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你说生活有意思没？
有。
啥意思？
你没来部队前，我们到戈壁滩上进行最新型号的导弹发射实验，没想到导弹在发射前十分钟出了故障，观察室里正坐着中央首长和中央军委的大将，专家们个个急得满头大汗，连我都不敢相信最后那故障原因竟然是我找到的。
军委首长和你一块合影了？
中将司令员搂着我的肩。
这就是意思？
对军人来说，这就是意思。
对我来说，离婚才是意思呢。
你说，生活到底有意思没？
不好说。
离婚吧。
你还想着离婚？
死了我都想离婚。
真的？
真的。这是心里话。
要离婚我有一个条件。
啥条件？
你会答应吗？
只要离婚让我孑然一身，独自上班、下班，啥条件我都答应。
房子归我。
哎。
财产也归我？
对。
孩子呢？
你不带了我带。
他是我的血脉，我当然要带。
归你。只让我想孩子了能回来看看就行了。
我们有多少存款。
一万多块钱。
一万几？
一万二。
就这么一点？
还能有多少，我一分都不要，全归你。
除了这些，要离婚我只有一个条件。
说吧。
你再给五十万块钱。
多少呀？
五十万。
五十万？
我没向你多要，只要了五十万，要拿不出来你就别想离婚。
我什么都想到了，没想到你读过那么多的书，当过那么多年兵，结果会变成一个无赖呢。
你知道我是被处理回到地方的，我除了部队那一套，训练、发射和业余实验，我什么都不会——最重要的是我什么都不爱，我什么都不愿干，从我现在的年龄算起，没有意外，最少我还能活三十年，加上养活孩子上学、读书，一年一万五千块够我们用吗？三十年我给你要五十万算多吗？可我要再活四十年、五十年呢。
你不是男人，哪个男人都不会像你这样子。
给不了五十万块也可以，你重把我送到部队上，你让我第二次入伍，我就和你离婚。
靠女人养活，靠女人生活，你知道你像什么吗？
像什么？
猪。
没办法，我只能这样了，像猪就像猪，像狗就像狗。
喂，他问，你说生活有意思吗？
她说，你说什么？
他说，我问你，你说生活有意思没？
她说，这是以前我问你的话。
他说，现在是我问你。
她说，昨天，孩子在班里考试得了第三名。
他说，你说到底生活有意思没？
她说，你去孩子屋里看看，老师奖给他一个小红花，他规规正正贴在墙上呢。
他说，你别岔开我的话，我问你生活到底有啥意思呢？
她想了一会，说想说啥你就直说吧。
他说，我想离婚。
她一怔，你说啥？
他说，我想离婚。
她说，你再说一遍。
他说，我忽然想离婚。
她说，你不是说保卫科长兼保安连长这工作有意思，你很喜欢吗？
他说，我是真心想离婚。
她问，为啥？
他说，啥也不为，我就是猛然体会到了孤身一人的好处了。
她说，你刚上班一个月，就在公司有了……外遇？
他说，我没那么俗，没那么有福气。
她问，到底为啥呢？
他说，你后半生的愿望不就是想离婚？
她说，我是。可你不是。
他说，我现在是了。
她说，要是我变得和你原来一样不同意呢？
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房子、财产、存款、孩子全都归你。想孩子时你让我回来看看就行了。
她说，你肯定有病了，神经上有病了。想离婚了，我只有一个条件，让我把你领到医院看看病。
他说，你抓紧和我离了吧，夜长梦多，别过些日子我又反悔了，不离了。
她说，要真这样，那就离了吧。
他说，抓紧写离婚协议书吧，你去把纸笔拿过来，说打就打，说干就干，谁英雄，谁好汉，咱们比比看。
她笑了，说没想到你还会幽默。
他说，纸在桌上你去哪里找？
她说，我来取笔呢。
村长与乡战
一
村长老蔡叔决定把郭老师送进精神病医院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为此还专门开了一个支部会，把村干部全都召集在一块，摆事实，讲道理，经过耐心地说服教育，才把大家说服了，思想统一了。
会议自然是在村委会的会议室。村委会就在村西原来的小学里。后来老蔡叔把准备盖村委会集资的钱在村南山坡上盖成了小学，把小学改成了村委会，这样一个颠倒，一个置换，小学搬进了新房，村委会搬进了小学的老危房，因此，他得到了县长和县委书记的表扬，成了全县抓乡村教育的典型。
老蔡叔是全县抓乡村教育的模范村长，老蔡叔就不能不把郭老师送进精神病医院里。老蔡叔用半个月的时间进行了认真观察，发现郭老师的确精神上有些问题，他总是在上课时领着班里的孩娃不上课，到校园里以体育课为名，把孩娃分成两拨，一拨是好人，一拨是敌人，一拨是蓝军，一拨是红军，两拨儿攻山头，炸碉堡，捉内奸，庆胜利，和真的打仗一样，闹得校园里尘土飞扬，欢声笑语。校园已经不再是校园，而是了乡村的戏园子，是乡村早些时候游击战的土战场。老蔡叔为此感到特别伤心，不说你郭老师，可你这样耽误的是下一代，是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孩娃们都是祖国未来的栋梁，正是成长、学习的好时候，哪能经得起你一日一日这样的延误呢？
老蔡叔去找了郭老师，说松刚，你不能这样啊，县长和县委书记都要树咱们小学为贫困山区自费办教育的典型呢，说只要下年小学升乡中的平均分数一上去，升学率达到百分之百，就把咱们村办教育的事迹报给地区，地区教育部门一同意，一签字，咱们村就成了地区的典型了，就有几万块钱的奖金呢。
郭老师说，你放心，老蔡叔，我保准下年让大家的考试分数都上去。
老蔡叔说，能吗？你这样领着孩娃们闹。
郭老师说，不是闹，是实践。实践完了要给他们布置作业哩，要每人写一篇日记哩。
老蔡叔对具体的教育方法并不懂，但他明白一个真理，孩娃们不天天待在教室，趴在他给孩子们新做的柳木课桌上，那是绝对考不出好成绩的。后来，他又找了郭老师，郭老师说让孩子们有体验，才能写出好作文。再找郭老师，郭老师又说，让孩子们到大自然里去，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到这里，村长老蔡叔开始怀疑郭老师脑子有问题了，或多或少是有些精神病。没有精神病，怎么会天天都领着孩娃做一次、两次打仗游戏呢？没有精神病，怎么会教孩娃们打仗时，自己还亲自参与，指挥完好人指挥敌人；指挥完红军又指挥蓝军，弄得自己一身泥、一身水，还躺在地上哈哈笑。没有精神病，怎么会有一次全天不上课，让孩娃们丢下书包，带着干粮，到十几里外的山林里，以一棵大树为目标，把孩娃分成四个小组，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出发，遇河趟水，遇崖爬藤，看哪个小组最先找到哪棵只有他自己知道在哪的老柏树。结果呢？结果孩娃们从天亮离开家，到月亮升起都还没目标。半夜他领着孩娃们回来时，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全村四十二个小学生，有三十七个衣服挂破了，有九个布衫丢掉了，有十二个走时穿一双鞋子，回来时只有一只，还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脱光过河时，衣裳、鞋子全被冲走了，回村是借了别的孩娃一件大布衫。这一下全村各个家长都有些生气了，都去找了村长老蔡叔，都说郭老师哪是老师呀，他是精神病，不把他换掉我们就不让孩娃上学了。
村长老蔡叔彻底生气了，他第二天一早端着饭碗到村南小学里，把饭碗摔碎在了郭老师面前。
“你到底还想不想当老师！”
“我怎么了？”
“你昨天带着孩娃去了哪儿？”
“练找点，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和吃苦精神。”
“找啥点？是找一棵老柏树——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孩娃们是都回到村里了，可要少掉一个哩？掉进河里淹死一个或在沟里摔死一个哩？要路上碰见狼呀野猪啥儿呢？不要说你这老师当不成，就连我这村长也当到了头。”
郭老师倒是不发火，他说：“村长，你放心，我在部队什么演习没有参加过？你说那些我们出发以前全都考虑过了，都有安排呢。”
村长火消了，说：“这样吧，你向我保证今后不再带着孩娃们弄你在部队学过那一套。要不然我就换了你。”
郭老师反倒有气了：“那你换了我吧，只要让我教好，我就有我的教法。”
老蔡叔一时没话说，想了半天憋出一句来：“松刚呀，你是不是有些精神病？没有精神病部队怎么会让你转业哩？你媳妇和你过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和你离婚呢？真有病了你就给你叔说说，这儿没有外人。”
郭松刚老师脸被气青了。那时候他已经吃过早饭，提前到教室自己擦了黑板，准备上午学生们一到校，组织大家分级讨论昨天找点训练后各有什么收获，每个同学都写一篇心得体会，没想到村长一早找过来摔了碗，还说他有精神病。郭老师忍无可忍了。他立在教室门口，盯着村长老蔡叔，扶着教室门框的手气得叮里当啷直发抖。可面前是已经将近六十岁的老村长，是小时候他进城上学曾经一家一家跑着为他收过学费的老蔡叔。他实在拿他没办法，木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把教室的课桌一张一张掀翻在地上，大吼着说，“我就是精神病！”“我就是精神病！”“我就是因为精神病才被转业的，才和媳妇离婚的，才从城里又回到农村的，你让我教书了我就教，不让我教书了我去逃荒要饭行不行！”
他唤着叫着，掀翻了十一张桌子，弄断了三根桌子腿，最后把墙上挂的黑板拉下来摔裂成两半时，老村长看见他唤叫得一嘴白沫，忙不迭儿冲进去把他抱住了，求他说：
“松刚，你别这样，算你老蔡叔没说行不行？算你老蔡叔多嘴行不行？算你老蔡叔对不起你了行不行？”
二
村委会开在一个上午里，白光透过窗户照在原来三、四年级合用的教室间，把偌大两间屋子照得通体透亮，连裂墙缝中爬的蜘蛛、虫子的肚子都成白色了。这已经是仲夏，凉爽中含着炎热，来开会的村干部，像副村长、副支书、治保主任、妇女干部、经委会主任等，都在屋里拿着旧书、报纸当扇扇，只有村长老蔡叔一直在那闷头抽着烟。待他烟抽完了，扫一眼大家，明知道大家都来了，还是问了一句：“都到了吧？”
副支书小秦，也明知道大家都到了，还是又站起来用手指点了一遍人头说：“都到了。”
老蔡叔又问：“到齐了？”
副支书说：“到齐了。”
经这么两次问，来开会的村干部就都知道今天会议的内容非同寻常了，决不是传达乡里的什么文件，说说计划生育啥儿的。会议室里摆了两排孩子们用过的旧课桌，干部们都像学生样坐在桌子边，可老蔡叔没有像老师样坐在或站到讲台上的那张桌子前，他坐在前排桌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也正和大家对着脸，扫大家一眼，咳了一下，轻而严肃地说：“今天咱们开会，是商量一件大事，也是研究一件小事；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大事——不说也许大家都知道，国家要以教育为本，省里、地区、县上，一级一级都很重视教育哩，咱们村由于大家心齐路正，小学教育成了全县的典型。小学里不光房子好，课桌好，孩娃们的读书率是百分之百，而且老师——在全乡是独一份的，在全县是独一份的，说不定在全国也是独一份的。小学老师，教一、二、三、四年级的老师是军官、大学本科，说还有一张研究生文凭呢，你们想想，这在全国，说不定在全世界都少见。那一次我给县里一汇报，县里马上就说要报咱们小学为地区的贫困山区教育典型，说这个典型一当上，地区要奖给我们五万块钱，这五万块钱，县里一分不截留，全都交给我们村。”
村长说：“可是，现在郭老师有病了。”
到这儿，村长不再说了，又点了一支烟，独自抽着，吐得云天雾地。他不说话，村干部就开始议论，就知道这是老村长让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了。副支书小秦说，病了，啥病？难道是不治之症？三十几岁的妇女干部——村长老蔡叔家的远房侄儿媳妇的声音比谁都大，她说真病了？前天还带着学生们去山上训练哪，我家顺生跑丢了一只新球鞋，回来还说他们老师好。副村长说我早上还见他一个人在岭上跑步哩，那动作精精神神，胳膊拳头都在正腰间，猴似的，和他们部队上那样的跑步一模样。治保主任说，他有啥病呀，我来开会时还见他去村里代销点上买粉笔。就这样八舌七嘴，说了半天，没有人相信老师郭松刚会有病。
最后就都鸦雀无声，把目光落在了村长脸上。
村长拧灭了烟，用舌头舔了一下干嘴唇，轻声说：“今天我们会议的内容，大家谁都不能说出去，回到家都要守口如瓶，谁说出去谁负责。说出去不光是对村里的教育有影响，更重要的是要毁了郭老师，要毁郭老师一辈子。”
村长说：“郭老师得的是精神病。”
村干部们一下都呆了，看着村长，就像要审视郭老师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一动不动，不发一言，使会议室一下子变得如同没了人，连日光透过窗户的声音都清晰得如风从门缝吹过来。不用说，这会儿，大家都在等着村长继续说下去，等着他把问题说得更清楚，问题的根据更明确。当然，村长老蔡叔也就如众所期地说了个一、二、三、四，谈了郭松刚当老师以来的诸种表现和村里百姓的诸种猜疑，最后提了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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