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民间这种生存个性的呈现中，阎连科早先基本站在理性批判立场上。或者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他还基本上持一种批判国民性的立场。这也是对当时风行一时的知识分子启蒙主题的仰承，创作于80年代的《寨子沟，乱石盘》《两程故里》就是代表。《寨子沟，乱石盘》写爱情受到摧残的山村女子反抗的故事。想走出寨子沟的小娥不辞辛苦地侍奉她爷爷朝廷三爷，却从没有被毫无人性的、代表着寨子里最高统治权威的朝廷三爷当人看，听信皇后四婶和宰相六伯撺掇而把她强行许给她不爱的山豹，并教唆山豹强行占有了她，在忍无可忍之际她只好毒死了朝廷三爷，然后出走了。寨子沟里的世界，就是一个典型的在现代意识观照下的封建宗法社会的缩影，里边的人物形象都有典型的社会意义。由渴望美好爱情的小娥发出的反抗，无疑是本着现代人文精神对那里生活关系和方式的一种否定。
比《寨子沟，乱石盘》写得更复杂、更有代表性的，是他的《两程故里》。《两程故里》写的是80年代发生在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的故里程村的故事。从小受歧视的程天青在城里做生意赚了钱，一心想赢得村里的地位。在竞选村长、人大代表、修祠堂等一系列事情上，他展开了和只会修桥补路、没有什么能力的原村长程长顺，以及工于心计的封建宗法现代代表程天民之间的竞争。由于后两者或有主流权力形态的支撑，或有对传统权术的承袭；也由于置身在传统意识形态和当代权力形态长期压制下的自我扭曲以及历史的积因，他的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始终无法彻底胜利。这篇小说写得比《寨子沟，乱石盘》更见功力。例如，同是封建统治阶级人格意识的化身，程天民就比朝廷三爷复杂得多。他是一个传统的道统意识、政统意识在身上都根深蒂固的人，有成为村里最高主宰的愿望，并且会把祖先的著作整段地背诵。可是家族内部的权力纷争，以及他生活的时代的外部强大的体制权力形态，都剥夺了他单靠作为程门后裔里天字辈的老大就具有这种特权的可能性，因而他只有借助于权术来达到这一自私目的。可是他身上毕竟还有祖先那种道统理想在内，在那个不正常的岁月里，当一系列殃及民间的运动也威胁到了他的祖先所强调的人人都清心寡欲、按儒家文化规定的等级秩序过相安无事的生活时，他也做了一些有利于村人的事情。程天青则是另一类反抗人物的典型。程天青形象塑造的成功也同样得力于作者敏锐的现代理性眼光。正是敏锐的现代理性眼光使作者看到，程天青的悲剧地位不是偶然的，是传统道德形态和当代权力形态共同制造的；像天青这样代表着民间底层向固有秩序的挑战者，也同样因袭着传统的重负，像他希望全村致富，甚至修庙，也只是为了赢得在家谱里留名，在祖宗的名字后的某个位置上缀上自己的名字。他采取的手段，除了用钱收买人心之外，也不无权术阴谋的成分在内，难免给别人同样造成伤害。阎连科一开始在文化反思以及国民性批判主题上，所达到的程度就如此惊人。
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中，乡土题材的小说很难说代表着他的最高成就，也许他这一时期写得更圆熟的，尚是《横活》《斗鸡》之类的反映民俗风情的东京九流人物小说。另外，一些描写军人题材的作品也造成了颇大的影响，并因为军人身上的乡土气息而同他的乡土类小说相辉映，但《寨子沟，乱石盘》《两程故里》这两篇小说，已经足可以显示出作者这一时期的乡土认知倾向，即他基本上是接受了现代理性眼光所形成的批判传统。
二汇入发掘民间求生意志的主题杂色
用批判国民性的视角去审视民间苦难，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它以历史和文化的视野敞亮了许多过去积淀在我们民族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东西，但一般来说，20世纪启蒙知识分子的局限在于，历史批判的能力大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固然，土地上各种落后意识制造着农民的悲剧、戕害着他们的心灵和扭曲着他们的人格，对之也需要用冷静、客观的态度进行剖析；可在当代中国，农村农民所面临着一个最大的悲剧恰巧不是历史文化的悲剧，而是体制的悲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采取的是城乡分治政策制度，既不是依靠个人的才能，也不是根据个人的选择，仅仅是依靠出身，农民就被固定在土地上，成为最下等的一种人，如果不是有其他的特殊机缘，摆脱这种身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它对农民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河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民和城里人的鸿沟尤见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高高在上的人格批判的模式固然不无道理，但它很难不成为一种漠视甚至是逃避承担现实责任的遁词。我发现，对那些真正民间底层出身的作家来说，对民间悲苦的深刻体验经常使他们很难像局外人一样冷眼旁观；他们更看重那些与民间生存直接休戚相关的社会正义东西。自小在豫西小镇长大的阎连科自然更是如此，还在延续批判国民性主题的同时，他已经感觉到了固有创作方式在传达自己本真生存经验方面的局限。在这种对土地农民特殊感情的驱使下，阎连科一步步发展出了他不无偏激的苦难呈现方式。
我们知道，就在创作《两程故里》的同时，他还开始了军人题材系列作品的创作。其实在那时，通过诸多备受争议的“农民军人”形象的塑造，间接体现了由体制造成的农村人出身给人带来的巨大阴影。在小说中，这些农村军人的最大目标就是逃离土地，“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为人了”。进入90年代，以“瑶沟”系列的推出为肇始，随后《欢乐家园》《天宫图》《黄金洞》等一系列作品相继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它们把阎连科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作品加强了对民间生存苦难的关注，基本上把故事背景都退到了耙耧山区更为封闭、落后的深山区。然而就它的人文状况来说，依然无法摆脱河南民间在各种权力体制重压下苦苦挣扎的命运。阎连科继续对那些压迫在民间命运上的权力枷锁予以愤怒揭示。例如，他使我们看到，哪怕在这些极为偏僻的地方，也存在复杂的关系网络；村长或支书在地方上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别人的命运；在这种权力关系网络和艰苦生存环境的重压下，一个村子里的人竟然供不起一个高中生；备受苦难的人们只有乞借于一些愚昧的乡俗来自我安慰；为了兑现给妻弟讨媳妇的许诺，只有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村长污辱，自己却不得不在屋外为村长守夜；人们只有在即使含辛茹苦地生存也难以持续下去时，于是死也就成了一种美好不过的向往，等等。但这时阎连科的创作主题开始汇入了一种杂色，其倾向之一是向民间抗衡苦难本能意志的皈依。从大的社会背景上看，这也与民间苦难的日益加深和作者面临这种情况的无能为力有关。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由盛而衰的逆转时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一度给农民带来了生机；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有限的生机很快被各种名目的税收和摊派吞没。农民不但没有成为现代文明成果的合法分享者，反而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化中。农民出身的阎连科本来就无法摈除自己的农民本性，正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才使他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和同情。例如，还在“瑶沟”系列里，里边主人公的名字干脆也是“连科”，在描写全队人想方设法为主人公做大队文书而奋斗时，在主人公不惜拿自己的爱情为代价以换取一个通向村长职位的途径时，作者并没有简单的嘲讽，而是明确地认同了里边所包含的生存无奈。在《天宫图》里，作者对主人公路六命在屋外为村长守夜，眼看自己的妻子被污辱，也绝没有什么嘲笑之意，而是在如同身受地传达一种地位卑下的农民挣扎在生活边缘的那种刻骨铭心的苦痛。在表现这些民间痛苦时，阎连科的态度是感伤的、优柔的。他感伤，是因为他无法把自己放在局外人的位置来躲避这种情感的灼痛；他优柔，是因为他发现那种简单地摆出改造民众的态度是无济于事的，这更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民间底层挣扎着的人们本身就是弱势者，他们在本性上也和所有人没什么两样，也有自己对尊严和幸福的追求，甚至还蕴藏着现代城市人所没有的抗衡命运的坚强品质，只不过他们的弱势地位限制了他们的表达而已。既然看不到自己的批判立场能为民间带来改变现实命运的具体可能性，既然民间注定始终处于无所不在的苦难中，那么自己还有什么资格站在局外说风凉话，过多地指责民间的道德责任呢？
在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本来有一种很奇特的苦难崇拜逻辑。这一逻辑的形成自有其根据：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伴随着20世纪初现代社会体制的诞生而诞生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随着现代都市体制的确立而诞生的。都市用学校等形式培养出一批游离出原始农耕文明生存状态下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西风东渐的浪潮中，他们大都接受了现代西方某种知识理想，既把它看做救国的灵丹妙药，又以传播这种知识为谋生的手段。可是由于他们所接受的知识不是在自己固有的社会基础上自然产生的，而是移植过来的，所以他们在接受的同时又无法与之在内心里建立足够的信任关系。兼之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于民间底层，对民间底层生存的艰苦有相当的理解，知道他们比自己这种以知识谋生的方式要担负更大的重压，所以经常不自觉地有一种负罪感。他们本来是在分析现实批判现实的，可一旦发现自己的分析批判无法对解决现实苦难起到立竿见影效果时，就转而对自身的批判方式进行怀疑；再由对自身批判方式的怀疑转化为对现实苦难的容忍，承认它作为现实生活的一个合理的部分；最后又发展到对苦难的崇拜，不再去批判苦难产生的社会基础，而去竞相颂扬人们受苦的能力。这一逻辑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普遍性作用，甚至已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一遇到适合的场合就会爆发出来。阎连科的这种主题转变，从某种意义上也是20世纪知识分子这一独特逻辑在起作用。
随着对民间生命方式中所具有抗衡苦难命运的本能力量的推崇倾向进一步发展，阎连科的创作主题便开始了转型。已能充分体现这种转型征兆的，就是他1997年发表的著名中篇小说《年月日》。这部小说写一个叫先爷的孤苦老农在村人都去逃荒的大旱之年，一个人留下来同命运抗争的故事。年迈体衰奄奄一息的先爷发现了一棵比自己的生命更脆弱的玉米苗，把自己的生命期待都寄托到它的生长上边，自己潜在的生存能力被激发出来了。他同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生存困难战斗着，用全部的生命倔强地呵护这棵玉米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从这种和命运对抗的意义上说，它又是典型的中国农民版的《老人与海》。无独有偶，《年月日》之后他还发表有另一个中篇《耙耧天歌》，更把这种民间抗衡命运的意志渲染成了一个惨烈的传说：尤婆子家的几个儿女先天智力残疾，但她不愿意相信这就注定儿女们一生的生活悲剧。到了小女儿找婆家之日，她硬是费尽辛苦和不惜代价为小女儿找了个健康人。在二女儿梦里得到用亲人的骨头入药可以治好病后，她不仅毫不犹豫地到坟茔里把已死的丈夫的骨头挖出来，让二女婿带回去，而且为了让她的每一个女儿都有足够的骨头治好病，在安排好一切后事之后，勇敢采取了自杀的方法，让儿子把自己的骨头也送给大女、三女家作药用。把这种民间抗衡苦难的生命意志的主题模式推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还是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
三走向民间苦难的生命乌托邦祭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