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神话-西西弗神话(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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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已经明白,西西弗是荒诞英雄。既出于他的激情,也出于他的困苦。他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憎恨,对生命的热爱,使他吃尽苦头,苦得无法形容,因此竭尽全身解数却落个一事无成。这是热恋此岸乡土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关西西弗在地狱的情况,我们一无所获。神话编出来是让我们发挥想象力的,这才有声有色。至于西西弗,只见他凭紧绷的身躯竭尽全力举起巨石,推滚巨石,支撑巨石沿坡向上滚,一次又一次重复攀登;又见他脸部痉挛,面颊贴紧石头,一肩顶住,承受着布满黏土的庞然大物;一腿蹲稳,在石下垫撑;双臂把巨石抱得满满当当的,沾满泥土的两手呈现出十足的人性稳健。用没有天顶的空间和没有深底的时间来衡量这种努力,久而久之,目的终于达到了。但西西弗眼睁睁望着石头在瞬间滚落山下的世界,又得把它重新推上山巅。于是他再次走向平原。

    我感兴趣的正是在回程时稍事休息中的西西弗。如此贴近石头的一张苦脸已经是石头本身了。我注意到此公再次下山时,迈着沉重而均匀的步伐,走向他不知尽头的苦海。这个时辰就像一次呼吸,恰如他的不幸肯定会再来,此时此刻便是觉悟的时刻。在他离开山顶的每个瞬息,在他渐渐潜入诸神巢穴的每分每秒,他超越了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推的石头更坚强。

    这则神话之所以悲壮,正因为神话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假如他每走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那他的苦难又在何方呢?当今的工人一辈子天天做同样的活计,其命运不失为荒诞。但只有在他意识到荒诞的那些少有的时刻,命运才是悲壮的。西西弗,这个诸神的无产者,无能为力却叛逆反抗,认识到自己苦海无边的生存条件,他下山的时候,思考的正是这种状况。洞察力既造成了他的烦忧同时又消耗了他的胜利。没有蔑视征服不了的命运。

    就这样,有些日子下山若是痛苦的,有些日子则可能是快乐的。此话并非多余。我仍想象得出,西西弗返回岩石时,痛苦方才开始呢。当大地万象太过强烈地死缠记忆,当幸福的召唤太过急切,有时忧伤会在人的心中油然升起:这是岩石的胜利,也是岩石本身的体现。忧心痛切太过沉重,不堪负荷,等于是我们的客西马尼之夜[133]。但占压倒优势的真理一旦被承认也就完结了。由此俄狄浦斯起先不知不觉顺应了命运,一旦知觉,他的悲剧就开始了。但就在同一时刻,他盲目了,绝望了,认定他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只是一位姑娘鲜嫩的手。于是脱口吼出一句过分的话:“尽管磨难多多,我的高龄和高尚的灵魂使我判定一切皆善。”[134]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里洛夫,就这样一语道出了荒诞胜利的格言。古代的智慧与现代的壮烈不谋而合了。

    如果没有真想写幸福手册之类的东西,是发现不了荒诞的。“咳!什么,路子这么狭窄吗?……”是啊,只有一个世界嘛。幸福和荒诞是共一方土地的两个儿子,不可分开呀。说什么幸福必然产生于荒诞的发现,恐怕不对吧。有时候荒诞感也产生于幸福哩。“我断定一切皆善。”俄狄浦斯说。此话是神圣的,回响在世人疑惧而有限的天地中。此话告诫一切尚未耗尽,也不曾耗尽。此话将一尊神从人间驱逐,因为该神是怀着不满和无谓痛苦的欲望进入人间的。此话把命运变成一桩人事,既是人事,就得在世人之间解决。

    西西弗沉默的喜悦全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东西。同样,荒诞人在静观自身的烦忧时,把所有偶像的嘴巴全堵住了。在突然恢复寂静的宇宙中,无数轻微的惊叹声从大地升起。无意识的、隐秘的呼唤,各色人物的催促,都是不可缺少的反面和胜利的代价。没有不带阴影的阳光,必须认识黑夜。荒诞人说“对”,于是孜孜以求,努力不懈。如果说有什么个人命运,那也不存在什么至高无上的命运。再不然至少有一种他设想的命运,那就是注定带来不幸的命运,无足轻重的命运。至于其他,他知道他是自己岁月的主人。在反躬审视自己生命的时刻,西西弗再次来到岩石跟前,静观一系列没有联系的行动,这些行动变成了他的命运,由他自己创造的,在他记忆的注视下善始善终,并很快以他的死来盖棺定论。就这样,他确信一切人事皆有人的根源,就像渴望见天日并知道黑夜无尽头的盲人永远在前进。岩石照旧滚动。

    我让西西弗留在山下,让世人永远看得见他的负荷!然而西西弗却以否认诸神和推举岩石这一至高无上的忠诚来诲人警世。他也判定一切皆善。他觉得这个从此没有主子的世界既非不毛之地,亦非微不足道。那岩石的每个细粒,那黑暗笼罩的大山每道矿物的光芒,都成了他一人世界的组成部分。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

    补编: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

    原出版者按语:

    这篇研究弗兰茨·卡夫卡的论著作为附录在此发表,而在《西西弗神话》第一版中曾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自杀》那一章所取代,但1943年由《驽》杂志发表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将重新发现对荒诞作品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加缪早已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篇章中进行过了。

    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迫使读者一读再读。其作品的结局,抑或缺乏结局,都意味着言犹未尽,而这些弦外之音又含糊不清,为了显得有根有据,就要求把故事从新的角度重读一遍。不时有两种解读的可能,因此看来有必要阅读两次。这正是作者所求的。但硬想把卡夫卡作品的细节全部解释清楚,恐怕就不对了。象征总是笼统的,不管把象征解说得多么确切,艺术家只能复现象征的生动性,依样画葫芦的复现是不行的。反正没有比领会象征作品更困难的了。一个象征总是超越使用这个象征的艺术家,使他实际上说出的比他存心表达的更多。在这一点上,抓住象征最可靠的办法,是不要诱发象征,以不协调的意图始解作品,而不要穷究作品的暗流。尤其读卡夫卡,顺应他的手法,以表象切入悲情,以形式切入小说,是说得过去的。

    一个洒脱的读者乍读时便会看到令人不安的奇事,其中一些人物惶惶不可终日,固执地琢磨着他们永远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在《诉讼》中,约瑟夫·K是被告,但他不知道被告什么。他没准儿想为自己辩护,但全然不懂为什么。律师们觉得他的案子难办。其间,他没有耽误饮食男女,也没有忽略读报。后来被判了,但法庭光线昏暗。他颇为莫名其妙。只是假设被判了,但被判了什么,几乎没往心上去。有时他满以为不是那么回事,继续把日子过下去。很久以后,两位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先生来找他,请他跟他们走。他们礼貌十分周全,带他到郊外一个绝处,把他的头摁在一块石板上,掐死了。死前被判只吐了句:“像条狗。”

    由此可见,一篇记叙里最突出的优点恰巧是自然,很难扯得上象征。自然是难以理解的一种类别。有些作品,读者似乎觉得里面发生的事很自然,但在另一些作品里(确实更少见了),倒是人物觉得所遇之事很自然。有一种奇特而明显的反常现象,即人物遭遇越非同寻常,记叙就越显得自然;与之成正比的是,人生奇异与人爱之干脆之间明显存在的差距。好像这种自然就是卡夫卡的那种自然。这正是我们切实感到的《诉讼》的本意。有人谈起过人类状况的一种形象,也未尝不可吧,但事情既简单得多又复杂得多。我的意思是,卡夫卡的小说含意更加特殊,更有个性。从某种尺度来看,他替我们忏悔时,也是他在说话。他活着,所以被判定了。他在这部小说开始几页就体察到了,他本人在人间经历了这部小说,即使设法补救,也不大惊小怪。他永远不会因为缺乏大惊小怪而大惊小怪。通过这些矛盾,我们认出荒诞作品的初步征兆。智者将其精神悲剧具体地凸显出来,只能运用一以贯之的反常现象来实现,这种反常现象才得以对虚空的表现力具有色彩,对永恒追求的表现力具有平常的举止。

    同样,《城堡》也许是一部行为神学,首先是灵魂寻求拯救的个体奇遇,包括世人探求世间物件的崇高秘密,也包括男子苦求女子潜于玉体的仙人迹象。而《变形记》肯定表现了明辨伦理学一系列可怖的形象。但也是人在发现自己不觉成为禽兽时那种莫名惊诧的产物。卡夫卡的秘密就在于这种根本性的似是而非。自然与异常,个体与一般,悲情与平凡,荒诞与逻辑,它们之间的永久摇摆,贯穿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既使作品富有意义,又使作品引起共鸣。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必须列举上述反常现象,必须强化上述种种矛盾。

    确实,一个象征意味着两个方面,即两个理念与感觉的世界以及一部沟通这两个世界的词典。把这个词汇表列出来是最难最难的了。但意识到赫然出现的两个世界,等于投身探测两者之间的秘密关系。卡夫卡作品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日常生活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充满极度不安的世界。[135]这里我们似乎又碰到尼采的话取之不尽的解释,即“大问题比比皆是”。

    在人类状况中既存在一种根本性的荒诞,也存在一种严峻性的伟大,这是一切文学的老生常谈。两者巧遇,天然成趣。换言之,两者都以可笑的离异自居,把我们心灵的无时限性与肉体的易消失的快乐分离开来。荒诞,就是因为肉体的灵魂超越了肉体十万八千里。谁想表现这种荒诞性就必须把两个平行的对立面玩得有声有色。卡夫卡就这样以平凡表达悲情,以逻辑表达荒诞。

    演员扮演悲剧人物,越是力戒夸张,就越能注入活力。如果他演得有分寸,他激起的惊恐就会越出分寸。希腊悲剧在这方面教益丰富。在一部悲剧作品中,命运在逻辑性和自然性的面目下越来越明显可感。俄狄浦斯的命运是被预告天下的。上天决定他将犯下谋杀和乱伦罪。剧本旨在全方位揭示逐渐消除主人公不幸的逻辑系统。仅仅宣告这种非同寻常的命运,并非令人惊恐,因为这不像会发生的事情。然而,假如这种命运的必然性一旦通过日常生活、社会、国家、亲切的情感向我们揭示,那惊恐就有根有据了。震撼人心的反抗使人脱口而出“这不可能”,其中则已经包含绝望的确信:“这”是可能的。

    这是希腊悲剧的全部秘密,抑或至少是一个方面的秘密。因为有另一方面的秘密,那就是以相反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卡夫卡。人心有一种不良的倾向,即只把摧残人心的东西称做命运。而幸运也以自身的方式表现得没有根据,因为幸运来了,躲也躲不开。然而,现代人一旦遇到幸运,便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希腊悲剧多有得天独厚的命运,古代传说多有宠儿,比如尤利西斯,他们陷入最凶险的遭遇却都自救了,关于这些,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总之,应当记住的,正是这种隐秘的复杂关系,即在悲情中把逻辑性和日常性结合起来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变形记》中的主人公萨姆沙成了个旅行推销商。正因为如此,在把他变成甲虫的离奇遭遇中,唯一使他烦忧的事情,就是他的老板会因他缺勤而不高兴。他长出爪子和触须,脊椎弓了起来,腹部白点斑斑,我不能说这不使我吃惊,效果未必如此,但这确实引起他一阵“淡淡的忧愁”。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就在于这种细微的差别。在他的中心作品《城堡》中,是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占了上风,而在这本奇怪的小说中,一切都没有结果,一切都重新开始;这是一个灵魂为寻求已经显示过的那种拯救而从事的基本冒险。这种把问题图解为行为,这种一般与个别的巧合,也可见之于一切大手笔的小手法中。《诉讼》的主人公本来就可以叫做施密特抑或弗兰茨·卡夫卡,但他叫约瑟夫·K……不叫卡夫卡,可也是卡夫卡。他是一般的欧洲人,置身芸芸众生之中。但K也确是实体,是某个有血有肉的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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