商经手浮费。
叫他战胜之后，即行投递。义律攻破定海，就把这封信送到宁波府衙门里。宁波府说：要送到北洋，才有人能收受呢。于是义律径赴天津，把这封信送交直隶总督琦善。琦善奏闻，朝廷说：这件事，是在广东闹出来的，仍得在广东解决。叫义律回广东去守候。于是革林则徐两广总督之职，用琦善署理。义律也回到舟山，和伊里布定休战之约。
十月，琦善到广州，他不合把林则徐所设的守备，尽行裁撤。谈判既开，琦善答应赔偿英国烟价六百万元，义律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答应。十二月，义律进兵，陷沙角、大角两炮台。琦善不得已，烟价之外，又许开放广州，割让香港。于二十八日，签定草约。公元一八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而朝廷闻英人进兵，大谓不然。公元1841年，正月，以奕山为靖逆将军，杨芳、隆文为参赞大臣，前赴广东。江督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视师。伊里布回江督本任。二月，英人陷横当、虎门各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原有的大炮三百多尊，林则徐所买西洋炮二百多尊，尽落敌人之手。三月，奕山到广东。四月初一，发兵夜袭英人，不克。明日，英兵再进攻。至初五日，城西北两面炮台，尽为英人所占。全城形势，已在敌军掌握之中。奕山不得已，再定休战条约。于烟价外，先偿英人军费六百万元，尽五日之内交付。将军带着所有的兵，都退到离城六十里的地方驻扎。
而英国一方面，也怪义律的草约，定得忒吃亏。说赔偿烟价，既已不够；“商欠”军费，更无着。英国人住居中国，也无确实的安全保证。于是召还义律，代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七月，攻陷厦门。八月，攻舟山。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同时殉难。裕谦时守镇海，提督余步云守甬江口。英兵登陆，余步云逃走，裕谦兵溃自杀。九月，朝廷以奕经为扬威将军，进兵浙江；怡良为钦差大臣，驻扎福建；牛鉴为两江总督。公元1842年，正月，奕经攻宁波、镇海、定海，皆不克。三月，英撤宁波、镇海的兵，进迫乍浦。四月，乍浦失守。五月，英兵陷吴淞，提督陈化成战死。英人连陷宝山、上海。六月，陷镇江。七月，逦江宁。朝廷不得已，以耆英、伊里布、牛鉴为全权大臣，赴江宁同英人议和。七月二十四日，公元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和议成。是为《南京条约》。其中重要的条款是：
[一]赔偿英国军费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鸦片价六百万。
[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得派领事驻扎。英商得自由携眷居住。
[三]割让香港。
[四]中英交际，一切仪式，彼此平等。
于是《中美条约》，公元1844年六月。《中法条约》。同上年九月。相继而成，中国在外交上，就换一番新局面了。
五口通商一役，种种的经过，都是不谙外情当然的结果，无足深论。所可惜的，当时别种方面，虽然屈从英国人，禁烟一事，仍旧可以提出的——当义律到天津投书的时候，津海道陆建瀛，就主张把禁烟一层，先和他谈判——而当时议约诸人，于此竟一字不提。倒像英国的战争，专为强销鸦片而来；中国既然战败，就不得不承认他贩卖鸦片似的。于是中国对于鸦片，既无弛禁的明文；而实际上反任英人任意运销，变做无税的物品。直到公元1859年，咸丰九年。《天津条约》订结之后，才掩耳盗铃的把他改个名目唤作洋药，征收关税。
第六节 英法兵攻破京城和东北的割地
五口通商之役，看似积年的种种交涉，得了一个解决，其实不然。这种对外的观念，都是逐渐养成的，哪里会即时改变呢？所以条约虽定，仍生出种种的来。
五口通商之后，四口都已建有领事馆；惟广东人自起团练，依旧不准英国领事进城。这时候，两广总督是耆英，知道广东的民气不是好惹的；而英国人又是无可商量的。于是一面敷衍英国领事，请他暂缓入城，一面运动内用，以为脱身之计。公元1847年，耆英去职。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这两个，都是“虚骄自用”的。公元1849年，英领事乘坐兵舰，闯入广东内河。广东练勇，同时聚集两岸，有好几万人，呼声震天。英国人倒也吃了一惊。徐广缙就乘此机会，和他商议。同英国的香港总督另订了几条《广东通商专约》，把入城一事，暂缓置议，载入约中。就把这件事张皇入奏。宣宗大悦，封徐广缙一等子，叶名琛一等男，又批了些“朕览奏之下，欣悦之情，难以言喻”。“难得我十万有勇知方之众，利不夺而势不移。”“应如何分别嘉奖，并赏给匾额之处，即着徐广缙酌度情形办理，毋任屯膏”的话。于是徐广缙、叶名琛洋洋得意，自以为外交能手；朝廷也倚重他，算外交能手了。
公元1852年，文宗咸丰二年。徐广缙去职，叶名琛代为总督。公元一八五六年九月，有一只船，名唤亚罗（Arrow）的（这一只船，本是中国人所有，船主也是中国人。但曾在英国登记，而这时候，登记的期限，又已满了），载着几个海盗，停泊广东。中国水兵，上去搜捕，把英国的国旗毁掉。领事巴夏礼（H.S.Parker）大怒，就发哀的美敦书给叶名琛，叶名琛置诸不理，却又毫无防备。巴夏礼就发兵攻陷省城。然而巴夏礼并未得到他政府的许可，这件事究竟是不合的，所以旋即退去。而广东人民群情激动，把英、法、美的商馆，尽行烧掉。巴夏礼就报告本国政府请战。第一次在议会里没有通过。巴马斯把议会解散，第二次，主战论就占胜了。刚刚这时候，广西地方，又杀掉两个法国教士。法皇拿破仑三世，也是个野心勃勃的，就和英国人联合，派兵前来。公元1857年，十一月，把广州打破，叶名琛掳去。后来死在印度。从此以后，广州就为英法两国所占，直到公元1860年和议成后才交还。
这时候，俄、美两国也想改订通商条约。于是四国各派使臣，致书中国首相，托两广总督何桂清转达。中国这时候的政府，有一个观念，便是什么事情都不愿意中央同外人直接，都要推给疆吏去办。——这个虽有别种原因，还是掩耳盗铃，遮盖面子的意思居其多数。因为这时候，实力不足，同外国人交涉，明知没有什么便宜，推诿给疆吏，面子上觉得好看些——于是说俄国的事情，要和黑龙江将军商办，英、法、美三国的事情，交给广东总督办理。偏又外国人不满意和中国的疆吏交涉，四国使臣，仍旧联翩北上。公元1858年，二月，到了天津。朝廷没法，只得派直隶总督恒福和他开议。却又没派恒福做全权，遇事总要奏请，自然不免迟滞。英、法两国，也有些有意寻衅。四月，就攻陷大沾炮台。朝廷没奈何，再派大学士桂良、沙花纳做全权大臣，到天津开议。英、法两国，各定了新约。其中紧要的英约是：
[一]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处为通商港。洪杨乱平后，汉口至上海，长江沿岸，再开三处做通商港。后来开了汉口、九江、镇江。
[二]偿军费、商亏各二百万两。
[三]中英两国互派公使。
[四]英人得携护照至内地游历。
[五]英人犯罪，由英国领事审判。华人欺压英人，由中国地方官惩办。其两国人民争讼，由中国地方官会同英国领事审理。
（六）《南京条约》之后，输出入货，系直百抽五。现因物价低落，课税要谋减轻，由两国派员，另定新税则。经此次协定之后，关于通商各款，十年一改。商船在一五〇吨以上的，每吨课银四钱。以下的，每吨课银一钱。
《法约》开琼州、潮州、台湾、淡水、登州、江宁六口——江宁俟洪杨平后，实行开放。天主教徒，得自由入内地传教。其军费、商亏之数，各较英国减。而[三][四][五][六]四款，则与《英约》大致相同。并且订明将来中国若把更优的权利许与别国时，法国得一体享受。
于是于沿海之外，开放及于内河。而且“领事裁判权”、“协定税率”、“最惠国条例”，都从此而开其端。这一次条约的损失，真是巨大而可惊了。
草约既定，言明一年之后，到天津来交换。朝廷鉴于这一次的事情，就命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设防。公元一八五九年五月，英法两使，走到大沽。僧格林沁叫他改走北塘。英法两使不听，乘兵船硬行闯入。僧格林沁便命炮台发炮。把英国的兵船，打坏四只。英、法两国上岸的兵士，非杀死，即被擒。两使狼狈逃到上海。朝议以为经过这一次，英法两国一定要易于就范些了，就下了一道上谕，说：“该夷狂悖无礼，此次痛加剿杀，应知中国兵威，未可轻犯。”把去年的约废了，叫他派人到上海来重议。公元1860年，6月，英法兵在北塘登岸，攻大沽炮台后路。大沽炮台失陷了。僧格林沁退守通州。英法兵进攻天津。朝廷又命大学士桂良、直督恒福，前往议和。
[一]于八年条约之外，又开天津为商港。
[二]偿两国的军费，改为八百万两。
[三]英法两使，各带随从数十人，入京换约。
清廷靠着僧格林沁的大兵，还在张家湾，不肯批准。英法兵就进逼北京。清廷派怡亲王载垣前往议和。于是巴夏礼到通州去会议。到第二次会议的时候，有人对载垣说，“英使裹甲将袭我。”载垣大惧，忙去告诉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便发兵把巴夏礼捕获，拘禁起来。英法遂进兵，战于张家湾，僧军大败。副都统胜保，从河南来，“红顶花翎，骋而督战。”给英法兵注目了，一枪打下马来，兵亦大溃。
清廷罢载垣，改派恭亲王奕，命以全权与英法议和。八月初八日，文宗逃往热河。二十二日，法兵占据圆明园——明日，英兵续至。这时候，奕已将巴夏礼放还。英法致书奕，说二十九日不开门，就要炮击京城。奕不得已，如期开门，把他们迎入。而与巴夏礼同时监禁的人，又瘐毙了十几个。英人大怒，一把火把圆明园烧掉。奕胆小如鼠，不敢出来。还靠俄公使居间，力保英法两国人，决不给他吃眼前亏，奕才出来了。九月十一日，和英法议定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外，又开天津做通商港；英法同。改赔款为八百万两；英法同。把九龙半岛割给英国。《法约》中又准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房屋。参看第三章第四节。
当尼布楚定约时，俄人还并不深知道东方的情形（当时把库页当做半岛，黑龙江虽有口子，也不能航海的）。直到公元1847年，俄皇尼古拉一世派木喇福岳福（Muravief）做东部西伯利亚总督，才锐意经略。他的朋友聂念尔斯可（Nevelsky），同时做贝加尔号船长，又锐意在沿海一带探险。于是建尼科来伊佛斯克于黑龙江口。公元1858年，俄人派布哈西（Putiatin）到天津，同中国订结条约。同时又派木喇福岳福到爱珲，和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约。木喇福岳福要求以黑龙江为两国之境，奕山不允。木喇福岳福持之甚坚，且以开战相恫吓。奕山遂为所慑，把黑龙江以北送掉。到恭亲王同英法议和的时候，俄使伊格那替业幅（Ignatief）为之居间调停，借此自以为功，又要求中国改订条约。于是这一年12月里的《北京条约》，就又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送掉了——俄国的海军根据地，就从尼科来伊佛斯克而移于海参崴。参看《清朝全史》。
【第二章】咸同时的大内乱
第一节 太平军
五口通商以后，清朝的纸老虎，给人家都看穿了。从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有一公例：“承平了数十百年，生齿渐渐的繁起来；一部分人的生活，渐渐的奢侈起来，那贫富也就渐渐的不均起来。这种现象，一天甚似一天，就要酿成大乱为止。大乱过后，可以平定数十百年，往后就是如此了。”（这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的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清朝从乾隆以后，恰好到这时代了。虽然有川楚教民……乱事，社会的心理，还没有厌乱。借宗教煽诱愚俗，也是历代都有的。从西人东渐以后，黄河、长江两流域，都还没大受他的影响。独广东和西洋人接触最早，受他的影响最多。兼且上层社会中人和固有的文化，关系较深，受外教的影响较难，下层社会却较容易。合此种种，就造成了洪杨的乱事了。
洪秀全，花县人，和同县冯云山，都师事广东朱九涛。九涛死后，秀全别创一教，谓之“上帝教”。以耶和华为天父，基督为天兄，自己则为基督的兄弟。说像基督教，又不像基督教，殊属不直一笑（其教会称三合会）。公元1836年，秀全和云山到广西去布教，就和桂平杨秀清、韦昌辉、武宣萧朝贵、贵县石达开、秦日纲等相结识。公元1847、公元1848两年，广东广西大饥，群盗蜂起，百姓都结团练自卫。久之，渐和上帝教中人龃龉，互相仇杀（凡团练，都是比较有身家的。上帝教中人，都是贫民）。公元1850年，六月，秀全等乘机起事于桂平县的金田村。
这时候，文宗初立，派固原提督向荣、云南提督张必禄去打他，都无功。必禄旋病死。公元1851年，八月，秀全陷永安，立国号曰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为东、西、南、北四王，石达开为翼王）。九月，向荣围之，不克。明年，二月，秀全突围走阳朔，围桂林。四月，北陷全州。浮湘江入湖南。江忠源以乡勇扼之，秀全等舍舟登陆，攻陷江华、永明、嘉禾、蓝山诸县。萧朝贵独率一军，取道安仁、攸县、醴陵，北犯长沙，为官军所杀。秀全闻之，悉众而北。攻长沙，不克。旋北陷岳州，掠船渡江。十一月，陷汉阳；十二月，陷武昌。公元1853年，正月，弃武昌，沿江而下。连陷九江、安庆、太平、芜湖。二月，遂陷江宁。
秀全北出的时候，向荣也跟着北来，扎营于江宁城东，是为江南大营。琦善又带着直隶、陕西、黑龙江的兵，进扎扬州，是为江北大营。洪秀全看了，若无其事。派林凤翔出安徽，陷凤阳，由归德攻开封，陷怀庆，西北入山西，又回到直隶。后来这支兵，被僧格林沁打败，逼到独流镇，灭掉。胡以晃、赖汉英溯江而上，再陷安庆、九江、武昌、汉阳，并南下岳州、湘阴。这时候，曾国藩以侍郎丁忧在籍，创办团练，又听了江忠源、郭嵩焘的话，在衡州练起水师。公元1854年，正月，出兵打破洪杨的兵。七月，湖南肃清。八月，会湖北兵克武昌，遂复汉阳，进攻九江。洪杨军分兵出上流，再陷武昌以牵制之。国藩分兵围九江，自赴南昌，筹划战守。这时候，江西州县，几全为洪杨军所占。国藩孤居南昌，一筹莫展。江南大营，又以公元1856年六月为洪杨军打破，向荣退守丹阳病死。洪杨军势大振。
这一年十一月，官文、胡林翼攻破武昌。从洪杨军起，武昌三陷，汉阳四陷。这时候，胡林翼竭力经营，才屹为重镇。向荣死后，和春代将，用荣旧部张国梁，尽力搏战。公元1857年，十一月，克镇江、瓜洲。明年，三月，就逼近江宁扎营。而秀全从起事之后，把大事付托杨秀清，秀清渐渐的专起权来。秀全与韦昌辉同谋，杀之。旋又杀昌辉。石达开不自安，独领一军西上，不再回江宁。太平军的军势，就渐渐的衰弱了。
公元1858年，春夏间，太平军只据得江宁、安庆，做个掎角之势。于是官文、胡林翼，会筹进取。叫陆军攻皖北，水军攻安庆，想两道并进，会攻江宁。谁想十月里，李续宾进攻皖北，和陈玉成战于三河集，大败，续宾死了。攻安庆的都兴阿，也只得撤围而退。于是陈玉成攻破扬州（太平军中，杨秀清死后，李秀成是个后起之秀，居中调度）。先分兵攻闽、浙，以分官军的兵力。公元1859年，三月，并力攻破江南大营。苏、松、常、太皆陷。和春、张国梁，先后都死。于是官军进取之势，又一顿挫。
诏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时国藩方围安庆，以兵事属其弟国荃，自己驻兵祁门，太平军围而攻之，形势甚为紧急。公元1861年十一月，胡林翼命曾国荃攻破安庆，官军的形势，才复有转机。于是曾国藩分兵：命左宗棠、鲍超肃清江西，多隆阿攻安庆以北，曾国荃平定沿江要隘。公元1862年，穆宗同治元年。多隆阿陷庐州，陈玉成走死。五月，曾国荃以兵二万，深入围金陵（彭玉麟带着长江水师，做他的后援）。李秀成见事急，南攻杭州，以图牵制。国藩乃荐左宗棠巡抚浙江，沈葆桢巡抚江西，带李鸿章自往淮、徐募兵，以攻苏、松。八月，江宁大疫，曾国荃的兵，罹病的很多。李秀成等猛攻之，一连四十六日，竟不能破。于是官军的气焰益张，太平军无可挽回了。明年，四月，国藩攻破雨花台、九洑州。十月，城外要隘略尽。李秀成入城死守。公元1864年，三月，诸军遂合围。六月，城破。洪秀全先已服毒而死，秀全的儿子福瑱，逃到江西，为官军所执。其石达开一股，从和洪秀全分离后，从江西入湖南，又入广西，攻击湖广交界。公元1861年，入四川。明年，为总督骆秉章所擒。其余太平军的余党，有分扰各处的，也旋即平定。
太平军初起时，以区区岭南的穷民，乘间北出，不一年而攻取江宁，震动全国。后来兵锋所至，几及了一十六省，除陕甘二省。攻破了六百多城，其中不可谓无才。他初起的时候，发布“奉天讨胡”的檄文，也总应当得几分汉人的同情。又这时候，外人方厌恶满洲政府的顽固，对于太平军，也颇有表同情的。太平军要想成功，实在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当时民族的自觉，势力颇小；而君臣之义，却颇有势力。曾国藩生平，带这种色彩颇为浓厚。他所作《陈岱云妻墓志铭》说：“民各有天惟所治，焘我以生托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义擎天譬广厦，其柱苟颓无完瓦。”正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大概他们看了这种阶级社会里头的道德，是维持社会所必需。当时的人的思想，自只如此。后来的人，抱民族主义的，说他为什么要做满洲的奴隶？已经可笑了。抱政治思想的，又说他为什么不把满洲政府推翻，好把政治彻底改良？这更陷于时代错误。推翻王室，改良政治，这件事，在大家都抱着君主思想的时代，谈何容易办到。况且曾国藩等，何尝知道彻底改良政治来。以练兵造船……为自强，正是这班中兴名将的政策。太平天国的政治，都带有西教的色彩，尤易为一般人所疾视。而且他初起兵吋，军纪严肃，军中的重要人物，也都是朝气蓬勃。后来始起诸王，互相屠戮，洪秀全也渐渐荒淫。一切军事政事，都出于他的兄弟仁福、仁达之手，日益腐败。奸淫抢掠的事情，也一天天多了，自然人民就反对他。这是太平军所以失败的原因。
第二节 捻军
捻军是山东游民，相集为捻，并没有什么大略。然而他的行兵，很为飘忽。当时没闹成流寇，也算是侥幸的。“捻”字的名称，不知其起源。其聚起事，也起于咸丰初年。公元1853年，洪秀全既据江宁，捻军乘机也占据宿州、寿州、蒙县等地，横行于山东、河南、安徽之间，官军屡为所败。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入北京，官军防守稍疏，捻军又乘机出济宁，大掠山东。诏僧格林沁攻之，僧格林沁攻破雉河集，杀其头领张洛行。有一个凤台生员，名唤苗沛霖，占据寿州，同太平军和捻军都暗中交通，亦为僧格林沁所击斩。捻势少衰。然而其党既多，朝廷方注意太平军，又没有多大的兵力，终不能一举平定他。
公元1864年，太平军的首领陈得才北入河南，和捻军相合，于是捻势复盛。张总愚、张洛行的侄儿子。任柱、牛洛江、陈大喜等，各拥众数万，出没河南、安徽间。旋大举入湖北。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蕲州，都遭兵祸。江宁既破，太平军余党又与捻合，其势愈甚。朝廷仍派僧格林沁去打他。公元1865年，四月，在雷州败死。诏以曾国藩总督直隶、山东、河南军务（李鸿章做两江总督，替他筹划饷械）。国藩知道捻军多马，步军不能和他驰逐的。又知他一味追剿，势必成为流寇。于是练马队，设黄河水师。又创“圈制”之法，用重兵扼守徐州、临淮、济宁、周家口，筑长堤以扼运河。捻军来扑，大败。于是分为两股：张总愚等一股入陕西，是为西捻；赖文光等入山东，谓之东捻。公元1866年，国藩回两江总督任，李鸿章替他剿捻，又命左宗棠办理陕甘军务。鸿章仍守国藩成法，严防运河，把东捻逼到海州，打平。西捻初据渭北，左宗棠扼渭水拒之。捻从延绥渡河，南窜山西，陷卫辉，入直隶。宗棠带兵追剿，李鸿章也渡河来会。捻军用马队到处冲突，官军不能合围。又行坚壁清野之法，叫各处的百姓，都筑寨自守。公元1868年，五月，才把他逼到运河马颊河之间，打平。
第三节 回事
太平军和捻军之乱，可谓遍及十八行省了，却不料回民起事于西北隅，其牵动更大。
回族的杂居秦陇，是从唐朝时候起的，到元朝而更盛。汉族的同化力虽大，而回民所信的宗教，深闭固拒的，一时也拿他无可如何（汉回的隔阂，民族上的关系小，宗教上的关系大）。因宗教不同故，感情不甚浃洽，往往至于争斗。以民风论，则回强而汉弱。而在政治上，则官吏往往“袒汉抑回”。回人积怨深了，遇有机会就要爆发。官吏怕闹出大事来，又只管糊涂敷衍，名为招抚，实则为其所挟制。于是回民又怨恨官吏，又看不起他们，遇事就更易于爆发。
咸丰末年，陕西因设防之故，多募回勇。公元1862年，捻军入陕西，回勇溃散，有劫掠汉民者。汉民集众抵御，杀掉两个回勇，回民就集众，声言复仇。刚刚有云南的叛回，逃到陕西来，就鼓动当地回民反抗，骚扰汉民村镇。甘回白彦虎等，乘机占据灵州的金积堡。川人蓝大顺，又从四川逃到陕西，与陕回联合。朝命多隆阿往讨，把蓝大顺打死，而多隆阿也身受重伤，死在营里。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又因追剿捻军，顾不到陕西。陕回声势遂益盛。公元1868年，捻军既平，宗棠乃回军陕西。这时候，延、榆、绥各属，游勇散卒，到处骚扰，都和甘回相连合。白彦虎驻扎宁州属下的董志原，四出攻打。宗棠先把陕西肃清。公元1869年，分兵三支：一支从定边攻宁夏、灵州；一支从宁州攻环庆；一支从宝鸡攻秦州；自帅大军，进攻平凉。公元1871年，七月，黄河以东次第平定。公元1873年，九月，河西亦平。白彦虎逃出关。
当陕回反抗时，派人四出鼓动。于是回酋妥得璘，就起兵占据乌鲁木齐，自称清真王。汉民徐学功，也起兵和他对抗，把他打败。而和卓木的子孙又来。
张格尔死后，遗族仍在浩罕，已见第六章第六节。回事既起，张格尔的儿子和卓布苏格，乘机借了敖罕的兵，入据喀什噶尔。公元1867年，其将阿古柏废而代之，尽有南路八城。妥得璘死后，阿古柏复尽取其地。徐学功抵敌不住，只得请求内附。于是阿古柏定都阿克苏，一面托徐学功介绍，向清朝求封册；一面又通使英俄，求其承认。俄人竟和他订结通商条约，英国的印度总督，也派人前往聘问；英公使又代他向清朝求册封。天山南北路，简直不像中国的了。当时朝议，以阿古柏声势浩大，而用兵繁费，也有主张弃天山南路的。左宗棠坚持不可。公元1875年，德宗光绪元年。三月，以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明年，三月，宗棠进据巴里坤、哈密，以通饷道。六月，克乌鲁木齐，平定北路。公元1877年，克辟展、吐鲁番，扼南路之吭——阿古柏，本是个敖罕的将，和俄人拒敌，很为有名的。这时候，天山南路既不能保，而敖罕又于前一年为俄罗斯所灭。弄得无家可归，就服毒而死。儿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退守喀什噶尔。宗棠再进兵，二人皆弃城奔俄，天山南路亦平。
云南回民，起事于公元1855年。亦因汉回之积不相能，因细故而激变。这时候，中原多故，朝廷不暇顾及西南；而云南兵又出平贵州之苗。回众一时纷纷而起，遂至不能平定。其中著名的回酋，要推占据大理的杜文秀、曲靖的马连升为最。又有马德升，盘据省城之中，内结各营将校，外结黔西苗民，巡抚徐之铭，为其所挟制。之铭不得已，反挟回人以自重，朝廷也无可如何他。公元1863年，朝廷派潘铎署理总督，为回兵所害。这时候，滇局几于不可收拾。后来代理布政使岑毓英，看破回酋马如龙，知道他和其余诸回酋是不合的（先是杜文秀起兵时，专靠回教徒马先替他主持军谋。后来文秀又和马先不合。公元1859年，文秀叫马先带兵去攻击省城，马先就投降官军。这时候，云贵总督是张亮基，受了他的降。又用他的族人马如龙做总兵）。一意抚慰他，和他协力，先定省城，次克曲靖，斩马连升。公元1872年，进攻大理，杜文秀服毒自杀。明年，才算把云南打定。
这一次的回事，蔓延的区域极广，声势也很浩大。虽然幸而平定，而因此引起俄法的交涉，就弄出无限的纠葛。其事都详见下章。
【第三章】藩属的丧失
第一节 英俄的亚洲侵略和伊犁交涉
历史上的匈奴、蒙古，都是从亚洲西北部，侵入欧洲的；却从俄罗斯兴起，而亚洲西北部，反受其侵略。历史上的印度，是常受西亚高原侵略的；却从英吉利侵入印度，而西亚高原，亦反受其侵略。而且英人的东侵从海，俄人的东侵从陆，本来是各不相谋的。乃英人从印度西北出，俄人从两海之间东南下，而印度固斯山一带，就做了两国势力的交点。这也可谓极历史上的奇观了。当英人侵入印度，俄人侵入两海之间的时候，也正是清朝平定天山南北路和征服西藏之时。三国的势力，恰成一三角式的样子。乃英俄两国的势力步步扩充，而清朝的实力，则实在不能越葱岭一步，就弄成后来日蹙百里的局面了。
要晓得英俄两国对于亚洲的侵略，却不可不晓得帖木儿（Timur）。帖木儿，是蒙古王室的疏族。当元末，钦察、察合台、伊儿三汗国既衰之后，参看第三篇下第四章第一节。起兵平定中亚，定都于撒马儿干。《明史》即以其都城之名称之为撒马儿干。尽服钦察、察合台、伊儿三汗国。又打败新兴的土耳其，一时威势甚盛。贴木儿死后，公元1402年，明成祖永乐二年。国多内乱，势渐衰。明中叶后，月即别族见第一章第一节。南定中亚，建布哈尔（Bokhard）、基华（ChiWa）两汗国，而帖木儿六世孙巴拜尔（Zdhir Udiu Babcr）侵入印度，建蒙兀儿朝，都特里。至其曾孙亚格伯（Akbar），尽并西北中三印度，赫然为南亚一大国。明朝末年，德干高原诸国，共结麻剌他同盟（Maratha）以抗之。原有的阿富汗地方，又为波斯所夺，蒙兀儿朝渐衰。英人到印度，起初原不过想通商。
后来印度内乱日甚，英国商务，时时受其妨碍，乃抽税练兵，欲以自卫。再进一步，就利用印度人的内乱，时时干涉他。屡次易置他的酋长，而取得其收税之权，以为报酬。印度的政权，就渐渐入于英人之手。而蒙兀儿朝和麻剌他同盟，还是内讧不已。英人先助麻刺他诸国，以攻蒙兀儿朝。公元1858年，清文宗咸丰八年。蒙兀儿朝亡。英人又渐次用兵于麻刺他。于是一个赫赫的印度，竟给英吉利人的一个东印度公司灭掉。公元1857年，清文宗咸丰七年。英国人始收印度公司的政权，归于国家，置印度总督以治其地。公元1877年，清德宗光绪三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乃兼印度王号。于是巴达克山、博罗尔、乾竺特，次第入于英人的势力范围。哲孟雄亦为英所并。而西藏一方面，形势就日急一日了。参看上篇第六章第六节。巴达克山，从阿富汗兴起以后，名义上为其属地。
公元1879年，即光绪五年，阿富汗为英之保护国。博罗尔，本为中英俄三国间隙地，公元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英俄派员画定界线，遂为所占。乾竺特，当光绪初年，薛福咸和英国外务部商定，选立头目之际，由中英两国会同派员。还是个两属之地。后来英人借口他本是克什米尔的属部，时时干涉其内政：而且筑一条铁路，直贯其境。中国就也无从过问了。哲孟雄的属英保护，系公元1890年，即光绪十六年《印藏条约》所承认。只有廓尔喀到公元1908年，即光绪三十四年，还到中国来朝贡。
俄人的侵略中亚，起于道光时。这时候，哈萨克、布鲁特，都已折而入于俄，俄国就和基华、敖罕接壤。哈萨克等，本游牧部落，时时侵入基华、浩罕境内。俄人借此与二国时起交涉，而俄商道经二国的，又时时被掠，遂至时开兵衅。至公元1873年，同治十二年。布哈尔、基华，皆变为俄之保护国。俄人以其地置土耳其斯单、萨喀斯比斯克二省。敖罕则于公元1876年，光绪二年。为俄所灭，俄人以其地置费尔干省。
因这许多国，先后灭亡，新疆的形势，遂成赤露。先是乾隆年间，俄人曾自到喀什噶尔贸易。公元1758年，高宗下令驱逐。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俄人又要求开放喀什噶尔，清廷不许。明年，咸丰元年。伊犁将军奕山，和俄人订结条约，许其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试行贸易。咸丰十年的《北京条约》，又许喀什噶尔亦援照伊犁塔城的例。妥得璘乱后，俄人借守御为名，占据了伊犁（当时俄人以为中国一定无力平定天山南北路的，谁知道中国竟平定了）。向他索回，他便要索还保守的费。朝廷派崇厚去议。公元1879年，光绪五年。议定草约。许赔偿俄国人五百万卢布的款子，准俄人在嘉峪关、吐鲁番设立领事。天山南北路，都准俄人无税通商。还要在张家口设立行栈，准俄人从张家口到天津，从天津到其余各通商口岸贩卖货物。而还中国的，不过伊犁一空城，四面险要，尽行占去。朝论大哗。朝廷乃革崇厚的职，派曾纪泽去重议。磋商了多时，才加赔款四百万卢布，把伊犁附近的地方，多争回了些。然而肃州、土鲁番，都准俄国人设立领事。天山南北路，也准俄国人无税通商。俄人势力的扩大，也就可惊了。清朝到这时候，也知道西北的形势紧急了。公元1884年，就把新疆改为行省。
第二节 安南和缅甸、暹罗的丧失
西北一方面的交涉，方才了结，而西南一方面的交涉又起了。
先是旧阮灭亡的时候，嘉隆王阮福映，遁居海岛。旋又逃入暹罗。由法教士百多禄悲柔（Pigneux de Retaine）介绍，求援于法，乘新阮之衰，夺取顺化。公元1802年，嘉庆七年。遂灭新阮，统一安南，请封于清朝。公元1804年，封为越南国王。嘉隆王以公元1820年卒，明命、绍治、嗣德三世，皆和法人不睦，屡次虐杀法教士。公元1859年，法人以兵占西贡；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越人割下交址六州以和。边和、嘉定、定祥、永隆、安江、和仙。太平军败后，其余党遁入越南，分为黄旗军和黑旗军。黑旗军以刘永福为首领，尤强。阮复国之后，即以顺化为首都。对于东京一方面，实力不甚充足，永福就据了红河上流，买马招兵，屯粮积草；一面招人开垦。几年之间，居然开辟了六七百里的地方。越南派兵去攻他，总不得利，就只得和他讲和。这时候，云南回事方炽，提督马如龙忽然想到托一个法国商人久辟酋（Dupuis）运输粮械。发了护照给他，许他通航红河。这件事，本是妨害越南主权的。久辟酋既得护照，就不顾越南人的阻止，一味强硬通行，越南人无法，只得去和法国所派的西贡总督交涉。
公元1874年，两贡总督乃命久辟酉退出，而乘机逼越人订约。[一]声明越南为独立自主之国。[二]且许法人以航行红河之权，以为报酬。然越南人从同法国订约之后，依旧到清朝来朝贡。而且东京一方面，实在是越南人权力所不及（全在黑旗军手里）。而越南人虽为法国兵力所迫，心上仍存一排外的念头，很想联合黑旗军，击退法人。以致红河仍旧不能通航。公元1882年，法国就发兵占据河内。刚刚这时候，嗣德王又死了。大臣阮其祥，连废了佚国、瑞国二公，而立建福王。法人乘机以兵逼顺化。明年，立条约二十八条，以越南为保护国。
清朝非但不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而且并没承认越南为独立国。于是一面派兵出镇南关，帮助黑旗军，驱逐法人。一面由驻法公使曾纪泽对法国提出抗议，要求其撤退东京方面的兵。而法国也强硬答复，申言若在东京遇见中国兵，开战的责任须由中国负之。公元1884年，光绪十年。三月，中法兵在东京方面，发生冲突。法军占领北宁，我兵退守红河上流。这时候，曾纪泽主张强硬对付，而在总署里的李鸿章，殊不欲多事，乃在天津和法国订结条约。承认越南归法保护，且撤退中国的兵。驻扎谅山的兵，还没得到撤退的消息，法国倒要来收管谅山了。两军又起冲突，法军大败，死伤颇多。就要求中国人赔偿损失一千万镑，中国也不答应，于是战端再开。法提督孤拔（Admiral Courdet）以海军攻台湾。刘铭传扼守基隆，法军不能克，乃转攻福建。把中国的兵船，打沉了十二只；又将福州船厂轰毁。然孤拔旋病死，而陆军攻击镇南关的，又大为冯子材所败。子材直追到谅山。法军屡战不利，公元1885年，乃再和中国订结条约。法允不索赔款，而中国承认法越所订一切条约。越南的宗主权，就此断送掉了。
缅甸的西界，是阿萨密和阿剌干，再西，就是英领的孟加拉了。公元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缅酋孟驳卒，子孟云嗣，吞并阿剌干之地。阿刺干人谋独立，缅人攻之，侵入孟加拉，才和英国人龃齬。后来阿萨密内乱，求援于缅，孟云借赴援为名，占据其地。阿萨密又求救于英。公元1824年，道光四年。英缅开战，缅人大败，割阿萨密、阿剌干、地那悉林以和。嗣立数主，皆和英人不睦，屡次虐杀英商民。公元1852年，咸丰二年。英缅再开战，缅人大败。英人占据白古，乃总名前后所得地为英吉利缅甸，以属印度。缅人失了南出的海口，伊洛瓦底江两贸易大减，国用日蹙，屡谋恢复。公元1885年，为英人所灭。
后印度半岛三国中，只有暹罗最为开通。公元1851年，咸丰元年。自进而与英、法、美订约通商，且务输入西方的文化。英国既灭缅甸，想占据湄公河上流，以通云南。法国也借口湄公河以东之地曾属安南，要求暹罗割让。暹罗人不肯，法国就进兵河上，逐其守兵。又封锁湄南河河口，进逼其都城曼谷。公元1893年，光绪十九年。暹人乃割湄公河左岸地及河中诸岛属法，并允右岸二十五哩以内及拔但邦、安哥尔两州不置戍兵。英人怕法人势力太盛，和法人协商，以湄公河为两国界限。湄南河流域为中立之地。萨尔温江以东，马来半岛诸部，为英势力范围，拔但邦、安哥尔、赖脱诸州，为法势力范围。后来又订约，以湄南河为两国势力范围的界限。
藩属既然尽失，自然要剥床及肤了。原来英法的窥伺西南，也由来已久。公元1873年，英使再三要求，许英人派员入藏探险。中国不得已，答应了他。公元1875年，英国就派员从上海经长江，走云南入西藏。到腾越，为土人所杀。于是公元1876年，李鸿章和英使在芝罘订结条约，除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重庆诸口岸外，仍准英人派员入藏。到中法战后，中国和法国订结条约。许在劳开以上，开通商口岸两处，并允南数省筑造铁路，必须聘用法人。公元1887年，总署和法公使订立界约五条、商约十条，开了龙州、蒙自、蛮耗三处，并允中国关于南部及正南部，不论和哪一国订立条约，法人均得利益均沾。英并缅甸之后，中国承认了；并许派员会勘滇缅边界，另订边境通商专约；而乘机要求英人取消派员入藏。英人也答应了。到公元1894年，驻英公使薛福成，和英外部订立《滇缅界约》和《通商条约》，允许英人在蛮允，中国人在仰光，各设领事。孟连、江洪两处，中国允不割让他国；而英人许中国人在伊洛瓦底江，自由航行。谁知公元1895年，奕劻和法公使订立《中法界约》和《通商续约》，竟轻轻的把江洪割给法国了——并以河门换蛮耗，而加开思茅。云南、两广开矿，矿师必聘法人。越南铁道，得延长至中国境内。于是英人责中国背约。公元1897年，又和中国订立条约，以腾越或顺宁代蛮允；于思茅得设领事，并许在云南境内筑造铁路相接。
越南系图据日本牧山清武藤虎太，长谷川贞一郎同编《万国读史系谱》
第三节 中日甲午之战和朝鲜的丧失
以上两节所说，都是清朝丧失藩属的事实。案《清朝全史》第七十八章说：法国订约申明越南为独立国时，本要把他做保护国的。
安南全权大臣尚书黎循……曰：“保护国者，内政外交不能自专之谓也。我安南自古迄今，均为独立国，无受制他国之事”……法少将裘普列诘之曰：“……然则朝贡于清廷者，果何说邪？”……黎循与阮文祥辩之曰：“……是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况吾国使臣往复，亦只进方物；而内政外交，初不受清朝干预；尤可为独立自治之证。”裘普列乃削去法国保护等字，而代以独立之名。吾人征两国全权之辩难，则“清国对于外藩宗主权之实质及意义”，可以推测而知。据安南全权之言，则中国之宗主权，不过全盛时代，粉饰帝王之威仪……然竟谓清朝历代对于外藩之用意，止于如斯，则又不然。试一检视康熙雍正乾隆间之上谕，可知清国视此等属国，为其屏藩……屏藩云者，所以免中国本部边境受直接之侵蚀耳……据中华书局译本。
中国对于外藩宗主权的实质及意义，是否如此？这个问题很大，不是一时能决断的。而因藩属丧失，以致中国边境受直接的侵蚀，则确是事实。而朝鲜的丧失，关系尤大。现在要明白中国丧失朝鲜的真相，却不可以不略知道朝鲜近世的历史。
朝鲜人的好事党争，已略见上篇第一章第四节。却到近世，党争和外戚之祸，并为一谈，就为患更烈。
朝鲜外戚之祸，起于纯祖时。纯祖即位，公元1801年，清仁宗嘉庆六年。年方十一岁，太后金氏临朝，金氏始执政权。纯祖晚年，命子昊摄理国政。昊妃赵氏，亦颇干预政事。由是金、赵二氏互争。昊死在纯祖前。纯祖死后，昊的儿子宪宗立。公元1834年，清宣宗道光十四年。金后仍垂帘，而实权颇入于赵氏之手。宪宗没有儿子，死后，金氏定策，迎立哲宗。公元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权势复盛。哲宗亦没有儿子，死后，宪宗之母决策迎立李太王。公元1863年，穆宗同治二年。朝鲜称国王之父为大院君，大院君向来没有生存的。宪宗之母，因为决意要立李太王，就破坏这个先例，而且授昰应以协赞大政的名目。后来赵氏又和他不协。大院君的哥哥兴宣君昰应，昰应的儿子载冕，亦要排斥大院君。李太王的妃闵氏，又要想参预政权。大院君孤立无助，公元1873年，同治十二年。只得称疾罢政。闵氏代执政权。然而实际上，大院君决不是甘心退让的。
日本丰臣秀吉的平定国内，亦已见上篇第一章第四节。秀吉死后，二传而为德川氏所灭。德川家康为征夷大将军，颇讲求文治。日本自幕府专权以来，人不复知有王室。及是，读书的人多了，“尊王”之论渐盛。从西人东渐以来，日本人很可恶他传教。德川氏得政以后，始终守锁国主义。咸同之间，英、俄、美等国，遂次第以兵力强迫日本人通商。幕府是执掌政权的人，知道势不可敌，只得虚与委蛇。而全国舆论，颇多不以为然。于是“攘夷”之论复起。当时列藩之中，颇有主张攘夷的；王室亦以攘夷为然。于是“尊王”、“倒幕”、“攘夷”并为一谈。处士的运动大起，列藩也渐渐的不受幕府节制。公元1864年，同治三年。大将军庆喜，就只得奉还政权。朝廷要令其纳土，庆喜举兵拒命。旋为王室讨败，复降。幕府既亡，诸藩亦相继纳土。封建之制，至此变为郡县，就可以设法图治了——攘夷之论，其初虽极愤激，后来也知其势不可行。幕府既倒之后，遂转而一变方针，以成“维新”之治。
琉球自明以来，即两属于中日间。日本废藩置县之后，把他的王废掉，以其地为冲绳县。公元1879年，光绪五年。中国和他交涉无效，亦遂置之，是为日本夺我藩属之始。
西学的输入朝鲜，事在明末，是由中国间接输入的。朝鲜人颇为欢迎，而亦不悦其传教。于是信教有禁，而对于西学则否。哲宗时，见英法联军攻破中国京城，大惧，自是锁国之志渐坚。公元1866年，同治五年。俄国派兵舰到元山津求通商。有人献议于大院君，说法远俄近，不如联法以敌俄。大院君颇以为然，乃派人到中国，招还从前赶去的法教士。后来主意又变，把他尽数杀掉。驻北京的法公使，以此诘责中国。中国说：朝鲜的内政外交，中国向不干预。法使就自己发兵六百，兵船七只，前往问罪，攻破江华。朝鲜发兵抵敌，法兵大败。公元1871年，美国又以兵船五只，溯航汉江，亦被朝鲜人拒却。大院君由是志得意满。十年之中，杀掉教徒二十多万。从丰臣秀吉死后，日本仍和朝鲜通好。哲宗时，朝鲜持锁国主义。而日本人和欧美通商，朝鲜人颇疑心他，由是交聘中断。日本维新后，差宗重正前往修好。朝鲜人因他国书换了样子，拒而不受。日本又差花房义质前往，花房义质着的是汉装，朝鲜人格外不悦，把他严词拒绝。日本人大怒，西乡隆盛等遂唱征韩之议，事情没有成功。
当美国兵船受朝鲜人炮击时，亦来诘问中国。中国人说：朝鲜的内政外交，中国向不干涉。于是公元1872年，同治十一年。日本差副岛种臣到中国来，问总署道：中国人对美国人说：朝鲜的内政外交，中国向不干涉，这话真的么？总署说真的。公元1875年，光绪元年。日本军舰走过汉江，江华岛的兵开炮打他。日本差人质问朝鲜。这时候，朝鲜闵氏握权，渐变其锁国主义。李鸿章也对他们说：一味锁国，是办不到的；不如利用各国的力量，互相牵制。因而劝他同日本修好。朝鲜就和日本订约十二条，约中申明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同日本往来，一切礼节尽皆平等，并得派公使驻朝鲜。于是朝鲜新进之士，颇有想仿效日本，变法自强的。而在朝的人，不以为然。新旧两党的争持，就权舆于此了。后来朝鲜又想练兵，请了个日本中将做教授，因而裁汰旧兵。
公元1883年，光绪九年。被裁之兵作乱，奉大院君为主，袭击日本使馆，把聘请来的陆军中将杀掉。闵妃逃到忠州山中，教朝鲜王求救于中国。李鸿章派吴长庆带兵前往镇定，把大院君提来，囚在保定。三年之后释放。于是朝鲜又和日本订约六条，修好续约两条，许日本驻兵京城。大院君去后，闵氏仍执政权。新进之士，忿激更甚。朝鲜国小，就分为“事大”、“独立”两党：事大党要倚赖中国，拒绝日本；独立党则想引日本为同调。公元1884年，独立党金玉均、洪英植等作乱，攻王宫，害闵妃。这时候，吴长庆还在朝鲜，代他讨定。这一次的事情，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颇有和乱党通谋的嫌疑。列国舆论，大不谓然。日本不得已，把他革职召回。明年，日本差伊藤博文到中国来，和李鸿章在天津订约。约明中日两国驻扎朝鲜的兵，同时裁撤；以后如要派兵，必须互相照会。中国和日本，对于朝鲜，就立于同一的地位了。哲宗时，忠清道人崔福述，创立“东学党”，以兴东学，排西教为名，颇有妨害治安的行为。朝鲜人把崔福述杀掉。而其余党，遍布于全罗、庆尚、忠清诸道，到底不能禁绝。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东学党作乱。朝鲜求救于中国。中国派兵前往，乱事已平。同时照会日本，日本亦派兵前往。于是中国要求日本人撤兵，日本人不肯，而要求中国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中国亦不答应。两国的交涉，就由此而决裂了。
日本人同中国人的交涉，起于公元1874年。同治十三年。因为有几个日本人，航海遇风，飘入台湾，为生番所杀。日本人诘责中国，总署说：生番是化外之民，请你自去问他。日本就发兵入台湾。中国也在福建备兵，打算渡海。日本人有些胆怯，就渐渐的软化了，以抚恤了事。这一次，却是处心积虑打算来同中国开衅的了。而李鸿章仍一味托大，靠着英俄调停，以为可以无事。战端一开，事事皆落人后。胜负之数，就不待言而可决了。谈判既无头绪，日本兵就据朝鲜京城，令大院君主国事。六月二十一日，我国的兵，则叶志超守公州，聂士成守成欢驿。马玉昆、左宝贵、卫汝贵的兵，还没有到。日本一面令海军击沉我国运械的高升船，一面发兵攻击聂士成。聂士成退走公州，和叶志超都退到平壤，和马玉昆、左宝贵、卫汝贵等续到的兵合。八月，日本陷平壤，左宝贵死之，诸军退渡鸭绿江。海军亦败于大东沟。入旅顺修理，或退到威海卫，自此蛰伏不能出。日军渡鸭绿江。宋庆总诸军守辽东，屡战皆败，九连、安东、宽甸、凤皇城、岫岩，次第陷落。宋庆退守摩天岭。日本第二军又从貔子窝登陆。十月，陷金、复、大连，攻旅顺。宋庆把摩天岭的防御，交给聂士成，自率诸军往援，不克。旅顺陷落，日军遂陷海城。宋庆把大军分布在从山海关到锦州的路上，日兵乃分扰山东。十二月，陷荣城。明年正月，攻破威海卫，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军舰降敌，而自己服毒身死。山东巡抚李秉衡，从芝罘退守莱州。日军遂陷文登、宁海。二月，日本一、二两军，并力攻辽东。营口、盖平皆陷。辽阳、奉天，声援全绝。日本舰队，又南陷澎湖，逼台湾。中国不得已，以美公使调停，派张荫桓、邵友濂到日本去议和，给日本人拒绝。乃改派李鸿章前往，定和约于马关，其重要条款是：
[一]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
[二]割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
[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四]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许日本人于内河通航。
条约既定，俄德法三国出而干涉。日本不得已，才许中国把银三千万两赎还辽东。台湾人推巡抚唐景崧做总统，总兵刘永福主军政，谋独立。不多时，抚标兵变，景崧逃走，日兵遂陷台北。永福据台南苦战，到底不敌，内渡，台南亦亡。中日战争，姚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颇为翔实，可以参考。
第四节 教士保护权的变迁和德据胶州
藩属完了，就真正要剥床及肤了。光绪一朝的朝局（内而练兵，外而交涉），差不多是李鸿章一个人主持的。参看第四章第二节。所以中日之战，有人说日本人不是和中国打仗，简直是和李鸿章一个人打仗。李鸿章半世的心力，都花在练兵和交涉上头（虽然也举办别样新政，只是为达强兵的目的的手段），忽然给一个向来藐视他为小国的日本打败，如何不气？就一心想报仇，就不免有些急不择路了。公元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行加冕礼，李鸿章前往道贺。就和俄国人订结密约，许俄人筑造东省铁道，并许租借胶州湾为军港。密约不曾宣布，而意外的变故又起了。原来中国对于传教徒身体、财产、宗教上惯例的执行的切实保障，都规定在公元1858年咸丰八年的《中法条约》上。这条文中所规定的，是“欧洲教士”，不是法国教士，所以以后欧洲到中国来传教的教士，都由法公使独任保护之责（游历内地的“照会”，也都由法使馆发给。遇有教案，总是法公使独当交涉之冲，中国人颇以为苦）。其中尤甚的，就是公元1870年，即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这件事，因有个拐匪在天津被破获而起。当时“教党迷拐幼孩，挖眼削心”的谣言大盛，人民就群起而焚毁教堂，并且把法国领事丰大业打死。这时候，曾国藩做直隶总督，和法公使交涉。
法公使要把天津知府、知县偿命，国藩不答应。交涉的结果，乱民正法的十五人，军流的二十一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都遣戍。这件交涉，并没丧失别种权利，比后来的交涉究竟还强些。而当时的人，还沸沸扬扬，大不以曾国藩为然。这件交涉的结果，国藩的名望，几乎为之大减——而北京陷落之后，法国人又在京城里造了一个教堂，以为《天津条约》的纪念。其影子，恰恰落在清朝的皇宫里。日曜日祈祷唱歌之声，在宫里也听得逼真。孝钦皇后觉得心上很多感触，要想除去了他，而又无法可想。警敏的德国公使，不知怎样，把这件事打听到了。就对李鸿章说：教士是得教皇管的，要想他拆掉教堂，只要和教皇交涉僦得了。李鸿章一想，不错。
历来教案的交涉，都很受法公使刁难；傥使换了和罗马教皇交涉，教皇是没有兵船，没有大炮的，就不至于如此棘手了。就派赫德手下的一个英国人，去见教皇，运动他派公使到中国来。教皇听得东方最大最古的中国，传教的事务，一旦归他直辖，如何不喜欢呢？然而法国不以为然。教皇是没有兵船，没有大炮的。在欧洲也要靠法国的保护，如何敢十分违拗法国的意思？此事就成为画饼。然而德国人要想破坏法国人“这种专有的保护权”的念头，始终未息。这时候，德国恰有两个教士在山东传教。公元1887年，光绪十三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起而自任保护之责，以后德国教士游历的照会，就在德使馆领取。关于德国的教案，也要和德国人直接交涉了。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山东杀掉两个德国教士。德国就以兵舰闯入胶州湾（这件事情，欧洲的舆论，有说他是海盗行为的）。明年春，订租借九十九年之约。
胶州湾突然给德国人占去了，俄国人却怎样呢？就和中国人再行订约，租借旅顺、大连湾。东省铁路，并得造一支路以达旅顺。英国人也租威海卫以为抵制。法国又以兵船突入广州湾，然后议租借之约。而筑路、开矿等事，又纷纷而起。中国人到此，也就不能不醒了。
【第四章】清朝覆亡和民国的兴起
第一节 革新的原动力
中国的变法，来源是很远的。原来从秦朝统一以后，直到西力东渐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状况没什么根本的变更。而从中古以来，屡次受外族的征服；到清朝入关，这种现象，已反复到第五次了。五胡、辽、金、元、清。而治化的不进，民生的憔悴，还是一言难尽。物穷则变，到这时候，中国思想界，便要起一个根本上的变动了——便是对于向来社会的组织，根本怀疑。却是这时代，闭关独立，并没有外国的情形可资比较。怀疑于当时的社会组织，要想从根本上改革，求一种参考的资料，就只得求之于古。所以当明末清初的时候，社会上就发生了两种思想：
[一]觉得向来支配社会的义理（社会上人人承认的），并无当于真理。向来所视为天经地义的道理，到此便都要怀疑。如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原君》等篇，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这是精神上的。
[二]其在物质上，则觉得当时所行的治法，彻底不妥，无可修改；欲图改善，非从根本上变革不可。就有极端复古之论。当时主张封建的人，便是这一种心理。顾亭林的《封建论》，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吕晚村、陆生枘等，也是主张封建的）。封建原是不可复的事情，然而至于疑心到郡县，几乎要主张封建，就真可算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组织根本怀疑了。
有了这一种趋势，就是没有西力东渐的事实，中国的社会慢慢儿也要发生根本上的变动的；不过变得慢些，又不是现在这种变法罢了。
宋学在当时，是支配全国人心的。东汉以来儒家的道理，虽不和宋学一样，究竟还同宋学相近。清朝时候，因人心都有上述的趋向：始而汉学发达，对于宋朝人的话怀疑；继而汉学之中，又分出今文和古文，对于东汉之学也怀疑。至于疑心到东汉之学，定要追求到西汉，就有许多义理和现社会所行是格不相入的。人心上就生了极端的变动了。
至于具体的办法，要提出方案，却不是一时办得到的事情。恰好这时候，西力东渐，和西洋人的社会渐渐的接触多了，关系密了。始而认识他的社会和我们组织不同；继而认识他那种组织，我们实在不可不仿效。于是改革之事，就起了轩然大波。
所以近世的改革事业，来源是很远的，蓄势是很久的。这种变动，不发则已，一发之后，就如悬崖转石（看得他似乎也有顿挫，其实算不得什么），非达到目的不止。所以现在正是个变动的时代；正是个变动了，方在中途的时代。要讲什么保存国粹，什么变动得不可太快，都是白说掉的话——这个无关于是非，且亦无所谓是非，只是大势如此。本节请和第五章第八节参看。
第二节 咸同光三朝的朝局
但是虽然如此，变革之初，总还是发端于政治上。那么，我们要讲近世中国的变革，就不得不托始于戊戌政变；要明白戊戌政变，就不能不晓得咸同光三朝的朝局了。
文宗即位之初，颇为振作。这时候，承五口通商屈辱之后，主持和议的人，颇不为清议所与。而国家经过这一次大创，当时议论政治的人，也觉得有刷新的必要（自然不是要效法西洋）。文宗于是把耆英、穆彰阿等斥退，前经贬谪的林则徐等起用。又下诏求直言，通民隐（当时应诏陈言的很多）。总算有振作的意思，而且是能顺从当时舆沦的趋向的，所以海内翕然，颇有望治之意。无如前此的乱源，种得太深了，一时间收拾不来。即位之初，太平军就已起事，连年用兵，未能平定。英法交涉，更为棘手。就此弄得心灰意懒，抱着个“且乐主人”的观念，就不免纵情声色。于是载垣、怡亲王，允祥之后。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肃顺，端华的兄弟。一面引导他游戏，一面结党揽权。这三个人，也不是绝无道理的近幸，其中肃顺尤有才具。恭亲王和这三个人的起仆，咱们也只认他是满洲亲贵争夺政权的事情，用不着替他分什么是非曲直。况且恭亲王究竟是个无能为的人，傥使当时争夺的结果，肃顺等获胜，后来的内政外交，许反要好些。兴科场之狱以立威等，自然是他的坏处，也只是手段之拙。这种事情，在君主专制时代，是历来权臣公共的罪恶，不能因此一笔抹杀。军机处的权柄，渐渐的移于宫中，暗中就只在这三个人手里。端华、肃顺始末，请参看薛福成的《庸庵笔记》。
文宗从公元1860年逃到热河之后，就没有回京。明年死了。载垣、端华、肃顺等就矫遗诏，自称辅政大臣，当时辅政大臣，共有八人。禁遏在京王公，不叫他们奔丧（这就是忌恭王前去的意思）。然而在京留守的恭王，也不是没人附和他的。当时的政治中心，就分为两处：一处在热河，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为中心；一处在北京，以恭亲王为中心。
文宗正后钮祜禄氏孝贞后。无子。妃那拉氏孝钦后。生穆宗。当时还只八岁，就有御史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派近支王公辅政。而恭亲王也乘机走到热河，“得间独见”两太后，密定回銮之策。恭亲王先行，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和载垣、端华另从间道入都。到京之后，趁他猝不及防，把他两个捉下，肃顺也被执于途。旋杀肃顺，赐载垣、端华死。两宫同时垂帘听政，而以恭亲王为议政大臣。
清朝的歧视汉人，虽不如元朝之甚，然而从道光以前，汉大臣实在没有真握大权的。至于兵权，尤不肯轻易落在汉人手里。当时有大征伐，带兵的总是满人。却到文宗时候，满人实在不中用了。军机大臣庆祥，就竭力主用汉人。肃顺虽然专横，却极爱才。胡林翼的巡抚湖北，曾国藩的总督两江，都是他所保荐（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里被人参劾，几乎大不得了，也靠肃顺一力保全）。恭亲王虽和他是政敌，而这种宗旨，也始终没有改变（以事势论，却也无从改变）。到底能平定太平军、捻军和回部，号为中兴。然而从此以后，满洲的朝廷，就不过抱着一个半名，寄居于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维系天下的能力了（当时满洲政府，也未尝不忌这班人。所以太平军才平，就把湘军遣散。然而湘军才散，淮军又起。以后内政外交的重心，仍旧集中到李鸿章身上）。因中央政府的没有实力，以后并且渐渐的变成“外重”的趋势。
其在宫廷之内，则孝贞皇后本是个庸懦不堪的人。虽然垂帘，不过徒有虚名。一切实权，都在孝钦手里。穆宗虽是孝钦后所生，却和孝钦不甚协。关于国事，孝贞后差不多全不过问；至于家事，却偏要问问信。公元1872年，穆宗年已十八岁了，就有大婚问题发生。孝贞后主张崇琦的女儿，孝钦后主张凤秀的女儿。两宫相持不决，乃命穆宗自择。穆宗拣了崇琦的女儿。孝钦不悦，禁止他到皇后宫里去。穆宗郁郁不乐，就此出去“微行”，因而传染了病。公元1874年，死了。明年，皇后绝食自杀。
清朝当世宗时候，定“储位密建”之法。皇帝将拟立的儿子，亲自写了名字，密封了，藏在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殿匾额之后。高宗时，又定立嗣不能逾越世次。从高宗的儿子一辈起，以“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阖、增、秩”十二个字命名。穆宗是载字辈的人，死后无子，应当在溥字辈中选立。然而[一]者，孝钦不愿意做太皇太后。[二]者，德宗的母亲，奕的福晋，是孝钦的妹子。[三]者，德宗年止四岁，便于母后专权。于是孝钦就决意选立了德宗。两宫从公元1873年穆宗大婚之后归政，到此不满两年，却又垂起帘来了。
孝钦本不是十分安分的人（当穆宗时候，便宠任了太监安得海，违反祖制，叫他到山东去。这时候，山东巡抚是丁宝桢，颇为骨鲠。就把他捉住，奏请正法，孝钦无如之何）。然而当穆宗初年，乱事还未平定，不敢十分怠荒。又孝贞是文宗的嫡后，虽然不懂得什么事，孝钦总有些碍着他。到德宗初元，乱事已定，自谓中兴之业已成，便不免有些骄侈。公元1881年，孝贞后又死了，格外肆无忌惮。于是乘中法之战，罢恭亲王，而反命军机处有什么事情，同个幼稚无知的醇王商办。又宠太监李莲英，修颐和园。一切用度，都十分奢侈（当时的海军，固然练得不好，然而海军衙门经费都给孝钦用掉，以至不能整顿，也是失败的一个大原因），就不免政以贿成。用人行政，都渐渐的腐败起来了。德宗于公元1889年大婚，孝钦循例归政；然而实际上，什么事情，都还要参与；德宗毫无实权。德宗是个英明的君主，加以这时候外交迭次失败；至中日之战，而形势大变；更加以俄订密约，德据胶州，形势更为紧急，不得不奋然英断，以定变法之计。而戊戌、庚子种种的变故，就要相因而至了。
第三节 戊戌政变和庚子之乱
从戊戌以前，中国人对外的认识，可分为四期：
[一]教士的译著书籍，是从明朝就起的。然而除掉天文、算学之外，竟毫不能得中国人的注意——便看见了，也不信他。譬如纪昀修《四库总目》，对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提要上就疑心他是说的假话，世界实在没有这么大——这个是毫无认识的时代。
[二]到五口通商之后，而中国人始一警醒。于是有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江上蹇叟所著的《中西纪事》等出来。对于外国的情形，稍稍认识。然而这时代，所抱着的，还是闭关的思想；所讲求的，还是把守口岸，不给洋人攻破等等法子。这是第二个时代。
[三]太平军的平定，在清朝一方面，实在借用一部分的外国兵力的。其事起于公元1860年，上海为匕首党徒刘丽川所陷。法兵助官兵收复县城。这时候，英人久经组织义勇团，以为保卫租界之计。各处富人，聚集上海的颇多，也共同集赀，与外国人合筹保卫之法。于是美人华尔（ward）、白齐文（Burgevine），始募欧洲人一百，马尼亚人二百，组织成一队，名曰常胜军。华尔死后，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代为统带。克复太仓、昆山，并随李鸿章攻克苏州。中兴诸将，亲眼看见过外国兵的，知道中国的兵力，确非其敌。于是乱平之后，就要注意于练兵。设船政局、制造局，开同文馆、广方言馆，选初幼童留学美国，以至兴办铁路、汽船、电报等事，都是如此。这是第三个时代。
[四]这种办法的弱点，经中法之战而暴露出来，中日战后，更其尽情暴露。当时自然有一班比中兴名将时代较后，和外国接触较深，知道外国内情较真实的人。但是这种人，在中国社会上，不易为人所认识。到中日之战，中国人受了一个大大的刺激；而当时主张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又是长于旧学，在中国社会上，比较的容易被人认识的人。变法的动机，就勃发而不可遏了。
康有为是一个今文学家，他发明《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说汉以来的治法，只是个小康之法。孔门另有大同之义，所以能决然主张变法。可参看康氏所著《春秋董氏学》。清朝一代，是禁止讲学的；所以学士大夫，聚集不起来。却到了末造，专制的气焰衰了，人家就不大怕他。有为早岁，就到处讲学。所以他门下，才智之士颇多，声气易于鼓励。
有为是很早就上书言事的。中日之战要讲和的时候，有为亦在京都，联合各省会试的举子，上书请迁都续战，并陈通盘筹划变法之计。书未得达。嗣后，有为又上书两次。德占胶州时，有为又上书一次。共计五次，只有一次达到，德宗深以为然。中日战后，有为创强学会于京师，要想聚集海内有志之士，讲求实学，筹划变法之计。旋为御史杨崇伊所参，被封。其弟子梁启超等，乃设《时务报》于上海，倡言变法之义。大声疾呼，海内震动。一时变法的空气，弥漫于士大夫之间了。
德宗亲政以后，内受孝钦后的箝制；外面则有不懂事的恭亲王，从同治以来，久已主持朝政，遇事还得请教他。其余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也都是顽固不堪。只有大学士翁同龢，是德宗的师傅，颇赞助变法之议。公元1898年，恭亲王死了，德宗乃决计变法。四月，下诏申言变法自治之旨，以定国是。旋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自五月至七月，变法之诏数十下。然而给一班顽固的人把持住了，一件事也办不动。八月初六日，孝钦后突然从颐和园还宫，说德宗有病，再行临朝。说新党要谋围颐和园，把康有为的兄弟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杨深秀六个人杀掉。有为、启超逃走海外，于是把一切新政，全行推翻。参看近人所著《戊戌政变记》。
太后阴有废立之意，密询各督抚，各督抚都不赞成。外国公使，也表示反对之意。太后要捕拿康、梁，而外国照国事犯例保护，不肯交出。康有为立保皇会于海外，华侨响应，也时时电请圣安，以阻止废立。太后骂报馆主笔都是“斯文败类，不顾廉耻”，要想概行禁绝；而在租界上的，又办不到。于是太后痛恨外国人，就起了一个排外之念。太后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原是豫备废立的。虽然一时不能办到，而载漪因此野心勃勃。当时满大臣中，像荣禄、刚毅等，又存了一个排汉的念头。（荣禄说：练兵本不是打外国人，是为防家贼起见。刚毅说：宁可把天下送给外国人，不要还给汉人。）汉大臣徐桐等则顽固不堪（徐桐至于疑心：除英、俄、德、法、美、日等几个强国外，其余的外国，都实无其国。都是一班新党，造了骗骗人的）。朝廷上头，布满了腐败污浊的空气，恰又有一个义和团，顺应他们的心理而发生，就要演出古今未有的怪剧了。
义和团怎会得大臣的信任？究竟是堂堂大臣，怎会信任起义和团来？其中也有个原故。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种种的吃亏，自然是不待言而可知的了。有些不忿，想要振作图强，原也是人情。然而图强的方法，却就很难说了。“蹈常袭故”之世，“读书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何况处前此未有的变局；再加以揎拳勒臂的，又是一班毫无知识的人？专制之世，人民毫无外交上的常识，是不足怪的。却又有一种误解，很以一哄的“群众运动”为可靠。像煞交涉的吃亏，是官吏甘心卖国，有意退让的。傥使照群众运动的心理，一哄着说“打打打！”“来来来！”外围人就一定退避二舍的了。这种心理，不但下流社会如此，就号称读书明理的人，也多半如此（在庚子以前，怕竟是全国大多数的心理）。所以总说官怕外国人，外国人怕百姓，这便是相信义和团的根源。至于义和团的本身，则不过是个极无智识的阶级中人，聚集而成。只要看他所打的旗号“扶清灭洋”四个字，是说的什么话？——做盗贼也要有做盗贼的常识，傥使会说兴汉灭满，就够得上做盗贼的常识了。说“扶清灭洋”，就连这个也够不上。
义和团是起于山东的。公元1899年，毓贤做山东巡抚，非但不加禁止，而且颇加奖励。于是传播大盛，教案时起。毓贤旋去职，袁世凯代为巡抚，痛加剿击。义和团都逃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又非常欢迎他。载漪、刚毅、徐桐等，就把他召入辇毂之下，称为义民。于是义和团大为得意，公然设坛传习。焚教堂、杀教士、拆铁路、毁电线，甚至携带洋货的，亦都被杀。
京津之间，交通断绝，外国公使向中国政府诘问。中国政府，始而含糊答应，继而董福祥以甘军入都，于是公然下诏，和各国同时宣战。又下诏各省督抚，尽杀境内外人（幸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各省，不奉伪命；且和各国领事订保护东南的条约。所以东南得以无事）。派董福祥的兵，会同义和团，攻击各使馆。从中也有暗令缓攻的，所以没有攻破。而德公使克林德、日本书记官杉山彬，都被戕。不多时，英、俄、法、德、美、日、义、奥八国的联兵到了，攻破大沽。聂士成拒敌天津（这时候，义和团骚扰得更不成样子了。聂士成痛加剿击，义和团大恨。士成和联军交战，义和团反从而攻其后。直隶总督裕禄，是深信义和团的，又遇事掣士成的肘。士成恨极，每战辄身临前敌），战死了。裕禄兵溃自杀。巡阅长江大臣李秉衡，发兵入援，也兵溃而死。太后和德宗，从居庸关走宣化，逃到太原；旋又逃到西安。联军入京城，又派兵西至保定，东至山海关，以剿击义和团。直隶省中，受蹂躏的地方不少，京城被荼毒尤酷。
这时候，李鸿章方做两广总督，乃调他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庆亲王奕劻同为全权议和（鸿章死后，代以王文韶）。外人要求惩办罪魁，然后开议。于是杀山西巡抚毓贤；黜载漪爵，遣戍新疆；褫董福祥职；刚毅先已自尽，仍追夺其官；其余仇外的大臣，也分别议罪。明年，和议成。
[一]赔款四万五千万两——金六千五百万镑。
[二]派亲王大臣，分赴德、日谢罪。
[三]许各国驻兵京城，保护使馆。使馆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
[四]拆毁天津城垣，和大沽口炮台。
[五]各仇教州县，停止考试五年。
这一年八月里，太后和德宗就回銮。回銮之后，自觉得难以为情了，乃再貌行新政，以敷衍天下。然而这种毫无诚意的变法，又哪一个信他呢？
第四节 满蒙藏的危机（上）
庚子之变，所闯下来的祸，还不止以上所说的呢！原来关东三省，是清朝的老家（其实也算不得他的老家，因为辽东西本来是中国的郡县）。清朝入关以后，还想把他保守着（傥使老家给汉人占据起来，他就无家可归，真正在中原做了客帝了）。而东三省的形势，和蒙古的关系，又很为密切的。所以想把这两处，通统封锁起来。关东三省中，只有少数的“民地”，此外就都是“旗地”和“官地”。汉人出关耕垦，是有禁的。蒙古亦有旗丁的私有地和各旗公共之地，都不准汉人前往垦种。就汉人前往蒙古经商的，也要领了票据，然后可往。且不得在蒙古住满一年，不准在蒙地造屋。他的意思，无非怕汉蒙联合，要想把汉蒙隔绝了；满蒙却联结一气，以制汉人。然而这种违反自然趋势的命令，到底敌不过汉族天然拓展之力。当康熙时，山东的人民，已经陆续的向关东移住了。康熙时禁令，是极严的，终究是有名无实。到乾隆时的上谕，就说：“这件事，朕也明晓得了。
现在内地人满，而关东地旷，一定厉行禁令，不准他去，又岂是帝王之道呢？朕也就默认了他罢。”难道高宗没有满汉的界限么？不是，他满汉界限的色彩，浓厚得很呢！不过明知道这种禁令，厉行也无益，落得解除掉罢了。汉人移殖关东的，共有三种：一种是因山东东部土地瘠薄，人民渡海而往的。这种人，大约沿奉、吉两省的官道，自南而北。一种是犯流刑的人，在关东成家立业的。一种是咸同离乱之际，出长城到蒙古东部，从蒙古东部而入吉、黑的。乾隆时，默认禁令的解除，嘉道以后，并偶有官自开放，招汉民前往开垦的事。因汉民移住的多了，并且渐渐的设立起州县来。最早的长春厅，设于嘉庆初年。移住蒙古的，则是太平军、捻军兴起，然后大盛的。原来蒙古人有了土地，不大会利用，把地租给汉人而收其租，却是很有利益的。所以清朝虽替他保护土地，禁止汉人前往开垦；而蒙古王公却有私占公地，招汉人前往开垦的。就蒙民，也有愿将土地租给汉人的（到后来，又说土地给汉人占去了，蒙人就穷了。其实汉人何尝白占他的土地来？）。所以从咸同以后，内蒙近边之处，也逐渐开辟。到后来，到底至于设立厅州县。
这种封锁的政策，虽然不能阻止汉人的自然移殖，毕竟把汉人的移殖阻止得缓了许多。现在蒙满之地，还是弥望荒凉，都是这种封锁政策的罪恶。傥使当初不存一“联合满蒙，以制汉人”的谬见，早早把满蒙开放，设法奖励汉人的移殖，到现在，就不敢说和内地一样，怕总比现在的情形充实的加倍不止。决不会有后来抱着满蒙这么一大片的地方，反忧其“瓠落而无所容”的患害。不但如此，汉官昏聩，到底也比什么将军副都统等清楚些（就使官都昏聩，幕里也总有明白的人）。傥使早早招徕汉人，设置州县，沿边的情形，也总要比较好些。像公元1856、1860两年，一举而割掉几千万方里的地方的事情，怕不会有罢？总而言之，从古以来，只听见“移民实边”，没听见“限民虚边”。清朝这种政策，“实在是限民虚边”的。到后来，反又忧其“边之不实”。不知这“边之不实”，是谁弄出来的？所以谋“独占土地”（以及“世界上一切利源”），总是最大的罪恶。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从东省铁路成后，俄人借名保护，沿路驻兵。一种侵略的势力，业已赫然不可侮了（以哈尔滨为陆上的中心，称为“东方的莫斯科”。以旅顺为东方舰队根据地）。偏偏庚子这一年，伪诏排外的时候，黑龙江将军寿山又遵奉维谨，和俄国人开起兵衅来。攻哈尔滨，不克。攻阿穆尔省，又不克。俄人反举兵南下，连陷爱珲、齐齐哈尔，寿山死之。因据吉林、奉天省城，挟将军以令全省。辛丑和议成时，俄人借口与中国有特别关系，不肯置议。回銮以后，要索中国政府另订特约，被日、英、美三国阻止。这时候，各国相继撤兵。俄人迫于公议，无可如何，公元一九零二年三月初一日，和中国订撤兵之约。以六个月为一期：第一期撤奉天，第二期撤吉林，第三期撤黑龙江的兵。到第二期，就并不实行，反把已撤的兵调回。这时候，俄人在东三省的势力，炙手可热。日本人乃提出“满、韩交换”，要求俄国人不干涉朝鲜，日本人亦不干涉满洲。俄国人不听，于是日俄开战——在中国地方交战，中国人反宣告中立——其结果，俄人败绩。旅顺、奉天俱给日人打破，东洋和波罗的海舰队，也都给日人打败了。乃以美国的调停，议和于朴茨茅斯。其结果：
[一]将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割归日本。
[二]将库页岛的南半，割与日本。
[三]旅顺大连，转租于日。
[四]认日本独立经营朝鲜。
从此以后，就发生南北满的名词。东三省的北半，属于俄人的势力范围，其南半，日本人就视为禁脔了。至于朝鲜，则日俄战后，名为改为立宪，（改国号曰韩）实则日本人即置统监于其国，尽夺其一切政权。公元1910年，韩王派代表到万国平和会，陈诉日本的行为。日本人就迫韩王让位于其子，不多时，就宣布日韩合并。
日俄战后，日本派小村全权到北京，和中国订立《满洲善后协约》。由中国承认：将旅顺，大连转租于日，及长春以下的铁路割归日本，并订“附约”十一款。
[一]开凤皇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二]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三]齐齐哈尔、海拉尔、爱珲、满洲里为商埠。
日人所设安奉军用铁道，改为商用铁道——除运兵归国十二个月不计外，以两年为改良工事之期。工竣以后十五年，中国得以收买。
中日合设公司，采伐鸭绿江材木。
于是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资本二亿元。其一亿，由日政府投资，以已成铁路和附属财产充之。其又一亿，名为听中日人共同投资，其实中国人全无资本——以租借地为关东州，设立都督府。
《满洲善后协约》订立于公元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附约中订明以十二个月为日本运兵归国之期；则其工事着手，应在公元1906年年底。乃日本直到公元1909年，才要求派员会勘线路，由邮传部派交涉使与日人会勘。会勘既定，日人要求收买土地。政府委其事于东三省总督锡良。锡良忘了该路路线，日本业与部派人员勘定，忽主张不准改易路线，交涉就起了龃齬。日本遂取“自由行动”的手段，即时动工。中国无如之何，只得由锡良和巡抚程德全与日人补结《协约》。而所谓“满洲五悬案，”也同时解决。满洲五悬案是：
[一]抚顺煤矿。日人主张为东清铁道附属事业。中国人说在铁路路线三十里以外。日本人说：《东清铁路条例》准许俄国人采矿，本没限定里数；而且俄国人所采的矿，大抵在三十里以外。
[二]间岛问题。图们江流域长白山附近的中韩国界，清朝康熙年间，两国共同派员勘定。规定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境界。于长白山（朝鲜人谓之白头山）上，立有界碑。图们江北，中国曾设立敦化县和珲春厅，而人民甚为寥落。同治年间，朝鲜咸镜道民，越江开垦。光绪年间，乃于其地设立延吉厅，课其租税。日本既以朝鲜为保护国，突于公元1907年由统监府派宪兵，设理事官于其地。
[三]新法铁路。从新民府到法库门的铁路，中国拟借英款修造，日本说是南满铁路的平行线，出而抗议。
[四]东清铁路营口支路。系许俄人筑造东清铁路支线（哈尔滨旅顺间）时，暂时敷设，以运输材料。东清支线成后，即行撤去。转租后，中国要求日本。日本怕中国人另行经营，以致营口与大连竞争，抗不肯撤。
[五]吉会铁路。满铁会社设立后，屡次要求新奉吉长两铁路，须借该会社的款项。公元1907年，外务部和日使——林权助——订立新奉吉长两路借款的契约。日人又要求把吉长路延长到延吉与朝鲜会宁府的铁路相接。
以上各问题，经过交涉之后，都成为悬案。安奉铁路自由行动时，日人致中国《最后通牒》说：“限于不妨碍工事，仍望谈判。”并希望“同时以妥协的精神，解决其余诸悬案”。于是公元一九零九年七月，外务部和日使订立各种协约。
[一]承认日人开采——并烟台煤矿。
[二]两国仍以图们江为界。中国仍准韩民在江北垦地居住——该韩民应服从中国法权，归中国地方官管辖裁判。但日本领事或委员，得以到堂听审。日本统监府派出人员，于约成后两月内，完全撤退。开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为商埠。
[三]中国应允要敷设时，先和日本商议。
[四]允许日本于南满铁路限满之日，一律交还。
[五]将来将吉长铁路廷至会宁时，其办法与吉长路一律。至应何时开办，则由中国政府酌量情形，再与日本商议。
这所谓满洲五悬案，差不多全照日本的意思解决。当第[三]个问题解决时，中国要求将来筑造锦齐铁路时，由锦州经洮南至齐齐哈尔，日本不反对。日本也要求昌图洮南间的铁路，归日本承造。其结果，双方把意旨记入会议录中。诸约发表后，英美诸国资本家，颇热心借款，中国因想把该铁路索性延长到爱珲——锦爱铁路。日本也坚持昌洮线的敷设权，以为抵制。并且嗾使俄国；出而反抗。于是锦爱铁路之议又中止。而这一年十二月里，美国人有“满洲铁路中立”的提议，向中、英、法、德、俄、日六国，提出通牒。其办法是：
由各国共同借款于中国。俾中国赎回东三省各铁路，其管理之权在借款未还清以前，由各国共同行使。限于商业运输，而禁止政治军事上的使用，使满洲在事实上，成为中立地带。
此项提议，反以促成日俄两国的联合。日俄两国密商后，提出抗议。英国是附和日本，法国是附和俄国的；德国的关系比较浅薄；美国陷于孤立的地位，提议就全然失败了。
第五节 满蒙藏的危机（下）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东北一方面，既然因日俄的竞争，而弄得如此。西南一方面，却还有因英俄竞争，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呢。原来西藏地方，因地势上的关系，人家本称他为秘密国。清朝对于他，也是取封锁政策。其原因，自然是在政治上。而西藏人所以赞成他的政策，则另有一种隐情。原来西藏地方，最需要内地的茶，都是由特权阶级买了，再卖给西藏人民的。一出一入之间，可以获利无算。傥使对于印度自由通商，因运输上的关系，川茶的生意，定要为印茶所夺。所以西藏的特权阶级，也抵死持着闭关主义。英人的注意西藏，却由来已久。公元1780年，班禅、喇嘛入京贺高宗万寿。印度总督就派人去和他商议印藏通商的事情。班禅说这件事情，须进京之后，奏过皇上，方能决定。后来班禅死在京里，这件事情，也就搁过了。
西藏的邻国，有一个廓尔喀，又有一个哲孟雄。廓尔喀和西藏的关系，前已说过了。至于哲孟雄，则据说：他的国王，本是从西藏来的（其时约当清初）。历代的王妃，都求之于西藏的贵族。人种、风俗、政教，全和西藏相同。上流社会的话，就是两藏话。其关系可谓密切了。公元1835年，英国人才给他年金三百镑，收买他首府附近的土地，作为殖民地。公元1860年，又增加年金一二〇〇镑，获得筑造铁路之权。一方面又再三要求中国，许其派人到云南、西藏间，测勘商路。中国不得已，于公元1873年答应了他。明年，英人玛加理等，由上海经汉口到云南。又明年，走到腾越，为土人所杀。英公使遂乘机要求，迫中国订立《芝罘条约》（光绪二年，李鸿章和英使在芝罘订结的），丧失了许多权利，而附约中仍许英人入藏探测。其后英人要实行，西藏人竭力抗阻。中国觉得交涉棘手，趁认英国并吞缅甸的机会，才于条约上将此事取消——公元1886年。明年，西藏人又派兵到哲孟雄。在哲孟雄和印度交界处，建筑炮台，以阻止英人入哲；并且劝哲王搬到西藏。公元1889年，印度人把西藏的兵打破，逐出哲孟雄境外，并迫西藏人释放哲王回国议和。西藏人无法，只得应允了他。于是英国人在哲孟雄设立统监。又向总理衙门交涉，要求派员会议哲孟雄和印藏通商问题。
公元1890年，驻藏帮办大臣升泰，和印度总督订立条约：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而印藏通商问题，则说后日再议。到公元1893年，才订立《藏印续约》，开亚东关为商埠。然藏人延不实行，印藏间的通商，仍然没有进步。而俄国人在西藏的势力，反而着着进步。
原来俄国人从占据中亚之后，就野心勃勃，更想南下。英人怕其危及印度，也要竭力预防。于是阿富汗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公元1879年，光绪五年。波斯也成为两国的争点。西藏介居其间，自然也不得安稳了。西藏人的思想，是比较简单的，因此容易被人笼络。俄人知道他是这样，就阳为为尊崇黄教，以笼络他。西藏人信以为真，和俄国的感情，一天天好起来。两方之间，遂至互通使聘。公元1902年，达赖十三世何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塞汪曲却勒朗结，又派使如俄，俄人接待他，极为隆重。英人大惧。恰好日俄开起战来了。公元1904年，英国就派兵入藏，直逼拉萨。达赖逃奔青海。英国人和班禅订立和约。
开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
赔偿军费五十万镑——合卢比七百五十万。
撤废从印度到江孜、拉萨的炮台山塞。
西藏承认下列五事，非得英政府的许可，不得办理：[一]把土地租卖给外国人。[二]西藏一切事情，都不得受外国干涉。[三]不得允许外国派遣官员及其代理人入境。[四]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别项权利，都不得许给外国或外国人。[五]西藏一切进款，以及银钱、货物，不得抵押给外国或外国人。
英人要求驻藏大臣有泰签约。有泰电告外务部：外务部复电，令其万勿签字（于是只有西藏代表的官吏同英同人签了约），一面和英国交涉。到公元1906年，才把此项交涉移到北京办理。四月二十六日，由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和英国全权公使萨道义订结《藏印续约》六条，把《英藏条约》算做此约的《附约》。约中声明：“英国不占西藏的土地、干涉西藏的政治。中国也不许别国占据西藏的土地、干涉西藏的政治。”“《附约》中所谓‘外国’及‘外国人’，中国不在其内。”赔款本定七十五年还清；未还清吋，英国得驻兵春丕。其后印督中申明：“减为二百五十五万卢布，分二十五年还清。公元1909年赔款付清，并且商埠开办已满三年后，英国人即行撤兵。”这时候，赔款已由清廷代为付清。英国的兵，也就于这一年十二月内撤退了。
西藏问题喘息方定。蒙古的警告又传来了。原来日俄两国，同意美国“满铁中立”的提议，反得了接近的机会。公元一九一零年六月（公元1910年7月），两国订立《协约》。表面上说是“满洲现状被迫时，两国得以互相商议”。据说，暗中还有秘密的条件，便是：“日本并韩，俄不反对；而俄国在蒙新方面的举动，日本也予以承认。”《协约》成立后，未及两个月，韩国就被并了。到明年正月里，俄国就突然向外务部提出条件。
公元1881年《中俄条约》第十款，许“俄国在内外蒙古贸易，依旧不纳税”。并许“俄国人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和天山南北两路其余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再由两国议定税则。”第十五款又说：“关于通商各款，每十年修改一次，傥或未改仍照行十年。”第一次、第二次期满，都没有改。到公元1911年，又是应该修改之期了。我国就于公元1910年的冬天，向俄国人表示要修改的意思。谁料明年正月，俄国公使就突然提出下列的条件：
国境百里以内，一切物品都为无税贸易——中国向俄国提出的主张，系以百里内的产品为限。
俄人于蒙古、新疆，均得自由移住；且一切贸易，都不收税。
俄人于科布多、哈密、古城三处，设立领事。
伊犁、塔尔巴哈台、库伦、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科布多、哈密、张家口等处，俄国亦有设立领事馆之权；俄国人，有购地建屋之权。
而且同时声明：“中国傥不全数承认，便要取自由行动。”二月初十，居然提出最后通牒，以二十八日为最后的期限。这时候，中国的舆论，颇为激昂。报纸上有许多筹划同俄国人开战的话，然而自然是“徒为壮语”。到二十七日，政府就不得已，全数承认了。
这种无理的要求的提出，固然由于这时候的俄国政府，以侵略为怀；又欺清朝政府软弱，乐得虚声恫喝，取得权利。然而其中也有个原因。原来清朝对于蒙古，是取封锁政策的，不准汉人移殖的，见上节。无如蒙古王公，大多数不能理财，穷得不得了，便把土地向汉商抵借款项。这件事，本是违犯清朝禁令的。俄人却看作清朝政府藉此取得蒙古的土地。曾有俄人著书说：“中国政府用这种政策，六七十年后，全蒙古的土地，都要到汉人手里了。”其实清朝政府，哪有如此远大的计划。俄人却疑心生暗鬼，便也取同样的手段，借款给蒙古人。这都是庚子以后的事情。光宣之间，给中国政府发觉了，不免大吃一惊。忙代蒙人把债还了，土地赎回。俄国人虽然无可如何，却总想“限制中国人经营蒙古，而自己却在蒙古取得广大的权利”。所以有这一项要求的提出，和后来趁蒙古人宣布独立和他结约，限制中国人派兵殖民的举动。其实清朝政府，脑筋里哪曾有过殖民两个字？而且满清政府，还是禁止汉民移殖的。其结果，联蒙制汉的计划，依然并无效果；却把满蒙空虚着，“慢藏诲盗”，以致引强敌侵进来。“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封锁”、“猜防”的罪恶，这可以算做“明效大验”了——关于库伦独立，和西藏达赖背叛的事情，因为方便上，搁到下一篇里再叙。还有两件交涉上较为重要的事情，却附带叙在这里。
其[一]是英国占据片马。英国从占据缅甸之后，公元1894和公元1897两年，两次和中国订立《滇缅界约》。然仅划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南的境界；自此以北，《约》中规定，俟将来再行核定。公元1905年，迤西道和英国驻腾越的领事，曾经会勘一次。依然没有结果。而片马一地，系从缅甸通西藏、四川的要路；滇越铁路，傥然取道于此，尤觉平坦。英国就突然于公元一九一零年十二月，派兵驻扎。中国和他交涉，英国人总说并无占据之意，然而始终延不撤兵。这件事情，如今正在交涉，还没结束。
其[二]是关于中葡澳门划界的事情。欧洲人和中国通商，以葡萄牙人为最早。当明朝中叶时候，葡萄牙人所出入的口岸甚多，然而其人颇有暴行，以致到处被中国人斥逐。到嘉靖三十六年，才纳贿于广东官吏，求租现在的澳门半岛，为晒晾船货和屯积货物的地方。官吏贪贿，允许了他。然而因人民与葡人冲突，以致酿成事端，也是官吏所惧的。到万历元年，就想出一个法子来，就澳门半岛狭处，筑造围墙，限制葡人，出入必由此路，当时原是防闲管理的意思。然而围墙以外，中国人就不啻置诸不问了。然而这时候，葡人还按年缴纳租金。直到五口通商以后，中国国威坠地，葡人就并租金而不纳了。光绪年间，总署因广东贩运烟土的人多藉澳门为护符而漏税，要想取得缉私之权，竟不惜断送澳门，以为交换。
公元1887年，派税务司金登干到葡京，和葡人商订条约，豫立节略四条，其中第二条：中国许葡萄牙人永远居住管理澳门。第三条：非得中国允许，葡萄牙人不得将澳门转让他国。不多时，总署和葡国全权，在北京订立《中葡条约》五十四条。对于豫立节略中的这两条，彼此均无界议。并订明：“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条。其未经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现时情形……彼此均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然而其后“会订界址，特立专条”的事情，始终未能办成，而葡萄牙人却屡次越界侵占。公元1908年，日本船二辰丸密载军火，在澳门附近的海面为中国捕获。葡人竟声言该处并非中国领海（后来由中国军舰，向二辰丸谢罪；并赔偿损失，收买其军火）。于是澳门画界的事情，中国更觉得其切要。公元1910年，中国派云南交涉使高而谦，葡国派海军提督玛喀多，在香港会商，相持不决。后来把交涉移到北京，适值葡国革命，事又中止。这件事情，就到如今仍为悬案。而去年（公元1919年）五月，又有澳门葡兵凌侮中国的人，以致中葡冲突，葡兵大杀华人的事情。
以上所述，都不过关系大局的事；其余小小不幸的交涉，还不知凡几。国权丧失愈多，国势危险愈甚，民心的愤激，也日甚一日，这也是满清颠覆的一个大原因。而铁路借款一事，竟直接做了亡清的导火线。
第六节 清朝的末运
中国人民的反对清朝，可以说有两种思想。
[一]民族思想：汉人的民族思想，古代较为淡薄的。所谓“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以排斥异族，只因为其文化程度较低之故。然民族思想，古虽然淡薄，究竟不能绝无。而从赵宋以来，屡次受异族的蹂躏，所谓有激而成，民族的思想，转觉比以前浓厚了些。宋朝人讲《春秋》，把“尊王攘夷”算作根本的大义，就是其证据。清朝的政治，比元朝为清明，而其歧视汉族，实在较元朝为盛。（譬如康、雍、乾三朝，极惨酷的文字狱，就是元朝所没有的）。明末一班志士，抱“故国之思”、“遗民之痛”的，实在大有其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是。事虽无成，而恢复之念，实在未尝或忘。所以酝酿到后来，到底有曾静运动岳钟琪之举。又前清时代，遍布各处的会党，相传都有明末的遗民参加组织，以图恢复之举的，其说也未为无因。其事既为志士一致的怀抱，这种精神，自然容易传播到后来。乾隆中叶以后，看似这种思想业已消亡，实则不过一时潜伏，根子还在里头，有触即发的。
[二]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由来很久。中国人看着皇帝，本来当他是公仆，好就承认他，不好就可以把他赶掉。这种道理，差不多是人人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限制君权以成立宪，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则不曾想得到办法罢了。一旦和西洋人接触，看到他的政治组织，合于中国人固有理想的，自然易于激动。
因此故，庚子以后，立宪革命两种思想就大盛——立宪论是专在政治方面着想，要想保存君主的；革命论也有专就政治方面着想，主张推翻君主的；又有兼抱民族主义，要想推翻清朝的。
清朝人自然是赞成立宪的，但是其初，还没有爽爽快快就答应人民立宪。直到日俄之战，俄国败了，于是“日以立宪而强，俄以专制而败”的议论大盛，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之举。公元一九零五年六月，所派的是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人。走到车站上，给革命党吴樾放了一个炸弹，折回。旋改派李盛铎、尚其亨代徐世昌、绍英前往。考察的结果，一致赞成立宪。当时各疆臣中，也多主张立宪的。于是公元一九零六年七月，下诏豫备立宪，以改革官制为入手办法。公元一九零八年八月，又下诏，定预备立宪的期限为九年。
以中国人民本思想蓄积之久，一朝觉悟，原不是区区君主立宪所能满足的。况且清朝也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却又不是一味专制，硬和人民反对。不过是毫无实力，既不能强，又不能弱；看舆论倾向在哪一面，就把些不彻底的办法，来敷衍搪塞罢了）。而从戊戌以后，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对，庚子以后，更其急转直下。孝钦、德宗死后，朝廷一方面，并“似有若无的中心”而亦失掉；所以爆发得更快。
德宗崩于公元一九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孝钦下诏：以载沣之子溥仪，承嗣穆宗，兼祧德宗。载沣为摄政王，监国。明日，孝钦也死了（这件事，是否真是如此？抑或实系孝钦先死？现在却无从断定）。当戊戌变法的时候，德宗颇有收回大权之意，以其事谋之于袁世凯。袁世凯知道事不能成，以密谋告荣禄。于是有孝钦幽囚德宗、推翻新政之举。所以德宗一面的人，和袁世凯原是势不相容的。但是这时候的朝廷，并无实力，并没有尽翻戊戌之案的能力，只把个袁世凯罢掉（连党禁都没有开）。但是清朝从咸同以后，实已名存实亡。全国的势力，移于湘淮军手里，后来湘军既废，淮军独存，内政外交的重心，就聚集于李鸿章身上。再后来，淮军又渐变为练军。练军之中，鼎鼎有名的，便是一个袁世凯。而淮军系中，也并没有什么杰出的人，勉强求一个可以传授李鸿章的衣钵的，也还是袁世凯。所以袁世凯在当时，颇足以代表几分“清朝从咸同以后靠以支持的”那种势力。这种势力，固然也是过去的势力，终究不能倚仗他的。袁世凯对于清朝，可以算是怀挟异志的人，清朝要想靠他，也未必始终靠得着。然而骤然把他去掉了，反任一班昏聩无知的亲贵出来胡闹，就更下了一道催命符了。
清朝末年，鉴于革命论的昌炽，歧视汉族之心，自然也是有的。但是亲贵专权的大原因，究竟还在这一班亲贵愚昧无知上头，不自知其毫无实力，而还想把持朝权。载沣本是个昏聩糊涂的人。摄政以后，他的兄弟载洵、载涛，都颇喜揽权。人民上书请速开国会，不听。再三请愿，才许把九年的期限，改为五年。而请愿代表，都遭遣散。东三省的代表，且给民政部和步军统领衙门硬送回籍。这时候，人民对于立宪渴望正盛，而政府所行的事情，偏和立宪的趋势相反。第一次改革官制后，十一部的尚书，满族占其七。那桐、溥颋、溥良、铁良、寿耆、荣庆、载振。第二次改革官制，设立内阁，以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为协理大臣。其余十部，满人又占其七。善耆、载泽、荫昌、载洵、绍昌、溥伦、寿耆。人民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立宪制度，上书请愿。各省谘议局，也联合上书，清朝竟置之不听。又这时候，中央一班人，鉴于前明末年外权颇重（不知道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为积渐而致的，不是顷刻可变。要想中央集权，却又不知集权之法，误以压制施之人民），于是用一盛宣怀，硬行铁路国有的政策，置舆论之愤激于不顾。而革命之祸，就因之激起了。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的内阁
军机处 奕劻 载沣
军机大臣 世续 鹿传霖
外务部尚书 吕海寰
民政部尚书 善耆
陆军部尚书 铁良
度支部尚书 载泽
吏部尚书 陆润庠
礼部尚书 溥良
学部尚书 荣庆
法部尚书 戴鸿慈
农工商部尚书 溥颐
邮传部尚书 陈璧
理藩部尚书 寿耆
宣统末年的内阁
内阁总理大臣 奕劻
内阁协理大臣 世续徐世昌
外务部大臣 邹嘉来
民政部大臣 桂春
陆军部大臣 阴昌
海军部大臣 载洵
军谘府大臣 载涛
度支部大臣 载泽
学部大臣 唐景崇
法部大臣 廷杰
农工商部大臣 溥伦
邮传部大臣 盛宣怀
理藩部大臣 善耆
要讲铁路国有这件事情，还得牵连而及于当时的两宗借款。原来从甲午之战以后，列强对于中国，竞谋扩张势力和攫夺利益。其手段，则以筑造铁路、开采矿山为最要；而二者之中，则筑造铁路为尤要。当时中国和外人订约，大抵把“借款”、“筑造”、“管理”三件事，并为一谈。一条铁路，借哪一国的款项，同时就请他筑造，就把这铁路和一切产业做抵押；而且造成之路，还请他管理。于是铁路所到之处，就是外国权力所及之处；把势力范围，弄得十分确定。说句可怕的话，简直就是瓜分的先声。后来中国人渐渐的觉悟了，于是已经和外国订约的铁路，收回自办；即未经和外国订约的铁路，筹划自筑的声浪也大盛——而且这不仅是对外的关系。以中国幅员的广大，交通的不便，在图行政的灵活和经济的开发上，从速建筑铁路，也有很强的理由。所以在满清末年，筹筑铁路成为当时最有力的舆论。而练兵、兴学、改革币制、振兴实业……也都是当时舆论所竭力鼓吹的。
要创办这许多事情，自然免不了利用外资。在外人一方面，投资于中国，自然是很有利的事情；而且在政治上，投资多的，自然在中国所享的权利也多些。而在中国，议论外交的人，也说要招致外国到中国来投资：一者，可以借此振兴中国的产业；二者，外国人投资多，使得他有所顾忌，且可互相牵制，借以避免他们政治上的侵略。而在当时，人民企业的能力，实在也还幼稚。即如铁路，各省纷纷闹赎回自办，或者开办，其实除浙路外，都没有多大的成绩。于是又有铁路宜于国有的议论。再加上满清末造，忽而要振起威权，挽回外重的心理，就酿成清末的借款和铁路政策。参看第五篇第三章第一节。
盛宣怀在清末的官僚里头，本是以通知“洋务”著名，而且惯办开矿和铁路。到末年组织内阁，便用他做了邮传部尚书。先是公元一九一零年九月里，度支部尚书载泽以改良币制为理由，和美国公使订立借款预约七条。美国人招呼英法德日加入，其结果，英法德都加入了，而日本却没有。旋以四国提出财政顾问的条件，谈判中止。而日公使伊集院，靠着正金银行主任小田切万寿的助力，和盛宣怀成立铁道公债一千万元（公元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以江苏折漕一百万两作保，利息五厘，指京汉路余款付给——这时候，日本所负外债之数，为十四亿四千七百万。此项借款，日本合十五家的银行，劝全国的资本家应募，还仅得其半。其又一半，毕竟转募之于英法比三国。则其承借的理由，不全在经济上可知了。于是四国也放弃财政顾问的条件。
三月十七日，和载泽订立改革币制和东三省兴业借款一千万镑（合华银一亿元），利息五厘，实收九五，期限为二十五年。以东三省烟草税、酒税、生产税、消费税，及各省新课盐税作抵。由四国银行团，平均承受。此项借款，颇有引四国投资于东三省，以抵制日俄两国之意。旋以日俄两国抗议，未几就武昌起义，只付了垫款四十万镑；却做了民国时代善后大借款的前身。同时还有一笔借款，却是直接关于粤汉、川汉铁路的。原来粤汉铁路，当初曾经和美国合兴公司，订立借款草约。其后因该公司逾期未办，乃废约收回自办。这件事，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很出些力。后来就做了粤汉、川汉两路的督办大臣。张之洞和英、美、德、法四国的银行，订立借款草约；预定借款六百万镑，以偿还合兴公司的旧欠和筑造两路。还没有订正约，张之洞却死了。到盛宣怀做了邮传部尚书，就把这笔借款成立（后来银行没有交款），其事在4月22日；而铁路干线国有的上谕，却下于其前一日。
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平心而论，原亦未可厚非。但是政策虽未可厚非，行之也要得其人。当时一班亲贵，揽权用事，谁知道铁路政策是什么一回事？又谁知道振兴实业，改革币制……是什么一回事？看他们揽权攘利，一味胡闹；假使清室不亡，这几宗借款，竟尔成立，所办的事业，也一定要破产，而贻国民以巨累的。但是当时人民的反对，也并不是顾虑及此。不过清室积失人心，国民愤郁已极，不觉有触即发罢了。当时上谕既下，川、鄂、湘三省人民，争持颇烈。政府便把“业经定为政策”六个字，严词拒绝。湘抚杨文鼎，川督王人文，代人民奏请收回成命，都遭严旨申饬。而且嫌王人文软弱，改派赵尔丰入川，用高压手段，拘留保路会代表。人民环请释放，又开枪击毙多人，而且以人民谋叛，捏词诬奏。于是革命党人在湖北运动起事，总督瑞澂又穷加搜戮。而八月十九日的一声霹雳，就惊天动地的震动起来了。
【第五章】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社会
第一节 官制
明清两代的官制，也是沿袭前朝的。其中最特别的是：[一]内官的无相职，[二]外官的区域扩大，级别增多。
明太祖初年，本来仍元制，设立中书省，以为相职的。十三年，因宰相胡惟庸谋反，废去中书省。二十八年，并谕群臣：“……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这时候，天下大政，都分隶六部，而天子以一人总其成（倒像共和时代，废掉内阁制而行总统制似的）。但是这种办法，须天子英明，方办得到。后嗣的君主，都是庸懦无能的，或者怠荒不管事，其势就不可行了。于是殿阁学士，就起而握宰相的实权。殿阁学士，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文渊阁，及东阁“以其授餐大内，常在天子殿阁之下……故亦曰内阁”。本是文学侍从之臣，管“票拟”、“批答”等事，不过是前代翰林学士之流（诏诰的起草，在唐朝，本是中书舍人的职事。后来翰林学士越俎代庖，本是件越职侵权的事情。明初既废掉宰相，殿阁学士起而承此职之乏，却是势极自然的）。但是其责职，终究不过在文字上而已。所以太祖时，尚不过豫备顾问。成祖时，解缙等居此职，才参预起机务来。
仁宗时，杨荣、杨士奇都以东宫师傅旧臣，领部事而又兼学士之职，其地位才渐次隆重。以后累朝，什么事情，都和内阁学士商量，其权限愈扩而愈大。到世宗时，夏言、严嵩，就都赫然变做真宰相了。但是实权虽大，在名义上，终不过是个文学侍从之臣，好比天子的书记官一样，并没有独立的职权。明朝一代，弄得有权臣而无大臣（神宗时代，张居正颇以宰相自居，时人已大不谓然了）。君主的无所畏惮，宦官的能够专权，未始不由于此。所以黄梨洲发愤说：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见《明夷待访录》。清初以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体仁阁大学士各一人，协理大学士二人，为相职。康熙中，撰拟谕旨，都由南书房翰林。所以这时候，高士奇等一班人，颇有权势。雍正用兵西北，说是怕军机漏泄，乃特设军机处于隆宗门内，选阁臣和部院卿贰，兼摄其政，谓之军机大臣。另简部曹和内阁中书等，管理拟稿编纂等事，谓之军机章京。从此以后，枢务都归军机处了。
六部在明朝，都以尚书为长官，侍郎贰之。其下有郎中、员外郎，分设许多清吏司，以办一部的事务。这是庶政的总汇。清朝：尚书，满汉各一。侍郎，满汉各二。又于其上设管理部务的大臣。吏、户、兵三部和理藩院都有。因最初设部的时候，原系以贝勒管理，后来虽设尚侍、吏、户、兵三部，都沿袭未废。管部大臣，清初兼用亲王郡王。后来以权太重，但用大学士。以致尚侍的权柄，亦不完全。理藩院虽名为院，亦设尚侍，官制和六部相同，但所用都系满蒙人。五口通商以前，西洋各国的交涉，也都是由理藩院办理的。咸丰十年，才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王大臣管理。光绪二十七年，改为外交部，有管部大臣一，会办大臣一，尚书一，侍郎一，又有左右丞及左右参议。派公使驻扎各国，起于光绪元年。其初系以京卿出使，仍留原职。
后来才独立为一官，隶属外务部，分头二三等。平时所派，大概是二三等；遇有特别事务，才派头等。又有总副领事和领事，驻扎各国，以保护侨民。光绪三十二年，改设外务、吏、民政、以新设的巡警部改。度支、以户部改，财政处、税务处并入。礼、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学、以新设的学务处改，国子监并入。陆军、以兵部改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农工商、工部改，商部并入。邮传、理藩、理藩院改。法刑部改。十一部。除外务部外，都设一尚书，两侍郎，不分满汉。宣统元年，又增设海军部谘议府，尚书都改为大臣，而将吏、礼部并入内阁。裁军机处政务处，另设总协理大臣，以图设立责任内阁。
明清两朝，都察院的权最重。明制：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及十三道监察御史。清十五道。在外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监、巡漕等事，都以委之。而巡按御史，代天子巡守，权最重。总督巡抚，本系临时派遣的官。后来因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所以巡抚常派都御史，总督亦兼都御史。清朝则左都副御史，都满汉并置。右都副御史，但为在外督抚的兼衔。六科给事中，掌谏诤、用度、稽察，在明代亦为有实力的官。清朝雍正时，使给事中隶属都察院，遂失其独立的资格。
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三法司，明清两代都同。翰林院本系文学侍从之官，明朝从天顺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所以翰林院的位置，骤觉崇高。詹事府本东宫官，清朝不设太子，此官但为翰林院升转之阶。宗人府管理皇族，在明代关系本不甚重要。但在清代，宗室觉罗系一特别阶级，专归宗人府管理。凡宗室觉罗议叙，专归宗人府，议处亦由宗人府会同刑部办理，所以宗人府亦颇有关系。历代中央各官，大半为奉君主一人而设。清朝则此等官署，虽亦俱有，而实际上供奉天子的事情，大部分在内务府。又太监亦是为内务府管理的，所以又兼历朝内侍省之职。
外官则明初改路为府，府之下为县。州则属州同于县，直隶州同于府。其上设布政、按察二司，布政司掌民政，按察司掌刑事。也是行政两级制，而上有监司之官。但是元朝的行省，区域本嫌太大（这本不是认真的地方区画）。明初虽废去行省，而布政司所管的区域，却沿其旧，以致庞大而无当。又布政司的参政参议，按察使的副使佥事，都分司各道，遂俨然于府县之上，添设一级。道的名目很繁。在明时，最普通的，是“分巡”、“分守”和兵备。《明史》说：“明初制恐守令贪鄙不法，故于直隶府州县设巡按御史，各布政司所属设试佥事。已罢试佥事，改按察分司四十一道，此分巡之始也。分守起于永乐间，每令方面官巡视民瘼，后遂定右参政、右参议分守各属府州县。兵道之设，始自洪熙间。以武臣疏于文墨，遣参政副使沈固、刘绍等往各总兵处整理文书，商榷机密，未尝身领军务也。至弘治中，本兵马文升，虑武职不修，议增副佥一员敕之，自是兵备之员盈天下。而明朝所遣总督巡抚，本是随时而设的，在清代又成为常设之官，其权力远出于两司之上，就不啻更加一级而成五级了。
清朝对于东三省，治法颇为特别。奉天系陪都，设府尹，又有五部。除吏部。府尹但管汉人，旗人的民刑诉讼，都归五部中的户刑二部；而军事上则属将军。其初盛京将军，尝为兼管府事大臣。后改于五部中简一人为之。光绪二年，乃以将军行总督事、府尹行巡抚事。吉、黑但有将军、副都统。末年乃设东三省总督，改为行省制。
对于蒙古、新疆、西藏，亦用驻防制度。新疆于中俄伊犁交涉后，亦改为行省；而蒙藏则始终未能改省。对于外蒙古的驻防，有定边左副将军和参赞大臣，驻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参赞大臣、帮办大臣，驻扎科布多。对于青海、蒙古，则有西宁办事大臣，驻扎西宁，而对内蒙古和西套蒙古，无驻防。凡蒙旗都置札萨克，惟内属察哈尔、土默特无札萨克，直接归将军、副都统管辖。对新疆，有伊犁将军，统辖参赞、领队、办事、协办诸大臣，分驻南北路各城。对西藏，有驻藏办事大臣一人，帮办大臣一人，分驻前后藏。宣统三年，裁帮办大臣，设左右参赞。左参赞与驻藏大臣，同驻前藏；右参赞驻后藏。
第二节 学校选举
中国选举之法，从唐到清，可以称为科举时代。这时候的选举，并非没有别一条路，而其结果，总是科举独盛。
明初是学校、科目、荐举三途并用，而太祖看得学校很重。其制：国学名国子监。南北二京俱有。肄业于国子监的，谓之“监生”，而其中又有举监、举人。贡监、生员。荫监、品官子弟。例监捐赀。起景帝时。之分。
府州县皆立学，府置教授一，训导四，生员四十人。州置学正一，训导三，生员三十人。县置教谕一，训导二，生员二十人。其增广于定额之外的，谓之增广生员。前此所设，得食廪膳的，谓之廪膳生员。后来增广亦有定额，更于定额之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的，谓之附学生员。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和府州县官。英宗正统元年，专置提学官，以三年为一任。三年之中，考试两次。一次第其优劣，分为六等，谓之岁考。有科举的年份，又考试一次，取列一二等的，得应乡试，谓之科考（生员之额既多，初入学的，都称附学生员。岁科两考，名次高的，才得为廪膳增广生员）。士子不曾入学的，通称为童生。
明朝立学最盛，府州县之外，诸卫所亦皆立学。又应科举的，必须先在学校毕业，而学校起家，可以不由科举。太祖时候，对于国学，极为注重。“司教之官，必选耆宿。”规则亦极完备。国学诸生，皆令其分赴诸司，先习吏事，谓之“历事监生”。洪武二十六年，尝尽擢国子生六十四人为布政、按察两使及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为四方大吏的尤多。而台谏之选，亦出于此。就常调的，亦得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然“一再传之后，进士日益重，荐举遂废，而举贡日益轻……迨开纳粟之例，则流品渐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员之例以入监，谓之民生，亦谓之俊秀。而监生益轻”。于是同处太学之中，而举监、贡监、荫监等，和援例监生，出身又各不相同。而举人生员，亦都不愿入监，国学就有名无实了。这个自由于科目之势，积重已久。所以明太祖一个人的崇重学校，不能挽回。
其科举之制，亦是但有进士一科。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子、午、卯、酉之年，在直省考试，谓之“乡试”，中式的谓之“举人”。明年，到京师去，应礼部的考试，谓之“会试”。都分三场，所试如上所述。中式的更由天子廷试，对策。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谓之“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其经义的格式，略仿宋朝的经义，然有两特别之点：[一]须“用古人语气为之”。[二]“体用排偶”。所以谓之“八股”。这种奇怪的文体，也有个发生的缘故。因为考试时候，务求动试官之目。然应考的人多，取录的人少。出了题目，限定体裁，无论怎样高才博学的人，也不敢说我这一篇文章一定比人家做得好。而又定要动试官之目，就只有两种法子：[一]是把文章做得奇奇怪怪，叫试官看了，吃其一吓，不敢不取。[二]是把文章做得很长，也是吓一吓试官的意思——这两种毛病，是宋朝以来就极盛的。要限制这种弊病，就于文章的格式上，硬想出种种法子：第[一]种办法，就是所以豫防[一]的弊病。第[二]种办法，则是所以豫防[二]的弊病的。因为要代古人说话，就是限定了，只准说某时代某一个人的话。其所说的话，就有了一定范围，自然不能十分奇怪。散文可以任意拉长（所谓“汗漫难知”），骈文却不容易。然而文体却弄得奇怪不堪了。
清朝的学校选举制度，大抵沿明之旧。所不同的，则二场不试论判及诏、诰、表，而于头场试四书文三篇，五言试帖诗一首。二场试五经文三篇。三场试策五道。乡、会试同。殿试策一道。此外康熙十八年，乾隆元年，曾举行博学鸿词科。光绪二十九年，又曾举行经济特科，则系前朝制科之类。参看第三篇下第三章第二节。
明清的科举制度，有可评论者两端。其[一]学校科目，历代都是两件事。明朝令应科目的必由学校，原是看重学校的意思。然其结果，反弄得入学校的，都以应科举为目的，学校变成科举的附属品——入学校的目的，既然专在应科举，而应科举的本事，又不必定要在学校里学，则学校当然可以不入。到后来，学校遂成虚设。生员并不真正入学，教官也无事可做。其[二]唐宋时代的科举，设科很多。参看第二篇下第三章第二节，及第三篇下第五章第二节。应这时代的科举，一人懂得一件事就行了。这是可能的事情。从王荆公变法之后，罢“诸科”而独存“进士”，强天下的人而出于一途，已经不合理了。然而这时候，进士所试的只是经义、论、策。经义所试的是本经、兼经。一人不过要通得一两经，比较上还是可能的事情。
到明清两朝，则应科举的人：[一]于经之中，既须兼通《四书》、《五经》。[二]明朝要试论、判、诏、诰、表，清朝要试试帖诗。这是唐宋时“制科”和“诗赋进士科”所试的事情，一人又要兼通。[三]三场的策，前代也有个范围的（大抵时务策居多）。明清两朝，则又加之以经子，更其要无所不通。这种科举，就不是人所能应的了。法律是不能违反自然的。强人家做不能做的事情，其结果，就连能做的，人家也索性不做。所以明清两朝的科举，其结果变成只看几篇《四书》文，其余的都一概不管；就《四书》文也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会做《四书》文的人，连《四书》也不必懂得的。于是应科举的人，就都变做一物不知的。人才败坏，达于极点了。戊戌变法，曾废八股，以策论经义试士。孝钦垂帘之后，仍复八股。辛丑回銮，又废八股，试策论经义。公元1905年，遂废科举，其事无甚效果，不足论。
第三节 兵制
明朝的兵制和唐朝的府兵最为相像。其制：系以“卫”、“所”统兵，而以“都督府”和“都司”统辖卫所——凡都司，都属于都督府，但卫所亦有属都督府直辖的。其编制：以百二十人为一百户，千二百人为一千户，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设于京城。有左右都督、同知、佥事。都司有都指挥使，卫有卫指挥使。千户所有正副千户，百户所有百户。每百户之下，设总旗二名，小旗十名。自卫指挥使以下，官多世袭；其军士亦父子相继。凡卫所的兵，平时都从事于屯田。有事则命将统带出征；还军之后，将上所佩印，兵亦各归卫所。统率之权，在于都督府；而征伐调遣，则由于兵部。天子的亲军，谓之“上直卫”。此外又有南北京卫，都以卫所之兵调充。凡此，都和唐朝的兵制，极相像的。但是后来，番上京师的“三大营”，既然腐败得不堪；而在外的卫所，亦是有名无实。
清朝的兵制，则初分“旗兵”、“绿营”，后来有“勇营”，再后有“练兵”。末年又仿东西各国，行“征兵”之制。
旗兵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满洲八旗太祖时就有，其初但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后来兵多了，才续添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蒙古、汉军八旗，则均系太宗时所置。每旗置都统一，副都统二，凡辖五参领。一参领辖五佐领，一佐领辖三百人。入关之后，八旗兵在京城的，谓之禁旅八旗，仍统以都统、副都统。驻守各处的，谓之驻防八旗，则统以将军、副都统。八旗兵都系世袭，一丁受饷，全家坐食。其驻防各省的，亦都和汉人分城而居。尚武的风气，既已消亡，而又不能从事生产。到如今，八旗生计，还成为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绿营则沿自明朝，都以汉人充选，用绿旗为标帜，以别于八旗，所以谓之绿营。皆隶于提督、总兵。总兵之下，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官。提镇归督抚节制。督抚手下，亦有直接之兵，谓之督标、抚标，其兵有马步之别。
乾隆以前，大抵出征则用八旗；平定内乱，则用绿营。川楚教民起后，绿营、旗兵，都毫无用处，反藉乡兵应战。于是于绿营之外，另募乡民为兵，谓之练勇。太平军起后，仍藉湘淮军平定。于是全国兵力的重心，移于勇营（勇营的编制，以百人为一哨，五哨为一营。马队以五十人为一哨，五哨为一营。水师以三百八十八人为一营）。法越之役，勇营已觉得不可恃，中日之战，更其情见势绌了。
于是于勇营之外，挑选精壮，加饷重练，是为练军。各省绿营，亦减其兵额，以所省的饷加厚饷额，挑选重练。
练军之中，最著名的，为甲午战后所练的武卫军。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驻扎畿辅。而其改练新操最早的，则推湖北的自强军。张之洞总督湖广时所练。
征兵之制，实行于公元1907年。于各省设督练公所，挑选各州县壮丁有身家的入伍训练，为常备兵。三年，放归田里，谓之续备兵。又三年，退为后备兵。又三年，则脱军籍。其军官之制，分三等九级。上等三级，为正副协都统，中等为正副协参领，下等为正副协军校。
水师之制，清初分内河、外海。江西、湖南、湖北战船，属于内河。天津、山东、福建战船，属于外海。江、浙、广东，则两者兼有。以水师提督节制之。太平军起后，曾国藩首练水师，以与之角逐，遂成立所谓长江水师，而内河水师亦一变。事平以后，另练南北洋海军，而外海水师之制亦一变。从前广智书局出有夏氏所著《中国海军志》一册。于清代海军沿革叙述颇详，可供参考。又甲午以前海军情形，亦散见《东方兵事纪略》、《中东战纪》两书中。
火器沿革，见《明史》卷九十二和《清朝全史》第十四第三十七两章。文长不能备录，可自取参考。
第四节 法律
明清两朝的法律，也是一贯的。日本织田万说：
支那法制，与国民文化同生，悠哉久矣。唐虞三代，既已发布成文法（《尚书·舜典》之“象以典刑”云云，即当时成文法制定之证）。至编纂法典，在春秋战国时代。魏李悝作法经六篇，是为法典之嚆矢。秦商鞅改法为律，汉萧何据之，成律九章……尔后历朝皆有刑律之编纂。至于后世，益益完备……至行政法典，起原何时，殊难确定。要其大成，端推唐代。唐作《六典》，载施政之准则，具法典之体裁，为后代之模范。以视汉以来之所谓律，所谓令，所谓格，所谓式者，大有殊焉（《六典》作于开元十年，经十六年而始成。为卷三十。曰六典者，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明及清之会典，以之为蓝本焉。
由是观之，支那古来，即有二大法典：一为刑法典，一为行政法典。清国蹈袭古代遗制……用成《大清律》及《大清会典》二书。二书所载，为永久不变之根本法。其适用之界限颇宽。且其性质以静止为主，不能随时变迁。故于法典之外，为种种成文法，以与时势相推移。详其细目，以便适用，而补苴法典之罅漏……《清国行政法》，据法学研究杜译本。
这几句话，于中国法律的沿革，说得很为清楚。便是：[一]中国历代的所谓法典，只有行政法、刑法两种，[二]而这两种法典，只有唐、明、清三代编纂的较为整齐。
法律要随时势为变迁。中国历代，变更法律的手续太难；又当其编纂之始，沿袭前代成文的地方太多，以致和事实不大适合，于是不得不补之以例。到后来，则又有所谓案。法学家的议沦大抵谓“律主于简，例求其繁”，“非简不足以统宗，非繁不足资援引”，“律以定法，例以准情”。这也是无可如何之势。但是例太多了，有时“主者不能遍览”，人民更不能通晓，而幕友吏胥等，遂至因之以作弊。这正和汉朝时候法文太简，什么“比”同“注释”等都当作法律适用，弊窦相同。参看第二篇上第八章第五节。都由法律的分类太觉简单，不曾分化得精密的原故。
明朝的刑法，就是所谓《大明律》，“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行天下”。详见《明史》卷九十三。当草创之初，律令总裁官李善长说：“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太祖从其言。”所以《明律》的大体，是沿于《唐律》的。其诸律的总纲，谓之名例律，冠于篇首。此外则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其刑法，亦分笞、杖、徒、流、死五等。五刑之外，又有充军和凌迟，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者。充军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各等。又有“终身”和“永远”之别。
清朝的法律，编纂于顺治三年，全以《明律》为蓝本，名《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十八年，命刑部：“律外条例，有应存者，详加酌定，刊刻通行。”名曰《现行则例》。二十八年，御史盛苻升奏请以《现行则例》，载入《大清律》内。诏以尚书图纳、张玉书等为总裁。至四十六年，缮写进成，“留览”而不曾“发布”。雍正元年，诏大学士朱轼、尚书查郎阿等续成之。至五年而全成，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高宗即位，命律例馆总裁三泰等更加考正。五年，纂入定例一千条，公布施行。自此以后，合律和条例为一书，遂称为《大清律例》。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有律例馆，附属于刑部。届修纂之年，则由刑部官吏中，任命馆员，事终即废。参看《清国行政法》第一篇第二章。其律分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大目。刑分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外，又有凌迟，充军，与明同。而凌迟之外，又有枭示。较充军更重的，则发至黑龙江等处，给戌兵为奴，谓之发遣。充军分附近，边卫、边远、极边、烟瘴五等。
司法的机关，除各级行政官都兼理刑狱外，在内则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并称为“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司纠察，大理寺主驳正。明清两代，都是如此。亦系慎重刑狱之意。
而明朝最野蛮的制度，则系镇抚司、锦衣卫、东西厂，并起而操刑狱之权，其略已见上篇第二章第一节。详见《明史》卷九十五。清朝时候，对于八旗，本来不设治民之官，所以其刑狱亦由将军、副都统兼管（八旗包衣，由内务府审理）。外藩如蒙古等的诉讼，则各由该部长自理。不服上诉，则在理藩院。这个都可称为特别审判。
五刑之制，定于隋代。虽然远较秦汉时代的法律为文明，而比诸近世的法律，则尚不免嫌其野蛮。且如裁判制度，诉讼手续等，亦觉其不完备。所以从海通以后，各国借口于我国的法律不完，遂都在我国施行领事裁判权。末年有改良法律之议，乃将枭示、凌迟删除，军遣、流、徒，改为作工。笞、杖，改为罚金。又编订《刑律》、《民律》、《商律》和《刑民事诉讼法》。且拟改良审判制度，然均未及实行。参看第一节。
第五节 赋税制度（上）
明初赋役的制度，却较历代为整齐。这个全由于有“黄册”和“龟鳞册”之故。明朝田赋，仍行两税之法，分为夏税秋粮。其征收之额，官田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租田八斗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四杪，草塌地三合一勺，没官田一斗二升。役法：民年十六为成了；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役有以户计的，谓之甲役。以丁计的，谓之徭役。出于临时命令的，谓之杂役；亦有力役雇役的区别。黄册的编造，起于洪武十四年。“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鱼鳞册之制，则起于洪武二十年。“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
黄册是有田有丁的，一查黄册，便可知道这一家有多少丁，多少田。而田的好坏，以及到底是谁所有，又可把鱼鳞册核对。据此以定赋役，一定可以公平的了。但是到后来，鱼鳞册和黄册，都糊涂不堪（鱼鳞册甚且没有。黄册因要定赋役之故，不能没有，然亦因和实际不合，不能适用）。有司“征税编徭”，乃自为一册，谓之“白册”。据了鱼鳞册，找到了田，因无黄册之故，无从知田为何人所有。白册上头，载了某人有田，某人无田；某人田多，某人田少；也无从考核其到底是否如此。因为无鱼鳞册，不知其田之所在，无从实地调查之故，于是仍旧弄得穷的人有税而无田，富的人有田而无税。“无税的田”的税，不是责里甲赔偿，便是向穷民摊征。而国课一方面，也大受影响。历代承平数世，垦田和岁入的数目，都要增加的，独有明朝，则反而减少。
洪武二十六，即公元1393年，天下垦田八五〇七六二三顷六八亩。弘治十五，即公元1502年，反只四二二八〇五八顷。于是有丈量之议，起于世宗时，然实行的不过几处。神宗时，张居正当国，才令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以三年毕事。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小民无处粮”，赋税之制，总算略一整顿。但是明初量地的弓，都用小弓丈量，人民亦受些小害。其役法，则弄得名存实亡而后已。案力役之法，本来不大合理。与其课以力役，自不如课以一种赋税，而官自募役之为得当。但自唐宋以来，除王荆公外，总不能爽爽快快，竞行募役。而到后来，辗转变迁，总必仍出于雇役而后已，这也可见事势之所趋，不容违逆的了。明初的役法，本来是银差、力差，银差即雇役。各从其便的。当时法令甚严，“额外科一钱，役一夫者，罪至流徙”。所以役法还算宽。后来法令日弛，役名日繁，人民苦累不堪。于是有“专论丁粮”之议。英宗正统初，佥事夏时，行之于江西，役法稍平。
神宗以后，又行“一条鞭”之法。总计一州县中人民应出的租税和应服徭役的代价，一概均摊之于田亩，征收银两。而一切差役，都由官自募。这便竟是普加一次田赋，而豁免差役了。主张田税和差役，不可并为一谈的人，不过说“徭役应当由富人负担的，有田的人，未必就是富人。所以力役的轻重，应当调查人户的贫富另定。”然而贫富的调查，决难得实，徒然因此生出许多扰累来。傥然征税能别有公平之法，不必尽加之于田亩，自然是很好的事情。若其不然，则与其另行调查人户的贫富，以定力役，还无宁多征些田税而免除力役，让有田的负担偏重一点，因为傥使不然，徒然弄得农民的受害更甚。
鱼鳞册和黄册是一种良法，一条鞭则出于事势之自然，所以都为清代所遵循。清朝户口之法，其初系五年一编审。州县造册申府，府申司，司申督抚，督抚以达于部。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十户为一甲，甲系以户，户系以丁。民年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以“添注”。计丁出赋，以代力役，都和明制相同。康熙五十二年，诏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赋之额，一以五十年册籍为准。雍正间，遂将丁银摊入地粮。于是乾隆初，停五年编审之制，民数凭保甲造册。保甲之法：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各有长。每户发给印单，令其将姓名职业人数，都一一书写明白。每年十一月，随谷数奏报。八旗户口，三年一编审，由将军、都统、副都统饬属造册送部。田税亦分夏税秋粮。当编审未停以前，州县亦有黄册和鱼鳞册，用一条鞭法征收。编审停后，就只剩一种鱼鳞册了。清朝征税之制，又有一种“串票”。写明每亩以征之数，交给纳户，以为征收的凭据。其法起于顺治十年。初用两联，官民各执其一。因为奸胥以查对为名，向纳户收回，以致纳户失掉凭据，就可上下其手。康熙二十八年，改为三联，官民与收税的人，各执其一。编审停后，造串票仅据鱼鳞册。因为丁赋业经摊入地粮，征收只认着田，所以无甚弊病。
又历代赋税，都是征收实物（明初所征收的名目还很多。见《明史》卷七十八）。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始令折征金花银，从此遂以银为常赋了。清朝漕粮省分，有本色、折色之分。折色征银，本色征米。无漕粮处，一概征银。这也是税法上的一个大变迁，其理由都在币制上，可参看第七节。
又明朝时候，浙西地方，田赋独重。其原因：起于宋朝南渡之后，豪强之家，多占膏腴的田，收租极重。其后变做官田遂以私租为官税。参看第三篇下第五章第五节。有元一代，这种弊窦，迄未革除。张士诚据浙西时，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等处。明太祖攻张氏时，苏州城守颇坚。太祖大怒，尽藉浙西富民之田，即以私租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为浙西地味膏腴，加其税两倍。于是一亩之赋，有收至两三石的（大抵苏、松最重，嘉、湖次之，杭州又次之）。邱濬《大学衍义补》说：江南之赋，当天下十分之九；浙东西当江南十分之九；苏、松、常、嘉、湖，又当两浙十分之九。负担的不平均，可谓达于极点了。从建文以后，累次减少。宣宗时，周忱巡抚江南，所减尤多。然浙西之赋，毕竟仍比他处为重。以与张士诚一个人反对，而流毒及于江南全体的人民，这种政治，真是无从索解了。
第六节 赋税制度（下）
田税而外，蔚为大宗的，就是盐茶两税。明代的盐，亦行通商法，而两淮、两浙的盐，则又兼行入中法，谓之“开中”。其初颇于边计有裨，后因滥发盐引，付不出盐，信用渐失。孝宗时，乃命商人纳银于运司，给之以引。而以银供给边用，谓之银盐法。清代的盐，则由户部发引，商人纳课于运库或道库、盐法道，然后领引行盐。引地各有一定，商人亦均世袭，就变成一种商专卖的样子（这种引谓之正引。有时引多商少，则另设票售之于民，谓之票引。
票引是没有地界的，商人亦系临时投资）。国家为要收盐税起见，保护这几个商人专卖，已不合理。而且[一]其初定制的时候，是算定什么地方要多少盐，然后发引的。所以引数和一地方需盐之数，大略相当。到后来，户口多了，盐便不够销——或因特别事故，户口锐减，则又不能销。[二]什么地方吃什么盐，初时也是根据运输的状况定的。后来交通的情形变了，而引路依然，运输上也不利益。[三]因盐不够销之故，商人借官引为护符，夹带私盐，销起来总要先私而后公，于是官盐滞销，而国课受其影响。[四]而且商人的得盐，有种种费用，成本比私盐为重，运输又不及私贩的便利。所以就商人夹带的盐，也敌不过私贩的盐，何况官盐？[五]私贩既有利可图，就成无赖棍徒的巢窟；于产盐和邻近产盐地方的治安，大有妨害。[六]私销既盛，不得不设法巡缉。然实利之所在，巡缉是无甚大效的。其结果，反弄得巡缉之徒也扰害起人民来。[七]保护部分人专利，使人民都食贵盐等根本上的不公平还没说着，其流弊业已如此。这种违反自然状况的税法，是不可不根本改革的。茶亦行通商法。明代尝设有茶马司，由官以茶易西番之马，禁止私运。初时也很有成效。后来私茶大行，价较官茶为贱，番人都不肯和官做交易，遂成为有名无实的事情。清代之茶，无官卖之事，但对蒙、藏，仍为输出之一大宗。通商以后，丝茶亦为输出之大宗。其事甚长，非本篇所能尽，故不论。
此外杂税尚多。在明代，大抵以税课司局收商税，三十取一。抽分场所课竹木柴薪、河伯所取渔课。又有市肆门摊税、塌房税、官设的货栈。契税等。明代此项杂税，大抵先简而后繁。随时随地，设立的名目很多，就《明史》也不能尽举。清代牙税、契税，是通十八省都有的。此外芦课、矿课、渔课、竹木税、牛马牲畜税等，则随地而设。都由地方官征收。
商业上，内地的通过税，明朝本来就有的。宣宗时，因钞法不通，于各水陆冲衢，专一设关收钞，谓之钞关。参看下节。其初本说钞法流通之后即行停止的，然此后遂沿袭不废，直到清朝，依然存在。清朝的关，有常关、海关之分。常关专收内地的通过税。有特派王大臣监督的，京师崇文门左右翼。有派户部司员监督的，直隶的张家口、山西的杀虎口。有由将军兼管的，福州闽海关。有由织造兼管的。苏州浒墅关、杭州南北新关。各省钞关税，由督抚委道府监收。
后来离海关较近之处，都归并洋关管理。洋关则各关都有税务司，其上又有总副税务司，都以洋人充之。由海关道监督。光绪三十二年，又特设督办税务大臣，以董其事。税额：洋货进口，土货出口的，都值百抽五，为进出口正税。土货转运别口的，值百抽二点五，为复进口半税。洋货转运别口的，在三十六个月以内免税，逾期照正税一样完纳，为复进口正税。洋商运货入内地，和入内地买土货的，都值百抽二点五，为内地半税。税则列入约章上，成为协定税率，是中国和外国人交涉以来，最吃亏的一件事。
《辛丑和约》曾订明裁厘之后，加税至一二点五，但到如今没有实行。厘金起于洪杨之时，本说事平之后即行裁撤。其后借口地方善后，就此相沿不废。各省都由布政司监督，委员征收。有分局，有总局，一省多者百余处，少亦数十处。层层阻难，弄得商贾疾首蹙额。其实国家所得的进款，不及中饱的一半，可谓弊害无穷。税厘制可参看第五篇第八章第四节。
第七节 币制的变迁
明清两代币制的变迁，也得略论一论。在这两代，可称为“钞法废坏，银两兴起”的时代。
明初，承钞法极弊之后，也颇想仍用铜钱。但是这时候，铜钱业已给钞币驱逐净尽了，要用铜钱，不得不鼓铸。而要鼓铸，则[一]要多大的一笔费用，国家一时颇难负担。[二]责民输铜，人民颇以为苦。[三]私铸颇多。[四]而商贾也有苦铜钱太重，不便运输的。于是乃仍用钞，分一贯、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六种。其定价，系钞1贯=钱l 000=银l两=金1/4两。一百文以下，即用钱。行之未久，钞价便已跌落。于是添造小钞，禁用铜钱。成祖时，又禁用金银。然到底不能维持，价格跌落，至于只有千分之一二。到公元1428年，即宣宗宣德三年，到底至于停造新钞。然而已出的旧钞，还无法收回。于是想出种种法子来收回它。其收回之法，可总括为两种：一种是添设新税目，一种是旧有的税，加增税额。本来征收别种东西的，也一概收钞。收回了，都一把火烧掉。这种临时加增的负担，很有许多就变做了永久的。这要算我国民受宋、金、元、明四朝政府滥发纸币最后之赐了。
从此以后，钞币虽然还有这样东西，实际上已不行用。然而铜钱一时鼓铸不出许多——就铸得出，也嫌其质重而直轻。用布帛等做货币的习惯，从钞币行用以后，倒又已破坏了，一时不能恢复。而“银”就应运而兴。
钞法既坏，铜钱又无，银作为货币，是一种天然的趋势。所以《金史》上说：金哀宗末年，民间就但以银市易了（元朝的行钞，亦用银相权）。但是元朝和明朝的初期，朝廷还在那里行钞，所以银的作为货币，还没有发达完全。到钞法已废之后，这种趋势，就日甚一日了。田税征银，已见第五节；其余各方面的用银，见于《明史》的，今再略举如下：
宪宗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正月，户部奏准扬州、苏、杭、九江等处船料钞二贯，收银一分。
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奏准凡课程：除崇文门、上新河、张家湾，及天下税课司局，仍旧钱钞兼收外，余钞关及禾下户口食盐钞，一贯折收银三厘。钱七文，折收银一分。案这都是为收钞起见，临时增设的税。现在钞已收尽。故改而征银。
七年二月，命弘治六、七年户口盐钞，仍折银解京。
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五月，户部奏准将明年应征旧欠户口食盐钱钞，及崇文门分司商税钱钞俱折银。
十四年九月，令各处钞关，并户口食盐钱钞，俱折收银。
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直隶巡按魏有本，奏请钞关俱折银，从之。
从此以后，银两便变做“通行天下，负有货币资格”之物了。所可惜的，终明清两朝，都未能使银进为铸造货币，以成为本位货币；仍旧听他以秤量货币的资格，与铜并行。以致弄成无本位的神气。
清朝对于铸钱，颇能实行前人“不爱铜不惜工”之论（其鼓铸，在世祖时候，就颇认真的。户部设局，名曰宝泉；工部设局，名曰宝源。各省亦多设局，即以其地为局名。初时铸钱，每钱，每一枚重一钱，后加至一钱二分，又加至一钱四分。雍正二年，乃定以一钱二分为常制。欲知其详，可把清朝所修的《皇朝文献通考》作参考）。亦知银铜二者，不能偏废。乾隆时，屡有上谕，责令各省官民，满一贯以上，便要用银。但是货币是量物价之尺，就是价格的单位。价格的单位，同时不能有两个的。银两是一种天然之物；要使天然之物和法律上认为货币的铜钱，常保一定的比价，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傥使这时候能悟到银两与银币不是一物，把银也鼓铸成一种货币，且单认银为货币，而把铜钱认为银币的辅助品，中国就早可进为银本位之国。本位观念既已确立，就再要进而为金本位，也容易许多了。惜乎清朝顺、康、雍、乾四朝，对于币制，都很有热心整顿，始终没想得穿这一步，以致不但本位不立，而且银两需用既广，而实际上专用秤量量法，也觉得不便殊甚；到和外国交通以后，墨西哥的银币，就成为一种商品而输入了。这是“钞币废而银两兴”（而且中国自古是专用铜币的，到这时代，才可以称为银铜并用）的时代中的得失。至于中国现在究应进为金本位，抑应废金用纸，迳与货物相权？那是另一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不是本书所能兼论的。
第八节 学术思想的变迁
明清两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关系极大。这种变迁，起于明末，而极盛于清朝乾嘉之时。道咸以后，又别开异境，就和最近输入的西洋思想相接触。要论这件事情，我先得引近人的几句话。他说：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改造杂志》三卷三号梁启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
原来中国学术，可分为六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此时期可称为创造时期。中国一切学术，都从上古时代逐渐发生，至春秋战国而极盛。参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三节。
[二]两汉时期。此时期可称谓经学时期。因此时期之人，对于学问，无所发明创造；只是对于前一期的学问，抱残守缺；而所抱所守的，又只得儒家一家。此时期中又可分为两时期：前汉的今文学，是真正抱残守缺，守古人的遗绪的；后汉的古文学，则不免自出心意，穿凿附会，但其尊信儒家则同。参看第二篇上第八章第六节。
[三]魏晋时期。东汉时代的学问，不免流于琐碎，又不免搀入妖妄不经之说，渐为人心所厌弃。由是思想一转，变而专研究古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公有的思想，由宗教而变成哲学，存于儒家道家书中，而魏晋以后的神仙家，亦窃取其说以自文的。合观第一篇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三节及第二篇下第三章第六节自明。
[四]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时期可称为佛学时期。中国古代的哲学，虽然高尚，究竟残缺不完。印度人的思想，则本来偏于宗教和哲学方面。这时代，佛教以整然的组织，成一种有条理系统的哲学而输入，自然受人欢迎。参看第二篇下第三章第六节。
[五]宋元明时期。这一派的学术，可谓对于佛学的反动力，因为佛学太偏于出世之故。但其学问，实在带有佛教的色彩不少。参看第三篇下第五章第八节。
[六]晚明有清时期。这时期可称为“汉学”时期，便是现在所要论的。
原来中国人的学问，有一个字的毛病，便是“空”。所谓空，不是抱褊狭的现实主义的人所排斥的空，乃是其所研究的对象在于纸上，而不在于空间（譬如汉朝人的讲经学，就不是以宇宙间的事物为对象，而是以儒家的经为对象）。这是由于尊古太甚，以为“宇宙间的真理，古人业已阐发无余；我们只要懂得古人的话，就可懂得宇宙间的真理”的缘故。
这种毛病，是从第二期以后，学术界上通有的毛病。但是学术是要拿来应付事物的。这种学术，拿来应付事物，总不免要觉其穷。于是后一期的学术，起而革前一期的学术的命。第五期的学术，是嫌第四期的学术太落空了，不能解决一切实际的问题而起的。然而其实第五期的学术，带有第四期的学术的色彩很多；而且仍旧犯了以古人之书为研究的对象的毛病，既不能真正格明天下之物之理，又不能应付一切实际的问题。到后来，仍旧变为空谈无用。
明朝时候，王学出，而其落空也更甚。这种学术的弊坏，达于极点，而不可不革命了。所以清代的汉学，乘之而起。汉学虽亦不免以古人的书为对象；但[一]其所“持为对象的古人的书”，是很古的，很难明白的。要求明白它，不得不用种种实事求是的考据手段。因为用了这种手段，而宇宙间的真理，也有因此而发明的。考据古书，本是因为信古书而起。然其结果，往往因此而发见古书的不可信。[二]其所物为对象的，是第一期人的书。传注虽是汉人的书，实际上都是第一期人的遗说。“以古人之书为对象，而不以宇宙间的事物为对象”的毛病，是第二期人才有的。第一期人，还是以事物为对象。看他的书，好比看初次的摄影一样，究竟去事物还近。（三）而且“考求宇宙间事物”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原是一贯的。这是经过汉学时代之后，中国人易于迎接西洋人科学思想的原理。
这一期学术之中，又可分为三小期：
第一小期，最适当的代表人物是顾炎武。炎武的特色，在于[一]博学。他于学问，是无所不窥的。看他所著的《日知录》，便可以知道。[二]实事求是。无论讲什么学问，都不以主观的判断为满足，而必有客观的证据。看他所著的《日知录》、《音学五书》，便可知道。[三]讲求实用。与炎武同时几个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实事的，不是想谈学问的。所以他们讲学问，也带有实用的色彩。看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便可以知道。与炎武同时的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刘献廷等，都带有这种色彩。夫之僻处穷山，其学不传；黄宗羲之学，是偏于史的，其后浙西一隅，史学独盛；其最著名，如万斯大、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等。献廷的书不传，又他所研究的学问（如想造根本楚音的新字母等。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刘继庄传》）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问，相去的太远了；颜元是专讲实行的，凡是书本上的工夫，他一概不认为学；主张研究兵农，身习六艺。
这一派学问，在当时的环境中，也不甚适于发达。因为专制的时代，不容人民出来做事。中国社会是静的，也不欢迎出来做事的人。所以到后来，专讲做实事的颜元一派消灭了，讲一种特别的学问的刘献廷一派也不传。因为当时的思想，带有一种复古的趋势之故，见第四章第一节。于后世的事情，无暇分其精力去研究，而都并其力于考古之一途。于是史学等也不甚发达，而清朝人的学问，遂集中于经。继炎武而起的，是著《古文尚书疏证》，以攻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之伪的阎若璩；著《易图明辨》，以攻宋以后盛行的河洛图书的胡渭等。参看第三篇下第五章第八节。这一派人的学问，是“博采的古人的成说，求其可信者而从之”，不一定薄宋而爱汉，可称为“汉宋兼采派”。
第二期的人物，可分皖吴两派。皖派起于戴震，其后最著的，为段玉裁、王怀祖、王引之。王氏之后，为最近的俞樾、孙诒让。吴派则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三世相继。其后著名的，如余萧客、江声、江藩、王鸣盛、钱大昕、汪中等。这一派的特色，在于专标汉儒，以与宋儒相对待。原来研究学问，有两种法子，其[一]是胪列了许多证据，以主观判断其真伪。其[二]是不以主观下判断，而先审查这证据的孰为可信。譬如东门失火，咱们人在西门，听得人述失火的原因和情形各各不同，拣其最近情理的一种信他。是前一种法子。这是汉宋兼采派。且不管他所说的话谁近情，谁不近情，先去审查各个传说的人谁是在东门眼见的，谁的说话是素来诚实的条件，以为去取的标准。是后一种法子。这是纯正的汉学。若绝不问人，单是坐在屋子里，凭虚揣度，便变成宋学了。
把这两种法子比较起来，当然后一种更为谨严。所以循进化的公例，第一期的汉宋兼采派，当然要进为第二期的纯粹汉学派。这一期可称为清代学术的中坚，前此亡佚的经说，都在这一期中辑出。汉人的传注，有不明白的，在这一期中都做成了新疏。除《左氏》、《小戴记》外，《十三经》清儒都有新疏。清朝人的学问，经学而外，最发达的是小学，在这一期中，也焕然大明。讲考据最切要的工夫，使古学复明最紧要的手段，是校勘和辑佚。到这一期而其法大备。又推治经之功，以旁及诸子，且及于史，真能使古学灿然复明。近人以清朝的汉学比欧洲的文艺复兴，这一期当然是清代学术的中坚了。
第三期与第二期，同是汉学，然可对第二期的古文学而称为今文学。汉朝人的经学，有今文和古文两派，已见第一篇上第八章第六节。既然复古，要复得彻底。以东门失火，在西门判断传说，先审查传说的人，谁是在东门眼见的，谁的说话是素来诚实的等等条件为例，当然今文的价值，比古文大。所以第二期之后，又有一期，也是当然的趋势。这一派的学问，发生于武进的庄、存与。刘逢禄。而传衍于仁和之龚，自珍。邵阳之魏，源。播之于近代的王闿运、皮锡瑞、廖平。而康有为创孔子托古改制之说，直追寻到儒家学说的根源。且可见得社会是进化的，古代并不比后世好。好的话，是改制者所托。实在对于几千年来迷信古人的思想，而起一大革命。康氏最尊信孔子。然所尊信的是托古改制的孔子，不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便是既得解放后的尊信，不是未得解放前的尊信。这一点，不能与其余迷信者流等量齐观。
第六期的学术，如剥蕉抽茧，逐层进步；至于此，则已图穷而匕首现了。而西洋的思想，适于此时输入。两种潮流，奔腾澎湃，互相接触，就显出一种“江汉朝宗”、“万流齐汇”的奇观。
清朝的学术，在别一方面的，要论起来，也还多着呢。因不足以代表一时代的思潮，所以不再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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