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笔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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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年轻地主,一个喜好打猎的小伙子。七月份的一天早上,我骑马来到他家,邀请他一同前去打松鸡,他同意了。“可是,”他说,“我们需要走我的小树林,到祖莎去;我还得顺道瞧瞧恰普乐季诺;您了解吗?那是我的橡树林,在那儿我雇了人给我伐树。”“没问题,我们出发吧。”他让人给他备马,穿上一件带有野猪头像铜纽扣的绿色常礼服,拿上绣了花的猎袋和银水壶,扛起崭新的法国猎枪,得意扬扬地在镜子前扭来扭去照了一番,就叫上自己的猎犬艾斯别兰斯。这个猎犬是他的表姐——一个好心的但秃头的老处女送他的。我们这就出发了。我的这位邻居还带了两个人:一个是甲长艾尔贺普,是一个四方脸、高颧骨的矮胖农夫,另一个是刚从波罗的海沿岸某个省雇来的管家哥特利勃·冯·德尔·柯克先生,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身材瘦削,头发淡黄,眼睛近视,肩膀低垂,脖子细长。我的这位邻居成为这片产业的主人并没有多长时间。这都是他的伯母留给他的遗产。他的伯母是五等文官夫人喀尔冬·卡塔耶娃,是一个胖得没法再胖的女人,就是躺在床上,也会哼哼唧唧难受好半天。我们骑马来到小树林。“你们在这片空地上等我一会儿。”埃尔达利昂·米海乐其(就是我的这位邻居)对他的同伴说道。德国管家敬了一个礼,便下了马,从衣服口袋里找出一本小书,大概是约翰·叔本华的一本小说,在一个灌木丛附近坐了下来。艾尔贺普则仍待在原来站着的太阳地里,此后的一个小时里始终一动没动。我们在这片灌木丛走了半天,就连一窝鸟儿都没能找到。埃尔达利昂说,他想去他的那片橡树林试试运气。我自己同样怀疑今天不会有什么收获,便也跟着他缓缓走了出去。我们返回那片空地上。德国管家在书的页码上做好标记,起身站起来,将小书放回口袋,艰难地骑上他那匹一摸就乱踢乱叫的差劲儿的短尾巴母马。艾尔贺普则振作一下精神,同时扯动两根缰绳,两腿悠荡了几下,他胯下那匹受惊的矮马儿才行动起来。我们继续前行。

    我打小就很熟悉埃尔达利昂·米海乐其的这片树林。很多年前,我和我的法国家庭教师德齐雷·福乐利先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不过他那会儿每晚都要我服下列路阿药水,真是差点儿要了我的命)经常到恰普乐季诺树林中去玩耍。二三百株高大的橡树和白蜡树组成了这片树林。在榛树和花楸树亮得泛出金光的绿叶丛中,一株株挺拔而粗壮的树干显得黑郁郁的,蔚为壮观;一株株树干向高处伸展,在澄澈的蓝天中展现着笔挺的英姿,在高处铺展开大大的疙疙瘩瘩的枝丫,就像帐篷一般;苍鹰、青燕、红隼在静止不动的树顶上盘旋鸣叫,花枝招展的啄木鸟拼命敲打着厚厚的树皮;黄鹂鸟的婉转啼声和百舌鸟的嘹亮鸣叫,在密密的枝叶丛中交替奏响;树下的灌木丛中,知更鸟、黄雀和柳莺啁啾鸣叫,唱着动听的歌曲;苍头燕雀轻盈地在小径上跳跃;雪兔谨慎地“一瘸一拐地走着”,悄无声息地沿着树林边溜达;红褐色的松鼠欢快地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不时又会把尾巴翘到头顶上,坐了下来。草丛中,高耸的蚂蚁窝旁,羊齿植物的悦目的叶子的轻柔的阴影下,盛开着紫罗兰和铃兰花,生长着红菇、乳菇、卷边乳菇、橡菇、红红的蛤蟆菇;草地上,鲜红的草莓长在大片大片的灌木之间……树林下的阴凉地真是好地方呀!在中午最炎热的时候,这里竟然和夜里一样:安静,清香,凉快……我当年曾在恰普乐季诺树林度过美好的时光,恰恰因为这个原因,老实说,如今我再次走进这个无比熟悉的树林的时候,心里不免生出几分伤感。1840年那个灾难性的不下雪的冬天,丝毫不曾怜悯我的老朋友——橡树和白蜡树;许多干枯的、光秃秃的、有的还夹杂着一些稀疏绿叶的老树悲苦地屹立于新生的树丛之上,那些新生的树丛“取而代之,但新不如旧”……有几株根部还长满绿叶的大树,好像是带着埋怨和无可奈何的神情努力向上挺起它们已经失去生命力的、折断的树枝;还有一些树木的叶子,尽管不如从前那般茂盛,却已非常稠密,一根根粗大干枯的死枝从稠密的树叶中伸了出来;一些树的树皮都已剥落;还有一些树干脆像死尸一样躺在地上,慢慢腐朽。谁曾能预料到,恰普乐季诺树林有一天会变成这样。我看着那些濒死的树木,心里想道:“你们可能会感到羞耻和痛心吧?”……我不由得想起了柯里佐夫的诗句:

    那高雅的言论,

    骄傲的力量,

    王者的威风,

    怎么没了踪影?

    你那绿色的浓荫,

    如今也黯然消失……

    “我说,埃尔达利昂·米海乐其,”我开口问道,“去年为什么没有把这些树砍掉?现在的价格还不如之前的十分之一呢。”

    他只是耸了耸肩。

    “这得去问我的伯母了。当时有商人来收购,都已经带着现金来了,非要缠着她买。”

    “天哪!天哪!”冯·德尔·柯克一边走一边感慨道,“多么可笑!多么可笑!”

    “哪里可笑了?”我的邻居微笑着问道。

    “不是,我是想说可惜了,可惜了。”(各位都知道,德国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会俄语后,会拼命地把一些字母读得很重。)

    使他感到特别可惜的是地上躺倒的一株株橡树。的确,若非如此,肯定会有磨坊主来这儿高价求购。甲长艾尔贺普依旧保持着毫不在乎的神情,脸上没有流露出一点悲伤。相反,他竟会高兴地在这些横躺在地的橡树上蹦来蹦去,还不时用鞭子抽打几下。

    我们来到伐木的地方。忽然,在一棵树轰隆一声倒下之后,传来嘈杂的叫喊声和说话声。不大一会儿,一个脸色惨白、披头散发的青年农夫从密林里向我们这边跑来。

    “出了什么事?你这是要跑去哪儿?”埃尔达利昂·米海乐其问道。

    他立刻站住了。

    “啊呀,埃尔达利昂·米海乐其老爷,不好了!”

    “出了什么事?”

    “老爷,马克西姆被树给砸到了。”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是那个包工的马克西姆吗?”

    “是他,老爷。我们当时正在砍伐一棵白蜡树,他就在旁边看着……他站着站着,就向井边走了过去,想必是口渴了。这时,那棵白蜡树突然咔嚓咔嚓响了起来,正对着他砸了下去。我们赶紧喊他快跑……他要是往旁边跑就没事了,可是他居然一直朝着前方跑……估计他当时也是吓坏了,白蜡树的树梢就砸到了他的身上。那棵树怎么会倒得那么快,真是说不清……八成是树心已经烂了。”

    “你是说,马克西姆给砸伤了?”

    “嗯,是砸伤了,老爷。”

    “死了吗?”

    “没有,老爷,还活着。不过,胳膊和腿都被砸断了。我现在要赶紧跑去请医生,请谢利维尔斯特奇。”

    埃尔达利昂·米海乐其让甲长骑马回村里去找谢利维尔斯特奇,他自己则打马扬鞭向着砍树的地方奔去……我跟在他的后面。

    我们看到可怜的马克西姆此时正躺在地上,他四周围着十来个农夫。我们滚鞍下马。他几乎没有呻吟,偶尔睁开眼睛,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是要惊诧地打量一番周围环境,咬一咬发青的嘴唇……他的下巴哆哆嗦嗦,头发粘在额头上,胸脯不规律地上下起伏:他显然是不治了。一棵小椴树的淡淡的影子在他的脸上轻轻晃动。

    我们弯下腰看他。他认出了埃尔达利昂·米海乐其。

    “老爷,”他说话的声音几乎让人听不见,“请您安排……让牧师……来吧……上帝……惩罚我……胳膊、腿,都断了……今天……是礼拜天……可……我还……不让……兄弟们休息。”

    他沉默了一会儿,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请把我的钱……交给……交给我老婆……扣掉……哦,奥尼西门清楚……我欠别人……欠别人的钱……”

    “我们派人去请医生了,马克西姆,”我的邻居说道,“你或许还有救。”

    他睁开眼睛,用力扬起眉毛和眼睑。

    “不,我要死了。我快不行了,快了,快了……哥儿几个,要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多担待吧……”

    “上帝会宽恕你的,马克西姆·安德烈伊奇,”围着的十来个农夫低沉着嗓音齐声说道,纷纷摘下了帽子,“请你宽恕我们。”

    他忽然绝望地摇摇头,难受地挺了挺胸膛,很快又缩了回去。

    “可是,咱们不能让他就这么等死啊。”埃尔达利昂·米海乐其高声说道,“伙计们,把马车上那张席子拿过来,咱们送他去医院。”

    有三两个人朝着马车跑了过去。

    “昨天我……在塞乔甫村……耶非姆那儿……买了一匹马……”弥留之际的马克西姆含混不清地说道,“已经交了定金……那匹马是我的了……也把它……把它交给我老婆……”

    几个人抬起他往席子上放……他像一只被枪打中的鸟一样全身抽搐起来,接着挺直了……

    “他死了。”几个人喃喃道。

    我们一言不发,上马离开了。

    可怜的马克西姆的死,令我陷入了沉思。俄罗斯农夫死得真是奇怪!他们临死前的想法,既不能说是冷漠,也不能说是麻木;他们的死,就像是举行一场仪式:冷静而简单。

    几年之前,在我另一个邻居的村子里,有个农夫在烤禾房里被烧伤了。(要不是有个过路的小市民把奄奄一息的他从烤禾房里拖出来,他肯定就死在里面了。救他的那个小市民先把自己在水桶里浸了一下,然后跑着撞开了燃着熊熊烈火的屋檐下的那扇门。)我前去他们家里看望他。房间里漆黑一片,又有些气闷,乌烟瘴气。我问道:“病人在哪里?”“喏,这就是,老爷,他在炕上。”一个愁云惨淡的妇人拉长了声音答道。我走上前去,看到农夫躺着,身上盖着一件皮袄,沉重地喘着粗气。“你现在好点儿了吗?”病人在病床上挣扎着,似乎是想坐起来,然而一身都是烧伤,眼看着就不行了。“你躺好别动,躺好,躺好……嗯?怎么样?”“显然不好。”他说。“感到疼吗?”他没答我的话。“你要点儿什么?”他仍是不作声。“你看,要不我给你来点儿茶喝?”“不要。”我走到一边,在板凳上坐了下来。坐了有一刻钟——屋里死一般的寂静。房屋一角,有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躲在圣像下的桌子旁,在啃着面包。母亲有时会吓唬她一下。过道里有人在走动,说话,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弟媳妇在切白菜。“哎,阿克西妮娅!”病人终于开口了。“你来点儿什么?”“给我弄点儿格瓦斯。”阿克西妮娅给他端了格瓦斯过来。又陷入了沉寂。我低声问道:“给他行过圣餐礼了吗?”“行过了。”这就是说,一切都已经准备,就差他死了。我无法忍受,便走了出去……

    我不禁又想起来,一次我到红山村的医院去拜访我熟识的医生卡比通——这是一位热心的猎手。

    这个医院之前是地主宅院的厢房;它是女地主亲自创办的,女地主让人在门框上钉了一块蓝色木板,板上写着白色的文字“红山医院”,又亲手将一本十分漂亮的本子交给卡比通用来登记患者名字。在这个本子的第一页,这位乐善好施的女地主的一个巴结逢迎的仆人题写了如下诗句:

    在这充盈欢快的乐园,

    美人躬身营建如此殿堂;

    红山幸运的居民们,祈福吧,

    为你们慷慨的主人祈福!

    还有一位先生在下面接着写道:

    我也热爱大自然!

    卡比通医生出资买了六张病床,便怀着一腔悬壶济世的善心开始为百姓们治疗疾病。除了他之外,医院里还有两个人:患有精神病的雕刻匠人巴维尔和负责厨师一职、一只手萎缩的女人梅丽吉特丽萨。他们都调制药剂,烘干或浸泡药草;他们还负责照料患了热病的人。巴维尔终日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一到晚上就唱歌曲《美丽的维纳斯》,见到路过的人,就要上前请求对方准许他和一个死去很久的姑娘马拉尼亚结婚。梅丽吉特丽萨经常责打他,还让他看管火鸡。

    有一次,我就坐在卡比通医生那儿。我们正在聊着最近一次我们打猎的事,忽然院子里驶进来一辆大车,拉车的是一匹磨坊主才会有的、特别肥胖的瓦灰色马。一个花胡子、穿着新上衣的壮实汉子坐在车上。

    “哎,瓦西里·德梅特里奇,”卡比通朝着窗外叫出声来,“欢迎欢迎……”他低声告诉我:“这位是雷柏复希诺的磨坊主。”

    车上的汉子费劲儿地下了车,走进医生房间来,两眼找到圣像后,画了个十字。

    “怎么样,瓦西里·德梅特里奇,有什么新鲜事儿吗?……呃,您是不是病了,看您的气色不大好。”

    “没错,卡比通·季墨菲奇,是不大对头。”

    “那您是哪里不舒服?”

    “我给您讲一下,前一阵子,我在城里买了几块磨石,就拉回家了,可在我把它们从车上卸下来的过程中,估计是用力过猛,我感觉当时我的肚子咯噔响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断了……打那天起,我就一直不舒服。今天尤其难受。”

    “哦,”卡比通应了一声,嗅了嗅鼻烟,“照您说,没准儿是疝气。您病了有几天了?”

    “算到今天是第十天了。”

    “第十天?”卡比通医生吸了一口冷气,并摇了摇头,“我给你检查检查。哎呀,瓦西里·德梅特里奇,”他终于又说道,“我实在是可怜你这个好人,不过你的情况并不乐观。这个病可不能马虎大意,我的意见是你住在这儿。在这儿自然方便,我也会尽我的全力给你治疗。当然了,最后效果怎么样,我可是没法给你保证。”

    “真有那么严重吗?”一脸诧异的磨坊主嘟囔道。

    “对,瓦西里·德梅特里奇,情况很严重。要是你在两天前就来我这儿,那可是什么事儿也没有。但是,你的伤处已经发了炎,非常糟糕。眼瞅着就要变成坏疽的。”

    “哪里会有这种事,卡比通·季墨菲奇。”

    “我跟你说的话都是实话。”

    “怎么会呢!(卡比通医生耸耸肩。)我哪里就会因为这个小毛病送了性命?”

    “我并没有说你会因为这个病而死……不过,前提是你必须住在这儿。”

    瓦西里·德梅特里奇出了一会儿神,瞧了一眼地上,又看了我们一眼,挠了挠后脑勺,便抓起了帽子。

    “你这是要去哪儿,瓦西里·德梅特里奇?”

    “去哪儿?还能去哪儿?——我得赶紧回家啊,你都已经说得这么严重了。真要是这样,我必须回去安排好后事。”

    “你这会害了你自己,瓦西里·德梅特里奇。算了吧,听我的话。就这我还很纳闷,你到底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留下来吧。”

    “不行,卡比通·季墨菲奇老弟,我既然都已经是将死之人了,就必须死在家里。让我死在这儿可不行——那样我家里就会乱了套的。”

    “治疗后的效果怎么样,谁也没办法确定,瓦西里·德梅特里奇……当然了,你的病情很严重,确实很严重,这个毫无疑问……所以你才应该留下来嘛。”

    瓦西里·德梅特里奇摇一摇头道:“不行,卡比通·季墨菲奇,我必须走……不过您可不可以给我开一张药方?”

    “光吃药可不行。”

    “我不能留下,我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噢,那就悉听尊便了……将来出了事可别赖我啊!”

    卡比通医生从本子上撕下来一张纸,写了一个方子,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瓦西里·德梅特里奇接过药方,交给卡比通半个卢布,就从房间走了出去,上了大车。

    “再见了,卡比通·季墨菲奇,过去我要是有哪些做得不周到的地方,你就多多包涵吧。我这次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以后还请多多关照我的孩子们……”

    “唉,留下来吧,瓦西里!”

    瓦西里·德梅特里奇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用缰绳抽了马一下,大车就出了院子。我来到街上,站在那儿目送他离开。道路泥泞不堪,到处是坑坑洼洼。磨坊主瓦西里·德梅特里奇娴熟地驾着马车,小心翼翼、从容不迫地赶着车,不时地跟路人打招呼。……第四天,他就死了。

    总体而言,俄罗斯人死得很奇怪。如今很多死者经常会出现在我的脑际。我时常会记起你,我的老朋友,没有毕业的大学生阿维尼尔·索罗克乌莫夫,一个出色而高尚的人!我再次看到你那患了肺痨病的青色的脸,你那稀疏的淡褐色头发,你那温和的微笑,你那热情洋溢的眼神,你那瘦长的肢体,再一次听到你那微弱、亲热的声音。当时,你住在大俄罗斯地主古尔·克卢比亚尼科夫的家里,教授他的孩子弗契和乔治亚俄语、地理和历史,不厌其烦地忍受着地主古尔那些令人尴尬的戏谑、管家粗鲁的服务、一肚子坏水的男孩们的捣蛋,你总是带着苦笑但又无怨无悔地满足百无聊赖的女主人那些稀奇古怪的要求。可是,到了晚上,晚餐之后,你总算是做完了一切工作,履行完毕一切责任,终于可以坐在窗前,要么抽着烟斗慢慢思索,要么津津有味地翻看那个跟你同样是无家可归的、命途多舛的土地测量员从城里捎来的那些残缺不全、污浊不堪的厚杂志,你此刻该是多么的轻松惬意、怡然自得啊!你那样喜欢所有的诗歌和所有的小说,你的眼窝是那么浅,你笑起来是那样开心,你那儿童般纯净的心里充满了无比诚挚的对人类的博爱,对所有美好事物充满了无比高尚的怜悯!即便是说实话,你不是特别精明的人,你没有与生俱来的好脑子,而且生来也不是勤奋的人;在大学时,你算得上最差学生之一了:上课时你会打瞌睡,考试时你就傻了眼;可是,当同学成绩好和考试顺利通过时,那个因此而欢欣鼓舞的人是谁,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人又是谁?是阿维尼尔!是谁盲目地信任自己朋友们的极高天赋,骄傲地赞扬他们,拼命地维护他们?是谁从来不会嫉妒人,也没有虚荣心?是谁可以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是谁心甘情愿地服从那些连给你系鞋带都不配的人?……都是你,都是你啊,我们的阿维尼尔!我还记得,你为了应聘,而怀着无比感伤的心情同大家道别;对未来不祥的预感,让你感到无比痛苦……果然,你在乡下境况不佳;在那里,你找不到可以去恭恭敬敬求教的人,找不到可以让你动情的人,找不到可以让你去爱的人……草原居民和受过教育的地主对你这个教师,不是态度蛮横粗暴,就是不大客气。况且,你相貌平平,胆子不大,容易害羞而脸红冒汗,讲起话来磕磕巴巴……乡下的空气也没法恢复你的健康,你如蜡烛一般日渐消瘦下去,真是个可怜的人!的确,你的房间正对着花园,稠李树、苹果树、椴树把它们轻盈的花朵撒在你的桌上、书上、墨水瓶上;墙上挂着一个蓝绸的时钟垫子,这是一位善良而多情的女教师——一个金发碧眼的德国女子——在临别时送你的;有时候,老朋友从莫斯科来拜访你,在他朗诵起别人的或自己的诗作时,你会欢喜得手舞足蹈;然而,孤独的生活,无法忍受的奴隶般的教师身份,无法获得自由,没有尽头的秋天和冬天,缠身的种种疾病……可怜的阿维尼尔,真是可怜的人哪!

    阿维尼尔死前不久,我去看过他。他已经差不多没法走路了。地主古尔·克卢比亚尼科夫没有把他扫地出门,不过已经不再给他发放工钱,给乔治亚另找了一个教师……将弗契送去读了中等武备学校。阿维尼尔正坐在窗前一张陈旧的伏尔泰式安乐椅上。天气好极了。一排落了叶的深褐色椴树上方,露出蓝莹莹的明亮的秋日天空;树上有些地方还有最后一批金光闪闪的叶子轻轻晃动,沙沙作响。冰冻的大地在日光照耀下冒着水汽,慢慢解冻;倾斜的、红扑扑的阳光无精打采地照射着蔫头耷脑的野草;天空中传来若有似无的噼啪声;花园里正在劳作的人们的说话声清脆、响亮。阿维尼尔身穿一件破旧的布哈拉宽袍;他那憔悴得恐怖的脸上映着绿围巾的阴森森的色调。他见到我很是高兴,伸出手来,开始说话,然而又咳嗽不止。我让他安静下来,和他并排坐了下来……阿维尼尔在腿上放了一本抄写得很工整的柯里佐夫的诗集;他微笑着拍了拍这本诗集。“这才是真正的诗人。”他努力憋着咳嗽,含糊不清地说道,并用几乎听不出的声音吟诵起来:

    苍鹰的翅膀,是被缚住了吗?所有的前途,都被阻断了吗?

    我制止他继续念诗,因为医生不让他说话。我很明白,到底怎样才能对他的味口。阿维尼尔对于科学的发展从来没有所谓的“穷根究底”,然而,他依然有兴趣去了解,伟大的科学家当前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他经常会在随便哪个地方的角落拽住一个同学,仔细打听起来。他认真聆听,面露喜色,往往对别人说的话都要全盘接受,以后又会原封不动讲给其他人听。他尤其对德国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就跟他探讨黑格尔。(您可以想见,这已是很久远之前的事了。)阿维尼尔深信不疑地摇头晃脑,扬起眉毛,微笑着,轻声说道:“我明白,我明白!……啊!好极了,好极了!……”这个濒临死亡、无家可归、孤苦伶仃的人的孩童般的求知欲,感动得我热泪盈眶。必须指出,阿维尼尔同其他害肺病的人不一样,他对于自己的病情毫不隐瞒欺骗……那么他是怎么样呢?——他不会唉声叹气,不会怨天尤人,甚至从未提到过自己的境遇。

    他振作精神,聊起了莫斯科,聊起了同学们,聊起了普希金,聊起了戏剧,聊起了俄国文学;他追忆我们的聚餐,我们小组里的热烈争论,惋惜地提起了两三个已经去世的朋友……

    “你还记得达莎吗?”他最后说道,“真是金子一般的心灵!多么纯洁无瑕!她当时是多么爱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这个苦命的人,或许瘦了吧,憔悴了吧?”

    我不忍心让这个病人失望,而且,说真的,又何必非让他知道呢,他嘴里的可怜人达莎现在胖得浑圆,终日和商人康达契科夫兄弟鬼混在一起,涂脂抹粉,尖酸刻薄地骂人。

    “可是,”我瞧着他那憔悴不堪的脸庞,心想,“能不能想办法把他从这儿搬出去?兴许那样还能治好他的病……”不过,阿维尼尔并没有让我把这个提议讲完。

    “不,老兄,谢谢您了,”他说,“不管怎样,死哪儿都是一样。我是活不到这个冬天了……何必再去徒劳地麻烦别人呢?我在这一家已经住习惯了。虽然这家人……”

    “是都很坏吗?”我接茬道。

    “不,没那么坏!不过是些木头人。可是,我不能抱怨他们。这儿还有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一个女儿,是一个有教养、可爱的、心肠好的姑娘……不骄傲……”

    阿维尼尔又一阵咳嗽。

    “这都算不了什么,”他歇了一会儿,继续道,“只要能让我抽烟就行……我可不愿就这么死去,我要抽烟!”他狡黠地眨眨眼,接着补充道:“谢天谢地,我活够了,认识了不少好心人……”

    “你总该给亲戚们写封信吧。”我打断他的话说道。

    “给他们写信做什么?是要求助吗?他们也不会帮我。等我死了,他们自然都会知道的。唉,不谈这个了……你最好给我讲讲,你在国外有些什么见闻?”

    我便说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到了傍晚,我就走了。十几天后,我接到了克卢比亚尼科夫先生寄来的一封信:

    敬启者:

    贵友阿维尼尔·索罗克乌莫夫先生,即居住寒舍的大学生,于三日前午后二时不幸离世,今日由鄙人出资,葬于本教区教堂内。贵友托付鄙人转交书籍及手册,兹随函寄奉。彼尚有余款二十二卢布又半,将连同其他物件一并交付其亲属。贵友临终时神志清醒,可谓坦然若定,即与鄙人阖家诀别之际,亦了无遗恨之色。拙荆克列奥巴特拉·亚历山大罗福娜嘱笔问安。贵友弃世,拙荆深感悼念;鄙人承蒙上帝庇佑,身体康健。

    敬祝

    大安

    古尔·克卢比亚尼科夫

    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出现在我的脑际,恕我无法一一详述。就再说一个故事。

    一个年迈的女地主弥留之际,我当时在她身边。神父在她的床前开始念送终祈祷了,忽然发现病人眼看就要断气了,赶忙把十字架递到她手里。女地主不乐意地撇撇头。“你着什么急呀,神父,”她用僵硬的舌头说道,“还来得及……”待她吻过十字架,刚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就断气了。枕头底下放着一个银卢布:这是她准备付给念送终祈祷的神父的……

    没错,俄罗斯人死得真奇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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