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汽车已经在那儿调头靠边，停在医院大门以西，准备返回进城。
郭松刚看见那辆半新的东风牌汽车就停在公共汽车前面十几步，在医院的大门以东，车下站着他的同学，那汽车的主人和村里的治保主任以及副支书，他们远远地望着他，似乎想过来接他，又有些不好意思样尴尬地立在车厢下。这时候，在郭松刚身后提着行李的村长老蔡叔说：“走吧，他们在那儿等你哩。”
郭松刚抬脚走了，不快不慢，可他去的方向却是公共汽车那边。
老蔡叔唤：“你去哪儿？车在这边哩。”
他仍然朝着公共汽车走，像没有听见老蔡叔的话。“车在这边哩，郭老师，是村里专门弄车来接你回去呢。”老蔡叔越唤越急，看郭松刚头也不抬，他就提着行李从后边追过来。那边的治保主任和副村长看见他们接的人朝另外一个方向去，也都急忙忙地朝着这边走过来。
这一刻，大家正急时，郭松刚走到马路中央却当的一下站住了。他看见从那公共汽车上最后下来的是十几个小学生，有男有女，下了车就朝他迎过来，走近了才看见他们都是他教的一、二、三、四年级里的几个班长、副班长和最爱跟着他做打仗游戏、学习也进步最快的几个日常最调皮的学生们。他们一看见郭老师就都跑过来，到老师面前又都突然立住脚，齐声说：
“郭老师，我们都来接你哩。”
郭松刚没说话，望着他的那些学生，咬住了自己的下嘴唇。
村长老蔡叔从后边上来了，望着孩娃们有些吃惊地说：“你们咋来了？你们咋知道郭老师在这住院哩？”
学生们像被捉了的贼样都把头勾将下去了。
“回去谁也不能说郭老师是来这儿住院了。”村长吼着说，“都去那边上车吧，一块把你们拉回去，每人给你们省一张车票钱。”
学生们也都高兴了，慌不迭儿过去拉着郭老师的手，接过村长手里的行李，往汽车那儿跑过去。郭松刚像被他的学生抬着样，轻轻飘飘、不由自主地就被簇拥到了东风牌的卡车下。来接他的其他人也都热情而又兴奋地和他说了话，好像都是说让他坐到驾驶室里去，可他却一句话也没有接，没有答，一个一个把他的学生扶着抱着，送到汽车上，最后他的学生们唤：“上来呀，郭老师。”他迟疑一下，就蹬着车轮上到了车厢里。
车就走了。
副支书小秦和治保主任坐在驾驶室，村长和郭老师及学生们都坐着或站在车厢里。副支书说：“老蔡叔，郭老师不坐下来你坐下来嘛。”村长说：“走吧，我在上面和郭老师说说话。”
车就开走了。
天热得火烧火燎，日光像烧着的麦秸样在车厢里旺得刺目扎眼。有学生用塑料瓶儿灌了水，递到郭老师面前说：“喝吧，老师，甜的，我娘在瓶里放了白砂糖。”郭老师望望那装了水的塑料可乐瓶，没有喝，却摸了摸递水的男学生的头。
车从郊区的马路开过去，一个三年级的女学生从车那边挪到车这边，到郭老师面前仰着头，盯着郭老师的鬓角说：“老师，你的头发咋过个暑假就白了？”
郭老师摸摸自己的鬓角，又摸摸那女学生的脸，算是作了答。
老蔡叔扶着车厢板往郭老师身边靠了靠。
“松刚，”老蔡叔说，“你瘦了，回去好好养一养。”
又说：“你得成个家，得有个女人在身边。”
还说：“后岭的赵小娥，是副支书的表姐，比你小一岁，当寡妇多年了，有个孩子，是男孩，村里人都认识，长得不错，也识字，整个耙耧山没她看上的人，可一说你，她就同意了。”
再说：“我是村长，是你叔，替你答应了。全都安排好了，一回去就把婚事办了，让她也到学校教书，替替你，烧饭呀，洗衣呀，男人离不了女人哩。”
接着说：“别嫌人家离过婚，人家也没嫌你离过婚。你两个把村里教育搞上去，年底学校成了典型，那五万块钱奖金，你们拿走一万买些家当啥儿的，眼下婚事就简单一些办，将来你们个人也成典型了，说不定还会成为一个例子呢。”
村长说了许多话。一路上村长的话都如零零散散撒豆样，落了一车厢，可郭老师一直靠在车厢边，抱着他的两个学生，望着马路外边的山水、庄稼、树木和远远的天空没有接话儿。没有接一句。他脸色平静，木然有力，在车上像漂在河面的一块锈铁板，直到那两个学生在他怀里头被抱疼了，热得汗如水一样，他才松开胳膊，自己手扶着车厢板，仍然脸如铁板样望着看不见的精神病医院那一边。
村长说：“你想想，我有些瞌睡了。”
老蔡叔就坐在变黑了的白塑料汽油桶上睡着了。
天黑前回到小学里，他住的那间房子果然面貌一新。旧桌子换成了新桌子，方木箱换成了大立柜，床里墙上和窗户上都贴了红喜字。
按照村长老蔡叔和村委会的计划安排，明天后岭村的赵小娥来和郭老师见一面，也顺便看一眼这洞房。后天他们就举行婚礼，到了大后天，学校也就开学了，郭老师就成了校长兼丈夫，领导着另一个女教师兼他的妻子了。
可是，到了第二天，有几个年龄大些的学生来校打扫卫生，以迎接新娘和新的学期时，他们发现黑板上写着一行字——我回部队了，再见，同学们；再见，战友们！学生们知道老师这一离去，事关重大，非同小可，慌忙回村报告了老村长。村长和村干部又跑回学校，看了黑板上的粉笔字，集体怔了一会，副支书小秦突然问了句：“我表姐小娥来了咋办呢？”
问话间，一个模样已年近中年的乡村妇女就走进了学校里，她一手扯个小男孩，一手提了几双手纳的千层布底鞋，到那贴有喜字的门口先和副支书小秦说了几句话，又有些惊讶地听村长老蔡叔说了几句话，她突然转过身，指着学校门外的梁上大声说，我见了，可我没想到那是他——就在梁上的岔路口，一个穿了军装的瘦高个儿，从村里出来在那呆站着，一直朝着山脉外边望，像等人找人样，俺想过去和他说些啥，问他早饭吃没有，立在那儿干啥子，可俺朝他过去，他却像没有看见俺娘俩，冷丁儿朝着山外的方向跑，大声地叫着：我回去了——我回去了，——他边跑边唤，那样子就像前边有人在等他，有人从山外来接他，两只胳膊在半空张开来，像翅膀一样上上下下扇动着，双脚飞快，脚不挨地，远看着就和真的飞了起来样。
老蔡叔说：“那就是他，就是你男人，你咋不一把拦住他？”
妇女把孩子抱在怀里道：“我又不认识他，咋能去拦呢？”
老蔡叔便领着一村人们，急忙忙从小学出来，往梁上妇女说的路口奔过去，可刚走了几走，便看见有一辆小车朝着村里开过来，是一辆铁壳的小轿车，小卧车，车上边坐了几个当兵的人，年龄都在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军装上有肩章和帽徽，官阶最大的是大校，最小的是少校，他们把车停在立正着的村人面前，问郭松刚家是住在这个村里吗？村长老蔡叔就上前走一步，说我是村长哩，你们找郭老师有啥事？人家说天呀，你们这小村真出人才呀。说我们是第二炮兵生化研究所的人，说郭松刚在部队时把一个谁都没有算出来的生化方程证明出来了，说部队现在要重新招他回去当兵哩。
老蔡叔的眼睛瞪大了：
“你们来接他，他知道不知道？”
人家说：
“还没争取他的意见哩，不知他愿意不愿意。”
老蔡叔把嗓门扯开来：
“他等你们都已经等疯了，等出了精神病，为治病我们村里花了好大一笔钱。”
人家说：
“他人呢？”
老蔡叔指着山梁上：
“他飞着跑着去迎你们了，你们路上没碰见？就那么窄的一条路，咋会没有碰面哩？”
来的人和村人一道都扭头朝着山梁上望，都回身快步到山梁上的那个岔路口。也都看见郭松刚跑去的那个方向的土道上，只有来人的两道车痕儿，其余是庄稼、日光和静谧，还有在寂寞、清静中飞舞的秋蛾和鸟雀啥儿的。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流程中，乡土审视一直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而它的呈现者，通常都是那些曾与它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人格里深深打上它的烙印的人们。一般说来，乡土审视在作家们笔下呈现时有两种形态：一是以现代理性视角去传达作家主体对有着重重糟粕积淀的民间现实的人文批判；一是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信仰时，从它的古朴的道德情操和生存方式中发掘出一种与人的生命本能相关的原始正义。阎连科是一个在这两个主题之间不断进行着自我转化的作家，他似乎是位善于用笔创造奇迹的魔术师，能在最不经意间为你变出种种精彩的戏法。其实每一种戏法后，阎连科所关心的重心都只有一个：来自乡土民间的本原性生命苦难。他的不断转换也是他的不断自我探寻和自我突破的过程。他所进行的是为这种苦难的呈现寻找合脚的鞋子。当然，他的寻找不是正襟危坐，可总有一种让你意想不到的心灵震撼；不是天衣无缝，也自有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凝聚。与其心平气和地加以叙述，他宁愿选择极端的方式把一种审美追求上演得轰轰烈烈。
阎连科论（附录）
一从对乡土的理性批判起步
以写苦难而闻名的中国当代作家不在少数，但不仅不同的作家所解读的苦难内容不同，而且面对苦难的态度也不一样。例如，浙江籍作家余华是一个写苦难的高手，可江南人特有的细腻敏感使得他更侧重关注人性本身的苦难，并在审视它们的眼光里浸透着江南梅雨天气般的阴郁；山东作家张炜也关注苦难，而由于凝结着山东本身固有的鲁文化的凝重与齐文化的轻灵，他关注的苦难内容既是民间的也是人性的，他的审视态度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与自己的身世有关，阎连科的苦难呈现和观照方式，则具有明显的豫西山区严酷惨烈的地域特征。
一向有“才子”之称的河南籍作家阎连科的创作题材不拘一格，既有从政治、社会、宗法宗族等视角透视民间生存的乡土小说，也有以东京九流人物透视都市民俗风情的中原市井文化小说，更有从乡土和军队的结合处开拓的农民军人小说，它们都以不俗的姿态招来人们啧啧称叹。然而在阎连科的所有创作中，最能代表其个性和成绩的，无疑是其乡土小说的创作。所以这样说，首先因为这类创作占有绝大数量：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两程故里》等小说里，他表现乡土内容的尝试已出手不凡，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发表《瑶沟人的梦》开始，他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以至于成为作者创作的主要线索；其次这类小说直接连通着作者的灵魂血脉，并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其他题材小说的内在精神。如果拿能否塑造出一个独立完整的艺术世界作为衡量作家艺术成就的标志，那么阎连科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以河南伏牛山系的耙耧山区为背景，从而构成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耙耧世界。这里的专利权只能是属于河南伏牛山系耙耧山区的，以及属于阎连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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