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我姥爷家里，景况真是势随鸡走。老姥爷一场斗鸡输了，标志了家景的彻底没落：生意的门面房子没有了，一切就得从头起步。马道街是什么地场？东京的黄金之地！任何一个东京商人，若不能在马道街找到房子，那你的生意要发就必须付出成倍的气力。姥爷年幼，老姥姥又是守家女人，哪还有经商的气力？日子能过得顺溜也就不错了。

    正月十五，是个小年，东京习俗，大年不圆小年圆。一般在外之人，十五都要赶回家里团圆。十四晚上，各户依例都吃团圆饺子，老姥姥在馅里放了很多鲜肉，一气儿包了满满两个高粱顶秆编的大盘儿，水滚着，不下锅，直到东京各户都放完小年鞭，又吃饱喝足，孩娃都上街疯闹市，才在屋里张望一眼空落落的大门口，令我姥爷放了几个响炮，把一碗饺子下进锅里，让他独自吃了。老姥姥没有吃。

    十五，老姥姥张望了一天大门口。入夜时，月亮升上来得格外早，她和我姥爷，俩人胡乱吃了几口，就一道出了家门。

    姥爷家住在州桥西的第二道巷子，离州桥百步之遥。州桥在清末时已经没有了，只是一个遗址。那桥建于唐中公元七八零至七八三年间，时称汴州桥，五代称汴桥，北宋时改为天汉桥，又名御桥。梁山泊好汉杨志卖刀就是在这里。当时州桥南北临街，买卖白天尚好，入夜更热闹非凡，直至三更不散，是东京有名的州桥夜市。桥南建有明月楼，望月时，登楼临水，能赏到绝妙景观。可惜明朝末年，桥毁于黄流水患，“州桥明月”也只余一句空话。那一夜，给我姥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老姥姥牵着他的手，站在州桥路口，把目光搁在东去的大道上。

    老姥爷就是从这儿向东去的，走出宋门，到了边村，就永不回头了。

    月亮银盘似的挂在天东的城外，道两旁的国槐树在风中摇摇摆摆，倒在马路上的暗影，像水纹一样荡动着，很清冷。远处谁家不时响起震耳的鞭炮声，断断续续，和十五天前除夕夜比较起来，完全成了大年的尾声。过了十五，新的一年劳作就要开始了，生计就要安排了，人心里不免生出许多惆怅来。何况州桥那里，空空无人，路口又几面来风，老姥姥心中的凄凉，自不消说。

    “冷……”姥爷打着抖。

    老姥姥搓着他的手，把目光从大道上收回来，狠狠地道：“你爹他死在城外了，好毒的心，真舍得丢下咱娘儿俩。死！死！死了还把绸行输给方老板，输了还把妻儿舍离掉……”说着，老姥姥就蹲下哭起来，抱着儿子的腰，颤得很厉害。

    “你爹真的走了……以后家就靠你了，娘供你读书。你一定要上进！要把绸行赎回来……那是咱家的命根呀，没有绸行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儿……”

    说着，哭着，老姥姥又跪在了姥爷面前，把他的身子摇得前栽后倒。

    姥爷不言不语。已经临近深夜，他觉得身子冻木了。

    “你咋不说话呀儿……清本，你说话清本，你说你一定要把绸行赎回来……”

    像是被娘摇醒了，姥爷在月光中望着泪水涟涟的娘，默了一会儿道：“走吧，娘……真冷……”

    老姥姥突然不哭了。她没有听到孩娃说那句“我一定把绸行赎回来”的话，一丝凉意就从心底生了出来。她感到一种失望，一种大失望。她似乎骤然间对今后的生计悟透了什么，苍冷的感觉摄住了她的心。她盯住自己的孩娃，认认真真看了一遍。月光像水样，洒在姥爷那还稚嫩的脸上，鼻子投下的阴影，把他的上挑的嘴角遮住了。老姥姥仔细盯了一会儿，终于发现姥爷还是一个不懂人事的娃儿时，深长地叹了一口气，牵着我姥爷的手，离开州桥回家了。

    来天一早，红毛鸡从圈里跳出来寻食吃，把厨房案桌上的碗蹬打了，碎得四分五裂。老姥姥操起面杖：“我叫你吃——你把绸行给我吐出来！”话起杖落，一下打在鸡腿上。红毛鸡惨叫一声，从案面桌上跌下，立时左腿就起了一个红肿血包，卧在地上不动了。那景象十分可怜，鸡泪再一次从眼里滚落在地上。老姥姥对鸡是彻底没有感情了。她不顾一切地抢走两步，上前抓起红毛鸡，一下就从厨房摔出去。尽管红毛鸡张开翅膀，像鸟那样扇动了几下，还是实实在在如一团死肉撞在了地面上。

    老姥姥对丈夫、对绸行的情感，都在这一摔中失去了。鸡子先还在地上抖了几下，后来，终于不再挣动。

    鸡死了。

    老姥姥此时感到心里一阵多日都不曾有过的轻松，站在厨房门口，望着一动不动的红毛鸡，脸上木然的表情开始变得毅然而又坚定，仿佛这一刻，她和什么决裂了，有了新的选择。

    当她转身要走时，突然发现儿子站在门口，赤条条的，冻得满身青紫，望着死去的鸡子，眼里挂着亮晶晶的泪珠。

    “回去！”

    姥爷不动，依旧盯着红毛鸡。

    老姥姥瞟死鸡子一眼。

    “冻死你……和你爹一样的不争气，娘死了你也不会落泪的。”

    她回了厨房屋。

    姥爷光身出来把红毛鸡抱进屋里，鸡身上的温热暖着他的冷身子。

    事情前后就是这样，老姥姥万也不会料到，从边村庙会开始，不足满月的光阴，斗鸡引起家境的变故，在姥爷脸上看似平静，其实在他深层的心处，引起了浩瀚大波，命定了他一生和斗鸡割不断的丝连。出了正月，东京乡郊的庄稼人，其实还在闲着，只是京城中的居民们，开始了自己的作业。商贾们要借这个机会，准备开春时的生意。居民小户的买卖，也要趁农闲，庄稼人多要进京逛逛之机，把他们腰袋和叉褡中的制钱多挣出几个，于是都显得十分忙乎。

    日子要过，光景必须一天一天地打发。昔日富家商人的悠闲岁月，从此一去不返了。东京的日月，和乡野是完全不同的，生活里没有不花钱的事情。吃水要钱，没有一个铜板，乡下人决然不会把从城外推来的甜水给你倒下一桶；烧柴要钱，柴市上的卖柴汉斤斤计较，买一捆柴禾，少了半文，他都要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一担柴禾挑了多远路”。其他油、盐、酱、醋，就更不必说了。到处都是花钱的地场。如果再有个头疼脑热，去请请郎中，跑一趟“同仁堂药店”，那就更叫人感到日子窘迫，岁月艰难，更加感到对“达宏绸行”的怀念。

    所幸的是，老姥姥做姑娘时，心灵手巧，尤其针钱女红，拿得起，放得下，靠着这手针线活和东京小户商家养就的勤俭，才终于能在典当了一部分家财以后，勉强维持出一个有几分样儿的小康日子。然景况总是令人伤心，姥爷的作为过分让老姥姥劳神儿。

    私塾的学费是卖了一张檀木桌子才交的。姥爷的书看去读得也十分勤恳，吃过饭，说声“娘，我读书去了”，就夹着书本离了家，且常常到落暮时才回，说是在学堂背诵课文，或写毛笔楷字。可到二月底，老姥姥在相国寺商场卖自己的针线活儿，碰到学堂教国文的先生，陪着妻子到行市上给婴娃买春帽，先生却冲老姥姥说：清本为何交了学钱，又二十来天不进学堂念书？

    老姥姥懵懂了。

    “没去？去了呀！”

    “去了？没呀！”

    于是，老姥姥留了心。

    这天，吃罢了早饭，姥爷说读书去了，推门一走，老姥姥就尾随其后，有十几步远，若即若离。到州桥遗址，姥爷朝学堂方向只望了一眼，便车转身子，沿着一条狭小胡同，不慌不忙，向正西走过去。约走一里半路，到了延庆观，他四下打量一阵，一纵身，越墙进了延庆观的后院。

    延庆观原是道教圣地，是为了纪念“全真教”先祖王诘营造的。后几经黄河冲击，观中的楼台殿阁几乎全部倒塌，仅留下一座孤寒的玉皇阁，也已十分破烂，将倒不倒。因为寒烂，少有人管，这就成全了我姥爷。

    老姥姥把脸贴在墙缝上，她看见玉皇阁后有一间小庙房，房上的瓦都已破碎歪斜，瓦缝中过了冬天的干草，旗杆样竖在那儿。房是破了，但门窗还齐全。我姥爷跳过院墙，在那窗台上抓了一把高粱，撒在门口，然后推开庙屋门，一只红毛斗鸡就从屋里出来，看我姥爷几眼，很古怪地“咕咕”几声，然后心安理得地去啄吃高粱。老姥姥那时并不老，才三十几岁，她一眼就认出那只斗鸡正是她打死的、输了她家绸行的红毛。

    原来鸡还活着……

    那天，她亲眼看着死了的红毛，被清本抱着送到西罩派的鸡把式家里了。没想到它不仅活着，儿子耽误学业也竟是为了它。老姥姥觉得有团棉絮似的气儿憋在胸口上，她想抱着啥儿大哭一场。丈夫为斗鸡去了，把希望搁在清本的学业上，没想清本小小年纪，竟也玩开了斗鸡。老姥姥绕道朝延庆观的后门走过去。

    姥爷等鸡子吃饱了，弄来半碗清水让鸡喝了几口，就拿起藏在一棵树下的鸡鞭，赶着红毛出观了。赶鸡是一种训练，行话叫“撵鸡”。鸡前人后，速度由慢到快，主要是练鸡的腿功。撵鸡有其自己的章程，鞭子是系在小棍上的布条，只在鸡头上摇晃，并不真的抽打。这些我姥爷那时都已十分明悉。他一切都尽力照着撵鸡的习规，离鸡一两步远，走路碎步高抬，以免影响鸡子高脚走路的跳力。走出延庆观后门，他在鸡头上扬了扬鞭子，红毛开始跑起来。

    姥爷紧跟着。

    “清本——你站住！”

    怔一下，姥爷收住步子，转过身脸就白了。

    鸡子还在跑。

    “你可真是胆大包天了，敢瞒着娘来养鸡啦！”

    姥爷勾下头，盯着门口的青砖地。

    “说！你是不是天天到这来？”

    姥爷望了望站住步的鸡。

    “不……是，是上完学……”

    啪！老姥姥打了姥爷一耳光。

    “还嘴硬……说你这些天到底都干啥儿了。”

    红毛等不到主人，又调头走回来。

    “我……”姥爷说，“斗鸡……”

    “在哪？！”

    “包府坑边……”

    “和谁？”

    “方明。”

    “谁？”

    “方老板家大少爷。”

    老姥姥脸青了。

    “方老板……死东西，你还和方老板家扯不断！你想把家里房子也斗进去呀。说，说呀死东西。”

    姥爷闭了一会儿嘴。红毛鸡站到他腿边。

    “我要、要把绸行赢回来……”

    老姥姥猛地哭了。哭得很没头绪，不知是为了姥爷没出息哭的，还是为了姥爷有志气哭的。心里憋着的那团闷气，这一哭尽散了。她问姥爷从哪弄的高粱，姥爷说是拿她给的零食钱买的，老姥姥又哭得一气儿不接一气儿。

    三

    辛亥革命前夕，东京也有了动乱，很多学堂都追随进步，并不真的坐读四书五经。一九〇六年，东京演武厅的武备学堂，选派了五十名学员赴日本留学，广东香山大名鼎鼎的孙先生还在日本国的东京接见了他们，说直、鲁、豫三省的人，忠诚、朴实、勇敢，多是豪杰之士，希望他们能加入同盟会。后来，他们中间，果真有十七名志士参加了同盟会。此事在东京学堂引起轩然大波，有的学堂干脆停了课业，有的私塾先生，说学生们无法无天，索性不再教授。我姥爷倒因此得了个干净，彻底地退出学堂，终日一字不写，一文不读，致志于斗鸡玩乐。父亲留下的红毛鸡已经死去，他找西罩派的老把式，讨来一只杂色的，毛虽不纯，红、黄、黑、白，四种颜色都有一些，花花叉叉，看久了，眼前发晕，但鸡的斗口、腿功都还可以。

    老姥姥是一日老似一日，守寡的生活，四十岁就在她头上折磨出了白发。岁月就是这样，总要把有些事情从记忆中淘汰，连老姥爷输掉绸行那样的事，她也很少提起了，终日坐在窗光下，做乡下娃儿穿的虎头靴、耳风帽、暖手袖什么的。

    清晨的时候，东京常常有大雾罩着，街道巷子里，盛满了流动的水烟。太阳还没出来，空气里裹着夜间余下的凉意。市民们都还没有起床，只有淘大粪和卖水的乡下人，早早地在街巷上走动。掏粪的并不讲话，每到一户，自管自地推门进去挖淘。卖水的则不同，一到巷口，把水车一扎，就扯起嗓子叫：

    “水来啦——谁家要甜水——”

    这个时候，姥爷被唤醒了，忙忙慌慌爬起床来，从鸡圈赶出四色鸡，揉着眼睛，到水车边上，瞪一眼卖水的老汉。

    “吵啥儿呀，烦人。乡下的大嗓子，把东京都吵陷了。”

    卖水汉还他一眼。

    “不吵？不吵你们就喝东京的老碱水吧，我还懒得送哩。”

    姥爷不再说啥，扬起鸡鞭，“走！”就从州桥一拐，赶着鸡往包府坑去了。前边大雾里，他看到一个人在用力推着什么，探头一看，臭气从雾里沿着鼻孔一下走进他的肺中，新鲜空气立马变得又腥又臭。

    “粪车还不走到边上呀，这是东京，可不是你们乡下。”

    推粪车的立刻把车子推到路边。

    姥爷的嘴，一向很少闲过，见个人总要说些话。到包府坑边上，那儿撵鸡的人一个挨着一个，他更加说得口若悬河。

    包府坑，原是府衙遗址，有一百八十三人在这儿坐府，唯包拯在国民心中留下印记。昔日宏大的府衙，一次一次地被黄水淹没，只留下一个庞大湖泊。为了纪念包大人，东京人将此湖叫做包公湖。因中原少湖多坑，有人又叫它包府坑。这里有包大人倒坐南衙的故事，有死包拯铡掉活奸人的传说，水明如镜，空气清新，东京很多舞剑弄拳之人，早晨往这里云集。斗鸡的自然不会错过这块秀地，尤其西南两罩的斗鸡，距离较近，每早必到。姥爷跟在四色鸡后边，和南罩派的一个老鸡把式并着肩，碎步沿湖边跑得很快。

    “清本，你这么个年纪就玩斗鸡呀？”

    “斗鸡叫人上瘾哩。”

    “总归不是正事。”

    “啥正啥不正，玩嘛。”

    湖水上的雾气，白浓浓的，在岸上看不见水面。远处城墙上，不见人影，但从那里传来的练嗓的戏音，非常清晰甜润，仿佛是在雾里过滤了才显得这样。正值仲春，岸边的柳树都鼓胀得异常饱满，芽叶上噙着细密的水粒。跑步弄拳的，各行其是，见面互不招呼，只有同行撞上才会点头问好。绕湖撵鸡半周时，南罩的把式，碰上了往回撵的方老板。他已经很老了，六十多岁，下巴上的胡子系着雾水珠。

    “方老板这么早？”把式问。

    方老板笑了笑。

    “后几天要到相国寺和东罩斗一场。”

    “闲斗？”

    “压一点。”

    “大注？”

    “不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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