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出身卑微

    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本世纪的政坛巨星--出生的年代，正是英国社会比较动荡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虽使大英帝国获得了战胜国的桂冠，但却是以国力大耗为代价的，英国自此明显地走下坡路。在国内，称霸了英国政坛半个多世纪的自由党已衰落下去，由工会创立的工党迅速兴起，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英国历史上少有的三党竞争的局面，英国政局处于不稳定状态。玛格丽特出生的这一年--1925年，虽然没有可载入历史的重大事件发生，但这前后却都发生了对英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1924年，英国工党首次上台执政，虽然是少数党组阁，并不到一年就下了台，但这标志着工党的兴起和壮大，是破天荒第一由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政党掌握政权。一些工党史学家说，这是与俄国的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大事。工党与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26年，英国发生了有史以来声势最大的工人总罢工，罢工虽然最后被压了下去，但它对英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表明英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力量已相当强大。工会与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活动也难解难分。但是在当时，无论是工会还是工党的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在50多年以后几乎置他们于死地的克星--保守主义的铁女人撒切尔夫人--就诞生在这个时候，而且是诞生在小城镇贫民区里的一个卑微的家庭中。

    1925年10月13日，英格兰北部林肯郡格兰瑟姆小城贫民区一个繁华街角的小楼里，一个杂货商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孩，这就是后来使整个家族成员的知名度都大为提高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她是这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姐姐玛丽亚生于1921年，比她大4岁。

    玛格丽特的父亲名叫艾尔弗雷德·罗伯茨，是一个非常能干而且很有抱负的人。但是，他自己的家境却使他的雄心大志不能如愿。玛格丽特的祖父是北安普敦郡林斯特德镇的一个鞋匠，全名叫本杰明·E·罗伯茨。本杰明共养育了7个孩子，艾尔弗雷德·罗伯茨排行老大。一个鞋匠家里7个孩子中老大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艾尔弗雷德13岁时就被迫中途辍学，外出谋生。更不幸的是，他没读多少书，却弄得视力不佳，没法继承父业。于是经营起了杂货生意。本世纪初，他从林斯特德镇移居到大约40英里外的集市小城格兰瑟姆。开始，他在城里的一家食品杂货店里当经理， 这是很多靠个人奋斗起家的人所常走的道路。在积累自己的资本的同时，也积累经营管理经验。他在格兰瑟姆结识了当地的一位女裁缝比阿特丽丝·斯蒂芬森并与之结为伉俪。比阿特丽丝的父亲是格兰瑟姆火车站行李寄存处的工作人员。双方还算得上是门当户对。

    艾尔弗雷德和比阿特丽丝都是忠实虔诚的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的信徒。卫斯理宗的教会称卫理公会，原为英格兰国教圣公会内的一派，18世纪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教派。卫斯里宗的别称是循道宗，其发轫初期，创始人卫斯里曾于英国牛津大学组织宗教小组，标榜遵循种种道德规矩，小组成员乃得绰号为“循规蹈矩的人”，后成为该宗的别称。宗教信仰无疑对艾尔弗雷德夫妇的价值观和人生道路及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他们传给了女儿。玛格丽特后来曾对一位传记作者说：“过去我们都是卫理公会教徒，卫理公会教义强调条理和秩序。”“我们的头脑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对教堂的责任、对邻居的责任以及良心上的责任。”

    艾尔弗雷德一直雄心勃勃，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夫妇俩含辛茹苦、勤奋工作、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积攒起能够开一个小杂货店的钱。他们用他们的全部积蓄，在离格兰瑟姆市中心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买下了一家小店。这个地方叫北帕拉德，地处交通不太便利的贫民区。这个杂货店就坐落在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上。玛格丽特就出生在杂货店楼上的一间临街的小屋里。

    比阿特丽丝为了帮助丈夫经营杂货店，放弃了自己的裁缝职业。这是一个典型的靠勤奋起家的小业主之家。家里没有什么奢侈品，没有花园，也没有浴室和热自来水，只有一个室外厕所。每个卧室都有洗脸架，有一把大壶和洗脸盆。厨房很小，家具都是非常笨重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那种式样。这样的家庭在英国简直是太普通、太不引人注目了，在存在着贵族阶层的英国社会，这样的家庭完全可以算是卑微。然而，这样的家庭往往在政治倾向上是站在主张财产私有、鼓励个人奋斗去发财致富的保守主义一边。玛格丽特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无疑对她将来的价值观和政治选择以及工作作风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玛格丽特的成长有重要影响的人除了她的父母亲外，还有她的外祖母。在玛格丽特出生后的头十年里，外祖母一直住在他们家中，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外祖母秉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待人处事非常严格。老人家崇尚有条不紊、一丝不苟、辛勤劳动和保持清洁的作风，将它奉为生活中的座右铭，并利用各种机会把它传授给自己的外孙女。玛格丽特长大成人后完全继承了她外祖母的作风。

    童年的玛格丽特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姑娘，从她成为成年人后的形像看，人们不会怀疑这一点。她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显得很有活力和朝气。衣服都是由母亲为她缝制的，这也是小业主勤俭持家的一种体现。然而，玛格丽特的童年生活并不像很多孩子那样丰富多彩、充满欢乐，而是比较沉闷呆板。商店和教会是这个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整天只知道工作、挣钱，成天谈论的也都是商店里的事，两人都没有什么幽默感。除了商店，芬金大街卫理公会教堂和“扶轮社”（一个资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地方分社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娱乐场所了。罗伯茨夫妇俩都是“扶轮社”的活跃分子。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由于父亲喜欢玩保龄球，所以偶尔也领着全家去玩一玩。

    艾尔弗雷德是个有威信的人物。在家中，他主宰一切，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容许别人表示任何怀疑。他的这种性格对玛格丽特影响很大，后来的女首相的工作作风同父亲在家中的作风非常相似。他仪表堂堂，身材高大，差不多高达6.3英尺；戴着一副角质架眼镜；长着一头浓密的金发，这种金发在人到了老年时又都变成了银发。他除了经常参加教堂的活动、并在教堂里和人们交际外，还酷爱读书，这是他修身养性的两条主要途径。他博览群书，几乎什么书都看，从传记、史书到政治读物，只要是他能得到的，但是他不看小说。而他那位瘦小的妻子却爱读小说。玛格丽特长得稍大一点后，每个星期六都受命到大约半英里以外的图书馆去为父亲借一本新书，同时为母亲借一本小说。

    罗伯茨夫人对丈夫唯命是从。她少言寡语，举止文静，虽相貌平常，但衣着整洁；她的头发总是平贴地向后紧梳着，在头后面梳成个髻，一丝不乱：她衣着朴素，款式单调，正和她勤俭的家风相称；她温和善良，和蔼可亲，但又显得非常一本正经，不但不喜欢对丈夫和孩子流露自己的感情，而且从来不在熟人面前表露自己内心的情感，不显示自己是一个生活得非常愉快的女人。她几乎把一切时间都用来工作，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从不坐享其成，总是从早忙到晚，很少见到她在城里闲逛。她虽然有这么多优点，但在才智上，远不及她的丈夫。罗伯茨夫人承担了家里做饭的差事。她通常每周要烤制两次面包，一般是星期四下午和星期日上午。星期四下午商店提前关门，星期日是她的休息日。每到星期天，她都很早就起床，以便赶在上教堂之前就把面包烤好。她非常辛苦，工作时间特别长，既要帮助丈夫经营商店，还要料理诸多家务，如洗烫全家人的衣服，为两个女儿缝制服装。当然她也有一些娱乐活动，主要是去“扶轮社”和教堂。

    罗伯茨家的生意很不错，住在小城北部和郊区附近的人都到他们店里买东西。由于艾尔弗雷德经营有方，夫妇俩精打细算、克勤克俭，使得他们生意兴隆，不断发展，几年后又在小城的另一头，离罗伯茨家大约一英里以外的地方买下了另一家商店。艾尔弗雷德的精明能干使他成了小城里的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1927年，也就是玛格丽特两岁那年，他以一名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作为商会的候选人当选为格兰瑟姆市议会议员。这样一来，他的名声更大了。此后，他在市议会任职达25年之久。

    艾尔弗雷德早年的政治观点倾向于自由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而倾向保守党。不过，在他当上市议员那个时候，各地的市议会中还没有保守党人，这些议会都是由无党派议员或纳税人议员组成。但那时，地方议会正受到新的来自社会主义者的挑战。地方议会中形成三党鼎立（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的局面是以后的事情。

    艾尔弗雷德当上了市议员后，再加上生意也扩大了，显得人手紧张，于是他雇用了两名店员帮助经营商店，另外还雇了一个帮手负责照料商店附设的小邮局。起初，商店购进的都是散装货，如大包的面粉、白糖、扁豆、平豆、珍珠麦，一桶桶的糖浆、果酱，一箱箱的茶叶，一包包的咖啡豆，一罐罐的饼干、干果以及大块大块的黄油和猪油。各种货物必须仔细过秤、计量，并将它们倒进较小的容器或装进牛皮纸口袋。孩子们在商店后面的仓库里帮忙干这种杂活是很经常的事情。所以玛格丽特从小就得到了足够的劳动锻炼。后来，商店的进货逐渐改为包装好的货物。店里的一切货物都摆放得井井有条。艾尔弗雷德立下了这样一条规矩：商店营业时，他们夫妇当中必须有一人坚持在店内值班。因此，除了星期天和公假日，全家从来没有一起休息过，也很少聚在一起吃饭。虽然缺少真正的家庭生活，但全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仍很密切。这种家庭生活模式后来在玛格丽特自己的家中得到了重现。

    孩提时代的玛格丽特总是盼着过节假日，因为节假日对她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乐事。只有在假日里，他们全家才能真正团聚。在假日里，有时全家乘公共汽车到诺丁汉玩上一个下午，或去看一场电影。在圣诞节期间，还可以看上几场话剧。更令人神往的是去斯克格尼斯海边欢度暑假，不过暑假与公假日不同，暑假期间商店照常营业，所以父母只能轮休。通常在放暑假时，玛格丽特和姐姐随同母亲前去海边玩一个星期，她们寄宿在斯克格尼斯镇的公寓里，自己动手做饭，而父亲则只能晚些时候休假，以便赶上保龄球游戏周。

    教堂是他们全家度过星期天的最主要场所，几乎一整天都用来参加教堂的活动。罗伯茨一家是芬金大街的卫里公会教堂的成员，从家里到教堂大约要走10分钟。通常情况下，玛格丽特和姐姐每个星期天要参加4次活动：上午10点到教堂上主日学 ；1小时后同父母一起参加早礼拜；然后回家吃午饭，下午2点半再上主日学；最后在下午6点半参加晚礼拜。在下午的主日学时间，有时玛格丽特给大家弹奏钢琴。教堂的活动几乎占去了孩子们全部的星期天时间。所以他们没有时间阅读报纸和进行任何娱乐活动，而且家长也不许她们干这些事情。她们不能在一起玩纸牌，不能做各种小孩们常玩的游戏，更不能去找小朋友们玩。她们的外祖母对她们的要求更为严格，在星期天，姐妹连缝纫和编织之类专属女孩们干的事也不能做。在老人家看来，星期天是上帝的日子，只能用来思考和讨论有关上帝的问题。

    艾尔弗雷德不仅是一位虔诚的信徒，而且还是个“业余传道者”，即没有牧师身份的传道者。干这种事确实需要坚定的信念和献身精神。他经常在星期日抽出一部分时间走访邻近的村庄，起初他乘轻便的马车前往传道，后来由于他的传道工作干得很出色，教会为他提供了一辆出租汽车。他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两名传道者之一。传道使他的演说才能得以施展。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根本不用任何发言稿，简直是位天才的演说家。“他把这种天赋传给了自己的女儿。”

    当地另一位有名的传道者是乔治·希金博特姆。他在一家药店当药剂师，同艾尔弗雷德是好朋友。两个家庭的关系也很密切。同罗伯茨夫妇关系密切的家庭是不多的，因为罗伯茨夫妇虽然在小城里颇有名气，但很少与人来往，除参加教会的活动外不搞其它的社会交际。

    芬金街的教会组织经常搞一些很严肃的带宗教色彩的活动，如《圣经》朗读会、以《圣经》故事为主题的演唱会和为筹措资金而举行的联谊活动等等。罗伯茨夫人常参加每周三的缝纫会（由教会组织的慈善性集会）。有时，玛格丽特在放学之后也同母亲一起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偶尔，她和姐姐还去参加青年协会每周五举办的晚会，在晚会上，她还常和其他人一起演出宗教剧目。

    除了上学，帮助家里做一些杂活，就是参加教会的活动。起初，玛格丽特把这样一种生活格局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主要是由于她对除此之处所存在的广阔天地一无所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逐渐了解到其他孩子是怎样生活的：互相交往、一起做游戏、骑自行车郊游、星期日外出野餐……这真是自由自在、充满乐趣的生活。这时，她才向父亲提出了疑问。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

    “玛格丽特，决不要做或想去做那些事情，只因为人们都做过了。打定主意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并说服人们遵循你的方式。”

    这番话同他其他的各种教诲一样，成了玛格丽特的座右铭，在她心中扎下了根。很多年以后，当玛格丽特自己的女儿也以羡慕的口气将朋友们那种欢乐的家庭生活同自己家庭的单调生活进行比较时，玛格丽特便立刻用几乎同样的话来教导女儿。

    艾尔弗雷德对自己的小女儿寄予了厚望。当看到玛格丽特身上进发出具有巨大潜力的火花时，他认为要不失时机地使她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决心利用自己小时候所没有享受到的教育条件来培养女儿，让她成为人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一般人家的孩子到了5岁上小学时都进入离家最近的就在街角处的那所国立小学，而玛格丽特则是上了一所离家足有一英里多路的亨廷顿托尔路小学。亨廷顿托尔路位于富人居住区，因此学校里极少有来自下层劳动阶层的孩子，这个学校中的学生，家庭背景都不一般。这时，艾尔弗雷德已在格兰瑟姆买下了第二家商店，商店离玛格丽特就读的学校很近。有时，他开着新买的送货车从那儿经过时，就顺便接送玛格丽特和她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就住在她家的街对面，是一位奶制品店主的孩子。平时，玛格丽特上、下学都是步行，每天来回4趟，因为中午回家吃饭。

    亨廷顿托尔路小学是一座红砖房，居高临下，俯视格兰瑟姆火车站。学校里一边是空地，一边是足球场和网球场。每个班大约有40名学生，用的都是双人课桌。学校的教学特点是死记硬背。玛格丽特显示出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成绩突出，在同年级学生中出类拔萃。不久她就跳了一级。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父母从不让她回家后闲玩。父亲对她寄予厚望并严格要求。在家里，父亲从不允许孩子们抱怨困难或表现出退缩情绪。

    学习永无止境。玛格丽特每时每刻都在学习，学习就是她的全部童年生活。父亲鼓励她读有教育意义的书，有时让她复述书中的内容，有时同她一起讨论。他还常带她去听讲演会和音乐会，经常给她讲一些高深的知识，包括如何理财。她的脑子总是不得空闲。直到她当上首相后，她还记得父亲是怎样给她讲他自己是如何省钱的：他找到的第一个工作每周只能赚14个先令（合75便士），其中12个先令要交房东，其余两个，先存上一个，他自己只花一个。父亲鼓励玛格丽特把自己的零花钱都积攒起来。每星期一早上，她把零花钱同喝牛奶的钱一起带到学校里，购买储蓄券。这样做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把存款取出来购买自己喜爱的玩具或衣服，而是为了将来派上大用场。

    玛格丽特对这种作法颇感自豪，她对人说：“我们存钱完全是为了留一点底子，也许是供我们日后上大学或开始参加工作时开支。”

    父母在玛格丽特生日时给她的礼钱，也是直接存入银行的。

    玛格丽特从来不能自由自在地尽情享受童年的欢乐。她家商店后面没有花园供她玩耍，家里没有自行车可骑。这并不是因为父亲修不起花园，买不起自行车，事实上，随着玛格丽特的成长，他的两个商店的生意越来越兴隆，家里越来越富裕。然而，父亲在花钱方面，手一直很紧，不是非花不可的钱，一分也不乱花。在玛格丽特童年时期，家里一直没有安装热自来水设备，没有洗澡间，也没有室内卫生间。每周只在商店的贮藏室内洗一次澡，热水也要自己打。

    虽然罗伯茨夫妇在家里省吃俭用，但是对别人却是相当慷慨大方。罗伯茨夫人除了参加“扶轮社”的活动外，还常常对人施舍，如向她认为特别需要帮助的人发放自制的面包和蛋糕。同时，他们还引导女儿们把自己手头的零花钱捐献给慈善机构。

    在外人看来，罗伯茨一家的生活平淡无趣，事实也是这样。那时不可能有电视，玛格丽特的唯一乐趣就是弹钢琴，直到玛格丽特10岁时，家里才买了一台收音机，这对她来说是件大事。玛格丽特5岁就开始学钢琴，每周都有几次课。罗伯茨夫人酷爱音乐，而且天赋很好，人们都认为玛格丽特就禀承了她母亲的天赋。还有人说，如果玛格丽特不中断学习钢琴，一定可以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但是，父亲要让玛格丽特干更有出息的事，她15岁那年，放弃了学习钢琴，而专心致志于学业。

    总的看来，玛格丽特的童年生活虽然是不缺吃穿、算得上是幸福，但却是缺乏欢乐、非常呆板的。正如她的朋友、同龄人威克斯德所说的：

    “我认为她没有幽默感，她的父亲也没有幽默感，她的母亲更谈不上幽默。他们太严肃、太勤奋了。对他们来说，生活是严肃的，必须认真对待。”

    然而，无论是罗伯茨先生，还是玛格丽特，都为自己的严肃认真而高兴。

    ）第二章    热心政治

    1936年是玛格丽特·罗伯茨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关口，这一年她11岁。对每一个英格兰的孩子来说，11岁都是一个重要关口，因为按照英格兰的教育制度，孩子们在11岁都要参加一种选择性的考试，然后升入不同的中学。一种是文法学校，学习的课程多与升入大学有关，另一种是综合中学，主要是学习与就业有关的知识和技能。

    玛格丽特在她11岁那年不仅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而且还获得了通常颁发给11岁孩子的郡少年奖学金。于是她由亨廷顿托尔路小学转到了凯斯蒂文女子文法学校。这是一座红砖建筑，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居高临下，俯视城镇中心。学校环境优雅，周围是芳草如茵的网球场，楼前马路对面有几片曲棍球场。在玛格丽特转到这所学校来时，她的姐姐玛丽亚已经在此学习了，她也得到了奖学金。在此期间，她们的父亲已被推举为该校董事会的董事，后来又被选为校董事会主席。

    凯斯蒂文中学是一所受地方政府资助的学校，学生的父母一般只需负担一半学费。全校共有350名学生，其中1/4的学生领取奖学金。学生的家庭背景差异很大，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是寄宿生。按规定，学生是11岁入学，14岁毕业，但大多数学生都是在15岁时离校，以便拿到毕业证书。个别学生可以读到17岁，甚至18岁，以便为上大学作准备。

    学校根据入学时的情况将学生分为甲班和乙班，凡获得奖学金的学生通常都进入甲班，但玛格丽特开始时却被分到乙班。班里共有30名学生，分别在5个教室上课。新生入学时，各年级负责人用抓阄的方式决定学生的上课教室。

    玛格丽特在班里并未表现出天资过人，虽然她的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这并不是来自于她的聪明，而是她的勤奋刻苦。她在班里总是不声不响，不和其他同学一起活动，但是她认真听课，一放学就离开学校，回家复习老师所教的东西。她的美术课学得不好，因为这门功课不是单靠用功就能学好的。这样，她的学期平均成绩总是被美术课拉下来。但是，两年后她被调到了甲班，并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毕业。

    学校每天的活动从上午8点30分开始。先是在大厅里作早礼拜，大厅是学校的中心，上面是一个艺术陈列室。早礼拜的内容包括唱圣歌、祈祷；然后，学校发布通知；最后，唱诗班再演唱一首圣歌。玛格丽特是唱诗班的成员。早礼拜后便开始上课，直到中午休息进餐，下午1点20分继续上课，4点15分放学。学生们回家后，还要做至少两个小时的作业。玛格丽特同住在城里的大多数姑娘一样，每天步行上学，回家吃午饭。这样，她每天大约要走4英里的路，不管是酷暑严冬、刮风下雨，都是如此。只有住在乡村的姑娘例外，学校允许她们带上三明治在中午吃。

    学校的纪律很严格，在穿着、语言、礼貌、与人交往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在衣着上，冬天，学生穿蓝色上衣，不打领带，蓝色束腰连衣裙，以及黑色长筒袜；夏天则穿蓝布套装；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还必须带帽子，冬天为蓝色毡帽，夏天为草帽。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懂礼貌、讲标准英语，而这在学校里已形成风气。在凯斯蒂文中学附近有一个名叫金斯的男子中学，学校禁止本校的姑娘们同金斯中学的男生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嬉闹取乐。多数学生都能照规办事，最听话的是那些领奖学金的学生，因为她们深知得到来这个学校读书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也有个别的。不用说，玛格丽特是遵守纪律的模范。

    玛格丽特在学校从未有过知心朋友，虽然她也常常同其他同学在一起。她喜欢作为集体中的一员，但同所有人都保持一般关系。她很少在放学后去找同学，总是在家里埋头做作业，或到自家商店后面的仓库干活，或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她一直显得不太合群，当时人们对她的印像是，她不愿和那些毫无主见、只会咯咯傻笑的姑娘们混在一起。她的这种态度常使她的同学们感到扫兴，以致一些同班同学在上学时不同她走一条道，以免在路上碰到她。

    还有一个因素使得同学们与玛格丽特疏远。她在看电影方面比别的同学享有特权。学校有规定，在上学期间，学生们只能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看电影。这项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学校为此经常派女教师和维持纪律的学生守候在电影院门口，以防有人在其他日子里溜进去。可是，罗伯茨夫妇的商店在星期五和星期六要到很晚才关门，他们只有在星期四这一天才有时间去看电影，因为这一天商店关门较早。因此，学校允许玛格丽特在星期四陪父亲去看电影。结果这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权，完全是因为她父亲是学校的董事的缘故。那时，格兰瑟姆市不准星期日放电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艾尔弗雷德·罗伯茨造成的，他是市议会议员，每当有人提出在星期天开放公园、游泳池、电影院等娱乐设施时，他总是表示反对。

    学校的主要体育活动，在冬季是玩曲棍球和七人无板篮球，在夏季是打网球。玛格丽特当时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曲棍球队员。她曾在校队里当了3年的中卫，但以后她就很少打球，也很少参加任何球类比赛了。那时，女孩们打曲棍球时并不换装，只需脱掉连衣裙就可以进行比赛。她们身上穿着短衫、深黑色的短内裤和黑色长筒袜。由于球场在马路的对面，她们必须半裸着身子穿过马路，这使她们感到很难堪。

    除了体育活动外，在学校里唯一使人感到轻松的时刻是在生物老师达顿小姐的指导下种植花木。姑娘们三四人结成一个小组，共同管理一小块地。每次劳动结束后，玛格丽特的手和指甲都是干干净净，没有沾上一点泥土（并不因为她没干活），而其他人却满手是泥。玛格丽特从小就非常注意自己的仪表，穿着总是显得十分整洁，成年以后也是这样。当时，她是个相当结实丰满的少女，长着一头棕色的秀发。但那时她相貌并不出众，只是长大后才出落成一位标致的小姐。她是个很严肃的姑娘，从来没有任何越轨的举动，也不做任何野蛮的事情。

    少年时代的玛格丽特显得比大多数同龄人要早熟些。在进入高年级后，她在某些方面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当时，经常有人到学校做演讲，内容从服装的历史到世界局势，包罗万像。每当演讲结束时，讲演人总是请听众提问题，这时站起来提问的往往是玛格丽特，而其他年龄相仿的同学却很羞怯，不敢在众人面前发言。玛格丽特的问题提得既内容明确，又语言严谨，而她的同学们则只有当听众的份儿，相形见绌。

    玛格丽特是学校辩论俱乐部的成员，她在那里再次显示出了自己当众演讲的才能。学校里每年举行一次辩论活动，与她的演讲才能相比，其他同学都望尘莫及，只能坐在硬梆梆的地板上听她演说。她演讲时总是胸有成竹，满怀信心，毫不怯场，一旦开了口，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她渴望抓住听众，使他们聚精会神地听她发言。但是她的同学从来不认为她在演讲方面有什么天赋，极少有人感到她的演讲能够振奋人心或受到欢迎。她讲话慢条斯理、抑扬顿挫，像她当首相后那样，只是声调比后来高，而且满口的林肯郡腔。玛格丽特在同学们眼里是个“死用功的学生”，其实并非如此。学校里有一部分学生把学习演讲作为额外的课程，专门去修这门课。而玛格丽特从来不这样做，尽管她父亲后来组织了私人演讲课。

    玛格丽特在文法学校主攻自然科学，主要有化学、生物学和数学。她这样做主要是受了凯斯蒂文中学化学女教师凯伊小姐出色教学的影响。不过，学生们不管专业如何，在六年级的时候还必须学习一些必修课，如圣经和公民学，后者实际上是一种时事政治课程。

    时事课是玛格丽特擅长的科目，她是学校里最了解国际时事的人，而许多像她那个年龄的学生，只知道格兰瑟姆这么一个小天地，而且很少关心和了解其他地方的事情。 玛格丽特的姐姐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奥地利笔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躲避纳粹的迫害，从维也纳来到罗伯茨家，同他们住在一起。这位姑娘讲述了很多第三帝国统治下人民的生活情况，玛格丽特虽然很入迷，但很多情节使她感到毛骨悚然，这些故事使她比同龄人更了解什么是战争。

    罗伯茨先生的政治抱负虽然只限于格兰瑟姆镇，但他对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事情兴趣极浓。他在家里有些专断，而且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把自己的这种对政治的兴趣传给了他的小女儿。他常常要她发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同时也表明自己的见解。玛格丽特长大后，他仍很愿意同她一起讨论政治问题。这更使他喜欢自己的小女儿，因为他与妻子就从来没有这样的共同语言。

    从玛格丽特懂事时起，罗伯茨先生就一直在格兰瑟姆市议会任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游说、拉选票这样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成了玛格丽特的第二个特长。这种活动每隔几年就有一次，直到1936年罗伯茨先生当上了高级市政官为止。那时，高级市政官不经公民选举产生，罗伯茨先生是该市最年轻的任这个职务的人。后来，他又担任了市议会财政委员会主席这个要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出任过市粮食局长、全国救济委员会主席和地方治安官等职务。1943年还当了一届格兰瑟姆市市长。因此，玛格丽特在童年时期就一直受到当地政治活动的熏陶。父亲经常带她去听格兰瑟姆的政治家发表的演说，并且还常常同这些政治家见面。她第一次体验到全国性的政治活动是在1935年的大选时，当时她只有10岁。她帮助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折叠选举地址标记，还和其他市议会议员的孩子们一起在投票站与选举委员会办公室之间奔忙着，把从点票员那里获得的投票人数报到委员会办公室，以便在核对之后打上记号。

    1942年，她再次参加了这类活动。这年，沃伦德爵士进入了上院 ，格兰瑟姆必须进行一次补缺选举。玛格丽特积极参加了帮助保守党候选人亚瑟·朗莫尔竞选的活动，负责在小城里挨家挨户地送传单。可是这位候选人却败给了无党派人士威廉·肯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物资奇缺、粮食配给、灯火管制以及空袭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更为严重的是，玛格丽特所在的学校还缩短了上课时间。1939年10月，卡姆登女子高级中学从伦敦撤到格兰瑟姆，同凯斯蒂文学校的学生合用教室。于是，凯斯蒂文学校的学生们上午上课，从8点半到12点半，下午则是卡姆登学校的学生们上课，当地的学生一律回家做家庭作业。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没过多久，格兰瑟姆市也面临危险，卡姆登学校的学生只好又卷起铺盖，搬到诺丁汉去了。

    格兰瑟姆虽然是座乡间小城，但它所受到的战争的影响却远比绝大多数地方严重。由于地处公路和铁路干线附近，它的所有工厂都改为生产弹药，因而成了空袭的主要目标之一。有一个时期，它是英国按人口计算遭到炸弹袭击最多的城市之一，平均每人一颗炸弹。凯斯蒂文中学在校园里修筑了两个防空洞。有一次学校挨轰炸的情景特别令人难忘，一架德国飞机低空掠过学校，扔下一连串的炸弹，这些炸弹接二连三地爆炸，从马路对面的曲棍球场一直炸到离学校主建筑只有咫尺距离的地方才停止。

    在战争期间，学校换了女校长。原校长格拉迪斯·威廉斯小姐是该校的创始人，她和蔼可亲、举止文雅，深受学生爱戴。但是她退休了，接替她的是一位名叫多萝西·吉利斯的苏格兰女人。新校长脾气暴躁，惹怒了许多女学生。她是个古典学者，所以就任伊始就在6年级开设了拉丁文课程，而该校过去从未设过这门课。由于玛格丽特所喜欢的自然科学课与拉丁文课在时间上有冲突，她从未上过吉利斯小姐开的拉丁文课。战争还使学校无法再组织学生到英国各地和国外去旅行。以前，这种旅行是对6年级学生的特殊待遇，可是战时学生们却只能以班为单位到外面去挖土豆、摘蔷薇果和采黑莓，有时还要参加援战活动。少年时代的玛格丽特就已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对战争的危害有了切身的感受。

    不过，战争并没有影响玛格丽特的学业。玛格丽特在父亲的鼓励下，于1941年进入6年级预科班。上这个班的目的纯粹是想获得进入大学的奖学金。这时，她还是一心一意地攻读自然科学课程，但是到了第2年初她开始把许多业余时间花在到格兰瑟姆地方法院旁听诉讼案件上。她父亲这时正兼管司法事务，玛格丽特开始对法律产生极大的兴趣，她意识到法律是一门更为迷人的学科。这使她在学习科目的选择上产生了矛盾。那时候，她常和父亲一起同本市的首席法官诺曼，温宁爵士在天使饭店和皇家饭店共进午餐。有一次，玛格丽特向温宁谈了自己的这种矛盾心理，温宁帮她解除了这种矛盾，因为他过去也曾是一位科学家。他以前在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后来改学法律，而且取得了成就。他以自己的体会劝导玛格丽特继续原来的学习，因为搞法律同样也需要理工科方面的知识。自那以后，玛格丽特就打定主意要在读完6年级中班后，提前到牛津大学的索默维尔学院去读书。这样她就要比一般女孩子早一年读大学。她求学若渴，希望不断进取，尽早到大学去学习。她认为在中学多呆一年是浪费时间。然而，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障碍，其中最棘手的就是校长吉利斯小姐反对她的计划。

    吉利斯小姐认为：首先，玛格丽特没有学过拉丁文，而到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无论修什么科目，都要有中学拉丁文毕业证书；其次，玛格丽特才17岁，年龄太小，不适合马上读大学，应该再上一年中学，这对她有好处。这位女校长秉性固执、说话直率，她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容争辩。

    可是这次吉利斯小姐遇上了对手，玛格丽特对女校长非常恼火，而且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对这位苏格兰人耿耿于怀。她甚至说了这样的话：“你是在阻挠我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玛格丽特不顾校长的反对，独自为升大学考试做准备。她首先是争取到了父亲的支持，说服他花钱请了拉丁文家庭教师帮助她补习拉丁文。这位教师是金斯中学教古典文学的。罗伯茨先生是该校的董事。罗伯茨先生还广泛地向别人求助，向了解情况的人征求意见。科比·格仑教区的牧师卡农·古德里奇的女儿玛格丽特·古德里奇刚从凯斯蒂文学校考入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女子学院，卡农把女儿的书借给玛格丽特·罗伯茨，并在玛格丽特准备大学考试时，对她进行了一些额外的辅导。在备考这段时间里，玛格丽特学习非常刻苦，除了读完获得中学毕业文凭所必须完成的课程外，她还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学完了通常需要5年时间的拉丁文。她满怀信心地参加了索默维尔学院的入学考试，并希望能得到化学奖学金。

    玛格丽特常说，她选择化学专业是由于她崇敬她的化学老师凯伊小姐。实际上，这也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报考大学化学系的女生比任何其他系都少。像文科专业，如英语、历史，竞争则激烈得多。而且，“取得化学学位较容易挣钱” 。然而，尽管如此，玛格丽特仍然未被录取，但她的名字被列入了候补名单。这使玛格丽特感到非常失望，无可奈何地回到原来的学校，接着学习第3年的课程，而这正是吉利斯小姐一直劝她做的。

    那年秋季，凯斯蒂文学校出现了一个极特殊的情况，由于战争的缘故，高年级的学生要在10月份停课3周 ，到附近的农场去挖土豆。为了不影响教学计划，学生们要比往年提前3个星期，即于8月30日到校上课。当时，在6年级读第3年的学生只有两名，她们是玛格丽特，罗伯茨和马德琳·爱德华兹。开学的第2天，吉利斯小组指定她们两人同为学监。这是该校历史上第一次由两名学生共同担任学监。可是，这个职务，玛格丽特只担任了两个星期，便收到了索默维尔学院发来的录取通知电报，让她于当年的10月份到校报到。这是因为有人虽然被录取了，但没有来注册，学校出现了空额。玛格丽特的候补资格起了作用，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她的生活又来了新的转机，开始了大学生涯，而且还是在英国排在第一位的高等学府--牛津大学。

    ）第三章    牛津之梦

    1943年，玛格丽特18岁。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不过英国的处境已大为好转。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已经参战；在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德国已处于守势；英、美、苏大同盟正在形成，德黑兰会议即将召开，战争的结局已经明朗。

    这一年对玛格丽特的一生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她升入了大学，跨入了人生旅途一个新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因为她迈进了牛津大学的门槛。牛津大学，多少青年学子向往的地方，它不仅是英国，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以它优异的教学成就、良好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无数英国青年及世界青年，它更以它盛产政治家和英国首相的殊荣使人们产生一种神秘感。牛津共出了29个英国首相。玛格丽特·罗伯茨后来的成长道路，不能说和牛津没有关系。不过，有趣的是，1985年，牛津大学的教授投票反对授予她荣誉博士头衔。

    索默维尔学院突然来的录取电报通知玛格丽特于1943年9月29日以前到校报到，这使罗伯茨一家有点不知所措，因为玛格丽特只有不到3个星期的准备时间。而在此之前，上牛津大学对罗伯茨全家来说，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那时，他们只知道有牛津这么一所学府，但到这里来读书，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不现实的，简直是个梦想。可是现在，梦想突然变成了现实。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罗伯茨一家，包括玛格丽特本人都有些茫然，但同时他们又焦虑不安地感到，玛格丽特应该作好充分准备。

    罗伯茨先生请芬金大街教堂的风琴师威尔弗雷德·艾伦教女儿学风琴，因为他觉着她在大学里可能用得上。他还为女儿安排了几次朗诵课，帮助她改掉乡下口音。他还利用在城里的一些关系，打听到那些家里有女孩在牛津大学读书的人的名字，以便让女儿得到一些有益的信息。玛格丽特本人则对应该随身带些什么东西，她的衣服是否合适都心中无数。总之，她对这次出门感到紧张和不安。

    1943年10月的牛津与今日的牛津相比其繁华程度要相差甚远，但是同当时格兰瑟姆宁静的乡下生活相比仍有天壤之别，同罗伯茨一家已习惯的卫理公会社区的沉闷生活相比，相距就更远了。当时正是大战的中期，牛津大学的校园里仍弥漫着战争气息。大街上部队急行军的脚步声时时可以听见。学生们关心着战争的进程，无心欣赏沐浴在阳光里的校园建筑物，也很少去河边悠闲地散步。由于战争，许多应该上学的年轻人不是战死就是正在前线作战。很多学院暂时消失了，建筑物被军队或政府机关占用。为了战争，许多自然科学院系从事军工研究，实验室也被用来进行最重要的军工实验。牛津大学曾以研究青霉素、氮化芥子和碳氢化合物而著名。当时很多学生对上大学存在着矛盾心理，因为战争期间，一切都为战争服务，学习成了次要的任务。

    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动摇玛格丽特上牛津大学的决心。这也是父亲的宿愿。玛格丽特曾对人说：“我的父亲确实想在我的身上实现他的抱负。” 玛格丽特拥有的一切，包括做人的准则和宏伟的抱负，都是父亲传授的。不过，他却没有给女儿提供独立生活的机会。在上大学以前，玛格丽特唯一的一次离开家门就是去过一趟伦敦。她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观看了白金汉宫门前皇家卫队的换岗仪式。这次旅行实属难得，直到1978年她任保守党领袖3年后还念念不忘：“我当时非常激动和兴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星期。”

    在牛津大学里，像玛格丽特这样社会背景的学生并非她一个，很多女生同样出生在与外界隔绝的乡下，她们在当地领取奖学金读完文法学校以前，也从未出过远门。因此，极度思念家乡的并不只是玛格丽特一个人。在索默维尔学院，她住在彭斯宿舍大楼第一层，这是该院条件较差的宿舍楼之一，与外界隔绝，这里的房间既是卧室又是起居室。玛格丽特常常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思念家乡。

    在第一个学期里，卡农·古里奇牧师在一个周末看望女儿玛格丽特·古德里奇时，同女儿一起买了些烧饼带到了玛格丽特，罗伯茨的房间，在她的炉火上烤热作早点。他们俩发现，罗伯茨小姐看上去很忧伤。不过，这只是刚进大学时的情况，不久她就恢复了正常。虽然古德里奇小姐比罗伯茨小姐年龄大一些，但在凯斯蒂文中学6年级时，她俩常在一起上课，在实验室的同一张桌子上解剖角鲨和兔子。因此，她们彼此比较了解。当其他女生不理睬罗伯茨小姐时，古德里奇小姐总是显得宽宏大量，友好地对待这位同名的同学。后来，俩人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虽然俩人无论是过去还是后来很少有共同之处。古德里奇小姐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保持着联系，这样的人还真不多。

    当时，索默维尔学院的学生自然地分成了3类，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大，最能反映这种差别的就是在学生食堂中的座位排列。院长的桌子在最前面，紧挨着的3排桌子坐的都是外国学生。战争期间，在这里学习的外国学生很多。最后面的3张桌子是公学毕业的学生，他们一般都比较自负，是些贵族子弟和富家子弟。坐在中间3排桌子旁的是来自文法学校的学生，他们都领取奖学金，并且出身中产阶级，有良好的道德观，但这些人口音却五花八门，从约克郡口音到萨默塞特口音都有。玛格丽特被分到中间的桌子，按理说她适合于同这些学生呆在一起，但她再次显示出她不能很快适应环境的性格。她总显得拘谨，不能像其他女孩子那样与人随便相处，无拘无束地交谈。她常常表现出一本正经，常因幼稚和心直口快而受到别人的讥笑。不管对谁，她都直率地说自己在来牛津之前曾上过演讲课。她讲起话来，虽然能够明确地抓住理论问题，但由于实践不够，尚不能有力阐述这种理论，使人感到有些夸大、不切实际。

    她在谈话中总爱提到自己的父亲，但不是当杂货店老板的父亲，而是当市长的父亲。她爱说父亲如何如何，他认为应该如何如何看，告诉她应该如何如何做，他喜欢看什么书等等。她的这种做法，使她成了那些喜欢挑剔别人毛病的学生取笑的对像。一开始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直到有一次她被奚落得满脸通红，她才明白是自己愚弄了自己，但为时已晚。

    与其他系相比，化学系的同学之间一般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有化学实验，同学们在一起呆的机会多、时间长。然而，玛格丽特仍然很孤单，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其他人有玩有笑，而她却不这样。在4年的大学生活中，她几乎没有结交什么朋友。她的同学都感到，她只和那些能帮助她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交朋友．因为同她关系密切的人都是卫理公会的教徒，与她交往最多的都是保守党的伙伴。她对政治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常常毫不掩饰地谈自己打算取得什么地位，实现什么崇高目标。在那些了解她的人看来，她是想入非非、异想天开，因此对她的高谈阔论一笑置之。

    然而，索默维尔学院却是培育政治家的摇篮，有浓厚的政治气氛。玛格丽特在学期间，院长是珍妮特·沃恩夫人。她是研究骨骼构造、血液病和辐射病的著名专家，她还以持左派政治观点而著称。玛格丽特的主要指导教师多萝西，霍奇金教授也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她是结晶学专家，194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一年后又获英国国家功勋勋章，她也持左派政治观点。索默维尔学院由于具有独特的传统、不墨守成规，所以总是能吸引那些政治人物。这个学院培育的政治家有甘地夫人，曾任英国教育大臣的萨默斯基尔博士和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雪莉·威廉斯夫人。40年代初，该学院的政治风气特别左，这同当时欧洲的形势发展是相适应的。所以，“玛格丽特进入牛津大学时已经是一位坚定不移的保守党人” ，这使她周围的人都感到吃惊，但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沃恩院长曾说过，学院里持有如此强烈政治观点的人只有玛格丽特一个人，4年的大学生活一点也没有动摇她的政治信仰。

    正因为这样，她一下子就被吸引到牛津大学的保守党俱乐部，并且积极工作。她在俱乐部所做的工作几乎同她在化学实验室里所做的工作一样多。在牛津，培育政治家的最重要场所要算是牛津大学联合会，在英国历史上，好几位首相都曾是这个联合会的会员，如格莱斯顿、阿斯奎斯、索尔兹伯里、麦克米伦、威尔逊、希思 。但玛格丽特在牛津读书时，该组织不准妇女参加。她别无选择，只好参加了向她开放的唯一组织--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对很多成员来说，参加该俱乐部只是他们的额外兴趣而已，他们只满足于能同该俱乐部来自四面八方的成员融洽相处，而且他们对其他俱乐部和团体也同样感兴趣。可是，玛格丽特却对该俱乐部着了迷，她在俱乐部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她的任何同学都多。在学校里，除了参加合唱团外，她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政治活动和化学课上了。

    在大学里，玛格丽特过着相当认真、严肃的生活，与她的很多同学大不相同。学校每晚11点关大门，很多学生在校外闲逛到晚11点以后，他们不得不爬墙进入学院。玛格丽特总是很守规矩。她从来没有因为压下一大堆作业而不知所措。她虽然为保守党俱乐部花费了很多时间，但决不影响功课。为了坚持完成论文，她常常熬到凌晨两三点钟，而早上又照常在6点半到7点钟起床，开始新的一天的学习。她要听讲座，在实验室做实验，听指导教师的课……她虽然睡眠如此之少，但从不显得无精打采。牛津大学的课程繁重，实验活动多。有趣的是，牛津大学有劳动锻炼，不过这是对学业不好的学生的一种惩罚，大学生们都担心考试不及格而被迫下去劳动锻炼。但对玛格丽特来说，这种威胁是不存在的。许多人对这位漂亮但不引人注目的姑娘的印像是：勤奋好学，效率高，做起实验来井井有条；但在学习化学上不是很出色。

    那时，绝大多数学生除学习之外都为战争做些工作。玛格丽特的工作是在一家地方部队的食堂为军人分发咖啡和饼干。在大学第2年的暑假中，她在格兰瑟姆男子中心学校教了6周课，教授化学、数学和普通科学。她用赚来的钱为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是属于她的第一辆自行车，也是她的第一件较值钱的“私人家产”。

    在大学3年级时，玛格丽特在学院外住了一段时间。她同另两名女同学波林·科恩和佩吉·拉帕姆一起住在里士满路12号公寓里。她们3人相处得很好，每周在一起吃3次早餐。但是她们之间的感情并不深。波林是一个积极的共产党人，她和玛格丽特在政治信仰上针锋相对。在大学的第4年，玛格丽特还是住在校外，这次是同两名研究生住在一起，她们是玛丽·林森和玛丽·福斯，住址是里士满路拐角处的沃尔顿街18号。这里的生活比以前要欢快得多，玛格丽特也觉得更受益。福斯小姐的父亲是开肉店的，所以，尽管当时肉还是配给的，但福斯小姐的父亲常常从特威克南送肉来，她们并不缺肉吃。玛格丽特还有一个收获是，她发现林森小姐的身材与她相近，因此她可以借穿林森的晚礼服参加舞会。

    玛格丽特同大多数女同学的关系都不太密切。与她交往较多的有3个女同学，她们是玛丽·奥斯本、琼·萨瑟斯特和玛格丽特·古德里奇，其中的两人是卫理公会教徒。她更愿意同男性在一起，后来也是如此。她愿意交往的男同学都是保守党俱乐部成员，她同这些男同学的友谊大部分是基于政治观点上有共同之处，而且也仅限于此。不过，她在牛津确实有过一段初恋。在大学第二年暑假中，她相当真挚地爱上了一位伯爵的儿子。此人当时是保守党在牛津的一颗明星，后来成了保守党的一位杰出人物。玛格丽特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常常过分热情地谈起他，然而她没有意识到，她这样做引起了学院其他女生的讥笑。这些女同学越来越感到，玛格丽特是想攀高枝。她们认为如果她真的抓住了一位贵族，就会更加目空一切了。可是，玛格丽特没有使自己成为贵族夫人。在她见到他的母亲后不久，两人的关系就告吹了。

    这次打击使玛格丽特痛苦地意识到，她自己的家庭出身不能同很多与她要好的同学相比。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对幸福的追求。有一次她大胆地把一位男朋友带回格兰瑟姆去见她的父母。玛格丽特是很少邀请朋友到自己家中作客的，即使对那些同学兼同乡，在假期时，她喜欢跑到她们家去探望，而不愿在自己家中招待她们。这个男友对她的家庭的生活境况并不反感，这使她很欣慰。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没有发展下去。

    到这时，玛格丽特家的境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她19岁那年，父母在北帕雷德商店对面的爱德华住宅区买了一幢相当大的房子。她们家第一次有了花园，而且是房前房后各有一个花园，房后的还是相当大的。她们家还破天荒地第一次享用上了现代化的自来水设备。

    玛格丽特的爱情插曲一幕刚完又接一幕。卫理公会教堂的一位小伙子一度迷上了她，并向她求婚。小伙子送给她一株石竹花，玛格丽特很感激，痴情地设法不让它凋谢。在圣诞节假期，她在去科比。格伦教区的牧师住处参加玛格丽特·古德里奇的21岁生日晚会时，怀里还紧抱着那株石竹花。她向人请教不使石竹花凋谢的办法，古德里奇夫人建议不妨用阿司匹林试试，于是她果真这样做了，但无济于事，当她第二天早上离去时，这株花已经枯萎了。这真不是个好兆头。

    玛格丽特和她的男朋友之间的关系都是很正统、很纯洁的。在当时的牛津大学，像她这样的女生在结婚前发生两性关系是不可想像的。那些坐在食堂中间位置的学生们的道德观念极强，她们决不会违背中产阶级的家庭教育，更不会背叛教会的教导。

    玛格丽特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即使大学生活也没有动摇她的信仰。她既不受同学中的无神论倾向的影响，也不受他们的左派思想的影响。她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始终坚定不移，也从未向父亲的严格的道德观念提出过挑战。她有一种强烈的，甚至是傲慢的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且从不羞于表明自己的观点。她从不像有些同学那样放荡、轻浮，也从不谈论无聊的事，在背后搬弄是非，她总是非常严肃、一本正经。她常常给人一种印像，即她不喜欢那些生活散漫的同学的生活方式。同她在中学时的情况几乎一样，人们在谈话时往往感到她的在场是大煞风景。

    玛格丽特的牛津大学的生活并不显得怎样辉煌，她的同学们都未想到她会成为赫赫有名的政治家。不过她已形成了她的基本价值观和政治观点，更加热心于政治。

    ）第四章    弃学从政

    玛格丽特在读中学时，就非常热心于政治，这也是受她父亲的影响。在大学期间，她对政治的兴趣有增无减。正是因为这样，她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放弃了她所学的专业，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玛格丽特热心于政治并不等于说她在大学里没有学好专业课。事实上，他在化学课上的学习是很认真的，她的化学论文总是通俗易懂，论述透彻，条理清楚。但是这些文章往往缺少能使她成为第一流化学家那样的水平，她毕竟没有把全部精力用在化学上，虽然谁都不能说她在专业学习上马马虎虎。也正因为这样，课外辅导老师对待她并没有像对待其他同学那样。辅导老师总是让其他同学放弃一些课外活动以免影响功课，但却从来未阻止玛格丽特参加保守党俱乐部的活动。也有的老师认为，即使玛格丽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化学专业上，也成不了第一流的专家，因为她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也许玛格丽特有自知之明，认识到了自己的短处，才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参加保守党俱乐部的活动上。她的很多同学都认为她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出人头地，她把牛津当作她跻身政坛的阶梯。

    玛格丽特的导师霍奇金夫人对玛格丽特热心于政治并不介意，其实她对玛格丽特在政治方面的极大兴趣向来也不清楚，而且她还认为，学生们对本专业以外的东西感兴趣并不是坏事，大学生活并不只是学习。此外，霍奇金夫人当时正在埋头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专心于青霉素结晶体的分析。她也承认，玛格丽特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她花在自己学生身上的时间少了一些。

    霍奇金教授对玛格丽特的印像颇佳：“我认为她很不错。她能够写出观点明确、通俗易懂的论文。”而珍尼特·沃恩院长对她的评价却略带挖苦的味道，“她是个十分称职的化学家。我是说没有人想到她还能干别的什么工作。她是个十分称职的二流化学家。”不管怎样，玛格丽特在化学方面确实有一定的才华。在她上大学4年级时，霍奇金教授就请她担任助理，研究一种新的抗菌素--短杆菌S的结构。不过这种结构形式30年以后才由别人研究出来。

    霍奇金教授是玛格丽特打过交道的人中最出色的女性。在上大学期间，能够碰到这么一位独特的女教师，对她来说实属一件幸事。霍奇金教授本人并不欣赏玛格丽特的政治才华，她注重的是科学研究。撒切尔夫人是英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早年接受过自然科学教育的首相。关于学习化学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的作用，霍奇金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说：“我认为学习化学有助于人们尽可能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法，有助于人们把支离破碎的东西组织起来。它还有助于人们运用已取得的结论解决新的问题。”霍奇金教授的话是对的。化学知识使后来当了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能够慎重做出科学方面的重大决定，理解科学家的工作。尽管撒切尔夫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缺乏超人的才智，但对政治家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够理解科学家的思想。在担任教育大臣乃至首相期间，她从不放弃使用她所学过的自然科学的机会。1984年，她出访华盛顿时与里根谈到了星球大战计划，她对里根说：“我是化学师。我知道你的计划行不通。”

    然而，学习自然科学不是她最重要的任务。科学对她思想的影响也远比不上保守主义对她的影响。自然科学课程占用了她白天的时间，给了她一个学位。但这些课程没有改变她的人生，也没有发掘出她的真正才能。使她在牛津的经历具有重大的永久性意义的是，她在牛津大学找到了保守主义。

    霍奇金教授对玛格丽特没有研究那些她本可以有所突破的课题总是感到惋惜。然而，玛格丽特本人对此并不十分看重。在牛津大学的4年生活增强了她对政治的热情，使她终于认识到她不该读化学这门课，能为进入政界打基础的最好专业是法律。她所在的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学习法律的。她对化学就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在牛津大学，很少有人为保守党俱乐部花费那么多时间，一般人花的时间不到玛格丽特的一半。每当该俱乐部需要做什么事情时，玛格丽特总是在场，她经常花费大量时间做那些谁都不愿做的工作。时隔不久，她被选为该俱乐部委员会的委员，这样，要做的日常工作就更多了。到大学3年级时，她成了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的主席。一名女生出任该俱乐部主席，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到大学4年级时，她仍担任这一职务。无疑，这是她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也是她多年来辛勤工作和献身于俱乐部的报偿。但是，她能当主席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没有第二个人能胜任这项工作。事实证明，她担任该俱乐部主席是成功的。“到1946年秋季，在玛格丽特的领导下，该协会（即俱乐部--作者）会员已超过了一千人。”

    玛格丽特对她的前任爱德华·鲍威尔伯爵十分崇拜、心悦诚服。而鲍威尔对她也怀有强烈的好感，在他于1981年去世前不久，曾向一位同僚谈起玛格丽特，表明他很了解她。他说“有人认为她非常强硬，铁石心肠，其实不然。”

    玛格丽特并不是这个保守党俱乐部表现最突出的主席。她的优点在于她能很快学习各种事物，这使她终生受益。1946年的时候，她既不像后来那样风姿照人，也不那么富有魅力。她长着一头棕色的头发，面庞比后来大得多，体形稍胖，穿的衣服很整洁，但过于朴素，显得很呆板。她讲话干脆，从不吞吞吐吐，但缺乏感染力，不能引起人们情绪激昂。人们之所以记得她，多半是因为她赢得了主席这个职务，而不是因为她任主席期间做了什么令人难忘的事情，或发表过什么让人激动的演说。

    然而，担任保守党俱乐部主席有很多好处，尤其是对那些想在政治上发展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保守党的一些著名政治家经常跑到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发表演讲。演讲之前，俱乐部总要在伦道夫饭店招待演讲人，届时，俱乐部的主席玛格丽特自然就成了主人。同这些政治家在一起，她开始总有些拘束，但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他们面前表现得镇定自若。玛格丽特在一生中常常是用过分的自信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的。在牛津的几年中，她学会了掩饰真实的感情，这使得很少有人能像爱德华·鲍威尔那样了解到她的内心深处。

    1946年10月，玛格丽特以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主席兼代表的身份，第一次参加了在布莱克普尔举行的保守党年会。她对保守党的规模，对“作为这样一个由有共同理想和目标的人组成的政党的一员的含义”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那时，保守党正处在反对党的地位，它在1945年7月的大选中惨败。在大选开始时，保守党人，包括党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都信心十足，认为稳操胜券。大选前，保守党在下院拥有615个席位中的432个，而且丘吉尔刚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全国有很高的威望，有“战争领袖”美称。可是，多数英国选民却把选票投给了工党。这是保守党在近代政治史上最意外也是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英国人民直接选举一届工党政府上台，这还是第一次。很多人，包括玛格丽特在内，对这次大选的结果都感到震惊。在牛津，保守党人昆廷·霍格保住了议席，而在格兰瑟姆，乔治·沃恩却败给了工党候选人威廉·肯特。

    玛格丽特在1945年大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很有限。她当时为昆廷·霍格在牛津地区的竞选奔走游说，帮助他击败了工党候选人弗兰克·帕克南。大学放暑假后，她又回到家乡格兰瑟姆为乔治·沃恩拉选票。在此之前，沃恩曾给她写信，请她在放假后马上回来帮他竞选。当地的保守党人对罗伯茨的小女儿印像颇佳，每当他们到罗伯茨家的杂货店买东西时，总会问起玛格丽特的情况。如果她放假回家，他们还经常邀请她到家作客。他们对她在与年长者谈话时总是胸有成竹、能言善辩记忆犹新。罗伯茨先生在当了市长并兼管司法事务后，即使不是镇上最受欢迎的人，也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人。所以，当地的保守党人对他的两个女儿学业上的关心是正常的事情。玛格丽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引起乔治·沃恩的注意的。当沃恩邀请她前去格兰瑟姆周围的村庄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并作为他的助手时，她欣然前往。她的工作就是在主要演讲人登台前向听众发表演讲，激起他们的热情，并使他们的兴趣和热情保持下去，直到主要角色出场。

    1945年大选是玛格丽特政治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开端。但对她影响更大的是参加1946年的保守党年会。到了这时，她已经拿定主意要亲自投身于政治。据她的学友回忆，玛格丽特在十三、四岁时就曾宣称她想当一名议员。而在那个时候，她的很多同龄人还根本不知道议员是干什么的。她本人则说，她是后来才有了当议员的念头的。她说，她第一次产生这种想法是一次在朋友家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客人们正围坐在厨房里闲谈，有人对她说她真正喜欢的是当一名议员，她并未加否认。

    她的老朋友玛格丽特·古德里奇回忆道，在玛格丽特·罗伯茨拿到学位的那天，她俩沿着牛津的公园路散步，罗伯茨小姐说：“你知道，我不应该读化学，而应该攻读法律，这是从事政治活动所需要的。我现在就得去学习法律。” 不过，无论是学习法律还是从事政治都需要钱。虽然玛格丽特在牛津大学时结识了一些有影响的人，但是她并没有得到充足的资金来保证她继续受教育。她已经是成年人了，不能再让父母来养活了。她必须自立。她决心借助于化学，为今后发迹创造条件。于是，她及时在大学职业介绍委员会那里填了登记表，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份工作。

    位于科尔切斯特附近的小镇埃塞克斯有一家制造塑料的公司--BX塑料有限公司，1947年5月初，这家公司派了由4位主管人员组成的招聘小组，对玛格丽特进行了面试，答应可以为她在该公司的研究与发展部安排一个职位，这个部正迅速扩大。当年9月开始上班，年薪为350镑。那年，该公司从牛津大学招聘了3名应届毕业生，还从其他大学招了7名学生，但其中一人很快就辞掉了。剩下的9人中，有3位是女性，玛格丽特是其中之一。她们是该公司雇佣的第一批女大学毕业生，所处的地位很微妙，因此，必须学会待人处事，要机智灵活。她们的工作不是研究而是生产开发，因此一方面要在实验室进行试验，同时又要设法在工厂的生产中推广实验成果。在车间工作的男人，都是顽固守旧的老家伙，他们以前在这个部门从未遇到过女性，更不要说大学刚毕业、20岁刚出头的姑娘了，而这些女孩子竟要对他们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真是令他们难以忍受。

    玛格丽特对干这项工作感到很不适应。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车间里干体力活的男人们打成一片，而她的两个女同事却比她强多了，她们很善于利用女人的魅力去与那些老爷们打交道，让他们俯首帖耳。可是玛格丽特却不行，在男人面前显得很尴尬，讲起话来一本正经，满口学究腔，带着一种完全是保守党人的口气。她总是抑扬顿挫地说：“某某先生！你试着这样做好吗？”她的这种讲话方式往往引起工人们的嘲笑，他们给玛格丽特取了个“女公爵”的绰号。在BX公司工作的2年间，人们一直这么称呼她。而她的同事们却给她起了另一个绰号，叫“玛格丽特大婶”。这个绰号主要是根据她的智力、年龄和她严肃待人的态度而起的，而不像前一个绰号那样反映了她的不足。在公司里，就像在中学和大学时候一样，她又一次成了一个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的稀奇古怪的人。另外两名姑娘合住一个套间，她无法理解她们怎么会愿意住在一起，而她自己则同一位寡妇住在科尔切斯特的一处相当讲究的住宅中，这位寡妇为她做早餐和午餐。在圣诞节期间，公司要举行娱乐晚会，她的两个女同事总会披着长发、举杯畅饮，显得无拘无束，玩得很痛快。而玛格丽特在参加这类晚会时，总是穿上正儿八经的长礼服，孤单一人坐在那里，显得惴惴不安、没有丝毫乐趣。她的同事们都觉得，玛格丽特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优越感。她们对她的家庭背景一无所知，压根儿不知道她的父亲是一个杂货店老板，曾经当过市长，甚至不知道她来自格兰瑟姆。这也难怪，她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谈到过她的家庭情况。她所谈的一切都是政治，而对周围人的意见、想法却一无所知。她说话缺少幽默感，周围的人常用各种滑稽动作假装严肃地模仿她的神态，而她对周围的舆论一点也不敏感，很少发觉人们的恶作剧。她在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时，总是过于严肃和死板，结果使人们都对她敬而远之。她很自负，从不试图了解别人的想法，想想为什么他们会那么说、那么做。她太自信，在别人的观点与她的发生矛盾时，她总是认为自己的正确，从不想想别人的观点有什么可取之处。

    在科尔切斯特这个新的基地，玛格丽特继续一心一意地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她积极地参与当地保守党协会的活动。该协会内有一个“1939-1945小组”，这是个讨论问题的小组，是由参加过战争的男女复员军人组成的。不过，对玛格丽特来说，最紧张也最有意义的是周末。科尔切斯特位于伦敦东北面约100公里，每到周末，她总是乘火车到伦敦或更远的一些地方参加保守党的活动，如辩论会、政治集会、群众集会。在这些场合，她常常能见到昔日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的成员。这些人同她一样，现在也成了牛津大学校友会成员。在这些周末的活动中，她特别渴望见到爱德华·鲍威尔伯爵，经常把他挂在嘴边，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似的。可以说鲍威尔是她青年时心中的偶像。

    玛格丽特每次在周末离厂远去到各地参加政治活动后，都感到异常兴奋，不像在BX公司那样，尽管这个公司每天都取得新成就。每到星期五下午，她都身穿漂亮的黑礼服，头戴保守党人常戴的那种小帽子，脚穿老式鞋，腋下挟着一个手提包，匆匆离开公司。她的这身打扮使她看上去足有45岁，还真有点“玛格丽特大婶”和“女公爵”的味道。玛格丽特在生活中总是循着自信是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使得她的生活方式与她周围的那些人格格不入。她的同事们认为她有些荒唐，而她又觉得她们太俗气。

    玛格丽特同一般的年轻姑娘具有的唯一共同点就是比较注重自己的仪表。她的面部总是非常洁净、没有丝毫污痕，她总喜欢在自己的脸上均匀地涂上粉红色的脂粉，稍有一点不均匀就会感到不满意。她对各种化妆品了如指掌。她常担心自己的腿会变得太粗。她还非常注重自己的衣着，从来不在穿衣方面赶时髦，总是穿式样陈旧、色彩单调的衣服。她喜欢穿裙子或礼服，从不穿长裤，对所穿过的衣服总是保管得很好，使之看上去既无皱褶又不肮脏。虽然玛格丽特一生中有过多次变化，但她的仪表一直保持未变。

    玛格丽特对政治专心致志。她利用在科尔切斯特的工作为她从事政治活动作好了资金方面的准备。有备无患，一旦机会来了，就可以抓住它。1948年秋天，她代表牛津大学校友会参加了在兰达诺举行的保守党年会。这次活动对她来讲具有重要意义。她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报偿。在这次年会上，她偶然遇到了她在牛津时的老朋友约翰·格兰特，他当时是布莱克威尔书店的董事。他们开会时坐在一起。坐在格兰特另一边的是达特福市保守党协会主席约翰·米勒。当格兰特得知米勒他们的选区还没有物色好候选人时，他向米勒举荐玛格丽特。达特福市位于肯特郡北部，是个工业区，这个选区的议员席位是保守党和工党争夺比较激烈的。当时，这个席位属于工党，工党议员诺曼·多兹曾以32万张选票，近两万张的多数票赢得这个席位。米勒起初认为，一个年仅23岁的女子不适合担任这个选区的候选人，她很难竞争过工党对手。

    那天傍晚，玛格丽特到兰达诺码头散步，他又碰到了米勒，与他同行的还有达特福地区的其他一些代表。他们边走边谈了一会儿，互相增进了了解，玛格丽特很喜欢这些人，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像。这时，在保守党内，经过1945年惨败的打击，选贤举能的新思想已经兴起。很多保守党组织在用人时都从3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即才能、社会关系和经济地位。这3个方面后来一直是保守党用人的标准。 几天后，当她回到科尔切斯特后，便正式提出了书面申请，要求作达特福市选区的保守党候选人。与她同时提出申请的还有20多人，其中只有她一人是女性。然而，经选拔，她被列入1950年国会下院选举 的候选人名单，而且是本选区最年轻、最有希望的保守党候选人。这一年是1949年，她24岁。这真令她欣喜万分，她多年的梦想，少年时就立下的雄心壮志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

    当这些情况发生时，玛格丽特还在BX公司工作，但她对此守口如瓶，只字不提。她独自一人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却不露一点声色。她的同事虽然觉察到她对达特福市怀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但对她当选为候选人以及想在达特福选区范围内另找一份工作的打算却一无所知。她当选后，决定搬到达特福去住。她只提前一个月通知BX公司，她已成了议会候选人，而且找到了新的工作。于是，她结束了在BX公司的工作和在科尔切斯特的两年的生活。

    这次，玛格丽特所找到的不仅是一份新工作和新居住地，而是她终于找到了适合于她的理想环境。在此之前，她就像一只住错了窝的丑小鸭，因为与众不同而受到奚落和冷遇。与之相反，在达特福定居后，她如鱼得水，开台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这里，周围的人们和她志趣相投，同她一样对保守党满怀激情，热心为保守党工作。他们对玛格丽特在政治问题上专心致志，对工作严肃认真的禀性表示欢迎。在这里，她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以新的姿态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征程。

    ）第五章    嫁给富商

    常言道：鸟成对，喜成双。正当玛格丽特在事业上遇到了新机遇并有所成功的时候，她在生活上也有了重大转折。这就是，她遇上了她未来的终身伴侣，给她的事业以极大支持的丹尼斯·撒切尔。

    在牛津大学的时候，玛格丽特曾有几次恋爱经历，但都没有结果，或许是因为她一直未遇上她心目中理想的人。在玛格丽特这样一位很有判断力的人看来，丹尼斯·撒切尔在所有方面都符合她的要求。同年岁比自己大的人在一起，她总会感到比较愉快自在，而丹尼斯正好比她大10岁。

    丹尼斯·撒切尔是个生意人。他拥有祖传的家业。他的祖父是个农民企业家，开办了一个生产除草剂和羊毛清洗剂的工厂。后来，工厂发展为防腐剂公司。当丹尼斯从父亲手中接过公司时，它已是一家生产家用油漆和其他化学物品的大公司了。这个公司给全家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从1943年起，他就担任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地址在北肯特郡的埃利斯区。他也是卫理公会教徒，不过是徒有虚名。他开一辆“美洲虎”牌轿车，家里相当富有，在伦敦西南部的切尔西区有一栋房子，切尔西是富人居住区。更吸引人的地方是，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英俊潇洒。当时他正在物色理想的伴侣，而且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理想的人选，但还未拿定主意。他同玛格丽特相见后，立刻把她作为第一人选。

    他俩是在一次集会上第一次相遇的，这次集会正是达特福市为欢迎玛格丽特并正式通知她为该市候选人而举行的。按常规，每个选区的保守党协会都设有一个遴选候选人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在候选人申请者中挑选候选人，然后报保守党协会批准。在委员会选出的候选人被保守党协会正式接受时，都要举行一个正式的欢迎会，在会上，候选人要发表演说，回答问题。一般来说，这主要是为了让候选人在公共场合亮相，有机会推销自己。会后，还为欢迎玛格丽特安排了晚宴，由于缺少一位男陪客，主办这次晚宴的人遂邀请丹尼斯·撒切尔来参加。这位晚宴主办人的丈夫是丹尼斯在生意界的朋友，虽然丹尼斯不住在达特福市，但由于他的公司在埃利斯区，离此很近，所以达特福市保守党协会中有不少都认识他。

    欢迎玛格丽特为正式候选人的集会很隆重，社会各界很多人都参加了。不过许多人是出于好奇才来的，他们都想一睹罗伯茨小姐的风采，因为在1949年时，女国会议员候选人还是很少见的，结果他们发现玛格丽特非常胜任。欢迎集会开了很长时间，会议结束后，她迟迟不愿离去，留下来继续结识新人，同与会者见面、交谈。她精神振奋，兴高采烈，结果时间拖得很晚，待全部活动结束后，已是夜深人静了。于是发生了她如何返回到科尔切斯特的问题。当有人问她如何回去时，她回答说，像平日一样，坐火车。这样，她要先乘火车从达特福到伦敦，然后再换车回科尔切斯特。这时，丹尼斯主动提出送她一程，因为他开车回伦敦，可以把玛格丽特送到伦敦利物浦火车站，以便她可以少乘一段火车。玛格丽特很感激，欣然接受了他的好意。他俩的交往便由此开始。

    刚开始时，有一个障碍影响他俩之间关系的发展，这就是丹尼斯结过婚，现在已同前妻离婚。卫理公会是强烈反对离婚的，40年代时更为严重。这个障碍使得玛格丽特在发展他们俩的关系上犹豫不决。她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放弃卫理公会的教条，放弃获得她父亲可能的支持；要么放弃丹尼斯，以及同他的结合可能带来的一切。

    玛格丽特·罗伯茨与丹尼斯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毫无关系。丹尼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结的婚，妻子也叫玛格丽特，姓肯普森。婚后不久，他就应征入伍到前线打仗去了。他曾随皇家炮兵部队在法国、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作战，战功卓著，得过勋章。当他复员回到家中时，他发现自己与年轻的妻子已形同陌路。他俩是典型的战争受害者。他们于1946年离了婚。他俩没有生过孩子。在重组家庭上，女方走在了前面，当丹尼斯遇上玛格丽特·罗伯茨时，她的前妻已同霍华德·希克曼爵士结婚快一年了。

    玛格丽特最终还是决心和丹尼斯交往下去。在选择丹尼斯作为终身伴侣时，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违背了影响和支配她的一切行动的准则，放弃了她从小时候就开始信仰的卫理公会教义。她不去理会丹尼斯的过去，好像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似的。她根本不想追根究底去了解第一个撒切尔夫人的情况。她从来没有见过她，也从来没想见她。她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次，有人问起丹尼斯前妻的情况，她的回答是：“她可能是一位贵妇人，不过，我并不肯定。”她甚至向自己的孩子们保守这个秘密。很多年后，在她竞选保守党领袖时，报界最终还是弄到了有关情况并将此事披露出去。玛格丽特对此虽感到十分恼火，但也是无可奈何。英国主流社会对人们的婚姻形像还是很在意的。

    玛格丽特和丹尼斯算不上是一见钟情。他俩彼此间的交往和了解持续了两年多。可以说，他们俩的结合，是丹尼斯一手促成的。不过玛格丽特对他们俩的结合从来没有遗憾过。在结识玛格丽特之前，丹尼斯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理想的人选，但他拿不定主意，总是让他在生意界的朋友们帮他审视。他和玛格丽特交往了一段时间后，邀她参加他的贸易协会举行的年终宴会。正是在这个宴会上，他俩之间的恋爱关系得到了朋友们的赞许。宴会结束时，公司董事会主席悄声对丹尼斯说：“没错，丹尼斯！她就是你要寻找的伴侣。”他和她有许多共同之处，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生意角度来看。他们都对经济感兴趣，都相信保守党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德。丹尼斯本人不是政治家，但关心政治，他们结合后，他始终是妻子一切主张和信仰的第一个支持者。

    丹尼斯和玛格丽特在1951年大选前夕正式宣布订婚。这是个有意义的时间。在这年10月举行的大选中，保守党击败了执政的工党，结束了6年的在野历史，丘吉尔第二次出任英国首相。丹尼斯实际上早已提出订婚要求，但她直到几周之前才同意他的请求。他们向达特福市保守党协会主席约翰·米勒透露了这个决定。不过米勒建议他们到大选结束后再发布这个消息，因为玛格丽特是保守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临近大选，如果选民知道了这个消息，会造成不利影响，选民们可能会认为，玛格丽特一旦结了婚，就会变成一位整天忙于家务的妻子和母亲，只能拿出很少的时间从事选区的工作。当然，如果他们真这么认为的话，是对玛格丽特太不了解了。不过米勒的考虑是对的，如果在投票前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的确会对选民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不利于玛格丽特的当选。然而，在投票的前一天，这个消息还是透露出去了。在过了大约六个星期之后，即1951年12月13日，他俩正式举行了婚礼，玛格丽特便成了撒切尔夫人，她的名字变成了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时玛格丽特26岁，丹尼斯36岁。

    在此之前，玛格丽特把丹尼斯带到格兰瑟姆，去拜见了她的双亲以及她的一些好朋友，其中包括卡农·古德里奇和他的夫人。玛格丽特很高兴把她的未婚夫带回到家乡看一看。格兰瑟姆是她长大和曾经辛勤工作过的地方，也是她曾一度想极力摆脱的社会环境。在经历了多年之后，特别是在事业上有了一定成就，生活上又一帆风顺的时候，来看看这座既喜爱又想摆脱的城市，是别有一番意味的。

    玛格丽特和丹尼斯的婚礼相当简单，是在伦敦城市路威斯敏斯特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的。只有大约50名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参加了婚礼。他们很明智，婚礼没有大讲排场。丹尼斯家来参加婚礼的人只有他寡居的母亲和一个未婚的妹妹。她们住在伦敦南部郊区中上阶层居住的巴恩斯区。玛格丽特的父亲、母亲和姐姐玛丽亚都来参加了婚礼。玛丽亚在伯明翰结束培训后，在格兰瑟姆当了几年巡回理疗医生，这时她已同苏格兰农场主威廉·卡伦结婚。罗伯茨先生把自己心爱的小女儿托付给了新郎丹尼斯·撒切尔，尽管他对自己的女儿竟然嫁给一位离过婚的男人感到不太满意。然而，非常宠爱丹尼斯的老撒切尔夫人和撒切尔小姐，对丹尼斯竟然娶一位格兰瑟姆市杂货商的女儿做妻子也感到十分不愉快。双方各有短处，不太门当户对。

    同丹尼斯的结合，表明玛格丽特决心同卫理公会严格的教义决裂。这一决心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她对结婚礼服的选择上。她在婚礼上穿的礼服一反常态，既不单调，也不老气，不是婚礼上常穿的白色礼服，而是色彩艳丽的天蓝色天鹅绒长大衣，头戴一顶用鸵鸟羽毛点缀的天蓝色帽子。后来，她一直喜欢穿色彩艳丽的服装。

    自从成为撒切尔夫人之后，她再也没有像年轻时那样严格遵守卫理公会的教义，也不强求自己的孩子这样做。不过，她一直没有放弃宗教信仰。在任首相后，她在挑选牧师方面插手过多，比以住任何一位首相都关心这个问题，超出了从法律上说一位政府首脑应该管的范围。另外，她在任首相后，还经常到位于契克斯的首相乡下官邸附近的教堂里作礼拜，去的次数比她的很多前任都多。宗教信仰在她的工作和私人生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后来，她逐渐脱离了卫理公会的教义，而越来越接近于英国国教圣公会。

    玛格丽特的婚姻标志着她已与她的故乡、她的阶级以及她以前的宗教信仰彻底决裂了。早在牛津求学期间，她就同格兰瑟姆小城及其下层阶级疏远了。嫁给中等产业的继承人丹尼斯后，她一跃成为富裕阶层的一员。从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她和他门第悬殊，玛格丽特显然是高攀了，丹尼斯则有点屈就。但熟悉他们的人无一不承认他们的婚姻是美满的，双方的选择都是对的。后来玛格丽特紧张繁忙的政治活动并没有使他们的婚姻生活毁灭，反而使它更加幸福美满。

    嫁给丹尼斯这样一个有钱的人，对玛格丽特来说具有更大的意义，这使她不必自谋生计，不必再为了钱而花费精力和时间，她可以专心致志地去从事自己的政治事业。对一个女性来说，要想在个人的事业上有成就，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的保障实在是太重要了。她成名之后，曾毫不隐讳地说：“丹尼斯的钱帮了我的大忙。” 确实，有丹尼斯为她提供经济保障，她不必为生计奔波。与男性政治家相比，这是她的一大优势。她本人没有什么财产，但她嫁给了一个拥有财产的丈夫。就经济状况而言，早期的撒切尔夫人相当于她后来所抨击的保守党大地主阶级。

    丹尼斯坚定地支持妻子的事业。他本人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因此只能是别人的支持者，而不是竞争者。他非常谦逊，安于做一个生意人。他对自己在撒切尔夫人的成就中所起作用是这样评价的：“我一贯坚持工作第一的原则。人们经常对我说：‘你在政治上为玛格丽特做了许多事。’这只是溢美之词，事实不是这样。我要养活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必须把我的工作放在首位。” 丹尼斯讲的是大实话，养活妻子和孩子在英国男子眼里是应尽的义务。

    丹尼斯的工作确实很有成绩。1965年，他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公司被卡斯特罗公司接管。不久，卡斯特罗公司又被伯马赫石油公司接管。一个小小的地方公司终于发展成国家级的大公司。他本人也在公司经理的职位上步步高升，收入相当可观。

    丹尼斯是玛格丽特称心如意的伴侣。1975年，玛格丽特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时，他正好从公司退休。从此以后，他全力以赴为妻子的政治事业服务。他赞成妻子的一切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后来被人们以他的姓氏命名为“撒切尔主义”。

    在公众的眼里，丹尼斯一直是个非政治家的形像。他是一流的橄榄球裁判和高尔夫球迷。伦敦附近各郡的酒吧是他常去的地方，他甚至能够向妻子说出全国每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位置。有一幅有关丹尼斯的漫画逼真地反映了丹尼斯对高尔夫球和高尔夫俱乐部的兴趣和他偏爱生意人胜过政治家的特征。在公共场合，他向来是谨小慎微的人，从未说过对妻子的政治活动不利的话。但在家里，他不必像在公众场合那样谨慎，他会把他对每一件事的感觉和想法都说出来。他仇视社会主义者和工会势力，偏爱南非白人种族。这一点他同妻子一样。但是俩人在家里总免不了争吵。然而，这种争吵正是联结他们夫妻生活的纽带之一。新闻界常常认为，丹尼斯在玛格丽特当了首相后仍然对生意有着浓厚的兴趣，渴望玛格丽特早日离开唐宁街10号。实际上不是这样。丹尼斯始终是妻子政治活动的战友。玛格丽特在当上首相后曾告诉记者：“我心情不好时，只能朝丹尼斯发泄。他总是伸出双臂，抱住我说：‘亲爱的，你真像哈罗德·威尔逊首相。’这话惹得我捧腹大笑。”

    玛格丽特在婚后一年多就怀孕了。在1953年8月，出乎她自己的预料，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而且是一男一女，男孩取名马克，女孩取名卡罗尔。她通过剖腹生下这对婴儿，两个婴儿生下的时间相隔两分钟。玛格丽特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有时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直至她当了首相后仍常常表现出强烈的爱子之心。但是，她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极少感情用事。得子的喜悦并未使她忘记自己的事业。她还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就报了名参加即将在12月举行的律师资格最后考试，以便早日拿到她梦寐以求的律师资格。这意味着，她必须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学完规定的法律课程，并达到应有的水平。为此，她必须抛开出生不久的孪生儿女，去与书本为伴。

    在做出这种决定时，就显示出了嫁给有钱人的优越性。对一般人来讲，学费再加上在外面生活的开支，已经是很难支付得起的了，此外，还要请人替她做家务，在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劳动力是很值钱的。可是对玛格丽特来说，这些都不成为问题，她很容易就作出决定，因为丹尼斯的收入完全可以满足她的需求。而且，丹尼斯在主观上也非常支持她。在当时，要取得律师资格就必须先接受律师培训，系统地学习法律课程，通过考试后，还要以见习律师的身份到律师事务所在高级律师的指导下实习。那时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每年必须向导师交纳100英镑，并向律师事务所的办事员交纳10.5英镑。没有丹尼斯的收入，她是很难学下来的。此外，丹尼斯的收入还使他们有能力雇用一个保姆来照看孩子并料理家务。在两个孩子进入寄宿学校之前，他们家里一直有人做保姆。两个孩子的降生和请保姆来家居住，意味着住房面积需要扩大。对有钱的人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他们也很走运，在原来住的房间隔壁又租用了一套房间，仅仅把墙打通就行了，房间的数量和面积都增大了一倍。当然，房租也相应增加了。在他们居住的地区，房租是比较高的。

    撒切尔家的住房位于切尔西洪水街。丹尼斯和玛格丽特住原来的套间，两个孩子和保姆住新套间。两个套间相隔一扇门，还有一条长长的过道。在两个孩子长大一点后，就在这条过道里骑三轮车玩。两个孩子小时候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这些衣服，通常是由他们的外祖母比阿特丽丝·罗伯茨缝制的。玛格丽特也常常为孩子制作衣服，她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一手做衣服的好手艺。她很喜欢把一些无用的边角废料拼缝成有用的东西。有一次，玛格丽特把孩子卧室的窗帘用作里子，为他们做衣服。玛格丽特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品质，即使是当了撒切尔夫人后，她仍是如此。

    嫁给撒切尔先生，既是玛格丽特个人生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她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她真正开始了一个职业政治家的道路。而在此之前，她只用业余时间来从事政治活动，因为她必须首先挣钱养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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