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交革命党人，给自己留条后路

    杜月笙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但生性喜欢听些“梁山义气”、“瓦岗威风”之类的英雄侠义故事，因此内心也颇有爱国热情。纵观他的一生，他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蒋介石的抗战活动，虽然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爱国的情愫，但也有一些保全自己势力的。从日后他成功地在乱世中维持自己的势力，并及时移居上海就可看出，他在为革命党人提供大量帮助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留后路。

    当时，武汉暗号“汉声”的革命团体到上海时，由于是从清军的追捕下逃出的，所以行李衣物全失，缺乏旅费，而他们急需赶往武汉，于是便找到了杜月笙。杜月笙因为时常救济革命党人，所以在革命党人中盛传这样的一句话：在上海，如果有困难，同孚里黄公馆里住着的那位杜月笙，同情革命，热诚慷慨，可以找他帮帮忙。

    杜月笙对于革命党人主动找他帮忙这件事，感觉真是受宠若惊，所以二话不说就答应帮忙。他当时只是一个抱台脚的，身边没有什么积蓄，但他仍倾其所有请那些“汉声”同志住进客栈，另外允诺第二天就为他们筹集旅费。那笔旅费需要好几百块钱，他压根就拿不出那么多钱，从哪里可以榨出这笔钱呢？还好杜月笙钱不多，但主意很多，最终联合这几位“汉声”同志从赌台中骗到了旅费。第二天早晨，杜月笙又替“汉声”朋友们买好轮船票，约了徐福生两兄弟亲自护送这一行人登船。

    除了援助“汉声”同志外，杜月笙还与杨虎及王柏龄这两位革命人士交好，并且在二次革命中，协助王柏龄除去了革命党人的眼中钉—徐宝山。当时徐宝山不断阻止革命的进行，效忠袁世凯，成为了革命党的心腹大患。尽管如此，革命党人也一直未曾想过要暗杀徐宝山，但之后，徐宝山的行为彻底激怒了革命党人。在国民党从上海向安徽江西运送军火的途中，徐宝山竟率领其手下袭击劫夺。这一次事件，实际上便是二次革命南北战争的导火线，当时形势十分严重。于是，陈英士立刻拍发密电，通知北京所有布置的党人，设法铲除徐宝山，以免讨袁军事遭到沉重的打击。

    铲除徐宝山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徐宝山所带的部队战斗力很强，直接采用军事力量绝对不可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志士进行暗杀。但是暗杀徐宝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先不说徐宝山武功高强，就是他身边总是带着的护卫身手也很不错，最让人难以下手的地方是：徐宝山特别谨慎，除了自己的亲信和家人，其他人都一概不见。

    在这种情况下，王柏龄找到杜月笙帮忙，杜月笙千方百计地打听出徐宝山喜爱古董字画，于是便派人给徐宝山送上了一个锦盒，声称里面是一只宋瓷钧窑朱砂红的花瓶，但实际上，那个盒子里面是专门为对付徐宝山而制造的炸弹。一旦钥匙插进锁孔，那么炸弹就会爆炸。在杜月笙的策划下，革命党人成功地除掉了徐宝山。

    之后，革命党人到上海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时，第一时间都是找到杜月笙等来帮忙，而杜月笙也很少让他们失望。杜月笙为革命尽心尽力，当然革命也没有亏待他。他在国民党中担任了多个职位，虽然大多数都是虚职，但也体现杜月笙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此外，在上海即将被解放前，蒋介石还特地邀请杜月笙和黄金荣一起前往香港，由此可见，杜月笙结交革命党人，不仅体现了他的爱国热情，也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事事给自己留条后路，总归是没有错的，因为在变化莫测的社会中，谁也不能预料明天会是怎样的，多一条路，说不定这条路就是明天自己的活路。那么怎样才算给自己留条后路呢？关于这一点，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

    有这样两个村庄，它们之间是一片茫茫沙漠。要到达对面的村庄，如果饶过沙漠走，至少需要走上二十多天，但是如果横穿沙漠的话，只需两三天就能到达。很多人都曾尝试着穿过沙漠，但是由于沙漠上没有任何标志物，很容易走错方向，所以试图穿过沙漠，到达对面村庄的人都永远地留在了沙漠中。

    有一天，村庄里来了一位智者，他让村里人找来了许多胡杨树苗，每半里栽一棵，从这个村庄一直栽到了沙漠那端的村庄。智者告诉村里人说：如果这些胡杨树有幸成活了，你们可以沿着胡杨树来来回回；如果没有成活，那么每一个行路者经过时，都要将枯树苗拔一拔，以免被流沙淹没了。结果，这些胡杨树苗栽进沙漠后，全都被烈日烤死了，最后成了通往两个村庄的路标。沿着这些路标，两村人平平安安的走了十几年。

    这一年，一个外地僧人坚持要一个人到对面的村庄去化缘。大家告诉他说；你经过沙漠的时候，遇到要倒的胡杨一定要向下再插深些；遇到即将被淹没的胡杨，一定要将他向上拔一拔。僧人点头答应了，然后就带了一皮袋水和一些干粮上路了。遇到一些就要被沙漠彻底淹没的胡杨时，这个僧人想：“反正我就走这一次，淹没就淹没吧。”所以他没有伸出手去将这些胡杨向上拔一拔，接着向前走；当遇到一些被风暴卷得摇摇欲倒的胡杨时，这个僧人又想：“反正我就走这一次，倒了就倒了吧。”这个僧人也没有伸出手去将这些胡杨向下插一插，继续向前走。但就在这位僧人走到沙漠深处之时，静谧的沙漠突然间飞沙走石，许多胡杨被淹没在厚厚的流沙里，也有一些胡杨被风暴卷走了，没有了踪影。僧人像没头的苍蝇似的东奔西走，却再也走不出这片大沙漠了。僧人在气息奄奄的那一刻十分懊悔：如果自己能按照大家嘱咐的那样做，那么即使没有了进路，还可以拥有一条平平安安的退路啊！最终，这位僧人遗憾地死在了沙漠中。

    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可看出，给别人留条路，实际上也就是在给自己留条后路。杜月笙通过结交革命党人来为自己留路时，其实也正是给革命党人留了一条路，从而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给别人留条路，一来可以避免把别人推向绝路，迫使对方做出极端的反抗，导致事情的结果对彼此都没有好处；二来，也是在给自己留条后路，使自己行不至于绝处，言不至于极端，以便日后更能机动灵活地处理事务，解决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

    聪明的人都知道在做事时给别人留条路，而身为外贸公司市场部经理的陈琳就是这样的聪明人。

    陈琳是在外贸服装这块市场上已经打拼好几年了，有非常稳定的客户源，因此他在工作的时候非常得心应手。公司的总经理对陈琳的办事能力十分放心，一些细节上的小事情甚至可以不向他汇报，就可以自己做出决定。陈琳也不负总经理的期望，每次在公司的业绩评比中都出尽风头。

    与陈琳相反，刚从事外贸服装销售的李承每次都在业绩评比中成绩都差的让人不忍心看。由于李承从事外贸服装销售才两年时间，经验少的可怜外，在与客户沟通时，由于在这方面的知识不足，言语也不够灵活，甚至有些木讷，不会说好听话，因此，李承来到陈琳这个部门半年了，还是没有什么业绩可言。陈琳作为李承的直接上司，总是劝导李承不要太过心急，并且在工作上总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他。在陈琳看来，李承还年轻，经验不够，但是他的可塑性很强。在陈琳的劝导下，李承一直抱着积极的心态在做这份工作。

    但是，或许是李承真的不适合做这份工作，在之后的一次工作中，李承工作上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导致公司失去了一个客户。尽管陈琳一再告诉李承，说他犯的这个的错误是每个从事销售行业的人都会犯的错误，李承还是因为这个错误而辞职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因为陈琳所在的公司的外贸服装主要出口俄罗斯，而俄罗斯政府出台了新政策，为了保护本国的零售业，对进口服装进行了限制。陈琳的总经理见这个行业的发展空间变小了，于是就把公司关闭，改投别的行业了。这样一来，陈琳也失业了。年近中年的陈琳不得不加入了找工作的大军当中。

    由于陈琳的工作经验与客户资源仅限于服装这一部分，再加上他对做一个小职员不感兴趣，所以他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失业后好几个月都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一天，他收到了一个自己很中意的公司的电话，让他周一去面试，为此，陈琳好生地准备了一番，希望可以顺利进入那个公司。

    面试这天，刚走进办公室，陈琳就发现面试官十分眼熟，但实在想不起来究竟是谁。结果还是对方先认出他了：“你好！陈经理。”陈琳十分困惑：他究竟是谁呀？为什么要叫自己经理呢？于是，他就问道：“对不起，请问你是？”对方笑了笑说：“陈经理真是贵人多忘事呀！我是你以前的属下李承呀！”这下子，陈琳是想起来了。

    原来，李承被辞退后，就来到这家公司上班。由于这间公司的业务与李承大学学的专业有关，再加上李承性格踏实诚恳，很能吃苦，所以工作起来十分顺手，深的老板的赏识。不久前，销售部的经理辞职，李承就顺理成章地升任市场部经理，在这次的面试中，李承是最主要的面试官。最终，陈琳顺利地进入了该公司。

    虽然说陈琳能够进入李承所在的公司工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有能力做好这份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之前一直善待李承。要知道，来应聘的人不仅仅陈琳一个人，而且其中不乏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但是李承还是选择了陈琳。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也可以得知给别人留条路，实际上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的道理。在自己得意或者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去帮助别人，就算日后用不上别人的回报，也会为自己打响名声，获得人情。这一点从杜月笙身上就有充分的体现。为什么革命党人在上海遇到困难时，都会想到去杜公馆找杜月笙帮忙呢？正是因为杜月笙平常的作为，让革命党人认识到，他杜月笙是个爱国的热血分子。当然，杜月笙帮助革命党人，获得的不仅仅是人情和名声，还有日后在革命中获得的权势和地位以及革命党人对他的保护。

    徐树铮过境三大亨护驾

    徐树铮是段祺瑞手下的一员大将，曾相继担任过陆军次长、西北筹边使、远威将军。早在发生皖直战争时，直系军阀针对的目标就是有“小徐”之称的徐树铮，为此，徐树铮到处躲藏。后来北方政局发生变化，直系垮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给予徐树铮“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的职位，徐树铮才得以结束其四处躲藏的生活。

    由于段祺瑞执政后徒有虚名，大权仍掌握在张作霖、冯玉祥手里，所以徐树铮就打算从国外回到国内，这时，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军阀，都不愿意看到徐树铮与段祺瑞联起手来，进而促成国民革命军和安福系的南北呼应，因此，徐树铮的回国之路，就布满了危险。

    即使如此，徐树铮还是坚持要回到国内。他周游列国，是从日本乘大洋丸回到上海的。在轮船抵达之前，有一位神秘人士秘密来到杜公馆，他是皖系卢永祥的部下，也是杜月笙的旧相识，他直接向杜月笙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徐树铮亲自点名法租界三大亨，担负起徐树铮上海之行从迎接到居停、外出等全部保安工作。

    照理说，杜月笙与皖系卢永祥、何丰林合作烟土走私，只是利益关系，不带任何政治色彩，这种保护的事体完全可以推托。但杜月笙讲义气，擅交游，无论对方在朝在野，得势失势，他都会倾力相助。特别是对方指名道姓，在杜月笙看来，那是一种信任，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招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保护徐树铮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就以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而且危险的。因为徐树铮在意大利的时候，曾经和墨索里尼订立协议，支持段徐，供给大量军火，如果徐树铮能够回到段祺瑞的身边，段祺瑞即将由傀儡而重新掌握军事实力，这一个关键对于争权夺地，年年征伐不休的军阀，确是无比重大。所以，一般人认为徐树铮这次回国，随时都有遭到暗害的可能。保护这样的一位政治人物，真是谈何容易？

    所以，杜月笙在送走那位神秘人士后，便立即叫上张啸林，两人一道去黄公馆拜见黄金荣。他还不晓得黄金荣和张啸林两人是否愿意承担这份性命攸关的风险。见到黄金荣后，杜月笙将事情一说，这两个人就不怎么赞成。张啸林那时正和奉系军阀亲近，而皖系早已徒有其名，毫无势力，为皖系的首领公开露面，他百分之百的反对。相较于张啸林激烈的反对，黄金荣的拒绝就较为缓和，他的意思是：徐树铮的公馆在大英租界，以法租界的力量担任保护工作，未免力所不逮，其实意思说白了，也就是不想接这份差事。

    可是，杜月笙却独持异议，他知道只要说服了黄金荣，事情就简单了，因此他就针对黄金荣的反对理由说了这样一段话：“卢督军和何将军，历来和我们的交情不错，如今人家落难之中，派人来请托，也是对我们的信任，如若我们推托不管，于情于理都讲不通。再说，谁又敢保证皖系不会重新得势呢！”

    杜月笙的最后一句话，点到了黄金荣的死穴，他处事向来谨慎，自然哪一方都不愿得罪。于是赶紧附和：“是这个道理。”张啸林见黄金荣都点头赞许了，也就应了下来。杜月笙怕他们再反悔，立即说道：“那就这么说定了，船到那天，我们一道先上去接。”那两人也就答应了。

    当天，大洋丸抵达上海吴淞口，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便乘着一艘小火轮前去迎接，官方人士尚未出现，他们便已先上了大轮船，与徐树铮会合。

    当大洋丸驶近码头，徐树铮穿一身西服，向岸上那些迎接他的官员和记者招手，站在他旁边的赫然就是上海鼎鼎有名的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种场面无疑是告诉人们：上海滩青帮三大亨保护徐树铮，任何人都休想对徐树铮下手。这三个人同时出现在徐树铮的身边，在上海滩起来很大的震撼作用，要知道在上海他们三个人的实力加在一起，丝毫不亚于一个军队。

    三人一路护送徐树铮到英租界南洋路，自此派人轮班守护，日以继夜，并随时充当保镖，随侍在徐树铮的身边。在这段时间里，徐树铮公开参加了上海“各民众团体”举行的欢迎大会。

    自命为“五省联帅”的直系孙传芳，在得知徐树铮返沪的消息后，故意“因事耽搁”，晚一步从南京赶来迎接徐专使。于是，第二天上海“各民众团体”举行的欢迎大会，便成为“隆重欢迎徐专使与孙馨帅”的欢迎大会。孙传芳大号“馨远”，故称“孙馨帅”。

    随后，孙传芳与徐树铮一起赴南通，拜访德高望重的东南耆老——南通状元、中国第一任实业总长张謇。从南通返回后已经是12月初，12月19日，徐树铮乘“顺天轮”离开上海，前往北平面晋见段祺瑞。直到徐树铮上船后，杜月笙的保护工作方始结束，好在风平浪静，善始善终。

    徐树铮于24日到达北平，与段祺瑞见面那一刻，两人对面跪拜，抱头痛哭，然后共商讨敌大计。也是徐树铮性急，也是由于他回国后未曾出事而放松了警惕，住了5天就想离开北平南下。段祺瑞和皖系人物都劝他等些时日再走，他执意不肯，一意孤行，结果于30日在廊坊火车站，被冯玉祥的部下拖下车来枪毙。

    杜月笙闻讯欷歔不已，皖系彻底无望了，段祺瑞这个傀儡执政，彻底成为了张作霖与冯玉祥手中的工具。虽然在这件事情中，杜月笙没有得到皖系的好处，等于白辛苦了一趟，但也充分证明了他做事的技巧性：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锦上添花的事情，人人都会抢着去做，而雪中送炭的事情做的人就相对少一些，因为给落难的人一些帮助，事后也可能得不到任何回报，而锦上添花则不然，所以很多人都选择锦上添花。然而真正聪明的人就会知道：雪中送炭得到的回报往往要大于锦上添花。

    牛根生的故事就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他的“雪中送炭”为他赚足了人情和钞票。

    1990年，伊利年轻的员工杨文俊刚刚结婚，没有房子，给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思来想去他计划凑出4000元购买住房，可是想着容易做着难，对于这个当时月工资只有40元的普通员工来说，4000元相当于他不吃不喝10年的工资，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就在杨文俊为此犯愁的时候，牛根生给他送来了2000元钱。“要知道，牛根生自己当时也没有多少积蓄，这2000元钱是他一大家子省吃俭用省出来的！更何况，以我当时40元的月收入，他简直看不到我在短期内还钱的可能性。”杨文俊说，牛总的这2000元钱无疑于雪中送炭！

    当时牛根生年薪百万元，但是大部分都散发给有困难的员工。员工逢病遭灾了，牛根生带头捐款，一出手就是1万元。牛根生的这种行为在他离开伊利，创建自己的乳业公司时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牛根生创建蒙牛时，当时的注册资金只有100万元，在当时内蒙古众多的乳业公司中真的算不上什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公司，竟引来了伊利四百多名员工前来加入，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所有业务关系也都把钱投给蒙牛，公司注册仅仅5个月后，其募集到的资金就达到了1398万元。

    当然并不是每一次的雪中送炭都可以得到看得到的回报。2004年12月20日，牛根生原来在伊利的老上司郑俊怀被检察机关带走。牛根生四处打听他的下落，最后得知郑俊怀被关在包头的一间看守所后，他立即托人给郑俊怀捎去了1万块钱，并且给郑俊怀90多岁的老母亲1万元，给其妻子1万元。

    之后，郑俊怀的妻子向牛根生求助：女儿留学学费不足，想借20多万元。按理说，郑俊怀的妻子最不可能求助对象应该是牛根生才对，因为在蒙牛的发展中，伊利曾制造过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两个公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郑俊怀的妻子自然也是知道这一点，她也曾试着将求助的目光放在别人身上，但当时郑俊怀身陷囫囵，很多人都避之不及，万般无奈下，郑俊怀的妻子只好找到了牛根生。

    依以前的恩怨来讲，即使牛根生不借这笔钱，外人也不能说些什么，毕竟两个公司是死对头。然而当牛根生与同样来自伊利的几位蒙牛高管人员商量后，一共凑了30万元，其中，牛根生自己拿出了10万元，为郑俊怀的女儿解决了留学资金的问题。

    牛根生的这一做法与杜月笙保护徐树铮一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雪中送炭的事情，同样没有得到什么回报。伊利与蒙牛间的竞争形势依然严峻，而杜月笙则是因为皖系失势，白辛苦了一趟。

    尽管如此，雪中送炭这种事情还是应该多做，因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保不定哪天自己帮助过的落难人士就能拉上自己一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雪中送炭、锦上添花都可落得人情，但两者之间的价值却有天壤之别。雪中送炭可以把人拉出火坑，走出困境，就像徐树铮的上海之行，如果没有上海三大亨的保护，说不定他就会在上海被人暗杀。雪中送炭也犹如你即将渴死在沙漠中，别人给你一口救命水一样。就事实上来讲，给濒临饿死的人送一个馒头和给富贵的人送一座金山是完全不一样的。

    投其所好，张宗昌进堂子

    张宗昌是山东掖县人，人高马大，胳膊粗腿长，因此他绰号“张长腿”，坐在汽车里面，都是蜷身缩脚，又因为他爱好赌牌九，北方人称赌牌九为“吃狗肉”，于是他又有个“狗肉将军”的雅号。1924年底，奉军支援卢永祥，大举南下江苏，驱逐齐燮元和孙传芳，张宗昌统兵为前锋，直指京沪，一路收缴齐燮元败兵的军械，孙传芳自浙援苏的部队也退到新龙华，双方划地而治，暂时相安。由于是张宗昌的部队先行进入上海，因此便由他和他的部队驻扎在上海。

    这个张宗昌在辛亥革命时曾投身上海光复军，所以这次进驻上海，也算是旧地重游。有许多旧朋友，争先恐后地为他洗尘接风，花天酒地，好不热闹。身为上海大亨的杜月笙对于这样一个人物自然也是要多多拉拢的，但杜月笙并不着急着让人去邀请张宗昌，而是事先找到了张宗昌的驻沪代表单先生，从他口中将张宗昌的性格脾气与所好都打听的清清楚楚。

    之后，杜月笙就决定了他的招待方式。因为张宗昌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玩，所谓的玩，除了食色性也，便是赌博。杜月笙不像其他人 一样请张宗昌到酒楼里大吃大喝，而是直接将他请到长三堂子里去吃酒。在这场宴席上，杜月笙邀集了花国的十大美人，环肥燕瘦，情意绸缪，直在张宗昌身边穿梭般往来。那一夜，由于主人殷勤，美女留情，使得张宗昌手舞足蹈，乐不思蜀。一顿饭吃下来就到了夜间十点，这时，张宗昌赌兴大发，杜月笙早在麻将间备好了各种赌具。按照张宗昌的意思，他们搓了一夜的麻将。张宗昌直到第二天天大亮才离开。

    杜月笙的招待让张宗昌十分满意，因此在他驻扎上海的半个月时间内，从不找杜月笙的麻烦，与杜月笙交情颇好。为什么为张宗昌接风洗尘的人那么多，而张宗昌独独满意杜月笙的招待呢？这是因为杜月笙知道投其所好，对症下药。

    如果不懂得投其所好，在人际交往中就会像个无头苍蝇，到处乱转，抓不到切入点，要害，自然不会取得最佳效果，举个例子来说。

    欧阳先生是一家公司的经理，他一直都打算和一家大企业合作，于是就托一个朋友帮忙，请那家大企业的老总前往自己安排的酒店晚会，另外，他还费尽心思地将那位老总的夫人也请来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晚会中把合作的事情敲定。

    举行晚会的当天晚上，那位老总和夫人如约而至，这对夫妇虽说已经年仅中年，但都保养的很好，因此，欧阳先生急忙上前夸赞那位夫人：“夫人真是优雅、高贵美丽。”哪个女人不惜花听到这样赞美的语言，于是那位夫人立即露出了笑脸：“哪里，哪里，欧阳先生说玩笑话了。”“夫人真是谦虚。二位都是人中龙凤，想必令公子和令千金必定也如父母一般出色，恕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有几个爱子呢？”这句话刚说出口，只见老总夫妇俩刚才笑容满面的脸一下子暗沉了下来，变得异常难看。夫人故意装作没有听到欧阳先生的问话，把头掉过去与旁边一位宾客聊了起来。老总本人也一声不吭地端起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

    原来，这对夫妇正为无法生育之事倍感苦恼，而欧阳先生冒昧的一句话却正好刺痛了他们的心怀，因此使自己白白丧失了这个合作的大好机会。当然，欧阳先生想跟这家公司合作的计划也泡汤了。

    欧阳先生的失败正是因为他不知道要投其所好，对症下药，这就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在日常的交往中，一定要多了解所要接触的人的一些基本情况，像谁和他们接触较多，他们的生活习惯、为人处世、思想观念、家庭背景等细节注意了解，将这些最基本的信息汇集起来，然后投其所好，对症下药。

    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如果能够做到投其所好，将话说到人的心坎里，将事办到人的心坎里，必然能赢得别人的好感，从而促进双方的交情，使事情得以圆满解决。杜月笙招待张宗昌的事情是这样，威尔逊先生推销面包的例子也是这样。

    威尔逊先生一直试着要把面包卖给纽约的某家饭店。一连好几年来，他每天都要打电话给该饭店的经理。他也曾参加过该经理的社交聚会。他甚至还在该饭店订了个房间，住在哪儿，以便于这笔生意的成交。但是几年的努力，都没有得到结果。

    这时，威尔逊先生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的方法不对？在研究过为人处世的办法后，威尔逊先生决定改变策略，不再一直提起自己的面包，而是决定找出饭店经理最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从他最感兴趣的事情作为切入点，从而博得他的好感。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打听，威尔逊先生发现那位经理是一个叫做“美国旅馆招待者”的旅馆人士组织的一员。他不只是该组织的一员，由于他的热忱，还被选为主席以及“国际招待者”的主席。只要该组织有会议，不论会议地点在哪里，他都一定会准时出席。于是，威尔逊再次见到这位经理时，主动提起了那个组织。

    结果出乎威尔逊先生的意料，以往，那位经理与威尔逊的谈话往往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而这次那位经理足足跟威尔逊先生谈了半个多小时，都是有关他的组织的，他的语调是那样充满热情，那样轻快。威尔逊先生轻易地就看出那个组织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对那个组织有一种近乎狂热的热情。在威尔逊先生离开时，那位经理还“卖”了他组织的一张会员证给威尔逊先生。在这半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威尔逊先生压根就没有机会提到他的面包，只能一味地应合那位经理。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距离那次谈话不久，该饭店的厨师长就给威尔逊先生打电话，要他带面包的样品和价目表送过去。“我不知道你究竟对那个老先生做了什么手脚，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成功地说动了那个老顽固。”那个厨师长在见到威尔逊先生时这样说道。

    想想看，威尔逊先生整整缠了那位经理好几年，都没有得到他的生意，而仅仅谈了半个多小时他的组织，威尔逊先生就得到了生意，由此可见，投其所好的重要性。如果威尔逊先生没有用心找出那位经理的兴趣所在，不能投其所好，那么他可能到现在还是只能缠着那位经理，也就抓不住机会，生意自然也就谈不成了。

    投其所好，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的为人处世办法，但要注意的是，投其所好一定是在自己的能力和范围内。杜月笙把张宗昌请到长三堂子去吃酒，并且陪他搓麻将，前提是他的财力和能力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盲目地、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投其所好，只会招来更糟的后果。

    瓦解鲁军，毕司令进了红绡帐

    1927年对上海来说，是极其热闹的一年。3月，南北两大军阀在沪郊会师，张宗昌的直鲁部队，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待势蓄发，形势剑拔弩张。以北火车站毕庶澄的司令部为中心，在大街小巷堆沙包，拉铁丝网，布置防线；没有人晓得什么时候会爆发战争。最严重的是，上海的报纸全都被迫停刊，上海滩成为了与世隔绝的死城。

    与此同时，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军阀统治，配合北伐进军，举行了多次罢工。武装起义，工厂拉上铁门，商店自行打烊，上海华界，革命浪潮鼎沸。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忧心忡忡，就连身在英法两租界的人们也开始担忧了：一旦在上海开战，那么谁也不能保证租界内不受影响。

    战火迫在眉睫，当时上海具有真知灼见，认清环境险恶的金融巨子，地方士绅和社会群众领袖都不惜运用一切手段，采取各种途径，希望可以保护地方，企图避免战火燃起。在这其中尤数三大亨一致从事软化毕庶澄，瓦解直鲁军一事最为突出。这一事是由杜月笙一手策划的。

    当毕庶澄率兵进驻上海的当日，在黄公馆就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的自然是如何避免灾祸。这次会议是由杜月笙发起的，参加的人有黄金荣、张啸林、金廷荪等上海界有头有脸的人物。杜月笙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拖住毕庶澄，支持北伐军的顺利推进，如果可以让毕庶澄归顺革命军，更是好上加好。因为当时北伐军势头正盛，又是人心所向，而且在军阀间的不断混战中，军阀的力量已被削弱了，局势十分明了，所以杜月笙站在了蒋介石这一边。

    经过一番讨论后，杜月笙说服了其他人，于是他们也都同意拖住毕庶澄，站在蒋介石这一边。接下来，他们就如何拖住毕庶澄的具体方法商量了一阵，最终决定用美色来迷惑毕庶澄。

    3月10日，毕庶澄应杜月笙和张啸林的请帖，来到了英租界上海名妓花国大总统富春楼老六的闺房，自此便消沉下去。正所谓食色性也，毕庶澄早就仰慕富春楼老六的风采，再加上杜月笙又特地为他请来了当时在上海与富春楼老六合称“四小金刚”的其他三位姐妹，一下子就把毕庶澄迷得晕头转向，不知今夕是何年了，哪里还顾得上军队的事情？在毕庶澄陷入美人的怀抱不久，其部下驻沪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就南下投奔了国民革命军。这样一来，第八军不但腹背受敌，而且断了归路，处境十分危险，但是毕庶澄却天真的以为北伐军是不可能那么快就攻到上海的，抱着这种乐观的想法，他还是整日在美人间流连。

    然而事实上，北伐东路军下衙州，定杭垣，克宜兴，目标直指上海，一路势如破竹。孙传芳苦守南京，眼看力不能支；张宗昌转战徐州，为毕庶澄孤军陷在上海焦急万分，接连拍发急电，严令毕庶澄率全军速援南京，以解孙传芳之危。然而，一封封急电发出后石沉大海。尽管毕庶澄孤军陷在上海，但此时并未挨打，撤退自然不成问题，但毕庶澄置之不理，令张宗昌恼怒万分，无奈战局危机，鞭长莫及。

    远在徐州的张宗昌想不出毕庶澄有什么理由抗旨不尊，唯有发生变故。为以防万一，3月21日，张宗昌恳请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任命毕庶澄为海军副总司令。毕庶澄在汕头路的长三堂子里升职，索性就把指挥部设在长三堂子里。毕庶澄“办公”，“四小金刚”一个个左抱右拥，而富春楼老六，更与他一日日形影不离，对直鲁军每日的动向了如指掌，于是重要情报便源源不断地传到了杜月笙那里。后来富春楼老六又在毕庶澄的耳边吹枕边风，最终导致了毕庶澄彻底放弃了反抗，打算归顺。之后，在与杜月笙的谈话中，毕庶澄就将自己准备归顺的意思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很快就把消息传到了北伐东路军那里，并很快收到了回电。在电文中称道：“倘若毕先生留沪不走，在东路军进抵上海时，缴械投诚，东路军总部可以呈报蒋总司令，派毕先生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8军军长，兼华北海防总司令。”

    收到这样的电文的当天，毕庶澄便交出直鲁军最机密的全盘作战计划表示诚意。之后更是放下心来花天酒地，只等着做北伐军的高级将领。北伐军一路攻进上海，如入无人之境，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进驻到了朱新龙华，跟法租界只隔了一座枫林桥。此时，枪声都到了毕庶澄的枕边，他才突然觉悟：北伐军的委任状迟迟不来，自己分明成为了败军之将。这才依依不舍地与几位美女告别，带领几名亲信逃跑了。北伐军占领了上海。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那样容易的就占领上海，正是因为杜月笙成功地拖住了毕庶澄。毕庶澄的部队在当时对守住上海这一地方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拖住毕庶澄，不但有助于北伐军的顺利推进，同时也消减了黄埔滩上的紧张气氛，并且免除了许多一触即发的冲突。虽然当时很多上海人士都策划并参与了各种可能阻止战争的行动，但尤数杜月笙拖住毕庶澄这一事件的作用最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杜月笙知道分析当时的形势，抓住事情的关键，从而解决最关键的事情。

    解决最关键的事情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从强生公司处理其中毒危机上就可看出一二。

    1982年9月，美国芝加哥地区突然传出爆炸性新闻：有7人因服用含氯化物的泰诺药片，而遭致氯化物中毒死亡，此外，还有大约200多人可能因此而生病或死亡。中毒事件对生产药品的公司是最大的打击，如果企业不能完美地处理这类中毒事件，那么很可能就因此而被迫走向末路，因此当时生产泰诺药片的厂家，即美国强生公司，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时，对强生公司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解决危机事件。

    在企业遇到此类危机时，最好的的解决之道需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企业要确立快速反应机制，力求将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绝不能“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第二，要记住，态度决定一切。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公众和舆论的焦点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后企业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措施。企业应该用诚信的态度面对危机，公布危机产生原因及处理办法，承诺自己应负的责任。千万不可推卸责任，容易越描越黑。

    第三，开辟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进行有针对性的危机公关。现代社会新闻传媒的影响越来越大，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一股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处理好企业与新闻传媒的关系，有利于化解企业面临的危机。企业在进行危机公关时还要保持公正、权威性机构的合作，妥善解决危机，得到他们的认可，以确保公众和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

    强生公司的老总显然是个处理危机的高手。他首先将预警消息通过媒介发向全国，停止销售泰诺止痛片，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收回全部泰诺药片。在中毒事件发生前，泰诺药片控制了美国35%的成人止痛药市场，有1亿多人都在使用这种止痛药，该药每年的销售额高达4.5亿美元，占强生公司总利润的15%。在这种情况下，收回全部泰诺药片，对强生公司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就在各大医院收回的药片价值就高达1亿美元。另外强生公司还投入50万美元利用各种渠道及时通知与此相关的内科医生、医院和经销商。

    在收回药片的同时，强生公司也抽调了大量的制药专家对所有药片进行检验。通过全部800万药片的检验，那些有问题的药片只源于一批药，总计不超过75片，并且全部销往了芝加哥地区，不会对其他地区有丝毫影响。之所以会产生问题，是因为这75片药片在包装上出现了问题，导致药片被污染。

    面对这一调查结果，强生公司并没有丝毫懈怠。按照公司的最高危机方案原则（在遇到危机时，公司应首先考虑公众和消费者利益），强生公司还是坚持把它在31个州的药片全部追回，并当即销毁。从9月30日事件发生，到10月上旬，泰诺药片的生产全部停止。在这其间，公司还特地设立了专用电话线，并通知新闻单位，及时将公司的措施和调查结果公布于世。

    事故发生后，泰诺的市场份额一度下降。之后，公司就开始制订并实施了市场恢复计划。为避免再发生包装污染的情况，强生公司为泰诺止痛药设计了防污染的新式包装，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在这次会议上，强生董事长亲自主持，他首先感谢新闻界公正地对待泰诺时间，然后介绍了重返市场的有抗污染包装的泰诺新药，并现场播放了新包装药品生产过程录像。

    在记者招待会之后，强生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就夺回了原市场份额的70%。之所以能这么快赢回消费者的信任，是因为在危机发生后，强生公司采取的措施成功地向公众传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和认可。强生公司还因此获得了美国公关协会颁发的银钻奖。

    强生公司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解决危机事件，就是因为该公司抓住了事情的关键：公司在遇到危机时，一定要首先考虑公众和消费者利益，维持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唯有这样做，才能持续得到消费者的信任，消费者的信任就是企业巨大利润的所在。

    无论是杜月笙牵绊住毕庶澄，还是强生公司解决危机事件，都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抓住关键事，竭尽全力去办好关键事，那么得到的结果往往事半功倍。但值得一提的是，如何得知哪件事是关键事，就需要自己冷静地分析面临的形势。当时，杜月笙所面临的剑拔弩张的局面，想要将伤害降到最低，唯有拖住毕庶澄这一条路，因为北伐军攻进上海的势头是不可阻挡的，只是如果不拖住毕庶澄，进攻的难度会有所增加而已。

    接纳新生力量，扎根黄浦滩

    对于杜月笙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的确充斥着太多的是是非非，无论是他的凶残狡诈，还是他的深谋远虑，都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越过十里洋场，成为上海名副其实的霸主！可是仅依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还是难以撑起如此之大的局面，于是杜月笙十分注重接纳新生力量，不断充实自己的“智囊团”。

    经过“四·一二”事变后，杜月笙仿佛“鲤鱼跳龙门”般成为了上海滩惟一一个势力遍及法、英、华三界的大亨人物，不仅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担任了司令部的参议，一些党国要人纷纷拜他做“先生”，而且也成为金融事业界上层人物中的“大红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能量。

    在杜月笙与工人、工会人士频繁接触的过程中，他的交游面更为广阔，目光也变得更加敏锐。他注意到黄浦滩头的工人队伍中，有一大批白相人地界迥然不同的新生力量正在脱颖而出，并迅速获得工人大众的信赖与拥戴。他深知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同从前，必须要调整自己的人力资源。以往的大小八股党、帮会徒众，作为基层力量，维持便可。但未来想要开创局面，就要不断接纳新锐力量，大到党政军领袖，小到金融界、工商界、文化界的头头脑脑，包括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尤其要尽量多招纳一些有群众基础的青年朋友做学生子。

    这是杜月笙进军工商业的重要步骤，更是大势所趋，于是他开始关注那些年轻、有朝气、有胆有识、积极向上、敢作敢为的新锐工人领袖。

    在这股新生力量中，最先引起杜月笙注意的，也使他最感兴趣的是邮务工会的那几个年轻的负责人如陆京士、于松乔、张克昌等。在上海七大工会中，邮务工会在“清党”以后，以后来居上之势，突飞猛进，令沪上政界人士对他们刮目相看。

    杜月笙注意到这股新锐力量之后，便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他们工会的动向，他甚至指派专人去调查搜集陆京士的背景资料，他希望这些人能够拜在他的门下。

    虽然很多工人领袖把杜月笙看作地方恶势力的代表，认为他是革命的障碍，但杜月笙在黄浦滩头拥有的深厚力量，也正是那些年轻的新锐代表需要倚重的。陆京士考虑到结识了杜月笙会对自己的工作大有裨益，因此在杜月笙邀请陆京士的时候便很快就答应下来。

    次日，当陆京士来到杜公馆，杜月笙出门相迎让陆京士颇为感动。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令陆京士也没有想到的是，杜月笙对国民党刚带来的新名词竟可以脱口而出，而且谈起黄浦滩头此起彼伏的工运，以及黄浦滩的未来，他都颇有见地。在陆京士看来，杜月笙的见解和作风都和自己非常合拍，两个人所谈话题也完全是陆京士感兴趣的跟潮流的时事话题，因而不知不觉中，陆京士有一种获得一位蔼然长者、知心朋友的欢欣和喜悦。

    此后两个人成为了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约晤。不久，陆京士加入杜门，成为杜月笙在新锐力量中的第一个学生子，并成为杜月笙智囊团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后来他又拉来一批人拜杜月笙为“老头子”，组成了“精诚团”，成为了控制上海工会的一股最大势力。

    从此两股力量合流，无论两人中哪个出面处理工潮，对方都会给予支持与援助。从此若干年间，杜月笙和上海市党部领导的工运渐趋一体化，无不得益于此时杜月笙与陆京士的结合。

    此为陆京士还替杜月笙筹组“恒社”，将杜月笙的门生弟子纳入可塑性的组织，并且很快成为了上海滩上的高级俱乐部。加入恒社的人都拜在杜月笙门下，遍布市政府、市党部、工会、警备司令部、警察局、以及租界巡捕房等，有了这样广泛的关系网，杜月笙犹如盘根错节的大树，深深扎根于黄浦滩上。

    企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必须要不断吸收新生力量，优化企业的结构，才能促进企业的持续成长。

    作为世界华人中最杰出的商人，李嘉诚是很多企业家学习的榜样，他的成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在用人方面，李嘉诚始终坚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理，他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首先必须要有“容纳百川”的容才之量，有接纳新生力量的心胸，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李嘉诚善用年轻人，长实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急速扩展及壮大，股价由最初的6港元上升到90港元，这和李嘉诚不断提拔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有着密切的关系。霍建宁、周年茂和洪小莲都是李嘉诚一手提拔上来的年轻才俊的杰出代表，后来被称为长实系新型的三驾马车。霍建宁1985年任长实董事，两年后提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当年只有35岁，如此年轻就任香港最大集团的要职，在香港实属罕见。周年茂1985年任长实董事副总经理时才30岁出头，负责长实系的地产发展，具体策划了多项大型住宅屋村的发展事宜，深孚众望。由秘书成长起来的长实董事洪小莲，全面负责长实公司楼宇销售时不到40岁。正是这些青年才俊的鼎力帮衬，才有李嘉诚演绎出巨额财富的惊天神话。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李嘉诚清楚的知道，自己手下的人才越多，说明自己会培养人才、使用人才，也就越能够吸引人才。有如此众多的人才凝聚在身边，自己的企业自然会不断发展，成就也才会不断扩大。

    无独有偶，欧莱雅公司的人才战略也是如此——吸收年轻的有才之士并给予重用。

    为了接纳更多优秀的员工，欧莱雅精心设计了针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各类比赛，“欧莱雅全球在线商业策略竞赛”就是其中一项，承担着寻找年轻管理者的责任。

    2005年10月初，“2006欧莱雅全球在线商业策略竞赛”刚刚启动，就吸引了全球近4万名本科生和MBA、1500支队伍的竞争，其中仅中国就有6200多人！通过层层的选拔和面试，欧莱雅可以全面考察参赛者的快速反应能力、战略执行力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截至2005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3000多位学生参与这项竞赛，共有186名优秀参赛者加入了世界各地的欧莱雅公司，为欧莱雅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除了赛事之外，欧莱雅还打出“天天招聘“的宣传，不断引进人才。欧莱雅的招聘就像是寻宝一样，不是说计划招几个人，而是看能找到几个合适的人，所以纳才计划基本上没有季节性，只要有合适的人才，随时准备聘用。

    欧莱雅的一位副总裁曾说过：年轻员工一开始经历略少，我们就培养他做驾驶小船的船长；经验丰富些了，我们就培养他做军舰的舰长，一直到经理、总裁。可见欧莱雅对年轻人才的渴望，从普通员工到总裁，欧莱雅鼓励每一名员工都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愿望，拥有自己的成功梦想并创造条件激励员工着手去实现梦想，这就是欧莱雅的用人思路。

    作为“校园市场策划大赛”中国赛区的第一届冠军选手，Ivy也许没有想到，随着自己每年一次的晋升，5年之后自己竟会成为欧莱雅集团的一个著名品牌的市场经理。而这一品牌和部门在5年前并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自己还只是一个大学生而已。

    2001年，Ivy毕业之后以一名管理培训生的身份在“兰蔻”市场部工作。3个月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任务交到她的手中：独立负责“兰蔻”护肤品的上市。当时，护肤品在“兰蔻”产品中占到70%的销售额，而将这样大的项目交给一位管理培训生来负责，确实相当大胆。一年之后，刚刚结束管理培训生身份的她，马上成为了“碧欧泉”的产品经理。

    这就是欧莱雅用人的独到之处：敢于让年轻人承担更大的责任，给他们机会成长！

    除了重用年轻人，欧莱雅对新员工的成长也非常的重视。为此，专门设置了一个“职业发展经理”的岗位，它的职责就是从员工一进入公司就开始对他们进行跟踪，关注他们的成长，为公司选拔、任用优秀的员工进行重点培训，并提供信息，这些人也成为欧莱雅的“海滩救生员”。 刚刚卸任的欧莱雅集团总裁欧文中就曾经说自己其实就是最大的“救生员”，他说：“品牌管理是年轻人的游戏，所以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给予年轻人权力，以拥有国际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而Ivy的成长就是在这样的跟踪指导下快速成长上来的：她刚做管理培训生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她掌握管理产品上市的能力，尽快独立负担产品上市，成为合格的产品经理。然后等她成为了产品经理的时候，他们又要求她有管理各条产品线的能力，能有带领下属的能力；当她晋升为资深产品经理的时候，他们希望她能看到整个与产品上市相关的各个环节，比如客户关系、促销、财务等。

    在公司完全信任和充分的保障下，以及不断给予的机遇，欧莱雅年轻的经理们迅速成长起来。

    所以说，为企业发现和培养未来的关键人才，应成为主管们最重要的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也应成为考虑主管业绩的重要指标。只有重视引进人才，才能才能让企业从平常到优秀，然后从优秀到卓越。

    李嘉诚大胆任用年轻人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欧莱雅积极引进人才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半个世纪之前的杜月笙也正是因为接纳新生力量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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