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从小就热心于政治，读了大学后，她立志从事政治。结婚后，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志向，反而更坚定了自己从政的决心和信心，尽管政治在英国是挣不了大钱的职业。在她早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她表达了她的非凡志向和对妇女地位问题的见解。
1952年2月，撒切尔夫人应《星期日电讯报》之邀，写了一篇论述妇女与社会生活的文章。她指出，妇女不应该把操持家务看作是自己的义务，而应该有一个职业。“这样，她们的天赋和才华才能发挥出来，为社会服务，而不致于被浪费。”那种认为妇女出来工作，家庭就要遭殃的观点纯粹是胡说八道。她认为，妇女不仅要工作，而且要努力在某一行业上出人头地。更重要的是妇女应该参政议事。她还说，现在议会下院里的625个议员中只有17位妇女，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妇女呢？女议员们也不应该满足于自己小小的职位。“妇女应该和男人一样，担任重要的内阁职务。为什么不能有女财政大臣或女外交大臣呢？” 这是她的妇女宣言。她用她几乎一生的精力来实践她的宣言。
玛格丽特真正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应该说是从1949年她第一次被选定为达特福市选区保守党议员候选人算起。那次，她为了竞选，辞掉了在科尔切斯特BX塑料公司的工作，并搬到了达特福市居住。她同一对夫妇住在一起，这对夫妇是保守党协会的积极分子。玛格丽特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她每天早晨6点35分离开住处，乘公共汽车到火车站，再换乘火车前去查林克罗斯，然后又乘公共汽车到哈默史密斯，在莱昂斯公司食品研究室开始一天的工作。她在这里工作也只不过是为了挣钱，以支持她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同在BX公司的工作一样。下班后，她按照同样的路线返回住地。在匆匆吃完女房东为她准备的晚餐后，她就投入到与选举有关的工作中去。她看资料、写讲演稿、进行各种准备工作，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由于有了机会去从事自己真正热爱的工作，而且她周围的人与她志趣相投、信仰一致、拥护她的观点，她感到非常快活，干劲十足。而在这之前，她周围的人对她的兴趣和信仰都感到厌烦。
玛格丽特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保守党在达特福选区的工作。达特福是个大选区，下面还有3个分选区，它们是埃利斯、克雷福和达特福。她立即开始结识每个分选区的积极分子，鼓励他们对保守党的事业要有热情、有干劲和忠心，并且为他们做出榜样。她与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热情洋溢、勤奋刻苦、对事业赤胆忠心。玛格丽特在自己的一生中，可能得罪了某些人，使他们变成了自己的敌人。但是，凡是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一直敬重她，其原因很简单，她总是愿意与其他人一样努力工作。玛格丽特积极参加选区协会组织的各种募集捐款的活动，出席群众集会，其中一次是为安东尼·艾登（继丘吉尔之后任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的竞选而举行的集会。在那次会上，她碰巧同她后来的政治对手爱德华·希思并肩地坐在主席台上。希思当时是附近的贝克斯利选区未来的候选人。
玛格丽特总要在自己选区内外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有一次，她在贝克斯利妇女午餐俱乐部就妇女权利问题发表演说，给人留下深刻印像。她劝告妇女们说：
“不要被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的高谈阔论所吓倒，我们要从自己家庭的角度来考虑政治问题。妇女在生活中接触的毕竟是食品供应、住房紧张和孩子的各种机会日益减少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
在每次演讲之前，玛格丽特都会非常紧张，所以，她把许多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不过，一旦登台演讲，一切紧张情绪便会烟消云散。她讲得条理清楚，简单明了，几乎不要提示或讲稿就能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她在当保守党领袖之前，讲话从不念讲稿，但在担任了保守党领袖后，不得不改变作法，因为每次讲话都要预先散发讲稿，她所讲的内容，必须同讲稿上写的一致才行。演讲是她喜爱的工作之一。使她感到最为困难的是在工厂大门口与鱼贯而出的人们谈话，而这种谈话是竞选工作的重要内容。她感到，同达特福市工厂门口的工人谈话并不比同BX公司的工人谈话轻松。尽管如此，她还是坚持不懈，凡是应该做的，她都去做，而且以自己独特的自信完成人们所期望她做的一切。到1950年2月举行大选时，她在自己的选区已经是人人皆知，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玛格丽特到处游说，在选区内尽可能多地抛头露面，凡是能出席的会议，她一定到场。她得到了当地报纸的大力支持，这些报纸常用大量篇幅报道她的活动情况。在1950年的时候，妇女候选人极为罕见，因此，每当有妇女参加竞选时，报界总会格外礼遇。然而，由于政党在该选区力量对比差距很大，不管报界怎样大力宣传，也不管玛格丽特及保守党协会作出了多么艰苦的努力，都未能使保守党赢得这个选区的席位。工党候选人诺曼·多兹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他得了38128张选票，而玛格丽特只得了24490张。但不管怎样，玛格丽特还是有很大成绩的，她使保守党在达特福选区增加了50%的选票，工党的多数票丧失了1/3，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个地区的选举结果是当时全国选举情况的一个缩影。虽然以克莱门特·艾德礼为首的工党再次执政，但仅以微弱多数获胜。因此工党的政权很可能是不稳定的，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举行新的大选。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在1945年以惊人的胜利执政后，在国内大力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大规模实行国有化，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这些政策对恢复战后英国的经济，缓和社会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有不少负面效应。因此，工党在选民中的威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保守党在经历了1945年惨败的打击后，开始励精图治，进行党内的革新，使党的力量又壮大起来。1950年的选举结果就反映了工党和保守党力量对比上的变化。
1950年大选后，玛格丽特再次被选为保守党达特福选区的候选人。但是，在1951年10月的大选中她再次失利，这多少与她和丹尼斯订婚的消息被传出去有关。然而，在全国范围内，保守党却赢得了胜利，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出任首相。
在这个过程中，玛格丽特开始学习法律。早在格兰瑟姆时，她就去地方法庭旁听，当地法庭每隔3个月开庭一次，她几乎每次都去。从那时起，她就立下了要学习法律的志向。她坚信，学习法律是进入议会的最好途径，同时，她也看出，她在达特福已没有多大希望。于是她报名参加法律教育委员会，利用业余时间读法律。这就意味着，她除了在达特福市附近的莱昂斯公司工作，参加保守党的重大政治集会，如在伦敦举行的全国保守党候选人大会外，还要挤出时间攻读法律。当时，在全国保守党候选人大会上，年轻、漂亮、未婚的女子非常受尊重。正是那次大会上，玛格丽特第一次见到了在她以后的生涯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艾雷·尼夫和安东尼·巴伯。
玛格丽特头两次当达特福选区的议员候选人，虽然没有使她成为议员，但给她以后的政治生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使她得到了许多好机遇。
1953年11月，玛格丽特通过了获取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她先是到内殿法学院 第五高等法院弗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在民法和刑法方面作半年的见习律师。3年前玛格丽特在保守党候选人大会上碰到的艾雷·尼夫就在这里。之后，她又同约翰·布赖特曼一起到林肯法学院见习6个月的诉讼法。最后，她又回到内殿法学院高等法院律师约翰·森特爵士的律师事务所见习税务法。在这里，她又见到了安东尼·巴伯，他也是1950年大选时的议员候选人。这些活动都是由约翰·森特爵士为她安排的。森特爵士是一位著名的税务法高级律师，他以非官方的身份向政府提供咨询。在下院的一次晚会上，玛格丽特的位子紧靠着他，当时玛格丽特还在为取得律师资格而攻读法律。玛格丽特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像，他对她取得律师资格后的去向提出了建议。他建议她到律师事务所去见习，还告诉她应该在哪些方面见习，要多长时间，以及应该到什么样的律师事务所去，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还允诺她，在高等法院见习完后，可以在他那里留下来开业当律师。一般来说，除非是律师事务所的成员，否则再好的律师也不允许开业当律师。遗憾的是，森特爵士的允诺只是空头支票。当玛格丽特按照他的建议实习完并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干了半年之后，森特爵士便毫不留情地告诉她，他的律师事务所已没有她的位置了。当初他答应给她留个位子，是因为他正准备扩大他的事务所，后来他放弃了这个计划，连原有的一些雇员都被裁掉了，更不可能有玛格丽特的位子。
玛格丽特来森特爵士的律师事务所见习，在律师界引起了一股小小的风波。当时律师界的人都认为，在法律事务方面，女律师只能处理那些与妇女有关的、她们容易理解的案件，如家庭纠纷和离婚之类的案件。而税务律师则是男人所专有的行当。许多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男律师或者出于忠实地维护这种观念，或者出于妒忌心，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坚决不让妇女插足税务案件。玛格丽特的到来使他们感到，这个女人正在抢他们的饭碗。有一个见习生甚至坚决地认为，像玛格丽特这样的孩子妈妈，根本就不应该出来工作，而应该呆在家里给小孩洗尿布。起初，这位见习生曾在事务所里大叫大嚷，向同事们表示反对妇女涉足法律。可是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因为玛格丽特的工作实在是无懈可击，她工作认真、效率很高、有条不紊。她总是准时上班，一到办公室就马上投入工作，工作时从不与人闲谈，不浪费时间。
然而，玛格丽特不是一位天生才气横溢的学生。有一次她负责处理一宗是否向某个互助会提供补助金的案件，税务署认为，该团体不应享受补助，因为他们的登记册上没有这个团体的名字。她的导师彼得·罗兰要阐明的相应问题是：“如果某个互助会是在实行注册登记制度之前成立的，是否也必须登记？”玛格丽特对此感到茫然，不知从何下手。她不得不由导师仔细地加以引导，进行各种答辩所必须的研究工作。虽然她工作很努力，但头两次准备的答辩还是被导师退了回来。第三次，她终于在深入地研究了问题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这项工作整整花了她10天时间，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涉及10英镑的案子。但不管怎样，玛格丽特为她的委托人打赢了这场官司。当这个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出来时，她已经离开了那家律师事务所。
玛格丽特离开内殿法学院后，先是到了新广场街五号林肯法学院的一个名气不大的税务律师事务所出任律师。起初，她曾向自己曾见习过的那家诉讼律师事务所申请工作，但那里没有空缺。后来，经她原来的导师约翰·布莱特曼介绍，她在新广场街对面的邦纳律师事务所得到了一个职位。她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1年，这一年，哈罗德·麦克米伦任命她为内阁的低级大臣 。但是，她在邦纳律师事务所办公室门上的名字，直到1969年才被取下来。
玛格丽特的律师生涯是坎坷的，但她始终没有忘记，她当律师的目的不是一辈子从事这个职业，而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名比较出色的议员。律师职业只不过是她达到这个最终目标的一种手段。律师经历对玛格丽特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表现在她的社交、政治职业及思想诸方面。就社交而言，律师界向来是胸怀大志的保守党政治家云集的地方。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她认识了几位同她一样具有远大抱负的人。除公立学校外，律师界也是保守党人编织关系网的一个重要阵地。在一家事务所里，玛格丽特认识了迈克·哈弗斯。许多年以后，她任命他为检察总长。在这里她还同艾雷·尼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尼夫是战斗英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第一个从德国迪茨堡战俘营逃回来的盟军军官。后来他又成功地组织了一次逃亡行动。他成了玛格丽特的终生的朋友。20年后，当玛格丽特参加保守党领袖的竞选时，他是她的竞选办公室主任。他的组织才能和活动能力为玛格丽特登上党魁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
律师生活是一个人走向国家政治中心的基础，因为它能够使人们练就一副能言善辩的口才。然而税务律师与此不同，几乎不参加法庭辩论，很少在陪审团面前露面。税务律师生活对玛格丽特有强烈的吸引力是有特殊原因的。她自己说：“我对政治的另一方面--金融特别感兴趣，所以我选择了律师生活的侧道--税务律师职业。” 以前她就喜欢和数字打交道，善于追寻蛛丝马迹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她承认，在当税务律师期间，她碰到许多极为复杂的难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玛格丽特认为，她的律师经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律师生活含有一定的哲理，法律和政治密切相关。1974年8月，她对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说，法律是自由理想的组成部分。她特别喜欢法律，喜欢回到律师协会，与众多的律师聚会。她认为，法律的魅力主要在于“它对自由和民主极为重要。”玛格丽特虽然只是个普通律师，在律师界工作时间不长，没有获得王室法律顾问（律师的一种很高的荣誉称号）的头衔，但她懂得法律，至少可以免受别人的威胁和伤害。律师生涯使她对法律术语了如指掌，这使她在当了首相后深受其益。她坚定不移地把法律作为实施政治变革的工具。在法律和政治紧密结合的新时期，撒切尔夫人是第一个谙熟法律的首相。
玛格丽特最喜欢的工作是政治，她从不对自己的同事掩饰自己的野心。她很快就加入了保守党律师协会。在协会内，她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工作，比任何人都积极。功夫不负苦心人，她终于在1955年至1957年间担任了该协会的执委会的委员，她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妇女。这个职位使她离议员席位更近了一些。为了当上议员，她在新广场街自己的办公室内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日夜。而由于一时不能进入议会，她曾一度产生过消沉和失望情绪。
1954年11月，在北肯特的另一个选区奥尔平顿举行了一次补缺选举 ，玛格丽特的名字上了候选人的名单 ，并且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但是这次她又失败了。两年后，上述的情况又重复了3次，先是在贝克纳姆，后来在阿什福，接着又在梅斯，她都曾被列为当地的候选人，但没有当选。而在其他一些选区，她的名字都没被列入正式候选人名单。她就这样在希望--失望的循环中煎熬了好几年。直到1958年，她才时来运转。这一年，位于伦敦北郊的芬奇利选区的保守党议员约翰·克劳瑟爵士宣布，他不再参加下次大选。芬奇利是距威斯敏斯特宫（英国议会所在地）最近的选区之一，拥有12000个保守党人。这是对保守党候选人很有利的因素。玛格丽特有过多次竞选的经历，她觉得如果能成为该选区的候选人，成功的希望很大。于是，玛格丽特申请参加候选人的竞选。当时，报名参加竞选的人有200名之多，经过筛选，最后只剩下3个人被列为最有获胜希望的人选，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其中之一，结果玛格丽特击败其他两人，成为该选区的正式候选人。
按常规，保守党协会在选举候选人时，经常起关键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候选人是否愿意住在本选区。由于这个原因，撒切尔夫妇一直拖着没有买房子，因为他们不知道玛格丽特将成为哪一个选区的候选人。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预料不到的变化，他们居住的地区的房租突然猛涨，这是由于保守党政府为了保护私有住宅业而取消房租限制所致。撒切尔夫妇不愿意付高额房租，决定买房子。他们选定了肯特郡法恩巴勒附近的一处住房。这里正好位于伦敦的正南方向，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几个月后玛格丽特城芬奇利选区赢得了候选人资格，这个区在伦敦的正北。幸好，撒切尔夫妇在法恩巴勒而没有在更远的地方买房子。芬奇利选区财政和总务委员会对选举委员会挑选新的候选人仅仅作了两项规定，即(1)候选人必须在40岁以下；(2)住在离选区中心40英里以内。他们买的房子刚好在40英里以内。
当上候选人后，玛格丽特立即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竞选工作。每到周末，她都前去发表演讲，参加集会和义卖活动，拜访各种家庭和养老院，走访学校。她开着她那辆老式福特牌汽车穿过伦敦去选区活动，直到深夜才回家。芬奇利选区的老百姓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该选区保守党协会下设13个支部，每个支部都举行了各种类型的社交集会，把玛格丽特介绍给它们的成员。有一个支部的主席决定，参加活动的人可以免费入场，但却打算用抽彩售货的方式来补偿支出的费用。玛格丽特得知此讯后提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她从旁边的酒架上拿下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说：“我要用逐步削价拍卖的办法，卖掉这瓶酒。”到那晚活动结束时，她真的用这种办法把那瓶酒拍卖了。那瓶酒卖了10镑钱。更让到会的所有人都赞赏不已的是，她虽然直到几小时前才认识他们，但却可以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而且一个也没有叫错， 给人一种她与他们是老相识的感觉。学习化学训练出来记忆力发挥出了功效。
人们普遍认为，保守党在芬奇利选区的席位是十拿九稳的。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玛格丽特在竞选中仍然像在达特福时那样，积极地进行竞选，一丝不苟，不辞劳苦。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她终于成功了。1959年10月8日，也就是在她34岁生日的前5天，她以比前任议员多3500张选票的结果获胜。玛格丽特·撒切尔终于成为一名国会下院的议员。
当时，玛格丽特的孪生子女只有6岁，不可能参加大选的任何活动，帮不了母亲什么忙。他们对于这次大选唯一能记得的是，一天他们跑到房子外面玩时，发现母亲的车子停在外面，车上装饰着蓝彩带和标语，他们意识到发生了某种令人振奋的事情。后来，他们长大了，在竞选中有时在大街上散发竞选材料，走街串巷为母亲拉选票。但是他们在母亲的政治生活上基本没有起什么作用。那年晚些时候，有一次玛格丽特曾带着女儿卡罗尔去为选区的一个圣诞节义卖市场主持开幕式，她站起来说：“刚才，就在我走上主席台前，我的女儿对我说：‘妈妈！你的讲话不会太长，是吗？’”这番话，博得了人们很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1959年10月20日，英国新一届议会举行会议。当玛格丽特来到下院时，已有不少摄影记者等在那里，他们急于要拍下新议会吸收的这位新议员。除了玛格丽特之外，新议员中还有不少知名人物，但撒切尔夫人最为引人注目。第二天上午的报纸及时地刊登了这些人的照片。保守党在大选中再次获胜，连续执政，继续由哈罗德·麦克米伦出任首相。麦克米伦在英国政界很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在他的任期内英国经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他也因此被誉称为“超人麦克” 。玛格丽特也十分崇拜他。
在1959年的大选中，撒切尔夫人以超出对手16260张选票获胜，成为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她特别喜欢芬奇利地区，喜欢这里人的素质和生活环境。当时，拥有住房的人在这里占很大的比例。有1/3的成年人是工商界的经理、政府部门职员或者有固定职业。该区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学生失学率低，大学毕业生数量可观。现在，芬奇利选区属于她了，这里是她获得成功的地方。这次成功标志着她已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了。在她的心目中，故乡格兰瑟姆显得更加遥远了。
）第七章 家庭主妇
1951年12月，玛格丽特·罗伯茨同丹尼斯·撒切尔结婚后，便到国外度蜜月。他们先到了葡萄牙，后又去了马德里，最后到了巴黎。在欢度蜜月时，新郎丹尼斯还顺便做了几笔小生意。他们度假结束返回伦敦后，就住在丹尼斯在切尔西的公寓里。丹尼斯仍然每天开车前往位于埃利斯的公司。他早出晚归，很辛劳。同时，玛格丽特则埋头于学习法律，她研读经典著作，撰写文章，到法律教育委员会上课。晚上，她负责做晚饭。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必须这样做。在凯斯蒂文中学时，她同所有的女学生一样学习了家政学，因此制作像圣诞蛋糕之类的东西并不感到困难。但她的技艺并未得到施展的机会，从中学毕业后，她一直住在有早饭和晚饭供应的家庭或公寓里。她认为，买菜、做饭太浪费时间，而且像她这样想干大事业的女人也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但是，为丈夫做饭则是另一回事了。她不仅觉得这是一种义务，而且逐渐地爱上了烹饪，总是想多学一点做饭的手艺，尽量做得好一些。她坚持制作那些简单而又看上去开胃、吃起来味美的菜肴。在这方面，她也显示出了她不同寻常的能力，她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劳动做出让人满意的菜肴来。
玛格丽特真正的在行家务工作是室内装饰。她喜欢亲自去购买壁纸、挑选油漆，然后回到家中，穿上宽大的工作服，把桌子上的东西搬掉，把房间的四壁清扫干净，自己动手贴上壁纸或刷上油漆，使房子面目一新。在她担任保守党领袖之前，凡是撒切尔一家住的房屋，都是由她装饰。当了保守党领袖后，公务繁忙，几乎抽不出时间干其他的事情，她才不再亲自动手装饰房间。装饰房间是玛格丽特的一种爱好，她把它看成是一种最好的休息方式。她干这种活时，从来不是仅凭一时的兴趣，心血来潮地随便做一下，而是做得很认真、很有条理、有计划。
作为家庭主妇，玛格丽特的另一个爱好是为孩子缝制衣服。她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学到了一手做衣服的好手艺。孩子长得快，穿戴的衣物很快就小了；双胞胎，又不能像许多人家那样让弟弟捡哥哥的旧衣服穿，真是没有办法。玛格丽特很乐于把一些无用的边角废料拼缝成可穿戴的东西。
撒切尔夫妇在法恩巴勒买的房子是位于私人住宅区内的一所独家独院的建筑，有4个卧室，花园的面积差不多有一英亩。他们选中了这所房子，是因为它离一家医院很近。这里环境幽雅，门前的道路通往一片树林和一个小湖泊，湖的对面是旷野和农田。冬季，湖面上都结着冰。他们的邻居都是有专门职业的人，男人们一般都是白天从布朗利车站乘火车到伦敦去上班，而他们的妻子则呆在家里看孩子，接送孩子上学，做家务。在50年代，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妇女都是这样生活的。但撒切尔夫人却不同，她每天自己驾车到林肯律师协会上班，同其他家庭主妇从不来往，格格不入，因此，住在那条街上的居民对她始终不甚了解。可是她的两个孩子却不同，马克和卡罗尔同周围的人混得很熟悉，完全与他们打成了一片。他们经常到马路上去玩，每到吃茶点或上床睡觉时，如果这对双胞胎中有一人不在家，保姆就要让另一个骑车去寻找。
在家中准备茶点的当然是保姆。在切尔西时就住在撒切尔家里的那位保姆也搬到了法恩巴勒，但后来与一位花匠结了婚，离开了撒切尔家，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于是撒切尔夫妇又雇用了一名新保姆来代替她。新保姆名叫艾比，自己有家产，她同样承担了照看孩子和料理家务的责任。撒切尔一家人都非常喜欢她，把她当成家中的重要一员。艾比在撒切尔家呆了六年，直到马克和卡罗尔都进了寄宿学校才离去。她对撒切尔家很有感情，在她离开之后的许多年中，每逢学校放假，她就来撒切尔家帮助料理家务。她办事稳重，待人和蔼，给了两个孩子很多温暖和抚爱。而撒切尔夫妇虽然也很爱孩子，但却很难做到像艾比那样。这也许是他们太忙了的原因。
不过，玛格丽特确实是一位感情从不外露的女性。有一次，她父亲在谈到她时说：“玛格丽特是个99.5%的完美人，0.5%的不足之处是她应该显得温存些。” 她对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本正经，几乎是维多利亚时代式的做法。她没有给孩子们取过别名，一直叫他们的大名。她从来没有和他们一起痛快地玩过，也没有带着他们去树林散过步。她在当律师时，孩子们就很少能见到母亲，在她当了芬奇利选区的候选人后，孩子们就更少见到她了。
丹尼斯同玛格丽特一样，也很刻板。他对孩子也是一本正经，而且相当粗暴。他强迫孩子们注意仪表、举止和规矩，不允许孩子养猫养狗，不允许他们在家里穿拖鞋。他一贯认为，家里的一切东西都必须保持整洁，有条不紊。他喜欢的娱乐就是在后花园打球，为此，他在那里架起板球网，让马克练习击球。他还修建了一个玩保龄球的场地。丹尼斯一生最喜欢的运动是橄榄球，而且这种嗜好经久不衰。他曾是第一流的橄榄球裁判。虽然他从未在国际比赛中显过身手，但在他刚结婚时，每到橄榄球比赛季节，几乎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去作裁判。大约在1956年，由于腰椎间盘严重错位，他被迫结束了当裁判的生涯。后来，他喜欢上了高尔夫球，他发现这种运动既无碍于他的腰病，不会遭到医生反对，又很有意思。从那以后，他对高尔夫球几乎着了迷。
与丹尼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玛格丽特从来没有这样的业余爱好。她除了在中学时打过曲棍球外，以后再没有参加过什么体育运动。她的全部生活就是工作，工作是她生活的唯一目标和动力。与很多人不同的是，紧张的工作不但从未使她感到精疲力竭，反而使她精神焕发。她的睡眠时间很少，但从未见她精神不振。
自从撒切尔一家搬到法恩巴勒之后，罗伯茨夫妇就很少去看望玛格丽特，同时，玛格丽特也很少回格兰瑟姆。当然，他仍然同父母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经常给他们打电话和写信。她经历了一段在常人看来多少有点无情和相当自负的生活阶段，当然这是不会受到格兰瑟姆许多人的喜欢的。起初，她也感到格兰瑟姆这个小城令人生厌，不愿回去同她的父母呆在一起。若干年后，当她看到由于自己出身低微而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后，才又开始充满感情地提到格兰瑟姆。
玛格丽特当上议员后，呆在家里的时间就更少了。在议会开会期间，她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时，她在早上就先送孩子上学，然后再去议会下院。因为保姆艾比不会开车，这是她唯一的不足之处。撒切尔夫妇为他们的双胞胎挑选的小学是一家名叫巴斯顿的私立小学，他们的街坊也有几家的孩子在这个学校读书，于是，他们就组织起来，轮流接送孩子上学。这样，她可以省下不少时间，有时可以直接前去下院。由于她工作十分繁忙，每当轮到她下午去接孩子的时候，她常常让秘书代劳。孩子们经常一连几天都见不到她。当然，她心中还是有孩子们的，她每晚6点无论如何都要打电话给自己的双胞胎，向他们道晚安，这成了她必须做的一件事情。由于得到了艾比很好的照顾和爱抚，马克和卡罗尔经常见不到母亲也不觉失去了什么。艾比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她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许多方面代替了母亲。对孩子们来说，母亲是一个与他们疏远的人物，她每天都出去工作，有时周末也不回家。她总是那样忙忙碌碌，不管是当律师还是后来当议员。甚至孩子们都认为母亲们在外面忙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卡罗尔到朋友家做客时，一边吃着家庭自制的巧克力蛋糕，一边问朋友这样的问题：你们的母亲不出去上班，整天都干些什么。
孩子们很少见到母亲，同样，做丈夫的也很少见到自己的妻子。家庭生活平淡，外面立刻传言四起。玛格丽特当上议员后不久，下院秘书办公室的人都认为，过不了多久，撒切尔先生就会另觅新欢了。然而这样的结局并没有产生。玛格丽特与丹尼斯从结婚之日起就相互尊重对方的志向与事业，两人的事业心都很强，都把各自的事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虽然他们都很热爱家庭，但都认为家庭应该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力，而不应是有形的束缚。如果家中出了什么事需要他们在场，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赶回去，把解决家中的问题视为最重要的事。但是，如果家中平安无事，他们就把一切家务事都交给忠实可靠的艾比。玛格丽特的家庭观是：生活决不只是围着家庭转，家只是你赖以出去做自己的事情的基地，全家人应以这个基地为中心，各自做自己的工作或参加其他活动。她的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这种观念。
玛格丽特的姐姐玛丽亚的生活与她就大不相同。玛丽亚当时住在埃塞克斯的一个农场，有3个孩子，农舍的厨房中洋溢着家庭生活的乐趣。全家一日三餐都在这间农舍里吃，每一餐都是伴随着欢声笑语。而在撒切尔家，全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是少有的。因为撒切尔夫妇都常常很晚才回家。玛格丽特不是出席各种会议，就是呆在议会里；而丹尼斯则不是出席商界和俱乐部举行的晚宴，就是同打高尔夫球的朋友共进晚餐。他们的女儿卡罗尔小时候曾到姨妈家串过门，她对两个家庭的不同生活方式深有感触，为自己家里缺少那种家庭乐趣而感到遗憾。她的这种感受在她呆在朋友家中时更加强烈。她有时到同校的一位好朋友家小住。这位朋友家的情况与她家也迥然不同，不仅有漂亮的房子，还有游泳池和网球场，所有的活动都在家中进行，一家人经常在一起。相比之下，她自己的家真是太冷清了。
丹尼斯从不抱怨自己家庭的生活状况。他积极支持妻子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尽管他自己并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当然，必要时，他也会同妻子一道参加游行等，但他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追求自己的乐趣。他的生活方式和兴趣在许多方面与妻子大相径庭。他吸烟，而她不但不吸，而且不能忍受周围的人吸烟；他爱饮酒，而她只喝少量的酒，她常责怪他喝得太多；他酷爱体育，而她则对大部分体育运动都不感兴趣；他经常说一些粗鲁的话，她对此感到很不习惯，尽管她偶尔在发怒时也会顺口冒出“该死的”这样不雅的词语。然而，他俩的基本人生哲学是相同的。所以，尽管他们婚后的生活从未出现过充满激情的浪漫色彩，但是他们的婚姻一直是美满的、稳定的。
全家每年或长或短有一次团圆的时候，这就是一年一度的假期。在婚后最初的岁月里，玛格丽特很喜欢休假。开始，全家每年只出外度一次假，按英国人传统的做法，都是夏天到海边去。然而，有一年暑假，由于7岁的马克出水痘，全家原定到布列塔尼去度假的计划只好取消。为了补上这次度假，在当年的圣诞节假期，他们全家去瑞士滑雪。这是撒切尔一家过得最愉快的一个假期。在那以后的5年中，全家每年都到瑞士去滑雪两周。而每年8月，他们仍到海边度假3周。他们经常去的地方是怀特岛的西维尤，在那里，他们同其他一些每年都去的家庭一起度过暑假。有几年，他们在海边租了一套房子，自己做饭吃。还有几年，他们住在皮尔饭店，这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风格古怪的巨大建筑。玛格丽特被正式提名为芬奇利选区的候选人那年，撒切尔一家就是在皮尔饭店度假的。在这里，撒切尔夫妇还结识了一些后来成了他们的挚友的人，其中包括约翰·斯特宾斯律师和夫人特里西亚。这些朋友在未认识他们之前，都以为撒切尔夫人很难接触，然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在结识了玛格丽特后的很短时间内，就为这位精明强干的年轻律师所倾倒，然后与之成为好朋友。在皮尔饭店时，有人看见约翰·斯特宾斯带着撒切尔家的双胞胎，一手牵着一个，在海里玩水。撒切尔一家和朋友们一起在海滩野餐，在海里游泳，在海上泛舟。丹尼斯很喜欢领着孩子们玩，他常带着一帮孩子乘上他的快艇去海上兜风。有时，他们夫妇领着孩子们玩化装比赛。有一次，玛格丽特为一个男孩设计了一种“无形人”服装，就是用很长的绷带把孩子包起来，结果这个孩子得了一等奖。
虽然玛格丽特的朋友中有不少女性，但她还是感到同男人呆在一起比同女人在一起有意思。因为一般情况下，男人们所谈论的东西使她更感兴趣。很多知识界的女性都说她是势利眼。这也难怪，在很多情况下，她在社交场合所遇见的妇女在智力上都不如她自己。她的朋友都感到，要请她来赴宴向来是很难的。她甚至情愿同喝醉酒的男人说话，也不愿同女人谈天。一般年轻妈妈所常说的家常话她是从来不说的。一提孩子，她就只谈论重要的问题，例如对孩子的教育问题。
玛格丽特对自己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很重视的，特别是对孩子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进行了慎重的考虑。她和丹尼斯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到寄宿学校，而且很早就做出了这个决定。玛格丽特认为一所好的寄宿学校比任何走读学校都要强。丹尼斯本人是从米尔·希尔公立学校毕业的，他强烈地认为男孩子应该住到学校里去，女孩住校虽不如男孩那样有必要，但也没什么坏处。由于他们的家庭生活不安定，他们夫妇都很少在家，所以他们决定把女儿卡罗尔也送到寄宿学校去。撒切尔夫妇调查了许多家学校，并且在其中的几个都给孩子报了名。最后，他们给儿子马克选中了贝尔蒙特预备学校，这个学校是为日后升入米尔·希尔学校和哈罗公学作准备的。他们给女儿卡罗尔选的学校是哈特菲尔德附近的昆斯伍德学校。马克于1961年9月，8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卡罗尔则比自己的孪生兄弟晚两年得到这个待遇。
玛格丽特工作繁忙，很少在家里呆着。但这并不意味她是一位对子女不负责任的母亲。实际上，她对孩子总是牵肠挂肚的，对他们能否吃上营养充足的饭菜始终非常关切。有一次，卡罗尔到一位校友家去玩，回来后洋洋自得地对母亲说她的朋友请她吃了“油煎土豆卷心菜”。玛格丽特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以为女儿在别人家里吃了残羹剩饭，而自责自己的失职。
丹尼斯经常抱怨说，这两个孩子都被妈妈惯坏了。其实，了解内情的人都会说，被宠坏的只有儿子马克。玛格丽特是重男轻女，把儿子马克视为掌上明珠。在她眼中，马克总是小宝贝，所以百般地溺爱他。每当她在家时，她总尽力侍候他，极少责备他的过错。结果，有一段时间，马克成了一个十分令人讨厌的孩子。可是，相比之下，玛格丽特对女儿卡罗尔则厉害得多。直到撒切尔夫人退休后，卡罗尔在一些公开场合还对母亲的重男轻女表示不满。然而，卡罗尔却深受撒切尔家的朋友和熟人韵喜欢。由于不被溺爱，卡罗尔具备了许多马克所不具备的好品质。她比马克更聪明，而且具有某种反抗的天性。这对双胞胎从小个性就很不相同，两人关系也从来不很密切。他们的母亲也承认这一点。玛格丽特总说，这对双胞胎总是势不两立。无论从性格还是从外表上看，卡罗尔更像母亲。而马克则一直像父亲，而且他常喜欢模仿丹尼斯的一言一行。不过，玛格丽特对马克的一些严重的不良生活习惯还是坚决设法纠正。比如，当马克模仿丹尼斯在接电话时高声喊叫“我是撒切尔”时，玛格丽特就严厉批评他。她认为，即使是成年人，在自己家中这样接电话也是不礼貌的，而小孩子这样做就更不能容忍了。
撒切尔夫人很重视对自己孩子的培养。她决心给他们提供她小时候始终未能得到的机会，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上舞蹈课。他们一家还住在伦敦的时候，卡罗尔和马克就被送到瓦卡尼小姐开办的著名舞蹈学校上课。玛格丽特在童年时代，父亲是不允许她去跳舞的，她第一次步入舞场是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们住到法恩巴勒后，马克和卡罗尔都在附近的马术训练场学过骑马。虽然他们家中不允许喂养猫狗之类的小动物，但可以玩带皮毛的小动物以及洋娃娃之类的玩具。玛格丽特自己就特别喜爱一种小熊玩具。撒切尔夫妇很重视给孩子们过生日。每到这时，他们总要举行盛大的茶话会，在花园里做游戏。然而这种活动的具体筹办工作都是由艾比做的，虽然撒切尔夫人也在家。两个孩子每次过生日都显得非常高兴，甚至到了过10岁生日时，他们仍出乎母亲意外地显得非常欢快、激动。由于玛格丽特自己确实从来没有感受到童年生活的欢乐，所以她很难理解自己的孩子所表现出的激动情绪。她的这种对童年生活的不理解，使她有时干出蠢事。有一次，当两个孩子都住在寄宿学校时，玛格丽特清理了他们的玩具柜，把许多她认为已经没有用了的玩具都扔掉了，因为她觉得他们都长大了，那些玩具不再适合他们玩了。可是，她的这种做法却引起了孩子们强烈的反感。出乎她的意料的是，孩子们对那些“废物”是那样爱不释手。对玛格丽特这样一位小时候未充分体验到童年的快乐、成年后又整天忙于工作的母亲来说，做出上述“蠢事”是难免的。
玛格丽特同自己娘家人一直保持来往，尤其是姐姐玛丽亚。不过是姐姐常到伦敦来。每逢她来伦敦时，她们姐妹俩就在一起吃午餐。玛格丽特那次被首相召见，然后被提升为低级大臣时，她正在同姐姐一起吃午饭。当两个孩子8岁那年，罗伯茨夫人不幸患了癌症，虽在几个月内数次住进格兰瑟姆医院，但还是无济于事，最后于1960年12月去世。10个月后，玛格丽特就当上了低级大臣。母亲没能看到自己女儿在事业上的成功，这是一大憾事。对母亲的死，玛格丽特万分悲痛。本来她对死人的事情总是感到很悲痛，不管死者与自己是什么关系。母亲死的那天，她一直沉默无语，脸色苍白，而且明显地心烦意乱。不过，她有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能力，不管遇到任何不幸的事情时，都能使自己镇定下来，尽快摆脱不幸事件对自己的影响。在她看来，痛哭流涕是无济于事的。而且，玛格丽特还能忍住悲痛，用恰当的话语来安慰别人。当女儿卡罗尔在听到外祖母去世的消息后失声痛哭起来时，玛格丽特亲切地劝她不要难过，说“外祖母去了天国”。
玛格丽特参加了母亲的葬礼，老人家的尸体在莱斯特火化。在莱斯特，她又见到了姐姐玛丽亚。母亲生病期间，一直是玛丽亚在老人身边照料，罗伯茨夫妇一直住在格兰瑟姆，经营他们的杂货店。老伴去世后，罗伯茨先生只身一个住在那里。有时他去看望玛格丽特一家，不过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他每次去都会受到全家人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外孙子和外孙女，对老头子是格外亲热。老人家兴致勃勃地和孩子们一起玩各种游戏，一玩起来，就忘了什么是疲倦。
1963年，就是保守党发生领袖危机，霍姆当上党领袖的那一年，玛格丽特的家庭生活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女儿卡罗尔在这一年秋上了寄宿学校，而马克早已于两年前进了寄宿学校。这样，在孩子们上学期间，家中就没有孩子了。当时，他们家还住在法恩巴勒。在此后的几年里，由于玛格丽特工作十分繁忙，法恩巴勒又距下院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较远，所以她不可能每晚都回家。偏不凑巧，她又在这时患了肺炎。她意识到，如果要继续干下去，就必须换个住处，在伦敦找一套房子。更为重要的是，法恩巴勒一直不如芬奇利那样受伦敦中央政府的重视，而玛格丽特又是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因此，法恩巴勒失去了对玛格丽特的吸引力。丹尼斯和玛格丽特开始在肯特郡寻找另一处住房。与此同时，他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花园楼买下了一套住房，这座花园楼是离下院不远的一座高大公寓式楼房。两年后，他们在肯特郡找到了比较理想的住宅。此外，他们还在一个高尔夫球场附近租了一套小别墅，供周末和学校放假时去住。这一次又体现出了丹尼斯的收入的重要作用。
玛格丽特通常身体很好，否则她不可能承受住那么紧张而又繁重的工作。但是她偶尔也有生病的时候。她曾经在议会大厦里晕倒过，还在两个孩子患腮腺炎时受过传染。更使她受罪的是，她患有花粉热过敏症，特别是在进入议会后的头10年里，这个毛病让她好几次痛苦万分。她走路的姿势也有毛病，总是一个肩向前倾斜。玛格丽特的秘书黛安娜的母亲是位体育教师，她曾试图纠正玛格丽特的这个毛病。玛格丽特也很想纠正自己走路的姿势，于是欣然接受了她的意见，但是怎奈玛格丽特从小就养成了这种走路的习惯，纠正工作虽然取得了一点成效，但是要完全纠正过来是非常困难的。黛安娜给了她很大帮助，经常提醒她注意站立和走路的姿势；在患花粉热过敏症时，还常常提醒她不要揉眼睛。玛格丽特与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处得都不错。
人到中年，总是要承受各种生活压力，下要养育小的，上要照顾老的。好在罗伯茨先生一辈子身体都很好，并不过多牵扯女儿的时间和精力。但到70多岁的时候，他还是病倒了。他患了支气管炎，身边又无人照看。有一次，他的气管炎发作得很厉害，竟无力下楼去打电话。事后，玛格丽特赶到格兰瑟姆，运用她的影响和关系，又搞了一部电话，安在她父亲的床头，以便于他需要时打电话求助。他仍住在原来他自己的商店对面的房子里。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年迈的罗伯茨先生突然宣布他又要结婚。他周围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他要娶的新娘叫西塞莉·哈伯德，是位娇小温柔的女人，也是一位卫理公会教徒。她住在一个名叫伊顿的小村子里，距格兰瑟姆约有10英里的路程。罗伯茨先生以前常到那里去布道，两人很早就认识。她有4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其前夫是位农场主，几年前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西塞莉对罗伯茨先生没有任何要求，1965年同他结了婚。两人婚后一直住在罗伯茨先生在格兰瑟姆的家中。
也就在罗伯茨先生再次结婚的这一年，丹尼斯在事业上一帆风顺。他所属的公司先是被卡斯特罗公司接管，几个月后，卡斯特罗公司又被一家大石油公司接管。丹尼斯由一个不太大的公司董事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公司的董事，其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这是件很令撒切尔一家高兴的事。
也在这同一年，撒切尔一家人搬进了他们的新住宅。新房子位于兰伯斯特，大而堂皇，周围风景优美，房子实际上是坐落在一个三英亩大的花园里，建有车道、草地网球场和游泳池。这处住宅对撒切尔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它靠近兰伯斯特高尔夫球场，便于他打高尔夫球。尽管这套住宅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购买它有点不明智。因为马克和卡罗尔一年中多半时间不在家，而这座住宅实际上是适合于大家庭居住的。然而，无论是丹尼斯还是玛格丽特，都是在小城镇长大的，又长期居住在郊区，因此都喜欢郊区的生活格调。玛格丽特总是把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丹尼斯不让在家中饲养猫狗之类的小动物，也不让在房间里大声吵闹，家里总是显得十分肃静。网球场只有马克和卡罗尔两人使用，大多数情况下，游泳池也只是他们俩来享用，因为丹尼斯总是嫌游泳池的水太凉了，而玛格丽特则担心把头发弄乱了。丹尼斯喜欢农村，向往过一种秩序井然的乡间生活，总希望有机会离开伦敦住到乡间去。玛格丽特从来就不喜欢出远门，她总是找出各种理由呆在家中料理家务，如装饰房间、缝制衣服、下厨房做饭。玛格丽特在成为一名出色的国会议员的同时，仍努力尽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职责。
）第八章 初露锋芒
1959年，正是保守党政府处于鼎盛的时候。于1957年接替安东尼·艾登担任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是位很出色的政治家。他上任后，很快领导全党医治了因苏伊士战争而造成的创伤，确立了自己的国际政治家的形像。在国内政治上，他干得也很出色，到50年代末时，英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处于战后以来最好的状态，他被一些媒体称为“超人麦克”。大选时，他利用当时英国经济繁荣的大好时机，提出了鼓动人心的竞选口号：“我们的形势从来未像今天这么好！”。结果，不仅使保守党实现了三连冠，而且把保守党在下院中的多数席位从弱席增加到100席。撒切尔夫人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进入议会的，这种环境为她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干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玛格丽特满怀信心和激情来到了下院，开始了新的工作。她跃跃欲试，想一显身手。她通过议会中高级秘书为自己物色了一位秘书。当玛格丽特第一天去议会时，她的秘书已在圣斯蒂芬门口迎接她了。这位秘书小姐名叫帕迪·维克托·史密斯。虽然她当时已在为另一名议员当秘书，但为了增加收入，她要多做一份工作。
帕迪比玛格丽特小三岁。她原以为自己的新老板肯定会让她带着到各处看看，熟悉周围的情况，教她了解各种规章制度，帮助她适应新的环境，克服紧张心理，早日安下心来。可是女秘书万万没有想到，玛格丽特根本不需要这个过程，她对下院的情况了如指掌。撒切尔夫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做些什么，应该怎样做。她唯一关心的是尽早开始工作。那时候，下院的办公条件是很差的，普通议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议会大楼内有一间女议员共用的衣帽间，她们可以将随身携带的衣物放在里面。她们的活动基地主要是秘书的桌子，然而秘书们只能六七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内。没有单独的电话，在房间的一头有公用电话间，凡打进来的电话都由服务员传呼。所以，每个人干些什么，其他人都知道。秘书们免不了会在一起议论各位议员的情况。她们对来自芬奇利选区的这位女性新议员的干劲都极为佩服。撒切尔夫人与那些办事拖沓、不干实事、空有其名、凡事只满足于顺其自然的议员截然不同，她总是勤奋工作，以热切的献身精神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她从进入议会的第一天起，就认真、刻苦地工作，并且期望为她工作的人也有这样的干劲。她总是平等、公正地待人，虽然她经常提出各种要求，但对手下人所做的工作总是不断给以肯定和称赞。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为她工作的秘书对她都忠心耿耿。
在大多数日子里，撒切尔夫人上午10点就到达议会，直到晚上10点才回家，有时甚至更晚。上午，她一般是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会见选区的代表，处理往来的信件，口授信件，撰写讲稿。她经常应邀到其他议员的选区去发表演讲。午饭经常是在下院的议员餐厅吃，或者随便在街上吃点便餐。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用餐，她吃得总是很快，她的同伴总是不能适应她的快节奏。她下午通常是在议会里度过的，有时利用这段时间向首相质询。她和邻居们定好轮流去学校接孩子，轮到她在下午去学校接孩子的时候，她常常让自己的秘书代劳。除了这一系列活动外，她还要挤出时间去理发。每次理发时，她都要把秘书带去，以便她坐在头发烘干器下时，口授一些东西让秘书来记录。每个月里，她都要抽出一个星期五晚上的时间前去她自己的选区--芬奇利选区出访，那时，她同她的选民直接见面，选民可与她单独讨论一些问题。
撒切尔夫人当上议员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新闻界打开了议会的大门。在撒切尔夫人刚当上议员时候，新闻记者没有权利参加地方议会的会议，偶尔被允许参加会议，也是一种照顾和恩惠。撒切尔夫人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了新闻界的拥护。
很多人都认为，撒切尔夫人是个“幸运”的政治家，然而，这只是表面现像。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幸运是机会加条件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机会。对不具备必要的条件的人来说，机会来到了眼前，他也是抓不住的。而玛格丽特早就具备了成功所必要的条件，而且也做了抓住机会的准备。她到议会没有几个星期，机会就来了。议会的工作方式是：在每一届新议会开始工作时，后座议员即在内阁中没有职务的议员 ，都要将自己的名字定在一张标签上，然后投入抽签箱里，以便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后座议员向议会提出议案的前后顺序。可是，由于时间很有限，在每次会议上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发言机会的议员很少，最多也不过五六个人。正因为这样，很多议员在得到发言机会上都是抱着碰碰运气的态度，他们只管把自己的名签丢进抽签箱，很少考虑如果自己得到发表意见的机会时将提出什么样的议案。撒切尔夫人也不例外。然而，出乎她的意外，这次在抽签中她却名列第二。机会来得这样突然，以致于她没有多少时间来考虑提出什么有关某个紧迫问题的议案，以争取别人对自己设想的支持，也不可能做必要的研究工作，以使自己的建议更合理，进而能为提出这个建议发表一篇精彩的演讲。在略加考虑后，玛格丽特决定提出一项主张新闻界人士有权参加地方议会的议案。这一招很高，吸引了新闻媒介，从而得到了它们的广泛报道。撒切尔夫人在认识、利用新闻工具的价值方面，一直都很敏锐、果断。
撒切尔夫人把这个议案称为“公共团体”议案。提出这项议案成了她在议会中的处女演说。她的演说是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下院发表的。当时，议会有个惯例，即后座议员的议案要在下院比较平静的时候提出，而星期五的下午正是这样的时间，因为这时很多议员都早早退席回家去度周末去了，议会大厅里显得冷冷清清。不过，玛格丽特的议案使很多议员都感兴趣，那天参加会议的议员很多，比平常参加这个时间的会议的人多得多。玛格丽特没有像很多人通常做的那样，在发表处女演说时唠唠叨叨地讲一大堆套话和废话，诸如“能代表芬奇利选区在这里讲话感到非常荣幸”等。她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谈及实质问题，并且至始至终都紧扣主题。她讲了27分钟，其间没有看一眼讲稿，博得了在座的议员们，包括反对党议员异口同声的好评。他们称赞她的演说“是前座议员演说的水准”，“讲得明白流畅，令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钦佩”，“同她一起进入1959年这届议会的其他新议员大概无人能超过她的这篇处女演说” 。不过，对她提出的议案的内容，议员们的看法却不尽一致。经过各常设委员会的反复讨论和一番扯皮之后，玛格丽特的议案被作了修改，然后重新提了出来。新议案不仅使新闻界人士有权参加会议，而且使公众也有权参加会议。
其实，“公共团体”议案不完全是撒切尔夫人的主意，议案的动机也不完全与新闻界有关。保守党在1959年的竞选宣言中就提出了这样的措施。撒切尔夫人不过是信手拈来、借花献佛罢了。她的这一举动实际上帮了政府、尤其是议会的组织秘书们的忙。保守党当初提出这样的主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宗旨是削弱工会和工党的势力，而新闻自由仅仅是个次要目的。当时的背景是这样：1958年，新闻界在工会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但仍有一部分记者为报社工作，客观上分裂了罢工活动，于是一些工党控制的地方议会通过决议，拒绝这些记者来议会采访，以此来声援新闻界罢工。保守党抛出新闻自由的主张决不单是为了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而主要是为了反工党之道而行之，目的是瓦解罢工，削弱工会及其政治上的代理人--工党，以及工党所控制的地方议会的势力。当然，撒切尔夫人的议案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新闻问题，它在议会中所引起的辩论也纯粹是围绕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个问题展开的。
这个议案的提出对撒切尔夫人来说可是个不小的胜利。这使她名声大噪，因为她的议案引起了舰队街（英国报业集中地）的注意。舰队街在做新闻报道时，对女政治家的偏爱大大超过男政治家。她的照片同人们最感兴趣的报道以及有关妇女问题的专访一起刊出。撒切尔夫人一直很乐意报界对她进行宣传。早在她政之初，她就曾不厌其烦地把达特福晚报和伦敦晚报上有关她的消息剪下保存起来。有一次，她把这些剪报摊在地板上，给一位来访的朋友看。但是，在进入议会后，她的这种兴趣开始减弱。在下院，有一个收费的剪报服务处，专门向议员们提供报界刊登的与他们有关的一切参考材料，但是玛格丽特没有订阅这些材料，她只是保留极少数她自己特别喜欢的文章。此外，她还让她的父亲收集他所能找到的有关她的材料，并将它们保存起来。父亲当然愿意干这种事情。
“公共团体”议案证明了撒切尔夫人的演说才能。该议案的补充和修改也说明了她是一个为了党的利益愿意做出让步的折衷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该议案的提出表现出了这位女议员对保守党事业的忠诚和积极进取精神，以及对政治问题的敏锐。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才能很快得到了保守党领袖的赏识。1961年10月，也就是她8岁的宝贝儿子马克被送进寄宿学校的一个月后，麦克米伦首相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召见了她，让她在政府中首次担任一个低级大臣的职务。开始，她还以为首相可能要她准备一篇向女王表示效忠的发言稿，或征求她对发言稿的意见，因为女王就要在议会发表讲话，而每次讲话后，议会总要有一篇表示效忠女王的发言。出乎她的意料，这次是让她出任低级大臣，这是她的一个不小的成功。
在年轻有为的新议员中，她是首批得到提升的人之一。她的提升一方面是她努力工作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她的女性优势也起了很大作用。她这次所担任的职务是预算部低级大臣，她的前任是帕特里夏·霍恩斯比夫人。玛格丽特自己曾对人说，她的晋升得益于她的女性身份，因为她的前任也是位女性。当时的传统是，男性所把持的政府里要有几个女性做点缀。麦克米伦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中女性不多，而像玛格丽特这样漂亮的女人就更少，麦克米伦提升她主要是为了提高他的政府的形像。所以她比其他年轻议员都幸运。她刚被提升后，她的顶头上司约翰·博伊德·卡彭特有些瞧不起她，以为她仅仅是凭漂亮的脸蛋才上来的。然而事实表明，这位不同寻常的女人谙熟税务，对工作热心，完全能够胜任低级大臣繁杂的工作。当然，女性身份也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因素，它在使撒切尔夫人尽早开始前座议员的政治生涯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当后座议员的两年中，除提出“公共团体”议案外，撒切尔夫人还参与了若干有争议的问题的辩论，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是对要求恢复使用肉刑的刑事法议案的辩论。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使她得到了“反动分子”的称号。她向议会刑法常设委员会清楚地表明，她没有时间同那些关心罪犯出路的假慈悲者进行辩论，那些人最关心是使罪犯获得新生，而政府的职责是保护百姓不受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型年轻罪犯的危害。这些新型犯罪分子纯粹是“为了暴力而使用暴力”，“他们以让别人痛苦为乐趣”。撒切尔夫人认为，对于这种人，只能给他们两个选择：坐牢或服劳役。
1961年春天，撒切尔夫人参加了反对财政大臣塞尔温·劳埃德提出的预算案的斗争。她对劳埃德提出的削减附加税的方案表示欢迎，因为这时对那些希望重新出来工作的已婚女教师有利。但是，她尖锐地指出，英国社会中产阶级妇女缴的税，比欧洲任何国家妇女都多，她们的纳税负提仍然很重。她竭力反对增加对公司的征税，因为这会引起通货膨胀。她引经据典地说明，国内税收法已经做出规定，政府不能对赢利资本征税。
那时候，玛格丽特在每次演说前，都要认真做准备，亲自进行各种调查研究。所以她经常在下院的图书馆里长时间地工作，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她从不打无把握之仗，事事都做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一直是她的长处。不经充分准备，她是不会轻易就某个问题发言的。玛格丽特还有一个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本领，这就是留心和记忆数字的能力。她能在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报告中找出有用的东西，记住有关的重点。她习惯用普通的书写方法起草讲稿，然后把小标题列在一张纸上，放在边上作为发言提纲。其实，她在演讲时，根本就不用看讲稿，除非需要引用一大串数字时她才看讲稿核实一下。她是一位善于在辩论中使用数字的行家，常用一连串的数字、统计数据把反对党搞得眼花缭乱、一筹莫展。对她列举的数字和数据，谁都无法提出争辩，因为他们通常也弄不清楚她所引用的东西是否准确。她在演讲时，总是信心十足，然而在发言之前，她心情总是很紧张。这是她的一个弱点，后来一直也未能克服。
撒切尔夫人在预算部任低级大臣时，其工作既涉及财政问题，又要涉及福利问题。总的来说，她对那时的工作是满意的。就在她任职后的一个月，她就在预算案的讨论中崭露头角。第二年3月，她又以一名低级大臣的身份首次在一项重要的辩论中发言。这次发言主要是对工党提出的一项对政府不信任动议进行答辩。工党认为，政府未能在增加养老金方面提高预算，并对此深表遗憾。撒切尔夫人对这次答辩做了充分准备，她把1946、1951、1959和1962年这4年的养老金数额做了比较，对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的家庭的生活费用进行了计算，列举了养老金总开支以及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总额，还把英国在养老金方面的开支与外国做了比较。发言那天，她站起身来，向议员们高声宣读了这一长串统计数字，与会者听得目瞪口呆，全场鸦雀无声。
低级大臣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同所在部的文职人员一起埋头于各种事务。但所到的荣誉却很少，他们在各个部里被淹没在一般幕僚人员中，不能经常参加议会的活动。预算部的事务很繁重，公务人员每天要接待数百个前来发牢骚或者询问国民保险及国家资助事宜的人，这些问题最后都得由低级大臣来处理。撒切尔夫人对这个职务本来不是很感兴趣，她也没有做出令人难忘的成绩。但是她对工作认真负责，而且也很懂行。她的第一任上司博伊德·卡彭特很快就改变了对她的看法。他说“我再也不能小看她了。社会保障事务牵涉到异常复杂的专业问题。她一上任就显示出对这一专业的娴熟和应付艰苦工作的能力。这使我和同事们感到震惊。”
撒切尔夫人到预算部来遇到了一定的阻力，部内的不少官员都反对她来任职。如艾利克·鲍耶爵士曾怀疑，一个有孩子的年轻母亲是否能够全心全意地做她本职工作。20年后，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她总是仪表整齐，她的发型似乎是花了一个早晨才做出来的，她的衣着似乎是花了一个下午才精心打扮出来的。”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撒切尔夫人做的事情比她的前任只多不少。
在60年代初期，歧视女性是白宫官员的典型特征。他们刚愎自用，以国家的统治者自居。而低级大臣的地位又处在政府官员（指与执政党进退的官员，而非文官）的底层。所以，高级大臣瞧不起她这个女低级大臣是可以理解的。撒切尔夫人以前对白厅世界不了解，心理上没有准备，所以很难忘记官员们对她的冷遇。
在担任低级大臣期间，撒切尔夫人印像最深的是，幕僚人员对辩论不感兴趣。他们缺乏创造力，只关心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利，保证自己的部门平安无事。预算部几乎不涉及政治危机问题，也不需要制定重大的决策，所以该部很少召开探讨长远政策问题的会议。她在该部干了3年，内阁大臣也换了3个。在这3年间，她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发现了幕僚人员是如何应付内阁大臣的。她注意到，幕僚人员在提出建议时，总是想法迎合大臣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内阁大臣喜欢什么，他们就提出什么建议。撒切尔夫人长期对文官的不信任感，就是在这时播下的种子。
撒切尔夫人当上低级大臣的第二年换了秘书。她原来的秘书帕迪因为结婚不得不离开了她。代替帕迪的是与她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的黛安娜·鲍威尔。帕迪曾同时为两个议员当秘书，但在她离开撒切尔夫人之前，已只能为撒切尔夫人一人当秘书了，因为感到同时为两个议员当秘书时间不够用，尤其是为像撒切尔夫人这样总是紧张工作的议员当秘书就更是如此。黛安娜以前一直兼任梅根·劳埃德·乔治的秘书，在帕迪度假时也曾替她给撒切尔夫人做过事，因此，黛安娜和撒尔夫人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黛安娜比撒切尔夫人年长10岁，她俩共相处了7年。两人的工作关系非常好。后来帕迪同撒切尔夫一家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当帕迪婚后一年生下他们的女儿罗斯玛丽时，他们特意请卡罗尔·撒切尔夫当孩子的教母。此前在帕迪举行婚礼时，还曾请了卡罗尔当女傧相，只是由于卡罗尔过分激动和紧张而在婚礼前病倒了，所以那天只好呆在家里。
1961年后的两年间，英国政治处于很不稳定的时期，保守党政府困难重重。有“超人麦克”之称的麦克米伦不得不吞下自己种下的政府开支过多的苦果。由于他根本听不进财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的劝告，彼得愤而挂冠辞职。政府开支过多，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得英国的形势从一度出现的空前大好走向反面。英国经济开始衰退，失业人数上升，麦克米伦的威信急剧下降。在1960年的民意测验中，麦克米伦的支持率曾高达79%，而现在却成了自张伯伦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首相。张伯伦因在1938年签署慕尼黑协定、对希特勒姑息让步、最后使英国在希特勒发动进攻时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而受到人们的厌弃。为了扭转局面，重新得到人民的拥护，麦克米伦向保守党内的那些要求增加政府开支的人妥协，同时，为了迫使内阁其他持反对意见的成员也接受这一措施，他对内阁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这次内阁改组被称为“七月大屠杀”。
与此同时，麦克米伦又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上处于无路可走的境地。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于1955年，麦克米伦向欧共体递交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第一份申请书。他这样做，是他打出的巩固自己地的最后一张王牌。麦克米伦的做法遭到反对党--工党领袖盖茨克尔的坚决反对。在1962年10月举行的工党年会上，盖茨克尔宣布，麦克米伦的行动是与英国一千年来的历史背道而驰的。一个星期后，保守党内的重要人物之一，政府内务大臣巴特勒在保守党的年会上讲话，批驳了工党领袖的攻击。他讲道：“他们注重的是一千年的历史书，而我们注重的是未来。” 他的发言很有鼓动性、很成功，助长了保守党的士气，得到了保守党上下的支持。然而，1963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投票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这对麦克米伦及政府是个沉重的打击。
屋漏偏遭连阴雨。英国在安全方面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丑闻，弄得满城风雨，使保守党政府处境更加尴尬。其中普罗富莫丑闻从根本动摇了保守党政府的根基。1963年夏初，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被指控同克里斯廷·基勒小姐关系密切，而基勒又与俄国大使馆有着微妙的关系。起初，普罗富莫在下院公开否认了此事，麦克米伦也正式表示相信他的话。可是，几天之后，普罗富莫又承认自己在下院撒了谎，并辞去了大臣职务。那些受了欺骗的议员，特别是反对党议员怒不可遏，向执政的保守党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保守党后座议员们则掀起了一场“迫使麦克米伦辞职”的强有力的运动。同年10月，在布莱克普尔举行保守党年会，在会议召开前夕，麦克米伦因身患重病，辞去了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的职务，倒阁运动没费什么力气就达到了目的。
然而，在挑选保守党新领袖问题上，保守党年会陷于混乱。有好几个人出来竞争党的领袖职位。其中最有竞争力的人有：内政大臣拉布·巴特勒，财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和枢密院院长黑尔什姆勋勋爵。还有一位竞争者是外交大臣霍姆勋爵。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霍姆在下院和内阁中的支持者最少。可是，麦克米伦却垂青于霍姆。当时，保守党内挑选领袖的制度极不民主，完全由党的几个元老和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所构成的“神秘圈”来操纵， 其中现任领袖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现任领袖都要首先征求内阁成员的意见，而且一般都尊重内阁多数人的意见。当时，巴特在内阁中支持者较多，撒切尔夫人也支持巴特勒。然而，麦克米伦却觉得他不够顽强，而且在党内缺乏足够的支持，不适宜提任党的领袖的职务。麦克米伦的意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选择了霍姆。巴特完全可以向麦克米伦的决定提出挑战，并有可能取胜。然而，为了保守党的团结，他作出了让步，接受了麦克米伦的选择。
这样，霍姆勋爵便于1963年10月18日出任保守领袖并担任英国首相。
然而，霍姆时运不佳，他上任后不到一年就遇上了大选，结果败给了工党领袖威尔逊。原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于1963年去世后，工党选出了新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是位足智多谋、能力超群的政治家，相比之下，霍姆则显得逊色多了。在大选中，威尔逊把保守党统治的13年说成是“被浪费掉的13年”，他向英国人民保证要把英国从“13年保守党治理的衰败中”解救出来，让人民享受到人类现代科技的成果，使他们有一位英明的领导人。1964年10月的大选结果是，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员的下院中仅以4个席位的多数险胜保守党，威尔逊成为英国首相。霍姆仅当了一年首相和领袖就使保守党遭到下台的厄运。
在这次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在芬奇利选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没有能像1957年那样轻而易举地取胜。其原因是自由党人的插足。芬奇利选区犹太人较多。当地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拒绝让那些没有在出入证上注明自己是犹太人的人去参加活动。该选区的自由党人对此大加利用，将此事渲染成是保守党的种族歧视政策。保守党在种族问题上确实没有自由党那么开明，党内许多人持有种族歧视观念，尽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没有表现出来。自由党吸引了很多犹太居民的选票，它的候选人对撒切尔夫人的多数地位形成了严重威胁。自由党在芬奇利选区对保守党构成有力冲击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59年夏天，当撒切尔夫人第一次作为20人中之一竞争保守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时，保守党在这个选区的情况就不太妙，它在该选区议会的席位迅速地丢给自由党。每一位将要当选的保守党候选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制止这种颓势。当时，只有撒切尔夫人提出的对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她说：“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必须走上街头，同他们进行斗争。做一真正的保守党人，相信最后必定会胜利。” 她果然成功了。
在这次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同样以上次大选时的精神投入了竞选工作。芬奇利选区的保守党工作人员都觉得与撒切尔夫人在一起竞选很累，她总是大街上东奔西跑，一会儿在这家坐坐，一会儿又同那个人握握手，或是向坐轮椅的人间长问短。她什么时候都是情绪激昂、风风火火，走街串巷，行动快如闪电。有时，她还会停下来同店主谈论物价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是带着秘书黛安娜去进行这些游说活动。有时在午饭时间，她们就在一起到小酒店吃饭、喝啤酒。有时还与她的代理人罗伊·兰斯顿以及竞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如保守党协会主席伯特·布拉奇，在一起喝啤酒。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又去会见选民，与他们握手、谈话，在集会上发表演说。
撒切尔夫人有一个特长，就是善于记住人的名字和面孔。这对从事政治活动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当然这种能力一般是女人的天赋，然而玛格丽特的这种天赋又特别强。在她第一次被确定为芬奇利选区候选人后的那次晚会上，在拍卖威士忌酒时所表现出的惊人记住每个人名字的本事说明了这一点。玛格丽特不仅记住了每个人的模样和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记住了他们之中谁患有关节炎，谁家的住房太潮湿，谁家的女儿在南非等。更为了不起的是，她不但记得住自己选区选民的情况，而且还记得住本选区以外的人的情况。在保守党的领袖中，她是记得下院保守党成员的名字以及他们的配偶的名字和特征最多的一个人。
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个女性所具有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她关心人们的温饱，而且认为人们应该衣食饱暖。不管谁到她家，她总是拿出一些吃的东西来招待，即使这些食品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有时只不过是一包外国的巧克力饼干或一小块核仁糕点。她的食品柜里总断不了这些东西。她关心人们的温饱决不限于熟人。虽然她从父亲那里秉承了这样一个信条，即所有的人都应该自食其力，不应该一辈子依靠国家的照顾，但她也确实笃信慈善事业。有一次，撒切尔夫人在芬奇利听说一位在精神上曾受到一系列打击的妇女生活非常困难，就不声不响地用自己的钱买了几袋食品给这位妇女寄去。
议会下院议员的主要日常工作是处理本选区的事务，如处理人们在住房、上学、就业等方面遇到的问题，甚至像家门口的人行道是否平整这类问题。有时候，选民们写信给议员们，要求自己选区的议员代表他们为自己犯法的孩子或找不到工作的丈夫想想办法。有一次，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处理这样一个案：有位男青年想当邮递员，但邮局拒绝了他，原因是他在警察局登记有前科，他在10岁时曾偷过一个牛奶瓶。她还处理过这样一件刺手的事情：她所属选区的选民档拉尔德·布鲁克是霍尔本法律、语言和商学院的俄语教师，1965年初，他在莫斯科被克格勃逮捕，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把他关进了监狱，并且不允许英国领事馆的人见布鲁克，也不具体说明指控布鲁克的罪名的性质是什么。撒切尔夫人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她一再敦促外交部采取措施，并在下院带头抗议苏联人的这种做法。后来，苏联终于释放了布鲁克。这是一起异乎寻常的案子，撒切尔夫人因而赢得了赞誉是理所当然的。撒切尔夫人确实喜欢做普普通通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福利性工作。就是那些厌恶她的政治主张、决不会把选票投给她的选民，也不得不承认她是该选区一位非常出色的议员。
1965年，保守党领袖再次易人。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在1964年大选失败后，失去了担任保守党领袖的雄心壮志和兴趣。而当时工党政府的首相威尔逊在选民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咄咄逼人。保守党的一些议员开始酝酿改换领袖。他们大声疾呼霍姆的形像不佳，不能同威尔逊相匹敌。而霍姆则有自知之明，干脆宣布辞职不干了。这时，保守党对1963年改换领袖时所出现的不合理现像仍记忆犹新，强烈要求改革领袖挑选制度。在霍姆退任前，由他领导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制定一种由下院议员选举领袖的制度和办法。霍姆设计的办法主要点是进行多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获胜者除需要得到多数选票外，还必须比得票第二多的人多得15%的票数；如果竞争者中无人满足这个要求，就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没有15%多数票的要求，得多数票者即可当选，而且在第二轮投票中新的竞争者还可参加进来；如果第二投票还无结果，就要举行第三次投票，第三轮投票仅限于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的头三名竞争者，而且竞争者不可退出；如果第三轮投票仍无结果，就要进行第四轮投票。当然，按照这个办法，第四轮投票极少发生。
1965年7月参加竞选保守党领袖的共有3人，他们是爱德华·希思（前劳工和掌玺大臣，英国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事务的负责人）、雷金纳德·莫德林（前财政大臣）和伊诺克·鲍威尔（前卫生大臣）。撒切尔夫人投了希思的票。虽然希思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得到规定的15%的多数，但是莫德林和鲍威尔在第一轮投票后宣布承认希思获胜，又没有新的竞争者加入，所以没有进行第二轮投票。这样，希思就成为第一位由正式民主选举产生的保守党领袖。
从出身背景看，希思同撒切尔夫人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两人都是从文法学校毕业，都不是英国国教徒，都出身卑微，说话都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从家庭出身看，希思还不如玛格丽特。希思出身于典型的工人阶级，他的父亲威廉·希思是个木匠。威廉·希思满足于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攀登社会等级阶梯的奢望，这一点就不如玛格丽特的父亲罗伯茨先生。爱德华·希思完全是无政治和社交气氛的环境中长大的。1972年，威廉·希思曾对儿子的传记作者玛格丽特·莱思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家庭，无法改变自己的境遇。” 当然，希思的家庭也同玛格丽特家一样信奉着某些相同的价值观，比如勤俭、整洁、重视教育等。希思和撒切尔夫人还有一个惊人的相同的经历，这就是两个人都从牛津大学毕业，都担任过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当然，两人也有很多不同点，比如在对待自己的出身上，玛格丽特始终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而希思则终生都在为摆脱自己的身世而努力。
希思的成功表明，领导代表上层社会利益政党的人不一定是上层社会出身的人。保守党本来是个等级森严、门第观念极强的政治组织，这对像希思这样的工人的儿子来说是个很不利的因素。然而，到了本世纪60年代，传统的社会模式已经破裂，英国人的思想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保守党也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很多保守党人都认识到，要想不使保守党衰落下去就必须破除陈腐的门第、等级观念，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可以说，希思在保守党历史上开了一个先河，也为后来撒切尔夫人的成功扫除了一些障碍。假如保守党人当年不让木匠的儿子希思担任领袖，那么10年后，他们也很难接受杂货商的女儿为领袖。
希思具有非凡的天赋。除了是位出色的政治家外，他还是位相当有水平的乐队指挥，此外，在写作和航海上他干得也很出色。然而他的一大缺点是不善交际，尤其是讲话时口音很重，好像口中含着一个东西，给人一种装腔作势的感觉，这使他不善交际的特点更明显。
虽然撒切尔夫人与希思一直交情不密，但她很赞赏希思，经常提到希思待她如何如何好。也确实这样，在希思当政期间他给撒切尔夫人提供了许多机会，他让她在影子内阁中担任过多种高、中级大臣职务，使她有机会看到许多部的工作情况，以及各个部所存在的问题。这对她将来极有益处。她在5年中的这番经历比一般政治家15年的经历还要丰富。
在这个时候，希思已认识到这个女人对他自己地位的威胁。在提升她之前，希思曾问吉姆·普赖尔，“秉公办事的女人”是谁，普赖尔向他推荐撒切尔夫人。希思沉默良久才回答道：“是的。怀特洛也认为她是最有能力的人。但他说一旦她出人头地，我们就别想对付她。
1969年10月，希思任命撒切尔夫人为影子内阁教育大臣。这个职务使她有机会接触政府各个部门，并在议会经常亮相。
总的来看，在希思任保守党领袖后，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从一个低级大臣很快成长为一名保守党影子内阁成员，直到成为属于政府决策圈内的教育大臣。而这一阶段开始时，玛格丽特正好40岁，进入不惑之年。
）第九章 女部长
1966年，也就是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执政后的第3个年头，希思任保守党领袖后的第2个年头，英国又举行了大选。大选于3月举行，距上一次大选才17个月。工党之所以在执政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决定举行新的大选，主要是因为上次大选，工党仅以微弱的4位席多数获胜，这样微弱的多数使得工党在议会内不占有绝对优势，很难通过工党提出的各种议案和法律。而在1966年初，工党政府的威望正处在顶峰状态。威尔逊政府宣布的新政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运用新技术浪潮席卷全国，给英国带来了繁荣昌盛、光明灿烂的新前景。同时，哈罗德·威尔逊本人也给选民们树立起了精明强干、能言善辩的形像，深得人心。与工党是情况相对照，保守党却困难重重，声望很低。威尔逊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宣布举行新的大选。工党提出了很能鼓动人心的口号：“工党是卓有成效的，工党可以拯救英国。”从竞选一开始，工党就占了上风。结果，工党获胜，并且取得的议席数比保守党多97个，在议会中具有绝对优势。威尔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保守党的这次失败对撒切尔夫人没有什么影响，她保住了她在芬奇利选区的席位。
从这次大选一开始，保守党人就信心不足，大多数保守党候选人都预料到自己根本无法取胜。这次大选，实际是一场经济政策上的竞争，双方都在经济问题上互相攻讦。工党指责前保守党财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应该对财政收支出现7.5亿英镑赤字负责。工党为了便于争辩，把7.5亿四舍五入改成8亿。与此同时，工党吹嘘它自己的经济政策很有成效。然而实际情况是，工党执政期间虽然收入增加了，但生产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但老百姓只对眼前利益感兴趣。保守党提出了“要有实际行动，不要只说空话”的竞选口号，但人们根本听不进去。工党财政大臣吉姆·卡拉汉向选民保证，在下一度的财政预算中不增加个人所得税，这一许诺对选民更具有吸引力。而工党财政大臣果然没有食言，他为了达到既让政府得到税收又不违背大选时的承诺的目的，提出了一套向雇主征税的办法。具体做法是：雇主们要按照领取工资的雇员名单，为每个雇员自动付出固定的税款，过6个月后，政府再退还雇主付出的税款。工党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性质。在税收政策上，保守党一贯向所有的人征税，表面上看是一视同仁，实际上是维护富人的利益；而工党则经常是向富人征税，有点动富济贫的味道。
在这届议会复会之前，撒切尔夫人被安排在影子内阁中负责财政事务工作，在伊恩·麦克劳德手下。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准备对工党政府拟议中的财政预算案进行反驳。撒切尔夫人离开议会独自去做准备工作。3个星期后，她回到了下院，胸有成竹地参加预算案的辩论。当工党财政部秘书长约翰·戴蒙德对向雇主征税这一办法的可行性及其优点大加赞扬时，撒切尔夫人先是耐心地听着，然后不动声色地站起来反驳工党的议案。她像发珠炮似地嘲笑戴蒙德和他的税收方案。她抨出这个税收办法实际上是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结果和原来没有什么两样。她慷慨激昂地说：“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乱语，和十足的瞎说八道！我认为财政大臣需要一个女人来帮助他管理财政部。” 撒切尔夫人接着讲道，她查阅了自1946年以来的每次预算讲话和每一个财政议案，她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一个财政大臣包括最舍不得花钱的财政大臣都会向社会作出微小的让步，然而现在的财政大臣卡拉汉却是个例外。她的发言使周围的人都感到震惊。
撒切尔夫人的这次演讲很成功，赢得了人们的赞扬。工党的发言人戴蒙德先生受到沉重打击。在当年晚些时候，撒切尔夫人又在布莱克普尔召开的保守党年会上再次抨击了工党的税收方案，其言辞激烈之程度不亚于在议会上的发言，从而引起了与会代表长时间的起立鼓掌。在撒切尔夫人攻击下，当工党政府的税收方案在同年秋天再次提出时，其内容已经作了很大的修改。
撒切尔夫人觉得，发表演说，特别是下院发表的那种带有激烈辩论色彩的演说，很是令人心情振奋，因为发言时可以看到演说的效果和别人的反应。在下院中进行辩论时，很多议员都慷慨激昂，情绪激动，甚至有时相互辱骂。对于所受到的这种辱骂，撒切尔夫人都能够正确对待，不去介意。在这一点上，她有男子汉的气概和一切有成就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宽阔胸怀，能很快就把这些辱骂忘在脑后，好像与自己不相干一样。一旦走出议会，她可以像对待老朋友那样同那些辱骂过她的人在酒吧里喝酒聊天。然而，如果她要是在议会大厦的走廊里或大街上受到辱骂，就会感到很伤心，对之铭心刻骨。
撒切尔夫人在对立政党阵营中也有几个朋友，最值得一提的是约翰·麦金托什先生。他是工党在贝里克和东洛锡安选区的议员。在他们两人还都是无足轻重的后座议员时，麦金托什就经常找她作伴。撒切尔夫人成为反对党的前座议员后，麦金托什把她看成是一位良好的“拳击练习的对手”。每当他要在议会发言时，他都会打电话给撒切尔夫人，告诉她自己在演说中将讲些什么，以便让她有所准备。
撒切尔夫人有时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即保守党议会党团通知她准备在议会中发言，而准备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有一次，她正在吃午饭，突然接到通知，让她下午第一个发言，因为原来安排好的发言的人生病了。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她从不慌张，只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集中自己的精神构思一下，再在一张草纸上简单写下几句发言提纲。这就行了，到了下午，肯定有一个出色的演讲。
撒切尔夫人有遇事不慌的素质。无论是工作方面的事还是家庭方面的事，她不惊慌失措。一旦出了什么差错，也从不说无益的后悔话，也不随便埋怨别人，而是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比如，她第一次去美国时发生的护照过期事件就充分体现了她的这种素质。那次她是作为英语演讲联合会的成员去美国。她非常兴奋，这是她有生以来出国走的最远的地方。她第一次出国是蜜月旅行，从那以后，她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瑞士。她们全家曾去瑞士滑过雪。这次去美国，她很重视，提前许多时间就来到希思罗机场。丹尼斯和她的秘书黛安娜都来送行。当他们检票进入候机室时，玛格丽特突然发现自己的护照过期了。在几周前，黛安娜就说曾提醒过玛格丽特护照是否有问题，她没有往心里去。这只能怪她自己。丹尼斯有点沉不住气，而玛格丽物只是说了句自我检讨的话，便同黛安娜一起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返回伦敦。与此同时，丹尼斯在机场给护照签证办事处挂了电话，把情况告知对方，让签证处事先做好准备。不到30分钟，玛格丽特就在签证处办好了手续，然后奇迹般地登上了原定的飞机。
撒切尔夫人在1966年那次关于预算案的辩论中曾说过财政大臣需要一个女人来管理财政部的事务，虽然当时这纯属辩论言辞，是对工党发言人的挖苦，但是这也的确反映了她当时在政治上的抱负，就是当英国第一位女财政大臣。她与黛安娜常就那番话开玩笑，她常说：“等我当了财政大臣时……”然而，她没有当上财政大臣，只是在财政部工作了不长的时间。她在财政部工作的时间比她等待实现自己的愿望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当了20个月的影子内阁财政和经济事务发言人后，撒切尔夫人被调往担任影子内阁的燃料和动力事务发言人。她对她的财政部工作的20个月感到很满意，这主要是因为她和她的上司相处得很融洽。伊恩·麦克劳德先生对她很信任，她也感到同他在一起工作十分顺心、愉快，而且他的信心和信念也很令她钦佩。
撒切尔夫人在1976年到影子内阁燃料和动力部任职时，正好赶上议会辩论亚伯凡惨案问题。她及时地参加了这场辩论。在威尔士的一个矿山小村附近，堆积如山的煤渣突然倒塌，将这个小村的一所学校埋在矿渣之中，压死了116名小学生和28名教职工。撒切尔夫人对这个惨案感到十分震惊。她在发言中说：“我还记得那个训斥了儿子几句，然后送他上学去的母亲的样子。那天上午，人人都焦躁不安，事后，他们都后悔在与亲人离别之前没有同他们说几句亲热的话，我相信，从那天起，那个母亲永远忘不掉送儿子上学时的情形，以及同他生离死别的懊悔。”她自己是一位母亲，完全能够理解那位她提到的母亲的心情。
1968年10月，保守党召开年会。这时，撒切尔夫人已被调到影子内阁运输事务部工作。保守党年会主持人邀请撒切尔夫人前去保守党中央政治中心会议上做年度报告。该中心是保守党中央组织中的一个重要机构，其任务是负责把保守党领导层的重要思想和观点传达到基层。能被邀请到这里做报告，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很多保守党的重要人物都是首先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做过报告的杰出人物有拉布·巴特勒、昆廷·霍格，还有玛格丽特青年时一度十分钦佩的爱德华·鲍威尔爵士。撒切尔夫人正在步这些人物的后尘，跻于他们的行列。撒切尔夫人这次报告的题目是《政界的问题在哪里？》，这篇报告实际上是申明了她的基本信念。她的这种政治信念在过去15年中几乎没有一点改变。她明确地认为，政府对人民的生活干预太多、官僚主义太严重，是目前政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她进而提出主张，“必要时，应该通过征税刺激的办法来鼓励人民通过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撒切尔夫人对威尔逊的工党政府所推行的物价和收入政策表示深恶痛绝，认为工党政府的关于有权决定应该增加哪些人的工资和薪水的设想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她接着阐明了自己的收入观点：
“人民要求增加收入的想法没有任何错。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来说，希望提高自己的家庭生活水平，使自己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提高机会，这种愿望是很好的、无可非议的。只有那种只想有获得而不想有付出的想法和做法才是错误的。”
接着她又援引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话为论据：“唯一配得上自己称号的做法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寻找我们自己的利益，条件是不剥削别人的利益，也不妨碍，别人为获得这种利益而作出的努力……只有互相忍让，以对大家都有利的方式生活，而不是强迫每个人为了其他人的利益生活，人类才会成为更加伟大的受益者。”
最后她指出：“只有对想做的事情坚信不移，否则没有哪个大党可以生存下来。仅仅得到勉强的支持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人民的激情。”
虽然撒切尔夫人在政治生涯中不断取得进展，但她从未像超级新星那样大放过光彩。人们承认她办事能干，工作勤奋，但不认为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在许多情况下，一些组织邀请她去发表演讲，只是出于人们对妇女发表演讲有一种好奇心，再说这种邀请的次数也不是太多。当时，保守党内妇女并不多，在下院里依旧是男人一统天下，而且很多议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撒切尔夫人最杰出的前辈是弗洛伦兹·霍斯伯格，她在妇女跻身政界方面为后人开辟了道路。但是她的年龄比玛格丽特大得多，而且从未显示出女性的气质，不是因为是女性才出名的。与霍斯伯格相反，玛格丽特则不遗余力地保持自己女人的气质。她讲究衣着，总是喜欢炫耀自己的每一件新衣服。在那时，她可以随便逛商店，买衣服，她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她大多实现成的衣服，不过，也有一些是她的姐姐玛丽亚穿过送给她后经自己改制的。
1969年10月，撒切尔夫人又得到了晋升。希思任命她为影子内阁教育大臣，接替爱德华·鲍威尔爵士的职务。撒切尔夫人在教育方面的主张可以通过她给自己的孩子选择学校这件事反映出来。当时马克已进入哈罗公学读书，卡罗尔则进入了伦敦的圣保罗女子中学学习。当时，教育界的问题很严重，有一触即发之势。人们对教育质量下降日益关切，大学里经常出现学生闹事的现像。工党在1964年上台执政时曾保证：在中等学校取消淘汰和开除学生的做法。在1966年大选政策声明中，工党又保证要废除11岁考试制。这种考试制度就是对儿童在11岁升入初中时进行甄别考试。这种制度实行的结果虽然有利于促进小学的教学质量，但却使许多学生失去了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工党政府还承诺要在中等学校实施综合教学。虽然工党继续执政后由于没有经费而没能进行大规模的教育改革，但是大多数地方当局却就如何对本地区的学校进行改革提出了长期规划。当撒切尔夫人出任影子内阁教育大臣时，当时的工党教育大臣爱德华·肖特正打算通过一项强制性综合教育法案，用法律手段迫使那些不愿提出教改计划的地方当局提出它们的计划。
撒切尔夫人任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后就明确表示，保守党将竭尽全力反对肖特的提案。同时她又表示，她本人并不反对在某些地方采用这个议案中的某些主张。她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说，“确实，我知道许多父母很喜欢这个议案。我决不会去改变那些早已存在并且是合理的计划，我不是一个反动分子。”但是，她本人原是文法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她最不愿坐视别人去摧毁曾给她一生的发展带来机会的那种教育制度。爱德华·鲍威尔爵士是伊顿公学的毕业生，他对工党的议案的反应不是那么强烈，而且还表示基本上同意工党的计划。他的这种态度遭到保守党内很多人的不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文法学校毕业的保守党领袖希思，在改组影子内阁时就把他踢了出去，换上了另一个位从文法学校毕业的人。撒切尔夫人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保守党参加下届大选准备教育方面的竞选纲领，虽然大选的日期尚未确定。
工党政府虽然经过1966年的大选，在议会中占有了绝对多数的席位，然而它却很不顺利，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是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最后威尔逊不得不屈服于要求英镑贬值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工会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强，而且仍在无休止地发展。本来与工党是一家人的工会总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越来越和工党政府作对，使政府的处境更加困难。威尔逊企图采用法律手段来削弱工会的权力。他提出一个法案，规定罢工必须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以此来限制工会领袖们在决定罢工问题上的无限的权力。可是，威尔逊的提案却被工党自己否决了。工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斗争和分化。
由于英镑贬值对于恢复人们对英国经济的信心暂时起了一定的作用，到1970年6月已经开始出现成效，英国经济形势好转，全国上下都感到乐观。威尔逊决定抓住这个时机，提前举行大选。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各种民意测验表明，工党居领先地位。然而，这种暂时的好景像抵消不了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影响。在投票不久，政府不得不公布有关的统计数字，结果对工党十分不利。公布的数字表明，在工党执政期间，贸易出现严重逆差，失业人数增加，由于罢工而造成的工时损失创了历史最高记录。
与此同时，希思领导的保守党则提出了更能鼓舞人心的竞选纲领。早在这一年二月份的一个周末，保守党的影子内阁成员、中央总部和全国联合会 的高官员在塞尔斯顿公园饭店召开会议，确定了保守党政治、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其主导思想是抛弃传统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让企业自由竞争，充分发挥企业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在这之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有人把这一阶段的英国政治称为“共识政治”时期。不过希思执政后，并没有按塞尔顿会议的方针办事，继续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从而引起一些保守党人的不满，这些人于1973年组成了党内派组织--塞尔斯顿集团。
在竞选中，威尔逊利用保守党二月会议的会址大做文章，称希思为“塞尔斯顿人”，其用意是说希思代表了过去的保守党陈旧的准则。威尔逊试图用这个手法将希思说成是阶级分化、贪得无厌和软弱无能的象征。然而，威尔逊的攻击未能奏效。希思的纲领吸引了选民。希思保证要实行一套新的治国办法，要同过去政策决裂，并宣称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他向选民许诺，庞大的官僚机构、政府强制实行的工资冻结以及社会主义对人民生活的干预都将由于这一革命而不复存在。希思还提出了非常鼓动人心的竞选口号，这就是：“自力更生！”选民们对这个口号反应强烈。
保守党的竞选工作做得很成功，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反败为胜。投票结果是保守党以30席的多数战胜了工党，爱德华·希思入主唐宁街10号。
希思当上首相后，任命撒切尔夫人为教育大臣，即教育部长。她是保守党历史上第二个女内阁大臣。第一位就是她在教育部的前任，已故的弗洛伦斯·霍斯伯格，不过她的政治声誉可不太好。她在1951-1955年温斯顿·丘吉尔的政府中任教育大臣时采取了一些不得人心的措施，因此被人说成是“长着一副能毁掉成千项奖学金的面孔的人”。
然而对玛格丽特来说，她是喜中有悲。对她的一生影响最大，她人生旅途中的第一位良师，指导她从小城格兰瑟姆走进威斯敏斯特宫的人，她的父亲，却没有能活着看到她成为内阁大臣。罗伯茨先生于1970年去世，离他的女儿成为内阁大臣不过只有数月。他在去世前已久病不愈，玛格丽特也知道他老人家不会拖得太久。尽管如此，他的死讯对她仍是个沉重打击。罗伯茨先生死在自己家里的床上。玛丽亚打电话把噩耗告诉了卡罗尔，待玛格丽回家时，卡罗尔又把这一消息转告给她。玛格丽特闻讯径直赶往格兰瑟姆。罗伯茨先生的遗体就在当地火化，他的骨灰埋在陵园里。玛格丽特非常怀念她的父亲，直到她后来当了首相，还经常提起他，而且总是怀着一种亲切而又敬慕的心情。她一生中感到最大的憾事是，父亲未能亲眼看到她取得的成就，即出任内阁大臣，当然也包括她成为首相。9年后，她第一次入主唐宁街10号的第一天，就去祭拜了她的父亲。
她曾赞扬她的父亲道：“他把我培养成人，使我相信我所笃信的一切，他的教诲是我在竞选中所遵循的准则。我感到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在一个小城市以及一个普通家庭所学到的教诲，恰恰是我赢得这次大选的有力武器。我能有今天，几乎都应归功于我的父亲。”
罗伯茨先生去世后不久，玛格丽特的秘书黛安娜辞去了工作。黛安娜年迈的父亲也去世了。在此之前，她已照顾他多年。黛安娜退休时已55岁，一直生活在伦敦，对大都市的生活已感到厌倦。她卖掉了全部家产，搬到英格兰南部海滨城市布莱顿居住。辞掉秘书工作，离开到格丽特，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她已忠心耿耿地跟随撒切尔夫人7年了，然而她实在是再也忍受不了城市的生活和事务工作的忙碌。
内阁大臣的待遇与反对党影子内阁大臣的待遇大不相同。撒切尔夫人从议会大楼底层那间狭窄的小房间，搬进了位于伦敦西区库宗大街的教育科学部装有空调设备的宽敞的办公室里。她有一张大写字台，电话通向数目众多的幕僚人员的办公处，他们随时听候她的差遣。她用电话下达每一道命令。她有一辆宽敞的大型轿车和专职司机。她乘坐这辆车去唐宁街10号参加内阁会议，去威斯敏斯特宫参加下院的会议，到芬奇利选区及她要去访问的任何其他地方。她喜欢到处跑，交通工具对她而言特别重要。同时她换了新秘书，新秘书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威廉斯。伊丽莎白要处理的工作比黛安娜当秘书时少多了，主要是处理有关芬利选区的事务，其他有关教育方面的事情都由教育部负责处理。
任教育大臣后，撒切尔夫人一如既往地以充沛的精力、献身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开始了新的工作。她笃信教育方面的基本原则，认为对这些基本原则，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要要坚信不移。这些原则是：学生必须在年满16岁后才可以离开学校；父母应该有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学校的自由；应该为教育的各阶段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使每个孩子都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政府应该为初级教育提供较多资金，因为这它是为以后各种教育和培训打基础的，应当允许地方当局根据家长的愿望、上学路程的长短以及现有教育设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最适合自己地区的教育制度。
撒切尔夫人的信念和各种主张主要是建立在她自己的直觉和个人的经验基础上的。当然，与她来往密切及与她交谈过的人们的经验及意见，对她的主张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她在教育问题上的观点也是这样形成的。使她感受最深的是，她小时候，她的父亲没有把她送进附近的学校，而是送进城镇另一端的学校，原因是他喜欢那所学校，那所学校条件好，学校肯在建筑上花钱。另一件对撒切尔夫影响很大的事例是，她在凯斯蒂文女子中学的一些朋友在14-15岁时就被迫辍学，失去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其原因她们的父母无力继续供她们读书。这些情况对她制定教育政策都发生了影响。
在英国，同样是内阁大臣，也有等级差别，分成三六九等。财政大臣、外交大臣的地位最高，而教育大臣的地位最低。这些地位比较低的部通常没有机会自由发表意见，除非得得到特别邀请，或者在辩论本部门的问题时才能发言。然而，撒切尔夫人却不管这些，她经常发言，而且所讲的问题也不局限于教育方面。这或许是由于她不懂得上述的规矩，或许是对这种规矩感到不满意。但是她有个原则，即不打无准备之仗。假如没有掌握可靠的事实和数字，她是决不会随便发表讲话的。她在发言之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比内阁中在座的任何人都多、都充分。可是她的这种无视内阁中的规矩、直言不讳的做法使希思及内阁的其他成员一度很反感。希思最不喜欢两种人：一种是与他意见不合的人，另一种是女人。这两条撒切尔夫人都具备。然而，希思尽管有这些缺点，但他并不愚蠢，他清楚地认识到撒切尔夫人的才能，也看到了她对自己领导的政府的价值。所以，虽然希思不喜欢她，，但还是把她留在内阁里。当时不喜欢撒切尔夫人不只是希思一人，很多内阁大臣都对她非常冷淡，她当时确实很孤立。
直到本世纪70年代，保守党内，特别是议会党团中，大男子主义情绪还十分强烈。撒切尔夫人1965年曾在艾伯特大厅对全国城镇妇女协会的五千名会员说过这样的话：
“在政治方面，如果你想夸夸其谈，请教男人去；如果你想有所作为，请教女人去。”
就在她被任命为影子内阁教育大臣的前夕，她在保守党年会上回答了一项关于赞成妇女获得更多的平等权利的动议，她在发言结束时引用了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话：
“妇女一旦取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她就会成为男人的主宰。”
然而，撒切尔夫人的这些公开为提高妇女地位而呐喊的讲话对改变当时保守党内大男子主义的风气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撒切尔夫人心直口快，很少说违心的话，这使得她得罪了不少人，结果她在内阁中的朋友寥寥无几。她并不是牛津老校友圈子里的人，不懂得关系网内部的规矩，也没有兴趣去学习这种规矩。在辩论时，她犹如猫抓老鼠一样，不逮到老鼠决不罢休，反衬出了她的很多男性同僚只会夸夸其谈，并无真才实学的真面目。然而，这样一来，她的处境更为孤立。有时，晚上举行盛大集会，她的同僚们都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吃晚餐，而她则是与丹尼斯在一起，或与一两个比较体已的同僚在一起，否则她就会处于孤身一人的境地。刚大学毕业在BX公司工作时的境况好像在重演。
丹尼斯·撒切尔虽然向来不喜欢和政界人士在一起，但是只要他能脱得开身，总是尽可能地陪同妻子参加各种活动。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妻子。每当参加聚会时，丹尼斯为不使她过于劳累，总是在聚会结束前就送他回家。那时候，丹尼斯的大男子主义也相当厉害，他总要显出自己的权威，在人们看来他是一家之主，尽管玛格丽特从来就不是一位唯唯诺诺的妻子。后来，随着玛格丽特自信心的逐渐增强，他也很自愿地放弃了这种大男子的权威。
玛格丽特自信心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与丹尼斯有关。他不愧是她一生中最好的伙伴。是丹尼斯的经济实力帮助玛格丽特开拓了政治生涯的道路，以后，又是丹尼斯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对她的坚贞不渝的感情促使她奋发向上。当然，有时候她也在知心朋友面前讲一些对丹尼斯不满的话，如抱怨他沉迷于高尔夫球，语言粗鲁等。不过，这种抱怨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很多结婚20多年的老夫妻都难免互相说几句牢骚的话。丹尼斯始终认为自己的妻子人品出众。有这样的丈夫作后盾，玛格丽特能经受住任何对她的冷落。
撒切尔夫人在教育部工作了3年半，这期间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丈夫对她的关心和支持。当时，她不仅在内阁中处境孤立，而且在全国许多地方都不得人心。由于她的一些政策与工党更直接对立，所以她常常受到左派报纸的严厉抨击。撒切尔夫人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原工党政府的旨在迫使地方当局把现有学校改为综合学校的计划。工党提出上述计划的文件称为1966年第10号通知。撒切尔夫人废除了工党的文件，并将她的文件命名为1970年第10号通知。这个文件的内容与她在保守党竞选纲领中提出的保证大体相同。然而，曾正式表示支持工党计划的全国教师联合会强烈反对撒切尔夫人的举措，并赢得了舰队街报界的支持。在地方当局把它们提出的计划报到教育部时，撒切尔夫人对各个计划都做了认真研究，然后批准了一些，否决了一些。于是，有人指控她破坏了几十所学校已有的改革计划，阻止它们变为综合学校。
在撒切尔夫人否决的计划中，有一项是萨里郡议会提出的。该议会管辖范围内的埃普索姆地区有两个很大的文法学校，其中一个为女子文法学校，另一个是男子文法学校。这两所学校的教学水平都很高，在社会上享有较好的声誉。萨里郡议会打算把这两所学校都改为综合性的学校。但是，在埃普索姆地区的80000选民中，有24000名反对郡议会的计划，其中多数都是学生家长。撒切尔夫人决定保留这两所文法学校，而且不能改变学校原有的地位。
然而，持反对意见的人马上争辩说，她在竞选纲领中曾许诺过，各地方当局可以自由决定本区的教育制度。撒切尔夫人反驳道，她当时也说过，在做出这方面的决定时，还必须考虑到学生家长和当地选民的意见，而萨里郡议会的作法显然不符合上述原则，因此，她不能改变她已做出的决定。
保守党在大选时作出的另一项允诺是减少所得税。可是，减少所得税就意味着国家必须从其他方面增加收入，或者减少财政支出，否则国家的财政平衡就要出问题。工党执政时，财政大臣吉姆·卡拉汉曾试图通过征收正式雇员工资来弥补财政收入。而希思政府的首任财政大臣麦克劳德则主张采用削减政府开支的办法来抵消因减税而引起的财政收入的不足。伊恩·麦克劳德的目标是削减3亿英镑的政府开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教育预算。凡是需要削减预算的部门，其大臣肯定要竭力反对，并力争把减少的部分转嫁给其他部门。撒切尔夫人也不例外，她反对减少教育预算的呼声比谁都高，然而仍无济于事，教育部是地位最低的部门之一。
经过一天的争论和讨价还价，教育部把要作出的牺牲降到最低限度。最主要的牺牲是，取消为7至11岁小学每天在学校免费提供3次牛奶的做法。这样，每年可以为政府节省800万英镑。撒切尔夫人后来解释说，削减教育预算不应影响学校教育质量，而取消免费供应牛奶不会影响教学质量。她认为，绝大多数家长都能够为孩子支付牛奶费，所以政府不应再负担这笔费用。政府在教育方面应该做的是干那些个人承担不起的事情，如兴办新的小学。她还辩解道：“前工党政府已取消了在中学免费提供牛奶的做法，虽然工党方面本身也有人反对这样做，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引起很大的风波。重要的是保护教育，我们正是这样做的，实际上，我们发展了教育。
不管撒切尔夫人的辩解看起来怎样合情合理，削减教育预算的决定还是引起了一场风波。《太阳报》带头攻击这位女部长。在一些报纸的煽动下，人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愤怒情绪。撒切尔夫人被报界称为“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 她还得了个绰号，叫“夺去牛奶的撒切尔夫人”，这个绰号在英国流传很久。
为弥补取消小学生的免费牛奶所造成的影响，教育部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决定把学校的伙食费提高到每周60便士；拿出200万英镑来资助接受直接补助的学校，以使它们降低学费。但是另一方面，撒切尔夫人拒绝对极其贫困的学校调查，因为她认为资助这样的学校不如把钱用来兴建新的小学。这些做法又使她遭到更猛烈的抨击。在下院里，各种各样的谩骂扑面而来。“错过机会的大臣”、“长着一张虚伪面孔的吝啬鬼”、“一个反动而野蛮的女人”、“精神贵族”等帽子纷纷向她飞来。只要她一站起来发言，这些人就会喊道：“把这个坏女人轰出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撒切尔夫人在学生会基金问题上做法引起了学生们更强烈的愤怒。当时，很多学生会的基金都被挪作他用。用在与学生无关的各种各样的事业，如支付法庭对学生会成员的罚款，支持非洲的自由运动，以及支持罢工的工人。由于许多大学和工学院都规定学生会必须有自己的费用，因此一些地方当局在向学生提供助学金的同时，都得为学生会提供这笔费用。而这是纳税人所反对的，纳税人不愿意地方政府把钱用在他们本不想支持的事业上。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撒切尔夫人的计划是，由大学和工学院当局自己承担起向学生会提供经费的责任。这个计划一出笼，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撒切尔夫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学生们的嘲笑、辱骂和围攻。她在伦敦南班克式学院向学生们颁发奖状时，学生们拒绝上台领取，有的学生离开了大厅。有6个学生定好与她共进午餐，可是没等第一道菜上来，他们就走掉了。在留给的纸条上定着：“我们对你的谎言和你的所谓民主政府领教得够多了。”有一次她在一个学校发表演讲，场外却有人喊道：“如果你们都恨撒切尔，请鼓掌。”然而，撒切尔夫人对此毫不在乎，照常做了演讲。
上述的情况还只是轻的。1971年6月，撒切尔夫人在利物浦工学院演讲时遇到愤怒的学生们的抗议示威。“学校的牛奶呢？”和“保守党人滚出去！”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人们根本听不清她讲了些什么。会场内乱哄哄的，还不断有人向她投纸镖。当演讲结束主持人提议向演讲人表示感谢时，有人故意打了一个很响的嗝引起一版哄筹。为了避开仍在正门怪声叫嚷的人群，她开会场时不得不被人带着从旁门出去。然后急忙跑到朋友吉尼维雷·蒂尼家里暂避风头。蒂尼是当地一位议员的夫人，玛格丽特在访问这里时把她家作为基地。当蒂尼让脸色苍白、惊魂未定的玛格丽特详细说明发生的事情时，玛格丽特只好脱掉外衣让蒂尼看她胸部一大片伤痕，并告诉蒂尼说是被人用石块打的。她对蒂尼说，当时感到非常疼，但也没办法，只能忍着继续发言。她还告诉蒂尼，下午她还有两项活动，必须参加。
在那段时间里，玛格丽特家里的人也受到了牵累，不时地遭到谩骂和攻击。当时，卡罗尔正好在伦敦大学读法律，同学们对她很不友好，常常训斥她，不让她参加任何活动，把对她妈妈的气都出到她身上。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使丹尼斯觉得，已经到了玛格丽特罢官的时候了。然而玛格丽特却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定。虽然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使她沮丧和郁郁寡欢，但她很能克制自己，极少流露出悲伤的情绪。后来，在回忆往事时承认，当时她差一点垮下去。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并不是一块铁，有时曾暗自饮泣，而且不止一次。但是，她从来没有屈服于压力，从未想到要洗手不干。虽然她为自己使孩子们受到连累而感到痛苦万分。但是她坚信自己的主张和所做的事对绝大多数人有利，但是她坚定自己的主张和所做的事对绝大多数有人利，她决不会因为海上出现惊涛骇浪就抛弃航船。
虽然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内阁中很不受欢迎，但是希思首相还是欣赏她的才能，当反对党开始叫嚷要她辞职时，希思公开出来表态支持她继续留任。当时内阁中很多人对她看法都不好，尤其是他们的夫人们。有一次，一位大臣的夫人在谈到撒切尔夫人时满腹怒气地说：“对见了我们只知道谈论牛肉价格的人，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意思是玛格丽特不配当内阁大臣，不值得谈论她。然而，撒切尔夫人决不同于一般的女人，那位大臣的夫人实在是太不了解她了。在唐街的一次正式午餐会上，一位很有名的客人别有用心地问：“谣传说撒切尔夫人是个女人，是真的吗？”这时，餐厅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撒切尔夫人就坐在隔几把椅子远的位子上，她的同僚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她却假装没有听见，泰然处之， 真有宰相的气度。内阁大臣们常常指责撒切尔夫人与他们的妻子在一起地，只谈论牛肉价格等生活小事，其实这并是因为玛格丽特热衷于谈论这些，而是因为她同她们根本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别的话题她谈。
在教育部里，撒切尔夫人是一位让人生畏的长官。她要求每个人都像她那样玩命地工作。如果她发现哪个人考虑问题没有条理，办事投机取巧，她就会毫不客气地用非常激烈的言辞加以抨击。整个教育部的人都感到，只要这位大臣在场，他们就感到精神紧张，他们甚至觉得简直不能和她进行正常谈话。一次，当撒切尔夫人宣布要去科西嘉度假两周时，大家都感到如释重负，觉得可以过上两周轻松的生活了。可是，她仅过了10天就回来了，因为她很快就对科西嘉岛的闲散生活感到十分厌倦，迫不急待地要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这真是让人感到沮丧。工作人员闻讯后，叫苦连天，轻松的气氛马上又紧张起来了。
为了消除撒切尔夫人与学生之间的敌对情绪，也是为维护自己领导的政府的形像，希思给她派了一位副手，他名叫诺曼·圣约翰-斯蒂瓦斯。上任的第一天上午，他于早上9点钟到达办公室门口，撒切尔夫人已站在门前恭候，伸出双手向他表示欢迎。上任后，为了减轻撒切尔夫人的工作压力，诺曼分担了很多教育部涉及公众事务的工作，比一般副手所承担的工作要多得多。诺曼设法缩小撒切尔夫人与教育界和报界人士之间所存在的鸿沟。曾有一度，撒切尔夫人对报界非常恼火，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即使是偶尔同记者们谈话，她也是小心谨慎，觉得每个问题都是为她设的圈套。
撒切尔夫人与诺曼可以说是合作得非常好，两人总是处处为对方着想。有一次，诺曼要在下午早些时候在下院就教育问题发言答辩，他在教育委员会的一个地下室房间里准备发言稿，由于这个房间没有电视监视装置，他不知道下院辩论的进展情况，结果错过了给他定好的时间。撒切尔夫人在外面吃过午餐并顺便到百货公司买了些东西，当她拎着购物袋回来时，正赶上到了诺曼应该答辩的时间。当她发现诺曼还没来答辩时，便仓促上马，即席发言，代替诺曼作了答辩。事后，她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更没有责备诺曼，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似的。
1971年1月，撒切尔夫人又换了一个秘书，是位名叫艾瑞森·沃德的小姐，当时她只有20岁。在此前她只干过3个月政治秘书。当她从下院传出的小道消息中得知撒切尔夫人要找个秘书时，很想去承担此任，但又觉得自己资历太浅，不能胜任一位内阁大臣的秘书。别人劝她先去见一见这位大臣再说。大大出乎沃德小姐的意料，撒切尔夫人只是看了她一眼，没有进行任何考问便录用了她。撒切尔夫人有一种天生的本领，即第一眼就能断定一个人的优劣。实际上这也是很多女人所特有的一种倾向，就是凭第一印像判断一个人。撒切尔夫从这种判断方式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多半取于她的第一感觉，特别是人的长相。如果她喜欢这个人的外表，她就显得很友好、和蔼，对方也就显得自然、无拘无束。如果她不喜欢这个人，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决不会假装对人亲热。
在撒切尔夫人遇到很多问题并被报界大加渲染的时候，希思领导的整个保守党政府也陷入了困境。当时，通货膨胀急剧上升，而政府又拿不解决的办法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并由此引起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给社会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混乱。1972年，希思一反保守党赖以上台执政的竞选纲领中确定的原则，宣布了强制性的收入政策。
更为严重的是：希思曾经保证政府将不再干预企业的事情，并放弃对那些不能自立、无力偿还债务的企业的支持，可是他不但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反而增加了政府对一些不景气企业的补贴，而且还把一些衰落的公司实行国有化。希思在很多问题上，都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不但使那些大选中相信了他的诺言并支持了保守党的人为之震惊，而且使一些内阁大臣都感到不理解。在保守党内，虽然表面上所有内阁成员都可以参与决策过程中起作用的只是几个主要大臣，即核心内阁，在保守党的内阁中没有民主表决制度，首相只要得到几位最高级同僚的支持，就能随意采取行动，有时甚至可以独断专行。如果有哪位大臣认为首相的决定不能被接受，他最好的选择就是辞职。
撒切尔夫人实际上不赞成首相的决定，她曾很认真地考虑了是否辞职的问题。然而，在保守党内，一直有忠于领袖的传统。保守党的一贯原则是，一旦党选择了自己的领袖，那么全党就应该忠于、服从自己的领袖。撒切尔夫人是一位优秀的保守党员，她也恪守保守党的一贯原则，她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决心忠于自己的领袖。当然，她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她离开了内阁，很可能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东山再起。她的这种考虑不无道理。在政治生涯中，时间和活动舞台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她决定留下来，分担走入困境的希思内阁的集体责任。
教育大臣是撒切尔夫人担任过唯一的内阁大臣职务。她在这个职位上虽然尽心尽力地工作，但由于政府政策上的问题以及她个人工作作风的原因，她在社会上的声誉很不好，成了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同时在内阁中，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处于孤立状态。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好像是再也没有晋升的机会了。教育大臣在内阁中是最不重要的职务之一，撒切尔夫人也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她一直找离开教育部的机会。她甚至考虑干上几年就调到与政治中心接近的部门去。到后来她由于得不到调动的机会，已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几乎沉不住气了。可是，希思却像她一样固执，对她的工作偏偏不作变动。实际上，希思已开始厌弃她了，决心把她圈在教育部这个地位和作用相对不太重要的部门。教育大臣似乎成了撒切尔夫人政治生涯的顶点。
）第十章 竞选党魁
希思这届保守党政府运气很不好，再加上政府自己的失策造成的困难，使得它的日子很不好过。威尔逊工党政府给希思留下了工资膨胀得难以收拾的局面。为应付这种局面，希思做了威尔逊想做而未来得及做的事情，这就是通过一项劳资关系法，限制工会可以随便举行罢工的权力。无容置疑，工会对此怒不可遏、强烈反对。但是由于议会中保守党人占多数，工会未能阻止议会通过这项法案。然而，在这项法案成为法律后，工会竟然对之置若罔闻。结果，英国最大的工会之一--机械工人联合会因拒绝遵守禁止罢工的法令而被特设的全国劳资关系法庭罚款75000英镑。机械工人联合会主席休·斯坎伦带领工人发起了反击。他号召停工一天，以与政府对抗。罢工取得成功。各造船厂、发电厂及其他一些工厂关门一天，报纸杂志停刊。那年秋天，这位工会主席采取号召停工一天和一律不加班加点的做法来和政府对抗。没有工程技术人员的管理，发电厂的发电量开始减少，全国电力供应出现短缺。就在这时，国际上又偏偏发生了石油危机。阿拉伯国家在动了1973年10月中东赎罪日战争后，为了迫使西方国家取消对以色列的援助，实行了石油禁运，结果造成石油价格暴涨，一下子翻了两翻。于1970年7月接替伊恩·麦克劳德财政大臣职务的托尼·巴伯在1971年春的财政预算中宣布了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策，然而在这种形势下，再好的政策也是付诸东流。
工会得寸进尺，在机械工人联合会取得几次罢工胜利后，紧接着煤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并且屡次拒绝政府提出的增加工资的建议，坚持要求满足他们提出的增加幅度，即增加31%。这个要求完全同政府的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背道而弛，政府不可能答应。于是，矿工工会仿效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做法，强令禁止工人加班加点，并停止对矿井作安全检查工作。希思政府采取的对策是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开始限制用电。政府还发起了一场以SOS (SOS“关掉一些东西”这句话的英文缩写)为口号的宣传运动。于是，大街上的霓虹灯招牌关掉了，办公大楼数里的恒温器指数被降到华氏63度，公路上车辆的行驶速度被限制在每小时50英里。到了12月份，火车司机也加进了与政府对抗的行例，一律不准加班加点，禁止星期日上班。政府作出最后的努力，于1974年1月1日决定实行每周3天的工作制，以节约能源，保证能向工业部门定量分配有限的石油。那年，英国老百姓度过了一个寒冷、昏暗和混乱的冬天。到1974年2月，英国失业人数已达到220万，开创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纪录，英镑比价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点，所有的加油站前都排起了长龙。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矿工领袖又互不相让，双方一直在进行的谈判宣告破裂。希思首相再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就在希思宣布举行大选的两天后，煤矿工人以81%的压倒多数，投票赞成举行罢工。
在1974年2月的大选中，保守党的竞选口号是：“谁来领导英国？”全国煤矿工人联盟总书记劳伦斯·戴利和联盟副主席、共产党人米克·麦加希公开宣称，他们在工业界采取的行动，可以搞垮经过选举产生的保守党政府。工党在竞选纲领中宣称，它“反对保守党和工会对抗、冲突的政策”，它将“放弃斗争到底的哲学”，并提出了“一种解决危机的办法”。哈罗德·威尔逊保证将在“公正、平等、关心低工资工人”的基础上，同工会达成一项“社会契约”。他还保证减少对穷人的征税，增加对富人的征税，废除保守党政府制定的旨在限制工会举行罢工权力的劳资关系法。
投票结果，保守党和工党都没有取得明显的胜利。工党虽然战胜了保守党，但仅比它多得了5个席位。如果算上其他政党，工党所得的议席则比其他政党所得议席总数还少32席。这样，工党在议会中未占绝对多数，不能组成多数党内阁。希思试图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但是未能与自由党领袖杰里米·索普取得一致意见，于是，组成联合政府的计划破产。希思不得不向女王递交了辞呈，工党上台执政，威尔逊重返唐宁街。工党在议人会中相对的、微弱的多数意味着威尔逊政府不可能在议会通过任何有损其他党派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的集团的议案，因此，也不可能有什么重大的有别于前届政府的措施。不过，由于工党与工会有特殊关系，再加上威尔逊又吸取了希思政府的教训，采取了一些妥协措施，总算解决了现实危机。威尔逊向矿工提出了一个新的、工资增长幅度更大一点的建议，矿工接受了工党政府提出的条件，于是，全国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希思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仅仅执政了3年零8个月。这段时间，对撒切尔夫人来说是一段极难熬的岁月，对保守党来说也不是很辉煌的时期。然而，尽管保守党政府遇到很多困难，但还是取得了一些具有长远影响的成就。英国正式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结束了游离于欧洲大家庭的状态。在内政上，进行了货币改革，实行了货币10进位制。在税收上，用价值增加税代替了混乱的、不利于调整企业积极性的雇主征税的办法。
在这段时间，保守党的有些政策虽然不是明显的失误，但也不是很成功的。希思政府取消了出售地方当局建造的住房的限制，并取消了信贷控制。这项措施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问题，它可以使能够买住房的人大大增多了。但是有些超前，当时并没有建造起足够的可购买的住房。抵押利率也随着住房成本的大幅度增加而急剧上升。结果出现了住房的供不应求，“只卖高价、不守信用”的现像随处可见。当时，在卖房问题上，只要出价高，就没有做不成的交易。这种状况便得很多新婚夫妇都买不起房子。保守党政府的这项措施使很多原来支持它的选民都疏远了它。此外，保守党政府本想通过改组地方政府来减轻那里的官僚主义，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这种改组增加了管理费用，为了支付这笔费用，只好增加税率。
大选后不久，在保守党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希思作命撒切尔夫人担任影子内阁环境事务大臣，帮助希思来收拾残局。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撒切尔夫人呕心沥血，付出了最艰苦的劳动，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处于反对党议员的地位，情况就不相同了，其办公条件与执政时相比有天壤之别。她在伊丽莎白大厦的办公室没有了，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没有了，拉着她到处跑的专车和司机也没有了。又回到了议会大厦内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的秘书艾瑞森·沃德现在不得不担负起所有的事务性工作。
环境事务部所要管的事涉及的范围很广。在这个部任职期间，撒切尔夫人在下院发言讲话的次数超过她的同事中的任何人。这期间，她所完成的工作量之大是有目共睹的。此外，她还坚持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其辛劳之程度可想而知。这时，她已是49岁。
撒切尔夫人在影子内阁环境事务大臣这个职位上并没有呆多久，命运就给她安排了新的机遇，当然也是严峻的挑战。
1974年8月，议会宣布休会。由于工党在这一年2月份的大选中仅以相对微弱多数取胜，因此工党政府的行动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因此，威尔逊首相决定解散议会。再次举行大选，撒切尔夫人和所有的议员一样都清楚地意识到威尔逊要采用这一招。所以，还在议会休会之前，保守党就开始着手准备竞选宣言。从当时的情况看，希思的处境并不是很糟，2月份的大选，保守党仅比工党少个席位。希思认为保守党可以很快东山再起。他确信这次失败只是偶然的。党内很多人也持这种看法。
撒切尔夫人照样是要负责起草有关她那个部门的竞选宣言。她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并在影子内阁中为自己的各项主张据理力争，最后获得通过。完成这项工作后，她离开议会前往肯特郡休假去了。她的假期是两周。她很需要休息，而且这个假期来之不易。可是，休假的第一天，她就连续5次接到了从伦敦保守党中央总部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她就回到了伦敦。原来是让她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她的各项主张，后来又要要把她的建议、主张拍成一部电视短片，准备到月底作为保守党的一个政治宣传材料在电话台播出。
撒切尔夫人在住房提出的建议与她过去的主张截然相反。撒切尔夫人曾是“塞尔斯顿”集团的成员，该集团是保守党内的右翼派别组织，主张搞自由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可是这一回她却主张政府干预住房问题。她许诺道：保守党将把最高抵押借款利率降到9.5%；首次购买住房的人每储蓄2英镑的押金将可获得1英镑的红利；租住地方当局公房已满了年的人将完全有权按市场价格2/3购买住房，并由地方当局提供100%的抵押借款，房客不必交纳任何保证金。撒切尔夫人的计划一经公布，立刻遭到工党强烈抨击。工党谴责撒切尔夫人的计划是“玛格丽特的仲夏疯”。是明目张胆的“竞选贿赂”，到头来会全部落空。工党这一次真的言中了。威尔逊选择了10月10日为大选日。这一天，选民果真没有被保守党的种种许诺收买，保守党人所抱的种种美好希望落空了。工党不仅获得了大选的胜利，而且又一次在议会中成为绝对多数党。威尔逊的选举战略和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羊群走路靠头羊。政治生活与其他事业一样，事业的成败最终都要归功或归罪于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像保守党这样领袖高度集权的党更是这样。在连续经历两次大选的失败后，保守党人不可避免地开始对他们的领袖是否适合继续担任这一职务提出疑问。然而，希思并不想辞职，他很眷恋领袖这一职位，他的好多抱负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尤其是，在英国，议会大党的领袖就是潜在的首相，而且他又尝到担任首相的各种甜头。1918年，法雷哈姆李勋爵将契克斯--位于白金汉郡乡村的一座富丽堂皇的房屋，赠送给各党派的领袖即未来的首相。希思出身贫寒，因此对这座房子的感情就更加强烈了。他与以往的保守党领袖和首相不同，他们自己家里一般都有一所类似于契克斯的房子，而希思这样一位出身于工人家庭的人是没有的。所以，失去保守党领袖的职位，还意味着要失去契克斯，这是非常令他心痛的。
可是，保守党人对待领袖的历来原则是：他们会忠于他们所选择的领袖，但是，如果领袖不能为党带来好处，那就会毫不留情地将他换掉。历任领袖受到的都是这种待遇。保守党在一年内就输掉了两次大选，虽然有很多客观原因，换上其他的人当领袖也不一定能赢，但是保守党人还是把责任推致领袖希思头上。政治就是这样无情。尤其是在大选期间，希思的某些做法又为党内的反对派提供了口实。他曾宣布，如果保守党获胜，他将和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克服危机，渡过危机，渡过难关。这本身就是对保守党自己的执政能力信心不足，而且这也不符合英国两党制的传统。
按照保守党的选举领袖的规则，现任领袖辞职后还可以参加新领袖的竞选。希思在保守党内的亲密朋友和身居要职的同事，如卡林顿勋爵和吉姆·普赖尔，都来给希思出主意。他们认为，对希思来说，上策是他先宣布辞职，然后参加新领袖的角逐，如果他再次当选，那么就可以堵住那些反对派的嘴。即使不能出现这种结果，他们也可以在反对派站出来挑战之前将政见与希思相同的人，如威廉·怀特洛，推出来接替希思。可是，希思对朋友们的忠告不予理睬。他坚信他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两次大选失败只是出于偶然因素，待局面稳定下来、烟消云散之后，人们自然会看清事情的真面目，会认识到他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然而，在保守党内，乃至新闻界，人们已感觉到保守党内已出现选择领袖的问题，有关新领袖人选的各种猜测越来越多。人们经常提到的名字是基思·约瑟夫。他曾在希思政府内作卫生和社会保险事务大臣。在任职期间，他一心一意扑在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上，没有精力去考虑党的方针政策问题和关心国家大事。保守党成为反对党后，他才有机会静下心来，对过去3年半中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并与他在党内的朋友们进行了一番讨论。他与撒切尔夫人不同，撒切尔夫人只是对希思政府的住房政策提出过反对意见，而对其他一切政策都保持沉默。约瑟夫则是对希思政府及以前几届保守党政府的做法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并公开发表意见。
约瑟夫出生于富有之家，曾任家族企业博维斯建筑公司的董事长，继承了父亲的男爵爵位。他还是个学者，曾被选为万灵学院会员。在政界，像他这样的政治家兼学者的人不多。但是他却没有固定的信仰。他思想活跃，热心于理论问题，但对某一观点不能长期坚持下去。比如，在麦克米伦任住房大臣时，他曾主张地方政府建筑高层公寓，当时高层建筑非常时髦。但是后来住户们却极讨厌这种高层公寓，然而木已成舟，不可能把已建好的大楼再马上拆掉。到了70年代初，约瑟夫承认他的主张是错误的。再比如，希思刚当上保守党领袖时，他是希思主要助手之一，对希思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974年，他开始痛苦地对这些他自己参预制定的政策反思，并对之进行抨击。他说：“在共产主义国家以外的发达国家中，我们更像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共事业、政府控制的范围、收入政策等许多方面，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策。”
身为学者的约瑟夫开始对保守党30多年来所推行的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主要是在保守党政策研究中心进行的。约瑟夫曾提出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请求，他说：“当希思先生让我在他的影子内阁中任职时，我请求他给我一个不主管某个方面的职位，这样我就可以设立一个小小的研究机构，从西欧其他国家的经验中找出我们的教训，并搞清楚他们为什么比我们繁荣得多。”希思同意了约瑟夫的请求，于是，政策研究中心就这样诞生了。然而希思没有料到，这个中心，后来竟成了以他为首和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两大阵营相到攻击的主要阵地。起初希思不同意成立这个中心但约瑟夫一再保证，这个中心不占用党的经费，不分散党的精力，以学术研究为宗旨。这样，希思才勉强同意。但不久，希思就发现，约瑟夫没有履行诺言，这个中心不但成功地从一贯资助保守党的财团那里搞到了经费，而且它并不研究诸如欧洲与美国、日本的经济差异等纯学术问题，而是与党的其他研究部门作对。希思认为这是背叛。实际上也是这样，约瑟夫成了后来把希思拉下台的主要人物之一。十几年后，希思仍然对他耿耿于怀。
政策研究中心一成立，撒切尔夫人就成了它的骨干。早在6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刚成为议员时，她就认识了约瑟夫，并建立起了很密切的关系。1960年撒切尔夫人提出使她初露锋芒的“公共团体”议案时，约瑟夫就给她以很大帮助。当时，约瑟夫是住房部大臣亨利·布鲁克的副手，他与她一起对方案作了补充和修改，设法使它在议会通过。这回，撒切尔夫人开始回报约瑟夫对她的帮助。当约瑟夫摆脱了良心的羁绊，向希思发起猛烈的抨击但还势单力薄的时候，撒切尔夫人首先公开声明支持他。与自己的领袖对立，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政策研究中心的核心人物除了撒切尔夫人外，还有右翼报纸《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艾弗雷德·谢尔曼，以及由希思提名担任要职的亚当·里德利。
在约瑟夫的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初期，撒切尔夫人是唯一公开加入这个中心的影子内阁大臣。她是这个中心的副主任，这是她与希思领导决裂的开端。从内心而言，撒切尔夫人无疑是保守党右翼的成员，所以在适当的条件下，她肯定会支持右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反对“左”的保守。然而，多年来，撒切尔夫人并没有在保守主义理论上有多大建树。为了得到晋升，谋取权力。她常把她所信奉的原则搁置在一旁。她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事务性工作上，无暇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更没有反叛意识。直到1974年前，她一直对复杂深奥的思想理论不感兴趣。1968年她在保守党年会上的讲话，是她思想意识的最全面表述，但是这篇讲话所表达的思想还相当不成熟，外行味十足。早在50年代就成立了一个主张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问题研究所，该所后来自称是“撒切尔主义”的最早创立者。然而，撒切尔夫人却不是该所的常客，最常来这里借阅书籍的是基思·约瑟夫。所创办人之一哈里斯勋爵认为，撒切尔夫人完全是在约瑟夫的影响下才开始考虑该研究所的主张、学习自由经济思想的。她也经历了从思想上转变为真正的“保守”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转变来得相当晚。可以说，基思·约瑟夫是“撒切尔主义”的真正创始人，是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导师。
约瑟夫为保守主义的政治转折做出了重要贡献。1974年9月5日，约瑟夫发表演讲，第一次把货币主义的新经济思想介绍给英国的政界，为保守党的思想革命开辟了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各国政府都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做为制定政策的基础，英国也不例外。凯恩斯的理论产生于30年代大萧条时期。在此之前，西方国家都奉行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政府对经济不进行任何干预，经济活动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情，其结果是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严重。凯恩斯的观点是，只有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纠正经济体系中的种种弊病，以及通过财政手段和公共投资增加社会需求，才能减少失业人数和减少经济萧条的压力。凯恩斯主义的产生被誉为“凯恩斯革命”。从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开始，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确实很见成效。然而它也暴露出了弊端，主要是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并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所提出的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则否定了凯恩斯主义，重新肯定限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思想。货币主义者认为，改变西方经济状况的办法就是恢复人们在19世纪就已奉行过的个人利益原则。每个人都最了解他自己的切身利益，他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裁判，只要遵守法律，信守合同，社会分工和市场会自动调节经济活动，从而产生最佳的经济效果，根本不需要政府进行任何干预。货币主义者还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政府不应该对失业和产量问题进行干预，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介入得越少越好。
约瑟夫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他在普雷斯顿发表演讲时，抨击了战后以来历届政府所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他说：“历届政府把它作为减少失业的一种办法，结果不仅造成了通货膨胀，而且也并没有给失业者带来好处。”约瑟夫的话实际上是在指责前保守党政府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和增加政府开支的做法。约瑟夫认为，正是这种做法引起了目前的通货膨胀。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等于是在批评希思。
保守党下野后不久，原财政大臣托尼·巴伯退出了政界。希思需要找一个人来接替巴伯的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的职务。按理说，约瑟夫是最有资格担当此任的人。然而，由于他的经济观点与希思的相悖，尤其是他已是对希思的领袖地位构成威胁最大的人，而财政大臣无论在内阁中还是在影子内阁中，其地位都在其他大臣之上，是仅次于领袖的第二号人物，因此，希思不想让约瑟夫坐上这把交椅。在10月大选后组织影子内阁的班子时，希思选择罗伯特·卡尔为财政大臣，让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做卡尔的副手，也就是财政部门的第二号人物，专门负责财经立法和公共开支工作。
从党内政治角度看，希思的这一决定是个严重的失策，任命撒切尔夫人担任影子内阁财政部的副大臣，名义上职务是比以前低了，但是财政部的重要地位使撒切尔夫人有了更多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才能。而此时又正值希思的反对派四处寻觅党的领袖候选人的时候。撒切尔夫人上任伊始就接受了回击工党政府提出的一项财政议案的任务。结果她旗开得胜，干得非常出色，在保守党议员们面前露了一手。
在此之前，希思与保守党议会党团内最有权威的一个机构--1922年委员会之间出现了矛盾。1922年委员会又名后座议员委员会。该委员会实际成立于1923年，得名于1922年保守党后座议员在卡尔顿俱乐部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与会的后座议员们投票表决让本党撤出自由党人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并促成党的领袖奥斯汀·张伯伦下台。自此，该委员会成了保守党议会党团中很有力量的后座议员团体，其职能主要是沟通保守党领袖和后座议员之间的联系，促进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协商，使党的领袖对后座议员们的意见给予足够的重视。该委员会对于党的领袖的选择及政策的制定都有很大影响。1965年，保守党领袖霍姆就是在该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迫辞职的。委员会内设有执行委员会，由18名经选举产生的成员组成。1974年时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是爱德华·杜坎。在10月的大选前，执委会在杜坎伦敦的家中商定，在大选后的第四天，即10月14日举行会议，以便处理新议会开会之前的一些日常事务。然而，出人预料的是，会议尚未开始，执委会就收到很多对希思的领导不满的意见，后座议员们也都纷纷云找执委会成员，要求他们采取行动。这样，执委会的原定议题只好改变。而且，外界的很多人，包括舰队街的人在执委会开会前就知道了这件事。10月14日晚，当18名执行委员来到爱德华·杜坎家开会时，杜坎家门口早已有一大群记者和摄影师等候在那里，尽管这不是一次公开的会议。记者们个个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是不是正在酝酿一场1922年式的造反事件。
其实，事情并不像记者们所想像的那么严重。1922年委员会并不想把希思搞下台，而是要通过进行领袖选举来重新确认希思的领袖地位，使之得到加强，从而平息党内已存在的对领袖的批评和人心浮动的状况。杜坎受执委会之托向希思解释所发生的情况，第二天又把希思的意见报告执委会。可是，希思对这一消息非常恼火。他认为执委会的做法不是不合逻辑的，而且把整个事情看成是对他本人的一种背叛，完全没有意识到会上有许多人可能站在他这一边。
为了避开记者们的注意和可能引起的满城风雨，杜坎决定把执委会的第二次会议必在米尔克大街的凯撒·厄尔曼银行举行，因为他是这家商业银行的董事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由他向几委员们汇报他同希思的谈话的情况。谁知，无孔不入的记者们又及时得知了这一很机密的计划。等委员们来开会是时，记者们早已手持照相机恭候在那里。那天的晚报刊登了这一消息，并添油加醋地把这次会议说成是要将希思赶下台的阴谋，把与会者形容成是“黑手党”。
希思对此更为恼火。米克尔街会议那天，杜坎曾邀请希思到会，与执委会的成员们当面一起讨论有关的事情，但是他拒绝了。他的理由是，按照惯例，每届新议会产生后，1922年委员会应该重新选举执委会。鉴于目前的执委会委员们还未经过改选，他不想同他们打交道。于是，1922年委员会在希思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全体会议，会上首先重新选举了执委会，结果原执委会成员全部当选，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后，1922年委员会又讨论了希思的领袖地位问题。然而，希思拒不重视1922委员会的行动本身所提出的警告，仍顽固地认为只有他能领导保守党走出困境。
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在这次领袖改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于1965年所设计的领袖选举程序有一个漏洞，他当时没有预料到会出现现任领袖不愿主动辞职的局面，当初他本人是主动提出辞职的。于是，霍姆提出修改领袖选举规则。这是，希思也认识到，如果他连修改选举规则都要加以阻挠，就会引起党内的全面造反。希思任命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选举规则修改委员会，由霍姆勋爵提提任主席，负责提出各项建议。在下院的圣诞节休会前夕，选举规则修改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它的建议，主要有两点：(1)保守党在野时，每年必须重新选举党的领袖；(2)在选举领袖时，某个候选人要想在第一轮投票中获胜，他不仅要在选票总数（即参加投票的人数）中领先于第二名15%，而且还必须在选举人总数，即全体下院议员（当时是276人）中领先于第二名15%。这些建议都被接受了，希思同意尽快举行选举，以及早平息这一风波，使全党的注意力从领袖问题中转移出来。选举日期定在1975年2月4日。后来，希思下台后，人们把霍姆提出修改领袖选举规则，从而迫使希思提出辞职的作法称为“霍姆的报复”。
谁会站出来向希思提出挑战？这是自从保守党1974年10月大选失败以来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人们最关心的并不是希思是否能下台，而是谁将成为政治新星。最初，基思·约瑟夫被认为是最孚众望的竞争者，也有一部分议员热切希望爱德华·杜坎能站出来竞选。但是，杜坎刚刚连认为期一年的1922年委员会主席，而按常规，担任这个职务的竞人要负责领袖选举的具体工作，这样一来，杜坎要当领袖候选人就必须先辞去1922年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且委员会还要重新选出接替杜坎的人。他要参加竞选，显然使问题复杂化了。再说，很多人对杜坎是否胜任领袖职务还有疑问，因为他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并未发挥积极作用，而且显得很不热心。还有一个使杜坎放弃竞选保守党领袖的因素是，杜坎当时是凯撒·厄尔曼银行的董事长，如果他进行竞选并出任保守党领袖，他就不会再有精力顾及银行，而他又不愿意放弃银行。而且，当时厄曼银行在业务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如果杜坎参加领袖竞选，成为舆论关注的对像，会使他处于难堪境地。最后，是杜坎夫人站出来说她不愿意让杜坎参加竞选，从而使杜坎结束了犹豫不决的状态。
当时，也有一两位议员推荐撒切尔夫人，其中有与玛格丽特同时到下院工作的弗格斯·蒙哥马利，此人在撒切尔夫人主持教育部的工作时，曾在她手下工作。但是，撒切尔夫人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她认为保守党还不准备接受一位女领袖。这种看法，她以前在很多公开场合，包括在电视节目中都表达过。她说：“女人领导保守党或出任首相还为时尚早。我没有看到会在我这一生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她所选择的保守党领袖是基思·约瑟夫，而且明确地表示支持他。
可是，不久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0月19日，约瑟夫在埃德巴斯顿向当地的保守党人发表了一次演说，其反应极坏，后果严重。他在讲话中暗示说，那些处于“第四和第五社会-经济阶层”的母亲们由于自己照顾不好孩子，所以最不适宜生儿育女，因此应该给这些下层人免费提供避孕药物和工具，以阻止他们无止境地生孩子。他大声疾呼：“我国人口平衡，我国的人种正面临着威胁。”约瑟夫的这番话对他的声誉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不仅使他臭名昭著，名誉扫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他的政治生命也陷入危险的境地。有人谴责他在鼓吹“阶级歧视”理论，要让“无产者断子绝孙”。尽管他在后来的一周内拼命进行辩解，说他的讲话被人曲解了，他的真意并非如此，然而舆论已经形成了，他已不再可能当上保守党的领袖。
到了这种地步，撒切尔夫人开始考虑是否站出来参加竞选了。但是，在约瑟夫正式宣布不参加竞选前，她还没有下定决心。到了11月，约瑟夫明确表示不参加竞选，撒切尔夫人才于当月宣布参加保守党领袖的竞争。
撒切尔夫人向希思挑战，竞选保守党领袖的决心，完全是她独自一人下的，谁也没有帮她拿过主意，在家里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全家人既没有讨论过如果她获胜将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考虑过万一她失败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撒切尔夫人失败，她前座议员的位置会一去不复返，她的宦海生涯就此完结。她没有认真考虑这些问题。她当时完全是在一种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驱动下做出这个决定的。撒切尔夫人目睹了国家的形势、保守党的现状，也分析了她周围有可能来领导这个党的人选，她认为这些人都没有能力把国家治理好，重振英国，也未能使保守党振兴起来。当然，她也知道，她在冒毁灭自己仕途的危险。她在回答为什么出来参加竞选时说：
“因为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我相信我可以把英国治理得比任何人都好。还因为我发觉保守党向左转变的幅度太大了，而且好像没有一个具有我那种思想和理想。看来，我出来竞选对于我们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可是，尽管撒切尔夫人认为她的党和祖国需要她，然而到这个时候英国有很多人还从未听说过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名字，对她的情况就了解更少了。当然，她曾经在小学生牛奶事件中引起过人们的强烈反感，在大学生经费问题上使大学生极为不满；那些对政治真正感兴趣的人，知道她曾发表过一些令人难忘的演说；她的同僚们知道她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但是，对普通公民，甚至一般党员来说，她仍是个无名小卒。
报界对撒切尔夫人的看法也不太好。评论家伯纳德·李文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像爱德华·希思一样高傲自负，冷酷无情，如果选择她当领袖，保守党就犹如跳出爱斯基摩人的冰窖又跌进冰川一样，没有任何意义。李文还说，撒切尔地夫人决不是一位能激动人们浮想联翩的政治家。更使人对撒切尔夫人信心不足的是，下院朝野两党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城镇居民，她没有什么杰出的才智。
不过，撒切尔夫人有自己的支持者，这些人在她身上看到了其他政治家所不具备、也是其他人所没有注意到的特殊品质。艾雷·尼夫就是这样的支持者之一。尼夫是一位默默无闻、但很受人敬重的后座议员。还是姑娘时的玛格丽特·罗伯茨与他在1950年的大选中首次相遇，当时他们两人都是议员候选人。1953年，当尼夫在内殿法学院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担任低级律师的时候，已经结了婚并成为两个孩子母亲的撒切尔夫人正在那里攻读习惯法和刑事法，他们在那里再次相遇。从那时起，他们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撒切尔夫人当上议员后，尼夫很关注她的活动和政治生涯。在这次选举领袖问题上，他起初支持爱德华·杜坎。但是在杜坎经过几个月的犹豫不决并于1月份宣布不参加竞选后，尼夫转而支持撒切尔夫人，而且他还使相信他的判断力的后座议员也转而和他采取同样的立场。
撒切尔夫人的另一位坚定的支持者是戈登·里斯。里斯当过新闻记者和英国联合公司的制片人。他很有远见，当时录像带还没有流行起来，而他已在公司一家推销这东西。里斯的副业是为保守党制作政治广播节目，他正是以这一身份最初遇见了撒切尔夫人，并对她十分佩服。他很快就发现了撒切尔夫人所具有的正直的品质和非凡的领导才能。而其他很多人则是在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一点的。里斯决定为撒切尔夫人竞选助一臂之力，利用他的宣传才能和熟悉新闻媒介的有利条件为她的竞选服务。当时，有人认为，里斯是在冒毁灭自己的风险，如果撒切尔夫人失败，希思重新当选保守党领袖，里斯的前程就彻底完了。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里斯认为撒切尔夫人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她的精力充沛，富有魅力，他甘愿为她冒风险。
在西方，有一句评价政治的名言，即政治是一种卑鄙的图谋利益的勾当。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坎坷的政治生涯中饱尝了这种卑鄙勾当之苦。在竞选领袖的关头，撒切尔夫人再次遭到来自政敌的恶毒攻击。1974年11月，撒切尔夫人提出了一项旨在帮助老年人对付通货膨胀、使他们能更合理地使用养老金的建议，在当时看来，这项建议是有益而无害的。她建议人们储存诸如沙丁鱼和火腿之类的高蛋白罐头食品，因为这样的食品可以长期保存，而它们的价格今后肯定是要上涨的。她还一现身说法，告诉人们她自己的是怎样做的……定期买一听罐头存起来。她的建议被刊登在一家名叫《退休前的选择》的杂志上，她还接受了这杂志记者的采访。出人意料，工党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有些报纸也跟着起哄。当时有一幅漫画，画着撒切尔夫人被堆积如山的罐头包围着，而这些罐头都是她从正在挨饿的养老金领取者手中夺下来的。在保守党内，撒切尔夫人的反对者也趁机落井下石，说她对普通人民的生活一无所知，因为穷人根本没有钱来储存食品。其实，上述各种人对撒切尔夫人的攻击并不符合事实。对政敌的歪曲事实的攻击，撒切尔夫人丝毫没有让步，这时撒切尔夫人比她在教育部时老练多了。她对人说，他们用这种歪曲事实的办法搞倒了约瑟夫，便绝不能再让他们得逞。
这起风波过后，就到了圣诞节。圣诞节是英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全国都要放假，连公共交通在这一天都中断。玛格丽特同家一起在兰伯斯特高尔夫球场附近的公寓里度过了这节日。在假日里，她和丹尼斯还去看望了一些朋友，其中有比尔·迪兹夫妇。迪兹先生是阿什福选区的议员，英国大报之一--《每周电讯报》的主编。迪兹是丹尼斯的高尔夫球友，两人关系甚密。不过撒切尔夫人不喜欢同丹尼斯的球友们在一起，她讨厌高尔夫球。在圣诞节期间，撒切尔夫妇按惯例去看望约瑟夫夫妇，玛格丽特发觉同约瑟夫在一起时共同语言较多，这也难怪，她与约瑟夫可称得上是志同道合。
撒切尔夫人在过完圣诞节返回伦敦后不久，爱德华·杜坎就决定不参加领袖竞选，并明确表示他将支持撒切尔夫人。这样一来，一大批原来支持杜坎的人也都转而支持撒切尔夫人，从而使她的实力大增。艾雷·尼夫自告奋勇，提任撒切尔夫人的竞选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是撒切尔夫人在教育部任职时的威廉·谢登。于是，激烈竞选拉开了序幕。艾雷·尼夫的首要任务是设法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撒切尔夫人是保守党领袖最合适的人选，她具有巨大的潜力，是最宝贵的人物。尼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训女特工人员，所以他非常敬佩有胆量的女人。而他本人就是一位非凡的勇士。在二战期间，他是第一个从德国迪茨堡战俘营逃出去的同盟国军官。后来他又返回战俘营为其他战俘设计了一条成功的逃跑路线。他对撒切尔夫人的评价是，她是长期以来未曾有过的真正理想的政治家，她除了是位政治家外，还是位哲学家。后来的事实证明，尼夫确实有一双慧眼。
1975年1-2月是撒切尔夫人一生最紧张的时期，她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除了参加竞选，设法让更多的保守党人，特别是保守党议员们相信她具有政治家的资质外，还要做日常的本职工作。作为影子内阁中负责财政事务的第二把手，撒切尔夫人在财政立法负有特殊的责任，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时她所担负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挫败工党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的财政议案。正是她在挫败这项议案过程中的出色表现，才使下院内外的人们真正站起来对她刮目相看，并开始对竞选保守党领袖的意图和努力给予严重关注。
早在1974年12月，撒切尔夫人就对工党的财政议案发表了首次讲话，受到舆论界的赞扬。专门写政治随笔的弗兰克·约翰逊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写道：
“在本届议会的保守党前座议员中，她第一个赢得了该党后座议员们的欢呼，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热情，并不是讨好，以便将来能成为爵士或贵族。” “撒切尔夫人证明她有一对铁酒窝。”“人们以前曾形容一个主要演员有一鸣惊人的演技，同样，玛格丽特也具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才能。”
当在辩论中工党百万富翁哈罗德·利弗首先发言为工党的议案辩论时，撒切尔夫人尖刻地指出：弄钱的办法有4种--赢钱、挣钱、借钱、与有钱人结婚，这位尊敬的先生似乎对这4种方式都很精通。然后，她把话锋从利弗的财产转到国家财政上。她针对工党提出的对超越社会契约的企业实行惩罚的建议，反驳道“私营企业雇主并不是社会契约的一方，而国营企业则是与社会契约有关的方面，当社会契约失效时，前者要受到惩罚，后者却可以逍遥法外，这岂非咄咄怪事。
撒切尔夫人乘胜追击，又把火力转向辩论中对方的主帅--工党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她抨击了希利在预算报告中提出的积累实物并不会给人带来幸福的说法。她说这信口开河。她拿出从报上剪下来的一篇文章，上面引用这位财政大臣的话，希利说他从不储蓄，只要一有钱就出去为家里购置东西。希利矢口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并要求撒切尔夫人指出引语的来源。撒切尔夫从容不迫地告诉他引语来自《星期日电讯报》。希利可奈何地坐下去，虽然心里不服气，嘴里还嘟哝着一些否认此事的话。
到1975年元月，离保守党领袖选举还剩两周，撒切尔夫人又重振斗志，再次披挂上阵和工党较量。这次是抨击工党提出的资本转移税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所有的馈赠、遗产，包括救济品和慈善事业都得征税。希利先生又一次遭到撒切尔夫人的痛击。他被指责为是第一个向做好事的人征税的财政大臣。撒切尔夫人说希利“显然不懂得这种税收将给个人生活、国家经济以及整个自由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第二天，希利在发言中设法为自己辩护并向撒切尔夫人发动反攻。他说：“撒切尔夫人在辩论中俨然像特权阶级，她的表现说明她已下定决心让她的党被人指责为少数富人的党，我相信她和她的党将为此而后悔。”
虽然人身攻击是西方党派活动中的家常便饭，但是它仍然比其他的事情更能令人集中精力地听并想出对策。希利的发言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胸有成竹地站起来向希利进行了反击。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说她原来想说希利的发言并没有反映出他的真实水平，然而遗憾的是，她不得不说希利先生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紧接着她讲出了下面这段几乎让人无地自容的话：
“有些财政大臣精通经济学，有些财政大臣通晓财政学，而这位财政大臣却对什么都一窍不通。他昨天所作的答辩使我们感到愕然，这样一位对现存税收制度和提交议会讨论的议案一知半解的人，怎么能够当上财政大臣，又怎么能够代表政府发言呢？如果这样的人可以作财政大臣，那么，下院里的任何人都可以当财政大臣了。我原来以为，这位可尊敬的先生至少可以当众谈谈他所提出的那种做法的实际效果，因为它影响到每个人，包括像我这样一个生来就没有任何特权的人，但是我还是失望了。”
在这段话中，撒切尔夫人又十分巧妙地反驳了希利说她“像特权阶级”的言论，为自己作了辩护。
撒切尔夫人的这次回击取得了胜利。她伶牙俐齿，把对方讥讽得无言以对，博得了她的下院同僚以及新闻界人士的热烈喝彩。每当政界出现这类舌战时，新闻界就尤为活跃，如获至宝。这次辩论的时间和胜利对撒切尔夫人来说是绝好的，而对希思却是个严重打击。那些原来认为撒切尔夫人的挑战不堪一击的人，猛然意识到她可以造成一种不忽视的威胁。弗兰克·约翰逊评论道：“尽管我不愿冒使她动怒的危险而对她是否是真正的女性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还要说，保守党需要更多像她这样的男子。”
在这次辩论后，撒切尔夫人在艾雷·尼夫的帮助和指导下越战越强，实力变得日益雄厚。尼夫为她组织的竞选运动极其成功。每逢星期日晚上，尼夫都同威廉·谢登、担任竞选高级顾问的基思·约瑟夫一起在她的家中举行晚餐聚会。在这种场合，撒切尔夫人既是保守党领袖候选人、聚会的核心人物，又是女主人、厨师和杂工。他们组织了一个出类拔萃的班子，而且与所有的重要人物和部门都有联系。艾尔弗雷德·谢尔曼负责政策研究中心的工作，戈登·里斯在新闻界人头很熟，党内外都有宣传工具为她们所掌握。
原先，撒切尔夫人对舰队街并无好感，因为她在教育部任职时吃尽了报界的苦头。但是，现在她比谁都清楚在这种关键时刻同报界搞好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以前，她讨厌报界还因为它们的衣着品头论足。她喜欢常穿黑色礼服并佩戴珍珠项链，报界说她这是嗜她保守党女士的标志。她对此非常恼火。在一次保守党卡尔顿俱乐部的晚宴上她对报界的攻击回敬道：
“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就不能佩戴这串珍珠项链。这是丹尼斯送给我的礼物。”
保守党通讯工作的负责之一龙尼·米勒对她说：“撒切尔夫人，如果你在电视上讲这些话，全国的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不过那时她对此话持怀疑态度，始终未听取这个建议。
认识到报界在竞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后，撒切尔夫人便开始努力争取舰队街编辑的支持，而这些人都是一些具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老爷。这些编辑们同她的保守党同僚们一样，对一个女流之辈来领导保守党忧虑重重。不仅如此，这些编辑中还有许多希思忠实支持者。争取报界的支持，这是一场硬仗。她经常出席报界的午餐聚会，请编辑们共进午餐，请里斯帮助安排与编辑们会见。在这些活动中她大胆地向他们阐述她自己对保守党的看法和打算，以及争取英国再次像巨人一样站起来的伟大抱负。她那种推心置腹、直截了当、毫不哗众取宠的讲话方式是政治家们不常采用的。谈话间，她既表现了女性的美，又展示了男子所具有的气概，两者巧妙地融为一体。正是通过这些活动，撒切尔夫人赢得了一些关键人物的支持。
撒切尔夫人在竞选中的主张是政府要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要为人民办事。1月份，她在《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明确阐明她的政策主张的文章，题目是《我所要建设的保守党》。她认为，保守党在两次大选中连续失败，不只是希思一个人的责任，每个保守党人，包括她自己，都负有责任。她指出：保守党确实辜负了人民的期望，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政府和政党，如果政绩突出，肯定会在选举中获胜。保守党应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最主要的教训有两个：一是要花大力气对付通货膨胀，从长远的观点看，急剧增长的通货膨胀是最大的敌人；二是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接着她阐述了她的政治哲学思想：
“我心目中的保守党将明确表示它主张个人自由和个人繁荣，主张维护法律和秩序，主张私有财产广泛分布，主张奖赏那些有干劲、有技术而又节俭的人，主张让人们进行多种多样的选择，主张在各地社区中维护地方当局的权力。”
竞选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随着投票日的临近，第三个候选人加入了竞选行列。他是休·弗雷泽，他的妻子是一位历史学家兼作家，叫安东尼亚·弗雷泽。弗雷泽先生是一位资历深厚的后座议员，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望。不过他确实不是领袖人才。然而，他的加入为那些既想搞倒希思又不愿支持一个女人当领袖的议员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一直到2月3日，即第一轮投票日的前一天，对撒切尔夫人来说前途仍很渺茫。据民意测验显示，全国70%的保守党人都表示赞成希思继续留任保守党领袖。虽然一般党员在领袖选举中没有投票权，但他们可以间接地影响拥有投票权的议员，因为议员们都是来自某一选区的保守党协会，选区协会对议员有很大的制约作用，某一议员要想继续出任他所在选区的议员，他就必须与该选区保守党协会进行很好的合作。在下院保守党议会党团中，具体数字虽然还难以确定，但是当天晚些时候，一个很不利于撒切尔夫人的情况发生了：在10年前被希思赶下台的霍姆勋爵竟然站出来表示支持希思。霍姆虽然任保守党领袖的时间很短，而且没有什么功绩，但他毕竟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他的介入大大增强了希思的实力。在保守党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影子内阁中，所有成员，除了基思·约瑟夫和一个打算投弃权票的人外，都支持希思。
看来希思是稳操胜券了。希思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2月4日，希思满怀信心地来到14号下院委员会办公室参加投票。他的竞选办公室主任告诉他，他有希望获得138-144张选票，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可以明显获胜。而撒切尔夫人这边一直很谨慎小心，竞选办公室预测最多只能获得122张左右的选票，最多同希思打成平局。
投票从中午开始。撒切尔夫人很早就投了票，然后便前往伦敦金融城参加一个工作午餐会去了。回到下院后，她便在艾雷·尼夫的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地等待着选举的结果。与此同时，希思在走廊的另一端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由他的老朋友奥尔丁顿陪伴着等待投票结果的宣布。希思的心情显然不像撒切尔夫人那么紧张。投票在下午3点30分全部结束。4点钟，负责工监票的1992年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杜坎走出第14号委员会会议室，这时，议会大厦的走廊里已挤满了记者。杜坎宣布了投票结果：
玛格丽特·撒切尔： 130票
爱德华·希思： 119票
休·弗雷泽： 16票
弃权： 11票
撒切尔夫人虽然没有得到法定的第一轮投票取胜所需要的票数 ，但这个结果已经大大出乎她的预料。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被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惊呆了。而希思更是大惊失色，好像被当头击了一棒，不知所措。他说了声“看来，我们全搞错了。”后，便立即动手起草辞呈。然而，撒切尔夫人并没有过分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她心里清楚，在投她的票的人当中，并不都是她的支持者，许多人投她的票仅仅是为了搞掉希思。她现在还无法知道130个投她票的人当中有多少真正是她的支持者。第二轮投票定于一个星期后举行，很难预料，到时会不会再杀出黑马，冒出新的更不实力的竞争者来。因为到第二轮投票时，谁也不用担心输给希思而在过后遭到报复。
决定在第二轮投票中新参加竞选的有前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现任保守党威廉·怀洛特，他是个忠诚的希思派，在第一轮投票中为希思让路而拒绝参加竞选，但现在感到站出来竞选领袖以期保持希思的政治路线是责无旁贷的事。其他新加入竞选的有：杰弗里·豪副检察长，保守党内较有影响的派别组织“弓集团 主席，曾在希思政府中任贸易与消费事务大臣；詹姆斯·普赖尔，前农业大臣和保守党副主席，曾一度担任希思的私人秘书；约翰·佩顿，前运输大臣。
在两轮投票之间的这一周，撒切尔夫人感到焦躁烦闷、度日如年。但形势在朝着有利于撒切尔夫人的方向转变。一些原来支持希思的人现在站到了撒切尔夫人一边，其中最重要的诺曼·斯蒂瓦斯。斯蒂瓦斯曾是撒切尔夫人在教育部任职时的第二把手，现在影子内阁中担任教育大臣。他称撒切尔夫人为“上帝赐福的玛格丽特”，他宣布支持撒切尔夫人的决定，促使一大批保守党中间温和派人士站到了撒切尔夫人一边，从而冲淡了她是保守党右翼极端分子的名声。
第二轮投票前这一周的竞选活动，大家都表现得特别和气，第一轮投票前的那种人身攻击、小动作都没有出现。但其间也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就是在东波恩召开了一次青年保守党人会议，两个主要候选人撒切尔夫人和威廉·怀洛特都应邀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在这段时间里，竞选人四处游说，寻求支持。由于有5位候选人参加竞选，下院的每一条走廊里几乎都有竞选工作人员在想方设法缠住那些尚未拿定主意选择谁的议员，说服他们支持自己的“老板”。有一位年轻的议员后来对此事评论道，他希望领袖选举能继续到第100轮投票，因为有生以来他从来未收到过这么多请他赴宴的请柬，他感到这个时候他的身价最高。
在这一星期里，撒切尔夫人仍忙于那项财政议案的辩论工作。这时，该议案已进入了由议会委员会讨论、审议的阶段。她照样勤奋工作，博得了所有与她一起工作的人的尊敬。同时，她显得对经济工作很内行，在处理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上颇得心应手。除了忙于议会工作和领袖竞选外，撒切尔夫人还要为家庭分心，因为这时，卡罗尔正在伦敦大学参加法律专业的结业考试，她非常担心她自己竞选领袖的活动会给女儿的考试带来不良的影响。在财政议案辩论过程中，撒切尔夫人把具体的事务交给组织秘书塞西尔·帕金森负责。7年后，帕金森成了保守党主席和撒切尔夫人在内阁中最为信任的同僚之一。在那段时间，每当他们一起工作到深夜时，帕金森都主动开车送她回家。撒切尔夫人的精力之充沛让帕金森感到非常惊讶。她常常在深思熟虑议案所涉及的各种复杂问题，核实极为纷繁的数据后，突然提起正在考试的女儿，从一个政府官员一下子变成了一位慈母。
撒切尔夫人一生最紧张的一天到来了，这天保守党议会党团要为选举领袖举行第二轮投票，对撒切尔夫人来说，这是决定她政治前途的一天。在这同一天，卡罗尔要参加两门考试，而她承认她对这两门考试感到非常紧张。当她对母亲说她感到紧张时，玛格丽特说：
“你以为我不紧张么？我也感到紧张。”
“你认为你会获胜吗？”卡罗尔问。
“我不知道是否能得到足够的票数。”
当天下午，卡尔参加了3个小时的考试，结束后，一个监考人走到她身边悄声对卡罗尔说：“你妈妈赢了！她得了146张选票。
听了这个消息，卡罗尔不由大吃一惊。撒切尔全家没有一人真正相信玛格丽特会获胜。第一轮投票结果已使他们大为惊宅，对第二轮投票他们并不抱多大希望，所以选举结果使他们都感到意外。
那天下午4点钟，正式选举结果公布出来了：
玛格丽特·撒切尔： 146票
威廉·怀特洛： 79票
杰弗里·豪： 19票
詹姆斯·普瑞尔： 19票
约翰·佩顿： 11票
后来，在第二轮竞选中由支持希思转而支持撒切尔夫人的约翰·斯蒂瓦斯评论这次选举说：“这不是一次选举，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这次选举无论对保守党还是对英国来说，都是一段不寻常的历史。撒切尔夫人自己最早是从竞选办公室主任艾雷·尼夫那里得到这个让她激动不已的消息的。像第一次投票一样，她这次又是在尼夫的下院的小房间里等待选举结果，也是心乱如麻、神经紧张。当尼夫走出来时，只是很平淡地说了一句：“一切都很顺利，您现在是反对党领袖了。”尼夫的话虽然平淡，便对撒切尔夫人来说却是一个最不寻常的时刻。数月来，玛格丽特和她的战友们兢兢业业地工作，专心致志地研究民意测验，到处做演说、写文章，在威斯敏斯特大厦的走廊里拉选票，不分昼夜地潜心制定竞选战略和计划……现在他们终于赢得了胜利，他们无不欣喜若狂、额手称庆。选举终于结束了！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来自格兰瑟姆的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奇迹般地征服了大男子主义最严重、代表英国权势集团的政党--保守统一党 。而在仅仅数月以前，连她本人都认为，一个女人登上英国保守党领袖的宝座在她有生之年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保守党最敏锐的历史学家之一朱利安·克里奇莱总结了这次选举的特征，把它称为农民起义。这对世界最古老的政党之一--保守党来说确实是一场革命，其意义远远超过1965年希思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希思是第一位出身贫寒而且又是第一位经选举产生的保守党领袖，而玛格丽特·撒切尔不仅是保守党历史上第一位女领袖，而且是英国政党史上第一位大党的女领袖。希思在竞选领袖时，并没有遇到在任领袖的挑战和排斥，当时霍姆勋爵没有参加竞选；而撒切尔夫人则是经过向现任领袖挑战，顶住强大的压力之后获胜的，再也没有比此更令保守党人振奋的事了。更为重要的是，她是一位具有新思想、新作风的领袖，她的当选将给保守党和整个英国带来一系列新的变化。
当然，这次选举胜利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胜利者本人。这是撒切尔夫人取得的第一个惊人的成就，也是最关键的成就，其意义超过1979年当上英国首相。在英国，两大党的领袖就是潜在的首相，而保守党又有英国天然执政党的美称，自二战以来，还没有未当过首相的保守党领袖。没有这次胜利，撒切尔夫人可能平庸地度过她的政治生涯，绝不会有以后的辉煌。从牛津大学开始到保守党1974年10月大选失利为止，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活所遵循的模式与她的许多前辈没有什么区别。以前在政府内阁任职的女性大有人在。1951-1954年的女教育大臣弗洛伦斯·霍斯伯格甚至没有上过大学。在保守党内，胸怀大志的女政治家并不罕见。然而，登上保守党领袖宝座却是其她女性望尘莫及的事。它超越了撒切尔夫人原先所追求的目标。她过去的最高理想不过是当财政大臣。当选为领袖那天，撒切尔夫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颇感自豪地说：“对我来说，这犹如一场梦。继麦克米伦、霍姆和希思之后，保守党领袖的名单上又添上了玛格丽特·撒切尔。”
那天晚上，玛格丽特直到过了子夜才回家。她先走进女儿卡罗尔的房间，向她道晚安。这时，卡罗尔发现，母亲看上去容光焕发、春风满面，两只眼睛放射着光芒，当天上午那种焦躁不安的神态一扫而光。上午，她深知自己一生的前途完全取决于这次选举结果。这是一次对政治家来说近似于赌博的选举，要么成为保守党领袖和未来的首相，要么只能终生担任后座议员。结果她赢了。这一年正好是她到了50岁的年头，按中国人的说法正是五十而知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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