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给各位介绍的是魏亚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何瓦伦斯基。这个退役陆军少将是高个子，当年是个身材挺拔的人，现在有些发福，但绝不衰老，更谈不上苍老，应该说正值壮年，还处在年富力强的黄金年龄。确实，他当年可是五官端正，现在那副俊俏的脸庞也有了岁月的痕迹，两腮耷拉了，眼角的鱼尾纹也显得密密麻麻，几颗牙齿也如普希金曾在诗篇中所引用萨迪的话一样“已然不在”。目前，他头顶的头发也由之前的淡黄色变成了淡紫色，那是他使用了罗姆尼市场上一个冒充亚美尼亚人的犹太人兜售的药剂的结果。不过，魏亚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仍然保持着笑声爽朗，脚步轻盈，走起路来铿锵有力，踢得马刺叮当作响，手里不断捻着下巴上的小胡子。他现在开始动辄自称是老骑兵，不过每一个人都很清楚，没有哪个老头子会真的自称是老头子的。他在日常生活中习惯穿一件常礼服，每个纽扣都扣住，系着高领带，硬领也被浆洗得笔挺，腿上穿着军装式带花点儿的灰裤子；戴的帽子往前盖住了额头，后脑勺则露了出来。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不过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比如，他绝不会平等对待无权无势的贵族。和他们说话时，他会一贯地歪头盯着他们，一侧的腮帮子顶着衣服上硬邦邦的领子，再要么就是冷不防地用锐利的、毫无表情的目光扫上一眼，不经意间动一动头发下的整个头皮，但不会说一句话；甚至有时他说话的用语和腔调都会发生变化，譬如说，不再说“谢谢您，巴维尔·瓦西里伊奇”或者“请过来这边，米哈尔·伊凡尼奇”，而是说“谢了，巴尔·阿西利奇”或者“请这来，米哈尔·瓦尼奇”。至于对待那些地位低贱的下等人，他的态度更是大为不同：他对他们根本不会看上一眼，并且在讲明要求或是下达指令之前，他会用一种顾虑重重和满腹心事的语气连问几遍：“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而且，他经常会把这开头几个词咬得特别重，后面的词则是一秃噜下来，搞得他跟公鹌鹑在鸣叫似的。他终日没有闲暇，花钱抠门，然后又不善治家，居然找了一个退伍的骑兵司务长给他当管家，这个司务长是个愚蠢至极的乌克兰佬。据我所知，论起治家，首屈一指的要数彼得堡的一个显要官员，我们这儿的人谁也赶不上他。从他管家呈送的报告中，他注意到由于庄园里的烤禾房火灾不断，导致粮食也损失惨重。他于是发布了一条严厉的禁令，即在火苗彻底完全熄灭之前，绝对禁止将庄稼放入烤禾房。这个官员打着十分简单的小算盘，就是罂粟价格远远高于黑麦，因此种黑麦不如种罂粟更划算，他便计划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种上罂粟。他也给自己的女农奴下了一道奇特的命令，要求她们必须根据彼得堡寄来的样式制作头饰，以至于到现在，他庄园里的妇女们还戴着头饰……不过，这些头饰都戴在了帽子上……书归正传，咱们还是继续说说魏亚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吧。他这个人极为好色，他在县城街道上一见到有些姿色的女子，就马上奔过去，两条腿也软得跟跛子一样一瘸一拐的，那场景令人喷饭。他喜欢玩牌，不过只喜欢同比他身份低的人一起玩；这些人要称他“大人”，他则可以无所顾忌地训斥他们，辱骂他们。要是他和省长或者是别的什么大人物一起玩牌了，他的态度立马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只见他笑得眼睛都会眯成一条缝，不住地点头哈腰，不时地用眼睛打量着对方的反应——周身上下跟蘸了蜜似的，散发亲切甜蜜的芬芳……他在牌局上就是输得一塌糊涂，也绝无半点怨言。魏亚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不喜读书，在他面前放一本书，他的眉毛、胡子都会一起不停地打战，就像是一道道波浪在脸上自上而下地翻涌。特别是在他读《评论报》各个版面的时候（当然，这种事只有客人在场才会出现），他脸上这种碧波荡漾的表情尤其值得一看。他在选举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他悭吝的本性，他一再拒绝首席贵族这一荣誉称号。“先生们，”他总会对推举他的贵族们这样说道，并且是用一种居高临下、自有分寸的语气说，“承蒙诸位的好意来推举我，不过我已经决意不问俗务，享受林下清闲。”讲完这段话，他还要把脑袋左右摆动几下，然后肃穆庄严地将下巴和两腮压在笔挺的领子上。在早年间，他给人当过副官，对这位主子他一向恭恭敬敬。据说，他除了担任副官一职外，还要负责别的工作，譬如说，他上下穿戴整齐，甚至连风纪扣也要系上，拿着搓澡巾到浴室里给主子伺候洗浴——不过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传闻，当不得真。可是，何瓦伦斯基将军本人似乎并不喜欢跟人谈论自己早年的军旅生涯，真是够奇怪的！他好像也没有上过战场。何瓦伦斯基将军居住的房子面积并不大，不过他是一个人独居。他这辈子还没有体验过夫妻生活的甜蜜，到如今打着光棍，所以他现在仍是一个可供考虑的择婿对象，甚至可以说是各方面条件极佳的择婿对象。他家里有一个女管家，年纪在三十五岁左右，眼睛和眉毛都是黑的，身材丰满娇艳，唇上长着髭须，平日身穿笔挺的制服，到了周末则换上细纱套袖服。在地主们招待省长或是其他大人物的宴会上，往往就是魏亚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施展自己交际能力的时刻；在这样场合，他可谓是长袖善舞。宴会上，他不是紧挨着省长坐在下首，就是坐在离着省长很近的位置；宴会刚开始的时候，他还能注意保持自己的仪表，身体保持后倾，不会左顾右盼，顶多是用余光扫一扫客人们肉嘟嘟的后脑勺和笔挺的衣领；而临近宴会结束时，他就跟换了个人一样，跟宴席的每个方向报以微笑（当然了，他从宴会的一开始就会向省长的角度做出微笑），有时他又要向在场的女士们举杯敬酒，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敬我们的地球之花”。何瓦伦斯基将军在一切严肃的和公开的仪式、考场、宗教活动、聚会和展览会上都表现得得体，举手投足之间保持着风度。在岔路口、河津渡口和其他地方，他的手下人也都保持安静，秩序井然；而在请人让路或让其他车辆让开的时候，手下人则都用着悦耳的声调请求道：“劳驾，劳驾，请让何瓦伦斯基将军过去。”另外，何瓦伦斯基将军的马车是那种式样很陈旧的马车；手下人穿的号衣也都不是新的（很显然，号衣都是镶着红边的灰色号衣）；几匹马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马；不过，何瓦伦斯基将军对此并不介意，他不追求奢华，认为那样会有损自己的身份。何瓦伦斯基将军口才不佳，不过也有可能是从来没有机会展示他的口才，因为他不喜欢与人争论，更不必说进行辩驳，因此他会努力避免和人进行长时间的谈话，特别是和年轻人。在他看来，和年轻人谈话过多，会纵容他们不听话，你容易失去他们对你的尊敬。对于地位比他高的人，他通常显得缄默不言，而和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在一起，尽管和这些人会有所交往，但由于他瞧不上他们，因此他通常讲话生硬简洁，总喜欢用这些语句：“但是，您说的这些话没什么价值。”“先生，我必须要警告您。”“可是，您必须得清楚一点，您现在是在和谁打交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那些邮政局长、常任议员和驿站站长们，没有不怕他的。他的家里不招待任何人，据说他特别抠门。即便他有以上各种各样的缺点，却丝毫不影响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地主。附近的人们对他的评价为“一个老兵，一个公而忘私的人，一个遵规守纪的人，一个絮絮叨叨的人”。除此之外，仅有的一次例外是一个省检察官，在有人赞扬起何瓦伦斯基将军诸种优点和美德时，他居然嗤之以鼻——看来，没准儿是嫉妒心在作祟吧？……
行啦，让我再介绍一下另一个地主吧。
同何瓦伦斯基将军相比，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斯杰古诺夫完全是另一类人。他应该是没有过在哪儿当差的经历，也算不上什么美男子。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是个矮胖的小老头儿，胖墩墩，双下巴，腆着肚子，谢了顶，外加一双柔软的手。他十分好客，性情幽默；就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没心没肺地过着日子；无论严冬还是酷暑，他总是穿着一件带条纹的棉睡衣。打着光棍是他和何瓦伦斯基将军之间唯一的共同点。他的庄园蓄着五百个农奴。对于产业，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也不甚上心；为了能赶上时代发展，他早在十年前就从莫斯科的布杰诺普公司购买了一台脱粒机，然而买来之后就放在棚子里一锁了之，没有了下文。在晴朗的夏日，他才会让人给他套上赛马用的马车，到田野上四处看看庄稼的长势，采些矢车菊回来。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在生活中恪守着古风。他住着旧式建筑：前室，仍有格瓦斯味、脂油蜡烛味和皮革味；右边是一个餐具柜，里面放着烟斗和擦手用的毛巾；餐厅里摆设着家族画像、一大盆天竺葵和一架破旧的钢琴，到处飞着苍蝇；客厅摆放着三张长条沙发、三张桌子、两面镜子和一架声音不清晰的自鸣钟，自鸣钟上的青铜指针是镂花的，珐琅也已经发黑；一张堆满了纸张的书桌放在书房内；房间里有一张淡蓝色的屏风，贴满了从十八世纪各种著作中剪下来的图画；几个书柜里的书籍都已经发臭，积满了黑色的灰尘，蜘蛛则爬来爬去；还有一把松软的安乐椅；有一扇意大利式的窗子和一扇钉死了的通往花园的房门……总而言之，应有尽有。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奴仆众多，也都穿着旧式服装：蓝色高领外套、色调暗淡的裤子和黄色的短背心。他们对来客的称呼是“老爷子”。帮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打理产业的总管是个庄稼汉出身，留的胡子有一整张皮袄那么长；负责管家务的则是一个老婆子，头上扎着褐色头巾，满脸皱纹，为人悭吝。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的马厩里养着三十匹各个种类的马儿；他出门乘坐的四轮马车是自家造的，有一百五十普特重。他招待客人非常热情，饮食也极为丰盛。这就是说，因为俄式饭菜所具有的令人心醉的特性，客人们一天到晚除了玩纸牌什么也不乐意去做。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终日无所事事，即便是圆梦的书籍也不会翻上一页。我们俄罗斯像这样的地主有很多。肯定会有人提出疑问：怎么突然要讲起他来了呢？……诸位读者，在听了我讲的拜访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的经历后，就应该明白答案了。
那是一个夏季的傍晚，大概七点多的时候，我乘坐马车来到他的家里。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刚做完晚祷不久，客厅靠门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举止局促、新近从神学院毕业的青年神父。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十分热情地款待了我；他对于每个客人的到来都会感到衷心高兴，加之他本人又心地善良。
青年神父拿着帽子站了起来。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神父，”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这时还拉着我的手，叫住神父，“别着急走……我这就让下人去给你拿伏特加去。”
“我喝不了酒。”神父脸红着说道，一副忸怩不安的样子。
“开玩笑！像你们这样的人哪有不喝酒的呢！”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说道，“尤世卡！尤世卡！拿点儿伏特加来给神父！”尤世卡，一个八十岁模样的高瘦老头儿，用一个肉色斑纹的深漆盘子托着一杯酒走了进来。
神父仍是拒绝。
“喝了它，神父，你这么扭扭捏捏的样子，真是不好。”地主用略带责备的语气劝道。
可怜的神父只好屈从了。
“行了，神父，你现在可以离开了。”
神父便开始作揖鞠躬。
“哦，行了，行了，走吧……真是个不错的人，”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看着他离开，继续说着，“我对他没有意见，不过只有一点，他还是太年轻了。总是跟我说教，酒呢，他又不喝。呃，您还好吗，我的老爷子？……您好吗？最近怎么样？走，咱们去阳台上吧——看哪，多么美好的黄昏。”
我们一起走到阳台上，坐下来开始聊天。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往下看了看，突然激动起来。
“下面是谁家养的鸡？下面是谁家养的鸡？”他大喊起来，“谁家的鸡跑到我家花园里了？……尤世卡！尤世卡！赶紧去看看，那是谁家的鸡跑到咱们的花园里了？……这只鸡会是谁家的呢？真是屡禁不止！我都说过多少次了！”
尤世卡跑了出去。
“真是乱得一团糟！”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翻来覆去说着，“要命哪！”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抓鸡的场景。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看到的倒霉的鸡，其实是两只花斑的和一只白色有冠毛的，此刻仍旧在苹果树下悠闲地踱着步子，不时还要用拖长的咯咯声表达一下内心的情感。就在这时，头上没戴帽子、手里操着棍子的尤世卡连同三个中年仆人一齐朝着它们扑了上来。花园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母鸡扑棱着翅膀跳来跳去，同时咯咯地大声叫着。仆人们跟在后面紧紧追赶，顺着母鸡跑的方向跌跌撞撞，不时摔倒在地。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则在阳台上发狂似的指挥调度：“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这些究竟是谁家养的鸡？这些究竟是谁家养的鸡？”一个仆人终于把最后逃窜的那只凤头鸡按到地上，抓住了它。这时，一个披头散发、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手持一根树枝从花园外面的街上翻过篱笆，来到花园里。
“啊哈！居然是他们家的鸡！”地主喜出望外地叫道，“原来是马车夫耶尔密尔家的鸡！你们瞧，他打发他们家的纳塔尔可来赶鸡了……不过没让巴腊莎来呢。”地主小声嘟囔道，又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嘿，尤世卡！别管那些鸡了，把纳塔尔可给我抓过来。”
然而，没等喘着气的尤世卡来到已经吓坏了的小姑娘跟前，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家的女管家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一把扭转小姑娘的胳膊，照着小姑娘的背部狠狠敲打起来……
“对，就要这样，嗯嗯，就要这样，”地主很赞同女管家的做法，“让你长个教训，你今天可要记好了！你要给我记好了！你要给我记好了！……”他对女管家大声喊道：“阿芙道季雅，把他们的鸡扣下来。”然后他那张满面红光的脸转过来看着我问道：“先生，这次打猎收获怎么样？哎，您看我都流汗了。”
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说完放声大笑起来。
我们就这样坐在阳台上。这个黄昏的风景确实宜人。
奴仆给我们送来了茶。
“请问，”我开口问道，“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搬迁到那边峡谷后面大道上的几家人是您的农奴吗？”
“是呀……怎么了？”
“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可是在作孽呀。您分给这些庄稼汉的房子又矮又脏，周边连棵树都没有，也没有养鱼池，只有一口水井，可那口井用不了。难道您没办法给他们再找个地方吗？……我听说您还把他们以前的大麻田也收了回去？”
“这都是划地界的结果，我也没有办法呀！”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答道，“我对这样划地界的方式也有很多想不明白的地方。（他伸出手指指向自己的脑袋。）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划地界的好处在哪里。至于您刚才说的我收了他们的大麻田以及没给他们挖养鱼池之类的问题……哎呀，先生，我自有分寸。我呢，就是一个本分人，照章办事。依我的意见，东家就是东家，农奴就是农奴……这个道理历来如此。”
他的这番说辞义正词严、立场分明，叫我竟然无话可说。
“还有，”他继续说道，“那些农奴都坏得很，向来不让人省心。特别是那儿有两户，先父——愿他升入天堂——生前就很讨厌他们，是特别讨厌那种。我可以分享我通过观察得到的结论，那就是这个人，如果他的老子是小偷，他也必定是个小偷；他别无选择……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命该如此，不能强求！实话告诉您，我没等到他们要去当兵，就把他们这两家给拆散了，全部遣送当大头兵，这儿给安排一个，那儿给安排一个。即便如此还是没法儿根除，我实在黔驴技穷了呀！他们还在继续生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地生。可恶至极！”
此时，除了偶尔吹来的阵阵清风，四周一片寂静。而当风声在房前停歇的间隙，马厩里均匀而密集的击打声就会有节奏地传过来。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张开鼻孔，正要把斟满茶水的茶碟端到嘴边——想必各位都应该知道，所有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在喝茶时必须张开鼻孔才行——便住了手，侧耳听了一阵，微微颔首，呷了一口茶，慢悠悠地把茶碟放回桌上。好像是在下意识地跟着击打声的节拍，一脸开心地喊道：“吧嗒嗒！吧嗒！吧嗒！”
“那边是什么声音？”我有些诧异。
“那边是仆人们根据我的指令，在修理一个不成器的浑蛋……就是那个负责餐厅的瓦夏，您认识这个人吧？”
“哪个瓦夏？我不清楚。”
“前几天吃饭时，在旁边伺候咱俩的那个络腮胡。”
你不管有多么生气，就是没法抵挡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那明晰而亲热的眼神。
“您这是怎么了？小伙子，您怎么了？”他不解地摇着头问道，“您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目光盯着我看。难道您认为我是个坏人吗？老话说，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我这是为了他好，对吧？”
约莫十五分钟后，我告辞离开了马尔大力·阿波罗内奇的宅院。马车经过村子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刚才挨打的瓦夏。他这会儿正在街上，嘴里啃着一个核桃。我让马夫停住车，把瓦夏喊过来。
“怎么，老弟，你今天是受处罚了？”我问道。
“先生，您怎么会知道呢？”瓦夏答道。
“你们家老爷跟我说的。”
“我们老爷亲口告诉您的吗？”
“你犯了什么错，他要惩罚你？”
“我挨打都是有原因的，先生，我确实该打。在我们这儿，挨打都是有原因的；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就打一个人，绝对不会！我们老爷他也不是那种人，我们老爷他……全省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老爷了。”
“我们继续走吧！”我示意车夫。
“这就是旧俄罗斯呀！”归途中我不禁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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