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新官上任

    领袖竞选结束了，但这就意味着新的工作开始了。撒切尔夫人以其独特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进入新角色的准备工作。经过一场激烈的竞争之后，最首要的事情就是恢复全党的团结，让那些在过去无论是支持过自己的人，还是反对过自己的人都团结在自己周围。为此就要正确对待、客观评价以往的党的领袖。就在选举过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撒切尔夫人对挤满威斯敏斯特大厦内委员会大会议室里的报纸、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记者们说：

    “我的前任们在完成他们的任务期间，都体现了自己特有的领导作风和伟大特征。我将以谦逊和献身的精神来承担这项工作。”

    她又说：

    “能在这场共有五位领袖候选人参加的公开的选举角逐中赢得这一胜利，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我知道他们将会感到失望，但是我希望我们不久将像同志一样为了我们大家所信仰的事业共同奋斗。要做的工作很多，我希望你们会给我时间，使我能把工作做好，而且做全面。”

    这就是新领袖的就职演说。这已经显示出新领袖是非同一般的。然而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还在领袖选举期间，当撒切尔夫人看上去有点获胜的希望时，一些工党议员在下院的吸烟室里议论纷纷。有人说：“如果她获胜了，那将是工党的最好的福音。这将意味着我们可以永远在台上了。”但是，对撒切尔夫人比较了解的人却反驳道：“你大错特错了，这个女人可厉害得很，她是当今最杰出的女性，就是在男人中间，她也是首屈一指的明星。”然而，当时谁也没有附和这位工党议员的意见。对一般人来说，要真正认识撒切尔夫人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起初，很多人认为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甚至就是有的漫画上所画的那个滑稽可笑的玛格丽特。

    新官上任，最首要的就是要组成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为此，就要做很多人事方面的工作。在这方面，撒切尔夫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争取她的前任、曾经是她的竞争对手、被她赶下台的希思的合作。早在前一年11月间她决定参加领袖竞选时，她曾礼节性地拜访过希思，但是希思并不领她的情。这一次，她当上领袖后，又特意来到希思的家里来拜访他。撒切尔夫人主动提出让希思参加影子内阁，不料，希思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就拒绝了她的好意。关于这次他们见面的情况，后来说法不一。上述说法出自撒切尔夫人之口，而希思则声称撒切尔夫人从未主动表示让他担任任何具体职务。还有一种说法是撒切尔夫人压根儿就没有见到希思，她来到希思家后，即被人引进一间会客室里等候，希思呆在楼上迟迟不下来，最后，她等得不耐烦了，一气之下就走了。不管怎么说，撒切尔夫人寻求希思合作的努力落空了。

    毫无疑问，希思对发生的这一切是怀恨在心的。竞选保守党领袖的失败对他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失败本身就够糟糕了，败给一个女人就更糟糕了，而败给自己所不能容忍的女人可谓糟糕至极。事实上，撒切尔夫人非常清楚希思讨厌她，因此她也打心眼里不希望希思留在她身边。撒切尔夫人同样也不喜欢希思，认为他是一个奇怪的冷血动物，是个女性化的人。她曾经说过，她和希思在一起时，感到自己根本不是在和一个男人谈话。双方都感到与对方格格不入。因此，希思也不愿意在撒切尔夫人手下做事。竞选失败之初，希思决定退居为后座议员，并决心不发表任何对新领袖的批评意见。但是没过多久，希思就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对自己的继任者评头品足了。无论在议会里还是在私下，希思都表示对撒切尔夫人的不满。开始还不提及她的名字，过了数年以后，他就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了。

    在选举后的第九天，保守党举行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大会，正式认定党的新领袖。这是保守党的传统，在新领袖被正式认定之前，保守党下院议员们所选举出来的人仅仅被看成是“下院保守党的领袖”。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党的代表大会都会赞成议会党团的选择，实际上正式认定只是个程序而已。这一次的认定大会是在伦敦的欧洲饭店举行的，可是这一天希思却没有到会，而是借故去西班牙度假去了。不过他给会议发了一份电报，表示对新领袖的承认，并说了一些对新领袖祝愿的话，听起来蛮通情达理的。他在电报中说：

    “当选为党的领袖并在这个岗位上为保守党工作，这是一个莫大的荣幸。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面临着严重问题，克服这些问题绝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解决问题的才能和决心。玛格丽特·撒切尔既有这种才能，又有这种决心。我衷心祝愿她如愿以偿。”

    不过，一年之后，当一位记者问希思是否能对他的继任者讲几句话时，希思的讲话就显得生硬多了：

    “在她成为党的领袖的时候，我祝她一切顺利、凡事成功。我认为没有任何人会比我做得更好了。”

    希思对撒切尔夫人有抵触情绪，这暂时无关紧要，因为反正他已拒绝参加她的影子内阁了。现在撒切尔夫人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安排影子内阁中的22个职位。虽然她对自己既定的奋斗目标始终很清楚，但她毕竟是一位缺乏足够实际经验的领袖。她从未在内阁中担任过通常被认为是对一位未来领袖必不可少的职位，如财政大臣、外交大臣或内务大臣。她像很多人一样只是在无关紧要的部门中任过职，或只在重要部门任过副职。她唯一任过大臣的部门还是教育部，这是被人们看成是很次要的一个部门。因此，在改组影子内阁时，她缺乏雷厉风行的劲头也就毫不奇怪了。

    尽管撒切尔夫人对身居党的权力阶梯最高层的许多人看不上眼，认为他们决非德才出众的干将，但是在她刚刚当上领袖时，对这些人仍然感到敬畏，她深深懂得，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仍很需要他们。因此，希思的很多老朋友都保住了他们在影子内阁中的位置。撒切尔夫人的信条是，即使这些人是敌人，只要他们站在明处，就不会对她造成很大危害。

    在新的影子内阁中，党的副领袖由威廉·怀特洛担任，他是希思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撒切尔夫人在领袖选举中的主要对手。怀特洛反对撒切尔夫人，是因为他觉得她的观点太右、太激进，而且她对人缺乏热情和同情心。此外，怀特洛是个守旧派，坚决反对女人担任保守党领袖。不过，自从竞选失利后，怀特洛表现得很有气度，能审时度势，不怨天尤人，显示了一位前苏格兰军官和绅士的风度。他很清楚，撒切尔夫人是通过正当的选举程序、在公平竞争中获胜的，他应该服从新领袖的领导，他有责任与她合作并尽自己的力量辅佐她。作为一名忠诚的保守党员，怀特洛讲出这样一段肺腑之言：

    如果你已下定决心，希望保守党来领导我们的国家，并且准备为之做出贡献的话，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党的领袖的领导。那种认为我行我素，与领袖争论不休就能实现目标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如果你有什么力量，有什么地位，那么你就应该助党的领袖一臂之力。任何其他想法都是有害的。”

    与党的领袖保持一致，这是保守党的原则，也是党对它的党员的要求。

    当然，撒切尔夫人也确实提拔了她自己的一些支持者，如基思·约瑟夫成为影子内阁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政策研究工作，艾雷·尼夫担任影子内阁北爱尔兰大臣。另外，她觉得有必要在影子内阁中再安排一名妇女，于是她安排萨利·奥本海姆负责消费事务。

    艾雷·尼夫在人事安排方面为撒切尔夫人出了很大的力，内阁组成的大部分意见都是他提出的。此外，他还负责为撒切尔夫人筹建个人办公室、招聘其他工作人员。尼夫还对保守党中央总部的改组提出了许多建议，因为党中央总部是由党的领袖直接领导的，按常规，保守党中央总部的最高长官--党组织主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保守党主席，是由保守党领袖任命的，因此直接对领袖负责；中央总部的其他主要官员也都是由领袖直接任命。所以，中央总部实际上是领袖控制议会外党组织的主要机构，是领袖将他或她的意志和政策贯彻到全党的主要工具。现在，新领袖在政策方面与前任有较大差异，因此，撒切尔夫人不可避免地要对位于史密斯广场的中央总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一次大换马。撒切尔夫人一直感到解雇人是最棘手的事，也是一件最不愉快的工作。艾雷·尼夫使她从这项困难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中央总部中最上层的官员都被撤掉了，取而代之的全是撒切尔夫人的亲信，为首的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勋爵。他曾在丘吉尔和麦克米伦的政府中任过职，后来因为不同意麦克米伦的经济政策而辞职，以后又退出政界，转入企业界工作，曾担任过福特基金会机构的董事长等职。撒切尔夫人为桑尼克罗夫特勋爵选定的两名副手是安格斯·莫德和巴罗纳斯·扬。莫德以前也是一位内阁成员，后因1966年在影子内阁中与希思发生分歧而辞职。扬是位女男爵，是撒切尔夫人在牛津时的老朋友，大学毕业后曾在牛津地方政府中工作过多年。她也是尼夫的好朋友，尼夫的选区就在牛津附近的阿宾顿。1971年扬受封为男爵，成为女贵族，之后就一直活跃在议会上院，在希思任领袖期间，她是保守党在下院的督导员。以后她又担任过低级大臣，并在任此职期间结识了桑尼克罗夫特勋爵。

    保守党中央总部的7个重要官员--主席、两名副主席、两名司库、总干事和研究部主任--都被撒切尔夫人换掉了。这样大规模的改组引起了很多持保守党观点的报纸的激烈批评。曾一直支持希思连任领袖的《泰晤士报》称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愚蠢行动。”但左派却对此事幸灾乐祸，《新政治家》评论道：“那些靠庇护过日子的人必将同他们的庇护人一起下台。”

    当然，也有人在这次改组中得到幸免，其中就有剧作家罗纳德·米勒。他自1969年以来一直以自由作家的身份为希思领导的保守党出谋划策，撰写讲话稿，做宣传工作，但从不计报酬。他与希思的亲信，如托尼，巴伯、威廉·怀特洛、卡林顿勋爵关系都很好。在这次领袖选举的几个月里，他与希思本人尤为密切，为他撰写竞选演说，帮助他设计电视形像。撒切尔夫人之所以对他留情面，是因为她感到他是个特殊的人才。撒切尔夫人在任保守党领袖之前，一直不用别人为她撰写发言稿。但是当上领袖后，情况就不同了，有些演讲完全是礼节性的官样文章；而且领袖的工作更加繁忙，不容许她把过多的时间用在写发言稿上。她的前任都是让别人代写发言稿。她上任刚一个星期就遇上了这种事。米勒被推荐给她，她提出要见一见这个笔杆子，于是米勒被召去见新领袖。这时，米勒对自己的政治选择还未做最后决定，他自己也搞不清他究竟忠于谁。他虽然很喜欢希思，但最后终于意识到，他当初为希思工作并不是因为他热心于为希思效劳，而是因为自己太讨厌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了。他真正效忠的是保守党而不是某个人，所以为撒切尔夫人工作和为希思工作，实质都一样。于是，他便决定前往下院反对党领袖办公室去见这位新上任的领袖。会见气氛很紧张，双方都很拘谨、互相猜疑。最后撒切尔夫人要求他写一份历时5分钟的政治广播稿，米勒答应不妨先试一试。米勒当时正在创作一部戏剧，忙于在海马凯特大剧院进行彩排，他坐在包厢里，一边看着演员们排戏，一边构思着他要写的讲话稿。草稿写好后，米勒来到新领袖的办公室。他把稿子念给撒切尔夫人听，结尾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一段话：

    “要想繁荣昌盛就不应奢侈浪费。抑制强者并不能使弱者变强壮。不能靠搞垮伟人来使他人变高大。打倒老板不会使雇员得到任何好处。煽动阶级仇恨无助于发展人类的友爱。铲除富人并不会使穷人永远幸福。靠借钱建立不起长久的安稳生活。不量力花销就难免陷入困境。失去了主动性和独立性的人就不会有个性和胆识。谁也不能永远帮助那些懒汉。”

    撒切尔夫人默默地听着，面无表情。听完后，她一言未发，只是弯下腰去，从脚边的旅行箱里拿出了一只手提包，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只钱包，然后又从钱包的夹层里取出了一张又皱又黄的纸片，把它递给了米勒。纸片上写的正是米勒刚才读的那段林肯的话。撒切尔夫人说：“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从此，他们俩之间的友谊便形成了，从那以后，米勒成了撒切尔夫人最信任的人之一。撒切尔夫人任保守党领袖后参加的第一个私人活动就是带着全家在星期六晚上去海马凯特大戏院看演出，剧本正是米勒创作的，就是他第一次为撒切尔夫人写演说稿时正在彩排的那个戏剧，这是首次公演。演出结束后，撒切尔一家又与米勒一起到一家夜总会去玩，马克是该夜总会的会员。撒切尔夫人说他们可以在那里聊一聊。可是，那里的噪声震耳欲聋，他们根本无法交谈。这是她第一次涉足夜总会，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从此，撒切尔夫人的重要演说和大会发言稿都由米勒来写。日常的政治讲话稿则由另外一些人写，一般都是由撒切尔夫人的私人办公室负责人指定的。撒切尔夫人的习惯是：首先安排人撰写4-5篇供她选择，然后把全部稿件都看一遍，挑选出她所喜欢的一篇，再把那位作者叫去一起再讨论一遍。但是，她从不个人决定选用哪篇稿子，在做最后决定之前，总是把自己选中的稿件先送给艾雷·尼夫，征得他的同意。有时她还要征求其他同僚的意见。撒切尔夫人具有从善如流的优点。

    反对党领袖在英国有很高的地位，因此也享受相应的待遇。反对党领袖专门有一间大办公室，在离议会不远的地方，在那里可以俯瞰下院的停车场。撒切尔夫人一搬进这间办公室，就按照自己的要求对它进行了重新布置。遗憾的是，她没有亲自动手，来展示她在布置房间上的能力。当然，怎样布置都是由她来定，如墙壁的颜色、室内摆的家具等。她让人搬进了一些她喜欢的用品，有一张玻璃台面的咖啡桌，几把舒适的椅子，一盏黄铜台灯。当上反对党领袖后，撒切尔夫人就有两个秘书了，他们在她的隔壁办公。一个名叫艾瑞森·沃德，另一个叫卡罗琳·斯蒂芬斯。斯蒂芬斯小姐原来曾在希思手下做事，有幸被撒切尔夫人留用。

    在原来为希思服务的人中，还有一个被撒切尔夫人留用的是专职司机乔治·纽厄尔。近15年来，纽厄尔一直为希思开车。政府官员与他们的司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司机从官员早晨离家一直到晚上回家这段时间里，始终都由官员支配，随叫随到。有时官员们往往很晚，甚至午夜过后才回家。司机都是行政机构雇用的，他们在把官员送回家后，还必须把公家的车开回中央车库，然后再自己回家，他们是不可以把公车开回自己家的。而在次日早上，他们还必须正常上班。有些官员比较体贴司机，让他们早一些下班，如果自己在下院开会要开到很晚，便设法自己另作安排。当然也有官员不管这些，完全以自己的需要为准。希思属于前一种官员，如果因为他使乔治下班太晚了，他都会表示谢意。因此，乔治对希思很有感情，当希思失去领袖职务时，他打心眼里不高兴。然而，撒切尔夫人并未因此而辞掉他。没过多久，乔治就全心全意地为撒切尔夫人服务了，就像当初为希思服务那样。乔治夫妇没有孩子，每当乔治要为撒切尔夫人开车很晚不能回家时，玛格丽特就会感到很不安，特别是在周末，因为这就意味着乔治夫人这时正在孤独一人在家守空房。每到这种情况发生时，撒切尔夫人都要向乔治表示歉意。有时撒切尔夫人外出旅行或参加活动，遇到有人向她献花，她总是把最漂亮的一束花挑出来让乔治带给他夫人。

    反对党领袖也配有保安人员。撒切尔夫人同样对这些警察特别支队人员体贴入微，从而很快就赢得了他们的爱戴。她常常像慈母一样对这些警察问长问短，询问他们的妻儿的情况，而且对他们的回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不是像许多政客那样只是随便问问，随后便忘到了脑后。在她手下，没有一个专职司机和保安人员要求调动工作。

    撒切尔夫人以她特有的魅力很快使她周围的工作人员改变了对她的看法，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她还必须努力改变她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一些不好的印像，而这项工作更困难。在戈登·里斯的极力主张下，她的整个人物形像都开始发生变化了，她要彻底改掉她的不太大方或不太雅观的举止。首先就是她的口音。在当领袖前，她的林肯郡的口音总是成为一些人嘲笑她的把柄。她总是为此感到遗憾，常说假如她能改掉她的林肯郡口音就太好了。此外还有她说话的声调，有人说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讲话时听起来简直是在大喊大叫。当上领袖后，她认识到必须改进她的讲话声调和口音。米勒在戏剧界认识人很多，经他介绍，国家大剧院给她安排了嗓音课。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她的声调终于降下来了，林肯郡口音也改掉了。这对一位年过半百的人来说可确实需要有相当的毅力。

    改善她的形像的另一大问题就是服饰。在任领袖前，撒切尔夫人在衣着上始终没有摆脱掉那套“黑礼服配珍珠项链”的模式。当年她在教育部任职时，很多人都取笑过她的这种打扮。当上了保守党领袖，必须参加的活动越来越多，衣着就显得非常重要。她不仅需要添置一些衣服，而且需要懂行的人指点她在什么场合应该穿什么衣服。她请她的朋友帮忙一起跑了几家时装店，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时，撒切尔夫人的头发已染成了金黄色。几年前她发现自己双鬓的头发开始变白，就开始染发了。她很害怕变衰老，尽管她极少和别人谈论这种个人生活琐事。她也很害怕患上中年妇女常见疾病。她总觉得脖子上的皱纹使自己显得老了，于是开始穿高领衣服，打蝴蝶结。她也很担心人们注意她腿上的静脉瘤。不过她最敏感的还是影响女性仪表的事，如鞋子与衣服不配套。

    当了反对党领袖后，出国访问的机会就多了。撒切尔夫人过去很少出访，除了去美国参加过英语演讲会、到巴哈马参加过英联邦议会会议，就是同一些议员一起访问过苏联。总的来说，国外对她仍还是十分陌生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她对出国访问有了信心。任反对党领袖期间，她先后出访了卢森堡、法国、联邦德国、罗马尼亚、加拿大和美国。与此同时，在国内的访问也逐渐频繁起来。选举结束后不久，撒切尔夫人就匆匆地访问了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区和苏格兰。她原以为这些地区的多数人对她没有好感，但出乎意料，她在那里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很显然，出现这种预想不到的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当地人对英国保守党的第一位女领袖感到好奇。在她当选为保守党领袖的那年里，她在英国国内进行了12次闪电式访问。

    起初，撒切尔夫人在出国时总感到紧张不安，其中原因之一是她对外交事务不甚了解，因为她从未当过外交大臣，而保守党的其他领袖多数都任过外交大臣。她一向擅长经济问题，外交则是她的短项，她对此非常清楚。与她的很多同僚相比，撒切尔夫人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外语水平较差。她只略懂一点法语，对其他外语则一窍不通。她的同僚们大多都受过私立学校的教育，在学校里学过几门外语。而且这些人在读大学时就常到欧洲大陆度假。而玛格丽特在她结婚之前从未离开过英格兰。

    但是，撒切尔夫人比起她的同僚们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别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她是个女性。这一点使她引起了国外极大的兴趣和注意，特别是在美国，因为当时美国的妇女运动正风起云涌，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来势凶猛。撒切尔夫人对女权运动从来都不感兴趣，常有人问起她在竞选中获胜是否应部分归功于女权运动时，她总是毫不隐瞒地加以否认，说在有妇女解放运动之前，有些妇女就已经成了风云人物。她还说，她所遇到的政治领导人都是把她当作-个政治家与她共商大事，而不是因为她是女人才与她来往，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个妇女而感到烦恼或担忧。她的这些话多少有点言过其实。撒切尔夫人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并对因此而受到的待遇和赞赏显得极为高兴。女性的一些心理特征她都具备，如喜欢人们吹捧她，喜欢别人说她漂亮，喜欢打扮，喜欢时髦的服装和珠宝首饰，注意自己的发型，担心自己的体重增加。这是她与许多男性化了的女强人的不同之处。

    1975年10月，保守党举行了撒切尔夫人出任领袖后的第一个年会。这是一次对她今后的领导成败攸关的重要会议。保守党年会就是保守党全国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因每年举行一次，故称年会。这是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全党性集会，主要是讨论、制定党的纲领政策，党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出席会议并讲话。在英国，两大党的年会被看成是仅次于大选的政治事件。

    这时的撒切尔夫人已经使一半的欧洲人和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相信她是保守党的一位优秀领袖。美国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对她印像都很好。她自己曾踌躇满志地说，她自己感到国际社会已经接受她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领袖了。然而，她在英国国内人们的心目中却仍然是一个半路杀出来的陌生人，是一个冷漠、矫揉造作的极右派。这次年会是改变选民对她的看法的好机会。会议还是在海滨城镇布莱克普尔举行，为期一周。白天基本都是在主会场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发言，接着在小会议室里进行分组讨论，最后是招待会或晚会、晚餐会、舞会，直到深夜。会议期间，很多新闻机构都派人常驻在附近，随时报导会议进展情况，各家电视台也派人在会场附近设立了采访室。一周时间，每天都是忙得不可开交，让人精疲力竭。会议接近尾声时，保守党领袖要在年会上发表演讲，使会议达到高潮。

    希思比撒切尔夫人晚到会址一天，他在保守党与会代表中仍有很高的威望。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受到了热烈欢迎。人们注意到，他明显地有意避开坐在主席台前排的新领袖。当天晚上，他在酒吧间里与几个新闻记者一起喝酒时谈了他对新领袖的看法，他认为，约瑟夫和撒切尔夫人是两个狂热分子，他们会毁掉英国，搞垮保守党。希思知道，第二天上午的报纸一定会在重要位置上，甚至头版头条刊登他的上述看法，所以他抢先发表了一份声明，否认说过那些话，然后返回伦敦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夫人在星期五的演讲成功与否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所以越是接近星期五，撒切尔夫人的心情就越紧张。她的演讲稿是由政策研究室的两个成员起草的，随着发表演讲的日期日益接近，她对稿子起草人的水平越来越不放心，于是她决定把米勒找来，让他过目一遍。米勒接到电话，立即赶到布莱克普尔。米勒不愧是大笔杆子，高人一筹，他认为讲稿写得很一般。于是他们就在帝国饭店撒切尔夫人住的房间里，重新起草了另一份讲稿。当时，撒切尔夫人正准备去参加一个她必须参加的宴会，在米勒写稿子时，她不停地进进出出，匆匆忙忙地换衣服，不时地提出一些新想法。直到深夜，她参加宴会回来，她才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审阅这篇讲话稿。

    这是一个漫长而难熬的夜晚，撒切尔夫人几乎彻夜未眠。第二天上午，她神经极度紧张。预定演讲的时间是上午11点半，但她很早就整好装，准备出发了。米勒还在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对讲稿作最后的润色，仔细推敲每一个词句，直到完全满意，确实无懈可击为止，撒切尔夫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干脆走过去蹲在米勒的身旁，看他改些什么。她只能蹲着，因为坐下会把衣服弄皱的。

    撒切尔夫人正准备出发去会场时，会务人员打来了电话，说是有一个不懂规矩的人突然起立发言，拖延了时间，请撒切尔夫人再等8分钟后出发。她抗议说：“不行，我宁可在会场等上一个小时，也不愿在这倒霉的地方坐卧不安地再多呆一分钟。”足见她当时紧张不安的心情。

    那一年保守党年会主席是撒切尔夫人的老朋友彼得·托马斯，他做了非常精彩的开场白，热情洋溢地向大会介绍了撒切尔夫人。在托马斯讲话时，撒切尔夫人做了一个非常恰到好处的动作，使会场原先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消失了。几分钟前，参加会议的一位老党员送给她一把蓝色（蓝色是保守党的像征）羽毛掸子，她拿着掸子干净利索地掸着发言人的小讲台，并在彼得的面前迅速地掸了一下，使得与会代表们不禁大笑起来。撒切尔夫人在十分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她的讲话。她首先把她的几位前任小小地吹捧了一番，向他们表示敬意：

    “大家知道，我是继伟人之后来领导保守党的，这使我有些自卑感。在我之前的几位领袖都是赫赫有名的伟大人物。温斯顿·丘吉尔临危受命，把英国的名声提高到世界历史的最高点；安东尼·艾登为我们确立了建设繁荣、民主国家的目标；哈罗德·麦克米伦使每一个公民都有了实现其雄心壮志的机会；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赢得了我们大家的爱戴和尊敬，还有爱德华·希思，他成功地领导我们的党赢得了1970年大选，并引导我们的国家在1973年加入了欧洲共同体。”

    她在每个人身上都挖掘出了光辉之点。接着她又总结道：

    “在我有生之年，所有的保守党领袖都当上了英国首相，我希望这个传统能继续下去。我们的领袖们都是与众不同的人，有与众不同的品质和与众不同的作风，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接受时代的挑战，完成了历史交给他们的使命。现在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肩负着两个使命：一个是解决国家的经济和财政问题；另一个是重新树立我们对英国和对我们自己的信心。”

    在演讲中，撒切尔夫人对她在国外访问时批评英国的行为作了解释，她说：

    “我批评的不是英国，而是英国的社会主义。我将一如既往，因为社会主义对英国是有害的。绝不能把英国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只要我健在，只要我有力量，就决不容许把英国变为社会主义。”

    她抨击了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实行国有化，社会生活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它就绝不会有繁荣昌盛。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怪事，我们亲眼目睹到有些人在蓄意攻击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攻击那些希望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人们，攻击我们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历史。有些人在消磨我们的民族自尊心，篡改英国的历史，把她悠久的历史说成是一片黑暗、存在压迫和充满失败的历史，而不是不断地赋予人们希望和光明的历史。”

    接着，她申明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她说：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工作的权力，有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力，有拥有财产的权力。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主人。这些就是英国的传统思想，一个自由国家的本质和精髓。我们其他的自由正是建立在上述自由的基础之上的。”

    当撒切尔夫人演讲完毕坐下后，会场一片沸腾，来自各选区的代表们长时间地向她欢呼喝彩，有些人把嗓子都喊哑了。当天晚上，她对一些人说她现在是名副其实的领袖了。

    尽管这样，撒切尔夫人在10月年会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不是一位信心十足的领袖。她的讲话并不总是像在10月年会上的那样成功。有时连她自己都认为非常糟糕，感到很沮丧。在下院的辩论中，与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比较起来，她还显得逊色一些，根本不是威尔逊的对手。撒切尔夫人发现，威尔逊在下院发言时总是那样从容自如，胸有成竹。他老谋深算，善于随机应变，巧妙地抓住对方的疏漏发起攻击，置对方于死地。有时他把撒切尔夫人搞得手忙脚乱。不过有时她也能抓住时机进行反击。有一次，威尔逊讥笑撒切尔夫人缺乏经验，她反唇相讥道：“首相的意思是想表白自己当了很长时间的首相，看起来他的确是在首相的位子上呆的时间太长了。”撒切尔夫人非常讨厌威尔逊那种不直接了当地回答问题、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

    撒切尔夫人任保守党领袖后与威尔逊的第一次重要交锋是在对苏联政策问题上。威尔逊工党政府对苏联比较友好，威尔逊本人对苏联也较有感情。1974年他刚执政时，曾发生了撒切尔夫人选区的选民被苏联克格勃扣留的事件，撒切尔夫人参加了抗议苏联的活动，并在议会中敦促工党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然而威尔逊却极不愿意这样做。以后，威尔逊一直主张东西方缓和。有一次，在议员向首相质询时间里，撒切尔夫人对威尔逊的政策提出异议，认为对苏联采取这样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但却被威尔逊粗暴地顶了回去。他不正面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说不应该由她而应该由有外交经验的人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件事对撒切尔夫人刺激很重，自那时起，她就决心在外交事务上多下些功夫，有所作为。1976年1月，撒切尔夫人在肯辛顿市政厅发表了一次演说，激烈抨击了工党政府的对苏政策：

    “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人民不受外来侵略，保证我们的生活方式延续下去。目前，一个奉行扩张主义的大国对英国及其盟国所构成的战略威胁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严重，可是现政府却在不断削弱我们的国防力量。俄国是个独裁国家，统治它的是一批富有耐性又有远见的独裁者，他们正在迅速地使他们所统治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海军和陆军强国。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自卫。像俄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内陆大国，如果仅仅为了保卫其边疆，并不需要建立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俄国人是要称霸世界，他们正在迅速获得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手段。他们需要的是大炮，不是黄油，而我们则什么都要，就是不要大炮。俄国只是从军事方面讲是超级大国，而在经济和人民生活方面却一塌糊涂。如果我们不能从过去他们在葡萄牙、当前在安哥拉的所作所为中吸取教训，那么我们必将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撒切尔夫人的这番话触到了苏联人的痛处，从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苏联方面迅即作出了反应。苏联官方喉舌塔斯社称撒切尔夫人为“铁娘子”、“冷战专家”。苏联舆论界掀起了一场诋毁她的声誉的运动。有一幅漫画，画着撒切尔夫人骑着扫帚飞越在英国议会大厦上，漫画上写着“西方的邪恶巫婆”。

    当有人把俄国人称她为“铁娘子”这个消息告诉她时，撒切尔夫人反而感到非常高兴，说这是对她的最好的赞扬。以后，她在公开演说中常以被俄国人称为铁娘子而自我夸耀，以此为荣。在3年后的一次演说中，她说：“他们说得对，英国需要一个铁娘子。”

    撒切尔夫人当上保守党领袖后，除了努力树立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以及在社会上的形像外，还着手对保守党进行革新，而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这方面，基思·约瑟夫做了很多工作。他到处演说，但演说的主题已不再是指责前任领袖的失误，而是为新任领袖寻路。他与撒切尔夫人对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看法一致。往往是他提出主张，她洗耳恭听，然后点头同意。这时，他们急于要确立的是保守党所应奉行的基本原则，而不是具体的政策。约瑟夫的演说涉及到通货膨胀、就业、货币供应、工会以及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应起的作用等方面。他不厌其烦地指出，政府不应该创造就业机会，不应该干预收入，不能单凭扩大需求来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扩大需求的做法只能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本身又制约了需求。在政治方面，约瑟夫提出要放弃以往保守党政府所推行的中间路线，他认为中间路线是过去所有政党所采取的政策，是集体主义者和共识政治 派的主张。这种路线没有给英国带来繁荣，反而带来了危机。约瑟夫主张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新保守党应该放弃这种中间路线，走一条大多数人希望实施的“大众路线”，而走这条路线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寻找真正的保守主义思想。约瑟夫的一系列主张为后来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推行新的政策作了理论准备，这些思想都变成了所谓撒切尔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二章    勇夺相印

    在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领袖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是新闻界注意的中心。尤其是在她得到“铁娘子”这个雅号后，更是让新闻界把她当成一个新闻来源。一些报刊把这个称号当作笑柄，并以此来描绘她的个性。对此，撒切尔夫人深为恼火。本来，在戈登·里斯的帮助下，费尽心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公众看到她有人情味的一面，而“铁娘子”这个名称给人的感觉是冷酷有余。然而，最初听到这个对她的称谓时，她一度认为这是对她性格的褒奖，她曾在公开场合夸耀到“俄国人说我是铁娘子”，“英国需要一个铁娘子！”为了进一步改善公众形像并得到新闻界在政治上的支持--这在大选中是至关重要的，她不得不对新闻界作出让步，接受有限的采访，介绍自己女性的一面。即使她讨厌上电视，她也完全能够意识到电视对一个政治家的作用。

    随着哈罗德·威尔逊的突然辞职，新闻界的注意力暂时移开了撒切尔夫人。威尔逊于1963年担任英国工党领袖，1964年在大选中获胜任英国首相，1970年被希思击败，1974年2月又东山再起重掌相印，当年10月他又在大选中使工党在议会中获得稳定多数议席。可是仅17个月过后，即1976年3月16日，他在内阁会议上突然宣布辞职，使全国上下大为震惊。他声称他已向女王报告了他放弃权力、重当后座议员的决定。然而他的决定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他酷爱政治，可以说是个政治狂，而且在政治舞台又表现得相当不错，特别是他的身体状况还很好，当时才只有60岁。尽管工党在几次议会补缺选举中失利而使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减少到最低点，但是形势还没有坏到令首相辞职的地步，工党与工会也没有太大冲突，通货膨胀也不严重。威尔逊宣布无需举行大选。工党只需选出一个接班人即可继续执政。撒切尔夫人对此十分不满，立即做出了反应。威尔逊辞职后在议会一露面，她先祝他退休后生活愉快，随后要求他的接班人宣布大选。威尔逊接受了她的良好的祝愿，但对她的要求断然拒绝。威尔逊不仅以他一贯的敏锐反驳了撒切尔夫人的要求，还以讽刺保守党推选领袖的方式婉转地拒绝回答保守党议员提出的关于他接班人的情况，他说：“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民主选举制度，而不是像你们那样采取轻率的做法，如果不是那样，来自彭里斯的尊敬的议员先生（威廉·怀特洛）已经成为（保守党）领袖了” 。确实，就党内民主来讲，保守党远不如工党，这尤其体现在领袖选举制度上。工党在选举领袖时，全体党员都参与进来，而保守党只是议员拥有这项权利。不过，就效率来讲，保守党的选举制度效率更高一些，不仅费时短、耗资少，而且更易于选出优秀的领袖来，因为领袖主要是在议会中活动并发挥作用，而本党议员对他或她的表现和才能更为了解。

    按规定，现任首相辞职的同时也就辞去了执政党领袖的职务，如果不举行大选，就要由执政党先选出本党领袖，然后领袖自然成为首相。威尔逊辞职后，在所有的竞争者中，比威尔逊大4岁的现任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汉最具竞争力。而他又是撒切尔夫人觉得最难对付的人，甚至比威尔逊还难对付。

    一周后，撒切尔夫人不愿看到的结果不出意料地出现了，卡拉汉击败了其对手当选为工党领袖并继任首相职位。她的这位极富经验的新政敌上任伊始就采取了最令她恼火的方式来对付她，即在性别上大作文章，并在其后的3年里一直以男性对待女士特有的施惠态度对待她。对这种态度，撒切尔夫人无可奈何，只有等待时机赶他下台。

    卡拉汉的3年任期命运坎坷。就在他入主相府不久，先是工党在议会中丢掉了唯一的一席多数，紧接着全国的经济出现了困难。尽管他极富议会活动经验，但唐宁街10号的这把交椅也的确不好坐。威尔逊曾成功地说服工会接受工资年增长率不超过6%的建议，这使得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控制。然而，卡拉汉和他的财政大臣希利不得不寻找一个新的方案以替代行将期满的上述协议。卡拉汉提出：工会接受3%的工资年增长率，以换取政府减税13亿英镑，如果工会不接受这个方案，就由工会自己提出方案。最终工党与工会以工资年增长率4.5%达成协议，而这项协议导致英镑贬值到最低点。撒切尔夫人认为工党屈服于工会，向工会投降，并对此向卡拉汉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她认为这是一个“放任无度、制造债务和腐败无能”的政府。而卡拉汉以其过人的政治手腕凭借议会中其他小党的支持否决了这项动议，并嘲讽地说：“得了，得了，亲爱的夫人，你可别相信报纸上的那些关于动乱、危机乃至人类文明即将结束的报道。”这是撒切尔夫人第一次正面向卡拉汉政府挑战。

    撒切尔夫人还真走运，时隔不久机会又来了。1977年3月，工党内部发生矛盾，一些人起来反对工党在竞选宣言中所承诺的维护地方分权法案，这与保守党中反对分权的议员不谋而合。紧接着工党左翼又反对削减开支，这对卡拉汉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为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急需在议会通过削减开支的议案。数月前，财政大臣希利为了维护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铤而走险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得一笔巨款。而这项措施颇不得民意，使得保守党信誉上升，民意测验中保守党领先15个百分点。撒切尔夫人借机第二次向卡拉汉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为了继续执政，卡拉汉必须挫败不信任案，无奈只好设法取得议会中小党的支持。自由党当时在议会中拥有13个席位，通过与自由党领袖戴维，斯蒂尔谈判，两党通过了“自由党-工党协定”，并最终以322票对298票挫败了不信任案。

    可是，卡拉汉的麻烦并未就此结束，自由党和工党之间的协定并不十分成功，工党内不断有人出来反对这个协议，而且态度越来越强烈，卡拉汉不得不警告本党议员：“这些问题不是保守党给我们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本届政府不是继续执政，就是下台。”工党议员们选择了继续执政。

    撒切尔夫人在利用工党内讧、寻找上台执政机会的同时，开始了她的外交攻势，为将来上台打基础。自从出任领袖以来，不知因为是个女领袖还是因为潜在的政治前途，她收到了许多国家领导人的邀请，其中包括中国的邀请。经过慎重考虑，她安排了一次远东之行，就在这次旅行中，她不顾国内某些人的反对，毅然决定出访中国。同时也访问了香港和日本。访问是成功的，所到之处均受到元首级的接见，在这里她体会到了某种感觉，她有理由认为她将在国际政坛上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稍后的美国之行更使她信心倍增，吉米·卡特是在刚刚拒绝了接见法国反对党--社会党领袖密特朗之后在白宫与她会面的。出访的成功，更加增强了她在处理国内事务上的自信心，初当领袖时的谨小慎微、犹豫不决状态一扫而光，她开始充满自信地在影子内阁及议会中据理力争。她和其他的老牌政客不同，她是非分明，不善于见风使舵，做事绝不模棱两可。直言不讳虽然给她带来不少的麻烦，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她显得与众不同，她坚信她所要走的路就是使英国重新走向富强、再度辉煌之路。撒切尔夫人从她父母及外祖母那里秉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她尊崇英国历史上最鼎盛时期的某些价值观，自力更生，自我尊重，承担自己对家庭及社会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自觉地成为社会中的优秀一员。而她心目中的再度辉煌也许与维多利亚时代不无关系吧。

    撒切尔夫人直言不讳的性格确实给她带来不少麻烦，在移民问题上就是这样。移民问题在英国一直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10年前，伊诺克·鲍威尔就在这上面栽了跟头。鲍威尔是保守党内最有才华的人物之一，1968年，他在伯明翰发表了一次演说，呼吁英国采取措施减少移民入境，说如果不这样英国将发生一场种族战争。他的这次演说引起很大反响，有人说他大逆不道、信口开河。希思承受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把鲍威尔开除了影子内阁。本来，鲍威尔在政见上就与希思不一致，他对保守党当时的发展方向甚为不满，尤其是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问题上，他更是与希思对立。后来，鲍威尔曾一度与保守党脱离关系。撒切尔夫人领导保守党后，鲍威尔成了她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关系甚密。

    在移民问题上，撒切尔夫人与鲍威尔观点相近。1968年时，工党政府曾制定移民法，对进入联合王国的人员实行非常严格的限制，规定申请加入英国籍的外国人，其父母或祖父母必须有一人出生在英国。然而，到了1972年时，希思政府不得不放宽移民法，原因是乌干达的阿明总统将所有住在乌干达的亚洲人驱逐出境，英国政府要实行人道主义。希思政府规定，所有持英国护照的人，不管其出身如何，都可以移居英国。撒切尔夫人在刚出任领袖时，曾申明保守党将不改变希思的移民政策。可是，到了70年代末，随着国家经济情况的恶化，失业增多，住房困难，民族矛盾日益突出，种族骚乱事件不断发生，暴力现像有增无减。当时有一个名为“民族阵线”的法西斯组织，公开煽动民族仇恨情绪，鼓噪要在英国再次实现白人化。该组织曾一度吸引了很多支持者，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1978年1月，在沃尔弗汉普顿发生了一起种族骚乱事件，先是大约200名黑人青年遭到一群白人的挑衅，可是他们却丧失理智、走向极端，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这件事引起很大的轰动。这时，撒切尔夫人本能地感到，移民问题已经成为英国国内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保守党必须正视现实，应该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次骚乱事件不久，撒切尔夫人应邀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发表讲话，她认为很多英国人担心由于大批移民的进入，英国文化会被其他文化吞没，为了维护英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并形成良好的种族关系，政府应该采取措施限制移民。她解释道：每个国家都可以接受一定数量的外国移民，而且这些移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这个国家变得更丰富多彩，但是如果存在着由外来移民所构成的少数民族有可能发展成为大民族的危险时，原来的主体民族就会感到担心。据此她提出，对于英国人现在存在的这种担忧，政府不应该无动于衷，而是应该想法解决问题，解除人们的担忧。

    撒切尔夫人的讲话引起了很多方面的非议，她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工党前座议员攻击她，移民事务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和教会指责她，甚至一些保守党议员也批评她。有人说她日益接近“民族阵线”的立场和政策，她正在给已经很严重的种族仇恨情绪添油加醋。大主教戴维·扬说撒切尔夫人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在煽动一种偏见、恐惧和仇恨情绪，而这种情绪只能对英国社会产生破坏作用。这件事引起了很严重的不良影响，使撒切尔夫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甚至连爱德华·希思都觉得报复撒切尔夫人的时机到了，不再保持沉默。他批评撒切尔夫人在全国挑起了一场不必要的争端。

    然而，撒切尔夫人并没有屈服于这些攻击和批评。尤其是那些来自党内的批评，反倒使她确信党内有一批温和派人士在兴风作浪，他们只会咬文嚼字，固步自封，不敢承担责任，甚至都不敢理直气壮地干应该干的事。于是她借此机会对影子内阁成员进行了调整，把伊恩·吉尔由内政大臣调任为国防大臣，因为他曾是希思的支持者，而且一直不同意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恢复极刑的主张。与此同时，她解除了原国防大臣的职务，理由是他在下院投票时违抗领袖的命令。

    为了减小党内温和派所造成的阻力，撒切尔夫人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尽量回避他们。她往往首先在小范围内做出决定，而这个小范围的人基本都是支持她的人，然后再将她的决定提交影子内阁全体成员讨论。与此同时，她还从伦敦城（英国金融业中心）请来了一些职业管理人员当她的顾问，这些人都思想解放、头脑敏锐、具有专业知识，善于理解她的想法，并将之变成现实。这一措施有助于她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精简，削减行政部门中的多余人员，并削弱文官手中的一部分权力，改变长期以来文官权力过大，内阁大臣被架空的局面。 而精简机构又有助于政府摆脱官僚主义，缓和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随着局势的发展，种种迹像表明工党很有可能在1978年秋宣布举行大选，至少戈登·里斯是这样认为的。为了早作准备，他建议请伦敦最具想像力的广告公司萨奇公司负责保守党的宣传工作，该公司的董事长蒂姆·贝尔是个能干而又充满热情的人，他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到了8月，宣传工作全面展开，全国到处张贴着引人注目的招贴画，电视宣传也逐步升级，撒切尔夫人在电视中频繁露面。按说，英国的大选是选民挑选上台执政的政党，而不是像美国大选那样挑选总统，所以在英国的大选中，个人的作用不像美国那样大。但是随着现代宣传工具的使用，两大党领袖的形像对选民的最后抉择越来越有影响。

    为了迎接大选，撒切尔夫人努力树立自己在公众中的良好形像。在这方面，里斯等人为她出谋划策，费尽心计。撒切尔夫人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使她在党内的威信大增。关心部下及同僚的家庭生活是西方政治家们，特别是政党领袖们的一种习惯，也是他们树立自己的形像的常用的手段。撒切尔夫人也不例外。但她与其他许多政治家的不同之处是，她所表现出的关怀更令人感到亲切。她问过某人的家庭情况后都能记住，以后还常常提起，而不是问过后就忘在了脑后。谁家若遇到不幸的事或重大困难时，她都要亲笔写信问候。

    无论是撒切尔夫人本人还是保守党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随时投入大选。9月，保守党为大选组成了竞选班子并精心制定了竞选计划，准备租用一架飞机让撒切尔夫人在记者的陪同下做全国巡回演说。正在保守党紧锣密鼓地作竞选准备时，卡拉汉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晚间电视节目中宣布：“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准备举行大选”，他还说英国需要一个“执行连续政策”的政府，他继续担任首相“对英国更为有利”。卡拉汉出人预料的决定激怒了撒切尔夫人，她有一种受人愚弄、被出卖的感觉。反对党所处的地位使人觉得有劲使不上，尤其是像撒切尔夫人这种雄心勃勃相干一番事业的人。她希望能采取行动，实实在在地做点事而不是只提出质疑、进行劝告。

    保守党一年一度的年会将在海滨城市布莱顿举行，那里民风朴实、风景秀丽，她要在这个环境优美的地方为她的手下打气加油。10月13日，她53岁生日那天，撒切尔夫人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说，演说中她对社会主义及工党进行了激烈抨击：

    “我们中的许多人还记得以前的工党，过去，它至少还是个有理想的党，而今，领导工党的人步入歧途。社会主义已发霉变质，他们反对荣誉和出类拔萃，实际上就是反对优良品德、独立性、创造力、天才和丰富多彩的生活。”

    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撰稿人罗纳·米勒也因此得到了奖赏。年会结束后，保守党更具凝聚力，他们对下次大选充满信心，尽管通往胜利的路还是那么遥远。

    当人们普遍认为卡拉汉会在10月份举行选举时，他却出人意料地宣布不举行大选。不久，他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他推行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激怒了工人。这年冬天，英国爆发了空前的罢工浪潮，工业界动乱不安，医院关门、学校停课、地铁停止运转，史称“不满的冬天” 。由于清洁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弄得垃圾遍地，老鼠成群。报界把这种状况与1926年发生大罢工时的严重局面相提并论，而首相却在这个寒冷、萧条、动荡的冬天前往阳光灿烂的瓜德罗普岛去参加首脑会议。返回伦敦时当记者在机场问他对局势的看法时，他却说：“危机？什么危机？” 对时局如此缺乏了解，可想而知他在随即到来的大选中的表现会如何。必败无疑。

    危机愈演愈烈，1979年3月，工党的地方分权政策遭到一系列挫折，被迫举行公民投票。投票结果，威尔士坚决反对地方自治，而苏格兰的结果还不明朗，在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中，有30%的人呆在家中未去参加投票，赞成自治的人没有达到议会所要求的40%的多数。卡拉汉表示，在撤销这项议案之前愿给各党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机会。然而，危机已无法以任何方式掩盖。撒切尔夫人认为：本届议会所剩时间不多，自治问题不仅涉及到苏格兰、威尔士两地，而且涉及到整个联合王国政府的权力，在目前经济混乱的状况下考虑像关于苏格兰、威尔士乃至联合王国命运这样的重大问题是轻率的，再说公民投票已显示出了人民的选择。她不失时机地再次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这也是3年来她第三次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这一次与上两次不同，由于局势的恶化，恐怕卡拉汉已无扭转乾坤之力。

    议会辩论异常激烈，在长达7个小时的辩论中，卡拉汉首相和撒切尔夫人都作了精彩的发言，卡拉汉强调政府继续执政的必要性，而撒切尔夫人则力主议会必须解散，举行大选，让人民来决定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在辩论陷入了僵局后，晚上10点钟进行投票表决，议会内座无虚席，双方争吵不休，只是由于英国人惯有的绅士风度而没有大打出手。显然口头表决已无法进行，议长不得不采取分组表决的办法，赞成撒切尔夫人动议案的进右侧大厅，反对的进左侧大厅。17分钟后，工党唱票员进入主会议厅向工党议员们示意投票结果对他们有利；不久，保守党的唱票员也出现在主会议厅。最后的结果是，保守党以一票之差险胜。就这样不信任动议案以311票赞成，310票反对获得通过。撒切尔夫人终于获得了倒阁的胜利，为自己上台执政创造了机会。

    议会内紧张、吵杂、愤怒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议员们有的低声叫骂，有的暗自叹息。卡拉汉当即宣布，他将请求女王在处理完各项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后解散议会。撒切尔夫人则表示，保守党将尽力协助工党作好解散议会的工作。这就是英国两党竞争的特点，两党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互相协作，而不是敌对。 竞争是以协作为前提的，一切以有利于国家为准则，两党的竞争绝不能导致政局混乱，而只能是提供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

    当表决结果公布出来时，保守党议员们激动地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威廉·怀特洛挽着撒切尔夫人向她表示祝贺，这是1924年斯坦利·鲍德温击败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以来反对党第一次成功地迫使首相辞职。撒切尔夫人在议会中击败了卡拉汉这个老牌政治家，这一天对她来说将终身难忘，当晚她回到家中，见到丹尼斯时曾激动地对他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然而，喜悦的心情并未维持多久，两天后的一场恐怖事件深深地刺伤了撒切尔夫人。那天下午差几秒钟3点时，下院的停车场内发生了一起爆炸案，当时她正在芬奇利为一个儿童游艺会开幕式剪彩，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并兴致勃勃地同人们谈着即将来临的大选。爱尔兰共和军的人偷偷溜进下院停车场，在艾雷·尼夫的汽车下面安放了一颗遥控炸弹。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保守党影子内阁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艾雷·尼夫被炸成重伤。爱尔兰共和军是一个致力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组织，常搞些爆炸等恐怖活动。从12世纪起，爱尔兰就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1801年正式并入英国；1921年，爱尔兰独立，但北部6个县仍留在英国，成为北爱尔兰，因为这里的人口有2/3都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人的后裔，都信奉新教。可是另外1/3是爱尔兰人的后裔，与爱尔兰人一样信奉天主教，他们坚决主张整个爱尔兰统一。两个教派的人对立情绪严重，经常发生武力冲突，造成流血事件。北爱尔兰问题是令各届英国政府都头痛的问题。为了向政府施加压力，爱尔兰共和军经常在地铁站等公共场所放置炸弹，有时还直接以政府要员为目标。这次，他们将矛头指向了影子内阁北爱尔兰事务大臣。

    事件发生后，撒切尔夫人办公室的人立即设法与她本人取得联系，同时派人直奔尼夫家给他的夫人戴安娜报信并把她送到医院。艾雷·尼夫被送到医院时还没有死，但他的伤势严重，神志不清，医生们尽全力挽救他的生命。然而不幸的是，他还没有挨过手术，心脏就停止了跳动。艾雷，这位勇敢的战士，在二战期间曾冒死逃出纳粹的集中营，屡立战功，先后荣获过军人十字勋章、特殊功勋勋章和帝国勋章，并荣获过法国、美国、荷兰和波兰等国授予的勋章，没想到却在和平年代惨死在恐怖分子的手中。戴安娜就坐在隔壁的房间里等候着，焦虑不安地等待着命运对她丈夫的裁决。撒切尔夫人办公室的吉尼维尔虽然很不愿意，还是不得不把最后的噩耗告诉她。

    由于撒切尔夫人当时只是反对党的领袖，汽车上没有安装电话。办公室的人想尽办法与她联系，最后费了很大的劲才通过她的新闻秘书德里克·霍华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她。由于与霍华通话时只是说发生了爆炸事件，并未告诉他是谁被炸，所以撒切尔夫人没有中断手里的工作立即返回下院。不过她有一种预感，当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上帝保佑，千万别是艾雷被炸。”按照日程安排，她要到英国广播公司去作电视讲话，当她赶到电视台时，才知道挨炸的就是艾雷而且已经死了。这个消息惊得她目瞪口呆。她立即驱车赶回下院，这时议会大楼已被警戒。

    艾雷算得上是撒切尔夫人最知心的朋友。是他的努力，撒切尔夫人才登上了保守党领袖的宝座，也正是她断送了他的性命--她任命艾雷为影子内阁北爱尔兰事务大臣。事实上，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就如同坐在炸药包上，艾雷的死，不仅给他的家人带来了创伤，对撒切尔夫人的打击也是太大了，她黯然神伤，内心的悲痛和无限的愤慨倾注到她的笔上，在她起草的悼词中高度评价了艾雷的一生。一周后，艾雷下葬了。随后，她劝戴安娜继承夫业走出家门协助她搞竞选活动，这样，戴安娜既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又可以从丧夫的悲痛中得到一些解脱。

    大选的日子定在5月3日。这期间的竞选紧张而激烈，生活节奏如此之快，撒切尔夫人每天早早起床，经常工作到深夜才上床。她和她的助手们乘坐汽车、火车、飞机到处演讲、参加群众集会、与选民握手、举行电视电台谈话、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发放宣传材料以及召开记者招待会等。她们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天不亮就出发。马不停蹄，就连化妆、换衣服也经常是在路上完成。在芬奇利她自己的选区，竞争也同样很激烈，她们挨门挨户地走访选民拉选票。按照英国现行的议会选举制度，如果党的领袖在自己本选区落选，那么无论该党是否获胜，领袖本人都必须辞职并离开下院。这一条使得党的领袖和任何一名议员都平起平坐，旅途的疲劳和精神上的紧张使得所有和她一起工作的人都感到精疲力尽，但撒切尔夫人却越来越显得精神焕发，神采飞扬。

    卡罗尔当时在澳大利亚，当她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时立即给家中打了电话，尽管那时伦敦已是深夜。撒切尔夫人刚刚从戴安娜那里回来，她向女儿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并倾诉了她心中无法向别人诉说的感受，压抑的情感倾泻出来对她无疑是有益的。卡罗尔再也无法在悉尼呆下去了，她决定立即回国，回到母亲身边去。在大选的日子里，卡罗尔与父亲时常陪伴在母亲身边，为她助选，这无疑是对她精神上的莫大的支持。

    撒切尔夫人怀着“现在我们一定要获胜，我们要为艾雷赢得胜利”的信念投入大选。她一改过去的那种“女公爵”的派头，坦然自若地同人们握手，亲切地交谈，再也不是当年BX化学公司里那个不知如何与工人交谈、内向而孤僻的“玛格丽特大婶”了。现如今，她那热情洋溢的讲话充满了激情和感染力，令听众对英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她提醒公众注意：到了英国赶上自由世界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成为世界的带头者，而不是落后者。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方针、政策和奋斗方向，否则我们伟大的国家很快就会变成历史画卷中的一个注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渐渐地遗忘，成为人们模糊记忆中一个远离大陆的孤岛，人们偶尔还能记起它也只是因为它曾有过一段伟大的历史。她极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贤妻良母的形像，手臂挽着篮子去为家人购买食品、亲自下厨房为丈夫烧菜的照片出现在报纸和宣传品上。她到一个农场去竞选时，让记者拍下了一张她双手抱着一头牛犊的照片，不过姿势看起来有点像在掐这头牛。丹尼斯开玩笑说：“如果你不小心，那头牛会被你勒死的。”竞选是双方实力和智慧的较量，要求你使出浑身的解数。

    撒切尔夫人一向反对在大选中把攻击个人品质和揭露个人隐私作为竞选武器，可是这次大选却偏偏成了进行人身攻击的运动。工党的宣传机器称这次大选是“快乐的吉姆”对“铁娘子”，而且竭力进行荒诞的宣传，把撒切尔夫人描绘成是个极右分子。卡拉汉攻击撒切尔夫人将推行的是倒行逆施和制造分裂的政策。保守党在自己的竞选宣言中很简单地回击了工党的攻击：“这次大选关系到英国的前途--一个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的伟大国家的前途。”

    在一连4个星期的竞选活动中，撒切尔夫人始终是马不停蹄地奔忙着。她每天天不亮就离开家踏上路途，常常是到后半夜才回家。她的衣箱提包都是由她自己来整理，除了上电视外，也都是自己来化妆。她和家人从一个地方匆匆赶到另一个地方，成天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清闲的时候。最为紧张激烈的是在芬奇利选区进行的竞选，因为这是撒切尔夫人自己所在的选区。她专门用了星期六这一整天的时间在这里竞选。丹尼斯和卡罗尔也来助战。他们沿街挨家挨户走去，丹尼斯负责街道的一边，玛格丽特和卡罗尔负责街道的另一边。这样兵分两路，他们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就可以走访1000多户人家。没有好体力的人是承受不了这样大强度的工作的。

    然而，就是这样，每当她们深夜回到家里时，玛格丽特还要忙里忙外，把已经准备好的饭菜端上桌，为每个人准备好刀叉、饮料及吃饭时用的调料。令人惊奇的是，玛格丽特是越忙反而越精力旺盛，紧张的竞选生活使同她一起工作的人都感到疲惫不堪，而她却显得更加精神焕发、更加神采奕奕、妩媚动人、活泼可爱。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这次大选可谓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逐。而且开始保守党还略占劣势。几次民意测验都显示，工党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不过，撒切尔夫人也有她的优势，即她得到了大部分报纸的支持，尤其是在英国发行量最大的《太阳报》在这次大选中站在了保守党一边，鼎力协助撒切尔夫人。在撒切尔夫人任反对党领袖后，她费尽心机将该报主编拉里·拉姆争取到了自己这边来。很多人都认为，《太阳报》的支持将对大选结果起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决定大选中胜负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不到最终结果出来，谁都不敢说稳操胜券。

    在竞选的最后一周，竞选达到了最高潮，也进入了最关键阶段。这时撒切尔夫人和她的竞选班子来到了苏格兰，而苏格兰是工党的传统地盘，选民历来倾向于投工党的票，所以这里的竞选工作更加艰巨、困难。撒切尔夫人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做了非常重要的演讲，可以说这次演讲对她的整个竞选成败攸关。演讲历时40分钟，十分成功。可是，随后不久却发生了一件令撒切尔夫人很不愉快的事。那次演讲过后，撒切尔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回到了旅馆，他们感到心情非常轻松，对这一天的工作甚感满意。这时，保守党中央总部的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打来了电话，建议在星期一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让爱德华·希思与撒切尔夫人坐在一起，以显示保守党内部的团结。撒切尔夫人认为这是想让希思在整个竞选活动最为关键的时刻露露脸，分享保守党即将取得的胜利，而且这会对保守党的竞选活动造成很坏的影响。所以她坚决不同意这个建议，并且感到非常气愤。她气得脸色发白，忽地站起来走了出去。在场的其他人都吓得面面相觑，不知她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事后，丹尼斯说：“我从来没有看到她生过这么大的气，从来没有！”

    在大选投票日的前一天，即5月2日，撒切尔夫人和她的竞选班子回到了她在伦敦切尔西洪水街的住所。他们要起草最后的讲话稿。正在这时，戈登·里斯进来告诉了大家一个令人非常沮丧的消息，他说《每日邮报》将要刊登一条消息，说是全国的民意测验显示，工党比保守党领先一席。里斯在舰队街人头很熟，常常能搞到很准确的消息。当时撒切尔夫人不在房间内，人们一时没了主意，不知道应该怎样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她。最后，大家决定让戴维·沃尔夫森来承担此任。在吃晚餐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回来了，这时，没有一个人吭声，谁也不敢看她，两眼都紧盯着自己的餐盘，埋头吃饭，显出一副很饿的样子。还是卡罗尔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她开始猜测投票结果。她问她母亲：“你认为你能得到的多数席位是多少？”撒切尔夫人很乐观地答道：“40席！”弄得在场的人哭笑不得。最后，戴维把里斯带来的消息告诉了她。她先是沉默了一下，接着平静地说道：“我不相信这个结果。”不知她是为了安慰大家，还是过于自信，或者是有一种女人的直感。

    1979年5月3日，星期四，撒切尔夫人久盼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这一天，玛格丽特和家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芬奇利选区度过的，因为这个选区的选举结果至关重要。如果撒切尔夫人在她自己的选区失利落选，即使保守党在大选中所得席位超过工党，可以上台执政，但由于她不再是下院议员，也就没有资格担任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的职务也得让给他人。因此，撒切尔夫人在这个选区最下功夫，尽管自从她于1959年在这个选区被选为议员以来，在该选区都能获得大多数选票，无需担惊受怕，但她还是一丝不苟地做好选民的工作，尽可能争取到更多的选票。她和家人一起走访各处的投票站，和选民交谈，说服他们参加投票，并投她的票。在英国，选民们去投票并不是一种例行公事，很多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尤其是对党派政治感到厌倦，不愿意去行使一下自己所拥有的民主权力。

    直到投票站关闭，撒切尔一家才离开芬奇利选区，回到洪水街的家中。这时，新闻界人士正在她家周围忙着做采访的准备工作。从投票站关闭到开始公布投票结果这段时间是最让人难熬的。他们都闭门不出。玛格丽特坐立不安，不得不找点事情做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她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些费纸，将它们撕成碎片。她心里很清楚，如果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她不仅圆不成首相梦，而且还会被赶下保守党领袖的宝座。因为前车之鉴已经很多。保守党对不能使自己成为执政党的领袖是毫不客气的。

    到晚上11点半时，撒切尔一家实在是在家里熬不住了，便吃了点东西，驱车返回芬奇利选区。撒切尔夫人在该选区的代理人罗伊·兰斯顿和一些保守党官员以及支持者都聚集在一间有电视的大房间里，激动地看着电视，等待公布最新的选举结果。各选区的选举结果陆续被统计并公布出来。开始公布的结果对保守党不利，工党暂时领先。正在撒切尔夫人及其支持者们感到前途未卜时，偏偏撒切尔夫人所在的芬奇利选区的计票工作又出了问题，有一个投票箱找不到了，引起了一阵混乱。待这个投票箱被找到，撒切尔夫人的得票数被统计出来时，保守党在全国取得胜利已成定局，胜利的消息纷纷传来。在芬奇利选区，撒切尔夫人比她的工党对手多得了7900张选票。

    就在撒切尔夫人在芬奇利选区等待大选结果的同时，她的竞选班子的其他人正聚集在伦敦史密斯广场保守党中央总部的大楼里，或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或两只眼睛紧盯着能够最早显示预报结果的电子计算机。在晚上10点钟时，戈登，里斯站在计算机前，手里拿着一支大雪茄烟，认真研究着不断公布出来的结果。他说保守党将要获得60个多数席位。到凌晨3点钟时，撒切尔一家人也来到这里，夫妇俩乘一辆车，卡罗尔和马克乘另一辆跟在后面。当撒切尔夫人的车到达时，聚集在史密斯广场上的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人们情绪激昂，欢呼雀跃。当她走进总部大楼时，大楼里的人也都跑到走廊上向她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敬意。楼梯两旁站满了摄影记者，她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向他们致意。当她看到罗尼·米勒时，立刻停下来，问他是否想到他们会赢。米勒回答说：

    “我深信我们会获胜，你应该10点钟就到这里来。”

    “可是我不得不呆在我的选区。”她说。

    统计选票的工作整整持续了一夜，撒切尔夫人及其助手们也都一夜未眠。投票结果不断从全国各地传来，人们打开香槟酒庆贺胜利。大约凌晨4点钟时，撒切尔夫人来到米勒身边，问他：

    “你考虑过没有，如果我们胜了，我应该在唐宁街10号说些什么？”

    “考虑过了。”

    “那么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你把你的想法给我讲讲。”

    他们两人在一个空房间坐下来，米勒给她念了他事先准备好的几句话，那是意大利人法兰西斯的一段名言：

    “亲善来源于对冲突的解决；真谛来源于对错误的纠正；信赖来源于对怀疑的消除；希望来源于对悲观的克服。”

    撒切尔夫人听后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也是在这紧张的一天中第一次流露激情。她马上与米勒一起找到秘书艾莉森·沃德，请她把这段话打在一张纸上。沃德小姐也为这段话所感动，禁不住热泪纵横，一边打字，一边抹眼泪。

    大选结果令撒切尔全家都难以置信，他们喜出望外、欣喜若狂。当清晨5点钟他们一家回到洪水街住所时，身戴像征着保守党的蓝色缎带的人群拥上前来向她表示祝贺。房子已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手里挥动着小彩旗，欢呼着、唱着歌、喊着口号，一直折腾到天亮才散去。玛格丽特这一夜根本未合过眼。她坐在电话机旁，打电话向她的朋友们告诉这一喜讯，她不知打了多少个电话。然而，在喜悦之余她又为不能把这一特大喜讯告诉她的已故的父亲，让他来分享这一喜悦而黯然神伤。因为没有她父亲，就没有她今天的成就，父亲是她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

    到了第二天上午，最后的正式结果公布出来了，保守党在下院获得了44个多数席位。保守党将以无容置疑的多数上台执政，玛格丽特·撒切尔将成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首相。尽管还有一些形式上的事情要做，如女王的正式授权，但这已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她将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继创造了英国第一个保守党女领袖这个“第一”后，仅4年时间，她又创造出了第二个“第一”。这一年她54岁，对政治家来说，正是黄金时节。

    后来10多年的历史表明，1979年5月的这次大选的胜利对保守党来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而对保守党的领袖撒切尔夫人来说，意义则更大。撒切尔夫人以全新的面貌登上英国首相的宝座。对英国来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出身很平凡的女子，克服了重重阻力，终天成为国际风云人物，为她自己的国家作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使英国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变革，重新振兴了一下，巩固了它在世界强国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撒切尔”--这位女性丈夫的姓氏--也被视为英国新生活、新风貌的像征。

    ）第十三章    举步维艰

    撒切尔夫人领导保守党赢得了大选，取得了执政地位。

    令人心情紧张的竞选终于结束了。但是，她还要挨过让人坐立不安的几天日子。按照规定的程序，大选过后，首先，在大选中失败的原首相要向国家元首英国女王提出辞呈；然后，女王召见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领袖，正式委托他或她组织内阁。在接到卡拉汉的辞呈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召见了撒切尔夫人。作为臣子，她要先吻过这位君主的手，这是一种规定的仪式，然后，君主作为回报，委托她组阁。一吻换来英国最有实权的官职，何乐而不为。受到女王的正式委托，她才能名正言顺地在世界舆论的瞩目下继任英国首相，入主唐宁街10号。

    唐宁街10号，作为首相官邸，是一座看上去很普通的建筑，与议会的威斯敏斯特大厦和王室的白金汉宫简直没法相比。然而在普通人心目中，它却是个神秘莫测的地方。有位英国作家曾经这样描写过它：

    “如果砖石壁垒可以永久封存发生在房间里的重大事件的无形遗产的话，那么，人类任何一处寓所的遗产都不如唐宁街10号丰富。这是个充满历史事件的房屋，在它里面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不能被忽视的。”

    选举过后的第一天上午，撒切尔夫人及家人离开洪水街的住所，驱车再次前住史密斯广场。这时大约九、十点钟的光景，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庆祝活动已进入了高潮。人们畅饮着香槟酒，举杯相互祝贺，欢声笑语溢满了整个广场。人们连夜赶制出了一块巨大的巧克力蛋糕，形状恰似唐宁街10号的大门，蛋糕上面用糖霜写着“祝玛格丽特·撒切尔成功”的字样。一夜未眠的撒切尔夫人这时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她向为这次胜利做出贡献、付出艰辛劳动的人表示了谢意后，便同罗尼·米勒一起离开了人群。她不能太久地享受这胜利的喜悦，她必须立即准备进入新的角色，她有好多比庆祝胜利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在得到女王的正式委任后，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真正的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讲话，现在她要同米勒一起把讲话稿再推敲一遍。

    当天下午，女王的秘书打来电话，邀请撒切尔夫人去白金汉宫。撒切尔夫人在白金汉宫2楼女王的书房里拜见了女王伊丽沙白二世。两人谈得很投机，气氛轻松愉快，会见持续了45分钟。在此之前，这两位英国最不平凡的女人对她们的这次谈话是否会成功，今后能否好好相处都心中无数。不过，女王很懂得外交艺术，撒切尔夫人对女王也很尊重。所以，第一次谈话就使她们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们相处得一直十分和睦。这次拜会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英国首相。在此前，当她在史密斯广场保守党总部大楼里等候着女王的召见、白金汉宫打来邀请电话时，她的爱子马克曾得意洋洋地用手臂搂着她称呼她首相。这时她赶紧纠正道：“现在我还不是首相。”

    在撒切尔夫人拜会女王时，她的丈夫丹尼斯一直等候在楼下，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位王宫的工作人员。拜会结束后，新首相便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首相府--唐宁街10号。马克与卡罗尔已先从史密斯广场赶到了那里，唐宁街上挤满了报界人士和摄影记者，到处可见到话筒和摄像机。当新首相的汽车开过来时，她的支持者兴高采烈地挥动着双手向她致意，并唱起了“她是个热情、快乐的人。”唐宁街10号新主人的车子缓缓驶过人群，停在了这座英国最有名的房屋的大门前。

    撒切尔夫人站在唐宁街10号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她的第一次首相演说。她先是引述了米勒给她准备好的那段法兰西斯的话，然后说：

    “全体英国人民，不论大家在大选中投了谁的票，我都要向你们发出这样的呼吁：现在大选已经结束，希望我们携手并起，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努力报效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强大而奋斗。我们为能属于这个国家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

    此时此刻，她没有忘记艾雷·尼夫对她的帮助。她说：“最后我要说的是，用艾雷·尼夫的话说：‘现在需要我们去工作。’我真希望尼夫能和我们在这里团聚。”

    她讲完后，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然后转身走进了那个庄严神圣的大门，立即开始了新的紧张的工作，就像她刚才所说的那样。她所要马上从事的是她很不熟悉而又责任十分重大的工作，她对她自己能否干好这项工作心里还没底。还是在竞选期间，有一次，BBC颇有名声的电视节目《全景》主持人迈克尔·科克雷尔采访她，当问及她是否怀疑自己有担任首相的能力时，她回答得非常坦率：“当然有怀疑，因为我非常清楚干这项工作所肩负的责任是十分重大的。我希望人们对我要实事求是，对我的能力也要实事求是，认为我将鞠躬尽瘁，把我当成一个渴望把英国建设好的人。我不容忍英国走下坡路。”

    对刚上任的新首相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组织一个能治理好这个国家的领导班子。按理说，组织新的内阁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在英国，反对党的影子内阁就起着后备政府的作用，各方面治理国家的干部都基本配备齐全。但是，毕竟正式的内阁和反对党的影子内阁不一样，所以新首相还是要费一番心思。早在大选期间，撒切尔夫人就已对未来她所领导的政府如何开展工作有一些筹划。在接受《观察家报》记者肯尼思·哈里斯的采访时，她被问到当首相后打算组成什么样的内阁，她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组阁方针：

    “有两种组阁的办法，一种是让党内代表各种不同观点的人来一起组阁；另一种是由那些愿意朝着我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的人组成。我所要的内阁不应该是实用主义的内阁，也不应该是为了取得一致意见而争吵不休的内阁，它必须是信念坚定的政府。作为首相，我不能把时间白白浪费在政府内部的争吵上。”

    尽管她希望组成一个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内阁，但是，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她的内阁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撒切尔派。由于她初任首相，没有任何内阁工作经验，因而需要一批内阁工作经验丰富的人进入内阁以弥补她的不足。既有经验又对她忠心的人只有两个，就是基思·约瑟夫和威廉·怀特洛。其他一些人，如诺曼·史蒂瓦斯，虽然都会毫无保留地服从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但从未在内阁中担任过重要职务。于是，撒切尔夫人不得不任命很多希思的支持者进入内阁，如彼得·沃克、卡林顿勋爵。当然，撒切尔夫人将这些希思派的人吸收进内阁，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工作经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在下院中有很多支持者。如果她来一场大清洗，把希思派的人全部排除在内阁之外，那么下院保守党议会党团内就会产生强烈的敌对情绪。撒切尔夫人以及她的内阁成员不可能不犯错误，一旦出现错误，议会党团中有敌对情绪的人就会群起面攻之，保守党会内争不已，让反对党得渔人之利。从大局着想，从党的团结着想，也是为了便于自己领导的新内阁更好地开展工作，撒切尔夫人吸收了一些希思派的人入阁。不过，她没有让希思本人入阁。对这一做法，她后来解释道：“我不能让他入阁，因为他丝毫不愿意与我合作。如果他进入内阁，不但起不了任何积极的作用，反而会使其他人离开内阁。”

    被选入内阁的成员基本都担任他们原来在影子内阁中担任的职务，只做了个别调整。威廉·怀特洛为内政大臣，他成了撒切尔夫人的“大管家”，新首相对他非常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怀特洛替代了艾雷·尼夫的位置。基思·约瑟夫担任了关键的工业大臣的职务，新首相所要进行的改革的重点是在工业部门。杰弗里·豪担任财政大臣。任命豪为财政大臣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在撒切尔夫人任保守党领袖的5年来，豪对她虽然忠心耿耿，但在影子内阁中却表现平常。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好政府官员，但不适合当大臣。在工党执政期间，很多影子内阁大臣都在同工党的较量中出了名，而豪却没有，在同执政的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的辩论中他几乎没有成功过。希利曾说，跟豪辩论就好像在跟“一只死羊”辩论。豪的风格是脚踏实地，默默苦干。虽然财政大臣的地位很高，仅次于首相（首相实际的正式官衔是第一财政大臣），就住在首相的隔壁--唐宁街11号，但很多有头脑的人都瞧不起他，在撒切尔夫人亲信的心目中，他没有地位。人们认为，豪不是撒切尔主义经济政策的设计师，只是个忠实的监工，是撒切尔主义国家机器的机械师。新内阁中，还有两位撒切尔主义的忠实信徒，一个是约翰·贝弗恩，他是撒切尔夫人一手提拔上来的，他做豪的助手；另一个是任能源大臣的戴维·豪厄尔，他是位经济学家，是货币主义理论的传教士。希思派的人物彼得·沃克担任农业大臣，卡林顿勋爵任外交大臣，伊恩·基尔摩任掌玺大臣，詹姆斯·普赖尔任就业大臣。

    新首相对所有她新任命的人都要事先进行个别谈话，这项工作只能利用公假日或周末时间来进行。在百忙中，撒切尔夫人还要挤出时间来向那些在竞选中给她出过力的人写感谢信，而且都是手写。这是培养与自己部下的感情、笼络人心的好办法。罗尼·米勒收到信后感动地说：“这就是使你愿意为她效劳的原因。”

    唐宁街换了一批新的政府官员，但一般工作人员基本都不变动。唐宁街10号的工作人员都以很复杂的心情看待新首相的到来。这位10号的第一个女性主人，工作讲究实效，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她自己这样，同时要求别人也这样，各项工作说干就干，不能拖拖拉拉，每件事情都要有条不紊。她所交待的事情，如果说了两遍对方还没有领会她的要旨，对方就要受到严厉的斥责。她上任才几天，就有人说：“照这样干下去，我最多只能熬上一个星期。”然而，她又有让人感到可爱的一面。她对工作人员很体贴，显得非常和蔼可亲。她能记住大多数工作人员的名字，甚至是最基层的工作人员，从不搞错。不仅如此，工作人员的妻子的名字她都记得清清楚楚。谁或他的妻子有什么毛病，她都记在心上。她还从不忘记向为她提供服务的人表示感谢，即使是服务员递给她一杯茶，她也要道声谢。

    大选后的第12天，新议会正式开幕。按照英国的惯例，每届新议会正式开幕时都要由女王代表新政府发表施政演说，而演说稿都由新首相来准备。所以，在这之前的时间里，撒切尔夫人一直忙着这件事。女王的这个演说对保守党和它的支持者来说是个振奋人心的开端。因为从女王口中讲出的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基本上就是保守党竞选宣言的内容。保守党曾允诺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现在等于是由女王来授权保守党来实行这些改革。

    新政府的改革计划很庞大，涉及国家的各个方面。它要在英国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加强社会治安，增加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开支；减少税收，发展更多的私人企业，减少政府对经济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此外，针对工会力量强大，罢工浪潮不断的情况，新施政纲领还提出要通过立法来解决工会决定罢工和在罢工期间派出工人纠察队的权限问题，还要减少国营企业和全国企业局的活动。全国企业局是工党执政时设立的，其职能就是设法拯救那些陷入困境的国营企业。在其他方面，新施政纲领提出，地方当局和城镇的新居民有权购置住房；不再强迫教育部门把中等学校变为综合性学校；鼓励扩大私人医疗体系；鼓励独立广播局增设第四电视频道；修改国籍法以严格限制移民。

    任何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像撒切尔夫人所要实行的这样大范围的改革更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很多阻力。还在竞选期间，撒切尔夫人在接受一次电视采访中就说她的改革计划需要至少10年时间才能完成，其寓意就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果不其然，这一计划刚一提出就立即遭到反对党的反对。就在议会开幕那天，女王刚刚离开威斯敏斯特大厦，工党领袖卡拉汉就在议会第一次辩论中站出来对保守党的改革计划进行猛烈的抨击。他嘲讽撒切尔夫人向选民所许诺的改革方案是个乌托邦，这种乌托邦会使英国倒退。

    一个月后，保守党政府提出了新的财政预算案，又遭到工党的抵制。杰弗里·豪根据保守党的纲领提出的他的第一个预算案确实包很苛刻，根据这个预算，所得税被削减，但增值税增加了15%；石油、酒和烟的价格上涨；政府开支减少40亿英镑。这最后一项是最关键的，因为减少政府开支就意味着要政府减少在住房、能源、教育、就业、外援、运输和工业等方面的补贴。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中，未受到削减开支影响的只有军队和警察。反对党的议员们为这个预算案所震惊，就连一些保守党的内阁成员也为之惊讶。有个议员说这是一种背叛行为。卡拉汉说这是孤注一掷的赌博，它会引起通货膨胀，是不得人心的。丹尼斯·希利说得更尖刻，说这是“一头披着羊皮的母狼提出的预算。是一剂使通货膨胀迅速上升，失业大军急剧增加，工业生产严重混乱的毒药。工党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进行了5年的艰苦努力，不料却被这位财政大臣在10分钟内就给报销了。”

    保守党新政府的政策不仅遇到了工党的抵制，有些还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就在杰弗里·豪提出财政预算案的前一天，政府宣布即将裁减7.5至15万个行政机构中的文职人员，并在3个月内暂停招聘新的工作人员，以便减少每月2.2万英镑的工资开支。数天后，政府又宣布，地方政府对工业部门提供的补助在今后3年内减少2.33亿英镑。紧接着又有消息传出说，全国企业局将被逐步解散，并开始出售它所拥有的资产1亿英镑。此外，政府还决定，停止扩大国家卫生保健服务；出售国家在英国航空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的部分股份；将被工党政府收归国有的英国船舶公司重新私有，限其在两年内自力更生；英国航空公司和航天局也将私有化。上述政策一出台，立即遭到许多来自各方面的抗议。各种反对意见如炮弹般频频袭来。工会更是对这些政策持非议。保守党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急剧下降。一般来讲，新政府在开始时容易得到民众的拥护，二者之间有一个“蜜月期”，而这届政府的“蜜月期”几乎就未存在。

    不过“新娘”对蜜月期并不感兴趣。撒切尔夫人所想的只是坚定不移地在英国推行她的改革计划，在英国铲除“社会主义”。她早就有了这种观念和意志，现在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她正是因为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才迎得了选民的拥护，从而当上了首相，现在她没有理由畏缩不前。在下院中，她据理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当有人对她的改革工会的计划提出异议时，她慷慨激昂地说：“它们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些建议。去年冬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提出这些计划是完全必要的。”

    反对党和工会对她改革计划的抵制使撒切尔夫人很愤怒。但更令她气恼的是她自己的阵营内部有人立场不坚定。每当到了关键时刻，内阁中总有一些人显得优柔寡断，畏首畏尾。在过去讨论制定改革计划时，这些人都赞成她的大幅度削减开支的观点，可是一到了在议会辩论时，他们却不敢理直气壮地支持这项措施。她逐渐发现，内阁中有些人缺乏胆识，她称他们是“窝囊废”。而那些坚定地跟着她走的人就自然成了“坚强者”。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两种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明，政见之争也越来越激烈。而媒介则把这两种人称为“湿派”和“干派”。

    在撒切尔夫人的所有改革措施中，削减政府开支遇到的阻力最大。当时撒切尔夫人和杰弗里·豪的考虑是，前一年英国的国内产值仅增长了1%，而消费额却增长了5%，同时进口额增加13%，其结果是通货膨胀率上升。1979年上半年，英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巨额逆差，而当时世界经济也由于石油价格上涨而陷入衰退。因此，应付这种困难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在这一点上，首相和财政大臣都是坚定不移的。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保守党于7月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当前的形势问题。杰弗里·豪对政府削减开支的措施解释道：“我们确实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大幅度地减少开支。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对我们改变国内经济状况很不利。我们的解决办法在近期内可能收不到成效，甚至会使我们感到有些事情更加糟糕，因此而令人讨厌，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如不这么办，我们的经济就可能变得不可救药。”豪的讲话理由充分，很有说服力，内阁成员都对这种办法表示赞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削减开支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内阁中的不坚定分子又开始动摇起来，反对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平息了。

    然而，不管内阁中和整个党内出现什么样的反对声音，撒切尔夫人仍然一如既往地朝自己确定的目标前进。她对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她的理由是：

    “如果工资提高，商品的价格也要提高，结果订货就会大大减少，企业就会被迫关闭。如果工资增加得少一些，或者工资虽然增加得多一些，但与生产力的提高完全一致，我们就可以接受。”

    对目前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她的看法是：

    “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人数都会上升，我们必须度过这个非常时期。政府将做出自己的努力，它也正在努力，而且将继续努力。同时，工业界必须对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给予配合。整个工业界必须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光靠政府是不行的，如同一位光棍将军是无法赢得战斗的胜利一样。”

    撒切尔夫人把治理英国经济比喻成是给病人治病：

    “这就好比是一个病人。在他尚在患病时，他必须服药，但有时他既会遭受疾病的折磨，又难免服药之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停止服药。要想把病治好，就必须服药。”

    然而，尽管撒切尔夫人明白这个道理，并对自己已采取措施的成效胸有成竹，但是她的许多内阁成员却不这样看。当然这些人都是亲希思的温和派，他们觉得撒切尔夫人的预定目标太遥远、太模糊，她开的药太苦、吞不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撒切尔夫人所采取的措施越来越严厉，这些人的抵触情绪就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听她的话。这使她感到很难过、很痛苦，到第二年年底时，形势每况愈下、困难重重，她有时都感到有点儿丧失信心。

    才执政一年多，撒切尔夫人就走到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来自党内的压力未减，她又被企业界的工资和罢工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工业界的工资纠纷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为此曾引发一次次罢工浪潮，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就是在这上面栽了跟头。撒切尔夫人一直主张保守党政府应该避免插手这场纠纷，并按这个原则办事，但她还是情不自禁地卷了进去。1980年初，英国爆发了50多年来第一次钢铁工人大罢工，而且持续了数月之久。罢工起因有两个：一个是有关方面按计划关闭了一些工厂；另一个是厂方提出只给工人增加工资6%，工人对此方案不满，工会断然拒绝了厂方的提议。争端发生后，工业大臣基思·约瑟夫宣布政府不介入这场争端。他的话反而促成了工人的罢工行动。政府的另一个行动更加激起了工人对政府的不满。国营的英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查尔斯·维利尔斯准备引退，政府准备让苏格兰出生的美国商人伊恩·麦格雷接替这个职务。这一举措不仅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就是企业主们也对之很气愤。一位企业界头面人物说：“这是对英国管理人员的一种侮辱。”基思·约瑟夫坚持原来的决定，他强调麦格雷是45位候选人中最合适的人选。撒切尔夫人坚决支持约瑟夫，她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对那些不满的人提出质问道：

    “在我们国家，可以不惜高薪聘请足球运动员，却不能设法请一位最优秀的管理人才来英国帮助我们管理工业，使它重新繁荣兴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撒切尔政府坚持按自己既定的方向前进，但形势却变得越来越糟。政府和工会的矛盾还未解决，英国经济又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困境。首先是失业问题，到1980年8月，失业人数已突破200万大关，这是1953年以来的第一次。企业经营情况也很糟，英国最大的公司之一--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与此同时，英国航空公司也破天荒地公布它在半年之前就已亏损；英国莱兰汽车公司在上半年亏损数千万英镑，尽管它已经大幅度地裁减了过剩人员。英国的工业界开始尝到强硬措施的后果，而且以后还要继续承受这种后果。大公司亏损，小公司的情况更糟，许多小公司纷纷倒闭，这就更使失业大军扩大。舆论哗然。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节目里映出了一张全国地图，上面标示出一周之内各地失业人数的情况。1980年10月，发表了《英国工业发展趋势季度报告》，声称这是“有史以来最黑暗的调查报告”。到了11月，财政大臣宣布再削减30亿英镑的公共开支。12月，失业人数增至213.3万人，比去年同期多83.6万人，创战后最高纪录。

    内阁中很多人沉不住气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扭转方向了。有些人甚至批评道，首相和财政大臣所热心的货币主义政策，不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在国内造成了无数的灾难。通货膨胀一点也没有下降，而企业却纷纷倒闭，申请救济的人日益增多，大街上的暴力事件有增无减。与此同时，那些经营情况较好的企业却被大量的税收榨得财力枯竭。应该悬崖勒马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年底，一些保守党元老已公开站出来干涉朝政，两位前保守党政府首相表示对目前的严峻形势十分关切。一个是麦克米伦，一个是希思。麦克米伦曾一度是撒切尔夫人所崇拜的英雄，他在10月份的一次电视讲话中说，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太强硬了，使国家财富的创造者受到了伤害。希思的批评更不客气。11月，希思在下院就经济形势进行辩论时说，政府所表现的乐观情绪是自欺欺人，实际情况是，国家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如果政府不尽快改变方向，英国就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他认为失业是高利率造成的，撒切尔政府本想通过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可是国家为失业者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反通货膨胀所能带来的好处。他提议政府应迅速降低利率，促使英镑贬值。

    对希思的攻击，撒切尔夫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她把这一切的最终责任推给了希思。她说，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希思政府在过去实行错误的财政政策造成的，而现在她不得不来为他收拾这个残局。撒切尔夫人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她治理英国经济的首要目标。她十分痛恨通货膨胀这种现像。她曾公开说过，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让一个入不敷出的家庭继续靠借贷过日子，实际上等于是教唆人把手伸到别人的口袋里掏钱，这是不道德的。她坚定地表示：“我们的政府必须把这种情况纠正过来，而且我们也一定能够办到。”

    撒切尔夫人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很充分的。然而，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她所推行的政策表示怀疑。很多内阁成员认为她太强硬、太右倾了，说她是铁石心肠，对那些正在失去工作的人没有一点同情心和负疚感。这种批评意见逐渐地传到外界，新闻界开始议论纷纷，说政府正在发生分裂。对内阁中跟她唱反调的人，撒切尔夫人非常痛恨，她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清除那些动摇分子。1981年2月，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下院议长 诺曼·史蒂瓦斯首先被赶出内阁。他曾经是撒切尔夫人的好朋友，在任下院议长期间，为团结人们支持撒切尔夫人起了关键作用。但后来他变得摇摆不定。被撤职后，史蒂瓦斯完全站到了撒切尔夫人的对立面，经常公开批评她。

    对撒切尔夫人的批评不仅来自保守党内，来自社会上的批评也越来越严厉。有364位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皇家经济学会的主席和几名前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在报上发表了一份联名签署的抗议书，指责政府企图通过减少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从而使产量增加、失业人数减少的做法是没有经济理论根据的，是荒谬的。抗议书还说，政府目前的政策只会加深经济危机，破坏英国的工业基础，威胁社会和政治稳定。这些经济学家们呼吁政府改用其他经济政策，抛弃货币主义的政策，应该立即找出能平稳恢复英国经济的最好办法。

    与这些人的攻击遥相呼应，在下院里，希思继续抨击撒切尔政府的政策。更为严重的是，保守党后座议员罗伯特·狄克斯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如果政府继续顽固推行目前的经济政策，他将同其他20来名后座议员一道准备认真考虑加入中间性质政党。而这时，英国工党刚刚发生分裂，工党的4位右翼重要人物因不满工党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于是分裂出来创立了社会民主党。在那段时间，工党越来越向左偏，保守党则越来越向右偏，而新建的社会民主党则是一个中间性质的政党，这为那些与自己党的领袖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人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去处。

    到了1981年春，英国社会已是动荡不安，狼烟四起。4月份，布里克斯顿发生了暴力事件，7月，托克斯特斯又爆发了警察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这次事件更为严重，撒切尔夫人自己在下院说“这是本世纪我们经历过的最严重的暴乱”。当时，暴乱的狂潮几乎要席卷全国，政府和警察都无能为力。在那几个星期里，凡是有电视的人恐怕都是惊恐不安，夜不能寐。此后，莫斯塞德和布里克斯顿又发生了几次暴力事件。这些暴力事件为反对派攻击政府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借口。国内舆论的压力空前增大。然而，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不能扭转她的前进方向，她不愿重新审视她的经济政策。她就是这样，越是处于逆境，越是笃信她的直觉。她每次回答下院的问题时都重申，这些暴力事件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她处理这些暴力事件的办法就是增加警察的数量并给他们提高工资。她主张维护法律的尊严。到撒切尔夫人第一届首相任期结束时，警察的工资水平已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25%，超出了物价上涨幅度的30%。有人说，警察成了撒切尔夫人宠爱的唯一阶层。

    1981年是英国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撒切尔夫人的第一届政府命运多舛的一年。到了1981年7月时，撒切尔夫人几乎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在内阁中坚决支持她的人只剩下了约瑟夫和杰弗里·豪等少数几个人。然而，撒切尔夫人不愧是“铁娘子”。在这极其艰难的时刻，她充分显示出了她的坚定意志和顽强、泼辣的作风。她坚信，英国经济的痼疾必须用猛药来医治。为了贯彻她的政策，减小改革阻力，在这一年的9月份对内阁进行了大改组，撤掉了温和派的吉尔摩、索姆斯等人，换上一些她的坚定的支持者。此举本意是要平息内阁中的争吵，可是其结果是，公开反对她的人更多了，那些被排挤出权力圈子的人恼羞成怒，发誓要与撒切尔政府抗衡到底。

    10月的保守党年会是在一种十分压抑悲凉的气氛中召开的。在会议召开前的3个月内，民意测验所显示出的保守党的支持率仅为30%，比刚刚发生严重分裂的工党还少了8个百分点。在会议召开前夕，一批年轻的温和派保守党人发表了一篇言词谨慎然而观点明确的文章，题目就叫“换档”。文章呼吁保守党改弦易辙，放弃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但却声称目的是挽救保守党，把它拉回到原来的路线上来，促使撒切尔夫人再度当上英国首相。在会议上，约翰·贝弗恩对形势的判断引起了无论是强硬派还是温和派的高度重视。他公开提醒保守党人说，现在保守党的处境非常困难，将面临与1906年（这一年保守党在大选中惨败，自由党大获全胜）和1945年同样严重的灭顶之灾。他还说，政府虽然屡次发誓要大量削减公共开支，然而并没有如愿。统计数字表明，本届政府诞生两年来不仅没有减少公共开支，反而增加了2% 。在人们眼中，贝弗恩是位纯粹的、百分之百的撒切尔主义者，而且一向具有预测未来的能力，所以他的话很能打动人心。这使撒切尔政府的信誉更加下降。

    随着英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反对者的增多，社会上对她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客观形势对撒切尔夫人极为不利，1981年12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支持她当首相的人只有25%，她成了战后以来最不得人心的首相。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领袖的位置也摇摇欲坠，她被迫下台的可能性很大。在1981年下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她再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温和派虽然没有结成帮派集团与她斗争，但是关于她被迫辞职的问题早已是这些人家里餐桌上的热门话题，甚至一些强硬派也随声附和。一位很有见地的人说，撒切尔首相能带领保守党进行下一次大选的可能性只有85%。 撒切尔政府在国内声望扫地，几百万原来支持保守党的选民已经开始动摇。撒切尔夫人已经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可是，就在这危机时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为撒切尔夫人改变自己的处境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这就是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战争。

    ）第十四章    铤而走险

    英阿马岛之战在撒切尔夫人政治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决定打这场战争可谓是关键性的一着险棋，如果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那么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些岛屿，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将失去信心、威风扫地，而撒切尔夫人的传记也就不得不重写。

    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称福克兰群岛），位于南大西洋，它由340多个岛礁组成，面积约为18500平方公里，人口约1800多人。其中索莱达岛（东福克兰岛）和大马尔维纳岛（西福克兰岛）是两个最大的岛屿，两岛被一条长60海里的海峡分开，南端入口宽约25海里，北端入口为3.5海里，海峡内主航道最窄处不到2海里，海峡内有大小岛屿10多个。马岛另有两个附属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在其东偏南1324公里处，南桑德威奇群岛在南乔治亚群岛东南，距马岛2000公里。

    马岛多山，港湾林立，大岛周围布满小岛与礁屿，这里属海洋性气候，但气候恶劣，风大浪高，6级以上的大风屡屡出现。岛上树木稀少，遍布河流、浅滩和沼泽地。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多数岛屿无人居住，有人长期居住的岛屿也只有15个，其中，马岛首府斯坦利港是最大的人口聚集地。

    斯坦利港位于索莱达岛的东部，面积6760平方公里，岛上半数居民住在这里，是马岛的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港口建于1845年，位于威廉港的南侧，港口向北，东面是半岛，西面及西南面群山环抱，数十个山峰形成了一个天然屏障，阻挡了常年来自西面的强风，使这个处在南半球西风带、受穿越南极大陆与合恩角之间的低压影响的港湾变成了理想的码头。这里有3个150米长的码头，是英国南极考察队考察船“约翰·比斯科”号、“布斯菲尔德”号及海军流冰侦察船“忍耐”号的基地。港口平时不开放，只在接到申请时才予以开放使用。市区内有政府办公大楼及总督府，驻岛英军驻扎在市区西北部的穆迪·布鲁克兵营。市区的东面有一个不大的机场，阿根廷航空公司于1972年在港内设立了办事处。

    马岛交通不便，除斯坦利港有近20公里的柏油路外，连接几个主要居民聚居地及港口的只是一些简易公路。尽管马岛天然资源比较丰富，比如，岛上有泥炭、铝、银、铁、铅以及制造玻璃的原材料，鱼类资源也比较丰富，但是由于马岛地处偏远，运输不便，岛上又没有最基本的能源原材料煤或石油，所以岛上没有工业，又不生产粮食，岛上的经济基础是畜牧业及渔业。岛上居民靠出口羊毛、羊脂、羊皮、鲸油、海豹等维持生活，绝大多数生活必需品靠岛外供给，就连岛上驻军的给养也完全靠海外供应。大海成为他们的命脉，一旦海上运输线受阻，他们的生命也就难以长久延续。

    尽管马尔维纳斯群岛如此之荒凉，管理它就意味着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经济包袱，但它的地理位置却不能令人忽视。这个西距阿根廷265海里，距麦哲伦海峡240海里的岛群，占据着大西洋与太平洋航线之要冲，是经过麦哲伦海峡与合恩角的必经之路，这个扼守着麦哲伦海峡以东大西洋口岸的战略要地，虽然在1914年巴拿马运河开通后其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另外两个作用却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一是马岛周围的海底石油。在当今世界能源危机日益严重的状态下，开发海底石油，找到新油田不能不说是个不小的诱惑。进入70年代末期，世界各国的石油地质专家一直在对马岛附近的海域进行探测，埃克森石油公司及壳牌公司都在这里勘探过。据地质学家分析，这里的石油贮藏量很丰富，极有可能达到日产200万桶的产量，而且可供开采10年以上。二是南极考察、开发的前哨阵地。目前，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对南极的科学考察，科学家们在那里研究地壳的结构及变迁，研究大气层的改变，还在那里寻找人类所需要的矿藏，据说南极大陆西半部的石油储量高达450亿桶。而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处南大西洋和南极之间的海域，是赴南极最理想的前哨阵地和物资补给站，而且对日后开发、利用南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地处北半球的国家来说，它的地理位置就越发显得重要。况且，由于马岛离南极很近，占有马岛还可以对南极提出领土要求，尽管1961年的南极条约冻结了各国对南极的领土要求，但开发、利用南极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虽然马岛地处偏远，但由于它在军事上的战略位置，战火还是蔓延到过这里。两次世界大战，这里都发生过海战，而且都是以英国海军战胜德国海军而告终。

    无论是马岛的军事价值还是它潜在的经济价值，都使人感到这是一块肥肉，而到了嘴边的肥肉谁又愿意放弃呢。历史上与马岛主权相关的国家有英国、西班牙和阿根廷，西班牙在失去了阿根廷这个殖民地的同时失去了对马岛的占有权。现在只剩下英国和阿根廷在这一问题上争执不休，事实上，英阿两国马岛主权之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这两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是马岛的主人。形成这一局面有其历史渊源，这要从马岛的发现说起。

    英国人认为马岛是他们首先发现的。1592年，英国航海家约翰·戴维斯在一次航海探险中被一股强大的海流带到了过去从未见过和听说过的群岛，即为现在的马岛。两年后，另一位英国人理查德·霍金斯爵士来到这里，称该岛为“霍金斯的处女地”，而“霍金斯的处女地”是否是马岛还有争议。最具有说服力并被世界所公认的记载是英国人约翰·斯特朗的马岛之行。1690年，约翰·斯特朗航海到了南美，大风把船吹到了马岛附近，他驾船穿过两大岛之间的海峡并登上了马岛，又用当时海军司令福克兰子爵的名字命名海峡为“福克兰海峡”，而这里的群岛也随之被称为“福克兰群岛”。

    而阿根廷人则否认这一说法，他们认为是麦哲伦的探险队于1520年航海经过南美时，发现了这些岛屿。

    不管怎样，随着殖民列强在南美的激烈竞争，马岛曾几易其主。1764年，法国人在岛上建立了圣路易斯港及居民点。1765年，英国人的船队登上了桑德斯岛并于次年建起了爱格蒙特港及居民点。1767年，西班牙以1761年西法协定为依据协迫法国将圣路易斯港转卖给它，两年后又从英国人手中抢来了爱格蒙特港。1771年西班牙又将爱格蒙特港交还给英国，3年后，由于经费原因，英国撤回了驻岛军队。1785年西班牙总督将马岛划归阿根廷东南部的一个城市德塞阿多管辖。1816年，阿根廷独立，成立“拉普拉塔联合省”，宣布继承西班牙在马岛的主权，并于1829年向该岛派驻军队。同年，英国宣称阿根廷侵犯了英国在马岛的主权。1831年，美国因与阿根廷驻马岛官员在捕鱼问题上发生纠纷出兵将驻岛人员掳走并将圣路易斯港破坏。1833年1月3日，英国出兵占领了马岛，从此，马岛一直在英国治下延续了150年，因而岛上的居民也都是英国人。

    尽管如此，阿根廷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多次将这一要求提交联合国讨论。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建议两国就这一问题通过谈判解决，然而双方态度都很强硬，经过多次谈判均无结果，而且势态越来越严重。阿根廷强烈要求英国就马岛问题明确表态，而英国则迟迟不予理睬，阿根廷对和平解决马岛争端失去了耐心，渐渐地做好了武力夺回马岛的准备。阿根廷之所以决心走这条路不仅仅是因为对谈判失去了信心，另一因素也不能忽视，即国内的经济形势。

    阿根廷多年来经济形势逐步恶化，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失业人数居高不下以及巨额外债压得政府喘不过气来，而且人心浮动、危机四伏。1981年11月，陆军总司令加尔铁里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独裁的军政权登上了总统宝座。总统是当上了，但要保住它谈何容易。加尔铁里深知，管理国家他是个外行，对经济又一窍不通，要想在短期内改变经济状况是根本不可能的，如何才能收复民心、巩固已到手的权力呢？加尔铁里想到了马岛，武力收复马岛不仅可以使自己成为民族英雄，而且可以转移国内矛盾的焦点、坐稳总统宝座。况且，他自恃与美国关系一向很好，自以为在这件事情上美国会站在他这边，至少会保持中立。第六届不结盟国家会议曾于1979年9月做出决议，坚决支持阿根廷共和国收复那一领土以及对那一地区的主权要求，这使得加尔铁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国际社会是同情和支持他的。同时，他认为，马岛距英国本土万里之遥，而英国海军自从二战后规模越来越小，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海军经费逐年缩减，这个昔日海上霸主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主要作战舰只不足100艘，其中仅剩下的两艘轻型航母中的一艘还卖给了澳大利亚，只是尚未交货，英国在这种状况下绝不会与阿根廷为一个小小的马岛开战。不管怎样，战争对英国是相当的不利，撒切尔政府是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的。

    为了达到夺回马岛的目地，加尔铁里秘密地做好了一切军事准备，只待时机成熟。南乔治亚事件成了这一行动的触发点。1982年3月19日，60名阿根廷工人根据英阿两家公司的协议前往南乔治亚岛准备拆除一个旧鲸鱼加工厂，其中50人因被拒绝登陆而返回，剩下的10人在岛上升起了阿根廷国旗，被岛上的英国南极考查科学家发现报告了马岛总督雷克斯·亨特，亨特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伦敦当局。英国政府对此事极为不满，由驻阿大使向阿方提出抗议。阿根廷当然不买英国的账，月初曾派一架空军运输机前往马岛侦察，并宣布有权以任何方式解决马岛争端。

    4月1日，加尔铁里与里根总统通了电话，通报了阿根廷准备以军事手段收复马岛的计划。里根总统则劝加尔铁里放弃这一计划，他认为，在马岛武装登陆将会导致一场严重的流血冲突，而且英国一定会进行军事报复，因为他是了解撒切尔夫人的。而加尔铁里则以采取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作任何政治估价来表示他的决心。

    4月2日，加尔铁里下令实施武力收复马岛的“罗萨里奥行动”计划。随着这一计划成功的实施所带来的短暂喜悦之后，阿根廷人则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马岛的英军武装力量极其薄弱，只有一只由42人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分遣队及后增派的几十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另有12名警察及120多人的民团。尽管如此，阿根廷还是调集了强大的海陆空力量以确保登陆的成功。他们组成了三个特混舰队，其中第40特混舰队负责收复马岛主岛、占领首府斯坦利港；第60特混舰队负责夺取南乔治亚岛；第20特混舰队担负掩护这次军事行动的任务，另外还配备了步兵团随时准备空降。

    4月1日傍晚，舰队悄悄逼近马岛，大约凌晨2点开始了登陆行动，一切进展顺利，阿军只遇到轻微抵抗，伤亡极小，仅以死一人、伤两人的代价便于9点左右占领了马岛首府斯坦利港。3日，阿军又占领了南乔治亚岛。随后，阿根廷开始向马岛增派大批兵力及装备，挖战壕、修工事，严阵以待准备保卫他们的胜利果实。阿根廷国内一片沸腾，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欢呼胜利。

    2日，舰队街首先传出阿根廷出兵马岛的消息，紧接着，各电台、电视台中断了正常节目插播这一消息。人们震怒了，舆论界及反对党纷纷指责政府软弱无能，没有充分估计到马岛危机将会导致的军事行动，下院中的反对党要求撒切尔夫人及外交大臣、国防大臣等立即辞职。

    突如其来的消息的确使撒切尔夫人感到意外和难堪，但仅仅就此而指责她软弱无能就显得不公平了。并非撒切尔夫人缺乏国际事务的洞察力以及忽略了马岛危机的存在，事实上，政府一直关注着马岛地区局势的变化，但是，他们想以一贯的手段--外交拖延的办法来对付阿根廷，马岛在英国人手中，拖下去只能对阿根廷不利；另外，政治上的强硬决不代表好战，撒切尔夫人以行动向世人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在马岛失手后，她也一再强调：首先通过政治、外交、经济等和平手段加以解决，如若无效，再使用武力。种种迹像表明，政府为此做了相应的准备，只不过他们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

    尽管不愿打仗，但还是做了些军事准备。3月26日，在地中海参加“春季列车”军事演习的一艘战斗补给舰奉命南下；3月29日，当国防大臣约翰·诺特把阿海军舰队出航的情报向首相汇报后，撒切尔夫人立即召集人马商讨对策。同日，第一海务大臣亨利·利奇向首相建议组建一支特混舰队，以便在必要时能即刻出航南大西洋。30日，外交大臣卡林顿在议会中提到了南大西洋局势，并说国防部正在根据内阁的决定拟定组建一支特混舰队的计划。4月1日，参加“春季列车”军事演习的部分舰只已离开直布罗陀向南运动。就在这一天，英国代表团在联合国要求安理会讨论马岛危机，并声明阿根廷舰队已驶向马岛。撒切尔夫人派人去见黑格，还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制止这场入侵。显然，这些努力没有成功。4月2日，阿根廷军队占领了马岛。

    就在阿根廷占领马岛的当天，撒切尔夫人3次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时，首相的得力助手卡林顿正在出访以色列，而国防参谋长在新西兰访问。国防大臣在会上说：“即使外交努力失败了，而这一过程也可以向世界表明英国是被迫使用武力的。”经过紧张的研究，作出如下决定：1、宣布与阿根廷断绝外交关系；2、立即冻结阿根廷在英国的全部资产；3、向联合国控告阿根廷的侵略行为；4、要求欧共体对阿根廷实行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5、成立战时内阁；6、派遣特混舰队去南大西洋。

    同一天，刚完成指挥地中海“春季列车”军事演习的海军少将桑迪·伍德沃德接到伦敦联合作战总司令部的命令，命令他作为特混舰队司令立即率舰队向南大西洋进发，准备武力夺回马尔维纳斯群岛。这是一支十足的远征军，因为马岛距英国本土遥遥8000英里，即便是从直布罗陀出发，也要航行6000英里。

    4月3日，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听取审议政府关于马岛危机的报告。撒切尔夫人由于受到这一事件的冲击，显得有些慌乱，但她毕竟多年在政坛上摸爬滚打，这位女首相，正像她的挚友里根总统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得理不让人的铁腕人物，她下决心要夺回马岛，无论最终以什么方式。对此她一再做出保证。同时，她要求议会全力支持她，她对议员们说：“支持我吧，支持我就是支持英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团结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只有靠英国的力量才能维护英国的利益！” 她还要求议会批准一系列有关解决马岛问题的措施，特别是同意派遣一支特混舰队前往南大西洋。议会一改往日的作风，鉴于国家面对如此之重大危机，议员们再也无心玩任何政治游戏了，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政治家们深深懂得这一点。议员们格外齐心，600多位议员，无论是执政党的还是反对党的，一致投赞成票表示支持政府。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说，政府不论从“道德义务、政治义务，还是其它任何义务出发”，都必须将阿根廷人驱逐出去。议员们群情激愤，相比之下，撒切尔夫人表现得还是最温和的。

    撒切尔夫人忍痛接受了外交大臣卡林顿的辞职。他辞职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他认为，马岛事件是英国人的国耻，当然，这并非是他的责任；其次，他忍受不了后座议员们在议会中对他的无情攻击和蔑视。卡林顿不认为自己无能和不称职，他也不认为自己应该辞职，他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他无法再干下去了，是他们逼的。同时辞职的还有卡林顿的两位助手--掌玺大臣汉弗莱·阿特金斯、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理查德·卢斯。但她拒绝了国防大臣诺特的辞职请求，她劝阻道：马岛失手并非国防大臣的责任。事实上她舍不得诺特离去，尤其是在这种时刻。卡林顿的辞职多少转移了一些群众的视线，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撒切尔夫人。

    战时内阁由5名正式成员组成，除首相外，还有新任外交大臣皮姆、内政大臣怀特洛、国防大臣诺特、公爵领地大臣兼保守党主席帕金森。在女王授权下，战时内阁就是处理马岛危机的最高决策机构。同日，英国正式对外宣布派遣特混舰队前往南大西洋，撒切尔夫人及其议员们对政治解决马岛冲突不抱任何幻想。

    英国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远征马岛呢？这要从英国目前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说起。昔日的大英帝国经过长期的经营，其殖民地遍布全世界，最多时达到58处之多，成为“日不落帝国”。然而，自从1876年加拿大率先获得自治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民族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英国根本无力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先后有45个殖民地脱离了英国的统治而独立出去。仅剩下的13个殖民地，其统治地位也不稳定。阿根廷出兵占领了马岛，这不仅侵犯了英国在该岛的利益，最令英国人害怕的是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因此，英国不惜花费血本，不远万里，誓在夺回马岛。

    出兵马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英国这个往日世界头号海军大国早已今非昔比。当年的“日不落帝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一战时，英国海军实力最强，拥有军舰1350艘。即使是到了二战期间，敦克尔克大撤退、阻止德军西进英吉利海峡占领英伦三岛、北非行动、盟军反攻欧洲大陆成功地在诺曼底登陆，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英国皇家海军也都显示出强大的威力。战争结束时，皇家海军拥有舰船近600艘。其中，仅大型航空母舰就有12艘。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海外殖民地先后独立，英国已不需要再保持这样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英国多年经济不景气，国家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政府连年削减军费，军舰卖的卖，退役的退役，使得英国由一个海军大国逐步缩减为一支仅担负北约部分区域防务的海上力量。到1978年，最后一艘大型航母“皇家方舟”号也退出现役，这大大降低了远海作战能力，以至于使英国在整个马岛战争期间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海军只剩下两艘轻型航母，14艘驱逐舰，46艘护卫舰和32艘潜艇。要想依靠这点家底组建一支特混舰队远征南大西洋，谈何容易，况且，万一战争升级，英军将面对本土作战的全部阿根廷军队，真是凶多吉少。夺回马岛，万事大吉，如遇不测，不仅英军惨遭失败，恐怕撒切尔夫人也将不得不离开唐宁街10号。

    撒切尔夫人处境极其艰难，有人指责政府对马岛问题漠不关心。负责马岛事务的尼古拉·里德利曾提出一个将马岛长期租借给阿根廷的计划，但最终被议会否决了。政府于1980年6月宣布将撤回皇家海军的“忍耐”号破冰船，海军大臣基思·斯皮德曾对这一决定提出了质疑，弗兰克斯领导的调查委员会认为，撤回“忍耐”号会会是不明智的，外交部也极力反对撤回“忍耐”号，卡林顿认为，撤回“忍耐”号会使岛上居民及阿根廷认为英国放弃了对该岛主权的要求。1981年马岛局势恶化后政府本该收回这一决定，但政府没有这样做。

    当最初舰队街传出阿根廷将出兵占领马岛时，BBC的节目制作人打电话给外交部证实这一消息，而值班的官员还辟谣说：“请相信我，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还能不知道吗？”英国历届政府长期忽视马岛问题，导致了马岛的失手，现任首相要承受这一切。

    高层决策是果断而坚决的，像组建特混舰队、征用民船、划分战区及建立战区指挥机构等重要决定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的。由于长期对苏冷战，英军一直处在较高的战备状态，海军的出航率达到70%，一接到命令，潜艇部队、海军陆战队、空军及后勤补给都做出了快速反应，他们利用较完善的战备体制，集结船只、全方位调集物资、突击补充给养、抢修战船、改装商船，仅仅3天的时间，也就是到了4月5日，已有近40艘舰船离开本土及直布罗陀向南大西洋进发。联合作战司令部及伍德沃德充分利用了从英国到马岛漫长的航程，边航行边研究制定作战计划，那些不在本土的舰船以及来不及改装的船只则边集结边改装边补充给养，航行中还请法国配合进行对抗演习及其它军事训练，马岛战争期间，英军投入了其海军2/3的兵力，当然是逐步达到这一规模的。

    从战时内阁的角度来讲，出兵是必要的，武力是外交谈判最好的王牌，况且还有西方社会的经济制裁及武器禁运等措施。即便是假戏也要真做，这不仅是皮姆个人的看法，大多数人也都这样认为，因为阿根廷难以抵御这样一支强大海军的威慑力，他们将被迫回到谈判桌上来。皮姆擅长谈判，信奉外交手段，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他在电视上说，除了打仗以外还可以采取其它方式解决争端，他主张谈判与军备同步进行。

    撒切尔夫人则与皮姆不同。由于阿根廷人沉浸在狂热的爱国热情中，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促使他们坚决要求收回马岛主权，而撒切尔夫人及所有的英国人都不会在马岛主权上作出任何让步，所以从一开始她就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她已从将军们的口中得知战争意味着什么，但她也看到了战争背后当时别人似乎难以看清的某些前景。她要在这两方面加以选择，但首先要极力促成和谈，如果美国或联合国从中调解，不费一枪一炮使阿根廷从马岛撤军何乐而不为呢？但和谈的希望极其渺茫，必须积极备战。她认为英阿之战是正义与邪恶、侵略与反侵略的较量；她坚持认为没有必要征求岛上居民的意见，因为在侵略者的恫吓之下，被侵略者已经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力。她对黑格说：张伯伦1939年胡说什么，捷克离我们还远着呢！由于他的失职，英国50多万人白白丧失了生命。她还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对敌，在她及大多数英国人眼里，这场战争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马岛本身，它涉及到了整个英国的利益，也触及到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利益。

    美国国务卿黑格居中调解，多次往返于伦敦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但所有的和谈计划均遭到拒绝。当英国击沉阿根廷的“贝尔格莱诺将军”号后，为了转移世人的视线，内阁表示对秘鲁总编贝朗德提出的调解方案感兴趣。英国不失时机的让步，更加使得加尔铁里骑虎难下，当时国内民众的情绪使他无法做出任何退让，他失去了最后一次和谈的机会。而英国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战争气氛，首先，使世界舆论认为英国是受害者，是被迫起来还击的；第二，让世人认为他们是爱好和平的，是在外交努力失败之后被迫使用武力的；第三，利用外交技巧使得加尔铁里要么做出重大的让步，要么面对战争；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确保战争的胜利。

    整个战争期间，撒切尔夫人完全信任和依赖于军方，因为她深知对于战争她是一无所知的。她充分吸取了艾登政府在处理苏伊士运河危机上的教训，不插手直接指挥8000英里之外的具体行动，只是掌握着战略指挥大权，限定了战争的规模--不得把战争扩大为两国间的全面战争，提出了速战速决、尽量减少伤亡、何时登陆要视政治需要而定等方针。这样，前线司令伍德沃德有充分的指挥战区作战行动的自由，他能够自行选择战术、调动兵力，根据具体情况快速决断，既能充分展示军事家的才华，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兵种作战的威力。

    军方最受撒切尔夫人信赖的是总参谋长卢因。海军出身的卢因精通防务，头脑冷静且思维敏捷，不仅能领导那些军事天才们，而且能很好地协调首相与军方的关系，是个既温和又有主见的人。他与首相的关系很好，经常给首相讲解军事常识及出谋划策，在及时派遣增援部队、保证良好的后勤补给方面，撒切尔夫人完全接受了卢因的建议，深得首相信赖的总参谋长最终成为首相的私人顾问。尽管亨利·利奇生性脾气暴躁，但作为海军大臣他是第一个说服撒切尔夫人下决心组建特混舰队的人，他和军方其他人一样喜欢撒切尔夫人，他们认为她是一位出色的领导人，勇敢坚强，尤其是在战时，她细心听取军方的建议，果断地下令攻击“贝尔格莱诺将军”号，令那些将军们更加佩服她。

    随着战争的升级，撒切尔夫人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整日忧心如焚。最初，她担心当舰队进入阿根廷划定的禁区而未进入英国划定的禁区（马岛周围200海里的范围）时会遭到阿军的进攻，而后又担心这支远征军能否登上马岛，待部队于5月21日成功地在圣卡洛斯登陆后，她又异常担心登陆部队能否站稳脚，增援部队、后勤补给是否跟得上，阿方是否会全面反击、殊死决战，部队伤亡是否过大，决定舰队命运的航空母舰是否会被击沉。安德鲁王子也参战了，他是“无敌”号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驾驶员。当谢菲尔德号被击沉后，她掩饰不住悲伤的泪水，那些年轻士兵的生命牵动着她的心，更何况其中还有女王的儿子。而战争的胜败也决定着她的政治命运。她变得关心天气了，因为气候对那里的军事行动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恶劣的天气使得每一场战役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威廉·怀特洛、卢因及与首相关系密切的元帅们不时地安慰她、鼓励她，劝她要敢于面对死亡。战时领袖的地位和作用使她不能显示出任何的犹豫和软弱。自此，她变得越来越坚强，完全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了。由于时差的原因，撒切尔夫人经常深夜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战事消息，丹尼斯和卡罗尔时常陪伴在她的左右，有时马克也陪在一旁。她日夜牵挂着那片波涛汹涌的海域。

    马岛附近风大浪高，时至冬季，严寒不仅给战斗增加了极大的困难，也给运输补给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唯一能利用的中转站阿森松岛距马岛也有5600公里，但就是这个小火山岛成了重要的战略要地。阿森松岛是英国于1962年租借给美国的，按协议规定，英军可以使用岛上的美军设施，因而，英国不仅可以在这里空军转场、调运物资、修理舰船，还可以使用这里的侦察、通讯系统及军事情报。由此可见，美国明里中立，暗中支持英国，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对英国的支持越来越明显。当特混舰队进入禁区后，美国政府宣布对阿根廷实行军事和经济制裁，国防部长温伯格还暗中下令，美军在阿森松岛向英军提供导弹、弹药、燃料和其它器材等。对英军帮助最大的是使用美军的大功率无线电设备及通讯卫星。如果没有美国明里暗里的支持，英国是不敢对阿根廷这样大打出手的。英国驻美大使后来说：正是美国帮助英国打赢了战争。美国提供的帮助无论怎样夸张都不过分。里根对撒切尔夫人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她在战争中的言行是无可挑剔的。她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但是她应付得非常自如，这是因为，她能迅速做出决策并能迅速付诸行动。”

    一边是军事较量，一边是外交谈判，战争与和平交织在一起。战事也让人捉摸不定，尽管英方兵力大大胜过阿方，但英国是远海作战，没有大型航母作后盾，舰载机数量有限，缺乏足够的空中掩护及有效的空中预警能力，使得登陆部队及舰船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价值5000万美元、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火力系统及电子装备的现代化导弹驱逐舰“谢菲尔德”号被阿根廷“超级军旗”式飞机发射的“飞鱼”导弹击中，其主要原因就是预警差，军舰不能及时发现来犯飞机。

    5月4日，作为雷达哨舰的“谢菲尔德”号与“考文垂”号、“格拉斯哥”号共同担负着特混舰队的第一道对空防御重任。伍德沃德认为，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击沉后阿军一定会对英军进行报复，对英军最大的威胁来自空中，他布置了三道对空防线，要求处在最危险方位的三艘雷达哨舰一定要提高警惕。当阿军的“超级军旗”飞机距舰队40英里时被“格拉斯哥”号的雷达捕捉到，舰长保罗·霍迪诺特向“无敌”号及全舰队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但“无敌”号的值班军官以为是“格拉斯哥”号的空情官搞错了而贻误了战机。当“超级军旗”向舰队发射了“飞鱼”导弹时，“格拉斯哥”发射了干扰物幸免于难，而“谢菲尔德”号当时关闭了雷达正使用卫星通讯系统与伦敦通话，失去了自己发现导弹的机会，空情官又忽视了“格拉斯哥”号的情报，以至于眼睁睁地看着导弹向自己扑来。导弹击中军舰的要害部位并引起大火，死21人，伤24人，10日，这艘现代化的导弹驱逐舰沉没在南大西洋冰冷的海底。噩耗没有使撒切尔夫人消沉和怯懦，只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才能解除她的忧虑，她深知，自己的政治生命已与这场战争紧紧地拴在一起了。

    阿根廷兵力较弱，但占尽天时地利，拥有本土作战的优势，如果阿根廷的指挥官再英明一点，武器装备再先进一点，技术故障再少出一点，士气再旺盛一点，也许他们就能够切断英军的海上补给线而使英军不战自退，也许他们就能够找到英军的航母并用导弹摧毁它，也许战争的结局将改写，也许唐宁街10号将易其主。但事与愿违，阿根廷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机会与英军抗衡，尤其是在它的巡洋舰“贝尔格莱诺将军”号被击沉之后，海上力量明显被削弱，加尔铁里下令将全部舰船撤回母港。

    “贝尔格莱诺将军”号是阿根廷的第二大战舰，已服役40余年。这艘老舰二战期间在美国人手里参加过数次对日海战，51年被阿根廷买走，几天来它一直在禁区南部边缘游弋。5月2日，特混舰队发现了位于西北方的阿军航母舰群，伍德沃德担心舰队会遭到来自西南方的“贝尔格莱诺将军”号及西北方的航母战斗群的夹击，下令“征服者”号潜艇攻击“贝尔格莱诺将军”号并同时向联合作战司令部报告。很快接到了来自战时内阁改变交战规定的指令，这就是说允许在禁区之外向敌舰攻击。然而，阿军并没有向英军进攻，航母舰群不见了，而当“征服者”号追上“贝尔格莱诺将军”号并向它发射了鱼雷时，它已在返航的途中，舰上官兵以为自己正远离英军而处于安全状态时，死神之手却伸向了他们，两枚鱼雷击中了船体要害部位，不到1小时巨舰便沉下海底，舰上官兵生还者不到800人。由于沉没地点离英特混舰队足有360海里，且又在禁区之外，国际舆论哗然，阿根廷政府更是义愤填膺，强烈谴责英国这种违背联合国宪章及所谓禁区的行为。

    黑格将军曾说：“她决不让步”。是的，撒切尔夫人的确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人，她坚持要打赢这场战争，决不在彻底征服阿根廷之前“匆忙”接受和谈的建议。

    继4月25日收复了南乔治亚岛之后，5月21日，英军在圣卡洛斯登陆成功。最初，撒切尔夫人极其担心登陆部队的命运，然而，登陆部队显然没费太多的周折就占领了马岛。无论是心理准备还是军事准备都不够充分的阿根廷人在决战与投降之间选择了后者。

    正如马岛战败会导致首相下台一样，战争的胜利不仅巩固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地位，同时为她的头上笼罩上了一层瑰丽的花环，这位被视为英雄的政治家不失时机地利用这次胜利为下次大选铺平了道路。残酷的战争不仅锻炼了军人的意志，也使政治家经受了一次洗礼，有过这样一种经历的她认为，在和平年代，他们也一定能取得胜利。她说：“我们不再是一个日渐衰弱的国家。我们有了新的信心，有能力解决经济困难。这种信心在8000英里以外的战场上经受住了考验，并被证明是无坚不摧的。”

    战争使英国人忘记了国内的经济危机，战争也同样使他们凝聚在一起，人民同心协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重振昔日雄风。英国重新塑造了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形像，也重新找回了自我感觉，这种收获不知是撒切尔夫人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

    ）第十五章    重振英国

    历时仅一个多月的马岛战争成了撒切尔夫人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对她来说，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一场政治赌博，她是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她自己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在战争进行期间，有一次她对人说：“从某个角度说，福克兰岛成了我的一切，甚至融化到了我的血液里。”如果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就会就此完结，后来的3连任及撒切尔时代都将成为泡影。

    这场战争极大地振奋了英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使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再次感到骄傲。有些人在爆发战争前，宁愿促使整个工业界罢工，也不愿每天多加班半个小时。可是战争爆发后，他们团结起来，通力协作，夜以继日地工作，力争早点把所需要的船只准备好，尽力把船修得坚固结实，更能经得起风浪。他们加班加点，不分昼夜地把所需物资及时运到码头，加快战争必需品的生产。他们还自告奋勇地到前线提供服务。战争使英国人民暂时消除了阶级、等级、党派等之间的隔阂，民族利益将他们连到了一起。对远征战士安危的共同关心促使人们团结在一起，最后甚至完全坐到一条板凳上。当战争结束后，参战的舰艇和军人陆续回到英国时，每艘舰艇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每个军人都被视为英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载感人肺腑的采访记，采访的对像都是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丈夫而成为寡妇的人，她们都理解自己的丈夫是在做英国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是为了捍卫自己坚信的理想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一下子变成了民族英雄，她的威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自丘吉尔以来还没有一位英国首相享有过这么高的威望。她自己此时也感到非常扬眉吐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信心，更加春风得意。她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巩固自己的地位。几个月后，在这一年10月的保守党年会上，她发表了一次精彩的演讲。在会前与写作班子成员讨论讲稿内容时，她曾说：“这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年，我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乘胜追击。”但她最后还是采纳了其他人的意见，在别人都以为她要在马岛之战上大做文章时，偏偏不这样做，显得虚怀若谷。她在演讲中开始就说：“这次我要讲的不是福克兰群岛之战，尽管我可以很自豪地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说。”她的演说恰到好处，结束时，座无虚席的会议大厅里沸腾了，代表们向她起立欢呼长达6分钟之久。在演讲时，她没有低头看一眼讲稿，这也为演讲的成功帮了很大的忙。

    尽管在保守党年会上，撒切尔夫人没有大吹特吹马岛之战的胜利，但在这前后的其他场合，她却充分利用了这次胜利来提高自己的威望。1982年9月，也就是保守党年会前，她到远东访问了两个星期。第一站是日本，然后到了中国。她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任首相。在中国访问期间，她同邓小平进行了会晤，商讨了有关香港的问题。由于她的大腿刚刚动完手术还不到一个月，也许是由于刚同邓小平谈完话，知道她原来在香港问题的打算难以实现，心里有些紧张，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不慎跌倒。在访问完中国后，她又从北京直飞到香港，然后经新德里返回伦敦。在新德里时，她还同甘地夫人共进了早餐。1983年1月，撒切尔夫人突然访问马岛，而选择的日期恰是英国占领该岛150周年的时候，这使访问很具有刺激性。

    在她的声望正高的时候，撒切尔夫人抓住有利时机，宣布提前举行大选。大选日定在1983年6月9日，星期四。撒切尔夫人对别人解释她此举的动机时说，因为当时人们都在猜测要提前举行大选，报纸上充斥着各种关于首相何时宣布举行大选的推测，选举热达到了顶点，国内人心浮动，如果大选日期长期定不下来，国际投资者就不敢到英国来投资，这种状况对英国的经济不利。再者，如果这种局面继续拖下去，政府工作人员就要利用办公时间去参与拉选票的活动，无休止的竞选活动会愈演愈烈，从而形成一种非常不健康、非常令人讨厌的局面。

    然而，反对党却不这样。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指责撒切尔夫人提前举行大选是想借此逃避对国内各种困难的责任。对此，撒切尔夫人反击道，如果她不提前宣布大选，富特又会指责她企图赖在首相位子上不下来，不敢正视选民的抉择。

    虽然撒切尔夫人5月9日就宣布举行大选的决定，但保守党的竞选活动直到5月20日才开始，比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自由党联盟发表竞选宣言的时间晚了整整一个星期。尽管这样，保守党还是大获全胜，得了397席，其对手工党只得了209席，联盟得了21席，其中自由党17席，社会民主党6席。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得到了144席的压倒多数，超过了麦克米伦政府在1959年大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撒切尔夫人继续为唐宁街10号的主人，并且成了本世纪英国第一个蝉联首相的保守党人。

    这次大选之所以胜利，除了撒切尔夫人抓住了马岛战争胜利后的有利时机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保守党的劲敌工党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没有竞争实力，相比之下，选民宁愿选择保守党。工党与生俱来就存在着深刻的党内矛盾，党内斗争十分尖锐。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英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更多地是通过工党内部斗争体现出来的。在70年代以前，工党内部是右翼占主导地位，把持着领导权。从60年代中期开始，党内左翼崛起，逐渐居主导地位并于70年代末夺取了领导权。一批右翼工党议员无法忍耐左翼的统治，于是在1981年1月发表宣言，另立新社会民主党。工党严重分裂了。分裂后的工党仍然内争不已，左右两派依然存在，不过左翼具有更明显的优势。1983年通过的题为《英国的新希望》竞选宣言是工党有史以来最左的纲领。宣言不顾英国社会客观现实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机械地坚持工党原来的目标和基本政策。宣言保证，工党一旦执政，将使公共开支达到115亿英镑，并在5年内使失业人数减少到100万以下。宣言还提出要使英国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实行单方面核裁军，尤其是允诺要重新实行国有化并加快步伐，赋予工会更多的权利。《泰晤士报》对这个宣言评论道：“工党保证向人们提供天堂般的生活，但这种天堂生活要靠向人借贷才能实现，而借贷总是要偿还的。这个宣言不但没有为英国带来新的希望，相反却是绝望。” 像工党的这样极左的竞选宣言只能是吓跑一大批选民。

    与工党相反，保守党在竞选宣言里没有提出什么新许诺，只是保证将继续贯彻保守党政府过去4年中一直奉行的政策。《泰晤士报》称这个宣言“是个谨慎的宣言，它措词严谨，不采取极端措施来伤害任何人的利益，同时又用温和的语言来维护本届政府的既定方针，强调保守党的基本原则。”

    在发表这次大选的第一次竞选演说中，撒切尔夫人抓住关键问题，不回避矛盾。她知道反对党肯定要在失业问题上大做文章，拼命攻击她，于是她来个先发制人：

    “现在让我们看看工党的功绩吧！能找到一届在执政时使失业人数减少了的工党政府吗？绝对不能！现任工党领袖在担任就业大臣时，仅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使失业人数增加了一倍，由61.8万人猛增到128.4万人。他那时没有找到法宝，现在也不会找到。历届工党政府都保证过要减少失业人数，可是到头来每一界工党政府都增加了失业人数。如果再有一个工党政府，情况仍然如此。”

    在揭了工党的疮疤后，撒切尔夫人又不失时机地展示自己的政绩，列举了保守党政府在过去4年中的成就：把通货膨胀率降到5%以下，这是15年以来最低的通货膨胀率，而且还在继续下降；降低了利率；影响英国工业发展的罢工明显减少；减少了对经理人员和工人的税收，而且对二者是一视同仁；大幅度削减了国民保险附加税，这一措施实际上等于退还给工业部门20亿英镑（附加税是原工党政府强加给职工的）。

    开始，撒切尔夫人决心不在竞选中利用马岛战争的胜利为自己拉选票。然而后来它还是成了竞选运动的中心话题，并客观上帮了撒切尔夫人的忙。当竞选进行了两周的时候，工党副领袖丹尼斯，希利在伯明翰发表即席讲话，其间指责撒切尔夫人“以杀人作为夸耀自己的资本”，还说：“她（指撒切尔夫人）把自己裹在英国国旗里，利用了我们的陆、海、空三军部队，为她谋取了私利，还侥幸地指望着逃避惩罚。” 希利的讲话引起了政界大多数人的愤慨。就连社会民主党的副领袖、前工党议员大卫·欧文博士都说：“认为撒切尔夫人以福克兰群岛的伤亡为荣的说法是卑劣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攻击。”虽然希利在第二天宣布收回他的部分讲话，但是他的做法已经不仅给他个人而且给工党的整个竞选运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后来工党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尼尔·金诺克再次在马岛战争问题上攻击撒切尔夫人，说她以英国军人在马岛的流血来显示自己的勇敢。金诺克得到了与希利相同的结果。

    在这次大选中，工党始终未对保守党构成什么威胁，倒是社会民主党一自由党联盟曾一度使撒切尔夫人感到紧张。社会民主党的4位创始人都曾是工党的骨干，英国政坛知名人士，能量很大。洛伊·詹金斯曾担任过工党政府内政大臣、英国驻欧洲共同体常任代表等重要职务；大卫·欧文曾任外交大臣等职，他年轻有为，能言善辩，对问题很有见地，被认为是个难得的政治人才；威廉·罗杰斯多次担任过重要大臣职务，颇得人们敬重；雪莉·威廉斯夫人多次出任大臣之职，是英国政界一位名人，妇女界受欢迎的领袖，在当时是名声仅次于撒切尔夫人的英国女政治家。这“四人帮”当时决定从工党分裂出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感到左翼领导的工党在政治上绝对没有前途，而右翼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夺回领导权；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在工党和保守党分别向左、右两极方向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有大量的中间选民感到无所适从，另立中间性质的新党，正好填补这个政治空白。社民党一成立，就从工党内拉走了一支拥有8万名党员和27名下院议员的队伍，比当时自由党的力量还强，自由党当时只有11个席位。社民党成立后，很快采取了与自由党结成竞选联盟的策略，希望两党联盟能很快发展成为英国政治舞台上的第三势力，把广大中间派选民吸引到联盟的旗帜下来，打破保、工两党轮流执政，垄断英国政坛的局面。联盟形成后，在多次议会补缺选举中战果辉煌，在民意测验中得分率也很高。联盟的作用是个未知数，虽然它在大选中战胜保守党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它有可能从保守党手中夺走相当一部分选民，因为中间选民在上次大选中多数都投了保守党的票。

    上述的危险确实是存在的。联盟的竞选宣言完全是个模棱两可的东西，是介于左、右之间的混合物。联盟领导人的意图也正是为了吸引走中间道路的人。与保、工两党的竞选宣言相比，联盟的宣言唯一有新意的地方是明确承诺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比例代表制取代现行的简单多数制。然而，由于两党制和现行选举制度的作用， 联盟虽然获得了25%的选票，仅比工党少2.2%，但却只得了23个席位，只占全部席位的3.5%，而原来联盟两党合起来有38个席位。更令人沮丧的是，社民党原有的27个议席只保住了6个，就连“四人帮”中的罗杰斯和威廉斯夫人这样有名望的人物也没有当选。这对新生的社会民主党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

    这次大选对保守党来说是一次奇迹似的胜利。在此之前，人们不曾相信一个使失业人数猛增到300万以上的政府居然能再次获胜，更不用说取得压倒多数的胜利了。然而，撒切尔夫人就创造出了这样的奇迹。她说服了人们服用了她开的这剂苦药。她让人们相信，良药苦口，但要想治病，就必须服用它，如果因为药苦而不服用或在疗程半途停下来，那将前功尽弃。她向人们保证，她的主张、她的直觉、她的勇气是正确的，事实上，大部分英国公众都赞同她的看法。她在最后一次竞选演说中说：

    “请允许我向每一个公民说句话，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你们的政治信仰如何。当你们星期四去投票时，都不妨扪心自问：究竟哪一个党更能有效地捍卫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所热爱的、生我们养我们的祖国？英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千万不能走回头路。”

    面对自己取得的胜利，撒切尔夫人首先想到的是下一步的工作。当女儿卡罗尔向她表示祝贺，说“这是历史，它将永垂史册！”时，撒切尔夫人却说：“可是，当你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历史似乎不像历史。人们以为你将欢呼雀跃，欢庆胜利，可是你却始终要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工作。”

    大选后的第一个周末，撒切尔夫人就开始了她的下一步的工作，就是组织新内阁。这次，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内阁的人选了。她毫无顾忌地辞去了她所不喜欢的人，首当其冲被辞去的人是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皮姆，原财政大臣杰弗里·豪取而代之。奈杰尔·劳森接替了豪的财政大臣职务。其余内阁成员也都进行了调整。

    在撒切尔夫人忙于重新组建内阁时，保守党的两个竞敌却忙于党内权力之争。在大选中败北迫使迈克尔·富特辞去工党领袖职务。最有实力竞争领袖职务的工党左派首领托尼·本怎奈在大选中丢掉了议员席位，从而失去了竞选工党领袖的资格。于是，有实力争夺工党领袖宝座的人物只剩下三位，即影子内阁财政大臣彼得·肖尔，影子内阁内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尼尔·金诺克。最后，属于左派的金诺克获胜。社会民主党的“四人帮”只剩下了两位，即罗伊，詹金斯和大卫·欧文。后来，詹金斯把党的领导权交给了欧文。

    第二届撒切尔内阁虽不能说是清一色的撒切尔派，但主要部门都是撒切尔夫人所信赖的人，可以说她完全控制了内阁。这为她推行她既定的治国方针创造了条件。在经济上，撒切尔夫人继续推行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这剂苦药在经过几年后终于见了成效，到8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像。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由70年代末的27%的上涨率降到4%左右。经济增长以3%的年率上升。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增强，罢工次数大大减少。由于地方政府出售公房，拥有自己住房的家庭从1979年的54%增加到1987年的66%。私有化政策使选民中20%的人，即900万人拥有了股票，而1979年时持有股票的人只占选民的7%。就业机会也有所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较之1979年有了显著改善。财政收支状况也不错，国际收支情况也是良好的，英镑危机没有发生，而在60年代时，英镑危机是频繁出现的。

    与经济状况相适应，英国人的精神面貌与70年代相比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过去，人们谈论的是“英国病”，为英国的命运担忧，为英国的“不可逆转”的衰落而沮丧。可是在撒切尔夫人的治理下，许多英国人的悲观情绪为之一扫。英国的地位由下降转而上升，由衰落转而复兴。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人们感到总的发展趋势变了。英国在被发达国家抛在后面后又重新赶了上来。

    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的改变是多方面的。在进行经济政策上的改革的同时，撒切尔夫人还对英国的福利制度改革做了大胆的尝试。英国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英国的福利制度建立于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时期。1945年7月，英国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保守党惨败，工党上台执政。工党把建立福利制度作为其民主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946年到1948年，工党政府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改革立法，如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住房法、国民救济法。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已建成了一个福利国家。福利制度涉及全社会公民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方面，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学、文化、住房、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就业服务等项目。用工党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这套福利制度使人们的生活有了基本保证，缓和了社会矛盾，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给英国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拖了英国经济发展的后腿，同时也养出了一大批懒汉。到了60年代，这套福利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各届政府都想对它进行改革，但只能是修修补补，无大的作为。

    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是极力主张加强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感的。她不接受工党的关于福利国家的概念。在社会福利问题上，她赞成丘吉尔的主张。丘吉尔认为，一个社会应当有一把梯子和一个安全网，梯子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梯子下面的安全网是防止人们跌入深渊。撒切尔夫人认为，战后的工党政府拉起了安全网，但却抽掉了梯子。但她又深知在当时的英国，反对福利制度就要失去选民的支持。于是她申明并不是绝对反对建立福利制度，她所反对的是由国家把一切都包下来，事实证明由国家包揽一切的经济后果是严重的。她主张减少国家包揽的范围，鼓励企业、社团和个人更多承担社会保障的义务。

    早在第一任期内，撒切尔夫人就已指示政府的“中央政策研究小组”就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制定一项计划。该小组于1982年9月提交了一份报告，中心内容是把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支出转移到人民群众身上。根据这个计划，国家对高等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支出要大量削减，免费的医疗制度要改为个人支付保险费的医疗保险制度。这是一个相当激进的改革计划。不巧在未正式公布之前，其主要内容就被人们知道了，引起了反对党和公众的强烈反对。保守党温和派对此也表示不满。当时正值保守党年会，希思公开发表讲话，要求撒切尔夫人对这一计划表态。来自党内外的压力使撒切尔夫人看到这个计划难以实现，因此在保守党年会上没有正式提出这项改革计划。

    撒切尔夫人并未就此罢休。但在第二任期内，她根据舆论的反应改变了做法。她命令社会服务部对战后以来所实行的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作一次全面调查并提出建议。1985年6月，该部发表了由3个分册构成的题为“社会保障之改革”的长篇报告，提出了社会保障各个组成部分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建议，但重点是养老金问题。因为养老金的支出居全部社会保障开支之首。1984-1985年度社会保障总支出为384亿，其中养老金支出就达154亿，占45%。而英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发展，照这样下去，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养老金支出在1993年将为179亿英镑，2003年为210亿英镑，2023年为357亿英镑。到2023年时，纳税者与养老金领取者的比例将由现在的2.3：1变为1.6：1，即一个半纳税人要养活一个养老金领取人。

    这个报告认为，问题还不止于此。工党政府1977年通过了养老金与收入逐步实行挂钩的制度，如果实行这个制度，养老金的支出额将加速增长，到2023年时就会比原来预计的多将近一倍，为665亿英镑。按照政府的估计，英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绝对跟不上养老金增长的速度。撒切尔夫人认为这种远远超过经济承担能力的巨额支出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将使英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害。所以，社会服务部的报告主张废除1977年的这项改革，恢复原来的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同时报告还对社会保障的其他各个组成部分均提出了具体改革建议，主要是删繁就简、归类合并，有的支出略增，有的支出略减，但社会保障的整体结构未变。这次调查后提出的建议，经议会通过后一一施行。其总的指导思想是控制支出的增长。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撒切尔夫人还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文官制度上的改革。英国的文官体系是英国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英国的军事、教育制度一起，被称为19世纪英国制度建设上的三大成就，长期以来使英国人颇引以自豪。在英国，当文官是最让人向往的职业，很多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在选择职业上第一志愿都是当文官。在英国有“经商不如从政”的说法。但是，从本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文官制度日益受到批评，历届政府也曾企图加以改进。英国的文官制有3个特点，即连续性、中立性和稳定性。在新旧政府交替时，涉及的只是100多名高级和低级大臣。而文官则是常任的，不与政党共进退，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性。英国政府所在地叫白厅，按常理，白厅的主人不言而喻应当是首相和其手下的大臣，全体文官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可是，战后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后，却出现了“谁是白厅的真正主人”的争议 ，一些担任过大臣职务的人在卸任后列举种种事实，证明随着政府职能和作用的不断扩大，文官的权力，尤其是高级文官的权力也随之膨胀，甚至达到了使各部大臣感到大权旁落的程度。更为严重的是，文官制已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封闭性的系统，一个行政官员21岁考入文官系统后就终生留下来，沿着既定的阶梯往上爬。这些人又大多来自牛津、剑桥两所名牌大学。他们按部门和官阶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互通消息，为支持或阻挠某项政策的制定或执行而互相串连，在白厅内部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此外，随着政府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凡有利的事情，各部文官就竞相插手，无利的事则部门之间互相推诿，部门间的联合磋商机构实际上是文官们互相扯皮的场所。再者，各部文官职责之一本来是监督本部范围财政拨款的使用情况，可是文官们却弃本求末，不去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竞相争取扩大本部的职权范围，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还有，英国文官战后以来一直执行两党一致的温和的中间路线和政策，他们习惯于因循守旧，不喜欢激烈的变革。一位高级文官曾说过：“当一位大臣提出一项新建议时，文官有责任回答3个问题：它是否可行？它是否公正？它是否要多费力，多费钱？一个好文官还不止于此，他还要提出积极建议，即使他的建议与大臣的意见相反。” 所有这一切，使得文官制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指责和非议。曾经在60年代担任过工党内阁大臣的克罗斯曼曾谈到，在他任期内，文官们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来阻挠他提出的一些改革计划的实现。另一位当过工党政府大臣、后来成了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雪莉·威廉斯夫人则认为，文官是一股最强大的消极势力，她在担任大臣时也在文官面前吃过亏。

    在社会舆论和议会批评的压力下，从麦克米伦开始，无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试图对文官制进行改革，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都收效甚微。自从撒切尔夫人上台以来，一些评论家认为，英国的文官们真正遇到了对头。撒切尔夫人一反保守党的传统，对文官们的一些不良作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她很早就对文官们的某些习惯很反感，她一当上首相就同文官发生了冲突。1979年10月，财政部文官告诉她，她的大也阔斧的削减公共开支的计刘行不通。撒切尔夫人大怒，她把财政部的五位大臣和五位高级文官召到她的办公室，不由分说，对他们大加训斥，坚决要求他们按照她的方针制定计划。结果，文官们照办了。过去，与文官发生激烈冲突的往往都是工党政府大臣，在这回却是坚定的保守党人。撒切尔夫人对文官的看法与其他保守党人不同，她认为文官们同她的紧缩政策和削减政府职能的方针格格不入。

    在改革文官制度上，撒切尔夫人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撤销了文官部。她认为，各部的高级文官在参与决策上花的时间太多，而用在加强管理，提高行政效率上花的时间太少。为了加强首相的权力，她在她的第二个任期内，将国内文官部撤销了，将该部的权力划归内阁人事处，由直接在她手下工作的内阁次官来管理文官事务。撒切尔夫人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大量裁减文官人数。1979年，在她初任首相时，整个文官系统的人数为73.2万人，达到了战后以来的最高峰。在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口号下，她在她的第一任期内就将文官人数裁减了10%。在第二任期内，她继续有计划地进行裁员，使文官的人数逐年下降，到1986年时已减到59.4万人，比1979年减少了18%还多。在她的第三任期内，文官人数还在下降。

    为了提高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效率，撒切尔夫人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对各部门某些具体活动项目的考核，以保证对各部的财政拨款使用情况的监督。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官小组，负责检查各部在一些重大项目上有无浪费现像。从1979到1983年，小组对155个项目进行了检查。这项措施平均每年为国家节约了3亿英镑。

    在第二任期内，撒切尔夫人在政治上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打击工会势力。在60年代以前，英国的工会同政府的矛盾不太突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工会能够与政府相配合。虽然工会与工党有着亲缘关系，工会更支持工党政府，但对保守党政府也能采取合作的态度。到了60年代，随着英国经济问题日益严重，工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

    进入60年代后，已明显表现出，同西方主要国家相比，英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在了后面。比如从1950-1964年，英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2.6%。而其他西方国家都在3.5%以上；人均年产值，从1950-1960年，英国只增加1.9%。而法、德、意等国的增长率都是4%到5%。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经济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设备陈旧、投资不足、竞争能力不强。而政界右翼人士和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工会权力过大、工资增长过快则是资方宁愿把资金投在国外而不愿投在国内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认为，这是英国经济发展落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60-70年代，工会的权力问题是英国国内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这期间，无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试图削弱工会的权力，然而都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被工会搞下了台。尤其是1978年底到1979年初，为了对抗卡拉汉工党政府的限制收入的政策，工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超过战后任何时期。罢工不但涉及工业部门，而且遍及铁路运输、政府机构、学校、医院、道路清洁部门。这就是英国人所说的“不满的冬天”。这次工潮不仅导致工党在大选中失败，从而换来了保守党的强硬人物撒切尔夫人的执政，而且也使工会在英国公众中的威信扫地，从而给撒切尔夫人整治工会提供了充分理由。此时，工会在英国公众的心目中已经成了一股邪恶的势力，是一个魔鬼。

    工会中势力最大，也是最强硬的是全国矿工工会。撒切尔夫人认为它是保守党最大、最顽固、最难对付的敌人。说实话，矿工工会在撒切尔夫人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帮了她的大忙，若不是它当初搞垮希思政府，她就不会成为保守党领袖，若不是它把工党政府推翻，她就当不了首相。现在她要恩将仇报了。因为她以亲身经历感受到工会对她的威胁，她随时可能重蹈她的前任们的覆辙。然而在她的第一任期内，由于她的地位还不十分稳固，因此不敢急于摸这个老虎屁股。当1981年初矿工发起罢工时，她很快就以屈服退让而换取事态的平息。但这件事却使她一直耿耿于怀。第二个任期刚一到，她就觉得教训矿工领袖们的时机已经到了，并且预感到与矿工工会的一场较量不可避免。

    1983年大选结束后的第一天早晨，撒切尔夫人就重新任命了一位能源大臣，并告诉他矿工工会的领袖可能要向政府提出挑战。不出她之所料，大选之后4个星期，被撒切尔夫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阿瑟·斯卡吉尔就声称大选结果是“百年来英国所遇到的最大的灾难。”他还坚持认为，在这次大选中保守党得144席多数是不公正的，这次大选是不民主的。因此，撒切尔夫人早就做好了要同矿工工会进行一番较量的准备。1984年，撒切尔夫人命令关闭一批亏损的矿井，裁减工人。此举引发了矿工的大罢工。这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的一次罢工。然而，由于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没有向工会做丝毫的让步。政府一方面动员新闻机构，大造舆论，孤立工会，另一方面又调集了全国12万名警察对罢工进行镇压。而罢工领导人又不讲策略，急躁冒进，从而使罢工在撒切尔夫人的高压下失败了。矿工的这次失败比1926年的大罢工的失败还要惨重。这次罢工持续时间长达一年，从1984年3月开始，到1985年3月矿工在政府没有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自动复工结束。期间死亡14人，有9808人被捕，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英镑。

    这次罢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准备不充分。工人对于失业的担心削弱了工人的斗争性和各工会之间的团结。各矿区没有采取一致的行动。有两个矿区，4万名矿工始终没有参加罢工。此外，罢工的矿工也没有争取到其他行业工人的有力支持。与煤炭业关系密切的电力、煤气、运输、钢铁等行业的工会不但没有支持煤矿工人，反而在英国工会的联合组织--职工大会的年会上发表声明，谴责罢工。

    在处理这次罢工的过程中，撒切尔夫人充分显示了她的政治领导艺术。在罢工期间，英国钢铁公司的工人和铁路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撒切尔夫人为了避免他们同矿工联合起来，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同时，对那些不服从矿工工会的命令坚持上班的矿工给以坚决的支持。

    在罢工期间，1984年10月11日，当时保守党正在布莱顿开年会，在撒切尔夫人和其他保守党领导人下榻的大饭店里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爱尔兰共和军肯定是以首相为目标的，因为爆炸地点与她的住处仅差几英尺。首相虽幸免于难，但还是有5人被炸死，重伤多人。事后，撒切尔夫人将罢工事件与布莱顿炸弹事件相提并论，攻击罢工对社会造成了与恐怖事件同样的威胁。11月份，她在卡尔顿保守党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一边是国内恐怖组织和支持这些恐怖组织的国家，另一边是在我们制度内部活动的顽固的左派分子，他们密谋利用工会和地方政府的力量，践踏法律。”

    还在煤矿工人罢工期间，撒切尔夫人就对整个工会发动了进攻。1984年，保守党占多数的议会通过了新的《工会法》，对罢工实行限制。该法案规定：未经工会全体会员投票赞成，工会不得发动罢工，否则，罢工则为非法。罢工者不得在自己罢工地点以外的地方去设置第二纠察线；法院对罢工中发生的纠纷有裁决权，对于不服从裁决的工会，法院有权惩罚，如没收工会的资产等。这样，不仅剥夺了工会领袖可以决定是否举行罢工的权力，而且还大大限制了罢工的威力，同时还使政府增加了对付工会的司法武器。新工会法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1968年12月威尔逊工党政府所提出而被工会否定了的《代替冲突》白皮书。在削弱工会的权力上，前几任首相想做而没有能做到的事情，撒切尔夫人做到了。

    对工会恨之入骨的撒切尔夫人要置工会于死地而后快。1987年，撒切尔政府又提出了改革工会的新办法，规定如果未经工会会员投票，工会领导人就号召罢工，会员有权阻止或向法院提出控告；各工会全国执委会每5年改选一次，选举必须在中间人监督下以秘密投票方式进行；工会如在纠纷中拒绝执行法院的裁决，工会财务托管人应停止向工会拨付资金；法律不再保护一些工会规定的某个企业只能雇佣该工会会员的制度；罢工之后，工会不得驱逐未参加罢工的工人，或者处分工人。撒切尔夫人此举的目的主要在于进一步削弱各级工会领导人的权力，使他们在没有获得多数工会会员同意的情况下不能随便宣布罢工。有些政府官员说，这是一个“把工会还给会员”的计划。工会和工党的领导人反对这个计划，但是社会上也有很多人赞成这种做法，因为过去罢工频繁，不仅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有些罢工，如公交、水电、煤气等行业的罢工，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人们对罢工已感到厌烦。撒切尔夫人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和工人运动的低潮对工会的权力进行不断的剥夺。

    撒切尔夫人打击工会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图，这就是削弱工党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她上台伊始就宣称要在英国消灭社会主义。举着民主社会主义旗帜的英国工党，其主要力量来自于工会，它不仅依靠工会提供财政资助，而且在组织上也依赖工会。英国大多数工会都是工党的集体党员。撒切尔夫人想使工党彻底衰落下去，让自由党取而代之，从而使英国的政党政治朝美国的模式发展。在1984年通过的工会法中规定：凡设置政治基金的工会，均需在1986年3月底以前举行会员秘密投票，决定本工会是否继续设置政治基金。工会政治基金是工会对工党提供财政资助的主要方式。撒切尔夫人此举是企图从根本上阻止工会设置政治基金，进而从法律上割断工会与工党的联系，从而达到既限制工会发挥其政治作用，又从组织和财政上扼杀工党，使工党再也不能复兴的目的。按照这个法案，一个工会，一旦投票决定取消政治基金，那么它的政治基金就立即终止，继续资助工党和参加工党就算非法，如果工会与工党还保持原来的组织关系，则工会与工党都属违法。由于工会和工党都识破了撒切尔夫人的用意，双方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对敌，各工会最后投票的结果都赞成保留工会政治基金。撒切尔夫人的此举未达到目的。

    撒切尔夫人的第二任期的成绩是很辉煌的，因此她在英国的地位也更稳定，声望也更高。她不仅牢牢地控制着她的内阁，而且大大强化了唐宁街10号的小班子，依靠它来指挥政府各部，贯彻自己的意图。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她的独具特色的工作作风。曾任撒切尔夫人内阁大臣职务的一位保守党高级官员这样描写她的工作作风：“在内阁中，她第一个讲话，说明她打算做的事，政府的政策应当怎样。不同意者接着发表意见。他们往往还没有说完就被她打断，有时她盛气凌人地简单地告诉他们说，他们的主张根本行不通。接着她就做总结发言。总结发言就是把她在会议开始时说的话重复一遍。内阁会议纪要就是首相在内阁会议上所说的政府要做的事，这些纪要发给出席过会议的内阁大臣们。”

    当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正处在鼎盛阶段的时候，她又一次抓住有利时机提前于1987年6月举行大选，结果又一次大获全胜。保守党在下院650个席位中得到376席，工党仅得229席，自由党一社会民主党联盟得22席，其他政党得23席。保守党赢得102席的绝对多数，虽然比1983年大选有所减少，但战绩仍是相当不错的。撒切尔夫人领导保守党实现了三连冠，她自己也创造了一个半世纪以来历任首相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纪录。这时她的境况已今非昔比，她已不是第一任期时由于大砍公共开支而不受欢迎的人。现在她不仅得到英国强大的金融界和工商界的支持，而且还得到那些收入优厚的专职从业人员、中间阶层人士和收入较高的熟练工人的支持。保守党内没有人能向她的领袖地位提出挑战，主要反对党工党元气大伤，也不能对她形成威胁。她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

    ）第十六章    国际舞台

    撒切尔夫人在国内推行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政治政策，使英国重新振兴了一下子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也十分活跃，显示了她的颇为鲜明的特色。她一开始就以对苏联集团强硬著称，并因此而被苏联舆论界封为“铁娘子”。后来；随着苏联新一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她也相应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和政策。她同美国总统里根关系之密切，可能超过战后以来历届英国首相同美国总统的关系。但她对美国在国际上的行为并不是亦步亦趋，而是尽量发挥主动精神，利用她与美国总统的密切关系去影响美国的政策。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常常给美国总统出主意，想办法。而美国总统对她也格外重视。在美国的西欧盟国中，她是最受美国总统重视的一个人。在处理同欧洲的关系上以及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撒切尔夫人也都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

    在外交事务中，最使撒切尔夫人显得与众不同的是在对苏政策上。在这方面，她不像她的几位前任那样迟疑不定，而是十分明确地坚持两点：一方面毫不含糊地反苏，另一方面又放手改善同苏联的国家关系。

    撒切尔夫人对苏联持有绝不妥协的敌意态度，这和她的政治信仰也有很大关系。撒切尔夫人是一位保守党主义的右翼领导人，有着强烈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点，这对她的对苏政策倾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早在70年代中期她当选为保守党领袖不久，她发表的反苏言论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她认为俄国人的政治统治是邪恶的。她经常在她的演讲中提到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1983年5月，她在会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时，谈论了西方世界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他们都一致认为这种审查制度具有邪恶的力量，同东方国家的审查制度一样臭名昭著。当然，撒切尔夫人对苏联的看法并不完全出自于她的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在相当程度上，她的观点是70年代后期西方对缓和所普遍产生的幻灭感的反映。从70年代始，苏联利用东西方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的时机，加紧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积极推行向外扩张的战略，插手非洲事务，加强对中东地区的渗透，直至武装入侵阿富汗。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件事更加坚定了撒切尔夫人的反苏信念。这个信念是她任首相期间英国国防政策的基石。来自苏联的威胁证明，提高国防预算和使英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的作法是符合英国人民利益的。撒切尔夫人努力使英国人民相信，苏联是对英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敌人，而且它正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苏联人是不可信的。这些主张无疑是说，工党的无核政策会使英国赤手空拳地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她的对苏政策主张在1983年大选中为她赢得了不少选票。

    促使撒切尔夫人采取强硬的对苏政策的另一个因素是，无论是美苏控制战略武器谈判还是欧洲相互均衡裁军谈判，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1979年撒切尔夫人就任首相时，正值东西方关系重趋紧张的时候。有些西方舆论称之为“新冷战”的开始。美国卡特政府在奉行了一段时间的缓和政策后，重新加强军备，开始对苏联推行以实力为后盾的“新遏制政策”。这与撒切尔夫人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是一致了。特别是她一直认为没有美国的坚强领导就无法确保西方的安全。1980年11月，共和党人里根当选为美国新总统，加强了美国对苏的强硬政策。里根与撒切尔夫人都属保守主义者，他们有共同的语言。这就更促使她积极推行一条与美国密切合作、坚决反苏的强硬政策路线。

    撒切尔夫人上台伊始就宣布把加强英国和北约组织的防务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政策目标。保守党政府继承了前任工党政府对北约承诺的将防务支出每年实际增加3%的义务，大幅度增加武装部队官兵的薪俸。同时还着手解决北极星导弹潜艇系统的换代问题。坚持英国应该保持核威慑力量是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与工党的一个重要分歧点。1981年7月，在一次下院的辩论中，她宣称：没有核威慑力量，英国的生活方式将会处于危险之中。她在一次广播谈话中说：“恶霸总是恃强凌弱。一旦苏联威胁我们，我们应该能够给之以毁灭性的打击。” 撒切尔夫人还积极推动制定和实施北约关于欧洲中程核武器现代化的双重协议。1979年6月，美苏签订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但并不包括中程核武器。当时苏联在中程核武器上比北约占有明显的优势。西方军政界的很多人士都主张应使西欧现有的战区核力量现代化。撒切尔政府积极活动促成此事。1979年12月，北约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决定从1983年起在英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和西德五国部署572枚美国新式导弹，同时决定将与苏联就限制北约和华约组织在欧洲的核武器问题进行会谈。在实施双重决定的过程中，撒切尔政府不仅率先宣布接受将160枚美国导弹部署在英国的意向，而且当西欧盟国在反核和平运动的压力下对实际部署导弹表现出犹豫不决时，又是英国政府第一个在自己的领土上带头部署美国巡航导弹。

    撒切尔夫人在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坚定。苏联占领阿富汗后，随时可能南下印度洋，切断西方石油供应线。所有西方国家都感受到了这种威胁，一致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但在对待这一侵略应该采取什么具体行动问题上，西方内部存在着某些分歧。西欧一些国家和日本对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有所顾忌，不能与美国步调一致。而撒切尔政府则在这个问题上给美国提供了明确有力的支持。1980年1月28日，撒切尔夫人在下院发表演说，希望西方国家在回答苏联的挑战时，要“坚定和团结”，要求欧共体国家支持美国的立场。在此之前，外交大臣卡林顿于1月24日在下院代表政府宣布对苏联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取消英国和苏联之间的军事交往：停止部长级以上的接触；停止向苏联提供优惠信贷；同其他西方国家进一步磋商有关加紧控制向苏联出口先进技术的问题。卡林顿还于早些时候访问了土耳其、阿曼、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五个西南亚国家，旨在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作出反应，表明英国关注这一危机给该地区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决心帮助这些国家稳定局势，阻止苏联的进一步扩张侵略。

    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积极对抗苏联扩充军备和对外扩张的同时，尽量争取保持和发展与东欧国家的正常联系，通过接触鼓励、促进这些国家对苏联的离心倾向。1980年和1981年间，英国外交大臣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这种行动本身就表明英国将东欧国家与苏联区别对待。

    在80年代初波兰发生政治动荡时，撒切尔政府试图对事件进程施加影响。当波兰工潮掀起，团结工会与波执政党展开夺权斗争时，撒切尔政府态度明确地站在团结工会一边，指责波兰政府未能对工会的要求给予充分的考虑。当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不断向波兰施加压力，威胁要进行武装干涉时，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表示强烈反对。1980年10月底，外交大臣卡林顿访问了波兰，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波兰发生的事是波兰人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事。同年12月3日撒切尔夫人在下院警告苏联，如果它入侵波兰，欧共体国家将对其采取政治和经济制裁措施。撒切尔夫人还以首相的名义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警告苏联不得干涉波兰事务。1981年1月，英国外交部宣布将向波兰提供3600万英镑的贷款，其目的是要帮助波兰渡过难关，以避免经济困难而造成社会动荡，进而给苏联干涉提供口实。当波兰政治危机加剧，波兰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于1981年12月3日宣布实行军管时，撒切尔政府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撒切尔夫人称波兰政府是在“扑灭在波兰燃起的自由之火”。之后，英国在西欧国家中率先对波兰实行制裁，其措施包括限制波兰外交官的活动范围，暂停对延缓波兰还债的安排，将官方担保的信贷暂时搁置起来。同时，英国还宣布了一些对苏联的制裁措施。

    坚定地反苏并不意味着总是对苏联表示强硬态度。在外交政策上，撒切尔夫人继承了英国外交的实用主义传统，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对政策进行某些调整，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还在撒切尔夫人的第一任期内，她的天生的反苏观念就已有了变化的迹像。但她认为，这种变化并不说明她对苏联的侵略及非法行径做了任何让步，也不意味着她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联盟”有了任何裂痕。撒切尔政府调整对苏政策的第一个信号就是1983年1月派外交部低级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访问莫斯科。之后就开始对陷于冻结状态的英苏关系进行全面审查和评估。决策者是撒切尔夫人本人，具体事项由怀才不遇的弗兰西斯·皮姆负责。1983年大选后不久，保守党政府就对苏政策举行了一次讨论会，会议在1983年9月举行，由撒切尔夫人亲自主持，新任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还邀请了政府外的苏联问题专家出席会议，提出建议和看法。从此，向东方开放政策就成了撒切尔政府在外交事务中特别重视的政策之一。这次政策调整，撒切尔夫人本人观点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她对自己的变化解释道：“在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里，你的政见与另一个强大阵营的政见是否一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互相理解。我们之间必须进行更多的对话。”

    撒切尔夫人对苏态度的变化是与美国里根总统的步调一致的。里根曾将苏联称作“当今世界邪恶的中心”，并因此而著名。他曾说过，与苏联领导人谈判不值得，因为他们是骗子。可是后来他也开始提出与苏联进行削减核武器的会谈。他发表公开讲话，提议进行“建设性合作”以削减核储备，并给自己找台阶说他前几年的话“被过多地重复，过分夸大了”。撒切尔夫人认为，里根的观点与她是完全一致的。

    撒切尔夫人一旦形成某种看法，就反复强调它，，要求有关部门贯彻执行。为了贯彻自己的决策，撒切尔夫人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匈牙利。匈牙利在苏联集团国家中是最早向市场经济方向演进的国家。撒切尔夫人认为它已有条件按照类似撒切尔主义的发展道路走下去，因而被选为第一个予以“区别对待”的国家。1983年9月，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问了匈牙利，为撒切尔夫人当开路先锋，以改善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1984年2月初，撒切尔夫人以首相身份对匈牙利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自1979年她任首相以来，除了吊唁旅行之外，第一次访问东欧国家。她以和平使者、军备控制者及“对话”倡导者的身份抵达匈牙利。匈牙利人像欢迎女英雄一样欢迎她。据她的随员说，她完全征服了匈牙利人。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于1985年11月对英国进行了回访。

    在对苏关系上，撒切尔夫人的最有像征意义的一举是1984年2月前往莫斯科参加了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这表明撒切尔政府决心使冷冻多年的英苏关系松动一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此前后，撒切尔夫人不能同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接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身体状况。撒切尔夫人如果与苏联领导人接触，那必然是同另一位更年轻的领导人的接触。这位新领导人也会努力跨越将撒切尔夫人与苏联领导人隔开来的巨大的文化鸿沟。

    在西方世界里，英国首先“发现”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功劳要归功于外交部。戈尔巴乔夫生于1931年，比撒切尔夫人小6岁。自1980年，戈尔巴乔夫一直是苏共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委员，深得安德罗波夫的宠爱。许多观察家认为，苏联遴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历来恪守论资排辈的惯例。这个惯例不可能被打破。因此，戈尔巴乔夫在近期内出任总书记的可能性不大。而外交部却认为，戈尔巴乔夫会成为总书记。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应邀率领一个30人组成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了英国。他是自1976年柯西金访英以来到英国访问的第一位苏联高级官员，也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一个重要的西方国家的第一次严肃认真的访问。他虽然只是率领一个议会代表团，但却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撒切尔夫人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积极态度，在她的伦敦郊区别墅契克斯接待了这位当时苏联的第二号人物、未来的苏共中央总书记。3个月后，契尔年科逝世，戈尔巴乔夫成了苏联第一号人物。

    这次来访，戈尔巴乔夫在英国停留了8天，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戈尔巴乔夫给所有与他会面的英国大臣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像。他们与他共进了午餐和晚餐，因此他们中很多人有机会与他进行长谈。他们发现，他很敏锐，知识很渊博，并且善于聆听，浑身都洋溢着拥有权力和使用权力的喜悦。这些大臣们感到，戈尔巴乔夫与他们所见过的其他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的举止充满自信，思想相对开放。他对英国乡村的繁荣和富饶感到惊讶，因为这与荒芜的西伯利亚草原形成很大的反差。他对设在牛津郡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也感到吃惊。

    他给撒切尔夫人留下的印像比给其他任何人的印像都要深。他们会晤后，她发现他们很谈得来，这简直是个奇迹。他们谈话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从军备控制、东西方关系到太空问题，又到苏联的人权问题以及英苏贸易前景和英国公司在苏联的投资问题。两国的舆论对此都大加渲染。认为是开创了英苏关系的“新纪元”。访问结束时，撒切尔夫人甚至对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讲了这样的话：“我喜欢戈尔巴乔夫。我们可以互相打交道。”事后，撒切尔夫人评价她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说，他们在两个方面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一是都希望战争不再发生，决心使裁军谈判取得成功；二是都确信重要的是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相信在贸易、文化等方面可以合作，被分割开的两国政治家应该进行更多的联系。后来，撒切尔夫人描述了她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感受，她说：“他与我们心目中的共产党人的模式完全不同。那些人往往照着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滴水不漏的稿子来念。当你问他们一些问题时，他们从不回答，继续念稿子。而他则没有预先准备好的东西。我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这使我感到新奇。”她说她对他们的会谈感到满意，因为这次会谈与一般的外交会谈的程序不同。她说：“有些外交上的‘小步舞’我是不能忍受的。戈尔巴乔夫就不同，他总是说到点子上，这更适合我的口味。”有人认为，在撒切尔夫人逐渐成熟为一位有影响的国际政治家的道路上，这次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是一个里程碑。

    戈尔巴乔夫也公开表达了他对“铁娘子”的特殊感情。他坐上苏共第一把交椅后，在1985年10月13日给他的新朋友写了一封信，以他和妻子赖莎的名义对她的60岁生日表示祝贺。而当时英苏关系正因为英国驱逐了苏联大使馆的一些官员而降温。

    撒切尔夫人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工作。杰弗里·豪以外交大臣的身份遍访了莫斯科和其他东欧国家的首都，其他高级官员也纷纷访问莫斯科。撒切尔夫人本人也于1985年3月到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表示希望能够同苏联做成更多的交易。1987年3月底至4月初，她还对苏联进行了正式的访问。随着政治气氛的改善，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和科技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国关系已由第一届撒切尔政府时期的冷淡、僵持的“冷冻状态”转为开放、对话和合作的“全面运转”时期。英苏关系自战后以来从没有到过这样的规模。

    在80年代中期的东西方关系中，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戈尔巴乔夫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对撒切尔夫人的国际政治生涯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之后，苏联的内外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东西方关系，特别是美苏军控谈判，有可能出现突破。这就使得英国政府早些时候所进行的对苏政策重新评估显得十分及时而又有远见。而撒切尔夫人在戈氏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之前就已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她在处理东西方关系上处于一种特别有利的地位，更成为美国所要借重的“中介”和“参谋”。另一方面，撒切尔夫人同里根总统关系密切，被认为是最能同里根总统说得上话的人，这就使英国长期以来同美国保持着的“特殊关系”更增添了一层“特殊”。苏联考虑到伦敦对华盛顿的影响，特别看重英国。同时，英国是西欧的一个大国，是北约组织中一个关键的欧洲成员国，它在核裁军和西欧防务问题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它又是欧共体的重要成员之一，撒切尔政府逐步加强了同欧洲大陆的联系，注意与其西欧伙伴协调对外政策，其意见受到重视和尊重。这一切给撒切尔政府在外交上增添了信誉和光彩，使它有可能在东西方关系调整过程中起到某种外交联系渠道的作用。而撒切尔夫人又善于抓住形势提供的有利时机果断行事，使英国在国际事务中以一个二流国家的实力发挥了一流国家的作用。

    其实，就英、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英国显然是靠近美国的；就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撒切尔夫人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也远不及她与里根总统之间的关系密切。但是，她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却使她能够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对话的中介人。里根是一个感觉迟钝、讲话无聊的人，他的谈话无法使戈尔巴乔夫兴奋起来。而撒切尔夫人在政见上与里根相同，在知识方面与戈尔巴乔夫相当，具备了充当两者中间人的必要条件。

    1987年3月28日至4月2日，撒切尔夫人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此次访问之前，她先于1986年12月会晤了里根，决定在访苏时再次代表西欧国家申明它们在西欧安全问题上的观点。之后她又分别会见了法国总统密特朗、西德总理科尔和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密特朗总统承认，英国首相虽然不是代表欧洲去同苏联领导会晤的，但是她的发言将是十分权威的。撒切尔夫人对苏联的访问是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陪同下进行的。她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总共13个小时的高峰会谈，主要讨论了东西方军备控制问题，同时也涉及了双边关系问题。她对这次访问很满意，事后她把这次莫斯科之行描述为她成为首相以来在国外进行过的一次最为令人鼓舞和着迷的访问。她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主要并不在于两国就双边关系达成了一系列协议，签署了一些文件，而是因为这次访问为她树立起了资深外交家的形像，并且使她的坦率、自信、不屈不挠的风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撒切尔夫人在会谈中强调，西欧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原则上同美国站在一起，坚持她传统的关于核威慑的观点和立场。不仅如此，她还在长达50分钟的电视讲话中公开抨击苏联的人权状况。西方舆论都承认，这次会见在促进美苏军控谈判方面发挥了有益的影响。

    撒切尔夫人扮演美苏首脑之间中介人角色的另一次典型事例是1987年12月的英苏领导人的诺顿会晤。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飞往华盛顿同里根举行高峰会议的途中，在英国空军基地诺顿停留。趁飞机加油的空隙，戈尔巴乔夫同撒切尔夫人在机场进行了约2小时的会晤。虽然美苏经过几年的谈判，已就销毁中远程导弹问题达成了协议，戈氏此行就是去华盛顿同里根签署有关协议的。但此次会晤的像征意义是巨大的。它表明撒切尔夫人对里根的影响以及她对军控谈判的态度是很被戈氏看重的。英国报界把诺顿会晤比作通向美苏首脑会议的路标，认为撒切尔夫人是唯一可以使戈氏为同里根会谈做好准备的人。戈氏想通过英国首相摸清美国的底牌。戈氏一走，撒切尔夫人马上就与里根通电话，通报了有关情况。

    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他们俩之间的盟友关系，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期他们的第一次会面。1975年，当撒切尔夫人刚当选为英国保守党领袖不久，还未当选为总统的里根访问了伦敦。他后来谈起这次会见，认为他们之间对于国际形势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他对撒切尔夫人的坚定、果敢以及她对要做的事情目标之清晰明确，印像极深。里根于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客人就是撒切尔夫人。她的这次访问非常成功，里根总统保证为了保卫自由，英美将并肩地站在一起。撒切尔夫人事后说：“我们两国一致认为，我们首要的责任是保卫我们自己的自由；第二个义务便是努力拓展自由的疆界，以便使其他民族也能够有权力选择自由。” 他们俩人不仅在国际事务中有许多共识，而且在经济政策思想上也有许多相同和近似之处。他们都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奉行货币主义方针，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扩大个人自由。这种思想、意识上的投合和内外政策上的广泛一致性，使他们俩人成为最亲密的盟友。这种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更加强了早已存在的两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在撒切尔夫人的对外政策中，发展英美联盟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英美两国总是互相支持。如在英阿马岛战争时，撒切尔政府就得到了里根政府的有力支持。而当1986年美国袭击利比亚时，撒切尔夫人就回报了里根对她的帮助。而其他西欧国家则都拒绝让美国飞机飞越自己的领空。在撒切尔夫人的第二任期内，华盛顿仍然是她感到最快乐的地方。1985年2月，撒切尔夫人又一次访问了美国，这一回她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自丘吉尔后，她是第一位享受这种殊荣的英国首相。她在讲话中像老熟人那样直呼丘吉尔的名字“温斯顿”，并大量引用他的话。她在讲话中表示她坚决支持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她的讲话24次被掌声打断。随后，英国大使馆举行了晚宴，庆祝美国独立战争以后英美建交200周年。里根政府的成员出席了晚宴。席间，撒切尔夫人吹捧里根说：“我认为你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总统。”里根回答道：“你的领导艺术使我们大受启发。”

    在此之前不久，1985年1月，里根曾对一位英国报社记者说，撒切尔夫人是他最喜欢的人之一，他非常乐意与她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官方越来越露骨地吹捧她。无论她来得多么勤，美国人每次都要向她致异常热情的欢迎词，称她是一位坚强的小妇人，是继温斯顿·丘吉尔之后最不寻常的人。1987年大选过后才几周，她就去美国接受温斯顿，丘吉尔基金会奖。奖状上写道：“撒切尔夫人像温斯顿，丘吉尔一样，以勇气、坚定的信念、决心和意志力著称。她像丘吉尔一样，是力挽狂澜的巨人。”当整个华盛顿的人都入迷般地聚集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称她“坚定”，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说她有“骨气”。

    当然，撒切尔夫人与里根关系密切，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就没有争执，也不等于在什么事情上英国都会迁就美国。最典型的就是双方在格林纳达事件上的磨擦。1983年10月24日，里根声称这个岛国成了共产党在加勒比地区的重要基地，那里发生的动乱正危及该地区的安全，随后以保护美国的侨民为借口命令美国海军陆战队对该国发动了入侵。格林纳达是英国的前殖民地，是英联邦国家，英国女王仍是它的国家元首。可是，事前，美国根本没有同自己亲密的、而且与此事直接有关的盟邦磋商，以至于在事发前一些议员在下院问及有关此事的传闻时，英国外交大臣竟然回答说不知此事。美国是在发起进攻的最后命令已经签发、入侵正在进行的时候，才把消息通知英国的。这时撒切尔夫人可着实被激怒了，她有一种被人出卖了的感觉。她在同里根通电话时，毫不留情地将她的全部怒火都发泄到他身上。她不明白里根为什么对她不信任。她说美国的做法是对国际法的公然破坏，而且是对英国，特别是对女王陛下尊严的严重冒犯。然而，在公开场合，撒切尔夫人对美国的行为还是表现得较为克制、容忍，而不是凭感情和义气用事。她一方面声称任何国家都无权随便闯入另一个国家，她说：“许多国家的许多人民都希望摆脱共产主义，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闯入他们的国家，并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自由了。” 另一方面又声称格林纳达人民将为摆脱暴政感到高兴，说美国人有权照管他们地区的安全。撒切尔夫人很现实，她知道英国对美国的行为无可奈何，而且从长远利益考虑，保持英美同盟关系更为重要。于是她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格林纳达问题时，英国投了弃权票。

    英美之间的磨擦并没有损害两国的特殊关系。里根对撒切尔夫人的批评虽然表面上不太在意，将这次争执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两国间一次失败的交流造成的。但他又表示，在可能的情况下，只要不需要他付出很大的代价，他情愿为撒切尔夫人效劳。在里根的帮助下，英国很便宜地买到了美国的北极星式导弹的换代产品--三叉戟D-5型导弹。而卡特总统原先只同意向英国出售三叉戟C-4型导弹。相比之下，前者是一种更昂贵、威力更大的武器。这笔交易使英国得到不少实惠。

    战后历届英国政府都力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影响，以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因此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把维系和发展英美特殊关系放在自己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但撒切尔夫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而且也最有成效。最值得一提的事例是1986年撒切尔夫人对里根军控谈判立场所作的修正。这年10月，里根总统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了高峰会议，会谈中双方几乎就全面消除核武器问题达成一项广泛的协议，只是由于里根拒绝戈尔巴乔夫关于不得在实验室以外继续就星球大战计划进行开发和试验的要求，协议才未达成。事先，美国未与盟国进行充分磋商，但却单独在事关欧洲防务基石的威慑战略问题上试图与苏联做交易。这对西欧国家来说如同被当头击了一棒。撒切尔夫人也同西欧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样感到震惊。当时正流传美国主张在10年内销毁全部弹道导弹，撒切尔夫人对此不能容忍，如果真是这样，英国以三叉戟导弹更换北极星导弹的计划就将告吹，这会影响英国独立核力量的前途。她认为如果这样，里根的立场与英国工党领袖金诺克没有什么两样，她要求美国驻伦敦大使普赖斯对此事做出解释。当年11月，撒切尔夫人便急忙赶往美国戴维营同里根会谈，代表西欧国家表达他们对雷克雅未克会晤后欧洲局势的严重关切。最后，里根采纳了撒切尔夫人关于军控谈判目标的建议，强调裁军是一个长期过程，并且应该包括核武器和常规力量两个方面。英美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北约包括核威慑在内的前沿防御和灵活反应战略。美国还确认对英国核计划的支持，保证将如约提供三叉戟导弹。撒切尔夫人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里根总统经过撒切尔夫人这位辅导老师的说服教育，较多地了解了西欧人的想法，决定在军控谈判中更多地考虑西欧国家的愿望和利益，实际上等于修正了原来的立场，收回了在冰岛会晤中说过的话。有人评价撒切尔夫人此行的意义说，她提供了一个冷静理智的声音，为美国的军控谈判政策注入了现实主义的因素，使里根更清醒地面对现实。

    自从英国加入欧共体后，英国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中就处于非常微妙的地位。虽然维持英美特殊关系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英美关系已不得不从总体上被纳入了欧美关系的范畴，英国在欧美之间发生重大利益冲突时便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站在欧洲一边。但是英国的欧美政策并非简单地一味站在欧洲一边反对美国，而是试图在欧美之间扮演一种“调和者”的角色。英美历史上的联系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使英国能更好地了解美国的想法，较易于对美国的政策施加影响；而英国作为一个欧共体成员，又能深刻地体会到欧洲国家的利益和要求。这就使英国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协调欧美之间的关系上发挥某种独特的作用。在协调欧美关系时，撒切尔夫人所遵循的准则是：“欧洲不应该通过反对美国政策来谋求自身的特性，也不应该以疏远美国来寻求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她始终强调，对英国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始终寻求与美国保持尽可能亲密的伙伴关系的欧洲。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每当欧美关系出现紧张状况时，撒切尔夫人总是站出来说服欧洲盟国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如里根总统因伊朗门事件而深陷困境的情况下，撒切尔夫人在欧共体首脑会议上竭力为美国辩护，表示对欧洲出现的反美情绪非常不安。她强调指出，凡是会削弱美国的事情都会削弱欧洲，实际上就是削弱整个西方世界，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而前面所提到的她的戴维营之行则是代表西欧国家谋求让里根改变做法。

    亲美反苏反共是撒切尔夫人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她谋求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她的反共目标。撒切尔夫人的强烈反共意识使她多年来一直同情和支持苏联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她常常把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及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挂在嘴边，奉为英雄加以称颂。她强调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重要作用时说：“在某种意义上说，笔比剑还要更强大有力。” 1983年5月底，就在大选前不久，撒切尔夫人接见了索尔仁尼琴；1987年访苏时还会见了苏联物理学家、有苏联氢弹之父之称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她曾与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一道多方对苏联施加压力，迫使戈尔巴乔夫解除了对萨哈罗夫的流放。

    撒切尔夫人在外交上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还表现在利用各种场合攻击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权状况，并多方施加压力，以图促进这些国家内部所谓“民主化”与“自由化”的进程。在1980年到1983年举行的欧安会马德里会议上，西方国家指责苏联无视欧安会于1975年在赫尔辛基作出的人权声明，要求改善波兰的人权状况。出席会议的英国代表团接到上级的指示，可以单独要求就人权状况进行审议，必要时可以要求进行详尽的讨论。撒切尔夫人不仅在与苏联东欧领导人进行会晤时必然谈及人权问题，而且还抓住一切机会公开抨击苏联，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她在1987年3月访苏出发前，公开发表谈话指责苏联违反基本人权。在访问期间，她还教训戈尔巴乔夫，说苏联履行赫尔辛基人权声明中所规定应承担的义务的程度，决定其他国家和人民相信苏联在各种问题上所作出的承诺的程度。她利用苏联人渴望与西方接触的心理，想方设法广泛接触苏联群众，就像在大选中广泛接触英国选民那样，争取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她自己不无自豪地说她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在完成一项历史性的使命。

    在苏联东欧的内外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公开性”以后，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促使苏联东欧演变上便越来越多地把重点放在影响这些国家统治集团的政策上。而在这以前则主要是寄希望于这些国家内部的各种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上。撒切尔夫人比较早地敏锐感觉到了苏联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动向。她曾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对我们说他将要做什么的话，那么我内心是相信他说的话的。”1987年她访苏回国后在下院中说：“我相信，欢迎和鼓励戈尔巴乔夫所开始走的道路，符合我们的利益。”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1988年2月访苏后也呼吁西方认真对待苏联所发生的变化及所开创的新的局面。当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陷入困境时，撒切尔夫人多方给他打气，支持他坚持搞下去。1989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英时，撒切尔夫人在欢迎宴会上的致词中赞扬他说：“自从您第一次来访过后4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目睹了苏联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称作是世界革命。”并表示钦佩戈氏的远见卓识和勇气。她还向戈氏现身说法，说戈氏目前的处境很像她上台之初，头两年是最糟糕的，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结果。同年9月她回访苏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她坚决支持苏联正进行的改革，还说这种改革不仅对苏联人民，而且对整个世界带来了成果，而且还为经济发展以及其他领域开辟了新的前景。她在另一次讲话中坦率地说出了她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动机和目的，她说：“苏联新的革命比我们任何人以前认为可能发生的革命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当苏共宣布取消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时，撒切尔夫人对之大加赞扬，称这是“了不起的决定”。当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后，撒切尔夫人把它归功于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远见。在1990年发给苏联人民的新年祝词中说，戈尔巴乔夫应当因东欧剧变而受到特别的称赞。

    总之，在苏联东欧剧变的过程中，撒切尔夫人积极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外交事务上，撒切尔夫人也显示出了她那种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作风。在1984年12月的一周内，她周游了世界。这次周游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她后来说：“我从没想到世界如此之小，没想到6天就能绕地球一周，见到这么多人。”

    ）第十七章    开明之举

    在撒切尔夫人的国际政治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举是同中国签署了有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为香港和平地回到中国的怀抱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杰弗里·豪时说：“如果说法国结束殖民统治是戴高乐将军，英国结束殖民统治的则是撒切尔夫人和阁下。这在国际政治历史上是应大书特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法律上的政府，并中止了它同国民党政权的正式外交关系。英国是西方大国中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然而，由于受英美同盟关系的影响，直到22年后，即1972年3月13日，英国才正式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英关系正常化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得到了迅速发展。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频繁的互访，就许多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进行磋商会谈，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两国间的贸易额也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问题一直作为两国间的唯一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未被提到议事日程。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问题完全是殖民侵略的结果，是由英国在19世纪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造成的。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不仅以炮舰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阶段，而且还在2年后，即1842年8月，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国除了向英国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和贸易最惠国待遇外，还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将九龙半岛南部割给英国。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1898年6月，英国以平衡法国为借口，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其中规定九龙半岛的其余大片土地及其附近的岛屿（后称新界）租借给英国，其限9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外国在上个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鉴于当时的客观现实形势，中国政府决定把香港问题作为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待时机成熟时再加以解决。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说：“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于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27届联大通过决议。批准了特委会的报告，确认了香港的地位和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要求，从而排除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香港问题的可能性。

    随着新界租约期满的时间1997年的逼近，香港的前途问题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自70年代末始，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另一方面，以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针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并在外交工作上取得了重大进展。1978年8月，中日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1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把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上了议事日程。与此同时，随着中英关系的日益改善和“新界”租期届满之日接近，英国方面一反讳言香港问题的常态，开始表示愿意与中国解决“新界”问题。香港的中外投资者对香港的前途也表示关切。这些情况表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已日趋成熟。

    早在1978年下半年，在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提出以一个国家容许两种社会制度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到了1979年初，他已开始考虑用同样的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3月29日，他在北京向来访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指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香港问题不管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 由此可以看出，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已初见端倪。以后，逐渐形成了“一国两制”的概念和战略方针。

    到了1982年初，中英两国实际上都在做就香港问题举行正式谈判的准备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有新华社香港分社成员参加的专门小组，进行调查研究，起草1997年后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即后来的“十二条”），邓小平也曾多次派人前往香港，作实地考察，并多次约请香港各界人士访京，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意向是：中国对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全部领土拥有主权；中国重视香港作为自由港、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较近的将来，双方就香港未来的地位进行协商，中国方面的态度必定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起初，英国无意结束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1972年11月，当联合国第27届大会通过决议，将香港的名字从联合国殖民地区名单中删除时，英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于同年12月公开表示，“联合国大会的行动，绝不影响香港的法理地位”。所谓法理地位，就是根据三个不平等条约对香港的统治权。英国采取这种态度是不奇怪的，因为香港不仅为英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对英国有独特的战略价值。1982年，曾任过英国外交大臣的大卫·欧文在香港坦白地承认，香港对英国除经济利益外，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好处，其中政治上的因素应占更重要的地位。他说：“英国作为国际性的贸易国家，香港可以保证我们（英国）通透亚洲地区的事态，同时对英联邦的组织也有重要作用，香港的位置可以加强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岛屿等英联邦国家的联系。” 事实也是如此。香港是英国在亚太地区开展各项活动，包括经贸活动的中途站，也是西方国家环球情报搜集网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其价值是极其重要的。作为英国来说，这么大的利益，是不可不争的。

    然而，时间对英国不利，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于1997年6月30日到期。按照条约规定，届时英国必须将“新界”归还中国。而有关香港的三个中英条约，中国政府早就宣布不受它们的约束，有权决定在任何时候收回香港。这样，1997年就成了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无法回避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新界”占香港地区总面积的92%，随着香港的发展，在经济上已与香港岛、九龙融成一体。归还“新界”意味着香港要失去很大一部分工业、全部农田、大部分供水系统、启德机场、铁路和其他重要资产，剩下的8%的土地难以独立存在。所以，“新界”租约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可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南端分别处理的孤立问题，而是一个牵动香港全局的重大问题。英国当局也看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早在1979年初，英国工党政府就开始行动试图解决香港问题。当时的外交大臣欧文提出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在1997年前由英国先行让出香港整个地区的名义主权；作为回报，中国应作出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使英国现行对香港的统治权至少延续到1997，然后逐年作滚动式延长，直至21世纪。该方案的实质是以主权换治权，延长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欧文打算在4月份访华时提出此方案。可是不久，工党政府在大选中失败，欧文的计划落空。

    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在解决香港问题上仍很积极，朝野两党人士频繁访华，以了解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并谋求扩大双边关系，其积极性之高前所未有。英阿马岛之战曾一度转移了英国人对香港问题的注意力。然而，战争刚刚结束，7月28日，撒切尔夫人就立即在首相府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香港的前途问题，为即将开始的访华之行作最后的准备。会前，她已获悉中国领导人与英国一些政界人士的谈话内容，也深知香港不是马岛，中国也不是阿根廷，马岛事件不能成为处理香港问题的先例。但是她仍倚仗马岛战争胜利的余威，拒绝接受中国的建议。她宣称，英国是根据19世纪与中国签订的三个条约来占有香港的，其中香港与九龙是永久割让地，只有“新界”是租借地。还说：“依据英国理解的国际法，所有这三个条约都是有效的”，中国政府要收回整个香港，就必须与英国达成协议，修改那两个割让条约的相关条款。 会上，外交部的一些人士提出，不能简单地拒绝中国的主权要求，应当朝着同中国妥协的方向努力。他们认为最理想的结局是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国缔结某种形式的使英国得以继续管治香港的“管理合同”，至少也应在双方已达成的“维持香港稳定与繁荣”的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正式谈判，并发表联合公报，以增强香港各界的信心。但是，撒切尔夫人反对放弃主权的思想，她强调英国拥有相当大的谈判实力，足以与中国周旋。

    撒切尔夫人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她有三张很硬的牌，一个是“经济牌”，另一个是“民意牌”，再一个是“政治牌”。香港现行制度运作良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巨大，因此，维持香港的现状，对中国比对英国更有价值，因此，中国会坐下来与英国谈判而不是相反。香港市民大多数由中国内地迁来，在经济上已经得到实惠，赞成维持现状，在意识形态上难以与中国大陆认同。撒切尔夫人还认为，中国只能以和平方式与英国达成一项良好的协议，以便对台湾当局起示范作用，反之将对中国和平统一的计划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寓意就是英国可以在谈判中开出高价，并令中国就范。可以看出，这时的撒切尔夫人还以英帝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来审时度势、观察香港问题。她对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和能力缺乏了解，而且也高估了香港经济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她的这种态度肯定会给最初的谈判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访问，这是她执政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任首相。在北京，她先同中国总理赵紫阳就香港问题进行了会谈，揭开了中英香港问题会谈的序幕。撒切尔夫人首先发言，陈述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她一方面表示理解中国关于收回香港主权和维持香港繁荣的立场，但又说香港的繁荣全赖英国的管治，如果现在宣布对香港治权作出重大改变，肯定会导致香港人对前途的信心下降，从而使香港繁荣难保。随后她提出了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赵紫阳在随后的发言中明确地拒绝了撒切尔夫人的主张，并声明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际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但是，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以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赵紫阳强调，国家主权是第一位的。

    第二天，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进行了会晤。这位铁娘子仍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并显得颇为“大度”地提议，如果中国同意1997年后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她愿意考虑向议会提议以令中国满意的方式处理整个主权问题。她还说她理解香港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但是从英国方面来讲，更重要的、首先应加以解决的是就未来的香港管治问题作出安排，以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她断言，中国现代化建设要想成功，就必须保持香港现有的政治地位，而中国无能力管治好香港。如果中国取代英国来管治香港，香港就会崩溃，这会危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针对这位铁娘子的主观偏见，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是主权问题，双方要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其次是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的政策，也就是怎样管理香港；再次就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这15年中的安排，也就是双方如何合作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这三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接着又十分坦率地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要收回整个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条件。邓小平又讲了收回主权问题对中国的特殊意义。他说，从1842年起，英国已经占领香港整整140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也有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们不是晚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如果到时还收不回，就无法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代。现在中国政府可以再等一、二年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以便同各方面进行磋商。中国的目标是既要恢复行使主权，又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在保持香港的繁荣方面，中国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治之下才能实现。香港在经济上能取得许多成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在香港的中国居民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起了重要作用。1997年后能否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什么样的政策。随即，邓小平阐述了中国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并指出中国政府是能够制定出能为英国和香港人民所接受的政策的。邓小平还反驳了撒切尔夫人的香港继续繁荣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观点。他说“这个估计不正确”。中国建设的根基在大陆。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的基础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至于外国投资者对香港未来的信心问题，邓小平认为，只要中国的政策适当，即使外资撤走了，还会回来的。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收回香港的决策时，就已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动乱，中国将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宾主在会谈中各抒己见，针锋相对，表明双方的分歧很严重。不知是由于在听了邓小平的话后，感到自己原来的打算将全部落空，心里有些紧张，还是由于大腿刚动过手术不久，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撒切尔夫人跌了一跤，一条腿跪到了地上。第二天有些报纸就报导：“大英帝国首相向中华帝国叩首。”不过铁娘子就是不同寻常，跌倒后马上就爬了起来，并向奔过来要搀扶她的人一再说没事。而且过了一会儿，她就又放开喉咙向全世界的新闻界宣读了一项声明，虽然声音有些嘶哑，但她毕竟坚持了下去。后来，人们又看到她在主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十三陵。她兴致勃勃，心情迫切，看完了这个马上又急着去看那个，其间主人们实际上不得不小跑才能跟上她，看起来好像是她在领着主人参观。

    这次中英高峰会谈后，撒切尔夫人并没有马上改变她的立场。她授权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将她的口头意见整理成文，正式要求延长英国对香港的管治，并说如果中方同意，英国政府即与中国政府另订新约，承认中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名义主权。在此前后，她在北京和香港相继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声称除非另有协议，否则三个条约应该继续遵守。还宣称英国政府要履行对香港居民的道义责任。对撒切尔夫人的这些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新华社评论员分别发表评论，重申中国政府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时将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与此同时，香港各界人士对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也迅速作出反应。人们发表文章对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论进行了抨击，指出那些条约都是当年英帝国主义通过炮舰政策强加给中国人民身上的，都是不平等条约。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的学生还到布政司署门外举行了示威，他们打着“反对不平等条约”、“侵华条约不容肯定”的横幅标语，发表了表示不接受英国首相关于修改条约的建议的联合声明。

    按照撒切尔夫人的调子，港英当局和负责香港事务的英国政府官员频频展开活动，向中方施加影响。他们宣扬香港现行政制的“优越性”，力图证明只有维护香港现行政治制度和行政体系，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暗示港人治港不可行。他们还营造所谓的民意，鼓吹所谓的“三脚凳”论。1982年12月，负责香港事务的英国外交部次官鲍斯达访问香港时提出“让香港作为一方参与谈判，发挥其独立作用”，还说香港前途有如三脚凳，其稳定性依赖于英国、中国和香港。其用意是要建立英港联合阵线，使中方陷于孤立。与此同时，他们还散布香港未来悲观论，制造“九七”恐惧心理，把香港经济出现波动局面归咎于香港前景不明。

    由于英方的蛊惑宣传，使得香港人心惶惶，谈“九七”变色，资金和人才大量外流。鉴于这种局面，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1982年11月宣布，如果香港出现动乱，不排除提前收回香港的可能。表示了中国对香港问题毫不动摇的立场。中英谈判陷入了僵滞的局面。

    撒切尔夫人面对上述这种局面感到焦躁不安，但她的思路并未因此而扭转。在1983年1月28日召开的英方谈判小组工作会议上，她竟提出了如下荒谬的建议。如果谈判不能取得进展，便在短时间内让香港独立或实行自治，就像当年英国在新加坡所做的那样；或者考虑在联合国主持下就香港前途问题实行全民投票，由当地居民公决。然而，她的建议并未得到与会者的支持。柯利达认为这些“爆炸性观点”与中国的意向背道而驰，很不现实，难为中方接受。最后，会议决定把防止中方自行公布治港方案作为当前的行动目标，以避免出现英方被动应付的局面。3月9日，英方谈判小组在首相府开会，根据柯利达的建议，决定就会谈程序问题向中方提出一个妥协性的提议。会后，撒切尔夫人致函给中国总理说，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入谈判，只要英中两国政府能就确保香港未来的繁荣与稳定所作出的行政安排达成协议，并能为英国议会、香港人民和中国政府所接受，她愿意向英国议会建议将整个香港主权交回中国。这时撒切尔夫人的立场已有所改变。

    1983年5月，中英双方就谈判议程问题达成协议，谈判不从收回主权开始，而是从1997年后的安排问题入手。对此邓小平说，中方考虑到若要英方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英国方面会觉得有失面子，因此“要给英国人下台阶”。如果先谈1997年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可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这个问题谈好了，收回主权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谈了。同时，邓小平又强调，中英谈判的时间不能拖得太长，拖久了对信心不利。“新界”租约不予延长。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步清廷后尘，决不做李鸿章第二！”

    从1983年7月始，中英双方进行了有关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共历时14个月，举行了22轮正式会谈和多次非正式接触。在前六轮的会谈中，主要议程是1997年后的安排。一开始，英方就采取“主权和治权相分离”的谈判策略，力谋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原则下，由英国继续大体上像过去那样管治香港。英方强调，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保持英国的管治、英国的法律和自由生活方式。中方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的立场，指出1997年中国要对香港恢复行使的主权并不是一个被架空了的名义上的主权，而是包括治权在内的完整主权。由于双方立场相异，又互不相让，前三轮谈判没有什么进展。

    1983年9月5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召集主管香港事务的要员们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上，形成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柯利达等认为会谈随时可能破裂，香港经济已面临走势趋弱、港元贬值的严峻局面，他们建议首相作出让步。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中国有赖于香港经济，香港一旦出现经济崩溃的预兆，中国政府便会退缩让步，即使谈判失败，双方很可能转入长期休会，其影响比较有限。撒切尔夫人采取了后者的意见。她认为“没有理由在谈判初期便承认英国对香港的管治不会继续下去”，她希望能用尽手上的每一张牌去达到最大的效果。 她把香港经济作为手中的最大赌注，要在香港问题上来场大赌。

    中国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英国用主权换治权的打算是行不通的。他还要求在座的英国驻华使馆的人员转告撒切尔夫人，让她转变态度，以免出现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和方针政策的局面。可是此时，英方仍继续朝错误的方向前进。港英政府的一些人在香港扬言，如果中国在1997年收回主权，香港的繁荣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不保。还说，中国的立场不改，港元的弱势还会持续下去。与此遥相呼应，撒切尔夫人在伦敦公开声言，香港由于前景不明，正面临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动荡，1997年前，香港的资金会进一步撤出。还说，如果不是香港地位特殊和有个“新界”租约，那么它早已经独立了，就成了另一个新加坡。英方的态度使香港人心浮动，港元的汇率和香港股市也急速下跌，市民抢购食品，挤兑美元，很快酿成所谓“九月风暴”。同时由于港汇下跌，中国从香港所得的外汇收益下降，损失惨重。面对这种严重事态，中国方面采取了果断措施。9月27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在接见香港客人时断然宣布：中国政府决不允许香港独立，1997年7月1日一定要收回香港。几天后，10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英国有关人士接连发出不恰当的谈话，只能增加谈判的困难，而无助于困难的合理解决。同时，敦促英方以诚意和合作的态度，与中国方面一起使谈判尽快获得积极结果。这时英国也认识到，美元汇率长期高居不下，虽然使香港百姓与中国政府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但对英资财团也同样不利，港英当局的威信也受损害。一旦局势失控，港英政府的权威就会动摇，这势必会使英国在谈判中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大减。为了收拾局面，撒切尔夫人与港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平息了这场金融危机。英方在谈判会场外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未能奏效。

    不得已，英国人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谈判桌上，并开始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撒切尔夫人任命对中国比较了解而且较温和、即将任满的驻华大使柯利达为首相外事特别顾问兼负责香港事务的外交部次官。柯利达向首相提出了旨在避免对抗、推动谈判的书面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杰弗里·豪的赞成。撒切尔夫人说，实行对抗要冒关系破裂的风险！她不愿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于是，她接受了柯利达的建议，并于10月14日致函中国总理，表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安排。至此，撒切尔夫人的立场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以后的会谈中，英方不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

    从1983年12月起，中英会谈进入实质性的阶段。然而，会谈仍然不是一帆风顺的，英方力求保持其在香港的传统利益和特殊地位。撒切尔夫人对她一年前曾提出的在香港建立民主架构、实行自治的计划仍未放弃。1984年1月6日，在首相府召开的高级会议上，她再次提出了她的想法，将谋求香港最大程度的自治作为英方现阶段谈判的主要目标，企图以此来修改中方提出的“高度自治”内涵，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并使未来的香港不受北京的影响，从而变成英国仍能发挥影响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英方基于这样一种出发点，采取了相应的策略和步骤，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当然，这些主张与中国的主权原则相抵触，不会为中方接受。

    总的来讲，这一阶段的谈判比较顺利。为促进中英关系，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应邀于1984年4月中旬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香港问题达成谅解。双方同意于1984年9月草签协议，年底正式签署协议文本。中方同意从目前到1997年的13年间，香港仍由英国管治；英方则承诺在这期间英国政府负责管治好香港，继续维持其稳定与繁荣，届时英国不会把一个“烂摊子”、交回中国。但双方在中国在香港驻军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4月18日，邓小平会晤了杰弗里·豪，邓小平谈了中国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他指出，驻军权是国家主权的像征，也是香港稳定与繁荣的重要保证，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在香港驻军是无可争议的事。杰弗里·豪也承认，中国在1997年后有权在香港驻军，但表示担心当地驻军会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损害高度自治，因此仍希望中国不在香港驻军。不管怎样，杰弗里·豪的这次访华是非常成功的。4月20日，他在香港发表声明说，现在可以肯定，要达成一份使香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这实际上等于是公开宣布英国将于1997年把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都归还中国。

    此后的中英会谈，主要讨论了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以及研究解决遗留的问题和商定最后文件。这一段落谈判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关于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机构问题。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关注的焦点是中英联合机构的性质、功能及其驻地。1984年7月4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召集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她表示担心，这个组织在过渡时期会变成港督以外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或者给人造成一种中英共管的印像，从而使香港人对未来丧失信心。她强调，英方只能接受可以体面地向议会推荐的协议，在谈判中应将联合机构的驻地问题搁置，待解决了该机构的体制、职权和其他争议之后回头再议。撒切尔夫人决定派杰弗里·豪在柯利达陪同下再次访华。行前，柯利达要求首相授予外交大臣相机行事的权力，被撒切尔夫人拒绝。但她同意修改将由杰弗里·豪转交给中国总理的她的信函，向中方暗示推迟联合机构进驻香港的时间可能对英方比较方便。在谈判中，英方的建议被中方拒绝，谈判又陷入僵局。撒切尔夫人得到报告后立即授权豪，让他尽其所能与中方继续磋商。会谈的最后一个障碍遂得以解决。

    到1984年7月底，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7月31日，邓小平向杰弗里·豪表示祝贺，并很有信心地说，“一国两制”是能够行得通的。同时，告诫英方，在过渡时期不要出现向1997年后的香港政府转嫁负担以及自搞一套班子然后将来强加于未来香港政府等问题。撒切尔夫人称杰弗里·豪的第二次访华之行成果卓著，取得了超出预料的进展。此后的三轮会谈非常顺利。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代表团经过历时两年的艰苦谈判，在北京草签了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同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撒切尔夫人和中国总理赵紫阳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1985年5月27日，双方互换了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根据这项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香港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撒切尔夫人在签字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她说：“《联合声明》在香港的生活史上，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她还高度赞扬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

    “‘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像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

    撒切尔夫人还表态，在香港过渡期，她将继续作出努力。她说：“在我这方面，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成功。”“根据协议规定，我们准备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同中国政府磋商，以保证顺利的过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磋商将跨越1997年直至2000年。” 12月20日，撒切尔夫人在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再次表示，英国议会将尽可能使《联合声明》得以切实履行。她要求香港人把代议制进一步推进，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负起治理香港事务的责任。她说：“我们仍有12年多的时间去一起为未来的转变作好准备，而我肯定相信你们会面对挑战，屹立不移，香港人的精神和进取心必然会更加旺盛，而香港社会也必然会欣欣向荣。”

    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撒切尔夫人表现出了务实的精神。在《联合声明》签署后撒切尔夫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澳大利亚记者把香港和马尔维纳斯相比，问撒切尔夫人为了只有1800英国人的小小的马岛不惜一战，但为什么却轻易地把有550万人、地位异常重要的香港交给中国？撒切尔夫人回答道，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不签订一项协议，英国的利益会受更大的损失。她还说：“1997年，香港92%的地方将会在没有任何保证，没有我们现在已从协议中得到的好处情况下，自动还给中国。对香港来说，现在的形势要比过去好得多。” 撒切尔夫人的话清楚地表明了她在香港问题上逐步转变立场和态度的原因。

    香港对英国来说固然非常重要，撒切尔夫人和英国政府打心眼里是不愿意归还香港的，但是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有赖于中国大陆的支持与合作。中国大陆不仅是香港最大的进口来源，而且还是香港最大的转口市场。从1983年起，大陆已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广东省是给香港提供淡水、食品和其他物资的基地；新界在香港400平方公里的全部面积中占336平方公里，即使按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也应在1997年归还中国。所有这些决定，如果中断了同中国大陆的联系，香港的繁荣就会化为泡影，甚至生存都成问题。更何况香港绝大多数居民是中国人，他们和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希望，也不可能做英国的二等公民。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个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国，绝非阿根廷可比，而且香港与大陆联在一起，如果真的动起武来，绝不会是马岛战争或上世纪两次鸦片战争那样的结局。英国近年来在香港投资所获得的利润每年都在20亿英镑左右，相当于它在南非投资所获得的利润额。如果不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恐怕英国连这些利益都保不住。西方有人将中英《联合声明》与19世纪中英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相提并论，攻击英国主持谈判的代表人物为“叩头派”，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背叛了英国的利益。这实属不了解中国、英国、香港的现实情况。

    中英在香港问题上会谈的成功，最主要的还是要归功于中国的务实的外交政策和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撒切尔夫人认为“一国两制”是“一个天才的想法”。而这个天才想法又来源于实事求是。当邓小平将会谈的成功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撒切尔夫人这位推行新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首相并没有提出质疑，而且说两国政府都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十八章    鹰派旗手

    在本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几乎是位家喻户晓的世界风云人物，在整个20世纪她也可以算得上是位屈指可数的政坛巨星。她与好几个“第一”联系在一起。她是英国保守党第一位女领袖、英国第一位女首相、本世纪以来第一位三次蝉联首相的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创造了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主义”的首相（迪斯雷里主义是后人为便于研究问题才这样提的，在他本人在世时并无这种提法）……。“撒切尔主义”作为英国保守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表现形态，不仅代表英国社会与政治的一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世界意义。进入80年代以来，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保守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占有明显的优势。在这股潮流中，里根主义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固然居有突出的位置，但是相比之下，撒切尔主义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影响更深远。在美国，里根主义的对立面是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更多是代表里根政府的不同于前任的内外政策。而撒切尔主义的对立面则是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代表撒切尔夫人本人所推行的内外政策，而且代表一种政治信仰。她上台伊始就声称要在英国铲除“社会主义”。1983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民主联盟”，就是为对抗社会党国际而建立起来的，撒切尔夫人是主要倡导人，英国保守党是该组织的中坚力量。在撒切尔夫人的心目中，政治上的界限是明确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没有中间色。正因为这样，不同的人对她的态度截然相反。有人赞扬她是内阁中最坚强的“男人”，而反对党则骂她是“该死的女人”。“铁娘子”的称号更使人产生她是“强硬保守派”的印像。她是80年代以来世界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

    保守主义作为英国保守党的意识形态，是由托利主义 演变而来的。保守党宣称它厌弃一切理论和教条，不受理论教条的束缚。同英国的其它政党比如工党、自由党、共产党相比，保守党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最弱。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保守党是根植于非意识形态的政治夺权斗争中，而所谓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提法实则是一个错误或者用词不当。对某些人来讲，保守党以它对哲学和抽像概念持敌视态度而著称。观念、学说和理论被保守党人看成是左派，是诸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特有的东西。当19世纪马克思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出现时，保守党人就持一种敌视和轻蔑的态度。曾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任过自由党领袖和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有一个著名说法：没有意识形态的党是愚蠢的党。他以此奚落保守党人。甚至到了1977年，有一位英国报人评论道：如果一个大学生从学校回家度假时告诉他的父母亲说他已对理论着了迷，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大学生没有加入保守党学生联盟。如果更认真地分析一下什么是保守主义的话，保守党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虚弱就更进一步体现出来。一位名叫怀特的学者认为保守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学说不如说是一些提法。另一位学者声称保守党人只不过有一些念头和激情，但绝对算不上学说。可是，值得回味的是许多保守党的头面人物不但不为自己辩解，不为这些嘲弄的话而恼怒，反而欣然接受了这些带有挖苦性的赠辞。他们神气十足地宣称：保守党与其他政党不同，它从不被那些堂而皇之的、经验主义的理论所束缚，它厌弃一切理论和教条；因此，保守党在实践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能适应实际情况，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实际上，保守党并不是没有理论，尽管它一直轻视理论和意识形态。保守党的理论基础就是通常所说的保守主义。只不过同其他理论比较起来。保守主义更缺少教条性。我们可以把保守主义的这一特性称作非教条性，其含义就如保守党的头面人物所宣称的那样，这种理论比其他理论更灵活、更能适合实际。因此信奉保守主义的政党更不易囿于教条和原则。

    保守主义的非教条性的特性又带来了这一理论的另一重要特性，这就是发展性。其含义就是：保守主义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从18世纪到现在，保守主义经历了很多变化和发展阶段，其中较突出的是下列五个阶段。

    保守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托利主义（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现今的保守党是从托利党演变而来，因此托利主义就可以被看作是保守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尽管二者有很大的差别。托利主义是一种维护王权和贵族统治的理论，主张维护传统的社会制度，反对改革和革命。托利党人尊尚传统，因为传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最能代表人们的需要。1830年以前，在英国议会两党中，托利党代表土地贵族等保守势力，而辉格党--自由党的前身则代表了另一翼。托利主义与保守主义不同之处是：“在托利党人的演说和著作中，人们还能看到一个完美社会的图景，尽管它是多么模糊和多么不全面。”而保守主义则“没有真正的目标。”

    第二阶段是伯克主义（19世纪初至19世纪末）。托利主义确确实实是不成体系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理论，那只能是一种萌芽状态的理论。使保守主义有了突破性发展并具备了一定体系的人是政论家埃德蒙·伯克(1729-1797)。尽管当时伯克并不是托利党人而是实际上的辉格党政论家，但却是他把托利主义加以改造发挥，发展成为具有哲学内容的保守主义。伯克亲眼目睹了以革命乐观主义为思想基础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他认为这种革命是十分危险的，对人类文明构成了严重威胁。伯克在他的著作中，尤其在他的力作《法国革命反思》这篇论文中对保守主义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英国现有的等级和地位的差别是必要的，合理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机械体，应当尽力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如果迫不得已需要变革的话，那也要同过去保持连续性，不能破坏原有的正常秩序，变革应是逐步的，不能引起社会动荡。这篇论文写于1790年，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他的观点也没有很快为绝大多数他同时代的英国政治家所认同。但是伯克的理论却为后来的保守党思想家和政治家接受。到了19世纪30年代，“托利党”这个名字就为“保守党”所代替。

    第三阶段是迪斯雷里主义（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从伯克主义出现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保守党的理论没有发生多大变化。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新兴的中产阶级选民越来越多，工人阶级日益壮大。同主张改革的自由党相比，保守党的政策主张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争夺政权上，保守党明显地居于劣势。1865年任保守党领袖的本杰明，迪斯雷里能善观形势变化。迎合时代潮流。在他两度出任首相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比如，在1867年进行了宪法改革，使许多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874年颁布了“工厂法”，1875年又颁布了“公共健康和手工业工人住宅法”。与此同时，他还对保守党的理论基础--保守主义进行了改革。1872年迪斯雷里发表了著名的“水晶宫演说”，宣称保守党的三大目标是：维护现存的国家体制；巩固大英帝国；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迪斯雷里改革的主要点是告诫他的党人要相信人民，关注人民的利益。为此，迪斯雷里的理论被保守党人捧为“深得民心的保守主义”。在这一点上，迪斯雷里的主张是同伯克的对人民完全不信任的观点相冲突的。但总体来说，迪斯雷里还是继承了伯克的要尊重传统体制的思想。与伯克的思想相异的地方也可以被理解成是企图使面对新的威胁和压力的现存社会得以支撑下去，同样是为了维护现存体制。迪斯雷里的改革使保守主义具有了新的活力，并为后来保守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阶段是新保守主义（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保守党在理论上一直沿袭迪斯雷里那一套。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保守党在大选中遭惨败。这给保守党人以沉重打击。在选举前，许多保守党人，包括领袖丘吉尔本人，都认为他们可以稳操胜券。连斯大林都认为保守党可以得到80个席位的多数，与保守党中央总部的估计不谋而合。因为保守党刚刚领导英国人民赢得战争，功劳卓著，特别是党的领袖丘吉尔当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有“全国领袖”之美称。可是，保守党人失算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深入人心，工党的改革政策深受人民的欢迎。失败给保守党人以教训，迫使他们考虑改变党的理论和政策。当时丘吉尔正忙于国际事务和撰写战争回忆录，便授权党内较年轻的几个核心人物组成一个政策研究小组对党的理论政策进行革新。经过一年多的工作，该小组制定了一个名为《工业宪章》的文件。《工业宪章》虽然不是一个理论性的文件，但却按照新的社会情况，重新阐明了保守党的根本而持久的原则。《工业宪章》的核心内容就是接受了工党政府已采用过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自此英国议会两大党的“共识政治”出现并持续30年之久。由于“共识政治”同传统的保守主义差异很大，我们称它为新保守主义。由于党的领袖丘吉尔在这一改革中未起主要作用，而且《工业宪章》又是个集体之作，这一阶段的保守主义很难冠以某个人的名字。

    第五阶段是撒切尔主义（本世纪70年代至今）。到了7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失去了原有的效果，英国两大党的“共识政治”失去了生命力，保守党内部发出了改变基本经济政策的呼声，党内的右派要求同工党分道扬镳，向右转。党内产生了矛盾和分化。1975年，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后，便积极配合党内右派推进党的理论政策改革。她下令成立了一个“经济建设小组”，来制定党的政策。1977年该小组制定了一份题为《经济成功之路》的文件，基本精神是放弃凯恩斯主义政策，推行货币主义政策。1979年，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之后，她便按照党的既定方针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史称“撒切尔革命”。

    从上述5个阶段的发展可以看出保守党是一个能够迎合时代发展、适应形势变化而不断革新、发展的党。保守党并不保守。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尽管经历了这样多的变化，保守党的理论基础--保守主义却从未改变它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维护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秩序，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只不过是为了避免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样的事件发生而使统治阶级利益受到根本性的损害，保守党才作出一些革新，否则它就要为时代所抛弃，从而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在进行革新时，要尽可能地让统治阶级利益所受的损害达到最小的程度。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保守党始终是英国社会右翼的代表。

    保守党理论基础的这两大特性--非教条性和发展性使保守党受益匪浅。首先，这可以使保守党集中注意力、一门心思地去夺取政权。非教条性使保守党更易于避开理论教条的羁绊，避免由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带来的麻烦，从而使党更容易地革新它的理论和政策并保持党内团结。在这一方面，保守党确实比其他政党有优势。就拿工党来说，由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所引起的党内争论自1959年起持续了30多年，多次影响工党争取选民上台执政，并且激化党内矛盾和斗争，促成工党分裂。发展性使保守党更易于适应新的形势，制定灵活的政策，从而更好地争取选民，进而实现一门心思执政的目的。

    其次，这些特性使保守主义成为一个开放的理论，可以不断吸收新鲜养分，尤其是能够吸收自己敌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在过去的时间里，保守主义不仅继承了许多自由主义的遗产，而且也接受了很多民主社会主义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守党人经常是夺过敌人手中的武器从而使自己更强大，与此同时使对手变得赤手空拳。19世纪末迪斯雷里的改革实际上是夺过了自由党人的武器，自此自由党开始衰落，到20世纪初变成英国一个小党，退出了角逐政权的擂台，至今仍不能复兴。本世纪中叶的“共识政治”实际上也是保守党在夺取工党的武器，从而使工党40多年无大作为，并且在同保守党的角逐中处于劣势。可是，一旦保守党人感到它过去夺来的武器已经失去效力了，它又会毫不犹豫地将它塞给对方，让对手继续使用低效的旧武器，而自己则拿起新式武器。撒切尔主义的产生就是这样。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在推行新政策的同时，将国有化的弊端、福利制度的不利影响等罪责全都扣到工党的头上，全然忘记了两党“共识政治”时期蜜月，使工党长期抬不起头来。保守党在同敌人的竞争中能这样机动灵活、掌握主动权，多半是得益于它的理论基础的特性。这正是保守党老而不衰、雄风不减、在英国政坛称雄300多年的奥秘所在。

    保守主义上述两个特性的长期作用还使得它具备了兼容并蓄的特性。在现今英国保守党的党员队伍中，在保守主义这面旗帜下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想倾向或思潮。这三种思想倾向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从而构成了保守主义这一学说的三个有机结合的因素。保守主义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是以某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其它为辅助因素。这三种倾向和因素依产生的历史顺序是传统主义、个人主义和进步主义。

    1．传统主义。这是保守党内产生得最早的一种思想倾向，它根植于土地贵族的价值观。传统主义强调爱国主义和国家权威，经常反对诸如妇女解放、种族平等、堕胎合法化以及离婚自由这样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在国际事务上，传统主义者倾向于反对英国更多卷入欧洲事务，而且时常隐蔽偶尔公开地表现出种族主义倾向。传统主义者强烈主张社会要有秩序、有纪律，要维护法律的权威。他们赞成死刑这种刑罚，认为死刑是解决犯罪问题的重要手段。更为突出的是，传统主义赞成现存的政治制度，反对社会中的体制改革。主张保留传统的政府模式。他们的信条是：传统体制的长寿就表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历史上，传统主义者曾是君主政体和贵族院的坚定维护者，也是接受《权力法案》这样的体制性改革的坚定反对者。在保守主义的发展史上，托利主义和伯克主义都是以传统主义为主体内容的。

    在现今政治生活中，传统主义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态度是：将来的保守党政府应当鼓励将移民遣返回国；所有的商店一律不准在星期天营业；保守党政府应当限制堕胎；对杀人犯应重新启用死刑；保守党应采取进一步行动以求得英国在欧洲共同体内的平等地位；鉴于离婚率的上升和离婚行为很容易实现，应该修改离婚法，使之变得更严一些；政府不应增加对穷国的援助；儿童的救济金应当被取消；等等。

    2．个人主义。它起源于19世纪中叶理查德·科布顿的自由贸易主义。很显然，这一思潮最早产生在自由党内。在1885年，自由党因爱尔兰自治问题发生分裂后，这一思潮被移植进保守党。个人主义维护小资产阶级和小业主的利益，主张保护私有财产。个人主义者赞成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守党政府的私有制纲领能够得到这个群体的最热情的支持。个人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会破坏自力更生和创业精神，政府应当削减征税并撤销对企业经营的管制。他们倾向于反对扩大福利，唯恐这会促成懒散，而且他们甚至认为福利国家是贫穷和失业的根源，而他们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在具体问题上，个人主义者的态度是：将来的保守党政府应当将英国煤业私有化；削减所得税，因为高所得税使人们不愿努力工作；将市场机制引进国民保健部门，这会增进服务质量的提高；应当鼓励自由发展，不受地方政府的控制；政府应当鼓励私人办教育；鼓励私人医院的发展；应当减少政府开支；政府应制定更严格的法律来管制工会；等等。

    迪斯雷里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保留传统主义基础上吸收了许多个人主义的因素，同时引进了一些进步主义的因素。而撒切尔主义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和传统主义的结合。

    3．进步主义。或称进步的保守主义。它起源于迪斯雷里的保守主义。但进步主义真正获得活力并兴旺起来是二战后共识政治时期。在迪斯雷里那里，进步主义只占次要的位置。二战后首次大选的惨败使保守党人感觉到要想使党复兴，就必须让党迎合时代潮流，走向现代化。在任反对党期间，进步思想首先在党内勃发起来，进而在保守党的思想意识中占了主导地位，然后才有了保守党执政时对工党政府改革的承认。进步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人是R·A·巴特勒，他是《工业宪章》的主要制定人。进步主义者接受和赞成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中的福利国家计划以及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的方法。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英国保守主义的重心从进步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和传统主义，进步主义消沉下来。尽管如此，党内仍有一些人顽强地坚持进步主义的主张。

    进步主义强调贫穷和不公平的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给社会安全造成的影响。它提倡国家应像家长一样来承担义务，关心所有的社会成员；它赞成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在消费者与生产者双方利益基础上来管制市场。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步主义所持的态度是：保守党应调整它的政策以吸引政治上的中间地带；下届保守党政府应当制定一种价格和收入政策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工具；收入和财产应该向普通劳动群众再分配；消费者需要有强有力的保护，以抗衡自由市场的影响；失业救济金应该确保人们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准；英国目前的选举制度应该由一种比例代表制取代；政府应该花更多的钱来解除贫困；政府应该在国民保健服务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被保守党政府私有化了的公有企业应该被给予严格的管制；等等。

    相比较之下，这三种思想倾向中，传统主义者较关注于有关国家主权，体制改革，国防开支和由堕胎与离婚所引起的道德问题以及死刑问题，而进步主义者则更多地关心国内的福利和对市场与企业的管制等问题；个人主义者却对福利国家持批评态度，主要热心于私有化，对工会的管制以及按传统方式分配国民收入等。可以看出这三种倾向相互间有矛盾对立的地方，也有一致互补的地方。在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经济及再分配国民收入方面，个人主义与进步主义明显对立；在国家体制改革方面，进步主义又与个人主义对立。但是这三者之间又在很多方面相互一致。互相补充。比如，在反对维护传统体制方面，个人主义能和进步主义找到共同语言；而在反对工会和福利国家方面，个人主义和传统主义之间有共同点。总的来讲，进步主义和传统主义之间共性较少、距离较大。若按传统的方法将这三种倾向划分出左、中、右，那么，进步主义左一点，传统主义则较右，个人主义居中。实际上，个人主义就是从自由党那里移植来的，而进步主义则有很多工党的东西，只有传统主义才是保守主义的正宗流派和倾向。然而，传统主义能同似乎是敌对的其它两种倾向和平共处于一党之内，也正表明了保守主义的适应性强、灵活性大这一特性。个人主义和进步主义在保守主义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迪斯雷里主义就是得助于个人主义，而共识政治时期的保守主义则是借了进步主义的力。能够多种思想倾向兼收并蓄，使之互相借鉴，互相补充，这正是保守主义的一大优势，是其非教条性的功效的体现。有趣的是，正是由于保守主义具有这种兼收并蓄的特性，有的学者认为：英国保守党“是一个联盟。它既不是一个单一阶级的政党，也不代表一种单一的激动人心的政治思想。”

    撒切尔主义在保守党历史上是重要的一页。它的产生结束了统治英国近30年的“共识政治”，从而使保守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进而有连续4次大选胜利，持续执政18年的辉煌成绩。撒切尔主义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客观需要下形成的。首先，英国经济陷入困境。战后英国经济的发展，在经历了50年代的“黄金时期”之后，从60年代末到整个70年代，便进入了多事之秋，经济增长的速度缓慢，不仅低于欧共体中的发达国家，甚至一度低于欧共体的平均水平，因而被冠以“欧洲病夫”的称号。通货膨胀不断恶化，最高时达年率25%以上，创战后最高记录。失业同样维持在高水平上。国家债台高筑。这一切充分表明，战后两党共同信奉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已经失效，两大党的“共识政治”已走进了死胡同。

    与此同时，福利项目和享受福利的人数不断增多，导致福利开支日趋庞大，给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从而更加重了经济困难。自1949年至1985年，社会福利开支从65.7亿英镑增加到362.9亿英镑，增加了4倍还多，比同期经济增长快一倍，显然超出了经济的承受力。撒切尔夫人认为，长期巨额的社会福利开支，对英国的经济来说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更何况现在的纳税人已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这一部分责任，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在政治上，工会活动的政治化趋势日益明显和强烈，越来越不得人心。工会已成为封闭性的集团，进行非官方的罢工、设置大规模的纠察线，以及享有习惯法中的豁免权等。在60年代中期，工会在公共部门的工资谈判中，经常与政府发生冲突，使工党威尔逊政府和保守党希思政府都难以把工会活动纳入正常的轨道。1973年的矿工罢工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导致实行三天工作周，最后迫使希思政府下台，国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保守党中一部分新的右派人士经过几年的准备，逐步确立了他们的一套政策纲领。1975年2月，撒切尔夫人被选为保守党新领袖，实际上就标志着保守党抛弃中间道路的开始。

    1979年，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撒切尔夫人登上首相宝座。她上台后，便推行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以经济为核心的内外政策，这套政策加上撒切尔夫人的个性特色，就构成了撒切尔主义的基本内容。撒切尔主义的主要方针政策是：

    首先，放弃凯恩斯主义，以货币主义作为整治经济的基本方针。撒切尔夫人一反过去那种在国家干预之下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提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做法，而是采取了控制货币发行量、治理通货膨胀、稳定币值、减少国家干预、重视发挥经济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办法，来扭转英国经济衰退的局面。

    第二，大力推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制的政策。主要是通过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大量地出售给个人和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原属国家投资经营的领域等办法，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且在私人股票持有者大量涌现的同时，创造有利于私营企业经营与发展的环境，从而扩大并增强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在生活资料方面，则把原属于地方政府的公房大量地出售给私人，使拥有私房的家庭数目显著增加。

    第三，实行有利于中上层阶级的税制并对若干福利制度实行改革。主要措施是降低所得税、实行“人头税”、削减教育经费、对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实行改革等，其目的在于节省公共开支。

    第四，改变对工会的态度和斗争策略。对英国的工会和罢工运动采取针锋相对的正面斗争的策略，以取代过去政府所采取的协商、谈判和妥协的方针。这种策略的近期目标在于制服罢工，保持社会秩序之稳定；其长远目标则在于削弱工党的群众基础，以利于保守党政府的统治。

    最后，实行一种强硬而又务实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中极力提高英国的地位和影响，树立保守党政府及她本人的爱国主义的形像。撒切尔夫人一贯坚持反共产主义的政策，由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长期实行以核武器为后盾的强硬政策而赢得“铁娘子”的称号；但又不失时机地调整东西方的关系并尽力促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演变，在这些国家的内政发生变化后则主张相应地实行一种灵活的政策。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归属问题上态度强硬，与阿根廷兵戎相见；但在香港问题上却与中国采取了妥协谈判的办法。等等。

    总的来说，撒切尔主义核心内容就是提倡自由价值观，恢复自由经济传统，推行“民众资本主义”，用“小政府”来代替“大政府”。用撒切尔夫人自己的话来说，所谓撒切尔主义就是“法律管制下的自由”。具体点讲就是，“政府必须善于干那些只有政府才能干的事情，必须坚决地维护我们的防御能力；坚定不移地维持法律与秩序，坚决维护国家的币值和财政收入”。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自由经营”和“自由自在地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机器来保障资本主义的自由经营，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撒切尔夫人并不是个理论家，所谓撒切尔主义也不完全是一种个人的产品，而是集体的创作。这种“主义”之所以冠上撒切尔夫人的姓氏，是由于只有依靠她的坚定的信仰、刚毅的性格、泼辣的作风和超凡的能力，才使得这种“主义”得以推行，并带有了浓厚的个性色彩。撒切尔主义的基本思想观念早在撒切尔夫人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在她心中扎下了根。她幼年时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其精神实质就是“维多利亚价值观”。在格兰瑟姆她父亲开的杂货店里，她身体力行了那种勤奋、节俭和自立的精神，并坚信这些就是幸福的基础和源泉。这正是一种小生产者赖以发家致富的精神。这种精神要求社会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政治上则强烈要求以法律来维护私有制，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保护个人的经营自由，反对一切侵犯私有者权益的行径。撒切尔夫人在很多场合都赞扬她所推崇的维多利亚价值观。她曾说：“维多利亚价值是我国强盛时期的价值。”而维多利亚时期，正是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撒切尔夫人曾说过：“在我被认为是创始人的很久以前，苏格兰人就已发明了撒切尔主义。”她所说的这位苏格兰人就是亚当·斯密。这表明亚当·斯密经济学说对她的影响。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正是与英国工党所推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相对立的，是与社会主义及国家计划经济格格不入的。撒切尔夫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英国的衰落，她把这种衰落形容为经济衰退与道德衰退携手并进。在她看来，英国的衰退不仅表现在物质，而且还表现在精神上，而后者更带有根本性。英国的衰落正是社会丧失了她所崇信的维多利亚价值的结果。正是由于人们丧失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抛弃了进取心、节俭、自立以及遵守纪律和讲求效率这些美德，才变得放纵和毫不负责，才使“英国病”如此严重。她在当上首相后曾提出“经济学是方法，其目的在于改变人的心灵”的精辟见解。她在诊断“英国病”的根源时，毫不犹豫地把病根归咎于“集体主义”，亦即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她认为正是公有制和福利国家的政策才使人们培养起了对国家的依赖性和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她认为公有制毫无益处可言。在一次演讲中，她说：“作为个人的人是富有创造性的，而作为集体的人，他就会成为败家子。”她抨击国有化政策道：“如果把一个赢利的企业变为公有，那么利润就会很快消失。”“国家的鹅是不大会下蛋的。”她痛恨通货膨胀这种现像，说它是“英国病”的病兆，又是病根。如果允许货币贬值的话，那么其他价值也会贬值。印刷钞票，实行通货膨胀等于是偷窃。可以看出，在青少年时期就已形成的维多利亚价值观为她以后形成系统的撒切尔主义的思想观点打下了基础，也构成了撒切尔主义的重要方面。

    撒切尔主义是英国保守主义在80年代的翻版。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尊重传统制度、维护财产私有制，在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就意识形态来讲，撒切尔夫人是百分之百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甚至对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都持不调和态度，把它比作“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控制”而对之深怀“恶感”。所以当年的华沙电台这样评价她：“她是地主阶级的一名凶猛、狂热斗士。她像一只铁蝴蝶一样到处飞舞，不得人心、冷漠而强硬。”

    在撒切尔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中，最能体现撒切尔主义本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是私有化政策。在撒切尔夫人那里，私有化政策不只是一项具体的经济政策，而是一个包罗万像的纲领。它不仅是撒切尔主义经济政策的基石，而且还涉及到同工党和工会进行斗争的长远战略。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她正是借助大规模私有化纲领，在英国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这场运动在整个西欧都产生了很强的效应，后来甚至都波及到了东欧。撒切尔夫人所推行的私有化运动，不仅规模大，而且内容深刻、影响深远。在她之前，从50年代始，每一届保守党政府都提倡私有化，把工党政府搞的国有企业变为私有。然而，由于政策不彻底，再加保守党持续执政时间不够长，这些私有化政策又被工党政府否定掉了。而撒切尔夫人所推行的私有化则不同，不仅因持续执政时间长可以连续地坚持贯彻下去，而且构想全面、彻底。在形式上，撒切尔政府采用了多种形式来推进私有化，主要有：把公有企业卖给私人（包括投资者、私营企业和本企业的职工）；允许私有部门在一些国营居垄断地位的企业中参加竞争；将一些公有企业承租给私人经营；私人企业向公有单位提供服务；引进私人投资；在公办企业中普及私办企业的经验。在贯彻执行中，撒切尔政府在各个方面为私有化创造方便条件。首先是在税收问题上，尽可能地减轻企业主负担，比如在1987年的财政预算中，就将所得税的基本税率减少两个百分点，从29%降至27%，同时还普遍提高所得税的起征点。在税收政策上最能体现出不同政府的政治倾向，任何政府都要征税，但是保守党政府喜欢征人头税等面向全体国民的税（貌似平等，实则有利于有钱人），而工党政府经常征所得税（杀富济贫）。其次，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特别是私人资本的干预，给企业以最大限度的自由。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对工会施加限制，打击工会的力量，她认为工会是推行私有化运动的最大障碍。打击工会力量与推行私有化是相辅相成的，私有化的结果是削弱了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基础，工会力量的削弱又有利于推进私有化。

    撒切尔主义在实践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79-1982年)。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便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推行保守党既定的政策。然而，在80年代初，撒切尔主义的实践遇到了重重阻力，效果也不理想。保守党内不少人对撒切尔主义颇为不满，前首相希思一直强烈抨击她的经济政策，甚至连保守党元老麦克米伦也提出公开批评，要求撒切尔夫人改变其经济政策。在内阁中，一部分人组成了保守党“中锋派”，给撒切尔夫人制造麻烦，使很多决策被拖延，难以实施。在社会上，传统工业界认为，撒切尔主义把他们推向倒闭的边缘，364名著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要求撒切尔夫人改弦易辙，放弃货币主义政策。80年代初，英国经济形势表明，撒切尔主义并无成功之处。从1979年到1982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减少5%；工业产值下降11.6%；制造业减产18. 5%。到1982年底，英国失业人口已超过300万，而她上台时只有130万，英格兰和威尔士倒闭企业超过3万家，创造了历史新纪录。1981年12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支持她当首相的人只有25%，她成了战后以来最不得人心的首相。

    (2)黄金阶段(1983-1988)。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帮助撒切尔夫人走出了困境，摆脱了危机。马岛战争之后，撒切尔夫人成了“振兴大英帝国的英雄”，在英国的声望猛增。撒切尔夫人抓住有利时机在1983年提前举行大选，使保守党大获全胜。她又利用重新组阁之机选用了一批支持撒切尔主义的保守党人，削弱了内阁中“温和派”的力量，壮大了“强硬派”的队伍。与此同时，她更严格地推行货币主义政策和私有化，淘汰竞争能力差的“夕阳”工业企业，大力扶持并发展中小型新技术公司。从1983年起，撒切尔主义开始对“英国病”产生疗效，英国的经济、政治形势发生剧变。

    英国经济开始中兴。到了1988年，英国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长期“滞胀”的局面得到了改善。国民生产年均增长率约为3%，超过美国和欧共体国家。通货膨胀率从1978年的18.1%下降到1988年的4.4%，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失业人数从320多万降到200万以下；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5.5%；人均年收入增长率约为3%。1988年秋，撒切尔夫人声称，英国“出现了经济奇迹”。

    与此同时，私有化政策有了长足的发展。40%以上的国营经济被私营经济所取代，持股人数从1979年的约300万人上升到1988年底的近900万人，10年中增加2倍。

    在政治斗争上，工会力量被大大削弱。撒切尔政府提出的限制工会的立法被下院通过并付诸实施以后，英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其力量明显削弱。据统计，工会人数从1982年的1200多万(占工人总数的57%)下降到1988年的约900万（占工人总数的37%)。1984年到1985年长达一年的煤矿工人罢工失败之后，工会内部分裂，各行业的工会组织不听职工大会的号令自行其是，成为一盘散沙，工人运动难以组织起来，罢工次数明显减少。资方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数大大下降。

    在国际舞台上，英国更加活跃，积极促进美苏间的对话和磋商，对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3)衰退阶段（1989-今）。1989年以来，撒切尔主义开始走下坡路，逐渐开始失灵，一大批新旧问题出现在撒切尔夫人面前。英国“经济奇迹”开始消失，甚至在“撒切尔革命”较为成功的某些领域也不同程度地旧病复发。1990年4月，英国经济开始进入危机阶段，虽然撒切尔夫人想方设法调整政策，但她已经找不到新的计策来摆脱经济危机，撒切尔政府的威信也随之下降，1990年10多次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一直落后于工党10个百分点以上。随着政府威信下降，保守党内矛盾开始进一步激化，许多保守党后座议员纷纷起来造撒切尔夫人的反。 为了使保守党在即将来临的下届大选中能够稳操胜券，加上各方面的压力，撒切尔夫人经人劝说后，当机立断，于11月下台。92年大选，保守党连续第四次获胜，说明撒切尔夫人的决定是明智的。

    撒切尔夫人的下台只是她本人执政的结束，而不是撒切尔主义的终结。撒切尔夫人在卸任后不久的一次同一位美国人的谈话中说：撒切尔主义还会存在，并将存在到她死后。她的继承者梅杰所推行的政策基本上都是撒切尔主义那一套。只不过是梅杰缺乏撒切尔夫人那种坚定果决、泼辣、大胆的作风。而且，梅杰政府的政绩一直不佳。这也表明撒切尔主义已进入了衰落时期。不过，到目前为止，英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还没有找到可以取代撒切尔主义的东西来。英国工党自1994年托尼·布莱尔任领袖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纲领政策上，放弃了已奉行70多年的以实现公有制社会为目标的传统纲领，在所提出的政策上，也大大不同于以往工党政府所实行过的政策。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工党的政策基本上也都是撒切尔主义那些东西。所以有人担心，即使工党能赢得1997年大选从而上台执政，但也很难取得像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所取得的那样的成绩。然而，不管怎样，撒切尔主义作为英国政治一个时代的像征虽然已失去了它鼎盛时期的辉煌，但仍然对英国乃至世界发挥着影响。雄心勃勃的现任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十分钦佩撒切尔夫人的能力和胆识，他非常希望自己能领导“新工党”取得撒切尔夫人那样的辉煌政绩，建设“新英国”，使英国再来一次振兴。

    ）第十九章    贤妻良母

    撒切尔夫人作为一个政治家、国家领导人，与其他同她共事、交往的男性同事或同行相比，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她在治理国家的同时，还要承担起作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她并没有因为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因为国务繁忙便使自己在家庭中所应充当的角色被冲淡。生活与工作，在她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在当一名律师和普通议员时是这样，在当上内阁大臣、特别是首相后也是这样。

    与世界上所有普通的母亲一样，撒切尔夫人也非常爱自己的孩子。早在60年代，还是一个影子内阁的一般成员的时候，她就对正处在少年时期的两个孩子关怀备至。在紧张的议会工作之余，她每周都给正在寄宿学校读书的孩子写信，出席孩子们的发奖仪式及学校的其他活动。如果要外出旅行，她尽力安排在孩子们放假的时候，以便能带上他们，为了使自己尽可能多地有时间与孩子们呆在一起，她暗自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只要马克或卡罗尔在家休假，她就不外出旅行。

    两个孩子中，她更宠爱儿子马克，东方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她身上被充分体现出来。马克13岁时进入了哈罗公学，他爱好体育，特别是在网球上很出色。撒切尔夫人很注意对马克品行的培养，生怕他会显得与众不同。为了搞清应该给马克多少零花钱较为合适，她还特地跑到马克的同学家里去摸情况。然而，尽管如此，马克还是总表现出很阔气的样子，与很多官宦子弟一样，用家长的地位来抬高自己。在人们的眼中，马克太自负，人缘也不好。马克的自负或许是一种天性，他从小就这样。他很喜欢在家里接电话时报自己的姓，尽管撒切尔夫人要求过他不要这样。最能反映马克潜意识中有优越感的事例是：有一次，撒切尔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去看望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的孩子与马克年龄相仿，他们在一起玩耍，临分手时，马克竟然不愿意同小主人道别，理由是这位小主人看上去有些衣冠不整洁。当时马克确实打扮得像位小勋爵。当撒切尔夫人要求儿子向小主人道别时，马克却说：“我不能向如此邋遢的孩子说再见。”

    相比之下，女儿卡罗尔则有较多的优良品质。她比马克坚强，也不以自己的母亲来抬高自己。她从小就立下了不依靠父母而独立生活的志向。在12岁的时候，她曾对人说等她长大后，一旦能够离开家了，她马上就走。由于她秉性倔强，在学校里同老师的关系常常处理不好，但她在同学中间却人缘很好。16岁时，卡罗尔进入伦敦圣保罗女子中学，正是在这一年，她的母亲被提升为保守党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卡罗尔与马克不同，她不喜欢抛头露面，这一点有些像她的父亲，更不愿意拿母亲的名声来抬高自己，在母亲成为大人物后，她甚至觉得当撒切尔夫人的女儿是一件很为难的事。

    除关心孩子们的生活外，撒切尔夫人更关心他们的学业。卡罗尔中学毕业时，对上大学不是很热心，是经母亲劝说才决定读大学的。撒切尔夫人劝女儿说，如果没有大学文凭，将来是很难找到一个好工作的。于是卡罗尔来到伦敦大学攻读法律。选择学校是卡罗尔自己拿的主意，因为她从10岁起就离开家在寄宿学校读书，在伦敦读书她可以间或在家里住上一段时间。但是，选择法律专业却是撒切尔夫人的主意，她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感受到法律更有实用价值。但她并不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儿，当时卡罗尔本人自己并没有任何专业倾向。在她读大学期间，撒切尔夫人时常牵挂着她的学习情况和情绪波动。在卡罗尔取得法律学位之后，撒切尔夫人坚持认为女儿必须进一步学习，以便能够胜任律师工作。卡罗尔本人对律师工作并不感兴趣，但是撒切尔夫人坚持认为她应该取得初级律师资格。不过要想取得律师资格就必须做一段时间的学徒。卡罗尔在征求了一些朋友的意见后，还是去当了学徒，不过不是在伦敦，而是去了奇切斯特。

    卡罗尔在奇切斯特度过两年的学徒生涯后，决定去国外待一段时间，这使撒切尔夫人颇感不快。卡罗尔从小就有独立自主的倾向，她认定自己再也不能在英国生活下去了，因为她感到她在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被人看作是撒切尔夫人的女儿，而不是被当作普通的卡罗尔·撒切尔。在上大学时，由于母亲从事政治，她就经常受到同学们的冷落，现在母亲成了反对党领袖，是政坛上受人注目的第二号人物，作为她的女儿就会更感到不自由，一举一动都会被记者注意，并被刊登在报刊上。决定卡罗尔出走离开英国的关键因素还是她与一位保守党青年议员的罗曼史被新闻界大肆渲染，搞得满城风雨。据说，撒切尔夫人本人对自己未婚女儿的这件事也感到不快，因为这同她自己的深深建立在维多利亚时代原则基础上的道德观念是相违背的。更使撒切尔夫人恼火的是这件事被弄得满城风雨。为了摆脱这一切烦恼，卡罗尔决定去澳大利亚定居一段时间。她先是陪同母亲去远东旅行，观光游览东方世界的美丽风光，然后在香港同母亲分手。母亲返回伦敦，她则飞去了悉尼。她原计划只在悉尼呆6个月，结果却一呆就是5年之久。不过在1979年大选期间，卡罗尔特地赶回国帮助母亲进行竞选。撒切尔夫人当上首相后在访问澳大利亚时也乘机看望了女儿。在出国这件事情上，卡罗尔并没有同母亲发生直接的冲突，如吵嘴什么的。她很爱她的母亲，而且在许多方面像她母亲。不过，她也觉得母亲在很多事情上非常独断专行，这次出走多少有一些想摆脱母亲的影响的因素。

    与卡罗尔相比，马克总是不太让母亲省心，他在学业上远不及卡罗尔成功。在学习上他一向不勤奋，很多精力都用在了体育上，而且他自认为自己在体育上有天赋。在哈罗公学读书期间，考试成绩都很糟糕。这是让撒切尔夫人时常感到烦恼的事。从哈罗公学毕业后，撒切尔夫人本来希望他也能读大学，但是儿子实在是令她失望。最后还是安排他进了伦敦城一家特许会计师公司去学会计，干起了他父亲的老行当。这家公司是丹尼斯的一位澳大利亚老朋友开的。在这里，他的表现同在学校里一样，不受人们欢迎。他的主要问题还是自高自大。后来马克对赛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在撒切尔夫人当上保守党领袖的前两年，他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一个车队，就取名为“马克·撒切尔赛车队。”起初，许多商人愿意为马克提供赛车，这即使撒切尔夫人对马克的安全感到担心，又对赞助他的人的动机产生怀疑。后来，由于马克的赛车纪录平平，赞助他的英国商人越来越少。不过，马克也很有办法，他找到了一些日本商人来赞助他。撒切尔夫人本人对赛车毫无兴趣，她只是把汽车看成是一种交通工具。虽然丹尼斯有过不少高级小汽车，而她在20多年来只有过两辆车，也都不很豪华。

    在生活道德问题上，撒切尔夫人对儿子马克也不像对女儿那样严格。她并没有用自己的道德观念来约束他。对马克怎样生活，与谁在一起消磨时间，她几乎采取了放任自流、事不关己的态度。马克风流好色，这在新闻界已被炒得具有传奇色彩。他经常出席女子网球俱乐部的活动，在那里，他显示出了他评价女性的才能，在这方面的进步远胜过在球艺上的进步。马克的女朋友经常更换，像走马灯似的。令人吃惊的是，撒切尔夫人从不干涉。然而，在许多场合，她却表现出她对自己所赖以成长的道德观念仍然坚信不移。比如，一次在访问一所教育学院时，她对学校没有规章制度来约束学生的个人生活，没有规定他们在夜里必须什么时候回校，感到很吃惊。撒切尔夫人对马克的未来确实非常担心。有一次，她对一个朋友说：“马克的问题是他考试老是不及格。可是，总是有很多人给他提供工作机会，这是很麻烦的。我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为他安排一份工作。”看来，在疼爱儿子上，撒切尔夫人也是有分寸的，她并不乱用自己的职权和能力来帮助儿子。

    溺爱儿子是要吃苦头的。1982年，就在英阿马岛战争前几天，马克确实使他母亲遭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打击。当时马克正参加从巴黎到达喀尔的汽车大赛，突然有消息说马克和他的女伴失踪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撒切尔夫人焦急万分。这位平素处事稳健、态度强硬、对各种形势应付自如、对各种问题都能顺利解决的政治家一反常态，突然间成了一位充满忧虑的家庭妇女。她十分担心发生最糟糕的事情，尽管她处于首相地位，但却一点也使不上劲，无能为力，一筹莫展。报上充斥着有关马克的报道，而且都写得令人惊恐不已。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有的报纸还把过去汽车赛中发生过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都抖搂了出来，说有过多少人在这种6000英里汽车大赛中遇了难，沙漠中的气候如何恶劣以至使人生还的机会大大减少。尽管撒切尔夫人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像往常一样召开内阁会议、处理各种公务，但是有一次，她还是忍不住在众人面前掉下了伤心的泪。她在私下里哭的次数就更多了，有时是一边工作一边哭。多亏有丹尼斯在身边。在这严重时刻，丹尼斯却显得自始至终镇定自若，不愧为男子汉大丈夫。他的镇定给了妻子巨大的精神力量。终于，新闻报出了让她放心的消息：马克平安无事，很快就要回家了。撒切尔立即恢复了正常状态，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而不是因为突然放松而垮下来。可是马克回来后，却对人们的大惊小怪感到迷惑不解。他说：“真奇怪，这次我见到的记者比任何一次保守党年会上出现的都多。”他回到英国后，先收拾打扮一番，便赶往契克斯与家人团聚去了。他绘声绘色地向家人描述了自己与漂亮的女友在沙漠中的历险记。可他哪里知道，他失踪一事惊动了两个国家：英国和阿尔及利亚。后者还出动了大批军队。他失踪的6天是他母亲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新闻界对这件事好好渲染了一番，有人说撒切尔夫人第一次表现出了“圣洁的母爱”，也是她从政以来第一次中断工作为家事操心；还有人说，如果马克真的丧生在沙漠，撒切尔夫人一定会心力交瘁，将不得不放弃政治生涯，等等。

    在这次事件之前，马克就在赛车上出过几次事。1979年，他在赛车途中撞了车，车毁人未亡，人们从起火的车里把他拖了出来。一年后，在另一次车赛中，他在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拐S形弯道时，未能控制住方向盘，汽车撞到了车道的护板墙上。两个月后，在西德进行赛车训练时，汽车又一次撞毁，而他又一次大难不死。在这次沙漠失踪事件10个月后，在参加1000英里汽车大赛时，他的车又在墨西哥沙漠里出了故障，他自己说这次赛车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由于马克的赛车记录很糟，许多赛车广告公司不再热心同他签订合同了。他开始向一些外国公司找门路。早在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才一年的时候，就有消息说马克同一家日本服装公司签订了合同，马克为该公司当模特儿，展示它生产的仿羊皮上衣，而该公司付给马克1万英镑，以用作去远东参加汽车比赛的费用。可消息一传出，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马克本人却感到很委屈，他认为这纯粹是笔公道的交易，而且向外国公司找资助的又不是他一个人，更何况他一开始也想找一家英国公司。再说，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与他母亲毫不相干。他认为有些人是在借题发挥。撒切尔夫人也确实对此事一无所知。首相的儿子，很自然地成了人们关注的对像，成了特殊人物。后来当伦敦苏和区夜总会大王保罗·雷蒙德想替马克解围，表示愿出15000英镑来同马克做交易时，人们还是感到强烈不满。他们认为，首相的儿子竟然挖空心思，想从脱衣舞夜总会搞到不义之财去参加赛车，成何体统。

    在人们的心目中，马克是个花花公子，人们不知道他以何为生。除了赛车之外，他就是给外国公司当模特儿，在马岛危机期间，一家以《私人侦探》为名的杂志发现，马克正参与一家公司向阿根廷出售武器的交易。他自己有一家小公司，是经营管理咨询公司，但他自己很少谈及他的公司。他常带着保镖周游世界，有时还不止一个保镖。有一次，马克乘“协和”式飞机去纽约，单程开支就达1124英镑。这些费用都出自纳税人。这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许多关心撒切尔夫人的人都为马克的所作所为担忧。就连一些内阁中的高级官员都担心马克会给首相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他们希望马克收敛一些，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干。

    对待儿子马克，撒切尔夫人同几乎所有的母亲一样，有些溺爱。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怎样，但却听不进一句别人指责马克的话。她把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认为儿子的缺点都是自己造成的，因为在马克小的时候她未能花足够的时间照顾他。这正应了1959年时有人对她的批评。那年她第一次当选为议员，有人给她写了封攻击她的信，指责她忽视对孩子的教育。她当时不承认这一点。许多朋友也向她指出过，她用在女儿身上的时间并不比马克多，可是卡罗尔各方面都不错。然而，她对这些忠告都不以为然。慈母心使他处处袒护儿子，对儿子过分宽厚。其实，马克也很爱母亲，他并不是故意做会伤害母亲的事。他有些大大咧咧，觉察不出什么时候有人会利用他的名字大做文章。虽然他对赛车和女色的兴趣大大超过对工作的兴趣，但对母亲还是非常敬重的。如果他知道母亲在周末有空，他肯定去看她，同她一起度周末。他的这种习惯保持了很久。他也很关心母亲的人身安全。

    相比之下，女儿卡罗尔让母亲感到自豪。卡罗尔从澳大利亚回国后，曾在伦敦广播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女儿的独立性和工作情况，撒切尔夫人感到很满意。在必要的时候，她还常给女儿提供帮助。有一回保守党在布莱顿开年会时，撒切尔夫人在会议期间总是挂念着卡罗尔的工作，总想知道她主持的节目介绍了些什么人，效果如何等等。1983年1月1日是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纪念日，这天恰是卡罗尔主持节目的日子，又刚好是星期六，她原计划从星期六早晨的报纸中找一些她的节目所需要的材料，因为她相信报纸上会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结果并非如此，这天是公休日，报社都休息。这下卡罗尔可有些着慌了。正在这时，母亲走进她的房间，救了她的驾。撒切尔夫人得知卡罗尔的难处后，将有关欧共体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卡罗尔，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专题讲座。然后，又帮助卡罗尔试排了节目，她当主持人，卡罗尔当观众向她提出一系列问题。撒切尔夫人回答得轻松自如。

    撒切尔夫人以职务之便，尽量协助女儿的工作，虽然这会引起某些人的非议，但她从内心里认为需要表现出一个母亲的姿态来。1984年保守党布莱顿年会上，撒切尔夫人作了一次精彩的发言，与会的5000名代表起立向她鼓掌，而此时，她却在焦急地挂念着在这里的女儿回伦敦的事。卡罗尔这时已31岁了，在世界许多地方旅行过。而从布莱顿到伦敦只有30英里的路程，卡罗尔完全可以不用别人帮助顺利返回伦敦。卡罗尔知道母亲在为自己担心后，告诉母亲不必这么牵肠挂肚的。可是撒切尔夫人还是吩咐手下的人把卡罗尔送到车站去。撒切尔夫人把家庭和子女看得很重。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是她生活的中心，也是她自信心的巨大支柱。她喜欢同家里的人在一起，尽管她的活动总是安排得很紧张。她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随着职务变动而越来越少，特别是当了首相以后，但她还是想尽办法照料孩子们的生活，只要有时间，就要设法和孩子们在一起。

    在关心孩子、努力尽一个母亲的职责的同时，撒切尔夫人还尽可能地关怀丈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1974年，这时撒切尔夫人已经是教育大臣了，丹尼斯所在的伯马石油公司的总部从伦敦迁往斯温顿。这样一来，丹尼斯每天上班单程都要开车跑65英里的路，每天早上六点就得吃早饭。撒切尔夫人每天早晨都起床为丈夫准备早餐，而她经常是要到深夜一、两点钟才就寝，只能保证四个多小时的睡眠。而在这一阶段，由于撒切尔夫人工作上的需要，不可能把家搬到斯温顿去。那时，下院实行的是各党议员都要出席议会讨论表决的制度，在午夜之前，她随时都有可能被召去参加表决，而在参加了这类活动之后再赶很远的路回家是很难做到的。

    1975年，撒切尔夫人当上反对党领袖这年，丹尼斯已年到六旬，他从伯马石油公司退休了。这意味着她再也用不着每天早晨不到六点钟就起来为他弄早餐了，而丹尼斯也不必早晨六点半就得出发拼命似地赶去上班。而且，丹尼斯也会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她，只要她需要。可是撒切尔夫人一直害怕这一天的到来，她总是在心里嘀咕：“丹尼斯退休后，我该怎么办？”她认为丹尼斯不应该闲下来，而是应该找些其他的事情干。还好，丹尼斯并没有让她过分担心，他退休后仍在两家公司董事会担任董事，只不过不是常任。此外，他还在一家化学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就在丹尼斯退休前后，撒切尔一家在兰伯斯特租的房子租期已满。他们于是搬到了不远处的另一套房间。这里的环境很不错，这套房间位于雄伟壮丽的斯科特奈堡的一侧，前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车道，两旁有郁郁葱葱的杜鹃花树和其他树木以及农田，背后是一座已经成为废墟的14世纪的古堡和一个小池塘。不过，由于斯科特奈堡是国家信托局的财产，底层在一定时间内向公众开放，撒切尔一家的保安工作要想做得很好十分困难。原来他们租的房子就靠近一个高尔夫球场，很使保安人员头痛，这回保安人员原以为可以轻松一下，可是却白高兴了。

    然而，新居却成了丹尼斯的避风港。每当他不想待在伦敦或不愿意与政客们接触时，便躲到这里来。玛格丽特刚当上领袖时，他就曾对记者说他准备做一位不抛头露面的丈夫，而把出头露面的事留给夫人去做。他真的这样做了。他很明智，知道一旦接受了某家新闻机构的采访，他就没有理由拒绝其他新闻机构提出的采访要求。摆脱这些麻烦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对各种采访一概谢绝。他从不在公开场合跟别人谈论他的私生活，也从不谈论政治。其实撒切尔先生的口才是很棒的，不过他的政治观点比撒切尔夫人的要右得多，他在私下里所表达出的观点甚至使他的“铁娘子”都感到难以接受。

    家庭在撒切尔夫人的心目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随着撒切尔夫人职务的升迁，她的工作负担也越来越沉重，但是她仍然坚持扮演自己在家庭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工作太繁忙，她不能保证每天晚上都回家做饭，但是她总是绝对保证家中有东西吃。她充分发挥了冰箱的作用。家中的一切物品都由她亲自采购。她喜欢到超级市场成批地购买食品及各种生活用品。不过到星期天合家团聚的时候，只要有可能，她还是要买一些新鲜的肉食。

    撒切尔夫人当上保守党领袖和首相后，工作比当普通的大臣要紧张得多，公务千头万绪，各种操心的事永无止境。尽管如此，她仍然想方设法与家庭保持联系。她总是通过精心安排和事先计划等办法使自己能常去看望丈夫和孩子们。在安排各种约会时，她也是尽量以家庭为中心来安排。虽然这时，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但她仍像一位慈母一样关心他们。卡罗尔在外读书和工作时，撒切尔夫人总是为她担忧，想着她的住处是否太冷，伙食怎样，钱够不够花。

    无论工作多么忙，用在政治上的时间怎样多，总要抽出一定的精力来照顾家庭，这是撒切尔夫人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在她已经当上首相后，有一次，卡罗尔问撒切尔夫人她究竟是怎样才成就大业的，她的回答是艰苦奋斗了20年。她说：“有人以为我是某个吉日的早晨一醒来便突然发现自己当上了首相，以为我过的是一种清闲自在的生活。其实，我从来没有过清闲舒适的生活，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她不仅忙在事业上，而且也忙在家庭生活上。

    在家庭生活上，撒切尔夫人习惯于把什么都弄得井井有条。她无论什么时候上床睡觉，总是首先卸妆，把脱下的衣服挂好。她从不因为已经疲惫不堪就将衣服乱推一气。她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包括像操持家务这样很不被人重视的事情，这是她从外祖母那里学到的生活哲学的一部分。这种哲学的另一个内容就是要爱护东西。外祖母常教导她：东西只要爱护，就能常用不坏。勤劳和节俭这两种美德，她都完好地继承下来了。

    撒切尔夫人热爱家庭生活从她对工艺品的爱好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她虽然工作很繁忙，但仍保持很多生活情趣。她非常喜欢中国的艺术，特别是中国瓷器和中国画。1977年访问中国时，她就收集了不少中国产的瓷盘和其他瓷器。她在斯科特尼的餐厅完全是中国式的，地上铺着中国地毯，墙上挂着中国画。

    撒切尔夫人关心家庭，但她的工作也给家庭带来相当的影响。她当了首相后，家庭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困扰，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成了舆论界关注的对像，谁都难免遭受莫须有的中伤和指责。首相的丈夫丹尼斯虽然不关心政治，但却经受了多次“风暴”的袭击。第一次是有人揭发他成立的一家化学公司出售过有毒的脱叶剂，这种化学物质曾在越南被使用过并产生了巨大破坏作用。1983年，这家公司又在沙特阿拉伯遇到了麻烦，由于它在那里雇用了没有工作许可证的工人，从而与当局发生了纠纷。在此之后不久，他又因用了唐宁街10号的公笺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丹尼斯正担任一家房地产有限公司的顾问，协助办理一项该公司的耗资300万英镑的计划。在丹尼斯插手此事之前，威尔士主管部门已否决了这项计划。为了促成这个计划，丹尼斯用唐宁街10号的公笺写信给威尔士事务大臣尼古拉·爱德华，请他重新考虑此事，并在信的开头用了爱德华的昵称。批评丹尼斯的人说他这是公然滥用他的特殊地位。舆论界把这件事炒得火热，一连几个星期，报上都宣扬这件事，信的复印件还被登了出来。类似这样的事件以后又时有发生。当然，同马克比起来，丹尼斯所受到的指责要少多了。

    在首相全家人中，卡罗尔最不出名，因此遭到的批评也最少。在她被伦敦广播公司聘用时，工会曾对此大叫大嚷。好在不多久她就离开了广播公司。当然，原因并不是她惧怕工会的批评，主要是因为她不堪忍受星期六深夜必须演播长达3个小时的节目。离开伦敦广播公司后，卡罗尔开始专门为《每日电讯报》的妇女版撰稿。卡罗尔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政府曾多次试图给她安排一名保安人员，都遭到她的反对。她住在伦敦，到乡下时就开着一辆福特牌小汽车，而在伦敦的时候则乘公共交通工具，有时甚至干脆步行。她在路上很少被人认出来。有一次，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把她送到洪水街家门口时，颇感好奇地问她：“你认识那个该死的女人吗？”

    首相的丈夫丹尼斯过得也很自由。他也没有保镖。他常常独自一人哼着小调在伦敦大街上漫步，有时又驾着他的绿色福特牌，汽车到乡下去打高尔夫球。在家庭里，丹尼斯不得不处于次要地位上，并且只能是经常听从摆布。但他仍保持自己的尊严，并深受人们的尊敬。他的朋友常称他为“可怜的丹尼斯！”他们确实感到，丹尼斯受到了一种男子汉所不应受到的待遇，在扮演一种他自己本来不愿意扮演的角色。然而，丹尼斯本人却以十分愉快的口气承认，他的玛格丽特是一个要求别人绝对服从她的人。事实也是这样。撒切尔夫人经常要丈夫做这做那，爱在公共场合对他指手画脚。她十分注重丈夫的穿着。有一次，在纪念两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的活动上，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看上去像往常一样，头发不整地出席了纪念仪式。当有人问撒切尔夫人对富特这次表现的看法时，她对富特夫人竟然允许丈夫这样随随便便地参加这种活动感到惊讶。

    撒切尔夫人当上首相后，失去了许多普通人所有的“自由”。她不能亲自去商店买东西了，而到商店购物是她的一大乐趣。她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独自一人在街上散步了。要到餐馆吃顿饭，事先都要经过保安人员的精密安排。她完全生活在一个人为制造的环境里。她自己感到住在唐宁街10号就像住在深宫里一样与世隔绝。首相官邸给人一种修道院似的寂静之感，在非办公时间或周末，房子里都是空荡荡、冷清清的，即使是在工作日，撒切尔夫人也有一种与现实世界隔着一段距离的感觉。她同所有首相一样，不可避免地被一大群唯唯诺诺的工作人员包围着，他们开口必称首相，哪怕是说一句很简单的话，而且说话时总是投其所好。她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里，倒是在做一些家务事时，如烤土豆、洗餐具等，她才有一种仍然生活在现实中的感觉。

    家庭成了撒切尔夫人的“避风港”。每当与家人聚在一起时，她极少谈论政治，也不许家中其他人谈论政治，她需要清静一下。一般情况下，全家人都尊重她的这一需要。有一次，家里有人对某个政治问题提出了与她不同的看法，她非常生气。打那以后，家里人尽量对那些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避而不谈。在告诉她某个消息、请她帮忙或征求她的意见时，他们都很注意她的情绪，见机行事。如果在不适当的时候打断她的话，她会毫不留情的。她也不能容忍人们对她说一些无聊或不确切的事情。

    撒切尔夫人在办公时间很少会见朋友，就连家里人也很少会见。契克斯本是首相的乡间官邸，可是它并没有成为首相夫妻俩过清静生活的地方，每当周末，撒切尔夫人常在这里举行宴请活动，邀请保守党的重要支持者、工业界巨头、有影响的报纸主编，以及艺术界的名流。有时还宴请政府官员及他们的家属。偶尔还邀请芬奇利选区的保守党工作人员前来做客。每到周末，家里人总是想方设法劝她到契克斯去，因为他们觉得，即使她周末仍然工作，换个环境也是有好处的。在那里，她可以去玫瑰园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住在那里，她还不用亲自做饭。然而，即使在契克斯，撒切尔夫人也难得好好休息一下。卡罗尔在伦敦广播公司工作时，每到星期六晚上主持完节目后，便驱车前往契克斯，一般都到凌晨两点半才能赶到那里。尽管这么晚了，每次卡罗尔到达时，撒切尔夫人都是从书房中走出来向女儿表示问候。每当这时，她都是一手拿着公文红匣子，一手拿着一叠报纸，丝毫没有睡意，并随时准备坐下来同女儿聊天。她就是这样，工作再繁忙，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位母亲和妻子。

    ）第二十章    领导作风

    撒切尔夫人在首相的职位上呆了11年之久，她不仅创立了赫赫政绩，而且还以自己不同于其他首相的领导作风而使后人称颂。她办事果敢、泼辣、有原则性，处理问题认真、仔细，关心部下……虽然不能说以前的首相就没有这样的作风，但这些好的作风却是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曾经为撒切尔夫人写过传记的英国作家佩尼·朱尼尔在他写的《征服--“铁女人”撒切尔夫人首相生涯》开篇写道：“英国自1721年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任职以来，历届首相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必须承担在职期间所有失败的责任。虽然从理论上讲，一届政府的成败取决于组成内阁的集体，但实际上，一切责任都推给唐宁街10号的主人，即在位的首相。首相为了作出正确的判断，不得不冥思苦想、绞尽脑汁。担任首相是一件苦差事，过度的操劳使绝大多数首相在任职期满时都变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疲惫不堪，看上去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大10岁。可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却是个例外。她担任首相以后，健康状况反而更好。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她在唐宁街10号待的时间越久，就显得越强健，越精力旺盛，越神采奕奕。”

    撒切尔夫人自1979年5月出任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以来，工作极度紧张，紧张程度足以把一个意志坚强、身体强壮的男子汉累垮。撒切尔夫人经常是每周工作7天，而且经常每天工作19至20个小时。她的朋友甚少，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除了家庭之外，政治是她的唯一兴趣所在。她对自己的信念坚贞不渝，她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会轻易地作出妥协和让步。她把纷繁的世界简单地看成是一幅黑白分明的图画，世界上的一切非好即坏、非善即恶，没有中间的第三者。

    撒切尔夫人在踏入政界之初，并没有当首相的奢望，只是想在拯救自己的国家上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当她发现保守党的领袖人物中没有一个人敢拿自己的声誉冒险，去承担力挽狂澜的重任的时候，她毛遂自荐、挺身而出，担此重任。她从入主唐宁街10号时起，就没有奢望成为一名人人称颂的首相。她的信条是：“如果我不能引起人们的争论和批评，那就说明我不称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总会引起批评。一个人如果总是一味迎合别人，怕别人批评，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必将一事无成。”

    坚信基督教教义的基本信条，是撒切尔夫人领导作风的一大特点。有人说，她是本世纪第一位完全笃信基督教的首相。她不仅积极插手宗教事务，可以说是近代以采对宗教事务插手最多的首相，而且所奉行的一切政策都与基督教的伦理观有关，是遵循基督教原则的结果。而这些原则是从芬金街卫理公会教堂那里学来的。她不仅很重视自己的婚姻与家庭，而且坚信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天赋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应该给每个人以自由选择的权利。而这些正是基督教教义所要求的。

    撒切尔夫人的很多价值观、政治观点、政策主张都可以从基督教教义里找到根源。关于经济活动，她认为：宗教的教义珍视经济活动，即如何谋生，如何创造财富。但也告诫人们不要被经济活动迷住而不能自拔，告诫人们不要把经济置于一切之上。金钱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关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她认为：每个人都出生在一个家庭，生活在家族、社区和国家中，是在相互依赖的环境中长大的，宗教的创造人把这种现像看作是道德的基石。正是在此基础上，宗教教导人们像爱护自己那样爱护邻居，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别人。但是，这种理论不抹煞个人自己，不因爱护别人而超过爱护自己；相反，它认为个人自己幸福，为自己负责是理所当然的，并要求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别人。这体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自重是尊重别人的基础。

    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观，她极力反对社会主义，她说：“我们的宗教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都应该设法自救。而社会主义者着眼于社会，着眼于让人们如何去适应社会，而我们却着眼于人，认为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只是其更为广阔的存在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者自己相信并说服其他许多人相信，建立在利润基础上的自由经济不仅代表着私利，而且鼓励人们追逐私利，他们把这看成是自私自利和糟糕的事情，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利他主义和无私精神的基础之上的，并能培育这种精神。”“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这种学说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

    正是上述这些信念，才使得撒切尔夫人在领导工作中形成了刚毅、果敢、泼辣的性格和作风，也使她在工作中缺乏灵活性、不善于妥协。她做出的每一项决定都有是非准则，她总是喜欢以简单的黑白分明的态度对待一切，这也是她在辩论中缺乏想像力和情趣的原因。撒切尔夫人的一位同事对她评论道：对生活中的一切从没有半点犹豫不决，凡事要么同意，要么反对，要么还没有考虑成熟，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形像。自从进入政界以来，特别是担任保守党的领袖之后，她对自己的目标一清二楚。她一向是自己领导的政府的最严厉的批评者，对别人不能尽快完成她所希望做的事情总是感到非常失望。政府机器运转太慢，对此她感到难以忍受。她恨不得在一夜之间就改变国家的面貌，就像她把破旧的壁纸撕下来，立即换上漂亮的新壁纸一样。撒切尔夫人对部下常讲的一句话是：给我拿出办法来，不要老是对我说不应该做什么，要动脑筋！

    很多人认为，撒切尔政府所推行的很多政策与希思政府初期的很相像。所不同的是，希思没能坚持下去，在一些政策上发生了动摇，失去了奋斗到底的勇气，从而带来180度的大转弯；而撒切尔夫人则坚持下来，并渡过了难关，最终获得成功。虽然可以说她比希思走运，比如遇上马岛战争、工党衰落、在连选中大胜等，但更主要的要归功于她的坚定信念和她的不妥协的作风。当然，某种程度上也归功于她女性的直觉，她总能说出英国很多人感觉到但没有说出来的问题。拿破仑曾经说过，充当他的元帅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具备女性的直觉和运气。而这点，撒切尔夫人都具备了。

    撒切尔夫人的成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她的性别。她自己经常重复的一个观点是：“英国的妇女从来没有过一位与她们息息相通的首相。妇女们所了解的事情同男人们所知道的事情是大不相同的。凡是懂得管理家务问题的妇女，都比较容易懂得管理国家方面的问题。”她的这种哲学能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共鸣，这使支持保守党的力量从总体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在后来的大选中，保守党虽然失去了5%的中产阶级的选票，但增加了8%的劳动阶层的选票，而后者从前是从来不支持保守党的。

    撒切尔夫人最使她的支持者赞赏的是，她讲话直率，回答问题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而且言必信、行必果。在她任首相的11年中，她从未朝令夕改，她的基本信念和理想始终如一，只是在个人领导作风上有所变化，变得更加自信。起初，她虽然不愿意让人觉得自己需要别人帮助，但她确实能采纳别人的意见，很看重那些自己所依赖的专家。后来，她变得老练起来，经验使她更加自信，更相信自己对问题的认识和判断，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意见。事实一再证明，她对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是正确的，因此，她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变得愈来愈自信，而对那些浪费时间的人和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越来越没有耐心。

    撒切尔夫人在内阁中的领导作风与过去历届首相迥然不同。她总是锋芒外露，喜欢开门见山。在讨论问题时，总是先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摆到桌面上。这样一来，如果参加讨论的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她就会处于要么收回自己的意见、要么抗争到底的尴尬境地。与此相反，其他首相往往都是不先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等与会者都发表了意见后，才在综合别人的意见基础上最后提出自己看法。撒切尔夫人向来对处理具体的小问题不在行。左右逢源、行事诡谲，从来不是她的拿手好戏。她对开会时讲话冗长、长篇大论的人总是感到不耐烦。如果她不同意谁的观点，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讲话，说出自己的看法。在这方面，她没有耐心，不讲策略，不会耍滑头，常常表现得相当粗暴、刻薄，甚至有时很不讲理。她常常伤害别人的感情，说话尖刻，看起来完全失去理智。因此，有的内阁成员说她缺乏自我克制力。在别人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她往往不等别人讲完就情不自禁地迅速加以抨击，而有时其他人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对自尊心受过她伤害的人，她从不明确地表示歉意，有时候，在事过之后，她可能邀请这些人共进午餐，这便算是一种友好表示了，但不会明确向此人道歉。

    撒切尔夫人不善于表扬别人。她要求自己周围的所有人都能兢兢业业，胜任工作。而且，当这些人完成了她所要求他们做的工作时，她会觉得没有必要赞扬他们。她决不说“谢谢你”之类的客套话，决不对下属的成绩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对下属的这种态度是与她自己的信念有关的。她认为兢兢业业地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她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作为首相，每天需要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但撒切尔夫人对这些文件从不敷衍了事。曾经有这样一个传说，当年有人向丘吉尔提交了一份关于社会保险的报告，这份报告长达90页，材料翔实、论点明确、结构严密。不料，丘吉尔拿到报告之后写了句批语：“让我看哪一页？”而有一次，当有人向撒切尔夫人送去一份共4页的摘要后，她把这份摘要退了回去，上面批道：“把提出这份摘要的原始研究报告送来一阅。”政府大臣每人都有一个红色公文包，号称“红匣子”，大臣们都把必须处理的公文放在红匣子里面。处理满满一匣子文件，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绝大多数大臣平均每晚有一匣子文件要处理。但是，首相可能要处理两到三匣子文件，因此撒切尔夫人常常要工作到深夜。每当在她的住处开完一次长时间的会议之后，疲倦的同事都会问她：“首相，你还得处理匣子中的文件吧！”在同事们离去睡觉后，她却脱掉鞋子，盘腿而坐，喝着苏打水或威士忌酒，专心致志地准备第二天的辩论。她常对自己的朋友说她是一只夜莺。而了解她的人却说她也是一只白天活动的莺。

    将一丝不苟、事必躬亲用到撒切尔夫人身上完全合适。不经过亲自审核，撒切尔夫人是决不会相信任何人提供的建议或情况的。她在任低级大臣时所得到的沉痛教训之一就是，在亲自对某一件事、特别是对那些可能被反对党用来攻击自己的事实和论据进行核实之前，决不要贸然接受别人的建议。她非常重视数字和事实。她对下属在说什么事情时讲得不准确会感到非常气愤。有一次她的演说稿中有一组数字有误，被她发现了，起草演说稿的人被她狠狠批了一顿，稿子也被她扔在了一边。

    撒切尔夫人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她通常早晨6点30分左右起床，然后便开始了一天的活动。她喜欢听广播：时常在洗澡、穿衣或给丹尼斯做早饭时收听第四套节目中的时事节目。在正式工作前她要阅读新来的报纸。这一天出版的一些报纸，如《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快报》和《太阳报》，在头一天深夜就送到唐宁街10号，先由新闻秘书处浏览一遍，并标出首相应该阅读的所有消息。早上8点半，她在唐宁街10号2层的书房开始一天的正式工作。通常是召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议，议论当天的工作和她应该提防的事情。参加会议的有她的新闻秘书、少数几位顾问以及负责首相日常工作的官员。紧接着，便开始了一天中的一系列会议和会见，其中包括各种必须由她主持但实际上她很讨厌的委员会会议，这纯属例行公事，她打心眼里就对这些委员会不信任。每星期二和星期四上午要召开两小时的内阁会议，这也是她很不情愿做的事情。必须做的例行公事还有：拜会女王，会见外国政治家、工业界领导人、工会代表，有时还会见她自己的同僚。最令她头痛的是每星期二和星期四下院对首相的15分钟质询。到时候，到场的每一位反对党成员都显得洋洋得意，准备伺机向她发难。除这些活动外，有时她还要在下院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参加深夜进行的表决，出席宴会，在电台发表讲话，或视察国家的某个地方。所有这些活动结束后，她才开始处理装满文件的红匣子，而且不止一个。

    有一次，一位《泰晤士报》记者在采访撒切尔夫人时问她是如何承受这种紧张生活的，她的回答既令人失望又让人出乎意外。她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感到工作得心应手，在体力方面丝毫也未感到紧张。虽然我的时间都是排得满满的，但是我喜欢这种生活。我觉得精力非常充沛，有生以来我的精力第一次得到了充分利用。但是我总是留一点儿余地，因为不管你多忙，总会有一些额外的事情需要你抽时间去处理。但是，不管怎样，只要我全力以赴时，就不会感到劳累，只有停下来时，才会感到疲劳。”

    撒切尔夫人在任首相时比其他首相要付出多得多的劳动，但她拿的薪水却不比他们多。特别是，在她初任首相时，拿的薪水还要少许多。当时，她接过了前工党政府提出的各种有关工资的报告和建议。由于她的内阁成员的压力，她只好同意第一批加薪方案。文官们和上下两院议员的工资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两院的议员们对这个方案是大力支持的。从本意上讲，撒切尔夫人是不赞成这个方案的，因为当时国家经济正处在困难时期，她所推行的改革刚刚起步。她认为议员们一方面号召全国其他人勒紧裤带，克服困难，同时却给自己大幅度增加工资，这是说不过去的。但是，无奈她必须随大流，因为她刚刚上台，地位还很不稳固，不敢同时得罪议员和文官们。然而，她本人却依然言行一致，坚持按自己的主张办事。她拿的薪水比规定给首相的要少近8000英镑。当时只有尔什姆勋爵照她的样子做了，没有领足规定的薪水，他俩决定不与自己的内阁同僚们享受同样的工资待遇。

    撒切尔夫人很关心体贴她的同僚和下属。她的工作作风使她未能交上几个好朋友，但却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内阁成员们都承认，撒切尔夫人很忠于他们，尽管她常常在和朋友们谈话时批评内阁成员，但一旦他们真正遇到了困难，她会毫不犹豫地同他们站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困难。1977年她在教育部任职时候的私人秘书、为她发起竞选保守党领袖运动的弗格斯·蒙哥马利被人指控从一家书店里偷了两本书，而且报纸报道了此事。当撒切尔夫人得知蒙哥马利打算先去法院了结此事，然后退出政界，从此销声匿迹后，便劝他不要这样，而是像正常一样到议会去。她说，不要怕别人的议论，直接回到议会去工作是很重要的。当蒙哥马利到达议会后，撒切尔夫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他进行了谈话，然后又陪他去散步。那天下午，他俩花了很多时间在威斯敏斯特宫的走廊里和公共房间里大大方方地走来走去，好让人们都注意到首相对蒙哥马利是信任的。撒切尔夫人像这样为部下解难不止一回。

    撒切尔夫人对自己身边的一般工作人员也很关心。1981年，有一天，撒切尔夫人的司机乔治·纽厄尔在唐宁街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撒切尔夫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妻子梅。当时梅没在场，撒切尔夫人知道梅自己没有汽车，也不会开车，膝下无儿无女，她该怎么办呢？今后谁来照顾她呢？撒切尔夫人马上把也在唐宁街10号开车的乔治的好朋友叫来，给了他10天假和一辆车，让他去看看梅是否一切都好，并帮助她安排葬礼。首相虽然公务缠身，时间极其紧张，但还是设法抽出时间前往火葬场参加乔治的葬礼。令人吃惊的是，6个月后，她又突然吩咐办公室里的人打电话给梅，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如何。到圣诞节时，她又详细地过问了梅的情况。

    圣诞节是英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假期也比较长。每当此时，撒切尔夫人都要关心那些独自一人生活的人是否有地方去度圣诞节。如果有谁无处可去，她就邀请他们来同她一起过节。基思。约瑟夫在与妻子一起生活了30年后离婚了，那年，约瑟夫就在契克斯与首相一家一起度过了圣诞节。曾在政治上为撒切尔夫人出了大力的戈登·里斯、罗尼·米勒也都是在首相家过圣诞节的常客。受到这种待遇的人并不都是撒切尔夫人的特殊朋友。有一次，撒切尔夫人还邀请了一位有名的十分同情工党的文官。他在政治上虽然对撒切尔夫人没有帮助，但他的妻子刚刚去世，首相为他感到伤心。有时，首相还邀请那些虽不是独居但有困难的人。有一年，一位前内阁同僚和夫人就受到了首相的邀请，因为他的夫人刚动过手术，到首相家来度圣诞节就不必在家里忙活了。

    撒切尔夫人在契克斯过圣诞节时，打破了以往的传统。这座首相乡间官邸有一批工作人员，以往首相们在这里过圣诞节时有一个传统，就是在圣诞节的次日，即节礼日之夜，工作人员在吃圣诞晚餐时都要邀请首相先在工作人员餐厅同他们一起饮酒。撒切尔夫人摈弃了这种做法。她邀请所有的工作人员到官邸的主厅，同她及她的客人们一起饮酒，并由她为大家服务。晚餐过后，又是由她和一些她请来的客人来收拾残局。她总是说她不能把这一大堆脏盘子留给工作人员去收拾。

    撒切尔夫人还有一个与其他首相不同的作法是，她十分乐意接待任何一个想要见她的人。但是她并不浪费她在百忙中挤出来的时间。她总是单刀直入地让对方把问题摆出来，然后再让他或她谈出解决办法。如果对方有道理，她便给以肯定。如果对方的想法没有道理，她就明确告诉她或他，他们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有一次，来访者同撒切尔夫人谈完后，怏怏而退，嘴里却自言自语地说：“这个该死的女人说得有道理。”

    撒切尔夫人有时给人一种印像，好像是心狠手辣，特别是在对待失业者问题上，有人认为她缺少对失业者的同情心。了解她的人都认为，她并不是那种人。撒切尔夫人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失业者是自食其果。因为表面上看是他们的工作单位出了问题，但实际上可能是他们促使了这些单位的垮台。然而，从个人角度而言，撒切尔夫人是非常同情失业者的。但她坚信，要想解决失业问题就不能心慈手软，就必须从体制上入手，动大手术。她相信她在经济方面采取的措施最终能给失业者带来最光明的前景。在失业问题上，她不允许自己感情用事，让感情从中作梗。她认为对失业问题唉声叹气或表现出满脸慈悲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

    撒切尔夫人在国际上的声誉更胜过在国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近40年中，曾会见过战后世界上的大多数领导人，他认为撒切尔夫人属于最出色的领导人之一。他对撒切尔夫人的工作作风曾有过这样的评价：

    “在我所认识的女领导人中，有些虽然也表现得像个男子汉，但她们希望受到女人的待遇。值得称道的是，撒切尔夫人不但表现得像男子，而且希望别人把她当作男子对待。她并不因为自己是个女人而要求别人宽容自己，她也不宽容别人。她的领导作风一向是不屈不挠、干干脆脆、始终如一和令人鼓舞的。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总的来说，撒切尔夫人在西方保守派中更有吸引力，有些西欧国家的人说：“如果我们能有像撒切尔夫人那样的人物来保护我们该有多好！”里根总统把撒切尔夫人看做西方稳定的靠山。

    但是，在澳大利亚，无论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还是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政党，对撒切尔夫人都很推崇。工党政府总理鲍勃·霍克说：“撒切尔夫人是一位强硬的女人，不管你喜欢她还是不喜欢她。她知道自己需要去做什么，自己应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奥地利，保守的人民党领袖阿洛伊斯·莫克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我对她非常钦佩。”在法国，撒切尔夫人的威望在社会党总统密特朗时代比在保守主义的德斯坦时代还高。法国政府的一位女顾问认为，撒切尔夫人把英国经济回升的希望变成了现实。作为英国首相，她在法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欧洲共同体中，她作为一名出色的谈判能手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尽管她在为英国捞到了好处的同时损害了法国的利益。在1983年，有一位法国报界人士撰文写道，法国社会党政府应该向撒切尔夫人学习。撒切尔夫人不仅重新重视那些曾给英国带来繁荣的某些经济法则，而且重振了英国的士气。文章还写道，当今法国的反对党自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向英国学习，从撒切尔夫人那里借鉴经验。南非前总理约翰·沃斯特对撒切尔夫人评价道：“她有着一位具有魅力的女士的一切女性特征，同时又有着一个坚强男子汉的头脑和勇气。她有胆略，坚持原则，敢于冒险，愿意为自己的信仰奋斗。”

    撒切尔夫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识时务。这不仅体现在对香港问题的解决上，而且也表现在津巴布韦独立问题上。开始她倾向于支持保守的穆佐雷瓦主教，但后来她根据形势改变了初衷，使津巴布韦的独立顺利实现。正因为这样，撒切尔夫人在该国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人们亲切地称她为“玛格丽特”。人们还赞赏她能不顾个人的感情，在津巴布韦独立以来给这个国家提供重要的支持，还信守提供援助的诺言。

    撒切尔夫人也有不足之处，最明显的就是缺乏幽默感。她不善于在电视上亮相，讲起话来不太注意对像，像是在对聋子说话。此外，她还缺少那些真正的伟大的领袖人物所具有的冷酷无情的心肠。更重要的是，她没有大多数政治家所具有的装腔作势、逢场作戏的能耐。她既不会赌咒发誓、痛哭流涕，也不会故作笑脸、恶语伤人，更不会表现得热情洋溢、富有感情。有人认为，如果她具备这些本领，她就会赢得更多的选民。但是，人无完人，正是由于她不具备某些特点，才更突出了她另一方面的特征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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