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假如这种形而上的大逆不道足以使人完善，为什么还要加上自杀？为什么获得自由之后还要自绝离世？这是矛盾的。基里洛夫心里很明白，他补充道：“假如你感觉到这一点，你就是沙皇，就远离自杀，你就光宗耀祖了。”[116]但世人蒙在鼓里，感觉不出“这一点”。如同普罗米修斯时代，世人满怀盲目的希望[117]。他们需要有人指路，不可没有说教。所以，基里洛夫必须以对人类之爱去自杀。他必须向他的兄弟们指出一条康庄大道，一条艰难的路程，而他是第一个踏上这条道路的。这是一种符合教学法的自杀。为此，基里洛夫自我牺牲了。假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不会是上当受骗的。他仍然是人神：确信没有前途的死亡，满怀合乎福音的悲怆。他说：“我呀，是不幸的，因为我不得不确认我的自由。”[118]但他死了，世人终于觉醒了，可这个世间的沙皇多得不得了，人类的荣光普照人间，基里洛夫的手枪声将是最高程度革命的信号。这样，不是绝望把他推至死亡，而是众人对他的爱。在使一场难以形容的精神冒险在血泊中告终之前，基里洛夫说了一句话，古老得像世人的痛苦：“一切皆善。”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自杀的主题确实是个荒诞主题。在进一步深入之前，让我们仅仅指出基里洛夫也跳进其他人物，又由他们接手展开新的荒诞主题。斯塔夫罗钦和伊万·卡拉马佐夫在实际生活中操作荒诞真理。基里洛夫之死使他们得以解放，他们试图成为沙皇。斯塔夫罗钦过着一种“调侃的”生活，人们对此相当清楚。他在自己的周围掀起仇恨。然而，这个人物的关键语在他的告别信中：“我对什么都恨不起来。”他是处于冷漠中的沙皇。伊万也是，因为拒绝放弃精神的王权。像他兄弟那些人以他们的生活证明，要信仰就得卑躬屈膝，他可能反驳他们说，这条件是丢脸的。他的关键语是“一切都是允许的”，带着一种得体的忧伤情调。结果当然像尼采这位抹杀上帝最著名的杀手，以发疯告终。但这是一种该冒的风险，面对这些悲惨的结局，荒诞精神的基本动向是要问：“这证明什么呢？”
这样，小说也像《日记》，提出荒诞问题。小说设立了直至死亡的逻辑，表现了狂热，“虎视眈眈”的自由，变得有人情味的沙皇荣耀。一切皆善，一切都是允许的，什么也不可恨，这些都是荒诞判断。但那是多么非凡的创作呀，那些如火似冰的人物使我们觉得多么亲切呀！他们内心轰鸣的世界醉心于无动于衷，在我们看来，根本不觉得可怕。我们从中却又发现我们日常的焦虑。大概没有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善于赋予荒诞世界如此亲近又如此折磨人的魅力。
然而，他的结论是什么？下列两段引言将显示完全的形而上的颠倒，把作家引向另外的启示。逻辑自杀者的推理曾惹起批评家们几个异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出版的《日记》分册中发展了他的立场，得出这样的结论：“相信永垂不朽对人是那样必要（否则就会自杀），正因为这种信仰是人类的正常状态。既然如此，人类灵魂的不灭是毫无疑问的。”[119]另外一段，在他最后一部小说的最后几页，在那场与上帝的巨大搏斗之后，孩子们问阿辽沙[120]：“卡拉马佐夫，宗教说，我们死后会复活，相互还能见面，是真的吗？”阿辽沙回答：“当然，我们会重逢，会高高兴兴交谈所发生的一切。”
这样，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钦和伊万就给打败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回答了《群魔》。确实关系到结论。阿辽沙的情况不像梅思金公爵[121]那么模棱两可。后者是病人，永远是笑嘻嘻而无动于衷，这种幸福的生活常态可能就是公爵所说的永恒生命吧。相反，阿辽沙确实说过：“我们会重逢。”这就与自杀和疯狂无关了。对于确信不死和快乐的人来说，有什么用呢？人用神性交换幸福。“我们会高高兴兴交谈所发生的一切。”还是这样，基里洛夫的手枪在俄罗斯某地打响，但世界照旧转动其盲目的希望。世人没有弄懂“这一点”。
所以，向我们说话的，不是荒诞小说家，而是存在小说家。这里，跳跃依旧是动人的，艺术给了他灵感，他使艺术崇高起来。这是一种认同，感人肺腑的，充满怀疑的，变化不定的，热情似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写道：“贯穿这本书各个部分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一辈子有意无意为之痛苦的问题，即上帝的存在。”[122]很难置信一部小说足以把毕生的痛苦转化为快乐的确实性。一位评论家[123]正确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伊万合伙——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章节肯定下来消耗了他三个月的努力，而他称之为“亵渎神明的话”在激昂中用了三个星期就写完了。他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不肉中带刺、不激怒他、不在感觉或背德中寻找药方。[124]不管怎样，就此存疑吧。这部作品中，半明半暗的光线比白日亮光更扣人心弦，在明暗对比中，我们能够领会人为抵抗自己的希望而拼搏。创作家到达终点时，选择了对抗自己笔下的人物。这种矛盾就这样使我们能够引入一种细腻色调。这里涉及的不是一部荒诞作品，而是一部提出荒诞问题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是委曲求全，用斯塔夫罗钦的话来说就是：“可耻。”相反，一部荒诞作品是不提供答案的，这是全部区别所在。最后让我们记住：在这部作品中，驳斥荒诞的，不是作品的基督教特色，而是对未来生活的预告。人们可以既是基督徒又是荒诞人。有些基督徒不相信未来生活，是有例子的。至于艺术作品，有可能确指荒诞分析的某种方向，可以从上文中预感到。这种方向导致指出“福音书的荒诞性”，阐明一再重新活跃的理念，即信念不妨碍怀疑上帝存在。相反，人们看得很清楚，《群魔》的作者老于此道，最后却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创作家对他的人物出乎意料的回答，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里洛夫的回答，确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存在是虚幻的，又是永恒的。
没有前途的创作
我意识到，希望不可能永远被回避，而有可能纠缠那些想摆脱希望的人们。这是在迄今谈及的作品中我所关注的意义。至少在创作方面，我可以列举几部真正荒诞的作品[125]。但万事总有个开头吧。研究的对象是某种忠诚。教会之所以对异端分子那样严厉，仅仅是因为教会认为，没有比迷途的孩子更有害的敌人了。为建立正统派教条，大胆的诺斯替教派[126]的历史和摩尼[127]教思潮的持续，比所有的祈祷加起来更有作用。按比例推断，荒诞也是如此。人们认出荒诞的道路，正是在发现偏离荒诞的道路的时候。就在荒诞推理的终点，在荒诞逻辑支配下的某种态度中，重新发现希望又以哀婉动人的面目乘虚而入，这便不是无足轻重了。这表明荒诞苦行之艰难，尤其表明不断坚持的觉悟之必要，这就与本散论的一般范畴相联结了。
假如这还谈不上清点荒诞作品，至少可以对创作态度下结论了，而创作态度是可以补足荒诞存在的一种态度。艺术只能通过一种否定的思想才能如此好地得到供应。艺术隐晦而谦卑的方法对领会一部伟大的作品是非常必要的，如同黑对于白那样必需。“不为什么”而劳动而创作；用黏土雕塑；明知创作没有前途，看见自己的作品毁于一旦而同时意识到，从深处想，把创作世世代代传下去不见得更为重要，这些就是荒诞思想所准许的那种难得的智慧。边否定边激发，同时执行这两项任务，就是向荒诞创作家打开的道路。他必须向虚无奉献自己的色彩。
这导致对艺术品的一种特殊概念。人们把创造者的作品视为一系列孤立的见证，这太常见了。人们还把艺术家和文人混为一谈。一种深刻的思想是不断成长的，结合生活经验，并在其中形成。一个人独有的创造，是在以相继而繁多的面貌出现的作品中得以加强的。一些作品补充、修正或校正另一些作品，也辩驳另一些作品。一旦某种东西导致创作结束，不是失去理智的艺术发出得意而虚幻的呐喊：“我什么都说了。”而是创作家的死亡，他的死亡结束了他的经验，把他的天才封入了他的书本。
这种努力，这种超人的意识，不一定向读者显示。人类没有什么神秘的。意志创造奇迹。但至少，没有秘密就没有真正的创作。没准儿一系列作品，可能只是同一种思想的一系列近似。但是可以设想另一类创作家，他们可能用的是并列法。他们的作品好像互相间没有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矛盾的。但他们的作品一旦被重新放回其整体，就恢复了原来的次序，就这样从死亡获得了最终的意义，就接受了作者生命中最耀眼的部分。那时，他一系列的作品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失败。然而，假如这些失败全部保持同一种共鸣，创作家就会重复他自身生存状况的形象，就会使他所持有的无果实秘密引起反响。
在这里，控制力是巨大的。但人的智力足以作出更大的努力。智力只表明创造的自愿面目。我在别处曾强调，人类意志除了保持意识别无其他目的。但没有纪律是行不通的。与忍耐派、清醒派等各流派相比，创造派最为有效，也是人类唯一尊严的见证，令人震惊：执著地反抗人类自身的状况，坚持不懈地进行毫无结果的努力。创作要求天天努力，自我控制，准确估量真实的界限，有分有寸，有气有力。这样的创作构成一种苦行。这一切都为“无为”，都为翻来覆去和原地踏步。也许伟大的作品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在于要求人经得起考验，在于给人提供机会去战胜自己的幽灵和更接近一点儿赤裸裸的现实。
请不要搞错美学。我这里所援引的，不是对一个论题作耐心的调查，作不间断而无结果的阐明。如果我把看法表明得清清楚楚，结果正好相反。主题小说，即用来证明的作品，是最令人憎恶的，这种作品借鉴于一种踌躇满志的思想。人们以为把握住的真理，是要表现出来的。但推出来的却是一些理念，而理念是思想的对立面。这些创作家是些羞怯的哲学家。我述说的或想象的创作家相反是些清醒的思想家，在思想返回自身的某个阶段，他们把自己作品的形象树立为象征，明显带有一种限定的、致命的、造反的思想。他们的作品也许证明某种东西。但这些证据，小说家留于自用多于提供。重要的是，他们在具体中取胜，并且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这种有血有肉的胜利是由一种思想为他们准备，而抽象能力在这种思想中是受屈辱的。一旦抽象能力委曲求全，创作立即生辉，使荒诞大放光芒，是反讽的哲学产生了激情洋溢的作品。
一切摈弃大一统的思想都激励多样性，而多样性则是艺术的轨迹。唯一能解放精神的思想是让精神独处的思想，这种精神对自身的局限及其下一个目的确信无疑。任何主义都吸引不了它。精神等待着作品和生命的成熟。作品一旦脱离精神，便将再一次让人听到一个永远解除希望的灵魂所发出的依旧发聋振聩的声音；抑或什么声音都不让发出来，如果创作家对自己的游戏厌倦了，硬想改弦易辙。两者是相等的。
总之，我对荒诞创作的要求相当于我对思想的要求，诸如反抗、自由和多样性。荒诞创作事后将显示深刻的无效用性。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智力和激情互相掺杂，互相提携，荒诞人从中发现一种学科训练，将成为他的力量的重要部分。必要的用心、执著和洞察，就这样与征服的态度汇合了。创作，等于把一种形式赋予荒诞人的命运。对于各色人物来说，他们所在的作品将他们确定下来，至少相当于他们确定了他们所在的作品。演员让我们知道，在表象和存在之间没有界线。
再重复一遍，这一切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在这条自由的道路上，还要努力进取。创作家或征服者，这些沾亲带故的智者，他们最后的努力是善于从他们的事业中解放出来：最终承认作品本身，无论是征服，是爱情或是创作，都可以不存在，从而了结个体一生的深刻无用性。这甚至使他们更容易完成作品，就像发现生活的荒诞性使他们有可能毫无节制地投入荒诞的生活。
剩下的就是命运了，其唯一的出路是必死无疑。除了死亡这唯一的命定性，一切快乐也罢，幸福也罢，一切皆自由。世界依旧，人是唯一的主人。约束他的，是对彼岸的幻想。他的思想结局不再是自弃自绝，而是重新活跃起来，变成一幅幅形象。思想栩栩如生，活跃在神话中。但神话的深刻莫过于人类痛苦的深刻，于是神话像思想那样无穷无尽。不是逗乐人蒙蔽人的神化寓言，而是人间的面貌、举止和悲剧，其中凝聚着一种难得的智慧和一种无前途的激情。
西西弗神话
诸神判罚西西弗，令他把一块岩石不断推上山顶，而石头因自身重量一次又一次滚落。诸神的想法多少有些道理，因为没有比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更为可怕的惩罚了。
假如相信荷马的说法，西西弗是最明智最谨慎的凡人。但按另一种传说，他却倾向于强盗的勾当。我看不出两者有什么矛盾。有关他在地狱成为无用劳动者的原因，众说纷纭。首先有人指责他对诸神颇为不敬，他泄露了诸神的秘密。阿索波斯[128]的女儿埃癸娜让朱庇特[129]劫走了。父亲为女儿的失踪大惊失色，向西西弗诉苦。西西弗了解劫持内情，答应把来龙去脉告诉阿索波斯，条件是后者要向哥林多[130]小城堡供水。他不愿受上天的霹雳，情愿要水的恩泽，于是被打入地狱。荷马还告诉我们，西西弗事先用铁链锁住了死神。普路托[131]忍受不住自己帝国又荒凉又寂静的景象，便催促战神将死神从其胜利者的手中解脱出来。
也有人说，西西弗死到临头，还要冒冒失失考验妻子的爱情。他命令妻子将其尸体抛到广场中央示众，但求死无葬身之地。后来西西弗进入地狱安身，但在那里却受不了屈从，与人类的爱心太相左了，一气之下，要求回人间去惩罚妻子，普路托竟允准了。一旦重新见到人间世面，重新享受清水、阳光、热石和大海，就不肯再返回黑暗的地狱了。召唤声声，怒火阵阵，警告频频，一概无济于事。西西弗面对着海湾的曲线、灿烂的大海、大地的微笑生活了许多年。诸神不得不下令了。墨丘利[132]下凡逮捕了大胆妄为的西西弗，剥夺了他的乐趣，强行把他解回地狱，那里早已为他准备了一块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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