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主人打过招呼后便随意地在各个房间走来走去。来客我基本都不认识，桌牌边上已经围坐着二十多个痴迷于普列费兰斯牌的人，这其中有两位虽有些苍老却很有气概的军人；几位打着又高又紧的领带的文官，他们都留着下垂的染色胡须，这种胡须只有那些善良果敢的人才会留（这些人正在一丝不苟地整理牌，只是用余光瞥一眼靠近的人，而不扭头）；还有五六位来自县城的官员，大腹便便，两只肥胖的手因为出汗而湿淋淋的，两只脚一动不动（这些人言语温柔，面带笑容环顾着四周，手中的纸牌紧贴在胸前，出牌时用波浪般的姿势将牌扔到绿呢桌布上，而不是敲响桌子，赢牌时也只是发出轻轻的彬彬有礼的响声）。其余的人或是坐在沙发上，或是攒三聚五地站在门边或者窗户边；一个上了年纪长得像女人的地主，站在角落里，满脸通红地颤抖着，拘谨而又不安地捻玩着挂在腰间的表上的坠饰，尽管并没人在意他；还有几位穿着莫斯科高级裁缝菲尔斯·克柳欣剪裁的圆形燕尾服和格子裤的名流，在边上随心所欲地高谈阔论，并不时晃动着他们那肥胖而又光秃秃的后脑勺；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年轻人，眼睛近视，一头淡黄色头发，略显羞赧却又刻薄地微笑着……我觉得有些枯燥乏味，忽然一个叫沃伊尼岑的年轻人过来跟我打招呼，他是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暂住在亚历山大·米海雷奇家，算是……算是什么身份，很难说清楚。他枪法很好，又很会训练猎狗，我是在莫斯科结识的他。他属于那种一到考试就“装木头”的青年，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教授怎么问都一声不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如在考场候考，没叫到他名字前，沃伊尼岑僵直着身子纹丝不动地在位置上坐着，浑身冒汗，眼睛魂不守舍地东瞅瞅西看看，一听叫他名字，便慌忙起身扣好了制服上所有的扣子，侧着身慢悠悠地走到考桌前。“请抽取一张考签。”教授语气和善地对他说。沃伊尼岑伸手颤颤巍巍地摸索着一大堆考签。“请别挑三拣四的！”外系来的监考教授——一个容易动怒的老头子——忽然对这个晦气的蓄着络腮胡子的学生动怒了，气呼呼颤声命令道。沃伊尼岑不得不顺从地随意抽了一张，把号码给主考教授看了看，便走到窗户边坐了下来，等着他前面的考生考完。沃伊尼岑坐在窗边，两眼直愣愣地盯着考题，顶多像之前那样徐徐地环顾了一下四周，但身子却依然纹丝不动。
前面的考生考完后，教授们都会依据他们的成绩评判说“好，你去吧”，或者是“好，很好”。等轮到沃伊尼岑答题时，他站起身，坚定地走到考桌前。“请念一遍考题。”教授们说。沃伊尼岑双手捧着考题挨着鼻子，慢吞吞地念着，手缓缓地垂了下来。“那好，请回答吧。”那位教授向后仰着身子，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胸前，懒洋洋地命令道。紧接着就是一阵死一般的静寂。“你怎么了？”沃伊尼岑一声不吭。那个外系的老头子教授有点儿恼怒。“多少得回答些吧！”沃伊尼岑依然毫不作声，光秃秃的后脑勺迎着所有学生惊讶的目光，呆呆地杵在那儿。那个外系的老头儿被沃伊尼岑气得眼睛暴突。“这可太奇怪了，”另一个监考教授说，“你怎么像个哑巴一声不吭呢？不会回答？那就实话实说嘛。”“请让我重新抽一张考签吧！”这个可怜的学生低声请求说。教授们相互之间看了看，“好，那你抽吧。”主考教授挥了挥手说。沃伊尼岑又抽了张考签，然后走到窗户边，又重新走回到考桌前，随后便又像死人一样默不作声。那个外系的老头儿恨不得把他生吃了。最后他们把他赶了出去，给了他一个零分。你认为他这会儿肯定走了是吗，那你就错了！他又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纹丝不动，一直坐到了考试结束，离开教室的时候还大声喊着：“真气人！题太难了！”之后便一整天在莫斯科街头闲逛，时不时地还抱着头，痛心疾首地抱怨自己走了霉运。不用说，他仍然不会看书，第二天也还是会重复同样的事儿。
就是这个沃伊尼岑来和我打招呼。我和他闲聊了一会儿关于莫斯科还有打猎的事儿。
“我帮您引见一下这里最会说俏皮话的人吧？”他忽然悄声对我说。
“好啊，请。”
沃伊尼岑带着我走到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面前，只见这个人穿着咖啡色燕尾服，系着条花领带，额发很高，留着小胡子，外表虽然看起来机敏灵巧但也透着一些刻薄毒辣，嘴角不时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参差不齐的睫毛下一双眯缝着的黑色小眼睛中闪着果断勇敢之色。他身边站着一个独眼地主，长得胖乎乎的，浑身透着股软乎乎的劲儿。没等那个身材矮小的人开始逗趣，他便先笑了起来，乐得都快融化了似的。沃伊尼岑将我引见给了这位名叫彼得·彼德洛维奇·卢皮欣的爱说俏皮话的人。我们第一次见面，互相寒暄了几句。
“请容许我为您引见我的好朋友。”卢皮欣拉着那个甜腻腻的地主的手，尖声呵斥道，“别遮遮掩掩的，基里拉·谢里法内奇，别人又不会吃了你，快来。”他一直说着话，而此时的基里拉·谢里法内奇拘谨而又难为情地鞠着躬，好像肚子一直朝里缩似的。“来，我给您引见一下，这是位非常了不得的贵族。五十岁之前，他的身体一直都很好，但他却忽然灵机一动想要去治疗下眼睛，最后就变成了独眼。之后他为自己的农户们治疗眼睛也取得了相同的效果……自然喽，他的那些农户也有着相同的诚恳之情……”
“您这张嘴啊！”基里拉·谢里法内奇嘀咕着，大笑不止。
“继续说啊，朋友，唉，继续说啊！”卢皮欣接过话头说道，“您呢，也许会当选法官，绝对会当选，等着瞧。自然喽，那时会有比如陪审团的人，给您出主意，但无论如何，您总还是需要说话啊，就算是重复别人的观点也好。有可能省长来了会问：‘这个法官说话怎么磕磕巴巴？’其他人就会说：‘他得了麻痹症。’省长会说：‘快给他放一放血吧。’对于您这样身居高位的人来说那可就太不得体了，您也清楚吧。”
甜腻腻的地主哈哈大笑着。
“看，他大笑的样子！”卢皮欣一面继续说着，一面恶狠狠地盯着基里拉·谢里法内奇晃荡的肚子，“他怎么会不笑呢？”他扭头对我说：“他吃得饱，身体又好，也没有子孙后代，更没有被典质抵押的农户——他还为他们治病——太太又傻里傻气的。（基里拉·谢里法内奇微微转过身，假装没听清，只是一个劲儿地大笑着。）我也要笑嘛，我老婆跟一个土地测量员跑了。（他龇牙咧嘴地笑着。）您不知晓这回事吗？可不！她一下子就逃跑了，只丢给我一封书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彼得·彼德洛维奇，请宽恕我。我沉迷于爱情，跟我的意中人一起走了……’她之所以会爱上这个土地测量员，只因为他不剪指甲，又喜欢穿紧身裤。您觉得奇怪吗？也许您会说这人挺豪爽的。唉，天啊！我们乡下人说的都是真话。但咱们还是离开这儿吧……为啥要一直待在未来法官身边呢……”
他拉着我走到了窗户前。
“这里的人都觉得我爱逗趣，”闲聊中他这么对我说，“您可别相信。我只是爱抱怨，爱骂人，人也显得有些猖狂。老实说，我为什么要表现得温文尔雅呢？不管是谁的看法对我来说都一文不值，我也不祈求什么，我就是坏人，那又怎样？坏人起码不用劳心费神。做坏人也挺舒坦的，也许您不相信……喏，比方说，您看看咱们这位东道主！他何苦如此东奔西走，不停地看着表，微笑着，出着汗，故作一副正儿八经的模样，却让我们这些人饿着肚子？一个达官显贵——有什么了不起！您看，看，他又在东奔西跑了，还踉踉跄跄的，看看呀！”
卢皮欣尖着嗓子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过有些遗憾，来客中没有太太们，”他长叹了口气，继续说，“一个单身汉的宴会——否则，我们这些人可就好玩了。您看，您看，”他蓦地大喊了一声，“科泽利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身材高大，留着胡子，戴着黄色手套的男人。一看就知道他曾经出过国……他总是习惯于迟到。我告诉您，他是个十足的傻瓜，也就值商人的两匹马。或许您也会发现，他跟我们这些人说话很傲慢，但是对太太小姐们却很亲昵热情，甚至会宽容大度地报以微笑……他偶尔也会说些俏皮话，尽管他只是顺道住几天。他怎么说俏皮话呢！几乎就像是用钝刀割绳子。他非常厌恶我……我先去和他打声招呼。”
说着卢皮欣便跑去迎接公爵了。
“我的一个死对头来了，”他忽然跑了回来对我说，“您看到那个棕色皮肤，头发硬得跟马脖颈上的毛一样的胖子了吗？就是那个手里揣着帽子、挨着墙走，像狼一样东瞅瞅西看看的家伙。我卖给他一匹马，价值一千卢布，他却只给了我四百卢布，这个不吱声的家伙现在倒看不起我了。实际上，他理解力很不好，尤其是清晨，喝茶前或是刚吃过饭，倘若您问候他说‘您好’，他便会反问道：‘什么？’快看，来了个文职官员，”卢皮欣接着说，“一个退了休的破产文官。他有一个甜菜糖的女儿，还有一个生了瘰疬病的工厂……不好意思，我说颠倒了……可是您会明白的。啊！那个建筑师也来了！他是个业务上一无所知、蓄着小胡子的德国佬，真的是难以想象啊……不过话说回来，他其实也没有必要精通业务，只要多拿些贿赂为那些柱子贵族（注：柱子贵族，即世袭贵族，因原文“世袭”一词词根为“柱子”，是一种俏皮的说法。）多添些柱子就什么都有了！”
卢皮欣又开怀大笑起来……忽然之间整个屋子都笼罩着一股异常兴奋的躁动。那位显赫的官员到了。主人匆忙跑到前厅，后边跟着几个老实的家人和热情的来宾……嘈杂的谈笑声变成了温柔愉悦的低声絮语，就像春日里蜂巢中蜜蜂的嗡嗡低鸣。这其中只有一只大声喧哗的黄蜂——卢皮欣和一只自以为是的雄蜂——科泽利斯基没有压低嗓音……蜂王进屋了——显贵终于来了。所有人都欢呼雀跃着欢迎他的到来，原本坐着的人也都起了身，就连那个低价买下卢皮欣马的地主也低垂着头将下巴紧紧贴在胸前。那位显赫的官员趾高气扬、威风凛凛，不时前后晃荡着脑袋，似乎是在点头致敬，偶尔他也会拖着长长的鼻音说上几句赞赏的话，而且每句话都是以一个“啊”字开头。他怒气冲冲地瞅了瞅科泽利斯基公爵的胡子，又朝那个拥有工厂和女儿的破产文官伸了伸左手食指。紧接着的几分钟，他重复了两遍自己没有迟到而感到十分荣幸的话，随后便跟着大家一同走向了餐厅。
有些细节我在这里就不再向读者朋友们一一详述，如显贵怎样被邀请坐在了大文官和省贵族长中间的头等席位（这个省贵族长是个潇洒而又颇具威严的人，穿着浆洗得很挺括的胸衣和宽大的坎肩，拿着装有法国烟丝的圆烟盒，这些都很符合他的身份地位）；主人怎样奔波着、忙碌着、应酬着，走过显贵身后时怎样面带微笑地看着他的脊背，怎样像个学生一样站在角落匆忙喝上一小点儿汤或是吃块牛肉；用人头领怎样端上来一条嘴里插着花的鱼，穿着号码衣的用人们怎样阴着脸一本正经地给每个贵族端上马拉加酒或是马德拉酒；差不多所有的贵族，特别是那些年长的贵族怎样像完任务似的一杯一杯地喝，怎样打开一瓶瓶香槟举杯共祝健康——这些情形读者朋友们应该都很清楚。在我看来，显贵在席间说的一段趣话倒是值得详述一下。有个人，可能是那个破产的文官，对新文学比较了解，谈论起了妇女们的一般影响，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对，对，”显贵接过话继续说道，“确实，年轻人必须要严格管教，否则他们一见到女人的裙子就会发狂。”（所有来宾脸上都闪现着孩童般的兴奋之色，其中一个地主甚至满脸感激之情。）“因为年轻人太笨。”也许是为了彰显庄重，显贵刻意改变了某些词的重音。“比如我的儿子伊万，”他继续说，“刚二十岁，一次这个蠢货忽然对我说：‘爸，我想结婚。’我对他说：‘蠢货，服完兵役再说……’他听完后无精打采，哭丧着脸……但我……毫不理会……”显贵好像不是用嘴而是用肚子说出了“毫不理会”这几个字，他沉默了一会儿，高挑着眉毛，得意扬扬地看了看坐在边上的大文官。文官开心地微微侧了侧脑袋，看着贵族的那只眼飞快地眨巴着。“最后怎么样了呢？”显贵接着说，“现在他自己给我写信说：‘爸，感谢你教导了我这个蠢货……’这种事必须这样解决。”可想而知，所有来宾都非常同意显贵的观点，甚至像是受了教育一样兴奋了起来……宴会结束后，大家起身回到了客厅，一路上发出了更加喧嚣却也是这种场合应该有的合乎时宜的嘈杂声……继续玩起了纸牌。
终于熬到了晚上，我交代自己的马车夫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套好马车，便去休息了。但是注定我还要在这天认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
因为来的人很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房间。亚历山大·米海雷奇的用人头领把我带到了一个绿色的潮湿的小房间，屋里已经住进一个人。他已经脱了衣服，见我进来便匆匆躲进被窝，把被子拉到鼻子下，在绵软的羽绒被褥里翻了几次身才安静了下来，隔着睡帽敏锐地观察着我。我走到另一张床边（房间共有两张床），脱下衣服，躺在潮湿的被单上。同屋的客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向他道了声晚安。
大约半小时后，我依然难以入睡，脑子里闪过一个个模糊不清而又毫无意义的念头，这些念头就像灌水车上的水斗一样排成了看不见头的队列。
“您是不是也睡不着啊？”同屋的那个人问道。
“是啊，”我回应他说，“您也没睡吗？”
“我向来都不想睡觉。”
“怎么会呢？”
“就是这样啊。我也说不清，躺着躺着，也就睡着了。”
“既然不想睡觉，为什么要躺在床上呢？”
“那我能干什么呢？”
我没回答。
“好奇怪啊，”他停顿了一会儿后接着说道，“这儿怎么没有跳蚤呢？跳蚤都去哪儿了？”
“您好像挺同情跳蚤啊。”我说。
“不，不是同情，我只是喜欢一切事情都合情合理。”
“看看，”我暗暗思忖着，“他竟然会这么说？”
他又不说话了。
“您想跟我打个赌吗？”他忽然扯着嗓门问我。
“赌什么？”
我开始对这个同屋的人产生了兴趣。
“嗯……赌什么呢？就赌这个：我确信您一定觉得我是个笨蛋。”
“怎么会呢。”我诧异地嘀咕着。
“认为我是个乡下佬，没知识没文化……您实话实说吧……”
“我还没有机会认识您，”我慌忙否认道，“您为什么这么肯定……”
“为什么？就凭您说话的语音语调，您这么马马虎虎地和我搭腔……但我和您想象的其实很不一样……”
“请听我解释……”
“不，请您听我说。首先，法语我说得并不比您差，德语或许比您说得还好；其次，我旅居国外三年：仅柏林就待了八个月。先生，我研究过黑格尔哲学，会背诵歌德的诗。此外，我还曾长期爱慕一个德国教授的女儿，回国之后迎娶了一个患肺病的小姐，虽然她没有头发，但是人品却非常好。所以说，咱俩其实是同一阶层的人，我并不是您认为的那种乡下佬……我经常也会自我反省，自己竟然一点儿也不直爽。”
我抬头，细细打量着这个古怪的人。灯光昏暗不明，我勉强能看清他的脸。
“现在您一定在观察我吧，”他整理了一下睡帽，接着说，“也许您还会扪心自问：‘怎么今天我没留意他呢？’我来告诉您原因吧，那是因为我一直站在门外，站在其他人的身后，跟任何人也没说过话，因为那个侍从头领从我身边走过时，端着盘子的胳膊早就已经抬得和我的胸脯一样高……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我穷；第二，我习惯遭受冷漠的待遇……请您实话实说，您没有留意到我吧？”
“不好意思，我确实没有……”
“对吧，对吧，”他打断我的话说道，“我就知道肯定如此。”
他坐起身，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睡帽投射出的长长的影子从墙上折到了天花板上。
“请您实话实说，”他突然斜瞄了我一眼，说道，“您一定认为我是个古怪的人，一个另类的人，甚至更低劣更糟糕，或者您觉得我是在故作怪异吧？”
“我必须跟您说清楚，我并不认识您啊……”
他垂下了头。
“为什么我要如此冒昧地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攀谈起来——天晓得！（他叹了口气。）并不是因为您和我志同道合！咱俩都是正经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您跟我毫不相识，我和您也没有一点儿瓜葛，对吗？只是咱俩都睡不着……那为什么不随便聊聊呢？我现在精气神很好，挺难得的。您发现了吗，我非常怯懦，我怯懦并不是因为我是外省人，无官无职又是个穷鬼，而是因为我自尊心很强。但有时，遇到一些既不能确定又没办法预料的良好情形或是偶发事件时，我也会不再怯懦，就像现在。或许您想要睡觉了吧？”
“不，正好相反，”我连忙说道，“我很乐意和您聊天。”
“您的意思是，我让您觉得很有趣……太好了……首先，我想声明一下，这里的人都叫我怪人，有的人闲聊提起我时就是这么称呼的。‘从来都没有人关心过我的命运。’（注：引自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遗嘱》。）他们只是想要伤害我……天啊！他们如果能明白……我之所以如此落魄，就是因为一点儿也不怪异，尽管有时也会像现在这样有些莽撞地跟人闲聊起来，但这其实不算什么，只是一种最低廉的怪异之举罢了。”
他扭头看着我，挥了挥双手。
“先生！”他大声说道，“总而言之，我觉得唯有乖僻的人才有存活在这个世界的权利。有人曾说‘Mon verre n'est pas grand, 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我的杯子虽小，但我只用自己的杯子喝水）。（注：引自法国诗人缪塞诗剧《酒杯与嘴唇》。）您看，”他轻声插了句话，“我的法语说得很纯正吧。我认为，就算你头脑强大，能装下很多东西，你学富五车，见多识广，全知全能，与时俱进——但假若你没有一点儿独属于自己的特殊的东西，那你仍然身无长物！不外乎是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贮藏日常用品的地方罢了——又有谁能从这里获得些许满足呢？这样当然是不行的，就算你呆傻，也要有自己的特色！要有自己的气息，只有这样才行。不要以为我对这种气息要求很高……绝对不！这类人很多：随处可见，所有活着的人都是乖僻的，只是我并不属于其中之一！”
“其实，”他停顿了一会儿后接着说，“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踌躇满志！无论是出国之前还是回国之初，我都曾何等自傲！旅居国外时，我处处小心谨慎，习惯于独来独往，我们这类人理当这样，我们老是研究、研究，可是最后却依然不明就里！”
“乖僻的人，乖僻的人！”他摇着头面露责难之色，又继续说道，“都叫我乖僻的人……然而事实上这个世界没有比我更正常的人了。也许我天生就要效仿他人……真的！生活中，我好像也在效仿所知晓的形形色色的作家，活得疲惫不堪！曾经我学习、恋爱、结婚，但这好像并非源自我的本意，而更像是在履行一种义务，或是学习一门课程——说不清！”
他把睡帽扔到了床上。
“您想听我讲讲一生的经历吗？”他询问我，“或是听几件有意思的事儿岂不更好？”
“想听，您讲讲吧。”
“要不，我给你讲讲我结婚的情形吧。结婚本是一件大事，是对一个人的试炼，婚姻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或许这个比方打得太陈旧过时……不好意思，我想嗅一嗅鼻烟。”
他拿出枕头下的鼻烟，一边说着话一边晃动着烟盒打了开来。
“先生，您可以将心比心地为我想想……您帮我分析分析，我从黑格尔百科全书中获得了什么，嗯，获得了什么，您说说看，获得了什么利益？您说说，这些百科全书与俄罗斯生活有什么共同点？我又该如何将它们应用于生活呢？不单单是百科全书，还有所有的德国哲学，乃至整个德国科学？”
他气得在床上跳了起来，龇牙咧嘴地小声嘀咕着。
“唉，就是，就是……那你为什么要出国学习呢？为什么不待在家里钻研钻研四周的生活？也许这样你就可以明白生活的要义，看清将来，弄清自己所谓的职责……但算了吧，”他变换了一种腔调，仿佛在为自己辩白，只是有些胆小心虚，“这种尚未被先知圣贤写进书本的东西，我们要想钻研又从何谈起呀！我倒是很愿意向俄罗斯生活学习，但这宝贝它却不出声。意思就是，你就这样子来领会参透我吧，但我就是没有这样的悟性呀！你得给我一个论断，或是一个定论吧……定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定论。你觉得我们莫斯科人说起话来像夜莺吗？这才是最糟糕的，虽然他们说得像库尔斯克夜莺一样悦耳，却不像人话……因此，我思虑再三——貌似所有地方的科学都是一样的，真理亦如此。于是我便下定决心要出国，到异教徒那儿去……有什么法子！年轻气盛呗。要知道尽管有些人认为肥胖代表健康，可我依然不愿意提前发胖。只是如果生来就是个长不胖的人，又怎么会发胖！”
“但，”他稍稍斟酌了一番，继续说道，“我好像答应说要讲讲我结婚的情形。您且听听看。首先我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其次，其次嘛，我认为得先给您讲讲我年轻时候的事儿，要不您可能理解不了……您还不想睡觉吧？”
“不想睡，不想睡。”
“太好了。您且听听看……旁边屋子里的坎塔格留欣那呼噜打得真让人受不了！我父母并不富有——之所以说父母，是因为我听说，除了母亲，我还有一个父亲。只是我记不起来了，听说他是个不稂不莠的人，满脸雀斑，鼻子很大，头发深红色，嗅鼻烟时习惯用一个鼻孔嗅。我母亲卧房里有一张他的挂像，挂像中他穿着一身红色的制服，黑色的衣领紧贴着耳朵，长得不是很好看。我母亲每次鞭打我时都会将我拉到他的挂像前，指着他的挂像说：‘你父亲如果还健在，绝不会轻饶你。’您瞧瞧，对我来说这是多大的鼓励啊。我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准确地说，我曾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弟弟，患有骨软化症，没多久就夭殇了……这种病怎么会传到库尔斯克省希格雷县呢？可这并非问题所在。从我降生第一天开始，我的母亲就满怀着乡下女地主的极大热忱，教育我栽培我，一直到我年满十六岁……您在听吗？”
“当然，请继续讲吧。”
“那行。”一满十六岁，母亲便不假思索地解雇了我的法籍家庭教师菲力波维奇，一个来自涅仁希腊人居住区的德国人。母亲带我到了莫斯科，帮我在大学报了名，就去世了，把我留给了我的亲叔叔科尔通-巴布拉照料。他是一名司法检察官，在希格雷县之外也很有名，他依照惯例吞没了我所有的家产……可问题也并不在这儿。进入大学的时候——理当为母亲说句公道话——我已具备了良好的修养，只是当时的我已经显得很平凡无奇，我的童年与其他人的毫无二致：愚蠢而又死气沉沉地在羽绒被褥底下长大，从小就开始死记硬背一些诗书，同时又逐渐变得精神颓废，习惯于遐想……遐想什么呢？哦，遐想美，等等。大学时，我也没有独辟蹊径，很快便参加了社团。那时和现在不同……您可能不了解什么是社团吧？席勒曾在一首诗中这样描述：
唤醒狮子是无情之举，老虎的牙齿可以杀生；可是最恐怖的恐怖，乃是精神错乱的狂人。（注：引自席勒《大钟歌》。）
我敢跟您保证，席勒想要描述的并不是这些，他想描述的应该是莫斯科城里的社团。
“您觉得社团有何恐怖之处？”我问道。
“我觉得有何恐怖？”他提高嗓门大声说道，“我觉得：社团就是对个性发展的泯灭，就是对交际、女性和生活的丑陋替代，社团……对了，稍等，我来跟您说说什么社团吧！社团就是将懒怠颓靡的生活美其名曰正当合理的地方；社团就是用讨论替代攀谈，让人沉迷于一无是处的空谈阔论，让人不愿再单独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让人沾染上文学的疖藓，并最终丧失了顽强的斗志和纯真的灵魂。社团就是看似和睦互助，实则粗鄙枯燥，打着诚恳关爱的旗号，行欺压盘算之事；社团里，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将自己污秽的手插进同伴的内心深处，所有人的灵魂都伤痕累累而且不再纯洁；社团里，人们推崇的是高谈阔论的演说家、死要面子的机巧者、少年老成者和德薄才疏却又故作神秘的诗人；社团里，年仅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便会大方而又玄秘地谈论女人和爱情，可真见了女人却又一声不吭，或是像教科书上讲的那样装模作样地和她们谈论着。那么在社团里他们经常谈论的又是什么呀！社团里到处充斥着虚情假意和颠倒是非的狡辩，社团里你监视我，我监视你，一点儿也不逊于警察……哎，社团！你算什么社团，你就是个怪异的圈子，毁了多少正直青年啊！”
“哎，请容许我说句话，您言过其实了吧！”我打断他的讲述。
“或许吧，天晓得，或许吧。但对我们这种人来说，仅剩的兴趣爱好就是夸夸其词了。就这样，我在莫斯科过了四年。先生，我真的没办法跟您形容这四年过得有多快，简直就是一晃而过：每每回想起来，我都满心的伤感与懊悔。每天一睁眼就像坐着雪橇滑下山一样……眨眼间，就到了山脚，天色已黑，睡眼蒙眬的侍从为你穿上常礼服——穿好后，你便优哉游哉到朋友那儿，抽着烟，喝着茶，畅谈着德国哲学、爱情和不朽的精神之光等，真的是高谈阔论啊。然而，在那里我也碰见了一些与众不同而又独具个性的人：无论怎么糟践压迫，他们依然固守本心，只有我这个可怜鬼像块绵软的蜡烛一样被揉捏践踏，而我那悲催的本心却毫无反抗之意！这时我已经二十一岁，继承了父母留给我的家产，确切地说，继承了我所有家产中监护人觉得可以留给我的那部分，随后我便把继承的全部家产委托给一个已经赎身的仆从瓦西里·库德里亚舍夫打理，然后出了国，去了柏林。就像我已经告诉您的，我在国外住了三年。那又怎样？在那里，在国外，我仍旧是一个毫无特点的庸人。首先，不用说，我对欧洲、对欧洲的生活一点儿也不理解，我仅仅是在德国本地听德国教授讲课，阅读德国书籍罢了……不同之处仅此而已。我像个修道士一样孤孤单单生活着。我和几个退役中尉意气相投，他们和我一样渴求知识却又为此苦闷，只是他们呆头呆脑而又嘴笨口拙。后来我还结识了几户来自平扎省和其他产粮大省的人家，不过他们都很笨。偶尔我会去咖啡馆，偶尔去翻翻杂志，偶尔在晚上去剧院看戏。我不太和当地人来往，交谈起来甚至会觉得紧张，自然他们也不会来拜访我，除了那两三个纠缠不清的犹太籍骗子，他们倒是经常来拜访我，跟我借钱，大概他们认为我这个俄国佬容易受骗吧。终于机缘巧合之下我来到了一位教授家。是这么回事：我去报名他的课程，他突然心血来潮邀请我参加他家的宴会。这位教授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林亨，一个叫明亨，两个人都已二十七八岁，长得又矮又壮，鼻子很漂亮，头发卷曲着，眼睛是淡蓝色的，双手红润，指甲发白。之后，我便常常去他家。准确地说，这个教授不笨，只是可能精神上有些问题：讲课的时候侃侃而谈，而在家里却口齿不清，并且总是将眼镜戴在额头上。不过他确实学识渊博……后来呢？我突然发现自己爱上了林亨，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六个月。我很少和她交谈，只是专注地凝望着她，给她诵读各类感人的作品，偷偷牵她的手，和她一起在晚上遐想，遥望着月亮，或者只是仰望星空。她很擅长煮咖啡……还等什么呢？只是有一点让我感到很为难：虽然身处这种不可名状的幸福之中，不知为何，我的心口却总是隐隐作痛，胃里也时常闪过一阵阵的苦闷与寒意。最后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幸福便逃开了。之后我又在国外住了整整两年：我去过意大利，在罗马欣赏过《基督变容》，在佛罗伦萨饱览过维纳斯女神像。我忽然觉得兴高采烈，像着了魔似的，每晚都会写诗，而且也开始写日记，总而言之，当时的我过得和大家一样。但是您看看，轻而易举的，我就成了个乖僻的人。譬如，我对绘画和雕塑一无所知……对此我仍会直抒己见……不，那怎么可以呢！还是找个向导，去观赏壁画……”
他再次垂下了头，摘掉了睡帽。
“最后我还是回了国，”他继续说道，声音中透着一股疲惫，“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像是变了个人。旅居国外时我讷口少言，但在莫斯科我却突然变得口若悬河、能言善辩，甚至会觉得得意扬扬而又自以为是。一些谦虚的人简直视我为天才，女人们兴致勃勃地听我侃侃而谈，但我却并不擅长维持声誉。一天清晨，一些诽谤我的闲言碎语传播了开来（我也不知道是谁胡诌的，这种人在莫斯科很多），谣言一起，便像草莓一样蔓延了开来。我深陷其中，想要摆脱却又无能为力……最后不得不溜之大吉。您瞧，碰到这种事儿我就犯了迷糊。我原本可以从容自若地静候这种诽谤慢慢淡去，就像患了荨麻疹，忍一忍便会好，那些谦虚的人还是会敞开胸怀再次欢迎我，那些女人们也还是会笑嘻嘻地聆听我的高谈阔论……但是糟就糟在，我并非乖僻之人。我的良心突然苏醒了：我不想再信口雌黄，无休无止地信口雌黄，或是在阿尔巴特街，或是在特鲁巴街，或是在西夫采夫-弗拉日街，说来说去都是老一套……可如果别人非要听呢？那么您就看着吧：那些真正的斗士不但对此毫不介意，反而乐此不疲，有些人二十年来就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生活的，并且说的都是老一套……这全凭了他们的自信和自尊！我也曾有着如此的自尊，就是如今这种自尊心也仍旧没有彻底丧失……我再说一遍，糟就糟在我并非乖僻之人，而且始终秉承着中庸之道，不好也不坏。上帝或是应当赐予我更多的自尊，或是一点儿也不赐予。但起初，我确实无计可施。再者我在国外时已花光了所有家产，也不乐意娶一个年纪不大身体却像果冻一样柔弱的商旅女子，所以就躲回了自己的村子，”他说着瞥了我一眼，“关于乡野生活的最初印象、大自然的优美、独自生活的闲适和幽静等，我就不再赘述了吧……”
“可以，可以。”我应声答道。
“何况，”他接着说，“这都是瞎扯，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在村子里，我就像被关禁闭的小狗一样，感觉非常无趣，尽管春日里第一次途经那片白桦林时，我兴奋得有些头晕目眩，心脏因为某种虽然朦胧却又甜蜜无比的希望而怦怦直跳。可是您晓得吗，这种朦胧的希望实在是遥不可及啊，相反，你不期待发生的事儿却都发生了：兽疫啊、拖欠租金啊、拍卖啊，等等。在管事雅科夫的帮助下，我勉强度日，雅科夫是之前管事的继任者，后来他也开始和他的前任一样捞好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长筒靴上那刺鼻的柏油气味也极大地损害了我的健康。一天我忽然想起一户居住在邻近村子的老相识——一位退役上校的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便驾着马车前去拜会。这一天是我永生难忘的纪念日，因为六个月后，我娶了这位上校太太的二女儿……”
他垂下头，高高举起双手。
“只是，”他有些冲动地继续说道，“我不想让您对这个已故的女人有什么坏印象。不想！她是一个非常尊贵漂亮的女人，一个仁爱而又愿意牺牲一切的人。只是我必须跟您实话实说，倘若她没死，或许今天我也不会在这儿跟您闲聊，因为我家库房里的横梁仍在，我不止一次想要上吊自尽啊！”
“有些梨，”他停顿了一阵又继续讲了起来，“必须在地下室存放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出味，我故去的妻子就是这样。只有现在我才能为她说句公道话。只有现在，譬如，我追忆起婚前和她一起度过的黄昏，不但不会难过，反而还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家里的境况算不上富有，房子是木质结构的，虽然非常破旧倒也很舒服，房子坐落于山上，一边是个萧条的花园，一边是个满是杂草的院落。山下有条河流，透过浓密的枝叶，河水依稀可见。一个大阳台将屋子与花园连接了起来，阳台前有个长满娇艳的蔷薇花的椭圆形花坛。花坛两边各栽种了两株合欢花，在它们还是幼苗时就被那位故去的主人盘成了螺旋形。再远点儿，一座亭子矗立在没人看管的野生马林果树丛中，亭子里边装饰精美，外边却满目疮痍，看起来非常恐怖。阳台通往客厅的地方有扇玻璃门，充满好奇的人透过玻璃看到的客厅是这样的：屋里每个角落都砌着个瓷砖火炉，右边有一架破旧的钢琴，上边放着本手抄版琴谱；一张长沙发上铺着褪了色带着白色花纹的淡蓝色沙发垫；一张圆形的餐桌；两个摆放着叶卡捷琳娜时期瓷器玩具和玻璃球玩具的架子；一幅有名的画像挂在墙上，画里是一个怀抱一只鸽子，仰望着星空的黄发少女；桌子上放着一个插满新鲜蔷薇花的花瓶……您瞧，我叙述描写得多仔细啊。就是在这个客厅，这个阳台，上演了我整个爱情所有的悲欢闹剧。这个上校太太非常凶悍霸道，讲起话来声音低沉沙哑而又透着狠劲，爱挑剔。两个女儿一个叫薇拉，和我们常见的那种县城小姐毫无二致，一个叫索菲亚，我爱上的正是她。她们俩共用着一间卧房，屋内有两张木制单人床，有浅黄色纪念册和木樨草，有画得很不好的男女朋友铅笔肖像画（其中一个男人看上去器宇轩昂，年少时也曾被寄予过厚望，可最终却和我们一样百无一成），有歌德和席勒的半身像，有德文书，枯黄的花冠和其他一些纪念品等。其实我不常进那个屋，也不乐意进，一进去就会毫无缘由地感到憋闷。还真怪异啊！每当我和索菲亚背靠背坐着，或是夜幕降临我坐在阳台上想念着她时，就更加觉得她乖巧可人。这时的我会看着晚霞和树木，遥望着那一片片已变暗但借着玫红色晚霞依然清晰可见的绿色叶子；索菲亚坐在客厅钢琴旁，反复弹奏着贝多芬作品中她喜欢的那章饱含哲理而又激情昂扬的乐曲；那个凶悍霸道的老太婆坐在沙发上打着呼；餐厅洒满夕阳的余晖，薇拉正在煮茶，茶汤壶被烧得嘶嘶作响，就像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儿；脆饼被掰断时发出愉悦的破裂声，勺子碰到杯子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当声；金丝雀拼命地叫了一天，突然变得安静，只是时不时地啾啾叫几声，似乎在询问些什么；稀稀疏疏的雨点穿过透亮柔软的云层掉在了地上……我就这样坐着，坐着，聆听着，聆听着，望着，心也慢慢豁然开朗了起来，我又感觉自己好像爱上了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暮色中，我央求老太婆将女儿嫁给我，大概两个月后，我就结了婚。我感觉我好像是爱她的……如今我应该想清楚了，只是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爱她。她，和善、睿智、不善言辞，有着一颗能够温暖他人的心，但天晓得是为什么，是因为久居乡野，抑或是其他什么缘由，她心底（如果真的有心底的话）隐藏着某种伤痛，确切地说，伤口还流着血，而且无药可医，不管我还是她都说不出这种伤痛究竟是什么。自然，结婚后我才发现了她心底的这种伤痛，我竭尽全力想要去医治，却于事无补！我小时候曾饲养过一只黄雀，一次它被猫捉了去，虽然被救回也治好了伤，却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整日闷闷不乐、无精打采，而且不再唱歌……后来，一只大老鼠在一天晚上钻进开着的笼子，咬掉了它的脑袋，它也就完全死了。我不清楚，我的太太曾被什么猫捉住过，因为她也像我那只悲惨的黄雀一样，整日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偶尔她也试图让自己振奋起精神，呼吸着新鲜空气，在日光中，在自由自在的天地中欢呼雀跃一番。她尝试了一下，又将自己包裹了起来。当然她爱我，也曾跟我说过许多次，她恬然自足，无欲无求——见鬼！她的眼睛失去了光彩。我猜测她过去可能碰到过什么事儿，我细细探寻了一番却毫无所获。唉，如今您来给我评判评判：若是一个乖僻的人，或许会耸耸肩、叹叹气，依旧按部就班地活着，但我并不乖僻，所以想上吊自杀。我的太太骨子里带着些老处女们的习气，喜欢贝多芬、夜游、木樨草、和朋友通信、纪念册等。所以对别的生活习气，特别是对家庭妇女的生活，一点儿也不习惯。但是作为一个已婚妇女整日沉溺于莫名的忧愁中，每晚唱着‘不要在拂晓时分叫醒她’，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啊！”
“就这样，我们共度了三年的美好时光，第四年的时候，索菲亚因难产而死，说也奇怪，我好像早就预见她绝不会为我生个一儿半女，不会为这世界带来一个新的生命。如今我仍然能清楚地回想起她出殡时的情形。那是一个春日。我们教区的礼拜堂不大，而且已经很破旧，圣幛已经发黑，墙上的灰也都剥落了，地上的瓷砖也破损了好几处，每个唱诗班的座位上都摆放着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圣像。棺柩被抬进来放在圣幛正门前的正中间，上边盖了张褪色的罩布，边上摆放着三个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年迈的腰间系着绿腰带扎着小辫的教堂主管，在诵经台前沉痛地诵着经文。神父也是个眼神不好、面相和善的年迈老人，他穿着黄色花纹的紫色法衣，既是司祭又是助祭。窗户敞开着，白桦树枝上新发的嫩芽随风晃动着，簌簌作响，院子内弥漫着香草的气息，红色的烛焰在明丽的春日阳光中也显得暗淡了许多，整个礼拜堂都回荡着麻雀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一只飞进来的燕子落在了屋顶上，不时发出清脆的啼叫声。寥寥无几的农人那棕色的脑袋敏捷地起伏着，正热情地为死者祈祷，香炉里冒着缕缕淡蓝色的烟雾。我看了看我太太那僵硬的死气沉沉的脸……上帝啊！就是死亡也并未使她得以解脱，也未真正根除她的伤痛：她仍然一脸的悲伤、怯懦和默然——就算已经躺在棺材里她也还是局促不安……我心痛得难以忍受。她是个非常和善的人，但对她来说死了更好！”
说话人满脸红润，目光暗淡。
“最终，”他继续讲了下去，“我从丧妻之痛中解脱了出来，准备去开创一番新事业。我在省城找了份工作，但在机关办公室里我总觉得头痛欲裂，视力也下降了不少，恰巧也因为其他缘由……我便辞了职。原本我打算去莫斯科，但一没钱，二……正如我告诉您的，我变得越来越冷淡。之所以会这样，是偶然也是必然。其实精神上我早已冷淡，只是不愿妥协罢了。我觉得可能是乡野生活和悲惨遭遇才导致了我精神层面上的谦虚大度……此外，我还发现，差不多所有的乡邻，不论长幼，刚开始都会折服于我的学识、国外的经历以及良好的修养，可是到了后来不但习惯了，而且逐渐对我粗暴了起来，甚至开始轻视我，不乐意听我谈论，和我交谈时也不再充满敬意。忘了跟您说，结婚后的第一年，我因为枯燥乏味曾尝试过写作，而且还给杂志社邮寄过一篇文章，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部中篇小说。没过多久，便收到了编辑的回信，信中尽是一些客套话，回信是这么说的，毋庸置疑我很聪慧，但缺少才华，而从事文学创作需要的正是才华。还有，我听闻，一个非常和善的年轻莫斯科人，途经此地参加省长家宴会时曾提起我，说我是个胸无点墨、一事无成的人。可我仍不愿清醒，您应该明白吧，我怎么能自己否定自己呢。终于有一天清晨，我清醒了。是这么回事：那天县警察局局长到我家，提醒我留意领地内一座坍塌的桥，可这座桥我压根儿没钱维修。这位宽容大度的治安管理者一面喝着酒吃着鲟鱼干，一面摆着长者的姿态指责我粗心大意，当然他还算体谅我的境遇，给我出了个主意——让农户们堆些粪土上去就行了，后来他抽着烟谈论起了将要举行的选举。那时一个叫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竞选省贵族长，他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人，而且贪污成性。更何况他既没有德望也不是很富裕。我谈了谈自己的意见，言语甚至有些刻薄。老实说，我非常看不起那个叫奥尔巴萨诺夫的人。县警察局局长看看我，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道：‘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咱们算什么啊，咱可不配议论这样的人，安分点儿吧。’‘算了吧，’我气呼呼地反驳道，‘我和他有什么不同？’警察局局长拿出嘴里的烟斗，瞪大眼，哈哈大笑了起来。‘你太好笑了，’他甚至笑出了眼泪，‘怎么会说出这么幽默的话……喂，你怎么了？’直到离开，他一直都在挖苦我，称呼我为‘你’，偶尔还会用胳膊肘捅我的腰。他走后，我心绪难宁，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站在镜子前，凝望着自己窘迫的脸，吐着舌头，苦笑着摇摇头。曾经被蒙蔽的双眼终于睁开了：我非常清晰地看到，甚至比从镜子中看到的更清晰，我就是一个空虚寂寥、不值一提、一无是处的普通人！”
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会儿。
“伏尔泰有一篇悲剧，”他失落地继续讲道，“讲的是一个贵族因为倒霉透顶而觉得欣喜。也许我一生也并未遇到什么悲剧事件，但我确确实实体味过这种心情。我体味过万念俱灰时的狠毒与狂喜，也曾泰然自若地在床上躺上一早上，一边咒骂着自己时运不济，一边又觉得很畅快——我不可能一下子就对所有的事儿无动于衷。您想啊，因为贫困我受困于可恶的乡村，家产、官衔、文学都跟我无缘，我痛恨那些贵族老爷们，也不喜欢读书，而那些留着鬈发、喜欢探讨‘人生’、肥胖敏感的太太小姐们，自打我不再信口开河、不再赞美她们后，也就不再正眼看我了。我不擅长也不想孤寂冷清地活着……所以便经常到邻居家里闲逛。我好像真的有些自暴自弃，存心引起各种毫无意义的辱骂。吃饭喝酒时将我遗忘，迎接我时冷漠无礼，谁都不再留意我，更不让我参与他们的谈话，于是我也就故意躲在角落，随声附和着那些愚昧无知的饶舌鬼，当年在莫斯科这种人连给我提鞋的份儿都没有……我变得越来越麻木，不愿细想我怎会沉溺于嘲讽所带来的快感呢……唉，算了吧，孤寂冷清又何谈嘲讽呢？这几年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如今依然如此……”
“真不像话，”隔壁屋的坎塔格留欣睡意蒙眬地抱怨道，“半夜三更哪个笨蛋还在聊天？”
讲述者嗖地钻进了被窝，怯生生地望着外边，竖起一根手指提醒我。
“嘘……嘘……”他压低嗓音，仿佛是在给隔壁屋赔礼道歉，谦卑恭谨地说道，“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接着又轻声对我说，“应该让他休息了。他需要好好休息休息，养好精神，蓄积力量，就算是为了明天能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我们没理由叨扰他。再者，我想讲的都讲完了，您或许也想睡觉了吧，晚安。”
讲述者转身将头埋进了枕头。
“起码让我知道您贵姓……”我说。
他麻利地抬起头。
“不，看在上帝的面上，”他打断我，“请不要问，也不要向别人打听。您就当我是不熟识的人，被命运捉弄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吧。况且我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不值得拥有独特的名字……倘若您一定要称呼我的话，就叫我……叫我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无论哪个县像我这样的哈姆雷特比比皆是，只是，您或许没遇到过……请谅解。”
他又缩进了羽绒被褥里。第二天清晨当我被人叫醒时，他已经走了，天没亮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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