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里我认出符合他的原则的一部荒诞作品。就拿《诉讼》为例，我可以说，成功是圆满的。肉体胜利了。什么也不缺呀，不缺尽在不言中的反抗（但正是反抗推动写作），不缺清醒而缄口的绝望（但正是绝望推动创造），不缺令人吃惊的格调自由，小说的各式人物直到在劫难逃而死亡，始终享有这种自由。
不过，世界并不像表面显示的那样封闭。在这个没有进步的天地里，卡夫卡以一种奇特的形式引进希望。在这方面，《诉讼》和《城堡》路子不同，但相辅相成。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可以觉察到不明显的演进，表现为在逃避上取得极大的成功。《诉讼》提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在《城堡》里得到了解决。前者按照一种几乎科学的方法来描写，但不作结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加以解释。《诉讼》诊断病情，而《城堡》想象疗法。但这里所推荐的药方治不了病，只不过使疾病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帮助人们接受疾病。在某种意义上（不妨想一想克尔凯郭尔），药方叫人喜欢上疾病。土地测量员K一心想象使他坐立不安的忧虑，想象不出还有其他忧虑。他周围的人也迷上了这种空虚，迷上了这种莫名的痛苦，好像痛苦在作品中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面目。“我多么需要你，”弗丽达对K说，“自从我认识你以来，只要你不在我身边，我就觉得被遗弃了。”这种微妙的药方使没有出路的世界产生希望，这种突如其来的“跳跃”使一切为之改观，这是存在革命的秘密，也是《城堡》本身的秘密。
很少有作品在步调上像《城堡》那样严峻得一丝不苟。K被委任为城堡土地测量员，为此他来到村庄，但从村庄到城堡根本无法通行。于是连篇累牍几百页，K锲而不舍地寻找道路，采取各种手段，施小计测旁道，从不气馁，怀着一种令人叫绝的信念，硬是要担任人家委任于他的职务。每一章都是一次挫败，也是一次从头开始。虽不合逻辑，但坚韧不拔。正是这种执拗的劲头造成了作品的悲情。K往城堡打电话，听得嘈杂的声音，模糊的笑声，遥远的呼唤。这足以维系他的希望，犹如夏日的天空出现某些征兆，或如黄昏之约，给了我们活下去的依据。我们在这里发现卡夫卡特有的忧伤秘诀。实际上，同样的忧伤在普鲁斯特作品或在普洛丁[136]的景物中也感觉得到：怀念失去的天堂。奥尔嘉说：“巴纳贝早上对我说，他要去城堡，我听了十分惆怅，因为很可能白跑一趟，很可能白过一天，很可能白抱希望。”“很可能”，卡夫卡把全部作品都压在这个微妙的调门上。但根本没有到位，对永恒的追求在作品中是谨小慎微的。而卡夫卡的人物就像有灵感的机器人，活脱脱就是我们自己的写照，就像我们自己被剥夺了消遣[137]，全身心地蒙受神明的侮辱。
在《城堡》中，屈从平凡变成了一种伦理。K最大的希望，就是获得“城堡”的接纳。既然他单独一人做不到，他便竭尽全力要对得起这份恩宠，如变成村庄的居民，又如抛掉外地人的身份，因为人人都让他感到他是外来户。他所求的是有份职业，建个家庭，过正常和健康人的生活。他再也受不了自己的疯魔，决意合乎情理。他很想摆脱使他成为村庄局外人的奇怪诅咒。在这一点上，与弗丽达勾搭的那段插曲很能说明问题。这个女人早已认识城堡的一位官员，他之所以把她当情妇，是为了她过去的缘故。他从她身上汲取某些超越于他的东西，同时他也意识到她身上攀配不上城堡的东西。不妨想一下克尔凯郭尔对雷吉娜·奥尔森奇特的恋情。在某些男人身上，吞噬他们的永恒之火是很灼热的，足以把周围熟人的心一起烧焦。要命的错误在于把不属于上帝的也归于上帝，《城堡》的上述插曲也用了这个主题。而对卡夫卡而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一种教义和一种“跳跃”。根本没有不属于上帝的东西。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土地测量员脱离弗丽达，去追巴纳巴斯姐妹。因为巴纳巴斯一家是村庄里唯一完全与城堡与村庄本身老死不相往来的。姐姐阿玛丽亚拒绝一位城堡官员可耻的求欢，于是背德的诅咒随之而至，永远把她排斥出上帝的怜爱。不能为上帝丢弃自己的荣誉，就不配上帝的恩宠。我们从中认出存在哲学常有的主题：真理对立于道德。这里事情走得很远。因为卡夫卡的主人公所走的道路，从弗丽达到巴纳巴斯姐妹所走的道路，就是从放心的爱到荒诞的崇拜所走的道路。卡夫卡的思想在这里再一次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汇合了。《记巴纳巴斯》一节放在书的末尾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土地测量员最后试图通过否定上帝的东西来重新找到上帝，不是依据我们善与美的范畴，而是从上帝的冷漠、不公和憎恨所表现的虚空与可怖的面孔来认知上帝。这个请求城堡接纳的外来户，旅居到后来更加穷途末路了，因为这时他对自己也不忠诚了，摈弃了道德、逻辑和思想真实，光凭疯魔般的希望，试图进入神明庇护的荒漠[138]。
希望一词在此并不可笑。相反，卡夫卡所报道的境况越具悲情，这种希望就越强硬，越具挑战性。《诉讼》越荒诞得彻底，《城堡》激昂的“跳跃”就越显得触动人心和不合情理。但我们在这里又纯粹地碰上存在思想的悖论，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我们必须摧毁人间的希望，才能以真正的希望自救。”[139]不妨把此话译释过来：为了着手创作《城堡》，必须先写《诉讼》。
确实，谈论卡夫卡的人多半将其作品定为绝望的呐喊，因为不给人留下任何挽回的余地。但此话需要修正。希望复希望，希望何时了。昂里·波尔多[140]乐观主义的作品令人特别沮丧。因为此公的作品根本不理睬性情有点乖僻的人。反之，马尔罗的思想总是那么令人振奋。但上述二公的情况，既非相同的希望，亦非相同的绝望。我只注意到，荒诞作品本身可能导致我想避免的无诚信。作品一味重复，而不去孕育一种不结果的境况，一味洞若观火地颂扬过眼云烟的东西，就成为幻想的摇篮了。作品作出解释，把形态赋予了希望。创作家再也摆脱不开了。作品不得不成为悲情的游戏，而实际上并不一定是悲情的游戏。作品使作者的生命获得一种意义。
不管怎么说，令人称奇的是，卡夫卡、克尔凯郭尔和谢斯托夫的作品异曲同工，简言之，存在小说家和哲学家的作品，完全转向荒诞，殊途同归，最后都发出希望的呐喊，振聋发聩。
他们拥抱上帝，而上帝却吞噬他们。希望谦卑地溜进来。因为这种存在的荒诞确保他们接触一点儿超自然的现实。假如这种生活的道路通向上帝，那就有出路了。克尔凯郭尔、谢斯托夫和卡夫卡的主人公们重复他们的行程，其执著和顽固奇特地保证了这种振奋人心的确信力[141]。
卡夫卡对上帝摈弃伟大的道德，不言自明的道理，善良的心肠，前后的一贯性，但为的是更热切地投入上帝的怀抱。荒诞于是被承认了，被接受了；世人逆来顺受，从此刻起我们就知道荒诞不再是荒诞了。在人类状况的极限，还有比能逃脱人类状况更大的希望吗？我再次看出，与一般常见的相反，存在思想充满无节度的希望，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以原始基督教和救世福音来翻腾旧世界的。但在以一切存在思想为特性的跳跃中，在这种顽强的执著中，在对一种不露脸的神明估量中，怎么会看不出一种自我摈弃的清醒标记呢？人家只要求打掉自傲便可得救哇。这种弃绝会有硕果的。但顾此是会失彼的。在我看来，把清醒明察说成像一切傲慢那样毫无结果，并不降低其道德价值。因为真理也是一样，从根本定义上讲，是结不了果实的。所有不言自明的事都一样。在一切都具备而什么也没讲清楚的世界里，价值或形而上的丰硕性是毫无意义的概念。
不管怎样，卡夫卡的作品列入怎样的思想传统是一目了然的。确实，把《诉讼》过渡到《城堡》视为严密的步骤，恐怕是聪明的。约瑟夫·K和土地测量员K仅仅是吸引卡夫卡的两极[142]。我不妨鹦鹉学舌，用他的话说，他的作品很可能不是荒诞的。但这不排除我们认为他的作品伟大和具有普遍意义。这种伟大和普遍意义来自他善于广泛地表现从希望到极度恐慌日复一日的过渡，从无望的明智到自愿的盲从日复一日的过渡。他的作品具有普遍意义（一部真正荒诞的作品是不具备普遍意义的），因为逃避人类的人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激动人心的形象，其人在其信仰依据的矛盾中汲取对丰硕性的绝望抱有希望的依据，把生命称为他对死亡所作出的可怕预习。他的作品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得到了宗教的启示。人的生活重负得以在宗教里释放，一切宗教无不如此。如果说我清楚这一点，如果说我也能欣赏，我也知道我寻求的，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是真实的东西。两者可能不会萍水相逢吧。
假如我说真正令人绝望的思想恰恰是由对立的标准来确定的，假如我说悲剧性作品在排除一切未来的希望之后，可以是描写幸运儿生活的作品，那么对上述看法就会理解得更好。生命越振奋人心，丢失生命的想法就越荒诞。这也许是人们从尼采的作品中感受到的那种高妙不孕性之秘密吧。在这样的思想架构中，尼采好像是唯一从大写的荒诞美学得出终极结论的艺术家，因为他最后发出的启示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清醒明察，虽然这得不出结果，但这种启示执著地否定一切超自然的慰藉。
以上论点足以揭示卡夫卡作品在本篇散论中的头等重要性。我们被他的作品带到人类思想的边陲。从充分的意义上来看，可以说在他的作品里，一切都是有本质性的。反正他的作品把荒诞问题整个儿端出来了。我们要是把这些结论与我们最初的看法相对照，把内容与形式相对照，把《城堡》的隐秘含义与其借以铺展的自然朴实的艺术相对照，把K一往情深而桀骜不驯的探求与涉足其间的日常背景相对照，就会懂得卡夫卡的伟大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如果说怀念是人性的标志，那或许谁也没有给过这些怨恨的幽灵们那么多的血肉和重视了。但同时我们也将懂得荒诞作品要求怎样奇特的伟大，而这种伟大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或许没有。如果说艺术的特质是把一般与个别相联结，把一滴水可摧毁的永恒与水珠莹莹的闪光相联结，那么评估荒诞作家的伟大可依据他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所善于引进的距离，是更为切实的了。荒诞作家的秘密是善于找到这两个世界在最大的不协调时所汇合的确切点。
说实在的，这种人与非人性的几何学切点，纯洁的心灵到处都会觉察到。《浮士德》和《堂吉诃德》之所以是艺术的杰出创作，是因为纯洁的心灵用人间的双手向我们指明无限的伟大。然而，精神否定人间双手可能触及真理的时刻总会到来。还有这样的时刻，创作不再被悲情化，而仅仅被严肃对待。于是世人便关心希望了。但这又与世人不搭界。世人的事情是躲避虚与委蛇的遁词。而卡夫卡向全宇宙发出慷慨激昂的诉讼。到了最后，我碰到的却是虚与委蛇的遁词。这丑恶而张狂的世界，连鼹鼠都搅和进来奢谈希望，卡夫卡令人难以置信的判决，到头来却把这个世界无罪释放了。
上述建议，明显是对卡夫卡的作品作的一种解释。但要补充一句才为公平，不管作出何种解释，从纯美学角度去考量他的作品也是可以的。譬如，格勒图森[143]为《诉讼》所作的精彩序言，比我们明智得多，他只限于单单追随他称之为“被惊醒的睡着”的痛苦想象，发人深省。这部作品的命运，或许这部作品的伟大，正是把一切都献出来了，却对什么也没有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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