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笔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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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邻人是年轻的田主,同时也是猎人。在七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我骑着马到他家里去,请他一块儿去猎山鸡。他答应了,但说道:“我们先到诸夏去,先热热身,我也可以顺便看一看查布里几诺,你知道我的橡树林么?那里正砍树呢。”“就到那里去吧。”他吩咐备马,穿起绿色的外套,上面有印有野猪头图案的黄铜纽扣,套上纱线缝成的猎囊,银水瓶,肩上背着法式新枪,在镜子面前美滋滋地端详了一会,把自己的狗——赫普叫来。这只狗是他的表姐所送,他的表姐年纪已大,尚未出嫁,心很善良,不过头发已经脱落。我们动身了。

    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地保阿尔希普,是个肥胖而且矮小的农人,四角形的脸,身上的肌肉很结实。除了阿尔希普以外,随我们去的还有一个新从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地方雇来的管事人,名叫哥特利布·冯·台·柯克,年纪才十九岁,身体极瘦,皮肤却很白,眼睛有点看不大清楚,肩膀是垂下的,脖子很长。我的邻人新近才拥有财产,是从他的姨母卡尔东·卡塔亚夫那继承的。他的姨父做过政府的顾问,姨母是非常肥胖的妇人,就是躺在床上,也连续着喘着气,露出可怜的样子。

    我们骑马到了诸夏。阿尔答梁·米海里奇(即我的邻人)对同行的人说道:“你们在这块田地上等我们一下。”那个德国的管事人鞠了一躬,从马上爬下,在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大概是亚瑟·叔本华的小说,坐在树荫里去了。阿尔希普还站在太阳下,身子动也不动,有一个小时的工夫。我们在灌木丛里转了几圈,却找不到一只山鸡。阿尔答梁·米海里奇说他打算到树林里去。我自己也有点不信这次打猎可以有大收获,所以也跟着他走了。我们回到田地那里,德国人记好了页数,站起身来把那本书放在怀里,很艰难地跨上自己那匹短尾的牝马,这匹马稍为触了一下就嘶叫,并且跳跃起来了。阿尔希普摇了摇身子,立刻勒动着缰绳,夹紧两腿,把那匹反应迟钝的马赶上道去。我们又动身了。

    我从小就熟识阿尔答梁·米海里奇的树林,我常常同法国家庭教师戴赛利·弗列瑞(他自然是极善的人,但是有一天晚上让我喝到诺克斯的药,几乎永远损坏我的健康)到查布里几诺去。那时候,整个树林共有二三百棵巨大的橡树和槐树,树干笔直而强硬,胡桃树和山梨的绿叶像闪着金光似的;远处,阔大的、多节的树枝高高地升着,衬着明亮的,蔚蓝的天空里,像天幕似的张开;鹫鸟,鹰鸟长啸一声,落在不动的树顶上面,斑色的啄木鸟重击着厚树皮;黑色的乌头鸟忽然在深叶里发声出来,与黄莺流转的啼声相应和;在树底下,山雀和涉水鸟等类不住地叫着;燕鸟公然在小道上跑来跑去;白兔在林边潜走着;红栗色的松鼠很迅速地从这树跳到那树上去,忽然坐定着,把尾巴抬到头上去。在高堆的蚁冢附近,蕨树美丽叶子的微影底下,开着紫罗兰和铃兰的花,还长着各种菌类;在宽阔树木的中间,草地上面,莓子红得可爱……树林的影儿是如何的好呀!就是在长热的正午,也和在晚上一般,又静,又香,又有清气。我时常在查布里几诺很快活地消遣时光,因此现在我重新来这个极熟识的树林,未免生出些烦恼的情感。40年代(指1840年)摧毁一切的,无雪的冬天,并未饶过我的老友——橡树和槐树。那些巨树干枯着,剥损着,有几处还盖着痨病似的绿叶,很悲惨地高架在年轻的小树上。“小树正代之而兴,却终不盖过它们”[27]。

    有的树,下面还生着叶,仿佛带着责备和失神的神气,把那些无生命力的坏树枝往上抬着;别的树上还有些干枯的僵死的粗树枝;有的皮已经脱落了;有的简直已经朽坏,倒在地上,仿佛死尸一般。现在的查布里几诺一点阴凉都没有——这是谁能够预见的呢!我看着那些垂死的树,心里不由得想:“你们难道不感到可耻与痛心么?”我忆起库尔左夫的一首小诗:

    高尚的话语,

    骄傲的力量,

    国王的刚毅,

    何处去了呢?

    现在何处有

    你苍绿的能力?……

    我说道:“阿尔答梁·米海里奇,这是怎么啦?为什么不在第二年把这些树砍去呢?现在砍树多么可惜啊!”

    他只是耸了耸肩膀,说道:“你去问姨母好了,那些商人不时跑来送钱,追着要买。”

    冯·台·柯克每走一步便嚷着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真是玩笑!这真是玩笑!”

    “什么玩笑?”我的邻人含笑问着。

    “我的意思是多可惋惜[28]呀。”

    横躺在地上的橡树特别引起他的怜惜,说实在的,很多开磨坊的人都肯用高价去买这样的橡树。可是地保阿尔希普一直保持静默,一点也不显忧色。不但如此,他竟喜滋滋地从那些横倒的树木上跃过,用马鞭轻轻地击着。

    我们直向砍树的场所奔去,忽然在树倒的声音后,传来一阵喊声,过了一会儿,一个面色惨白,惊慌失措的少年农人从树林里迎着我们跳出来。

    阿尔答梁·米海里奇问他道:“怎么啦?你往哪里跑?”

    他立刻停下脚步说道:“啊,老爷,阿尔答梁·米海里奇,坏啦!”

    “什么事?”

    “老爷,马克西姆被树压倒啦。”

    “怎么回事?包工的马克西姆么?”

    “老爷,就是那个包工的。我们正砍着一棵槐树,他站在那里看着。站着,站着,又到井旁去取水,他大概打算喝水呢。忽然槐树裂开了,一直朝他打下去,我们向他嚷着:‘跑呀!跑开!跑开!’他应该往旁边跑,可是他竟一直冲着前面跑了。大概是惊怕的缘故,槐树顶上的树枝直盖在他身上。这棵树为什么这么快倒下来,上帝才知道呢。恐怕是树心被蛀坏了。”

    “那马克西姆被压倒了么?”

    “压倒了,老爷。”

    “压死了么?”

    “不,老爷,还活着呢,不过他的手和腿都压断了。所以我要跑到塞里维斯梯奇医生那里去。”

    阿尔答梁·米海里奇吩咐地保赶紧骑马去叫塞里维斯梯奇,自己也急急地赶着马到伐树场去。我跟在他后面。

    我们看见马克西姆躺在地下,有十几个农人在他附近站着。我们从马上跳下来。他并不呻吟,有时还张开眼睛,带着惊疑的态度向四周看,咬着发蓝的嘴唇。他的脖子哆嗦着,头发披在额上,胸部一起一伏,他快死啦。小菩提树的轻影静静地在他脸上摇曳着。

    我们俯身看他。他认出了阿尔答梁·米海里奇,含含糊糊地说道:“老爷,叫牧师去……派人……请你……上帝……惩罚我了,……腿,手,全都断了。今天……是礼拜……可是我……可是我……还……不肯放孩子们休息呢。”

    他不言语了,呼吸非常困难。

    “至于我的钱……给妻子……请你给妻子……除去那些账目……这个欧尼西姆都知道……我应该欠谁多少钱……”

    我的邻人说道:“马克西姆,我们派人请医生去了,也许你还死不了。”

    他睁着眼睛,勉强抬起眉毛和眼珠。

    “不,我要死了。……那不是……那不是来了,那不是她,那不是……孩子们,饶恕我了吧。因为……”

    农人们摘下帽子,齐声说道:“马克西姆·安得里奇,上帝要饶恕你呢,你饶恕了我们吧。”

    他忽然很着急地摇着脑袋,很忧愁地挺着胸脯,后来又垂下去了。

    阿尔答梁·米海里奇喊道:“可是也不能让他在这里死呀。孩子们,把车上的席子取下来,送他到医院去吧。”

    两个人奔到车那里去了。

    垂死的人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昨天在埃斐姆……西却夫斯基……买了一匹马。给下定钱,……那么,马就算是我的……把它给妻子……也能……”

    大家把他放在草席上面。他全身颤抖着,仿佛中枪的鸟,挺直着身子。

    农人们喃喃说道:“死啦。”

    我们静悄悄骑在马上,便离开了。

    可怜的马克西姆的死,不由得使我静想起来,俄国的农人死起来多奇怪呀!他垂死前的情况既不能称为冷淡,也不能称为迟钝,仿佛举行仪式一般:又冷静,又自然。

    数年以前,在我另一个邻人那里,有一个乡人在谷仓里被火烧了(他当时还留在谷仓里,过路的人把他拉出来时已是半死的了。过路人倒上一大桶水,奋勇打破了门冲进去)。我走到他屋里去,里面又黑又臭,又有烟气。

    我问:“病人在哪里?”一个满面悲伤的妇人懒声回答我:“老爷,在那边躺着呢。”走近过去,果然躺着一个农人,身上盖着皮袄,呼吸得很急促。

    “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病人在炕上翻了翻身子,打算起身,不过全身都是伤,已经快死了。

    “躺着,躺着,躺着。唔,怎么啦?怎样呢?”

    他说:“实在很坏。”

    “你觉得痛么?”他一句话也不说。

    “你要不要什么东西?”也不回答。

    “不要送点茶叶来么?”

    “不要。”

    我离开他身旁,坐在凳上。坐了一刻钟,坐了半小时,小屋里坟墓似的静默。在屋隅桌后的神像底下,藏着一个五岁的小姑娘,在那里吃面包。母亲有时威吓着她。外室里有人走着,还有叩门说话的声音,弟媳妇在那里切白菜。

    “啊,阿克辛娅!”后来病人说起话来了。“什么事?”“拿酸汽水给我。”阿克辛娅递给他酸汽水,又静默了。我轻声问:“给他行过圣餐礼没有?”“行过了。”这样看来,一切都安排齐了,也就是等着死了。我忍受不了这种景象,当时就出去了。

    又记得,有一天我走到克拉斯诺哥耶村的医院里,见我相识的助医卡彼通去,他是极爱打猎的人。

    这所医院的房屋是以前田主的旁屋,是女田主亲自建立的。她吩咐在门上钉着一块木板,上面用白字写着“克拉斯诺哥耶医院”几个字,又交给卡彼通一本红皮簿,以便登记病人的姓名。女田主家里一个寄食的门客,在红皮簿的第一张上写了一首小诗:

    Dans ces beaux lieux, où règne l'allégresse,

    Ce temple fut ouvert par la Beauté;

    De vos seigneurs admirez la tendresse,

    Bons habitants de KranBogoriè![29]

    还有一位先生在下面写道:

    Et moi aussi j'aime la naturel

    Jean Kobyliatnikoff.[30]

    助医用自己的钱买了六张床铺,开始医治上帝的人民。在医院里除他以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带点疯气的雕刻师帕甫尔;另一个是只有一只手的村妇,梅里起其莎,担任厨妇的职位。他们两个人预备着医药,晒干药草,还浸湿它,有时还要照顾害热病的人。疯子雕刻师外貌极严厉,说话又苛刻,晚上唱着“可爱的维纳斯”,总是走到每个过往的人面前,请求让他娶早就死去的女郎玛兰亚。独臂的村妇常常打他,还让他看守火鸡。以下就是我那一天在助医卡彼通那里所看见的情形。

    我们正在谈起我们前一天打猎的情形,忽然,院子里跑进一辆车,车前套着一只磨坊里才有的非常肥胖的淡黑色的马。车里坐着一个穿着新农服的强壮的乡人,生着一脸杂色的胡须。卡彼通从窗口嚷道:“喂,瓦西里·底米里奇,你好呀……那是奥鲍夫辛的磨坊主人,”他对我微语着。那个乡人叹息着从车上下来,走进助医的屋子,眼睛找着神像,画起十字来。“唔,瓦西里·底米里奇,什么事情?你大概不舒服吧,你的脸色不大好呢。”“是的,卡彼通·梯莫费奇,有点不大好呢。”“你哪里不舒服呢?”“卡彼通·梯莫费奇,是这样一个情形,最近我在城里买了一块臼石,就运到家里去,刚把那块臼石从车上搬下来,便觉得很难受,我的头痛得厉害,好像裂了一般。从此以后,就觉得不大舒服,今天更加难受了。”

    卡彼通一面嗅着烟叶一面说道:“唔,这是小肠疝气。你得这个病很久了么?”“已经有十天了。”“十天了么?”助医从牙齿里吸进一口气去,摇了摇头,“让我摸一摸脉。”后来助医说道:“瓦西里·底米里奇,我很可怜你,因为你的情况实在不大好呢,你这个病不是闹着玩儿的,你留在我这里,我尽力给你医治,但是不能担保。”“情况这么糟糕?”神色仓皇的磨坊主人喃喃地说了起来。“是的,瓦西里·底米里奇,很坏呢,如果你前两天到我这里来,那就没什么毛病,很容易治好。现在里面发炎了,你看,快要变成坏疽病了。”“这是不会的,卡彼通·梯莫费奇。”“现在就是这种情况。”“这是怎么啦!”助医耸了耸肩膀。“我就为这点小病死么?”“这个我且不说,不过请你住在这里再说。”乡人想了一会儿,朝地板上看着,又看着我们,搔了搔后脑,就拿起帽子来。“瓦西里·底米里奇,你去哪里啊?”“去哪里?一定是去那里——去家里,既然病成这样了,就应该布置一下。”“不过你,瓦西里·底米里奇,你这样办更坏了,我想,你现在能够安然走到家里才怪呢。不如留在这里吧。”“不,卡彼通·梯莫费奇,既然死,不如在家里死好,我怎么能在这里死呢,我在家里什么事情都舒服。”“瓦西里·底米里奇,还不知道事情究竟怎样呢。自然很危险,很危险,没有什么话说。也就因为这样,你才应该留在这儿呢。”那个乡人摇了摇脑袋,说道:“不,卡彼通·梯莫费奇,我不留在这里。可是药方请你开一下。”“光吃药是没有用的。”“跟你说,我不能留在这里。”“那么,随便你吧。怎么总不明白呢!”

    助医从簿上摘下一张纸来,开好药方,又告诉他用法。乡人取了那张纸,给了卡彼通半块银币,就从屋里出来,坐在车上。“唔,再见啦,卡彼通·梯莫费奇,不要记恨我是坏人,也不要忘记了我的儿女……”“喂,瓦西里,留下吧!”那个乡人摇了摇头,用鞭子击着马头,从院子里走了。我走到街上去,在后面望着他。道路又污秽又崎岖不平,磨坊主人不慌不忙地坐在车上,很伶俐地驾着马儿,还和相遇的人们鞠躬。第四天早上,他就死了。

    总而言之,俄国人死起来是很奇怪的。许多过世的人们现在一个个回到我的脑海中了。我的老友,未毕业的学生爱维尼·索落柯莫夫,很高尚,很正直的人,我忆起你来了!重见你痨病似发绿的脸,淡蓝的细发,温和的微笑,喜悦的眼神,和修长的身躯,又听到你的柔弱和蔼的声音。你住在俄国大田主郭尔·库鲁彼扬尼克夫家里,教他的孩子福发和资犹资雅俄文、地理和历史三门,耐心忍受着郭尔难堪的玩笑,仆人粗鲁的礼貌,顽童的可恶的淘气;带着悲惨的微笑,还毫无怨言地奉行着讨厌的女东家的无理要求。有时候当你休息的时候,当你在晚餐后做完一切工作后消遣晚间时光的时候,你就坐在窗前,很忧思地抽着烟,或者很贪心地翻阅着残缺不全、涂抹污秽的厚本杂志,是同你一般遭着噩运、无家可归的测量师从城里寄来的。那时候,你多么喜欢诗词和小说;你眼里总会有泪轻轻地旋转着;你那么快乐地笑着;你童真的、纯洁的心灵里蕴藏着对人类的真诚的爱,和对于一切善美的事物的同情!说实话,你并不是很机智,上天也没有赐给你记忆力和勤谨心,在大学里,你被认为最坏的学生之一:上课的时候你睡觉,考试的时候一句话也答不出来。但是当其他同学获得好成绩时,谁的眼中闪耀着快乐的光,充满赞叹之声呢?是爱维尼。谁对好友深信不疑?谁很骄傲地称赞他们,很热烈地拥护他们呢?谁不知道妒忌?谁毫无私见,牺牲着自己?谁愿意服从不同他站在一个立脚点的人们?那全是你,全是你,我的好友爱维尼!记得你赴人家聘约,和同学们离别的时候,心里如何地忧愁呀!不好的预感让你异常难受。真的,你住在乡下是很不好的。在那里,你不能很尊敬地听好友讲话了,不能惊叹别人了,不能爱人了……那些乡下人和有学问的田主对待你,和对待其他教师一般:有的人很粗暴,有的人很不屑。并且你的脸实在拉不下来,一会儿胆怯着,一会儿脸红着,一会儿流着汗,一会儿口吃。村野的空气终不能让你恢复健康。可怜的人,你衰弱得好像蜡烛一般!你的屋子正朝着花园,樱桃,苹果和菩提树的花,撒满你的桌子,墨水瓶和书籍上面。墙上挂着深蓝的表袋,是一位重感情,黄发蓝眼的德国女教师在离别时送给你作放钟表之用的。有时候老友从莫斯科来看你,用别人或者自己的诗都会让你心花怒放。但是寂寞,奴隶的教习职务,解放的不可能,无尽的秋冬,还有久治不愈的疾病……可怜的,可怜的爱维尼呀!

    在索落柯莫夫死前不久,我曾访过他一次,他几乎已经不能走路了。田主郭尔·库鲁彼扬尼克夫并没有把他赶走,但是薪水已经停发了,并且为资犹资雅聘用了另一位教师,福发已经送到幼年军事学校去了。那时候,爱维尼坐在窗旁一张福禄特尔式的旧椅子上面。天气十分晴朗,明亮的天空在深褐色的菩提树丛上面发着蓝色,树上最后几片金黄色的树叶正在那里摇曳着。为冰冻所袭击的田地在太阳光里出汗似的融化着,红色光线斜射在发白的小草上面。空气里偶然发出轻微的爆声,花园中有工人在说话。爱维尼穿着旧寝衣,绿色的颈巾投出他瘦脸的死影。他很喜欢我来,伸着手儿,说着话儿,咳嗽儿着。我让他静坐着,自己也坐在他旁边。爱维尼的膝上放着一本小簿,上面精心抄写了库尔左夫的诗。他含笑地用手摸着小簿,竭力忍住咳嗽,喃喃说道:“你看这个诗人。”然后用极不清楚的声音读起来:

    莺的翅翼,

    被系着呢?

    还是一切道路

    为他预定的呢?

    我让他停止念书:因为医生禁止他讲话。我知道他平素的性格,索落柯莫夫从来没有研究过科学,但是他很感兴趣,一心想知道现今的科学发达到什么地步。他时常会拉一个同学到屋隅去,然后询问他,一边听着,一边惊奇着,深信同学的话语,以后就照着这些话讲给别人听。他尤其喜欢研究德国的哲学,我在很久以前对他讲起过黑格尔。爱维尼频频点头表示赞同,抬着眉毛,微笑着,微语着:“明白,明白!啊!好极啦,好极啦!”这个无家可归,投弃穷乡的将死的可怜人,他天真的爱知识的心实在使我感动落泪。应该注意的一点是,爱维尼和其他害痨病的人相反,关于自己的病况,他并不叹息,并不忧愁,甚至极少提起。

    他稍微有点精神,就谈起莫斯科,同学们,普希金,剧院和俄国文学,有时还会忆起我们的小宴会和团体里热烈辩论的事情,又带着怜惜的心情,提起两三个死友的名字。

    他后来说道:“你记得达莎么?如何正直的心灵呀!如何善良的心呀!她又如何爱我呀!现在她怎样了?可怜的人,大概越发憔悴了吧?”

    我不敢搅乱病人的心思。假如他知道他的达莎现在大肥而特肥,同商人康答契柯夫兄弟时常来往,脸色白里泛红,笑着骂着,高兴得很,他该怎样呢!

    当时我看着他消瘦的脸,心想能不能把他从这里拉出去,也许还有治愈的可能。可是,爱维尼竟不让我说完自己的建议。

    他说道:“不,老兄,多谢你。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我是不能活到冬天的了。为什么白白惊扰人家呢?这里的房子我住惯了,虽然这里的先生们……”

    我插嘴问道:“坏么,是不是?”

    “不,不坏,本来是乡村地方,我也不能够抱怨他们。这里还有乡邻——田主卡萨金家里有个女儿,又有学问,又和气,是个好女郎,一点也不骄傲……”

    索落柯莫夫又咳嗽起来。

    他休息了一下,又说道:“反正不要紧,抽管烟就好了。我还不死,抽一管烟吧!”他说时,闪着眼睛,“谢谢老天爷,我总算活得不错,同些好人都认识……”

    我插言说道:“你也要给府上写封信呀!”

    “给家里写什么信?帮助——他们不能帮助我;一死——他们自会知道。讲这些事情做什么?不如对我讲一讲,你在外国看见些什么事情。”

    我便讲述起来,他用眼睛瞪着看我。晚上,我走了,过了十天,我接到库鲁彼扬尼克夫的一封信,如下:

    敬启者。贵友爱维尼·索落柯莫夫先生,即寓居敝寓之学生,于前四日下午两时逝世,今日已由鄙人出资安葬于敝处教堂内。贵友嘱鄙人奉上书籍及纸簿等件,兹特附呈。彼尚遗存二十二元五角,已随同行李什物,送交贵友家属收存。贵友死时,神志清朗,衷心落寞,了无恋恋之感,即在余等全家与彼离别时亦然。内子克里奥巴查·阿赖克珊德罗芙娜嘱笔道候。贵友之死,颇使内子痛心,至于鄙人则尚托庇康健,请弗念。

    郭·库鲁彼扬尼克夫启上

    还有许多别的例子,记上心头,不能一一尽述。只能再说一件事情。

    一个田主家的老太太在我面前快临终了。牧师在她床前读起临终祈祷,忽然看出病人真的要临终,便赶紧授给她十字架。老太太竟很不快活地退缩着身体,用迟慢的声音说道:“老先生,你忙什么,还来得及呢。”她朝十字架吻了一下,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最后叹息一声,原来,枕头底下正放着一块银币,她想亲自把这块银币交给牧师作祈祷费。

    实在,俄国人死得是多么奇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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