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主人离开后，就在各屋里踱步。这里的宾客我几乎都不认识，已经有二十多人坐在牌桌那里。这些爱打牌的人里有两个军官，脸部是端正的，微显憔悴，几个文官系着领带，留着染色的胡子，他们很专注地理着牌，并不回头，只用余光瞟一眼过往的人们。还有五六个县里的官员，圆圆的肚皮，浮肿而多汗的手和规矩得不动的脚。这些先生们柔声说着话，很温和地向别人微笑着，把自己的牌握在自己硬胸衣前面，挑出“主牌”[45]来，却并不摊在桌上，而是把纸牌往绿布上一扔，收着被“吃”的牌，发出一种轻微的，很有趣的叫声。其余的贵族坐在椅子上面，成群地挤在门和窗的附近，一个年纪不轻，外貌上像妇人似的田主站在屋隅，脸红着，并且带着不安的神情摆弄垂在自己肚腹上的表坠，并没有人注意他。有几位先生穿着圆式的燕尾服，和莫斯科裁缝佛斯·克里乌辛所做的格条裤子，在那里和别人聊得热火朝天，不时地转着自己又肥又光的脑袋。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近视眼，白皮肤，从头到脚穿着黑衣裳，显得很怯生，却露出嘲讽的笑容。
我开始有点烦闷，忽然一个名叫佛阿尼琴的未毕业的青年人凑到我面前来了。他住在阿来山得·米海里奇家里，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他的枪法很好，并且会训练狗，我在莫斯科就同他认识。他属于那类在每次考试中都扮演柱子角色的人，他对教授的问题一概不知。说得好听一点，这种人也被称为“有胡子的学生”。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譬如，他们喊佛阿尼琴了，他以前是坐在凳子上，一动也不动，并且挺着身体，从脚到头都是热汗，慢慢地却无意识地向四周张望——现在只得站起来，赶紧把制服的纽扣弄好，侧着身子走到教授那里。“请你抽一张试卷，”教授对他说。佛阿尼琴伸出手来，颤抖着用手指摸着一堆卷子。“不要挑！”一个监考的老先生说道，他是别的系的教授，突然对这个“有胡子的学生”发起火来。佛阿尼琴只好听天由命，拿了一张，说了号码，便坐在窗边，等待前面的人回答问题。佛阿尼琴的眼睛一瞬也不离开那张卷子，不过偶尔也会慢慢地向四周看着，但是身体却一动也不动。后来，他前面的人答完了，教授说：“好，答得不错，去吧。”然后就轮到佛阿尼琴了。佛阿尼琴站起来，一步步走近桌旁。
“请念那张卷子吧，”教授对他说。佛阿尼琴用两手把那张卷子举到鼻子附近，慢慢地念着，还慢慢地垂下手去。“唔，请回答吧，”那个教授懒洋洋说着，身体往后一仰，两手交叉在胸前，如坟墓一般静默。“你怎么啦？”佛阿尼琴一声也不言语。旁边的那个小老头儿恼怒起来了。“你怎么不说话？”佛阿尼琴沉默着，仿佛死了一样。同学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盯着他那剃光的后脑勺。小老头儿的眼睛都快跳出来了，他简直恨死佛阿尼琴了。“这真是奇怪，”另一个监考说，“你怎么像哑巴似的站着？是不是不知道？老实说出来就好了。”“请让我换一张卷子吧，”可怜的人小声说道。教授们互相对望着，“唔，请拿吧，”主考官挥着手，回答着。佛阿尼琴重新拿了一张卷子，重新走到窗边，重新回到桌子那里，重新静默着，仿佛将死的人一般。小老头儿气得直跳脚，简直想活活吞了他，最后把他赶走了，给了零分。你们肯定以为他会这样走掉，却并不是这样！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动也不动地一直坐到考试结束，临走的时候还喊着：“唔，糟极了！太倒霉了！”他顺着莫斯科城整整走了一天，有时还抓着脑袋，很悲愁地咒骂自己没有天才的命运。至于书籍呢，他还是不会去读，到了第二天早晨，又重演这个历史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凑到我这里来了。我同他讲着莫斯科的事情，打猎的事情。
“我给你介绍这里最有才华的人，您愿意么？”他忽然向我微语。
“很愿意。”
佛阿尼琴把我带到一个矮个子那里，他的额前有一撮高高的头发，满脸胡子，穿着栗色的礼服和斑色的领结。他发黄的脸庞确实充满了智慧和讥讽。他的嘴角有时会歪着，挂着嘲讽的微笑，黑色的小眼睛从不平整的眉毛底下旁若无人地望着。他附近站着一个田主，身材高大，但是很温柔的“蜜糖先生”——是独眼的。他笑着那个矮个子说出俏皮话，好像因为喜欢而融化了。佛阿尼琴把那个矮个子介绍给我，他名叫庇奥托·配绰维奇·露皮辛。我们大家认识了，相互致敬。
“让我给您介绍我的好友，”露皮辛忽然厉声说，拉住“蜜糖先生”的手。“契瑞拉·色丽凡尼奇，不要拒绝呀，人家不会咬你的。”契瑞拉·色丽凡尼奇好像很不好意思，笨拙地鞠躬，仿佛他的肚子断去了一般。“我来介绍，这是一位优秀的贵族，五十岁之前，身体一直不错，却忽然打算医一医自己的眼睛，因此就成为独眼了。从此以后，他医治自己的农人，得着同样的结果。他们大概算是尽忠……”
“你这个人，”契瑞拉·色丽凡尼奇喃喃地说着，并且笑了。
“说完了呀，我的朋友，把话说完了呀，”露皮辛说，“人家可能会把你选做审判官，唔，将来一定会的。等到那时候，陪审官会帮你做事的，不过无论如何，你要会说呀，哪怕是别人的意思，也总要会说出来才好。要是省长来了，一问：‘为什么审判官口吃？’譬如说是麻痹病发作了。他不免要说：‘那就给他放点血出来吧。’这样于你的地位，你自己想想，恐怕不合适吧。”
“蜜糖先生”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你看这个笑法，”露皮辛继续说着，恶狠狠地望着契瑞拉·色丽凡尼奇颤抖的肚子。“他怎么会不笑呢？”他朝着我说，“他不为吃发愁，身体好，没有儿女，农夫也没有押给人家——他还给他们治病呢，妻子是傻头傻脑的。”契瑞拉·色丽凡尼奇微微地侧身在一边，仿佛不留意听似的，还继续地哈哈笑着。“我也是要笑的，不过我的妻子同丈量师跑了。”他冷笑着，“你不知道这事么？就是这样！她就这样跑了，给我留下了一封信，说：亲爱的庇奥托·配绰维奇，很对不住，我为情爱所牵引，同我心上的人儿逃走了……丈量师所以能够把我的妻子拐走，因为他没有剪去指甲，还穿着紧身的裤子。你奇怪么？心想，这个人真是无话不说。我们乡下人总是说实在话的。我们还是走到一边去吧，我们站在将来的审判官旁边做什么呢？”
他拉住我的胳膊，我们就到窗边去了。
“我在这里是很出名的有才的人，”他在谈话中间对我说，“你不要相信这个。我不过是愤激的人，动不动就大声叱骂，我就是这般放浪不羁的性子。并且我有必要说话犹犹豫豫么？任何人的意见在我看来都不值钱，也不想采纳，我的脾气很坏。但是恶人至少可以不动脑子，这真是快活，你也许不相信。譬如说，你看我们的主人，请问，为什么他跑来跑去，看着表，微笑着，流着臭汗，装出正经的样子，让我们饿着肚子伺候人？那不是，那不是，又跑了，你看，都快跛起脚了。”
露皮辛嗤声笑了。
“一件糟糕的事情，没有女客，”他继续说下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光棍儿的宴会，要不然，大可成为我们弟兄们的好机会。你看，你看，”他忽然喊起来，“那边走的是科赛尔斯基侯爵，就是那个高个子的男人，生着胡子，戴着黄手套，一下就能看出是去过外国的。总是这样晚到，真是一个傻子。我对你说了吧，他重得就像商人的一对马一般。你看，他同我们弟兄们说话何等的屈尊，我们那些饥饿的母女们对他说客气话时，他总是满脸堆着笑！他有时候也说些有意思的话，而且他说的笑话仿佛用钝刀切绳子一般。他同我最处不来，让我去同他打个招呼。”
露皮辛于是跑去迎接侯爵了。
“那边那个人是我的仇敌，”他忽然回到我那里说，“你看那个肥人，脸是褐色的，头上有硬毛。你看，他把帽子拿在手里，顺着墙慢慢地走着，四处张望，像狼一样。我卖给过他一匹马，价钱是四百块卢布，其实那匹马值一千呢，可是这个不言不语的东西竟因此取得了轻视我的权利。不过他简直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尤其是在早晨喝茶以前，或在饭后，要是你对他说，安好呀，他就要回答：什么事情？啊，将军来了，”露皮辛继续说着，“退职的文官将军，破产的将军。他的女儿是甘蔗糖做成的，他的工厂正害着瘰疬病。错了，不是这样说的。唔，你总明白了。啊！连建筑师都跑到这里来了！德国人一脸的胡子，对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熟悉，真奇怪！但是他为什么要熟悉自己的工作？只要得了贿赂，只要把那些大柱小柱，为我们那些柱子的贵族[46]，多安几根上去就得了！”
露皮辛又哈哈笑了。但是忽然间，恐怖的惊扰传遍整个房间。大官来了，主人一路跑到大厅。跟着他跑过去的几个是服从的家臣和热心的宾客。喧哗的谈话变成轻柔的，欢乐的细语，仿佛春天的蜜蜂在巢里微鸣一般。只有一只不肯安静的蜜蜂——露皮辛，和伟大的雄蜂——科赛尔斯基，并不放低自己的声音。后来那个蜂王——大官进来了。许多人都迎向着他，坐着的身体都站起来了，连那个贱买露皮辛的马的田主也把下巴贴到胸膛上了。大官维持着自己的尊严：向后面摇着脑袋，仿佛鞠躬似的，他说了几句客套话，其中每个字都加了一个“儿”字，音儿拉得很长，并且用鼻音。后来，他带着那种饥极了的愤怒态度，看着科赛尔斯基侯爵的胡子，又冲着开着工厂还有一个女儿的破产将军伸出左手的食指。过了几分钟，大官把“很高兴没有延误宴会”的那句话说了两遍，然后就带着全体客人走到餐厅，贵族走在前面。
至于他们如何把大官让上头位——文将军和省长的中间，我没有必要对读者讲。省长脸上带着骄傲和尊贵的神色，完全和他的浆胶胸衣，宽大的坎肩和装着法国烟的圆烟盒相配。主人张罗着，跑着，慌忙着应酬宾客，走过的时候朝着大官的背微笑，跟学生似的站在屋隅，很快地喝一口汤，或吃一小块的牛肉。侍仆端上一条一尺半长的鱼，鱼嘴还衔着花束，穿着制服的面色严厉的仆人冷冰冰地走近每个贵族身边，一会儿送去马拉伽酒，一会儿斟上玛特拉酒。几乎所有的贵族，尤其是老的，一杯杯地喝着酒，香槟酒的杯子不时碰响，大家开始互相说出健康的祝词。但是最显得特别的是，大官在一片静默中讲出一段笑话。有一个人，好像是已破产的将军，熟悉新文学，提起妇女的影响力，尤其是对青年的影响。“是的，是的，”大官说，“这是实在的，但是对于青年人，应该对他们严厉才好，否则他们只要一看见女人的裙子，就会发疯的。”所有宾客都露出孩子般快乐的微笑，甚至能在一个田主的眼里看出感激之情。“因为年轻人都是傻的，”大官大概为了摆官架的缘故，有时要变更用惯的字句的重音。“就像我的儿子伊凡，傻子似的活了二十年，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爸爸，让我娶亲吧。’我对他说：‘傻子，先当差吧。’他当时懊恼呀，哭呀。但是我……这样……”大官说出“这样”这个词，好像从肚子里发出来的一样。他静默着，很骄傲地看着自己邻座的将军，并且还高抬着眉毛。将军很客气地微微侧着头，很快地转动着向大官望去的眼睛。“怎么样呢，”大官又说，“现在他自己写信对我说，很感谢我启发他的愚蒙，本来就应该这样办的。”所有宾客大概都赞成大官的话，并且因为得到了快乐和经验而高兴起来。饭后，大家都站起身来到客厅去，带着很大的却还有礼貌的喧哗声。大家坐下来打牌了。
晚上，我吩咐马夫在明天早晨五点钟套好马车，便回房间准备睡觉了。但是我在这一天里，注定还要和一个特别的人相识。
因为来的宾客太多，所以单独住一个房间是不大可能的。阿来山得·米海里奇的侍仆带我进了一间不大的，还有点潮湿的屋子，里面已有一位客人，并且已经完全解去衣裳了。他一看见我，赶紧钻进被里，一直盖到鼻子那里，在松软的鸭绒床上翻了个身，便安静地躺着，他从睡帽的圆边底下向我投来锐利的目光。我走到自己的床边，脱了衣裳，便躺在潮湿的褥子上去了。我的邻人在床上翻了个身，我跟他道了晚安。
过了半个小时，无论我怎么努力都睡不着，乱七八糟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仿佛引水机器的桶儿一般。
“你还没有睡吧？”我的邻人说。
“你说得真对。”我回答，“你也没有睡么？”
“我从来就不想睡。”
“这是怎么啦？”
“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睡觉，总是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你不打算睡觉，为什么要躺在床上呢？”
“可是叫我做什么事情呢？”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我真奇怪，”静默了一会儿以后，他又说，“为什么这里没有跳蚤？它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你好像很怜惜它们呢，”我说。
“不，并不是怜惜，但是我喜欢一切都有连贯性。”
“他居然把这种名词用到这上面去了。”我心想。
邻人又静默了。
“你愿意同我打赌么？”他忽然大声地说。
“打什么赌？”
我的邻人开始引起我的兴趣来了。
“唔……打什么赌？就是打这个赌：我相信你把我认做傻子呢。”
“得啦，”我带着惊疑态度嘟囔着。
“认做乡下人，认做野蛮人，你就承认吧。”
“我都不认识你，”我反驳他，“为什么你能够断定……”
“为什么？就因为你说话的语气，你这样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但我完全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请等一等……”
“不，请你等一等。第一，我说法国话不比你坏，说德国话还比你好得多；第二，我在外国住了三年，还在柏林住过八个月。我研究过黑格尔，还背熟了歌德的书。除此以外，我还和一位德国教授的女儿谈了很久的恋爱，在家里娶了一位害痨病的小姐，她是秃头，却极特别。这样说，我是和你们同样的人，我不是乡下人，不像你所想的那样。”
我抬起头来，用双倍的注意力看着这个怪人，在黯淡的灯光下，有点看不清他的脸。
“现在你正看着我呢，”他继续说着，整理着自己的睡帽，“大概你要自问：怎么我今天没有注意到他呢？我对你说，你为什么注意不到我：因为我并没有抬高声音；因为我藏在别人身后，站在门儿那里，不同任何人谈过话；因为侍仆带着盘子，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预先抬高了自己的手肘，和我的胸相齐。为什么会发生所有这些情形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是穷人；第二个原因，我自己安静。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没有注意到我么？”
“我实在没有荣幸……”
“唔，是的，是的，”他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了。”
他抬起身子，交叉着手，他的睡帽的长影从墙上转到天花板上面。
“你承认吧，”他忽然看着我说道，“你大概总以为我是怪物，就是说，奇怪的人，或者还要比这个坏些：也许你以为我是装的。”
“我还是应该对你再说一下，我并不认识你呀。”
他俯下身体。
“为什么我同你，同我素不相识的人谈话呢？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并不是因为我们灵魂的接近。我和你都是正经的人，那就是说，自私的人，互不关心，你对我，我对你，没有一点干系，不是这样么？但是我们两个人都睡不着，为什么不聊天呢？我现在更有兴趣，这对我来说是很少见的事情。你看我是胆怯的，可是胆怯的缘故并不因为我是乡下人，无官职的人，穷人，却因为我是一个自负甚高的人。但是有时候，受了为我所不能够断定的得意事和意外事的影响，我的胆怯心完全消失了，就好像现在似的。现在哪怕脸对脸地把我放在达赖喇嘛面前，我也要请他嗅一嗅烟呢。不过也许你要睡觉了？”
“不，”我赶紧回答，“我很喜欢同你谈话。”
“那就是我可以逗你快乐，这样更好了，我对你说，在这里，人家都称我为怪物。在那些人偶然讲起别的零碎事情的中间，我的名字就到了他们的舌头上去了。任何人也不留心我的命运，他们想侮辱我。喔，我的上帝呀！要是他们知道了……我所以倒霉的，就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除了我有点莫名其妙的举止以外，并没有什么，譬如我现在同你的谈话也是这样，不过这样的举止一个铜钱也不值的。这是最贱价，最低卑的‘怪物’种类。”
他把脸转向着我，还摇着两手。
“先生！”他嚷着，“我以为只有怪物能够住在世上，唯有他们才有生活的权利。Mon verre n'est pas grand, 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47]，你看，我说的法国话多么标准呀。一个人，就算脑袋大，而且容得了许多东西，一切都明白，一切都知道，还会观察时代，可是他一点个性，一点独特的风格都没有，那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傻一点，就是这样！你也不要以为我对个性的要求很高，这样的怪物多着呢。无论往什么地方看，全是怪物，一切活人都是怪物，我还不在内呢！”
“但是，”静默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在青年时代，我对自己抱了不少的希望。在到外国去以前，并且在回国后的最开始，我自视太高了！在外国，我把耳朵张得很尖，老是独来独往，我们这种人总是觉得自己能看懂一切，到了最后，你看，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怪物，怪物！”他接着说道，带着责备的神情摇着脑袋，“人家称我为怪物。实际上，世上没有一个怪得比我还少些的人，我生来就是模仿别人。实在的！我活着仿佛也是模仿各种我所研究的作家，在劳动中活着，读书呀，恋爱呀，以后是娶亲呀，仿佛并不依着自己的愿望，仿佛履行着一种责任，唉，谁搞得清楚呢！”
他把睡帽从头上脱下来，扔在床上。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讲我的一生，”他犹犹豫豫地问我，“或者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好呀。”
“这样吧，我跟你讲讲我怎样娶的亲。因为结婚是重要的事情，全人类的试金石，结婚仿佛照着镜子似的……不过，这样的说法比较陈腐，等一下，我嗅一嗅烟。”
他从枕头底下取出烟盒来，打开了，摇了摇，又说起话来了。
“先生，你替我想一下，你自己想一想，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里得到什么益处呢？你说，这种百科全书和俄国的生活有什么共同点？怎样才能把这种百科全书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并且还不只是百科全书，还要把一切的哲学，说大些，把科学应用到生活上去呢？”
他从床上跳起来，恶狠狠地咬着牙齿，喃喃说着：
“是不是呢？并且为什么你要到外国去呢？为什么不坐在家里，并且不在当地研究周围的生活呢？你可以知道这种生活的需要和将来，同时对自己的前途也可以明了。”他继续说着，又变了一种声音，仿佛在为自己辩解似的，“叫我去哪里研究还没有被一个聪明人写入书里的事情呢？我还很喜欢在俄国的生活里取得经验，但是它静默着，我的宝贝儿呀。你要明白我的意思，这个我是没有能力的。你给我一个理论，给我想一个结论。结论么？人家说，就给你这个结论，听信着莫斯科人的话吧，这不是成了鹦鹉么？更糟糕的是他们唱着库尔斯克的鹦鹉的调儿，却不说人话。我就这样想了一下，科学大概是各处都一样的，真理也是统一的，所以我当时就一下子奔到外国去，非基督教的人那里去。年少和骄傲浮上来了，很不愿意不到时候就发胖，哪怕人家说那是健康呢。当然，如果自然不把肉放在你的骨头上，那么你也不会看见自己发胖。”
“但是，”他想了一会儿，又说，“我好像已经答应给你讲我怎么娶亲的事情。听着吧，第一，我要告诉你，我的妻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第二，我必须要把我的青年时代讲给你听，否则，你会听得很糊涂。你不想睡觉么？”
“不，不想。”
“好极了。你听，隔壁的先生打鼾打得真难听！我的家产并不丰厚，父母没什么钱。我之所以说父母，是因为根据传说，除了母亲以外，我还有一个父亲。我不记得他了，人家说他是没有学问的人，有大鼻子和小黄斑，人参色的脸，还用一只鼻孔嗅烟。母亲的卧室里挂着他的照片，红色的制服，黑领结高得一直到耳朵，面貌非常丑陋。有时候我在这个照片前面挨鞭子，那时候，我的母亲便要指着他，说道：‘要是他还在，肯定多抽你几下！’我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不过准确地说，我有过一个生病的兄弟，后脑上生着英国病[48]，不久就病死了。……不过，为什么英国病会传到库尔斯克省的斯齐格利县呢？但是这不重要。母亲用乡下女田主应具的能力教育我，她从我生出来的那天就开始这种教育，直到我十六岁才结束……你在听我说么？”
“当然啦，请接着说吧。”
“唔，好了。我刚到了十六岁，我的母亲就立刻把我的法文老师——斐利波维奇解雇了，那位老师是德国人，从尼琴的希腊区来的。她把我送到莫斯科，在大学里报了名。不久她死了，把我留在我叔叔——律师库尔坦·巴波那里，他的名气在斯齐格利县内外都很大。就是我的这位叔叔，律师库尔坦·巴波把我的钱‘抢劫’得精光。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我考进了大学，这个应该给我的母亲说句公道话，因为她的教育，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才得以顺利上学。但是那时候，我身上已经显出怪癖了。我的童年和其他青年的童年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愚傻地，凋萎地生长着，仿佛在蒲团底下似的，也是这样背诗，借着幻想的名义装出颓废的样子。为什么呢？为了美……在大学里，我还是这样过日子：立刻加入小团体里去了。那时候时代还不同。不过也许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小团体？记得席勒在某处说过：
叫醒的狮子是危险的，
虎儿的牙齿是可恐怖的，
但是恐怖中最可恐怖的，
那是带着自己的骄傲的人。
你要相信，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想说的是：‘那是莫斯科城里的小团体。’”
“不过你在小团体里找出什么可怕的东西呢？”我问。
我的邻人抓住自己的睡帽，推在自己鼻子上头。
“我找出什么可怕的东西？”他喊，“是这样，小团体是一切独立发展的危机；小团体是社会，妇女生活的丑陋代替物；小团体是……喔，等一等吧，我对你说，什么是小团体！小团体，那是懒惰而且颓废的生活，附加以一种知识事业的意义和形式；小团体用议论以代替谈话，引出无结果的乱说，把你从单独的，幸福的工作里引诱出来，给你传染上文学的疥癣，最后让你丧失心灵上的清新和处女的坚垒。小团体是在‘仁爱’和‘友爱’的名字底下的卑鄙和厌恶，是假冒着诚实和热情的‘误会’和‘争论’。在小团体里，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自己不干净的手指一直放到同学的灵魂里去，谁的灵魂里都没有一块干净和不可动的地方。人在小团体里崇拜空虚的善辩家，自爱的聪明人，过去时代的老人，乱捧毫无才华的诗人。在小团体里，年轻的，十七岁的小伙子狡猾地，很内行地谈论着妇女和爱情，可是在妇女面前都静默着了，或者同她们说着话仿佛对着书本。小团体里盛行狡猾的言论，他们互相监视，好像警察官吏一样。喔，小团体呀！你不是小团体，你是迷魂阵，你害了多少正经的人呀！”
“唔，你说得有点过分了，”我打断他的话。
我的邻人静默地望着我。
“也许是的，谁知道，也许是的。我们这种人只有一种快乐存在着，就是说过火的话。我就这样在莫斯科住了四年。我不能够给你描写，那个时候过得怎样快，怎样特别地快，连回忆起来都是发愁的呀。早晨起来了，仿佛坐着小雪橇从山上滑下来似的，顿时就滑到了末端。到了晚上，那个睡眼蒙眬的仆人便给你套上了礼服，穿好衣服，溜到朋友那里去，于是就抽起烟管，用杯子喝起热茶，还谈论着德国的哲学、爱情、精神上永远的太阳，和其他玄想的题目。可是就在那里，我遇见了奇怪的，特别的人物，别的人无论自己怎样弯折，本性总是不会变的。但我这个不幸的人，把自己揉来揉去，仿佛软蜡一般，而我可怜的本性并不发出丝毫的抵抗！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一岁了。我着手管理自己的遗产，或者说实在些，着手管理我的监护人愿意留给我的那部分遗产，委托了已经赎了身的侍仆瓦西里·库卓阿雷夫管理一切的财产，我便出国去了柏林。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在国外待了三年。在那里，在外国，我还是个不奇特的人物。先不必说欧洲和那里的生活，我一点也搞不懂。我听着德国教授的讲义，读着德国的书籍。我过着寂寞的生活，仿佛一个和尚似的。我同退职的陆军中尉做朋友，他有强烈的求知渴望，和我一样，但是钝于见解，并不具有言语的天分。我还认识了一些从潘查和其他农业省份来的淳朴人家。我经常去咖啡馆，阅读杂志，晚上便到戏院里去。我同当地人很少认识，同他们谈话有点不自在，他们中间也没有人到我那里去，除了两三个犹太籍青年，时常到我那里，问我借钱——俄国人总是会信任别人的。奇怪的命运游戏最后把我拉到一位教授家，最初我到他那里去登记听课，可是他忽然请我晚上到他家里去。这个教授有两个女儿，大约二十七岁左右，很结实的身体，鼻子很大，一头卷发，眼睛白里发蓝，红的手，白的指甲，一个叫琳申，别个叫做珉申。我开始到教授家去走动了，跟你说，这个教授并不能说傻，不过是一个庸才，在讲台上说得口若悬河，在家里却口吃，总把眼镜推到额上，不过总是很有学问的人。你猜怎么啦？忽然我觉得我爱上琳申了，整整六个月，我都这样觉着。我同她谈话的时候实在很少，却用许多时候看着她，还给她朗读各种动人的著作，偷偷儿握着她的手，晚上同她在一块儿幻想，专注地望着月亮。还有，她煮的咖啡真是香！只有一样使我着急：在一种无可解释的幸福的当儿，我不知什么缘故，心总是提着，感觉肚子里有一股冷气在流窜。最后我耐不住这样的幸福，便逃走了。以后的两年，我一直住在外国，住在意大利，站在罗马的‘变容’[49]面前，在佛罗伦萨的‘维纳斯’[50]面前，陡然生出盛大的喜悦，仿佛发疯似的。晚上，我写些小诗和日记。总而言之，在那里的生活过得和一般人一样。你看，做个怪人是多么容易呀。譬如说，我对绘画和雕刻一点也没有兴趣，但是我不能说出去，我拿着一本哲学书，就跑去看壁画。”
他又低下头去把帽子摘下来了。
“最后我回到家乡去了，”他用疲倦的声音继续说，“到了莫斯科，我竟发生了奇怪的改变。在国外我差不多静默着，在那里却忽然说起话来，出人意料地活泼，而同时又产生了种种幻想。一些谦恭的人竟要称我为天才，妇女们聚在一起听我的闲谈，但是我不能待在名誉的高处了。在一个晴明的早晨，周围出现了关于我的谣言。我不知道谁在上帝的世界上造出这种谣言，也许是一个老处女——这样的老处女在莫斯科多着呢。谣言像草莓一样，开始放出嫩芽和须儿。我的心乱了，想跳出这可怕的圈套，却已经办不到了，我就离开了那里。其实，我本来可以静候这个灾难过去，仿佛等候荨麻疟疾的终了似的，这些谦恭的人也可以重新向我张开怀抱，那些妇女也会重新微笑着听我讲话，但糟糕的就是，我不是奇特的人。我的良心忽然醒了，总是不住地说话，昨天在阿尔巴特，今天在脱罗巴，明天住西屋崔巍佛拉斯基，总说着这一套话。这个难道是必须的么？你看看那些在这方面成功的人，他们根本不会问有没有必要，相反，这个就是他们所需要的。有的人在二十年中，一直不停地说话，而且永远朝着一个方向说，这都是自信和自负呢！自负我也有的，并且现在还存在呢。但是糟糕的就是我一再对你说，我不是怪人。上天应该多给我些自负，或者一点不给我。但是在起初的时候，我实在觉得很难受，并且在国外的几年，我的财产都消耗完了，但是我又不肯娶一个商人的女儿，她年轻，但是身体弱得像肉冻，我只好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了。”
“至于，”我的邻人又从侧面望着我，“至于对乡村生活的最初印象，对自然的美丽景色等等，我可以省略不说了吧。”
“可以，可以，”我说。
“而且，”他继续说下去，“这些都是胡话，至少于我是没有关系的。我在乡下十分烦闷，好比被关住的小狗，虽然在回家的路上，我第一次经过熟识的春天的橡树林时，我的头还旋转着，心里因不安，甜蜜的期望而跳动着。但是这些不安的期望，你自己也知道，是从不会实现的，所实现的反倒是完全不去期望的事情，如：畜类的流行病，租税的欠缴，公众的拍卖等等。依靠着村吏雅可夫的帮助，勉强度日。雅可夫代替了以前的总管，后来也成为那种不算大的劫盗了，此外，他还用他的胶质皮靴的气味毒害着我的身体，我一天天穷困下去了。有一天，我忆起一个认识的，相邻的人家——由退职的大尉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组成的。我吩咐套好马车，便到邻人那里去了。这一天应该永远为我所纪念，因为六个月后，我娶了大尉夫人的小女儿！”
他垂下头去，举手向天。
“自然，”他继续说着，“我不能让你对我过世的妻子有坏印象。上帝保佑呀！她是个正直的，慈善的人，是可爱的，而且能够做一切牺牲的人，虽然我必须承认，如果我没有失去她，我大概也不会在这里同你说话了。她去世后，我十分伤心，我的谷仓中有根梁，我屡次预备在它上面吊死呢！”
“有些梨儿，”在片刻的静默后，他又开始说，“必须要在地窖里放一段时间，才能够生出那种真正的滋味，我的亡妻显然也是属于这类的。直到现在，我才完全认识她。譬如说，我同她在结婚前所度过的几个晚上，不但不会引起我一点儿的忧愁，反倒感动得我几乎落泪。她们家里并不富，她们的房子是很老的木造的，却很舒服，位于一个凋落的花园和荒草丛生的院落之间的小山坡上。山下流着一条河，藏在浓密的树叶下，看不大清楚。从屋里到花园那里，有一个大露台。花坛开满培育多年的蔷薇花，在花坛的两端生着两棵皂角树，成螺旋形，它们是在主人幼年时候种植着当做篱笆的。再过去一点，在野生的覆盆子深处，有一个亭子，里面修饰得很精巧，但是外边却那么古旧，令人一看着它便要发愁起来了。露台上有一扇玻璃门，从那里可以走到客厅去。客厅的屋隅有荷兰花砖砌的火炉，右边放着破旧的钢琴，上面杂放着手写的乐谱，一个蒙着褪色的蓝绸的沙发，有圆桌，还有两只架子，上面放着喀德邻时代的瓷器和镶着硝子玉的玩意儿，墙上挂着一幅名画：一个白皮肤的女人，胸前抱着一只鸽子。桌上的瓷器里插着新鲜的蔷薇花。你看，我描述得多详细呀？就在这个客厅里，在这个露台上，上演着我的爱情悲喜剧。大尉夫人是一个恶毒的村妇，喉咙里常发出恶毒的沙哑声音，是一个暴虐而好胜的人。大女儿名叫薇拉，与普通县城里的小姐并无区别，小女儿名叫索芙雅，我爱的就是她。两姐妹另有一间屋子，她们公共的卧室，里面放着两张白色的木床，黄色的相簿，木犀花，还有用铅笔画得很差的朋友的肖像，歌德和席勒的半身像，德文书籍，还有别的留做纪念的东西。不过我不大到，并且不愿意到这间屋子里去，不知什么缘故，我在那里呼吸总有点压抑。并且，奇怪的是，我最喜欢的时刻，就是同索芙雅背对背坐着的时候，或者是在露台上（特别是晚上）想着她的时候。那时候我望着霞儿，树儿，和绿色的细叶，索芙雅坐在客厅里弹钢琴，不住地弹出她所喜爱的贝多芬的曲子。恶老太坐在椅子上，静穆地打鼾，在照彻着夕阳的饭厅里，薇拉忙着烧茶，茶壶很喜悦似的咝咝叫着；饼干发出带着喜悦的爆声；调羹响亮地触在茶杯上面；黄莺叫了整天，忽然静了，只是有时候啾啾叫着，好像问什么事情似的；从透明的轻云里偶然掉下稀松的水点……我一直坐着，坐着，听着，望着，我的心舒坦了，觉得我又恋爱了。有一天，我向老太婆提起请求和她女儿结婚的事情，两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我觉得我爱她。她是慈善的，聪明的，静穆的人，具有温和的心，但是谁知道什么缘故，或者因为长住在乡下，或者因为别的原因，她的心里总隐藏着伤痕，总滴着无论如何都医治不好的伤口，至于这个伤口的名字，我和她都不知道。我在结婚以后才猜出这个伤口的存在，无论我对它如何努力，一点也没有用！我童年时有一只家雀儿，有一次猫儿把它抓在掌上，人家把它救下来了，为它医治，但是我那可怜的家雀总没有复原，臃肿着，憔悴着，停止唱歌了。一天晚上，老鼠跑进开着的笼子里去，咬掉了它的鼻头，最后死了。我不知道哪一只猫把我的妻子抓在掌上，使她也这样臃肿着，憔悴着，仿佛我那可怜的家雀一般。有时候她自己好像愿意遗忘一切，在新鲜的空气里，太阳里和自由里游玩着，但不久又变成原样了。她是很爱我的，她跟我保证过好几次，她没有别的杂念。但是她的眼睛是如何的暗淡呀。我想，也许过去有点事情？打听了一下，一点也没有结果。唔，现在请你判断一下，如果是一个怪人，他一定会耸一耸肩膀，叹两次气，也就自在地接着生活下去啦，但是我并不是怪人，我很忧郁。我的妻子沿袭了一切老处女的习惯——贝多芬、黄昏散步、木犀花、和密友写信等等，所以对于一切别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家中主妇的生活，她一点也不做。并且一个已嫁的妇女总是沉沦在莫名其妙的烦恼里，还在晚上唱着‘朝霞不要唤醒她呀’的曲调，真是可笑呢。
“我们就这样一起生活了三年，第四年，索芙雅在第一次生育的时候死了，说也奇怪，我仿佛预先就想到她是不会给我生儿育女的。我还记得她下葬的事情。那时候正是春天。我们那里的教堂又小又旧，神龛黑了，墙是光的，砖地有几处已脱落了，每个乐队席上放着一个故旧的巨像。棺材抬进去了，放在正中央，棺材上蒙着褪色的毡子，四周放着三只蜡烛台。仪式开始了。衰老的执事后面垂着小发辫，低束着绿带，在书台前面喃喃说着。神甫也很老，脸很和慈，穿着黄边的袈裟。窗外的树上摇曳着刚长出来的嫩叶，院子里传来阵阵草香，蜡烛的红焰在春光里显得暗淡，雀儿在教堂上啾啾地叫着，屋檐下时而传来燕子的叫声。在日光的金色灰尘里，几个农夫斑白的头很恭敬地一上一下地起伏着，为死者祈祷。香炉孔里的烟跑出来，成为细微的，发蓝的烟丝。我望着亡妻的脸，上帝呀！连死，连死都没有解放她，没有医好她的伤口，还是那种病态的，胆怯的容貌，她仿佛在棺材里都不舒服呢。我十分悲痛，这个很善，很善的人死了！”
他的脸发红了，眼神发暗了。
“后来，”他又说，“我妻死后，我从沉重的悲愁脱离出来，打算做点事情，便到省城的政府衙门去当差。但是在政府的屋子里，我的脑袋开始痛了，眼睛也不大好使了，还出了别的事情，我就辞职了。我打算到莫斯科去，但是第一，钱不够。第二层，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的心已经死掉。在精神上，我也绝望了，只是我的脑袋还不愿意接受。我把我的情感和思想归为受乡村生活影响。从其他方面说，我早就察觉我所有的邻人，无论年轻年老，起初震惊于我的学问，国外的旅行，和所受的教育，现在不但完全和我相熟，而且开始对我不客气不尊敬了，不再爱听我说话。我还忘对你说，在结婚的第一年，因为烦闷的缘故，我打算从事文学，也给杂志寄过一些稿子，如果没有记错，还寄过小说。但是没过多久，就收到编辑一封客气的信，里面说足下聪明有余，天才不足，但文坛需要的是天才，故来稿不便刊载云云。除此以外，我又听说一个从莫斯科来的青年，在总督的晚会上批评我是一个衰老和空虚的人。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因为不愿意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后来，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我睁开眼睛。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警察到我家来，提醒让我注意我领地内一座倾圮的桥梁。我哪里有钱去修理它。这个恭敬的警察在吃完一块鲟鱼干，喝干了一杯烧酒以后，便像父亲似的责备我的粗心，还体谅我的情形，劝我吩咐农夫找点废料修一修。他抽了一管烟，然后说起最近的选举。有一个名叫奥尔巴萨诺夫的省长候选人，空虚，爱喧哗，而且还受贿，家产和出身都不怎么样。我当时随便对他说了点自己的意见，因为奥尔巴萨诺夫对我而言，阶层差得太多了。警察望着我，和蔼地拍我的肩，好心地说道：‘唉，瓦西里·瓦西耶维奇，这样的人物不是你我可以讨论的，我们算什么呢？蚂蚱应该知道自己的地位。’‘得啦，’我很忧愁地说，‘我和奥尔巴萨诺夫先生两个人有怎样的区别呢？’警察把烟管从嘴里拿出来，转着眼睛，嗤了一声，‘真是有趣的人，’烟呛得他直流眼泪，他说，‘就简直是开玩笑呀。啊！真是可笑。’他不住地嘲笑我，有时还用手肘推我的肋骨，对我称起‘你’来了。他最后走了，我的忍耐也到了极限。我好几次在屋里踱着，站在镜前，注视自己那张尴尬的脸容，带着惨笑摇起头来。我很清楚地看见，我真是一个空虚的，卑贱的，无用的，不奇特的人呀！”
他静默了。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忧愁地继续说着，“一个贵族因为能达到不幸之境的终极而喜悦。虽然在我的命运里，并无一点可悲的分子，但是我曾经历过与这相仿的事情。我知道了冷酷的失望和痛苦，我尝过甜蜜的滋味，整个早晨都躺在床上咒骂我的出生时日，我不能一下子就心死了。你想一想，贫困把我锁在我所怨恨的乡村里，产业、做官、文学，什么都做不成。我不喜欢田主们，厌恶书籍，而那些水鬼似臃肿的，病态恹恹的小姐们，梳着卷发，发疯似的重复着‘生活’这个词，自从我不再胡说八道，口若悬河之后，她们就再也不搭理我了。我越来越寂寞了，于是就在邻舍间走动起来。我仿佛为自己的卑贱所沉醉，故意招惹一切琐细的侮辱。在吃饭的时候人家取笑我，仆人冷淡而高傲地伺候我，最后竟故意略过我。他们甚至不让我参加大众的谈话，我就故意在屋隅里和一两个爱说话的人周旋着，在莫斯科的时候，这种人很喜欢舔我脚上的灰尘和我大衣的边儿呢。我自己决想不到我会让人家那样嘲谑取笑，而且还是孤独的嘲谑。我就这样连着活了几年，直到现在还在这样活着呢。”
“真是岂有此理，”邻室的堪达葛林辛先生未睡醒的声音传了过来，“哪个傻东西还在说话？”
他敏捷地钻进被子里去，怯生生望着外面，向我伸出手指。
“嗤——嗤——！”他轻声说，又仿佛朝着堪达葛林辛的声音道歉和鞠躬似的，很恭敬地说道，“是啦，是啦，对不住。他必须睡，他应该睡，他必须要养好精神，至少明天吃饭能有个好心情，我们没有惊扰他的权利。我大概把愿意说的话全都给你说完了，大概你也要睡了。愿您晚安。”
他很快转过身去，把脑袋埋在枕头里去了。
“至少许我知道，”我问，“您贵姓……”
他很快抬起头来。
“对不起，”他打断我的话，“不要问我的姓名，无论向我，或是向别人，让我在你那里成为一个不知名的人物，有着绝望命运的瓦西里·瓦西耶维奇吧。并且我并非奇特的人，也不值得知道我特别的名字。但是如果你一定要一个称呼，那么就叫我……叫我做斯齐格利县的哈姆雷特[51]吧。这样的哈姆雷特在各县里多着呢，不过也许你还没有遇见过这种人。再见吧。”
他又埋到自己的被子里去了，第二天早晨，等到人家来叫醒我时，他已经不在屋里了，天还没亮，他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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