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容上看，《日光流年》的故事叙述，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处于生存的原始极限下人类生命追求的乌托邦寓言。它讲述的是耙耧山脉深皱之间的三姓村里，几代人前仆后继地同命运抗争的故事。三姓村是指这个村子里向来仅由蓝姓、杜姓和司马姓三姓组成。除了把生存环境的封闭和原始落后推到登峰造极之外，作者还让村子里的人们遭受着一种致命的疾病——喉堵病的折磨。百余年来，三姓村的人们大都死于此病，人的寿限不断递减，终于到了人人都活不过四十岁的地步，延续村子的生存和活过四十岁变成了这个村子里的人们共同的目标。他们在一代代村长的带领下，以民间原始的认知方式向这个目标发起了一次次的冲击。小说中共描写了四代村长带领村民进行的抗争。我们看到，这四位村长尽管都没能改变命运最后的结局，但可以说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尽到了最大努力。

    作品中的第一代村长杜桑是村子里最早知晓一些《黄帝内经》知识的人。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当了村长后，采取的方式是让村子里的人们抓紧生育，以为只要这样，就不怕村人活不过四十岁。在他当村长的时候一度风调雨顺，他也倾其所能地帮助全村子的人们进行生育。可是，他最终没能改变村人们活不到四十岁的命运，连他自己也死于喉堵病。继任的村长是司马笑笑，他采取的抗争方式是种油菜，以为吃油菜可以改变全村人的命运。在决定了种油菜后，他以刚强个性抵抗了两次空前的考验——蝗灾和饥荒。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他都没有放弃种油菜的信念，都顽强地保留着一定的油菜种子，使油菜苗青乎乎地长起来，但这也同样没能使村子里的人活过四十岁。司马笑笑亦在他不足四十岁的时候死于喉堵症。第三任村长蓝百岁以为村人们得病的原因在土质，他采取的方式是翻地。他带领全村人去翻地，不仅自己的亲生弟弟累死在田间，而且为了留住能给自己的村子带来大批无偿劳力的公社卢主任，不惜牺牲自己最疼爱的女儿蓝四十去侍奉他。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经过浩大的工程后，地是翻完了，但因喉堵病而死的人们却有增无减，蓝百岁也同样步了前两位村长的后尘。小说中的最后一位村长司马蓝，是第二任村长司马笑笑的儿子，也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他当村长后采取的方式是修渠引水。他是小时候上城时，看见城外清泠泠的灵隐水而触动这个念头的，以为三姓村人活不过四十岁的原因是命不通，修通了灵隐渠命也就通了。他的修渠工程先后两次，历时数年，中间几经周折，村里人也付出了极大牺牲，渠修通了，他也因操劳过度而死去。他受到的命运的嘲弄是更为残酷的：他费尽心思引来的灵隐水，早已不是他想象中的灵隐水，而在现代工业的污染下面目全非了。

    在阎连科的这部小说中，生命里的反抗苦难和延续生存的乌托邦力量，并不仅仅体现为个人意志，还是一种群体意识的自觉。几乎三姓村的所有百姓，不管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是这场与命运为敌的生命乌托邦场景的积极参与者，都在延续生存和活过四十岁的集体追求中表现出了忘我的牺牲精神。小说中这样的细节很多，像司马蓝做村长时，男人们为了修渠一个个前仆后继地到城里卖皮，女人们为了修渠到城市里做人肉生意等等，无不可歌可泣。这里民间那种生存本能被旗帜鲜明地置于后天的道德伦理之上的位置，并散发着人性的崇高。

    我承认，《日光流年》这本书，不管在作者自己的创作历程中，还是相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都将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性就来自于它透视民间的视角以及这种视角所赋予民间深刻的生存内容。它揭开了长期以来罩在民间贫穷、愚昧、落后的现象外壳，而把笔触引向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生生不息、抗争命运的意志力等上面，使民间生存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充满人性庄严的生命奇迹。问题在于，这里的民间图景远非仅仅作为知识分子对民间的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而出现的，作者还要让它负担着一个远比这庞大得多的目标，即如阎连科在这本书的自序里表白的“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要反过来以生命原初意义代表者的身份，对我们“迷失”的现代生命进行拯救。这样就有着诸多困难。且不说乡土民间能否反过来有拯救包括理性精神在内的现代人们生存方式的价值资格，从技术角度讲，当民间这种反抗苦难的生命意志被单向度地凸现为过于纯洁的乌托邦形态时，就势必要牺牲掉太多不该忽略的东西来保证它内部的同一性。

    以作者先前对乡土的批判内容为参照，我发现，这种过于纯洁化的生命乌托邦形态，首先是以苦难的命运化为前提的。有且只有当苦难成了一种不可抗争的命运，每个人从一开始就除了平等地面对它而别无选择的时候，人们才可能不太计较彼此之间的利益之争而携手共抗苦难。所以阎连科索性只有为他的三姓村寻找一个绝对闭塞、落后、贫穷的环境，以及使人活不到四十岁的“喉堵病”这一自古及今人人有份的苦难形式。可这里还有第二个问题，即便人们都共同面临着对命运的抗争，他们又何以会毫无差别、毫无选择地认同村长选择的方式。我们也就接触到了作者文本的又一种缺陷，即扭曲和牺牲了人们的行为本来应具有的理性常识。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是，除了村长有进行思考和选择的个人能力外，其他人这方面的能力都被剥夺了。大部分人都只剩下盲目地跟随村长选择的能力。由之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阎连科《日光流年》所渲染的民间反抗苦难的精神乌托邦，实质上是一种被有意扭曲了个体理性自觉和自由意志的、单以村长意志为核心的盲目的乌托邦。它的最令人感动处就是它的最值得人警惕处。不难想象，这种建立在牺牲人在社会中的多样生命需要和个体理性能力基础上的一元化乌托邦，愈是被渲染得轰轰烈烈，其造成的悲剧可能就愈大。因为对理性精神和个体自由的拒绝，必然使它既丧失了检验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有无必然性的尺度，也否定了使个别意志在推行时受到大众意志制约的可能性。三姓村的这种领导人只要一摆出为了村人的姿态，就可以随意要求所有个体为他的荒唐主意做出无条件牺牲的乌托邦模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造成的悲剧还少吗？

    不但如此，我还发现，一旦作者割裂了现代理性视角而强行致力于一个民间乌托邦精神境界的营造时，它自身的叙述逻辑也由于所服务的主题的偏颇而破绽百出，陷入深刻的矛盾中，以至于在别人想为他所要表达的精神境界唱出挽歌之前，它自身的叙述逻辑已将它否定了。道理很清楚，作者想借助这部小说里的乡土叙述寻找一种生命的本原意义，所以才要在小说中大力渲染民间那种抗争命运的轰轰烈烈的乌托邦意识。可是由于作者对这种乌托邦精神的内部建构是通过把苦难命运化而取得的；而苦难的命运化则包含着一个虚无的逻辑：所有的结果都等于零，因为谁也不可能改变命运。它用同样的虚无逻辑在消解着人们为改变命运而付出的努力：有必要吗，既然结果是空的？《日光流年》这部书的叙述里，便不得不为这些混乱的价值意识所充斥。那么作者这部小说所能呈现给人们的生命的本原意义究竟是什么呢？由于小说叙述的是内部矛盾，这只能是一个谜了。事实上，它也给作家本人提出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即到底该站在怎样的叙述立场上，才不至于滑向另一种极端呢？

    四《坚硬如水》：一种新的回归

    就在我们为阎连科下一步该怎样写作担心时，阎连科又推出一部长篇《坚硬如水》，似乎给我们做出了某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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