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在30年代可谓是处处兜得转，路路行得通，这些得益于他与党政军要人、乃至国民党权贵的结交，而且他还和四大家族的人结交。可是在相处过程中也有些矛盾，他和宋子文的矛盾就在下面的事例中强烈的凸显出来。
有一次宋子文家庭聚会，有人谈到了杜月笙的杜氏祠堂以及他的祠堂记，在祠堂记里，杜月笙说他的先人是杜伯，宋子文开玩笑地说：“看来我的先人可能是赵匡胤了。”众人不解，他说：“因为他是宋高祖啊！”
这本来只是句玩笑话，没想到不久传到了杜月笙的耳朵里，杜月笙气得直跳脚骂娘，这让杜月笙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虽然宋子文是个大人物，但他要亲自会一会这个大人物。
杜月笙一去宋子文家就来了句不冷不热的话：“宋部长真是忙人，到处都找不到。”
宋子文知道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于是就装糊涂。
杜月笙说得开门见山：“宋部长，近来我做生意亏了大本…….”
杜月笙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来要钱。之前，杜月笙跟财政部有一宗交易，他为此付了600万，后来他突然想要中止这件事情并讨回那笔预付金。
宋子文非常明白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可是他却说：“生意上的事有得有失，杜专员不必难过。”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虽然送了我六百万，可是你得到的何止这些。
杜月笙有点尴尬，他非常明白在嘴皮子上宋子文还是略高一筹的，于是说了一声告辞就走。
后来杜月笙又派出一些小喽啰找宋子文要钱，喽啰回来报告，说宋子文要研究研究再做决定。杜月笙气的拉起那个喽啰，左右开弓打了几十个耳光，仿佛是打宋子文那孙子的，“娘的，老子的钱，你他娘的研究个屁。”杜月笙气得都想把宋子文绑了，逼他把钱给交出来。但是他的后台太硬了，有老蒋撑腰，杜月笙暂时拿他也没办法，而且这个宋子文最近难见踪影，找他麻烦也不容易。
其实杜月笙有的是钱，之所以跟宋子文过不去就是气不顺。
杜家祠堂落成典礼的时候，很多人都来祝贺，包括老蒋，这个让杜月笙觉得给足了自己的面子，可是偏偏这个宋子文什么也没送，而且事前答应好要来的，这样做就是看不起他杜月笙。
杜月笙决定采取点行动收拾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宋子文。他先派了自己的秘书去和宋子文要钱，宋子文一看是杜月笙的秘书来了，心里就不痛快。杜月笙的秘书一见到宋子文就说杜氏祠堂落成典礼花费太高，目前手头紧，上次宋部长的钱能不能让他先拿回去，先过了这段日子再说。
宋子文口气坚硬地回答：“请你回去转告杜专员：第一，钱是杜先生自愿捐给政府的，现在后悔了想把钱拿过去也可以，不过不是在我这里拿，我宋子文也没欠他杜月笙什么；第二，目前宋某事务缠身，没时间为这些事情分身，希望杜先生不要再派什么人来烦我。”
杜月笙的秘书一听如此，冷笑了一声就走了。
其实宋子文这么做心里还是发虚的，他知道杜月笙不是什么好得罪的主，一晚上他和妻子都草木皆兵，睡不好觉。第二天，他听见有人敲门，然后就听见妻子尖叫，原来门口有两个手榴弹，吓得两人一身冷汗，过了很久没有动静，两人才知道是假的。宋子文看见手榴弹下面压着个纸条，上面写着：“这是两颗假手榴弹，不过，下次你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宋子文大怒，拿起那两颗手榴弹穿上衣服就去找老蒋。
蒋介石也纳闷宋子文这么早来有什么事情，看到宋子文扔在脚下的两颗手榴弹，吓了一跳，连问宋子文要做什么。
“杜月笙这个家伙要害死我。”
“他为什么要害你？”
“600万，上次的600万。”
蒋介石不解，那钱可是杜月笙自愿捐的。
“可是他现在又后悔了，他和我要，我没有给他，他生气了，就给我两个手榴弹做警告。”
蒋介石知道600万元是杜月笙自愿的，他现今要回来的做法实在是不讲理，不过跟这种人没法讲理，他在上海的黑势力太大了，自己都不敢把他怎么样，宋子文更拿他没办法。突然他想到一个好办法，于是笑着跟宋子文说：“子文，你最近不是在发放国库券吗？”
宋子文会意，把国库券给杜月笙，这样即打发了杜月笙，也可以让很吃紧的财政不继续吃紧，真是两全其美。
宋子文一回去就给杜月笙发电报，说钱已备好，请你来拿。杜月笙纳闷，怎么会这么快，但又一想，还是去一趟。心想这个宋子文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他点颜色他才知道怎么做。
于是他就派了个下属去南京。几天后，他的下属回来，扛了一袋政府债券放在杜月笙面前！杜月笙傻眼了，他觉得自己被宋子文这个小子戏弄了，还是没拿到钱，“奶奶个熊的宋子文，真他妈狡猾”。
虽然这次杜月笙没有拿回钱，但是也让宋子文着实害怕了一次，包括老蒋也不敢轻易得罪杜月笙。从这里可以看出杜月笙的黑势力如此庞大，连老蒋也要惧怕他三分；还可以看出，杜月笙结交的人物也非同一般，正是因为他结交了这些人物，很多人更是不敢招惹他。
杜月笙的风光背后，也是有老蒋撑腰的。所以说，想要发展，背后有个坚实的后盾是非常有必要的，“背靠大树好乘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背靠大树好乘凉”这句话用来形容重庆亨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的发展、壮大应该是贴切的。对于脱胎于长安集团的亨格信息来说，长安汽车的信息化建设不仅为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土壤，而且为其未来的发展和转型，乃至广阔天地纵横驰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亨格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底，是长安汽车控股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在其成立之后的四年时间内，主要人物是以长安汽车的信息化建设为主，“长安汽车的信息化在制造业中做得相当好。”公司的CEO丁厚平说。
这为亨格信息的成功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4年，公司开始对外拓展业务，并于Oracle结成战略联盟，成为其软件经销商。亨格信息相继获得Oracle支持服务一级下单权、Oracle汽车零部件行业Accelerator认证，可以说同时具备产品支持服务下单权。此后，亨格信息取得了飞速发展，长安集团也对亨格信息的做法非常支持。
企业的发展中，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等于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杜月笙的发展和他结交的人是有关的，这些人很多都是政界显贵，商界要人，他的势力庞大也跟这些人是有关的。背后有一棵“大树”，就是有一个依托，中科辉煌品牌数码折扣超市就是依托强大的市场资源充分发挥出了自身的优势，作出了骄人的成绩。
信息高速公路普及的前提下，产品资源的整合就显得尤为突出。传统的产品营销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企业推广者的营销节奏，滞后的不仅是技术，更是时间和效益，而这两点无疑是企业的生命，缺一不可，也慢一不可。针对这些优势与不足，中科辉煌品牌数码折扣超市应运而生，符合了市场发展的规律。
目前的手机便利店，超市或商场的店中店的模式减低了大量开店成本，“手机便利折扣店”的定位又迎合不少社区消费者的需要，让消费者在手机价格和手机品种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中科辉煌品牌数码折扣超市的迅速崛起，公司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家中就能了解最新产品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了如指掌，网上直接选货、订货；一对一配货师配货，也可以电话、传真定货，节省了进货时间和费用，方便快捷；来人亲自选货。物流的成功是店铺持续发展的保证，公司巨资建设完善的物流管理体系，确保物流高速、高效运转，确保配货及时、发货及时，新品第一时间上架，畅销商品充足供应，避免断货、缺货现象，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服务对待消费者。另外，中科辉煌把“7-11”等便利店的成功模式复制到手机连锁，用新的模式去经营手机店，这在业界尚属首次。卖场努力朝服务化转型，尝试在手机应用增值市场分羹。
这种便利店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科辉煌依靠强大的企业实力和渠道优势，使产品品质有保障、畅销款式充足供应，长期派遣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专员驻守上游生产企业，深入第一线，了解最新产品。产品囊括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LG、天语、联想、首信 、普天 、魅族、金鹏、知己等几十个手机品牌，择优整合营销，达到一店抵百店的营销规模。同时中科辉煌也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紧密合作伙伴，有这么多的“大树”，销售当然会顺利很多，对消费者也非常有信服的力度。
其次，公司不惜巨资建设产品管理中心，对每一项商品严格审核管理。庞大的销售网络，快速的物流配送系统，强大的物流量让产品成本大大降低；数千个品种，满足不同的消费层次，每个层次的人都可以来这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产品，扩大了消费者也扩大了货源；源源不断的为各地经销商提供各种新款时尚产品，每日有新款，款款有新意，不断更新上架商品，提供了多种不同价位的数码产品；一站式供货给经销商，省去了一切中间的环节，确保了每一款产品都以最低价格供货，低于一般的市场价格出售，所以产品一到市场就具备了明显的价格优势。消费者选择产品，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商品的价格，而中科辉煌的这种做法，正是很好地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
由此看来，中科辉煌公司的巨大成与强大的企业实力、强大的渠道优势，还有自身的管理投资是分不开的，这些就是中科辉煌公司的大树，正是有了“大树”，中科辉煌才得以迅速发展。
企业有“大树”，得到的“荫庇”是不言而喻的。杜月笙结交的一些权贵人物，很多就是他的“大树”，许多人说杜月笙会用人，他用人的巧妙也在于把某些人变成了他的“大树”，比如蒋介石。蒋介石送给杜氏祠堂的那块金匾证明了杜月笙和老蒋的关系不一般，对外界有一个震慑作用，谁敢和杜月笙做对，等于不给老蒋面子，毕竟，敢在虎口里拔牙的人还是少数。
附权贵，解救七星公司
20世纪30年代时，以孔祥熙为后台的“七星公司”在上海大做投机生意。因其情报准确、资金雄厚，在上海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赚了很多钱。对这种利用特权获取暴利的作法，民族资本家极为反感，市面上一时沸沸扬扬，颇多非难。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上海一部分商人达成默契，共同对付“七星公司”。
“七星公司”自恃财力雄厚，有一次想逼黄金持有者大量抛出黄金，然后由他们吃进，所以他们企图造成黄金价格下跌的趋势。为此，他们在黄金交易所不停地抛空，黄金价格每日下跌，“七星公司”等待坐享其成。但是事情没有孔祥熙想得那么好，上海经营黄金生意的商人，都串通一气，虽然眼睁睁地看着黄金价格下跌，但就是不肯抛售手中的黄金，要是遇到了适当的机会，他们还要吃进一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七星公司”根本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他们以为自己掌握着市场行情的法宝就可以“只手遮天”。然而因为他们的空头已做太多，赊掉好多老本，不仅自己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反而轮到上海的商人跟他们讨债。孔祥熙是“七星公司”的真正后台，投机的生意失败，本来应该由他出面解决，但是碍于自己的身份，出去赖账不便，于是就让杜月笙来接手这件事情。
杜月笙一出马，立刻将这次黄金交易中成为债主的诸多商人都找了过去，话里有话地说：“这次生意，朋友走油跑马，我不会看冷铺，帐不管有多少，统统给我送过来，我砸锅卖铁也会赔上的。”那些久在商场上混迹的商人们，早就洞悉了杜月笙话里的意思，只得强颜欢笑说道：“笑话，别人掉了枪花，倒要叫杜先生倾家荡产赔出来，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照杜先生这一句仗义的话，这些帐一笔勾销。”
到手的钱被硬生生地购销，让这些商人们非常心疼。但更让这些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们心悸的是，这次黄金交易所的抛空风潮，虽然他们平安度过，但是如果“七星公司”卷土重来，做更大的投机买卖，他们想抵御可能也会力不从心。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想了一条妙计，就是推举杜月笙担任金业交易所理事长。认为看他面子，孔祥熙会有所收敛。其实，这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而已。可是这种做法正好迎上了杜月笙心意。杜月笙插手这次风潮，就是为当事者双方显示他的实力，一方面抬高自己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炫耀与四大家族的特殊关系，用来吓唬上海滩的商人。此举的效果果然立竿见影，杜月笙从此成为了“金业交易所理事长”。
此后，杜月笙还通过帮助孔祥熙和宋子文当上了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后来，凭借自己跟官僚资本的关系，杜月笙还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的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工会理事，他在金融界也成为了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牌人物。
解救“七星公司”也迎合了杜月笙的本意，显示了他的实力，他也攀附了权贵人物，可谓是名利双收，对他以后的发展壮大简直是如虎添翼。杜月笙解救“七星公司”的做法非常明智，那时四大家族在中国的地位非同一般，结交他们等于给自己有一个坚实的靠山，杜月笙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洞察事实，通过自己的方式跟四大家族有了特殊联系。其实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当然，这里不是鼓励攀附权贵或者为攀附权贵不择手段，而是要根据事情的发展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样对自己的日后发展也许会有意想不到作用。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很多人都熟悉的名字，奇瑞。
一直以来，制造汽车一直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在汽车制造方面，中国采取“市场换技术”的方法，但是市场开放却没有换技术，却换来了市场的垄断。
奇瑞在尹同耀的带领下却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人不仅仅可以造车，而且中国人造的车还可以卖到外国去。
中国的汽车制造市场才刚刚启动，市场潜力还是很大的。一家汽车企业如果仅仅满足于单纯的模仿，很肯能在一两款汽车上市以后，挣上一笔钱就很知足了，然后沉迷于过去，不再研发新车型。但是奇瑞不是如此，他们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对市场的细分和敏锐把握，对奇瑞汽车的各个部分系统地设计。每条产品线每年都会向前推进，奇瑞现在有一个微型车（QQ）平台；一个经济车型平台（风云系列）；一个中级大型轿车（东方之子）；还有一个越野车型（SUV）。
针对中国庞大的市场，也依靠中国庞大得到市场，从2003年到2005年，奇瑞的工程师参与了18款发动机的开发，自概念至设计一直到各个部分的设计。
近几年，奇瑞的销量迅速增长，一个很大的原因得益于发动机的开发。奇瑞成了中国的品牌，2002年打破了合资公司产品和进口车对中国轿车市场的垄断。凭借这中国强大的市场，奇瑞在尹同耀的带领下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目前公司已经跟25个国家达成了代理或者合作协议。
奇瑞成功了，凭借着锲而不舍的闯劲跟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成功，不光打入了中国市场，还凭借中国的市场打入了外国的市场，为自己的长足发展又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奇瑞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市场做依托，依附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十三，奇瑞选择要创造自主品牌，并不停为这个目标实现着。先是针对中国市场研发适合中国人的车型，然后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市场后打入外国市场，这样的做法跟杜月笙有点类似。杜月笙先是想办法和四大家族有所联系，然后再借助四大家族得到更多符合自己利益的东西，借势一步一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办事的过程中，善于借助他人的力量的人也是一个聪明的人。比尔·盖茨说过：“一个善于借助他人力量的企业家，应该说是一个聪明的企业家。”林莫就是一个非常会借助他人力量的人，他依靠着一个律师的力量让自己的饭店重新红火起来。
林莫是一家饭店的老板，有一次他无意结交了一位顾客，这位顾客就是当地有名的李律师。某天晚上，李律师因为打赢了一场比较重要的官司，特地和几个朋友在林莫的饭店里请客吃饭，非常巧合的是林莫的一个朋友也是李律师的朋友，这样，在饭桌上大家就认识了。
庆功宴过后，林莫拿着李律师的名片如获至宝。因为在他看来，李律师对生意人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以后，他一定会有助于生意的发展。所以，林莫常常跟李律师联系，而且李律师去他的饭店吃饭的时候还能享受到非常大的优惠，这让李律师很高兴。
有一次，饭店顾客居然出现了食物中毒的情况，好几名顾客在饭店用餐完毕后，出现了上吐下泻的情况，都被送进了医院，这样的事情可了不得。这几位顾客的佳人投诉到当地的质监局，事情闹大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这时，林莫想到了李律师，凭借着李律师在当地的名声和人脉，相信能很快平息这场风波。果然如林莫所想，李律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帮忙，并很快把风波平息了。饭店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处罚，顾客也不再纠缠饭店了。后来，林莫注意到了食物的问题，渐渐，饭店的生意又红红火火。
林莫的饭店可以重新门庭若市，也多亏了李律师，正是因为跟李律师的结交，出现的问题才能够及时地解决。林莫经常给李律师吃饭优惠，却在关键的时刻请出李律师挽救自己的饭店。就如同杜月笙一样，帮助四大家族，却借助他们的势力得到了更多的利益。
唱双簧巧合作，收复通商银行
唱双簧意指一搭一唱，是一种比较的艺术表演形式。在现在的相声、小品等表演中，经常可以看到双簧这种艺术表现方式。
据说双簧源自清朝末年，当时有一对说相声的黄氏父子。一次，两人奉召入宫表演，但是恰巧那天父亲喉咙发炎没办法发出声音了。然而，皇命不可违，这次是非去不可；那么去了呢，不能正常演出又是欺君之罪，弄不好要满门抄斩。
父亲心忧之际急中生智，由儿子躲在椅子后面说话，他在前面配合做动作。不料效果出奇的好，皇帝非常喜欢，新的表演形式从此产生。因为这对父子姓黄，故称此种表演形式为“双黄”，其后讹音变成“双簧”。
后来，演变为在前面的负责抛头卖相，也就是比手划脚，而在后面的就是随相扮声，也就是负责说。作为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越来越得到大众的喜爱和追捧。
对于双簧这种说唱艺术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前后两人的默契，虽然现阶段都会有固定的段子内容，但是实际上在台前表演时，仍是会有一些依现场状况所变化出来的效果。
因此唱双簧的两人要善于合作，当两人的默契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可以针对现场观众的状况而有不同的表演和诠释，这样又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出彩效果。
其实，不止是在这种艺术表演中，需要有默契的合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唱双簧”的艺术也是不可缺少的。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这都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艺术。
杜月笙就是一个十分擅长与别人唱双簧的人，他不但善于利用计谋，更善于利用身边的朋友、兄弟，甚至敌人。他的一生可谓把“唱双簧”这门艺术运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尤以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唱双簧巧合作，收复通商银行这件事为最，因为正是通过这件事，杜月笙才成为了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时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由晚清邮电大臣盛宣怀子1897年创办，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逝世以后，这家银行由工商金融界大佬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办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
在国民党担任经济要员的孔祥熙早就想控制该银行，却一直苦于没有机会。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法币政策”，为他们创造了机会。“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还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将以该四家银行发行的钞票逐渐换回，停止使用。
在这之前，国民党政府秘密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除了官办、官商合办的外，在“清理”或控制范围之列的有六家，其中便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就是借推行“法币政策”之机，给这些民营银行加入官股。官方所采取的手段是先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秘密集中各民营银行的钞票，然后择定有利时日，持该行大量钞票前往兑现。而这些银行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很难一下兑出他们收集的钞票。但兑现不出来，他们便立即报请官方检查。于是，官方便以维持金融秩序为名，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予以全面控制。
然而，无论怎样突然袭击，都不可能发生难以兑现的问题。偏偏事有凑巧，由于历年来盈利颇丰，1933年傅筱庵斥资1000万元，在河南路闹区盖了一座巍然耸立的“中国通商大楼”，而这1000万元，占据了银行发行额的近30%。
于是，三大银行所持钞票无法全部兑现，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予以加入官股，并派员控制。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国民党政府就以“傅筱庵与北洋军阀中人的来往一直未断”为由，加给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
傅筱庵闻讯后，立刻逃走，一逃便逃到了“日本人的地界”，即北洋军阀在日人庇护之下的根据地——大连市。傅筱庵一逃，中国通商银行陷人一片混乱之中。倘若破产，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孔祥熙、宋子文的本意是控制通商银行，而不是让它倒闭。
而这一切，杜月笙看得十分明白，国民党若真想制裁傅筱庵也不会等到现在，现在自然是因为他不够听话，不肯放手这家有影响的银行。如今等于官商双方陷入了僵局。要想打破这个僵局，必须有人出来调停。这是个双方落好的差使，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要摸一摸官方的底，于是由其杨志雄去宋子文府上探听消息。当时宋子文由于不满他的姐夫蒋介石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一再加大“剿共”经费，愤然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这两项官职，随后由他的另一位姐夫孔祥熙出任。
杨志雄单刀直人问起通商银行的事体。宋子文正为此事搁浅苦无计策。
“这事交给老杜去找政府，给傅筱庵做担保，这个台阶不就铺成了？”
“对啊！”
宋子文一听眉开眼笑，赶紧给孔祥熙拨电话，孔祥熙当即表示赞同。杨志雄回到杜公馆对杜月笙一说，两人又作一番谋划，第二天一早，杜月笙便驱车前往枫林桥上海市政府，面见吴铁城，由昊铁城召集公安局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众人当面商议。
结果是，官方当即应允杜月笙撤销了傅筱庵的通缉令的要求。
回到华格桌路杜公馆，杜月笙立刻派人喊来傅筱庵身边的人，包括中国通商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当众宣布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在大连听到杜月笙的话，顿时感激涕零。傅筱庵仓皇出逃，本是被逼无奈，哪舍得扔下一月老字号银行撒手不管。如今杜月笙出面作保，自然顺水推舟。
傅筱庵回到上海，谢过杜月笙的大恩大德，然后回中国通商银行清理账务。由于傅筱庵挪用1000万建造大楼，自然无法使3000多万钞票兑现。偌大的亏空无法弥补，傅筱庵只好将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1000万元的投资，以300万元的残价，便宜卖掉。而卖尽当光之后，中国通商银行只剩了一个空壳，债务全部了结，银行没有库存，势将关门大吉。
这边的孔祥熙、宋子文见火候已到，授意杜月笙出面，代表中国通商银行向中央银行求援。杜月笙找来傅筱庵商量，傅筱庵经此一番折腾，早已心灰意冷了，明知是孔祥熙、宋子文设下的圈套，不钻又有什么办法？
终于，在得到傅莜庵的应允下，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将大量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为了掩盖官僚资本在金融界扩张势力的真相，当然也为了还杜月笙一个人情，指定杜月笙为官方代表，出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
他自家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设关系，以及善“唱双簧”的伎俩，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等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董事。如今中国通商这一月老字号银行董事长的头衔又落入囊中，杜月笙在金融界已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试想杜月笙运用“唱双簧”这个手段去谋取自己的某些利益，也是必然的。因为在经商中，很多情况下，越是这样，生意对方就会越强硬，越傲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运用双簧这个超级经商策略。经商中的双簧，不是舞台戏剧，一个在前台装模作样，一个在后台装腔作势，而是一个表演白脸，一个表演红脸。这种合作的经商策略，能够轻松地迫使对方就范。因为其构思复杂，路子新颖，收效奇特，所以相比其他的经商手段来说，是一种超级经商策略。
杜月笙不只是一个得势的白相人，更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的形象和事业。他的这一点在很多现代的成功人士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甚至一些企业经营之道也是这种手段的一种演变和延伸——善“唱双簧”，善于合作，实现双赢。
沃尔玛、丰田等公司是最早推崇合作共赢的企业，对精诚合作、实现双赢的团队精神的关注使它们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壮大，实现了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而且使企业具备了永续发展的能力。
微软Windows2000的推出就是一个善于合作的典型事例。这个视窗系统有3000多名软件工程师参与编程开发和测试，如果没有高度统一的团队精神，没有全部参与者的分工合作，这项工程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现在，团队精神已成为企业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和理念。
与人合作的关键是要欣赏别人。毫无疑问，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一个人精力再充沛也有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人力所不能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同时也有自己的不足，这就需要与人合作，如果你在工作中善于合作，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你的能力将会得到不断提高。
扬长避短正是合作的目的所在。只有学会欣赏他人，他人才会对你有好感，才会和你互相接纳，才能产生与你合作、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如果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看不见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就很难与人精诚合作。养成良好的合作习惯，才会更好地完善自己、发展自己。
当然，在合作的过程中，相互之间难免会有意见相左、磕磕碰碰的时候，也难免有差错、有失误，能不能相互宽容谅解，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合作氛围，往往直接影响事业的成败。
合作就要互相谅解，尤其当合作伙伴的失误给共同的事业造成困难或损失的时候，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与热情的鼓励，开诚布公地指出失误，实事求是地分析原因，心平气和地探讨对策，以帮助合作伙伴尽快走出失误的阴影，重振精神，这样才能尽快克服困难，尽量减少损失。有的人遇到困难或不顺就一味埋怨指责合作伙伴，这样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妨碍今后的合作，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合作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艺术。惟有善于与人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功。自古就有“齐力断金”的说法，“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历史上有多少成功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是凭着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的，这就是事实。
在长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微软公司已经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市场上以大欺小、在法庭上争强好斗。但是从2002年开始，它在公众的心目中，形象逐渐好转起来，在法庭上的形象也开始柔和起来，它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和解尚未了结的官司，并为此掏出了50多亿美元。寻求合作共赢成了微软的基调。
微软奇迹般的转折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但又是在情理之中。就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大家都处在产业链里，只是上下游的关系。现在的商业关系是既竞争又合作，不能纯粹地讲谁是谁的朋友，也不能简单讲谁是谁的敌人。只有善于合作才能在市场博弈中谋求到利益的最大化。聪明的盖茨自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2004年年初以来，微软的名字频频与中国上市公司联系在一起。据不完全统计，和微软有过合作的至少也有五六家，如四川长虹、创智科技以及上述的浪潮信息、浪潮软件等。
不管是曾经在上海滩叱咤风云“厚黑教主”杜月笙，还是现代IT业“老大哥”的微软公司，他们的发展都离不开“唱双簧巧合作”的战术运用。可见，这门艺术堪称成功秘诀啊！
寓禁于征，联合高层造吗啡
杜月笙对四大家族的追随，一方面使他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就是使他在金融工商界的事业得以长足发展，但真正使他大发横财的，依旧是他的老本行—烟土。这项事业的发展，则得益于他与蒋介石本人的亲自合作。
那个时候，蒋介石推行了一项政策——寓禁于征，就是把征收鸦片税成为了重要财源之一。同时，他又在寓禁于征的招聘下，亲自参与贩毒制毒牟取暴利，用来维持围剿红军的高额费用。
贩毒制毒是个非常大的买卖，一般的人干不了，需要找个强有力的“业内人士”才可以，杜月笙就是最好的人选。那时，上海有很多禁烟局、禁烟处，但很多都是徒有虚名，反而成了贩毒制毒的好场所，因为里面有很多人来自杜门。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负责人全部是杜月笙的人。局长曾墉是杜月笙的干亲家，其子曾宪琼拜杜月笙为干爹。金廷荪则为财政处处长，顾嘉棠为运输队长，马祥生为查缉处长，茵庆荣为护缉队长。而江苏各县的“禁烟分局”，也遍布杜系人物，谢葆生为上海县戒烟分局副局长，高鑫宝为金山县戒烟局局长。
民国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鸦片种植由日本人控制着，他们把鸦片制造成吗啡、海洛因，运往中国各地走私，牟取暴利。其中运往上海的毒品，被上海禁烟局查到的，都交给杜月笙处理。杜月笙将到手的毒品投入了非法交易场所，但他对外声称将这些毒品运往南京销毁。
蒋介石为了快速获取军队的庞大开销，南京国民政府后很快成立了全国禁烟局（后来更名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名为禁烟，实则专营。根据当时的规定，鸦片烟瘾富有者每年要缴纳30元的注册费，一般公民是12元，然后就可以在禁烟局买到鸦片烟并可免被拘留，那些临时吸食的人则每袋征收0.3元。这一“禁烟政策”使得吸食和销售鸦片在华东一带再次成为合法而公开的生意。仅1929年，国民政府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时代》在1931年4月的报道中讽刺地评论说：“如果精明的宋部长真的把鸦片装在他的财政部的战车上，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能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后来觉得鸦片大有利益可谋，蒋介石干脆亲自兼任禁烟总监，把很多以“禁”为民到手的鸦片，运往上海交给杜月笙销售。
杜月笙也乐得得到这个差使，因为做鸦片生意利润相当客观，没有人和钱过不去。后来，有一个消息传到了杜月笙的耳朵里，就是将鸦片制造成吗啡出售，利润可以翻好几倍，于是他就想在自己的地盘上开一片吗啡加工厂，他把这个想法上报到南京政府。没几天，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就来到了杜公馆，杜月笙赶紧将他迎进家门，两人密谈很久，最后决定将吗啡厂办在南市太平里保安队某中队部内，由闻名上海滩的吗啡大王陈坤元任经理，顾嘉棠作为杜月笙的全权代表负责管理。
没几天，杜月笙请出吗啡大王陈坤元，雇佣一批员工，吗啡厂就算是开工了。吗啡厂的幕后就由杜月笙操纵，他不公开出面。如果有什么重大事宜，都需要和杜月笙请示汇报，杜月笙再直接向孔祥熙请示汇报后做决定。有了四大家族做后台，杜月笙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甚至还融入到了全球市场，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当局的暗中支持。
杜月笙暗地协助国民党政府大做鸦片生意，自己也大发横财，既拉拢了跟四大家族的关系，又为自己谋得了巨大的利益，可谓是两全其美，也做到了真正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所谓的“大树底下好乘凉”不仅仅体现在杜月笙身上，现代很多企业很多人也靠着“大树”，为自己谋得长足发展。
老赵开了一家传统的布鞋厂，生产规模并不大。他的布鞋厂就在著名的景点武当山下，主要的销售渠道就是供给武当山脚下的一些旅游品专卖店。有的旅游者穿着皮鞋或者高根鞋，爬山不方便，所以临时换一双轻便一点的布鞋。这样的顾客一般只能接受十几元左右的价格，爬完山穿几天就丢了，反正价钱也不高，没什么值得珍惜的。还有极个别的，会买上一双作为纪念。
零售价十几元的布鞋，旅游品商店要挣大头，小头给老赵，老赵每双布鞋的批发价只有8快钱左右，除去6块钱的进价，老李每双鞋子只挣2块钱。并且，这种生意还不大，每年只能销到2万双左右，老李每年只能挣到4万元。
老赵心想，自己守着武当山，这个景点每年有上百万旅游者，这分明是座金山，可惜自己却没有挣到钱，真是不甘心如此，武当山这棵“大树”就这样放手吗？老赵为此郁闷很久。有一天清晨，老赵来到武当山上看日出，看到庙观前面的大坪上面有30多个道士正在打太极拳，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旅游者，照像机的咔嚓声此起彼伏，场面相当热闹。老赵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推销布鞋的办法。他找到道观的负责人，说他可以免费为道士提供练武时穿的布鞋。道士们每天练武，布鞋的消耗量很大，每个月要换掉2双布鞋，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既然有人愿免费提供，那位负责人当然欢迎。
老赵回家后，马上设计专门为道士练功用的布鞋，一方面在用料上更为讲究，透气性好，又结实，并将布鞋底改成干丝瓜络和棕丝的，这样练功者穿着这样的布鞋能保持脚的干燥，并且让练功者保持舒服。老李将经过改进的布鞋定期送给练功的道士，受到了他们的好评，他们非常喜欢老赵的布鞋，。
很多旅游者在观赏道士练功的同时，也留意到他们脚上的布鞋，试穿后都感觉不错，就问他们的布鞋从哪里买的，道士们都说是老赵免费送的，游客纷纷去找老赵买他的练功布鞋，老赵的这种练功布鞋一下子打开了销路门口的游人络绎不绝。接着，老赵又为自己的这款布鞋注册了商标——“登云”牌。现在，这种新型的布鞋成了武当山又一个特色的旅游产品，很多旅游者都会带上一两双，1年的销售量能达到12万双。比起原来的4万双多了很多，老李现在每双布鞋成本20元，销售价68元，批发价40元。每月销售1万双，每个月给武当山的道士提供60双布鞋，那么老赵每个月的赢利是198800元。武当山就是老赵的“大树”，武当山的道士也是他的“大树”，凭借着这两棵大树，老赵的布鞋在武当山地区畅销，也为他带来不菲的收益。这里的布鞋就等同了杜月笙的吗啡，杜月笙制造吗啡背后有四大家族，老赵制造练功布鞋靠着武当山的道士给他做了活体广告。所以说背后有个强大的依托是十分有必要的。
创新就是英特尔的强大依托。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依托，英特尔才能在市场上花开不败。
早在英特尔成立的20世纪70年代，其创始人摩尔提出，计算机的性能每18个月翻一番，只有通过不断地创新，更换产品，才能赢得高额利润并将获得的资金再投入到下一轮的技术开发中去。摩尔构筑了其赖以成功的商业模式：不断地改进芯片的设计，以技术创新满足计算机制造商及软硬件产品公司更新换代、提高性能的需要。
在摩尔的带领下，英特尔的计算机微处理器芯片速度一直在持续稳定的增长，使半导体市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技术上，英特尔坚持的主张是“自己淘汰自己”，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绝不能等竞争对手制造出可以替代自己产品时，才开始创新，就用自己的新型产品替代原有的产品，自己给自己彻底换血。
1993年3月，英特尔推出微处理器的第五代产品—奔腾，这是英特尔发布的工作主频最多的一种处理器系列，包括从最初的60MHZ、66MHZ，到后来的75MHZ、90MHZ、120MHZ、133MHZ、166MHZ、200MHZ，共达到十几种之多。1997年5月，英特尔在PentimnMMX还在热销的时候又推出了第六代处理器的第二个成员Pentium（Ⅱ），它又代表了微处理器当时的最新技术，后又有233MHZ、266MHZ、300MHZ、333MHZ四种主频产品。1999年，英特尔不再满足于全球的最大电脑芯片供应商的角色，开始挺进网络市场，并推出新一代的Pentium（Ⅲ）。英特尔公司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创新才能使企业获得永久的活力。创新就是英特尔永久存在的依托，靠着不断创新，英特尔才能不断发展，英特尔的大树就是“不断创新”。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棵可以依傍的“大树”，可能是技术，可能是创新，也可能是人脉。有了这棵“大树”，企业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才可以在“大树”的“荫庇”下“乘凉”，如果企业没有“大树”，那就要想办法找一棵。杜月笙背后的“大树”是四大家族，这是很明显的，至于技术创新、技术等等的“大树”都是在企业内部暗中成长的，但不论怎么说，杜月笙也好，企业也好，如果想发展，都必须有个良好深厚的基础，如果背后或者脚底是虚空的，那么就难以发展。
唱双簧巧合作，收复通商银行
唱双簧意指一搭一唱，是一种比较的艺术表演形式。在现在的相声、小品等表演中，经常可以看到双簧这种艺术表现方式。
据说双簧源自清朝末年，当时有一对说相声的黄氏父子。一次，两人奉召入宫表演，但是恰巧那天父亲喉咙发炎没办法发出声音了。然而，皇命不可违，这次是非去不可；那么去了呢，不能正常演出又是欺君之罪，弄不好要满门抄斩。
父亲心忧之际急中生智，由儿子躲在椅子后面说话，他在前面配合做动作。不料效果出奇的好，皇帝非常喜欢，新的表演形式从此产生。因为这对父子姓黄，故称此种表演形式为“双黄”，其后讹音变成“双簧”。
后来，演变为在前面的负责抛头卖相，也就是比手划脚，而在后面的就是随相扮声，也就是负责说。作为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越来越得到大众的喜爱和追捧。
对于双簧这种说唱艺术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前后两人的默契，虽然现阶段都会有固定的段子内容，但是实际上在台前表演时，仍是会有一些依现场状况所变化出来的效果。
因此唱双簧的两人要善于合作，当两人的默契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可以针对现场观众的状况而有不同的表演和诠释，这样又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出彩效果。
其实，不止是在这种艺术表演中，需要有默契的合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唱双簧”的艺术也是不可缺少的。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这都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艺术。
杜月笙就是一个十分擅长与别人唱双簧的人，他不但善于利用计谋，更善于利用身边的朋友、兄弟，甚至敌人。他的一生可谓把“唱双簧”这门艺术运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尤以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唱双簧巧合作，收复通商银行这件事为最，因为正是通过这件事，杜月笙才成为了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时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由晚清邮电大臣盛宣怀子1897年创办，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逝世以后，这家银行由工商金融界大佬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办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
在国民党担任经济要员的孔祥熙早就想控制该银行，却一直苦于没有机会。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法币政策”，为他们创造了机会。“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还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将以该四家银行发行的钞票逐渐换回，停止使用。
在这之前，国民党政府秘密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除了官办、官商合办的外，在“清理”或控制范围之列的有六家，其中便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就是借推行“法币政策”之机，给这些民营银行加入官股。官方所采取的手段是先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秘密集中各民营银行的钞票，然后择定有利时日，持该行大量钞票前往兑现。而这些银行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很难一下兑出他们收集的钞票。但兑现不出来，他们便立即报请官方检查。于是，官方便以维持金融秩序为名，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予以全面控制。
然而，无论怎样突然袭击，都不可能发生难以兑现的问题。偏偏事有凑巧，由于历年来盈利颇丰，1933年傅筱庵斥资1000万元，在河南路闹区盖了一座巍然耸立的“中国通商大楼”，而这1000万元，占据了银行发行额的近30%。
于是，三大银行所持钞票无法全部兑现，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予以加入官股，并派员控制。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国民党政府就以“傅筱庵与北洋军阀中人的来往一直未断”为由，加给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
傅筱庵闻讯后，立刻逃走，一逃便逃到了“日本人的地界”，即北洋军阀在日人庇护之下的根据地——大连市。傅筱庵一逃，中国通商银行陷人一片混乱之中。倘若破产，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孔祥熙、宋子文的本意是控制通商银行，而不是让它倒闭。
而这一切，杜月笙看得十分明白，国民党若真想制裁傅筱庵也不会等到现在，现在自然是因为他不够听话，不肯放手这家有影响的银行。如今等于官商双方陷入了僵局。要想打破这个僵局，必须有人出来调停。这是个双方落好的差使，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要摸一摸官方的底，于是由其杨志雄去宋子文府上探听消息。当时宋子文由于不满他的姐夫蒋介石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一再加大“剿共”经费，愤然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这两项官职，随后由他的另一位姐夫孔祥熙出任。
杨志雄单刀直入问起通商银行的事体。宋子文正为此事搁浅苦无计策。
“这事交给老杜去找政府，给傅筱庵做担保，这个台阶不就铺成了？”
“对啊！”
宋子文一听眉开眼笑，赶紧给孔祥熙拨电话，孔祥熙当即表示赞同。杨志雄回到杜公馆对杜月笙一说，两人又作一番谋划，第二天一早，杜月笙便驱车前往枫林桥上海市政府，面见吴铁城，由昊铁城召集公安局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众人当面商议。
结果是，官方当即应允杜月笙撤销了傅筱庵的通缉令的要求。
回到华格桌路杜公馆，杜月笙立刻派人喊来傅筱庵身边的人，包括中国通商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当众宣布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在大连听到杜月笙的话，顿时感激涕零。傅筱庵仓皇出逃，本是被逼无奈，哪舍得扔下一月老字号银行撒手不管。如今杜月笙出面作保，自然顺水推舟。
傅筱庵回到上海，谢过杜月笙的大恩大德，然后回中国通商银行清理账务。由于傅筱庵挪用1000万建造大楼，自然无法使3000多万钞票兑现。偌大的亏空无法弥补，傅筱庵只好将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1000万元的投资，以300万元的残价，便宜卖掉。而卖尽当光之后，中国通商银行只剩了一个空壳，债务全部了结，银行没有库存，势将关门大吉。
这边的孔祥熙、宋子文见火候已到，授意杜月笙出面，代表中国通商银行向中央银行求援。杜月笙找来傅筱庵商量，傅筱庵经此一番折腾，早已心灰意冷了，明知是孔祥熙、宋子文设下的圈套，不钻又有什么办法？
终于，在得到傅莜庵的应允下，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将大量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为了掩盖官僚资本在金融界扩张势力的真相，当然也为了还杜月笙一个人情，指定杜月笙为官方代表，出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
他自家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设关系，以及善“唱双簧”的伎俩，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等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董事。如今中国通商这一月老字号银行董事长的头衔又落入囊中，杜月笙在金融界已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试想杜月笙运用“唱双簧”这个手段去谋取自己的某些利益，也是必然的。因为在经商中，很多情况下，越是这样，生意对方就会越强硬，越傲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运用双簧这个超级经商策略。经商中的双簧，不是舞台戏剧，一个在前台装模作样，一个在后台装腔作势，而是一个表演白脸，一个表演红脸。这种合作的经商策略，能够轻松地迫使对方就范。因为其构思复杂，路子新颖，收效奇特，所以相比其他的经商手段来说，是一种超级经商策略。
杜月笙不只是一个得势的白相人，更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的形象和事业。他的这一点在很多现代的成功人士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甚至一些企业经营之道也是这种手段的一种演变和延伸——善“唱双簧”，善于合作，实现双赢。
沃尔玛、丰田等公司是最早推崇合作共赢的企业，对精诚合作、实现双赢的团队精神的关注使它们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壮大，实现了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而且使企业具备了永续发展的能力。
微软Windows2000的推出就是一个善于合作的典型事例。这个视窗系统有3000多名软件工程师参与编程开发和测试，如果没有高度统一的团队精神，没有全部参与者的分工合作，这项工程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现在，团队精神已成为企业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和理念。
与人合作的关键是要欣赏别人。毫无疑问，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一个人精力再充沛也有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人力所不能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同时也有自己的不足，这就需要与人合作，如果你在工作中善于合作，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你的能力将会得到不断提高。
扬长避短正是合作的目的所在。只有学会欣赏他人，他人才会对你有好感，才会和你互相接纳，才能产生与你合作、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如果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看不见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就很难与人精诚合作。养成良好的合作习惯，才会更好地完善自己、发展自己。
当然，在合作的过程中，相互之间难免会有意见相左、磕磕碰碰的时候，也难免有差错、有失误，能不能相互宽容谅解，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合作氛围，往往直接影响事业的成败。
合作就要互相谅解，尤其当合作伙伴的失误给共同的事业造成困难或损失的时候，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与热情的鼓励，开诚布公地指出失误，实事求是地分析原因，心平气和地探讨对策，以帮助合作伙伴尽快走出失误的阴影，重振精神，这样才能尽快克服困难，尽量减少损失。有的人遇到困难或不顺就一味埋怨指责合作伙伴，这样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妨碍今后的合作，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合作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艺术。惟有善于与人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功。自古就有“齐力断金”的说法，“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历史上有多少成功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是凭着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的，这就是事实。
在长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微软公司已经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市场上以大欺小、在法庭上争强好斗。但是从2002年开始，它在公众的心目中，形象逐渐好转起来，在法庭上的形象也开始柔和起来，它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和解尚未了结的官司，并为此掏出了50多亿美元。寻求合作共赢成了微软的基调。
微软奇迹般的转折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但又是在情理之中。就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大家都处在产业链里，只是上下游的关系。现在的商业关系是既竞争又合作，不能纯粹地讲谁是谁的朋友，也不能简单讲谁是谁的敌人。只有善于合作才能在市场博弈中谋求到利益的最大化。聪明的盖茨自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2004年年初以来，微软的名字频频与中国上市公司联系在一起。据不完全统计，和微软有过合作的至少也有五六家，如四川长虹、创智科技以及上述的浪潮信息、浪潮软件等。
不管是曾经在上海滩叱咤风云“厚黑教主”杜月笙，还是现代IT业“老大哥”的微软公司，他们的发展都离不开“唱双簧巧合作”的战术运用。可见，这门艺术堪称成功秘诀啊！
寓禁于征，联合高层造吗啡
杜月笙对四大家族的追随，一方面使他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就是使他在金融工商界的事业得以长足发展，但真正使他大发横财的，依旧是他的老本行—烟土。这项事业的发展，则得益于他与蒋介石本人的亲自合作。
那个时候，蒋介石推行了一项政策——寓禁于征，就是把征收鸦片税成为了重要财源之一。同时，他又在寓禁于征的招聘下，亲自参与贩毒制毒牟取暴利，用来维持围剿红军的高额费用。
贩毒制毒是个非常大的买卖，一般的人干不了，需要找个强有力的“业内人士”才可以，杜月笙就是最好的人选。那时，上海有很多禁烟局、禁烟处，但很多都是徒有虚名，反而成了贩毒制毒的好场所，因为里面有很多人来自杜门。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负责人全部是杜月笙的人。局长曾墉是杜月笙的干亲家，其子曾宪琼拜杜月笙为干爹。金廷荪则为财政处处长，顾嘉棠为运输队长，马祥生为查缉处长，茵庆荣为护缉队长。而江苏各县的“禁烟分局”，也遍布杜系人物，谢葆生为上海县戒烟分局副局长，高鑫宝为金山县戒烟局局长。
民国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鸦片种植由日本人控制着，他们把鸦片制造成吗啡、海洛因，运往中国各地走私，牟取暴利。其中运往上海的毒品，被上海禁烟局查到的，都交给杜月笙处理。杜月笙将到手的毒品投入了非法交易场所，但他对外声称将这些毒品运往南京销毁。
蒋介石为了快速获取军队的庞大开销，南京国民政府后很快成立了全国禁烟局（后来更名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名为禁烟，实则专营。根据当时的规定，鸦片烟瘾富有者每年要缴纳30元的注册费，一般公民是12元，然后就可以在禁烟局买到鸦片烟并可免被拘留，那些临时吸食的人则每袋征收0.3元。这一“禁烟政策”使得吸食和销售鸦片在华东一带再次成为合法而公开的生意。仅1929年，国民政府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时代》在1931年4月的报道中讽刺地评论说：“如果精明的宋部长真的把鸦片装在他的财政部的战车上，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能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后来觉得鸦片大有利益可谋，蒋介石干脆亲自兼任禁烟总监，把很多以“禁”为名到手的鸦片，运往上海交给杜月笙销售。
杜月笙也乐得得到这个差使，因为做鸦片生意利润相当客观，没有人和钱过不去。后来，有一个消息传到了杜月笙的耳朵里，就是将鸦片制造成吗啡出售，利润可以翻好几倍，于是他就想在自己的地盘上开一片吗啡加工厂，他把这个想法上报到南京政府。没几天，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就来到了杜公馆，杜月笙赶紧将他迎进家门，两人密谈很久，最后决定将吗啡厂办在南市太平里保安队某中队部内，由闻名上海滩的吗啡大王陈坤元任经理，顾嘉棠作为杜月笙的全权代表负责管理。
没几天，杜月笙请出吗啡大王陈坤元，雇佣一批员工，吗啡厂就算是开工了。吗啡厂的幕后就由杜月笙操纵，他不公开出面。如果有什么重大事宜，都需要和杜月笙请示汇报，杜月笙再直接向孔祥熙请示汇报后做决定。有了四大家族做后台，杜月笙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甚至还融入到了全球市场，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当局的暗中支持。
杜月笙暗地协助国民党政府大做鸦片生意，自己也大发横财，既拉拢了跟四大家族的关系，又为自己谋得了巨大的利益，可谓是两全其美，也做到了真正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所谓的“大树底下好乘凉”不仅仅体现在杜月笙身上，现代很多企业很多人也靠着“大树”，为自己谋得长足发展。
老赵开了一家传统的布鞋厂，生产规模并不大。他的布鞋厂就在著名的景点武当山下，主要的销售渠道就是供给武当山脚下的一些旅游品专卖店。有的旅游者穿着皮鞋或者高根鞋，爬山不方便，所以临时换一双轻便一点的布鞋。这样的顾客一般只能接受十几元左右的价格，爬完山穿几天就丢了，反正价钱也不高，没什么值得珍惜的。还有极个别的，会买上一双作为纪念。
零售价十几元的布鞋，旅游品商店要挣大头，小头给老赵，老赵每双布鞋的批发价只有8快钱左右，除去6块钱的进价，老李每双鞋子只挣2块钱。并且，这种生意还不大，每年只能销到2万双左右，老李每年只能挣到4万元。
老赵心想，自己守着武当山，这个景点每年有上百万旅游者，这分明是座金山，可惜自己却没有挣到钱，真是不甘心如此，武当山这棵“大树”就这样放手吗？老赵为此郁闷很久。有一天清晨，老赵来到武当山上看日出，看到庙观前面的大坪上面有30多个道士正在打太极拳，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旅游者，照像机的咔嚓声此起彼伏，场面相当热闹。老赵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推销布鞋的办法。他找到道观的负责人，说他可以免费为道士提供练武时穿的布鞋。道士们每天练武，布鞋的消耗量很大，每个月要换掉2双布鞋，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既然有人愿免费提供，那位负责人当然欢迎。
老赵回家后，马上设计专门为道士练功用的布鞋，一方面在用料上更为讲究，透气性好，又结实，并将布鞋底改成干丝瓜络和棕丝的，这样练功者穿着这样的布鞋能保持脚的干燥，并且让练功者保持舒服。老李将经过改进的布鞋定期送给练功的道士，受到了他们的好评，他们非常喜欢老赵的布鞋，。
很多旅游者在观赏道士练功的同时，也留意到他们脚上的布鞋，试穿后都感觉不错，就问他们的布鞋从哪里买的，道士们都说是老赵免费送的，游客纷纷去找老赵买他的练功布鞋，老赵的这种练功布鞋一下子打开了销路门口的游人络绎不绝。接着，老赵又为自己的这款布鞋注册了商标——“登云”牌。现在，这种新型的布鞋成了武当山又一个特色的旅游产品，很多旅游者都会带上一两双，1年的销售量能达到12万双。比起原来的4万双多了很多，老李现在每双布鞋成本20元，销售价68元，批发价40元。每月销售1万双，每个月给武当山的道士提供60双布鞋，那么老赵每个月的赢利是198800元。武当山就是老赵的“大树”，武当山的道士也是他的“大树”，凭借着这两棵大树，老赵的布鞋在武当山地区畅销，也为他带来不菲的收益。这里的布鞋就等同了杜月笙的吗啡，杜月笙制造吗啡背后有四大家族，老赵制造练功布鞋靠着武当山的道士给他做了活体广告。所以说背后有个强大的依托是十分有必要的。
创新就是英特尔的强大依托。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依托，英特尔才能在市场上花开不败。
早在英特尔成立的20世纪70年代，其创始人摩尔提出，计算机的性能每18个月翻一番，只有通过不断地创新，更换产品，才能赢得高额利润并将获得的资金再投入到下一轮的技术开发中去。摩尔构筑了其赖以成功的商业模式：不断地改进芯片的设计，以技术创新满足计算机制造商及软硬件产品公司更新换代、提高性能的需要。
在摩尔的带领下，英特尔的计算机微处理器芯片速度一直在持续稳定的增长，使半导体市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技术上，英特尔坚持的主张是“自己淘汰自己”。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绝不能等竞争对手制造出可以替代自己产品时，才开始创新，就用自己的新型产品替代原有的产品，自己给自己彻底换血。
1993年3月，英特尔推出微处理器的第五代产品—奔腾，这是英特尔发布的工作主频最多的一种处理器系列，包括从最初的60MHZ、66MHZ，到后来的75MHZ、90MHZ、120MHZ、133MHZ、166MHZ、200MHZ，共达到十几种之多。1997年5月，英特尔在PentimnMMX还在热销的时候又推出了第六代处理器的第二个成员Pentium（Ⅱ），它又代表了微处理器当时的最新技术，后又有233MHZ、266MHZ、300MHZ、333MHZ四种主频产品。1999年，英特尔不再满足于全球的最大电脑芯片供应商的角色，开始挺进网络市场，并推出新一代的Pentium（Ⅲ）。英特尔公司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创新才能使企业获得永久的活力。创新就是英特尔永久存在的依托，靠着不断创新，英特尔才能不断发展，英特尔的大树就是“不断创新”。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棵可以依傍的“大树”，可能是技术，可能是创新，也可能是人脉。有了这棵“大树”，企业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才可以在“大树”的“荫庇”下“乘凉”，如果企业没有“大树”，那就要想办法找一棵。杜月笙背后的“大树”是四大家族，这是很明显的，至于技术创新、技术等等的“大树”都是在企业内部暗中成长的，但不论怎么说，杜月笙也好，企业也好，如果想发展，都必须有个良好深厚的基础，如果背后或者脚底是虚空的，那么就难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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